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7 18:00:3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資本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引言
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簡稱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必備生產要素，它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們在不同經濟體中的賦存狀況卻并非一致，這不僅與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關，還受到它們的歷史背景、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和制度設置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資本在不同經濟體中的使用狀況也就千差萬別。那么，是不是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就與別的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全然無關呢？是否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僅局限于擁有它的個體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的投資逐步向內地的推移、“孔雀東南飛”和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區間在發展經驗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證。顯然，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區域之間相互作用宏觀經濟的過程。本文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簡單地探討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溢出效應。文章的后續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為資本區際溢出的理論分析，第三部分為資本區際溢出的實證分析，第四部分為主要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2.資本區際溢出的理論分析
2.1資本區際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資本流動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指出，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賦存狀況具有差異性，從而它們的投資回報率在不同地區間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就會將生產要素從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向相對較高的地區流動。就物質資本而言，它們由于受邊際報酬遞減的約束，會從存量相對豐裕的地區流向相對貧乏的地區，促進后者的經濟發展。人力資本則相反，它們具有邊際報酬遞增（起碼是非遞減）的特征，并且它們的投資回報一般是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從而它們更可能從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向相對較高的地區流動，這樣無疑會障礙甚至是破壞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另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也會促使資本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發生跨界流動。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都是從相對落后的地區向相對發達地區的集聚，最初的結果是障礙了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即“回波效應”；只有當流入地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導引致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回流，從而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即“擴散效應”。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并不充裕，這種情況下的資本流動顯然會促進流入地的經濟發展而障礙流出地的經濟發展。顯然，無論是基于何種原因的資本區際流動，都存在著區際溢出效應。
2.1.2技術擴散Romer（2001）認為，（技術）知識的類型多種多樣，它的一個極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科學知識，另一個極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間的是各種各樣的思想。在這一框架下，技術具有如下特征：（1）技術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質，即非競爭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術可以被編碼化（Codify），而某些技術則不能被編碼化；（3）生產技術的R&D活動具有消費者剩余效應、商業偷盜效應和R&D效應。顯然，從技術的上述三大特征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論：（1）由于技術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動的消費者剩余效應，未參與技術知識創造的經濟主體也可以從技術的應用中獲得收益，從而技術的私人回報和社會回報也就經常表現為不一致。也就是說，技術知識的生產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術的部分可編碼化的特征表明，我們既可以通過對商品和勞務的使用來獲取物化的技術，也可以通過專家指導和示范等來獲取那些非物化技術。顯然，無論是哪種技術，其擴散程度理論上都受地理空間的影響。（3）R&D活動的消費者剩余效應、商業偷盜效應和R&D效應表明，凈技術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顯然，上述理論表明，技術的這種跨界傳播可以產生出顯著的溢出效應，相關的經驗研究也表明這種溢出效應不僅顯著存在而且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資本作為新技術（或新思想）得以產生的投入要素，通過技術的區際擴散必然會影響到其它區域的經濟發展，從而產生出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
