發布時間：2023-03-23 15:14: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女性文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古代文學作品中談及仙人之戀時都是美麗的仙女下凡來找男子，極少有男仙來找女子。大概古書大多是由男人寫出來的，古代男尊女卑，很少有女人可以被允許讀書的，故此類書是為男人而寫的。人都會夢想自己有什么和別人不一樣的，寫書作家和普通人一樣，都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來場免費的艷遇，所以，他會把書中的男主角幻化成是自己的替身，所以就會寫仙女為自己下凡。而大多數下凡的仙女找的都是書生，塑造大批仙女形象也是男性的內心期盼。男性作家塑造的大量的神話故事中都有一個美麗多情的不屬于人間的女子。如干寶的《搜神記》中的記載：漢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為奴，以供喪事……道逢一婦人曰：“愿為子妻。”遂與之俱。……于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織女，貴為天仙，竟會到凡間來為凡夫俗子生兒育女，為他織布還債，給了董永一個幸福安康又不需董永操心的家。這則神話故事在展現神人故事的最初并沒有涉及到情愛，只是說織女是聽命于天帝，所以下凡與董永結親。但是此故事自它誕生開始，幾百年的流傳中，漸漸的變為織女偷下凡間，為了愛情而與董永結合，最后由于人神有別，天規難違而被迫分開。故事這樣的流變說明了隨著社會的發展，男性越來越多的主導社會，美麗神圣的不可褻瀆的仙界美女也成為了男子可以征服的女子。這流露出男性對美女的希求，他們把女性功利化了，不單是愛情，而更多的是期盼美女成為自己生活事業發展的助手。而趙義山先生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第48頁中說到《任氏傳》中說：在妻和任氏之間，鄭六“晝游于外，而夜寢于內”，任氏的意義即在于為鄭六提供婚姻之外的補償。我很贊同趙義山先生的話，我認為男性作家建構任氏這個女性形象的目的就是表達了男性內心中對一妻多妾外加艷遇的心理期盼。上述故事充分展現了男性的一種心理：男性既追求男女刺激的情愛又不想妨礙現實的婚姻家庭生活，既想享受仙女式的美麗女子無償的奉獻，又不想負任何社會責任，故虛構了一位美麗多情又神通廣大的仙女與凡男做情人，折射出男性潛意識中不平等的男女關系的根深蒂固。試想，如此美麗高貴而又神通廣大的仙女竟然會與凡間貧困男子相戀，本就是一件不怎么可能的事，而在古代許多作品中都出現，這不能不說明男性自我強加了太多的自我意識。
二、男性在思想上處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動上的逃避者立場
男性潛意識里男主內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對女性始終帶著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對周圍環境無法掌控，必然會選擇行動上的逃避。如《搜神記———成公知瓊》中：玄超夢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瓊，心生愛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瓊下嫁玄超。知瓊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間多情而有才華的女子。知瓊能詩善文，與弦超相處如人間夫婦一般。知瓊這類仙女有著似人的方面，也有與人不同的特征，她們因仙人身份表現出特異性。成公知瓊“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睹其形。”可以飛來飛去，可以隱形。這體現了男性作家對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們希望遇到的是特別的美女，比他們的妻子美麗而又多才氣，同時又能夠挑起他們的征服欲與幻想。同時，知瓊說“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患”，表明神仙與凡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而有的書上說這是“神性壓迫感”，凡間男子必須接受她們這些仙女，但這卻是男性的一個狡猾之處，把所有出軌的理由都歸于所迫，把一切責任撇得一干二凈，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卻構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動和強加性的愛情。我認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男性對于他們心中的女神的一種期待，無法褻瀆，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構事件，把自己演繹為被迫接受愛情的弱者，實則享受著天仙帶來的好處。又如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婦吳月娘，除了幫助西門慶勤懇持家，協調家庭內部姬妾關系，還要在外面給西門慶充面子。但是吳月娘沒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門慶一次次的娶妾。即便這樣，而吳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順，她縱為妻，也只是西門慶的一個奴隸，被西門慶所控制著。這些美麗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隸，為男性提供他們想要的生活，同時還要承擔被譴責的責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帶來的歡快之后，面對社會和輿論責任，總是選擇妥協或者放棄。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當作一位紳士
處于紳士地位，自主的為女性履行紳士義務，為女性建構了一座名為“”的圍城。男性以保護女性為由，為女性建構了一道道堅固的道德圍墻，如“男女授受不親”，這在《禮記•曲禮》中即有記載，這很明晰的說明了古代的男女禮節，而且女子必須要遵守三從四德。如《秦樓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樓美女，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為代價，與老鴇相抗爭，最終香消玉殞。這究竟值不值得呢？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貞潔看得比生命還重呢？為什么《秦樓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為榜樣，如此羨慕和哀痛真娘呢？“貞潔”是男性作家強加給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開始就對自己進行性德束縛。男性在著力于打造自己這個美好紳士形象的同時，把保持的女性作為了身份的一種象征，一種榮譽。婚姻與情愛，二者本該統一，但在呂貫的心中卻不乏矛盾之處：情愛可以任性，婚姻卻難違理。因此跨越了樊籠禮教的女性，可能會獲得男人的一段愛情，卻常常失去與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鶯鶯傳》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男性到愛情的最后，不僅是無力，也根本就是不想為女人而爭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會出現那么多的思婦、棄婦、怨婦，從“氓之蚩蚩”到幾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無不是附擁品。高貴如李清照，美艷如李清照，才氣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無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為人生的一大污點。難道女性就沒有權力選擇婚姻嗎？不是女性無法選擇，而是她們已經失去了選擇的能力了。無論她們做什么，她們的心理都用貞潔二字在衡量著自己的行為。這也可以說明男性很成功，他們把這種貞潔觀塑造成了一種社會習俗，進而成為一種道德標準，最后成為女性自主的選擇。男性紳士性的貞潔維護，讓女性從此失去了心靈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愛情的被動者地位