2.1.3示范效應在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不同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各有異同，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績效具有差異性，從而出現了相對發達區域和相對落后區域相并存的現象，如我國經濟發展中梯度明顯的東中西格局等。這樣，相對發達區域就對相對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種示范效應。在這種示范效應的影響下，后者就可能會通過學習和模仿前者的成功歷程來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從而產生出外在于區域內部的經濟外部性。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必備生產要素，它們在我國各區域經濟體的賦存狀況、使用方式和績效發揮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它們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可能經由這種示范效應而產生出區際溢出效應。
總之，一個區域的資本通過它們的區際流動、技術的跨界傳播和區域發展的示范效應等途徑會對其它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也就是說資本具有區際溢出效應。當然，宏觀經濟它們僅是資本區際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會產生出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
2.2包含資本區際溢出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資本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具有溢出效應，為了更直觀地來探討這種溢出效應，下面通過構建一個包含資本區際溢出的經濟增長模型來進行簡單的討論。首先假定各區域經濟體通過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勞動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A）來生產出它們的產出（Y），且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見式（1）。
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對于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正影響的話，則溢出效應為正，反之則反是。根據前面的資本區際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并非一致。其中，物質資本在三種情況下基本上都會產生出正的區際溢出效應，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它們就會溢出到區域i，從而促進后者的經濟發展。其例外情況是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對物質資本跨界流動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區域i的物質資本就會流向它的鄰近區域，從而對區域i的經濟發展具有負影響。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正負情況也并非唯一。在資本流動這一渠道中，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為負，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多的話，會導致人力資本從區域i流出到它的鄰近區域，從而障礙了前者的經濟發展；在技術擴散和示范效應兩種渠道下，它們的區際溢出效應為正，因為如果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多的話，它們就會通過技術溢出和示范效應等促進區域i的經濟發展。因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正負情況必須看各種溢出渠道中的哪（幾）種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更重要來定。為了具體分析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存在性和正負情況，下文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進行探討。
3.實證分析
3.1數據的選取和處理根據式（3），為了通過計量分析來探討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存在情況，我們必須知道每個省市區（后文簡稱區域，指的是我國大陸中除重慶市外的30個行政區域，這里不包括重慶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數據無法獲得）的勞動生產率、勞均資本存量、勞均人力資本存量以及鄰近區域的勞均資本存量和勞均人力資本存量數據，所有變量取值的時間跨度均為1990～2005年。然而，我國的官方數據并沒有現成的數據可查，本文對它們的選取方法如下。
1.區域i在t年的勞動生產率yit（元/人）由各區域的年度GDPit和從業人員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們均來自1991～200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并用各區域的CPI指數進行平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從統計年鑒上得到的從業人員是年底的數據，一般來說它們大于全年平均數，這樣就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幾個變量也都同時運用了這一數據進行同樣的處理，故這并不影響后文分析結論的得出。