男性為了隱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構筑一批大膽艷麗的女子。男性作家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隱藏起來，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個被動的地位，把求愛的主動權交給女性。如陳玄祐的《離魂記》：小說敘述王宙與美女張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親卻將她許配他人。倩娘的靈魂于是離開軀體私下前往與王宙相會，并生兩子。張倩娘的“私奔”是為社會輿論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這樣尷尬的地位，讓女子獨自去承受這種社會的道德的譴責，展現女子大膽反抗婚姻壓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時，讓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尷尬。如《柳毅傳》中的龍女，連叔父錢塘君做主把她嫁給柳毅的時候，柳毅不娶，最終龍女化身為盧氏女嫁給他，他才娶，這個故事相對于別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區別的，但是柳毅辭別龍宮的時候“不諾錢塘之請而后悔”，“殊有嘆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沒有主動的去追求龍女，一直等到龍女主動的變換身份嫁給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認為這在顯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麗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對美好的女子產生一種無法褻瀆感，只有把自己從主動者降低到被動者，男性才安心。還有如詩歌當中的文君當壚，卓文君美麗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難怪文人都愛引用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故事了。同時男性為了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往往會選擇在關鍵的時候讓女性出現，如貂蟬，作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卻跟楊玉環，王昭君，西施一樣的，紅顏薄命，她作為王充的棋子，在呂布和董卓只見周旋，最終使董卓和呂布二人關系破裂，完成了任務。但是，作為一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貂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這也許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但是從這個女子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無法完成艱巨任務的時候，往往選擇把女性當做棋子進行擺，做先頭兵，如貂蟬為王充，西施為楚國，王昭君為大漢。都是一批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女子。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艷麗大膽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標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犧牲的，男性是勝利的一方
郭立誠說：“男人最不講理的，他們一方面喜歡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國敗家的罪過推到女人身上，罵她們是禍水是敗家精”。的確女性一直都處在被犧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楊玉環，馬嵬坡前的賜死，真實的對她的命運做了總結。又如《霍小玉傳》，李生與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濃的時候，“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讀書仕進才是李生這樣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小玉給她的戀愛只是他么臨時的消遣而已。霍小玉這樣的女子對李生這樣的以仕途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沒有任何作用的，因此當功名前途與“愛情”發生矛盾時，李生這樣的公子最先放棄的就是“愛情”。男性總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個妻子往往選擇門當戶對的，與自身利益掛鉤的，而第二三四個才是他們對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滿足了發展需求才開始尋求愛情。同時，男性作家以旁觀審視者的態度看待愛情，在古代的愛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豐滿，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襯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時，當愛情與現實發生沖突的時候，男性自動的退下，置身為一個不受社會道德和輿論譴責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責劃歸女性的不守婦道。這樣的不公正的立場，一直的延續，以致讓女性越來越被束縛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沉淪在貞潔的圍墻里。男性，總是把自己置于一個第三者的位置，一個不受指責與責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過錯都是女方的問題，比如年長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蠻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換姬妾。這是不公平的。
六、總結
1.高職學生專業選擇現狀
調查結果表明，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斷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別的縱向隔離程度。但是男女學生選擇的專業領域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別隔離現象仍然比較明顯：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藝術、語言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男性則集中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領域。如在機電一體化專業中，女生僅占5%，而在創意服務專業中，男生僅占15.7%。
2.高職學生選擇目前專業的原因分析
調查數據中，想學一技之長有更好出路的學生占45%，按照個人興趣來選擇專業的學生占22.5%，聽取父母和老師的建議選擇專業的學生占7.5%，也有學生隨便填報專業，占樣本總數的15%。由此看來，大部分學生選擇專業是出于自身的發展和興趣愛好。但是可能因為社會影響，女生選擇專業時可能考慮能學習一技之長的“女性主導”專業，男生可能順應社會意識流而選擇“男性主導”專業。
3.高職學生專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變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學生選擇專業時更注重個人興趣，而農村的學生希望學習一技之長為畢業后有謀生本領，但兩者性別差異都顯著，男生傾向于選擇理工科，而女生傾向于師范等文科專業。父母的教育期望變量存在性別顯著差異。農村家庭特別是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態度很不一致,子女專業選擇的性別差異也很明顯，對兒子的教育期望明顯高于女兒。這可能和我國傳統的家庭模式帶有濃厚的“父權色彩”有關。家庭年總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經濟條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錯的家庭，子女在專業選擇方面已經不存在明顯差異。獨生子女變量上，專業選擇存在顯著性別差異。可能父母的意愿對子女選擇專業起著重要作用。（2）學校方面（表2）高職女生中有68%會優先選擇學校的重點學科，高職男生中有60.7%會優先選擇學校重點學科。從結果來看，學校的專業優勢性對專業選擇的性別差異影響不大。可能是因為學生在報考學校時并沒有太關注學校的專業優勢性，而是關注學校的整體評價。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別的顯著性差異。在報考志愿時，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過學校限制性別而不能報考相關專業，這些專業主要集中于軍事，航天等特殊專業。（3）社會方面在應對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抗壓能力方面，男生抗風險能力越強、成功信心越高。從男生的專業選擇傾向看,男生對“男性應該承擔起家庭的經濟重任”這種體現性別特征越贊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強，他們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與女性主導專業，以及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的兩兩選擇時，他們越可能選擇男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從女生的專業選擇傾向看，女生對“我喜歡從事雖然掙不多錢但失業風險低的工作”這種判斷越贊同,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與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的選擇時,她們越可能選擇女性主導專業和中性專業。在企業性別差異制度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機會公平競爭的企業工作，所以求職時女生可能會關注企業的同一職位的性別比例。總之，高職學生選擇什么樣的專業，對他們今后的職業生活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女生繼續傾向于選擇女性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專業，就可能加大專業間的性別失衡比例，甚至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因此，解決高職教育中的性別公平問題，應該更多關注學生專業選擇上的性別差異問題，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機會去選擇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專業。
二、基于女性主義視角提出相關建議
高等教育領域中存在的性別差異現狀，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個社會的性別差異現象。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可以準確地考量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而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在社會性別差異的基礎上倡導全人類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對教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提出相關建議，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堅持教育的性別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關政策
第一，在就業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視”，“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現男性優于女性的內容”，“在所有招聘的職稱后應該注明男女均可”。［3］雖然我國已試圖利用相關法律政策為女性創造獲得就業崗位的同等機會，但是實際操作中仍然出現“野火燒不盡”之勢或者政府部門對違反相關法令的處置規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須制定專門的反性別歧視法，確立性別歧視屬于違法行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細則。如果用人單位觸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確立性別歧視懲罰和賠償細則。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單位要承擔法律責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別歧視的雇員,可以向用人單位索賠3個月工資的最高額”。另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將聘用和培養女性勞動者的比例作為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之一。第二，應將性別社會化觀點納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促進男女共同努力改變傳統的“性別代言”，消除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基礎。一方面，可以對現行的教育政策進行修訂，例如，修改帶有性別差異的教師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對女性工作晉升和專業發展的影響；減少教育收費以避免貧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一些導向性或激勵性的特別扶持政策，和學校一起鼓勵女性走出“被單位拒之門外”的畏懼，大膽從事與自己專業或興趣相符的工作。這樣不僅提高女性的就業機會，而且也能鼓勵有能力的女性選擇自己擅長的專業。
2.家庭要改變“重男輕女”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觀
家庭是影響學生專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誠然，對于現實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性來說，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擺脫這種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對勞動力市場中職業的性別偏見，去指導子女的專業選擇，帶有一定的主觀和從眾色彩。在一些農村或偏遠地區，由于經濟條件有限、信息傳遞慢和個人視野的狹窄，家長對職業認識大多來源于媒體信息，更容易受社會刻板印象的束縛，陷入對子女職業指導的誤區。如果家庭無經濟能力供養孩子上學，那么女生輟學就是首要選擇。因為家長們認為，女生勤快乖巧，能夠幫助父母干活、照顧弟妹，并且受近幾年“讀書無用論”影響，他們堅持認為女孩“讀書無用論”，將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然而，家庭經濟好的父母偏好于為子女選擇專業，也是一種不當之舉。總之，受中國“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男強女弱的性別偏見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將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內化為指導和衡量自身行為的準則。因而，在專業選擇時，男女呈現顯著性差異。為改變這一現狀，家庭要改變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變傳統的性別教育觀念，樹立性別平等的教育觀。當家庭對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時,可能對女孩獲得相同的教育機會和社會資源會更加不利。家長要擺脫傳統的父權制文化束縛，改變“重男輕女”的觀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會地位，這樣才可以推進教育領域中的性別公平化。同時，父母要認識到職業性別隔離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競爭性，尊重孩子的職業興趣，幫助子女建立自己的專業選擇范圍。第二，父母應營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圍，幫助孩子增強自身平等意識。什么樣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樣的子女。家庭氛圍對子女的個性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民主和諧的家庭環境能讓孩子的個性得到全面發展，培養子女的獨立性和創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長在專業選擇時更愿意幫助孩子分析選擇專業的原因和興趣，輔以參考意見，而非主觀斷決，違背子女意愿。