2.區域i在t年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kit（元/人）由相應年度的物質資本存量Kit和從業人員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國，由于各區域每年的物質資本存量數據在統計年鑒上并沒有進行統計，一般都是通過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出，其計算方法見式（4）。目前，張軍等（2004）對我國各區域自1952年以來的物質資本存量進行了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們1990～2000年的計算結果，而2001～2005的數值由我們按照同樣的方法計算得出。由于他們得出的省際物質資本存量數據是以1952年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選用的GDP數據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為了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將所引用的物質資本存量數據按照他們的計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為基期的相應數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物質資本存量；Kit-1表示區域i在t-1年的物質資本存量；δ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經濟折舊率，他們通過采用代表幾何效率遞減的余額折舊法得出它的值為9.6%；Iit表示區域i在t年的投資，他們采用經過投資隱含平減指數平減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質資本存量由當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得出。
3.區域i在t年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hit（年/人）的計算。在相關研究中，人力資本存量用得較多的替代指標為受教育年限。陳釗等（2004）通過分別測算我國各區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應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將它們作為相應的人力資本數據的替代。我們沿用他們測算的在1990～2001年的結果，并按照同樣的方法計算出2002～2005年的相應數值，然后通過除以相應年份各區域的從業人員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來近似地得到它們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超級秘書網
4.區域i的鄰近區域在t年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ckit（元/人）和勞均人力資本存量chit（年/人）的計算。這里的鄰近區域是指具有共同陸地邊界的行政區域。我們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國其它各區域的鄰近區域不只一個，因此這里的ckit是加權值。國際上最為流行的相關權重選取的是反距離權重，即，Wij等于區域i和j的質心之間距離的平方的倒數，這樣不僅可以探討區際溢出的存在性，而且還可以探討這種溢出的“地區化”特征。由于我們無法獲得我國各區域質心之間的距離，所以必須考慮其它的權重選擇。從前面的說明有，我們要測度的區際溢出已經被限定在鄰近區域之間，因此我們重點考察的是這種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們認為，無論是鄰近區域的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它們的區際溢出都與它們的勞均存量大小正相關。因此，我們對二者的權重選擇分別如下：
當然，本文在進行計量分析的過程中，對鄰近區域的資本存量也曾采用過它們的滯后值，但效果沒有當期時的好，故未曾列出，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我國資本區際溢出效應不存在明顯的滯后效應。
上面的分析結果表明，用于測度資本區際溢出效應的參數γ和δ均統計上顯著不為0，也就是說，在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均具有顯著的區際溢出效應。其中，物質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為正，即，當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勞均物質資本存量提高1個百分點時，區域i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為負，即，當區域i的鄰近區域的勞均人力資本存量提高1個百分點時，區域i的勞動生產率將降低0.15個百分點。另外，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i自身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區域i的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對它們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26和0.69，均大于勞動生產率對鄰近區域的資本投入的彈性，而且人力資本的投入對勞動生產率的拉動作用遠大于物質資本。
物質資本的正的區際溢出效應表明，規模經濟效應、集聚經濟效應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性等對我國物質資本跨界流動的影響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這顯然有利于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有助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減小。但是人力資本的負的區際溢出效應卻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如果任其自然的話，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將會逐步流向相對發達地區，從而進一步拉大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我們認為，我國存在負的人力資本的區際溢出效應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國人力資本的跨界流動所帶來的區際負溢出效應和它們通過技術擴散和示范效應等途徑所引致的正溢出效應都顯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國人力資本的跨界流動所帶來的區際負溢出效應顯著存在，但是它們通過技術擴散和（或）示范效應等途徑所引致的正溢出效應并不顯著。顯然，這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極強的政策含義，這將在下文進行簡單探討。
4.主要結論及其政策含義通過實證分析
1.1團隊人力資本測量的研究從“投入說”、“產出說”到“內容說”，人力資本的內涵與外延不斷發展。學術界和產業界普遍贊成知識、技術、技能、素養等是人力資本本質要素的觀點。但由于其難以測量，常用簡單、客觀、便于操作的顯性指標作為替代，學歷、職稱、年齡、性別等的百分比便成為測量團隊人力資本結構的選擇。但這種方式對團隊人力資本的反映是表象的而非實質的，對具有相同人力資本結構的團隊價值創造不同的現象缺乏有力的解釋。