3.學校教學要注重性別教育均衡發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發展
其一，在課程設置上，學校通過教材將知識、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傳授給學生，在學生性別社會化過程中起著引導作用。所以，通過修訂教材，可以逐漸取消課程的性別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比如小學教材中的插圖農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勵男生選擇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戰性的課程，而鼓勵女生選擇語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課程。事實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戰性職業方向發展的能力。因此，對于中小學教材的隱性性別歧視內容進行更改，勢在必行。教材內容要摒除強調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設置，融入新的社會性別理念，提升女性的職業地位和人格優勢，讓女性從小生長在性別平等的環境，能夠選取與自己專業符合的職業，不為就業的性別歧視而苦惱。其二，在教師發展方面，任何教育階段，教師對學生性別的觀念和行為塑造都是潛移默化的。如果老師對女生的鼓勵多集中在聽話、整潔；而對男生的表揚集中在大膽、創造性強。那么無形中就教導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謂性別規范的舉止。［4］所以，學校教學要注重對教師獲取性別知識進行專業的培訓。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能將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置于社會性別束縛之外，引導學生根據自身興趣從事各種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運用新的社會性別觀念處理問題。
4.女性應該擺脫社會賦予自身的“枷鎖”，增強積極競爭的意識
摘要：隨著時代的進步，教育由著重傳授知識，到注重能力、素質教育培養，而創新教育更接近本質的觀念性變革。體育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上也有很大的潛力。隨著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提高教師的創新意識及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已是教育職能的重要體現，本文就高校女生籃球教學中如何運用創新教學作簡要分析。
關鍵詞：教學模式高校女生籃球運用
在科技高速發達的今天，創新對于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作用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時代，于是提高民族的創新素質就成了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時代任務。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動力，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創新是教育改革的出路，教育要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培養創新精神、發展創新能力的責任。為此，必須轉變那種妨礙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發展的教育觀念、教育模式，特別是由教師向學生灌輸知識的老式教育教學制度，這為我們更加清晰了深人體育教學改革的思路。
1、傳統教學模式的剖析
1.1教師中心論:九十年代前的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只考慮自己如何教，而很少考慮學生如何學，教學中采用的“講解一示范一練習”比較強調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忽視了學生的主體作用。以教為目的，教師與學生變成了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學生聽老師講，看老師示范，跟老師練習，使學生始終處于被動狀態，把體育課教學活動變成了教師的單邊活動。
1.2考試為主論:教學內容主要是考試內容，考什么教什么，以傳授運動技術為中心，以技評、達標為目的，忽視了全面鍛煉學生的身體，忽視了基礎理論知識、健身方法的傳授，忽視了學生終身體育能力的培養、統一考核標準，結果造成素質好的吃不飽，素質差的吃不了。
1.3封閉教學論:教學中由于強調教師的主體作用，“從聽教師講到看教師做到跟教師練”都是處于一個封閉狀態中，主要表現為重課內，輕課外，重知識灌輸，輕啟發引導，使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受到了限制。
2、創新教學模式在高校女生籃球課中的運用
傳統教學理念認為教學是一種特殊認識活動，它是認識論為基礎的“主體一客體”論，其內涵是將人類認識關系結構限定在單一主體和單一客體之內。傳統教學模式已不能適應現代化教育的發展和素質教育的要求，而高校女生是高校體育人群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是高校體育中的主要載體，有其特殊性。因此，在高校女生體育教學中，實施素質教育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應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用現代的教育觀營造師生學習共同體，注重學生的興趣，提倡自主學習和充分尊重學生個性，鼓勵學生提問，從而激勵學生創新的內在動力。以下為自己所授課班級進行相應教學方法的運用，收到較好的效果，深受學生的喜愛。
2.1開放式教學法
在課前準備活動時采用開放式教學法，每學期開始我會把每班學生分成6人一組的若干組，每組負責一次課前準備活動15-20分鐘，把主動權交給學生，還學生一個自由發揮，追求創意的舞臺，學生可以把從教師那里學來的知識加以改編運用，也可以是自己根據有經驗思維加工，創造出新的內容。如原來課前游戲“貼膏藥”經學生改編成:將班級學生分成兩個組，利用籃球場的兩個半場，圍成兩個圓，游戲規則同“貼膏藥”一個跑一個追，但不同的是要換人時跑到圈上兩名同學之間，同時用手指明左或右面，那相應的右或左面的同學跑，休息的同學到跑走的同學位子上。這樣一改在原有游戲的基礎上，又加上學生注意力，反應靈敏的練習。開放式教學法既給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學生繼續努力，養成良好的體育習慣。
2.2嘗試教學法
在教學過程中，改變傳統的“講解一示范一練習”模式，而是教師根據動作的科學原理，首先提出問題，為學生提供有關線索，啟發學生思維，激起學生探求和學習的興趣。在每次教授新的技術動作時，先向學生提問，如原地運球，先問學生原地運球怎樣運球，球落點始終控制在一點上?怎樣運球才能使球粘在手上?球落地后反彈高度大概多高?提出問題后學生自己練習結合問題，邊練邊想，然后集中，讓學生自由回答問題，根據學生回答的結果，對的及時給予肯定，不對的先打個問號，這時再根據正確的技術動作要領進行示范，講解，針對剛才學生的回答強調對在哪里，不對在哪里，這樣更加深了學生對動作的理解。在嘗試教學法中，教師充分發揮了學生的主體作用，把教學任務轉化為學生的學習活動，在教師的引導下和組織下，讓學生在學習活動中自主認同學習內容，體驗學習過程，領悟學習的知識和技能。
2.3分層教學法
在教學過程中對于不同程度的學生提出不同的教學要求，實行不同步的教學進度，并鼓勵學生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以便更好的完成教學任務。在高校女生籃球課教學中，由于每個學生的基礎不同，為了避免有的學生吃不飽，有的學生吃不了，根據學生的情況分兩個以上的層次，一般分為較好，好，一般，對知識掌握較好的學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教授行進間傳球推進時，技術一般的學生進行兩人一組面對面傳接直線球推進，技術好的學生進行三人一組直線和8字型弧線傳接推進，技術較好的學生進行背后交叉長傳傳接球推進。分層教學法的實施，避免了部分學生在課上無所事事，同時讓所有學生都體會到學有所成，有利于強化學生的參與意識，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團隊精神，有利于增強學生的集體觀念。
2.4比賽教學法
在教學過程中，眾所周知，為了使學生正確，熟練地掌握動作技術，必須通過多次，反復的練習，這樣一來，往往會使學生感到枯燥和單調，這時運用比賽教學法有積極的作用。如行進間運球練習，采取比賽教學法，把班級學生分成4組，為了更好的掌握運球技術，可采取直線的方法進行比賽，這樣不僅練習了運球技術，還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調節了課堂氣氛增進了學生集體主義精神。實行比賽教學法后，我發現課堂學生活動越來越活躍，學生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發揮，學生的自學能力得到提高，通過比賽過程中的競爭與合作，學生求勝的競爭意識越來越強，同時也更加學會了如何與他人合作取勝。
關鍵詞：女性易裝 社會性別制度 木蘭 婁逞
封建禮教講究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要求廣大女性謹守傳統女德，不能越禮。如《禮記?內則》中說：“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女性有時不得不走出家門，進入屬于男性的公共領域，這必然與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產生一定的沖突。為了化解由此帶來的矛盾，這時就會出現女子易裝現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現。
這樣易裝后的女性在社會性別上暫時取得了“他”的身份，暫時擁有了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的合法權利。如最早進入文學作品的易裝女性木蘭，她易裝從軍征戰，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跡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詩》。與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齊時也出現了女子易裝行為，如果說木蘭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內的話，婁逞則是一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女性。《南史》記載：“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遍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3]婁逞的所作所為表明了女性不輸于男性的政治才華。
由木蘭和婁逞事可知，這時女子要進入公共領域必須易裝。可見，此時“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相當嚴格。在這里，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雖然“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規范形成于先秦時期，但是，那時男女兩性之間的社會性別分工并不如后世明顯，因此，雖然政治等領域完全將女性拒之門外，但還是有一些社會活動允許女性參與。如女性從軍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當時列國頻繁征戰，有時連女子也被編入軍中，不能幸免，這是男性出于戰略需要而對女性的奴役。《商君書?兵守》說：“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4]《史記?田單列傳》中亦記載：“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這時女子并無易裝和換回女裝的問題。但是，這卻成為后世文學中女子易裝從軍的肇端。
至秦漢之際，女性依舊允許進入軍隊，在《史記?項羽本紀》中項羽與劉邦交戰時，“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6]女子被甲，當與男丁無異，且平時應訓練有素，方能迷惑楚軍。但漢代以后，隨著封建禮教的嚴苛和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女子從軍被認為不祥，影響士氣。《漢書?李廣蘇建傳》載李陵與匈奴作戰不勝，“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后來“陵搜得，皆劍斬之。”[7]結果再戰，大勝。但在特殊情況下，女子依然會出現在軍隊中，《三國志?武帝紀》載，呂布與曹操交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裴注引《魏書》曰：“于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從軍甚為少見。對此，呂思勉先生說：“后世女子罕從征戰，偶有其事，人遂詫為異聞；若返之于古，則初無足異也。”[9]所以，后世再沒有出現女性大量從軍的事情，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女性必須改裝為“他”才能具有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格。因此，南北朝時的木蘭和婁逞不得不靠易裝來取得男性身份。《木蘭詩》的結尾說，“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為女性的才華張目，但是“辨雄雌”的標準是“雄”，女性是靠掩蓋自身的生理性別換來行動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裝進入公共領域并不符合封建禮教的常態，女性易裝行為在客觀上打破了社會性別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社會性別規范發出了挑戰。因此，男權意識需要對其重新進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這種行為納入傳統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權意識的觀照下，木蘭和婁逞一個受到贊揚，一個受到貶斥，她們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裝故事書寫中變得意味深長。尤其是木蘭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經遠離了最初的文本意義。
在探究其中原因時，她們易裝的目的不能不引起關注，木蘭和婁逞都是主動要求易裝，但是木蘭易裝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時，父親年老，且“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征戰歸來后的木蘭盡管戰功顯赫，卻依然愿意著其舊時裳。相比之下，以男權意識衡量，婁逞的易裝動機就顯得十分可疑，是無故而詐為男子。婁逞不甘自身才華被埋沒的易裝要求，實際上包含了朦朧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女性自我意識危害到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穩定，危害到了男權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視為“人妖”，遭到了男權意識的責難。
因此，在對女性易裝故事貌似客觀的敘述中，包含著男權意識對其的改造，包含著在違背傳統道德的故事中極力以傳統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權意識對待木蘭和婁逞的態度基本上成為后世易裝女性的兩極待遇。