1.2團隊匹配內容及機理的研究在人員匹配內容及機理方面，按照匹配對象主要分為人－崗匹配、人－團隊匹配、人－組織匹配三類。人－崗匹配是從崗位分析出發，員工的技術、知識、能力與崗位需要之間的匹配［16］;人－團隊匹配是個人和團隊其他成員在目標、價值觀、特質等方面的匹配;人－組織匹配是指個人的人格、價值觀、目標、態度與組織的文化/氣氛、價值觀、目標、規范的匹配，以及組織提供的資源、財政、物質、心理、機遇、任務、人際等與個人供給的資源、時間、努力、承諾、經驗、人際等的匹配［。現有人員匹配主要圍繞個人匹配展開，但對于把團隊視為整體與工作對象匹配問題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孫銳等(2007)分析了知識型團隊與知識工作任務的匹配關系，探討了知識型團隊的動態能力構建機制［25］。馬衛華等(2012)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學術團隊的研究偏好與產學研合作項目越匹配，產學研合作將有助于提升團隊的學習能力［。現有將團隊作為整體與作業對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見端倪，主要是針對某一背景，研究團隊匹配對組織關注內容的作用關系，對如何實現匹配的方法類研究還有待深入，因此，將揚長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團隊管理，考慮不同團隊與不同作業對象之間優勢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盡可能地發揮團隊優勢。
1.3雙邊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這部分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性的雙邊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雙邊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問題，通過多目標多指標決策、數學建模與優化等方法對以滿意度、穩定性為目標的方法及決策支持系統等雙邊匹配問題開展研究。從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來，人們從序值信息的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及其穩定性判斷方法、隨機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構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基于優勢結構的匹配是一種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體深入，因為它定量地刻度了優勢與劣勢。一類是具有實際背景的雙邊匹配決策研究，例如:“人－設備”匹配主要是通過生理學、醫學、人體測量學、美學等，研究負荷與職業健康、作業方法等內容，劉建剛等(2009)基于“任務－團隊匹配矩陣”及“任務－團隊效率矩陣”提出了任務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將優勢與劣勢嵌入到匹配決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動了人力資本理論和匹配決策理論的發展，豐富了雙邊匹配決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有對團隊人力資本結構的測量主要是面向顯性結構，該種方式對團隊整體人力資本缺少實質性表述，與人力資本的價值創造本質脫節，難以反映團隊的優勢與劣勢，對揚長避短的團隊任務指派缺少決策支持，也不利于團隊人力資本效用的充分發揮。基于此，本文開展以下研究:(1)提煉面向隱性結構的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概念及構建其測量方法;(2)鑒于現有團隊任務分配較少考慮團隊優勢，提出基于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模型，以期實現多團隊多作業對象之間的科學分工，實現團隊價值的優化，通過算例驗證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模型
2.1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概念本文把團隊人力資本結構分為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顯性結構是基于對團隊個體的累計百分比，可直接觀測、計量，以年齡、性別、職稱、教育程度、級別的比例關系結構。隱性結構是把團隊作為一個整體，基于人力資本的內質指標集，團隊的各項知識、素質、能力、技能、觀念等指標實際值強弱相對比較結構。顯性結構能反映團隊基本的勝任素質，可以作為能否參與多個團隊與多個作業對象匹配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在組織的管理實踐中，常常基于平衡性考慮，使得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差異不大，這也導致通過顯性結構無法實現團隊與作業對象之間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團隊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指派。而隱性結構由于其刻畫了自身優勢與劣勢，彌補了顯性結構的不足，考慮到作業對象對團隊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的偏好差異，在對團隊與作業對象匹配的決策過程中，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要結合起來，首先通過顯性結構作為是否可以參與匹配決策的依據，也就是通過顯性結構達標程度，保證團隊人力資本滿足工作對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隱性結構作為如何配對的根據，實現有利于團隊發揮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是在以團隊作為整體的條件下，在成員個體人力資本及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及知能交叉影響下，以團隊為整體的人力資本各項指標值之間相互比較的強弱結構。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為手段和目標，從而提高團隊價值創造力的方式即“競優”，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是從最有利于認可團隊價值的角度識別的一種隱性結構。通過識別團隊人力資本隱性結構，尤其是競優結構，能夠了解團隊的優勢與劣勢，為團隊人力資本提升、作業對象匹配等決策提供支持。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內涵與相關概念區別如圖1所示。
2.2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被最大程度認可是人們的永恒追求。競優結構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團隊價值的參數結構。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識別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數，依據團隊各項人力資本指標信息，以優化技術為依托，實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最大化的指標價值參數確定方法，它能夠對各項人力資本指標相對優劣程度刻畫、分析、判斷并給出推斷結論。本文選取具有目標引導作用的距離效用函數，以優化模型的價值參數為決策變量，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模型的價值參數最優解即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數學表達式。具體而言，就是在團隊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體系(x1，x2，…，xm)的基礎上;根據團隊各指標實際值，以指標價值參數(w1，w2，…，wm)為決策變量;通過優化表現團隊人力資本價值的效用函數Yi=f(wi，xi)，i=1，2，…，m，競優結構的數學表現形式是實現MAX(Yi)的(w*1，w*2，…，w*m)，w*j為指標j的團隊人力資本優勢度。鑒于人力資本內質指標需要通過專家評分法獲得，模糊數形式較能反映專家評分思維模式，用模糊距離函數表示團隊人力資本價值，則團隊人力資本競優結構的測量模型。
2.3“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相似度測量方法“團隊－作業對象”競優結構供需匹配度越大，團隊人力資本發揮的空間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優勢結構相似度按公式(3)計算。
2.4基于競優結構匹配度的益損值團隊與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競優結構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資本創造價值，把團隊指派給該作業對象的人力資本效能收益為。
2.5“團隊－作業對象”匹配指派模型設yij表示0－1決策變量，yij=0表示不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yij=1表示將團隊pi指派給工作對象gi，建立如下指派決策模型。其中，zA為團隊人力資本損失，zB為工作對象的損失。FA為團隊成本矩陣，FB為工作對象成本矩陣。通過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資本優勢結構的“團隊－工作對象”匹配流程為圖2所示。
3算例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鋼鐵企業設備組成與功能越來越復雜，個體由于認知能力的限制，在設備安全運行上常常需要團隊去完成單個個體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如何實現團隊與重大關鍵設備這一作業對象的匹配優化是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安全水平、提升員工滿意度的重要途徑之一。當團隊的人力資本優勢與劣勢與所作業的設備優勢與劣勢偏好一致時，團隊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團隊績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帶來人力資本浪費。因此，實現鋼鐵企業生產一線團隊與設備之間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Z生產線是AG集團的生產重地，分為加熱爐區域、粗軋區域、精軋區域、卷曲區域四個區域，每個區域有完成相應功能的重大關鍵設備群，每一個設備群可以視為一個作業對象。該廠主要有四大團隊，團隊由生產人員、點檢人員、協力人員組成，主要包括機械專業人員、冶金專業人員、軋鋼技工生產協力，鉗工、電工、配管、電焊、氣焊等專業的設備協力組成，年齡結構主要分布在28歲到45歲，性別多為男性，職稱按照高級、初級、中級的比例為10%，60%，30%;學歷結構為研究生10%，本科生60%，專科生30%。根據各個團隊的顯性人力資本結構以及各個設備群對于工作團隊的基本要求，通過專家討論，認為團隊2無法勝任設備群2的作業需求，團隊3無法勝任設備群4的作業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陣中通過匹配成本為無窮大來體現，以保障排出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群2的可能性，團隊3匹配給設備群4的可能性。基于對鋼鐵企業的實地調研，發現6類團隊人力資本質量指標對于設備安全運行尤為重要，團隊及設備在各指標的指標值是以訪談方式獲得，以區間數形式給出。團隊的人力資本指標值如表1所示，設備群的人力資本需求指標值如表2所示。依據模型(1)、(2)、(3)得到團隊人力資本實際競優結構合設備群人力資本理想競優結構，如表5和表6所示。根據公式(4)、(5)、(6)，設團隊與設備匹配損失具有對稱關系，“團隊－設備群”匹配的人力資本效用損失值為表7所示。根據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標規劃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團隊－設備”匹配方案。將團隊1匹配給設備4，將團隊2匹配給設備，1，將團隊3匹配給設備2，團隊4匹配給設備3。
4結論
經濟資本指用于承擔業務風險或購買外來收益的股東投資總額。經濟資本＝風險資本＋商譽。如果沒有購買外來收益計劃，經濟資本和風險資本的差別可以忽略。而風險資本是指抵補一定時間段內，給定置信區間內資產和其他頭寸價值的潛在損失金額，即指能夠令損失超過資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資本要求。在現代商業銀行監管框架下，資本能力大小決定了銀行的規模增長能力、風險抵御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銀行機構開展經濟資本管理，可以量化內部每個業務單元和每個業務環節在獲得經營收益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大小，可以實現對利潤的風險調整和對客戶的風險定價，進而使績效評價和經營戰略更為科學。
二、銀行經濟資本管理在中國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布了以完善資本充足率框架為主要內容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并于2006年底在十國集團國家正式實施。中國政府為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設定的最后期限為：擁有大量海外業務的大型中國銀行須在2010年前實施。2007年2月27日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規定：“銀行經批準可以申請暫緩實施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于2013年。”同時，中國銀監會督促大型國內銀行，按照新資本協議規定的高級內部評級體系，開發最復雜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要求中小銀行借鑒新協議所代表的先進風險管理技術和經驗，逐步朝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靠攏。