自木蘭和婁逞后，唐代成為女性易裝較活躍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裝幾乎成為一種社會風氣[11]，這時小說中也出現了女性易裝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其在后世影響極大。至五代，王蜀出現黃崇嘏易裝事，后與婁逞同被收入《太平廣記》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間傳說中幾乎家喻戶曉的祝英臺事，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宋代張津的《四明圖經》。此后，宋金元時期很少再見女性易裝事跡，這與理學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文學作品中演繹的多是前代易裝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裝事跡重新出現是在明初，與前代不同的是，這時女性易裝的目的已經是為保持貞節，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會文化氛圍。
不管女性出于何種原因而易裝，這種行為都屬于非常態的做法。因此，歷史上關于女性易裝故事的記載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裝是對傳統女性性別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會主動創作與虛構這類人物形象。他們對理想女性的表達自有其常規方式，這只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所以，至明代，進入小說作家視野的易裝女性很少，多部筆記小說中反復記載的都是同一個易裝女性的故事。但是從作品數量不少而易裝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窺見明代真實的兩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中，女性易裝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緣的手段，具有絕世才華的女性，同時也具有“三從四德”的傳統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對女性才華持頌揚態度的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給女扮男裝的才女顏氏安排的結局依舊是換回女裝，閉門雌伏。
從古代文學作品中對女性易裝現象的記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裝的女性具有不亞于男性的才華，這無疑對“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性別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但是經過改造，這些女性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換回女裝，相夫教子。而對于不愿換回女裝的女性，則給予嚴厲的批判，稱之為“妖”。
女扮男裝實際上表明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權意識占主導的封建社會中，是絕不允許女性萌發自我意識的。對女性易裝的評價標準是以男性的眼光來衡量的，并以此對她們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評價。封建禮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別規范，不能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又不斷出現女性易裝，走進公共領域的現象。男性作家在記載這些現象時，不得不對“她們”加以改造，使之成為男性對理想女性的一種另類表達途徑，這是禮教的矛盾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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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樹》是澳大利亞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懷特文學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作品。小說中女主人公艾米·帕克的形象歷來備受爭議。從異化角度入手，分析了艾米對丈夫和兒子強烈的占有欲，揭示艾米失去自我，心靈扭曲以致最終難逃被異化的厄運。
帕特里克·懷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亞文壇的執牛耳者，也是澳洲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的《人樹》被評論界認為是懷特文學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作品。評論界對《人樹》的研究多集中在主題分析或寫作技巧上，還鮮有人從異化的角度對《人樹》中的人物性格，尤其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米的形象進行深人的挖掘。而本文正是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異化可以說是西方文學中一個由來已久的重要主題，尤其到了現代主義作家那里，這一主題得到全面的拓展和深化。異化是指在異己力量的作用下，人喪失了自我的本質，喪失了主體性和精神自由，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精神創傷和心理變態。其結果便是人喪失了理性的，，意志的能力，成為某種不可知的力量的受害者。艾米是((人樹》中性格近乎扭曲，有著嚴重變態心理的一個重要人物。一個被異化的人的自我喪失，失卻精神自由，人格趨于分裂等特征在她身上表露無遺。艾米“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豐富性的積極承擔者來體驗自己”，而覺得自己是依賴于自己之外的某種力量。于是，她對所依賴的某種力量產生極強的依賴性和占有欲，迷失自我，成為一個與自我相異化的人。
艾米對丈夫斯坦懷有強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結婚之前，“她還沒有愛過任何人”，也“還沒有被人愛過”，“除了母親在臨死前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懷著一種焦急和煩躁的心情給過她一點點愛”。于是，童年時代愛的缺失為她日后一旦發現愛，獲取愛便產生極強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埋下了伏筆。婚后的艾米體味到愛情的甜蜜。但這種甜蜜很短暫。斯坦的沉默寡言和疏遠，使得艾米越是深愛斯坦，越是感到愛的缺失，越是深陷于一種愛的激情中無法自拔。她對愛越來越貪婪。“她確很貪婪，對面包;一旦發現之后，對他的愛。”艾米甚至把斯坦視為自己的上帝，“上帝的慈悲只是表現在集市結束，大車回來時轆轆的車輪聲。上帝的愛便是印在她唇上深深的親吻。”然而，“人供奉給上帝的越多，他自身中留存的越少”，直到“這個男人吞噬了這個女人”。她越來越深陷于對斯坦的占有欲中無法自拔，也越來越的在感受著自我的喪失中惶惶不安。所以艾米常常處于一種害怕失去歸屬感的焦慮當中。對她而言，斯坦就是她的歸屬。因此，他對斯坦的愛情時常伴隨有歇斯底里式的狂熱和奮不顧身。“如果需要的話，她可以迸發著愛的呼聲引頸就戮”。然而，盡管她自信“她對他熟悉得連每一個毛孔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始終“她還是沒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當她最后一次“用她的身體和意志所蘊藏的全部力量，緊緊地抱著他”時，她抱住的只是一具已經冰冷了的尸體。 艾米強烈的占有欲還體現在他對兒子雷的感情上。艾米對雷的感情超出了常理中的母愛之情，顯得扭曲和變態。雷剛出生時，艾米就坦言她“就能把他吃了!她對他真是愛不夠，甚至那種長久的，要吞下去似的親吻也不能發泄她心中的愛”，她甚至盼望“他能再平平安安地回到她的肚子里”，那樣，雷就可以永遠為她一個人所獨占。這也是為何艾米一開始不喜歡雷的妻子埃爾西，而在知道雷并沒有完全被妻子所掌握時，“懷著這樣一種可憐對方的心情”，她開始喜歡埃爾西了。她甚至都不想與斯坦分享兒子，所以在斯坦和雷發生齡齲時，她會產生古怪的快樂。總之，她只想獨享對兒子的占有權。任何人對兒子的共享都會招致艾米的嫉妒和怨忍。
艾米窮其一生都是活在強烈占有欲的奴役中，失去了自我，沒有絲毫的精神自由可言。在言及女兒塞爾瑪的婚姻時，來看艾米和斯坦之間一段簡短卻意味深長的對話:
“可她真的得到他了嗎，斯坦?”她急切地望著丈夫的臉。
“她得到他了嗎?”
他把臉轉過去，毛發因為什么而直立起來。有時候，他脖頸后面的頭發確實會直立起來。
關鍵詞：女大學生；生命美育； 少數民族；女性文學
當前社會普遍存在著女性生存危機，面對戀愛、婚姻、家庭和事業等諸多問題時，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女性常被社會潮流和傳媒文化所左右和驅使，陷入迷茫。高校，作為知識女性從學校向社會過渡的關鍵場域，必須承擔起正確引導的職責。但由于高校生命教育、女性教育等的缺失，當女大學生脫離象牙塔走向社會面對一系列問題時，極易處于認知的困境中。如何彌補這些缺失，解決這些問題，每個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而少數民族地區的女大學生由于性別和民族身份的特性，她們往往處于邊緣的邊緣，面對更加嚴重的生存危機。如何能夠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彌補教育缺失帶來的遺憾？每個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下面的論述將呈現在以云南本土女大學生為分析研究對象，利用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實施生命美育的思考。希望這些思考對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女大學生生命美育構建有所啟發。
在針對云南本土女大學生的教育實踐中，不難發現，利用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更易幫助本土女大學生建立起完善的人格；樹立正確的愛情觀、婚姻觀和事業觀；更易引導學生正確看待生命現象，去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去認識到生命的偉大與崇高、脆弱與無助。究其原因主要可總結為三點：
首先，上世紀80年代大量涌現的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具有形象性、生動性、思辨性以及廣泛的社會生活特色，能夠提供豐富的感性切入材料，利于女大學生由感性體悟升華到理性思辨。
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自上世紀80年代涌現浪潮，創作隊伍不斷壯大，創作類型不斷豐富，創作影響不斷在業界擴大，已涌現不少代表之作。比如景宜（白族）《誰有美麗的紅指甲》獲得“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中篇小說一等獎”，董秀英（哈尼族）《最后的微笑》獲“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二等獎”，白山（回族）《血線――滇緬公路紀實》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作品集獎”，黃玲《李喬評傳》獲“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等獎”，袁智中《最后一封情書》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新人新作獎”。這些優秀的作品體現了女性的感性表現方式，情感強烈、感受細膩、視聽靈敏、思維具象，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構自我的體現。
其次，由于民族身份認同和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更容易從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中自主吸取所需養料，通過獨立思考，漸漸走向健全的審美的人。比如云南本土女大學生在閱讀體驗納西族女作家和曉梅的作品《女人是蜜》時，會了解納有文化“情死”，以全新的角度思考“情死”，思考女性生命的本質，思考女性在愛情中所付出的代價。
在體驗感悟具體作品的過程中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會培養建立起敏銳的審美能力，良好的審美趣味，健康的人生態度，完善的心理結構，豐富的個性魅力，擁有自由的超越精神，熾熱的理想追求。當她們在閱讀黃雁（哈尼族）《胯門》時，會對哈尼族傳統婚俗“鉆胯門”有新的審視和切入，喚起她們對女性生命本質的思考，這是傳統文化對哈尼族婦女生命的沉重壓抑。女大學生們往往在閱讀體悟之后，會不由自主的思考如何在現有的可貴的條件下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展現自己的個性魅力，保有自己的自由精神。
最后，關注和研究云南女性文學及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學者也越來越多，研究成果涵蓋文學史的梳理，如黃玲的學術論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作與發展》和專著《高原女性的精神詠嘆――云南當代女性文學綜論》；也有針對個別創作者的研究，如李松的碩士論文《云南女性文學視野中的景宜作品研究》。研究中既有對其現代意識、民族意識和女性意識的肯定，也有對其主題、表述和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的分析，如張直心的學術論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論略》。這些研究，可為高校展開結合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相關的生命審美教育教學活動提供理論指導，也可引導本土女大學生獨立思考“生與死”這一生命本質問題，使她們“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以敬畏的心情善待一切生命，以負責的態度關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那么，如何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有效運用于本土女大學生的生命美育中呢？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進行構建：
首先，在生命美育視野下對當代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進行梳理研究。可從以下三點切入：
1、分析其所具有的審美特性，在審美品悟中實施潛移默化的美育影響。七彩云南為生活在此的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各民族彼此依存、彼此融會的同時展現著自己文化中蘊含的可供人們欣賞、借鑒的東西。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就以不同的姿態展現出多彩之美，“各美其美”。作品中會展現獨特的民族風情、地域風貌，而這些是深蘊于本土女大學生生命中的養料，她們對此的審美共鳴不需要施加任何外在的引導，這將實現審美教育的于自由中給予自由的境界。
2、分析其具有的性別屬性，在性別身份的認同上樹立“雙性和諧”的性別觀。性別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云南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自我言說、自我表現時，其作品鮮明的體現了各民族婦女的生活、情感和心靈，是女性的感性表現方式，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構自我的體現。這對幫助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對待愛情、婚姻和事業的觀念；幫助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樹立完善的性別觀念，樹立“雙性和諧”的觀念，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3、分析其具有的民族屬性，通過民族身份認同落實生命美育。在云南這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為數不少的少數民族大學的身上流動的民族血液使他們心靈深處對母族文化有著傾斜和回歸的渴望。他們在母族文化和漢文化的邊緣游走，努力尋找著心靈的平衡。當他們看到少數民族女作家創作的作品時，會在無意識間調動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認同，心靈深處與生俱來的東西會被喚醒。所以他們會更容易接受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感，更容易與文本傳達的作家的生命體悟產生共鳴，更容易沉靜下來反思民族敘事語言、民族歷史和文化，實現對民族身份的超越。最終認識生命的脆弱與無助、偉大與崇高，于生命中獲得“生命”。
其次，構建利用當代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進行生命美育的有效途徑。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賞析課程可作為生命教育的融合課程，增加生命教育類通識課程的樣式，實現跨學科生命教育系列課程的設計或者多學科滲透的生命教育體系。這是對生命教育資源新的探索和挖掘。建議可從以下四種方法著手：1、“案例教學法”：在入學教育中可以開列閱讀書單下發給新生，并提供生命教育理論下的作品導讀資料。2、“專題講授法”：在全校開設公共選修課程，課程以專題研究形式開設，重點在于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引導學生認識生命、理解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3、“讀書討論法”：舉辦課外活動。如舉辦針對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的讀書征文活動；鼓勵女大學生從事文學創作，并在創作中凸顯生命審美意識。4、“影視欣賞法”：在課堂、課外結合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影視作品，營造校園環境氛圍，讓學生自主思考、感知和體驗生命。
綜上，在生命審美教育理論支撐下，融匯民族教育和性別教育的相關理論，以文學作品為載體，綜合運用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女大學生的培養中，實現了跨學科理論的融匯及理論交叉運用的有效實踐。這樣的實踐應該也適用于的云南以外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教育、性別教育、審美教育和生命教育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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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但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困惑和問題，甚至仍然面臨著被再度邊緣化的境遇。楊莉馨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過度偏執于性別文本與性別價值，以至因批評的格式化與概念化而陷入自說白話的境地，忽視對女性美學的總結，對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對本土性別研究資源的整理等”…；陳順馨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研究環境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批評家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生有效的規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現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闈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說：“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眷五他以此為準則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女，吳令儀乃大鎮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傳》記載大鎮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至第三代才出現一門名媛彬彬盛況。