新資本協議提出的信用風險的初級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都要求有5年的違約概率數據，高級內部評級法還要求有7年的違約損失率和違約風險暴露數據。因此，國內銀行最遲需要從2008年1月開始收集數據或者推遲使用高級內部評級法，或者從開始收集數據起7年后再使用該方法。今日，國內銀行執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號角已經吹響。
管理風險的能力是銀行的核心能力，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其實質體現了對銀行風險管理的要求，新資本協議要求精確計量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新資本協議對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狀況、資本充足狀況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識別金融風險，利用金融風險技術建立風險模型，難確計量與完整披露銀行的風險，如何以“資本約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為目標，實現流程銀行等管理激變，建立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如何在經營管理過程中貫穿風險控制意識和風險管理，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采用經濟資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建立以經濟增加值和經濟資本回報率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識別和計量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水平，從而用經濟資本定量表示全行總體、各業務品種、各分支機構在獲得經營收益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水平，實現對利潤的風險調整、對客戶的風險定價，使績效評價和利率定價更為科學，進而提升自己的風險管理能力，優化業務結構和區域結構，適應資本監管要求。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還達不到監管要求的情況下，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建立資本制約機制，可以有效地引導和約束風險資產的增長，確保風險的增長與資本的增長相協調，穩定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
三、銀行經濟資本管理的作用
1.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是銀行經營管理模式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表現。經濟資本管理體系的引入、運用以及相應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能夠促進銀行管理模式由傳統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約式、內涵式轉變。
2.經濟資本是銀行實施戰略管理的基礎手段。全面計量和監控風險狀態是銀行實施戰略化管理、贏得市場競爭優勢的基礎手段。當經濟資本總量接近或超過監管資本時，銀行應通過某種途徑補充資本金、控制其風險承擔行為，否則其安全性將在戰略上受到威脅。
3.經濟資本是銀行開展全面風險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風險管理是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其關鍵環節在于風險的量化、分解、監測以及應對策略。經濟資本通過對非預期損失的計算和預測，直接反映銀行的風險全貌，同時，經濟資本的配置能夠實現銀行資本與風險的匹配。
4.經濟資本是銀行內部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在經濟資本配置的基礎上，通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指標對銀行的各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的評價，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慮了該盈利能力背后承擔的風險。
5.經濟資本管理的實施為銀行市場營銷提供指引。銀行決策者判斷不同業務和產品的市場進退標準是經濟資本回報的大小。銀行應保留和發展較大資本回報的業務和產品，否則應予收縮或退出市場。
四、如何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
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現階段的具體特點，建立現代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體系需要考慮和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盡快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
商業銀行應綜合考慮股東、經營管理層、監管當局等不同角色對資本管理的要求，從以下幾個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經濟資本配置程序：第一，評價銀行總體風險承受能力。銀行的董事會須綜合考慮監管當局規定、股東收益和經營中承擔的風險，并對所需資本的總體水平做出評估；銀行的經營管理層須就其風險偏好所要采用的風險結構做出決定。第二，合理配置資本資源。銀行根據既定的資本總量和資本回報要求，運用限額管理、組合管理以及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目標管理等手段，將資本在各個分支機構、產品線和業務線等不同層面進行有效配置。第三，最優化可用資本。在風險結構和預計的資本需要量一定的情況下，銀行需要平衡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關系，運用內部風險資本模型度量最優化可用資本水平，確保可用資本與規劃資本需要一致，并使資本成本達到最優。第四，衡量資本使用和收益。銀行在持續經營前提下計算實際資本收益，當環境變化、業務超過原定目標或原定目標無法完成時，銀行有必要對資本計劃進行適當的調整。(二)加快研究制定經濟資本管理配套制度
經濟資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須運用到銀行所有業務流程中，并使之充分發揮決策支持作用。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應堅持制度與系統“同步推進、配套建設、逐步完善”的原則。一方面，要加強宣傳和培訓力度，促進銀行經營管理理念的轉變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臺一整套經濟資本分配管理辦法，從而更全面、更扎實、更有效地推進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建設。