二、婚姻的需要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榮的背后還體現出社會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員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數有閑階級的男子們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買姬妾、蓄家樂，有些便以與妻妾們酬和為樂事，文學畢竟是比較風雅的一種消遣，于是士大夫們爭相效尤，蔚成風氣。對于婦女自身來說，文學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為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于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進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謝肇制，《五雜俎》的作者，在一段關于女子之才與色的論述中曾說：“婦人以色舉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幾于木偶也。”他說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著長相，也意味著文學才華。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這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確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機。
《桐城續修縣志》卷之三風俗卷中有這樣的記載：“女家重擇婿．男家亦重擇婦。”謄三雖然文章中沒有詳細列出“男家擇婦”的標準，但我們是否可以推斷出，女子的才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嬡詩鈔》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閨房之內，夫唱婦和，舉案齊眉的和諧畫面，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為“閨中良伴”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張瑩，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讀書，于歸后，即屏棄紛華，從夫學詩，以寫起意，多見道語，不類世俗女子香奩之音。著有《友閣集》；
張姒誼，與瑩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詩，隨夫宦游蒲亭皇華，而不廢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為樂。著有《保艾閣集》；
姚苑，幼讀史書，好吟詠，年十五歸茂稷，閨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鳳翔，幼博經史，既歸云旅，分題梧閣，此唱彼和，積稿盈尺：
左如芬，階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儷甚篤，文熊遠客，如芬思念，輒賦詩遣悶；
姚德耀，中城指揮同邑馬占鰲室，素嫻內則，性喜為詩，閨閣中倡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以十四位模范母親的故事為開篇，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到了明代，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譽頭銜，明政府從官方正式承認了女性對男性的教育貢獻。桐城一縣，明清兩代，男子外出做官或遠游者不計其數，母親就當仁不讓地擔負起教育后輩的職責。正如《桐城民俗風情》一書中所錄地方民謠：“桐城好，鄉校頌聲傳。都堂繼志開家塾，南路延師啟后賢，膏火給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更宜今，宵共補衣燈。”書中且有后記說明：“吾鄉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張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訓，恭儉人慈，深明大義，雖膝下僅不肖一人，而教誨之嚴與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則竭蹶延師，夜則篝燈課讀，每同志過談時，必于廳事后偵之，或援經道古，語語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談其興，倘稍涉戲謔，則呵逐立加。”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有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從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經歷來看．他們的家庭教育環境有個共同的特點：全是出身于書香之家，父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劉大拋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五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統奴皆睡去，獨大家偎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日：‘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話來說：
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后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茍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苔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圣賢事。”桐城的一代文學宗師姚鼐也曾竭力贊揚婦女的才學過人。尤其認為母教對持家、教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中，他贊揚“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在其丈夫死后，他說：“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譽最為登峰造極的是桐城龍泉學博孫森之女，張文端公張英之妻姚氏。據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所載，姚氏性好簡樸，雖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態，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藥、方數、相上之書，而尤好禪學。子廷玉，繼入翰林，直南書房時，康熙帝嘗顧左右日：“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與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桐城以一縣之地．產生出如此紛繁的女性文學。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之鄉濃郁的文化風氣。一是讀書風，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的人數多，“通衢曲巷，夜半誦讀聲不絕；鄉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學子不僅在本鄉本縣讀書。還到外縣外省讀書，許多人幾歲就學，二十出頭就讀遍經史百家，學問淵博，在科舉考試中蟾宮折桂，名列前茅。“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這是桐城世代相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民間諺語。
《安徽名嬡詩詞征略》中便有許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覽群書的記載：吳令則，……博通經史，小從父學詩，聲調婉麗；吳令儀，……自幼勤學不倦；章有湘，……幼時人塾，常背誦《搗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訛，與姊瑞麟、妹玉璜、回讕、掌珠，并善才名；吳坤元，……幼奇慧，從從祖應賓受書，輒成誦，十歲知屬文；姚宛，……幼讀史書，好吟詠；姚鳳翔，……幼博經史，善吟詠；吳氏，……諸生詢女，幼讀書時，父以“自古以來天氣好”詩句命對，即應聲日：“放懷之處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書史，幼從祖姑讀，及笄，學益進，……弟自塾中歸，必與討論詩文，一日，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
二是尊師重教風。明清兩代，桐城縣內私塾遍布，教師頗受尊重，文人從教者多。“與文人賢儒重教重讀相呼應，地方官宦士紳亦積極捐資辦學興教，數百年間，學風熏染，書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續修縣志》指出：“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稍長，教以針黹尤必習于井臼，雖巨室不嬌慣。”％如姚鼐《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于義，不明于理，茍為炫耀廷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當于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為之，天下之善也。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講學結社之風。“桐城地處畿內，易得風氣之先，……明代中葉，朝廷腐敗，部分名宦、碩儒隱居桑梓，傾心辦學。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棄官歸里，首倡講學，繼有統自澄設輔仁館，趙鴻賜組織“陋巷會”，方學漸筑“桐川會館”，授徒講學。明末，縣內聚友結賢，講學論政之風更盛，錢澄之、方以智、方文、孫臨結有“澤園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組織有多種文會，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薦，極力倡導教育。”桐城文人足跡遍及全國。一時聽者如云，極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學術影響。這一學術風尚或形式，影響了家族女眷。據縣志記載：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女詩人方唯儀、方維則、吳令儀等相聚唱和于縣城清芬閣，此為縣內最早的名嬡詩社。在這幾位名媛的帶動和教導下，先后有多位女性從事過文學創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陳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環(中通長女)、方如璧(如環之妹)、張瑩(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張姒誼(張瑩之姊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