(三)明確經濟資本計量范圍
依據內部風險資本模型計量的經濟資本應與監管當局要求的監管資本保持總體平衡，商業銀行應分別計量相應經濟資本抵御以上三種風險。
(四)合理選取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
商業銀行的經濟資本計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種：資產波動法、收入波動法和系數法。這些方法的復雜程度不同，技術上也各有優劣。從各國銀行的實踐看，資產波動法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計量和配置經濟資本的方式。
(五)建立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評價體系
國際先進銀行主要采用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綜合考核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該指標不僅能夠將銀行的收益和風險直接掛鉤、有機結合，充分體現經營目標和績效考核的內在統一，還能夠促進銀行建立良好的內部激勵和約束機制，也能夠激勵銀行自覺地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風險，在審慎經營的前提下拓展業務、創造利潤，實現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最大化，從而實現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的經營目標。
(六)加強管理信息系統建設
國外銀行的先進管理信息系統主要有資產負債管理系統、資金轉移定價系統、財務集中管理系統、內部評級系統等。這些管理信息系統不僅可以處理銀行內部的資本配置問題，還可以對賬面收益水平進行調整，得到風險調整后的收益狀況，從而真實反映銀行資本是否實現增值目標以及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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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資本經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主要包括凈資產價值的估計、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股權比例的設置、收購資金的來源、后續資金的組織和上市公司價值6個方面。文章結合沈陽機床近年來實施的并購案例，探討這幾個重要的細節問題的處理。
細節決定成敗。在基于價值的現代企業理財環境下，資本經營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層次，也是企業獲得價值提升的重要渠道。然而，在現實當中，由于資本經營不當導致企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經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如果不能妥善地解決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技術細節問題，那么就可能導致全盤皆輸。
一、凈資產價值的估計
被收購企業的凈資產的價值直接決定著收購的金額，通俗來說，就是需要考慮到底花多少錢來收購。公司在確定德國希斯的凈資產價值時，主要依據的是清算報告和當地律師；在確定云南機床的凈資產價值時，主要思路是資產做實和債務打足；在確定昆明機床時，主要做法是進行商務談判和預期收益。
從德國希斯的收購來看，凈資產的價值十分清晰，因為德國希斯已經走入了清算程序，依靠清算法院和我們聘請的當地的律師就能正確地核算，最終以200萬歐元較低的價格成功收購。從云南機床的收購來看，云南機床不是上市公司，僅是一個老牌的國有企業，對它的資產價值的計算，是通過派遣我們自己的工作小組入廠實地測算的。我們是在2004年6月份和昆明市政府簽約托管該企業的，由于云南機床是非上市公司，其資產負債透明度非常低，生產經營也進入了半停產狀態，凈資產的核算難度非常大。因此針對這種狀況派遣了兩個工作組，一組負責生產經營，另一組負責重組收購。經過兩個小組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我們將這個老牌國企的資產和債務盡可能地打足、做實，順利地完成了凈資產價值的分析和最后的確認等工作。從昆明機床的收購來看，因為其是a+h上市公司，該企業的國內外年報的審計機構是香港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昆明機床在香港還設有一個獨立董事，并且這個獨立董事如果不看到德勤的審計報告是堅決不簽字的，因此這個企業的凈資產相對來說是很透明的，也能夠比較容易地取得財務數據和報告。但是，在收購這件事情上，我們主要是和股權出讓方即西安交通大學產業集團來洽談。需要考慮的是他們擁有的7100萬的股權，我們應該出多少錢來購買。要確定這個價格就要首先研究這個企業的每股凈資產價值，然后在每股凈資產的價值基礎上上浮一定的比例來制定購買價格。起初計劃在每股凈資產的基礎上再上浮10％的價格購買，但是后來因為又有了比較強勁的競爭對手，價格就被炒高。最后，公司以總價1.83億元買了下來。
實際上對于昆明機床等類似的上市公司，在衡量收購的價格是高還是低的問題上，一定要考慮其企業的預期收益，僅僅考慮其賬面收益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企業還擁有品牌價值，既定的銷售市場和營銷網絡等等方面的優勢，因此都要考慮在內，在此基礎上計算預期收益，衡量收購價格的高低。
二、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
在收購過程中，如何正確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很重要的。下面以云南機床為例來加以說明。云南機床是老國企，歷史遺留問題很突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重大的問題。
第一是職工安置。僅就職工如何安置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就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但是該企業的情況和沈陽機床三四年前的狀況十分類似。離休、內退、傷殘、傷病、遺屬等等人員非常多。憑借以前對自己企業相關情況處理的成功經驗，還是較好地完成了這項工作。當時是由自己的人力資源部門對該企業每一種情況逐項逐入地仔細計算，甚至當地的社保部門都評價我們的計算結果比他們計算的還要清楚。
之所以要下這么大力氣計算職工的安置費用，主要是這個問題不僅僅影響到收購的成本費用，將來還會影響到企業生產經營的穩定性。在改制的過程中首要考慮“人”的問題。當時預留了7657萬元的凈資產來解決職工安置。另外，還需要進一步考慮收購以后如果我們進行相關崗位的調整會出現新的下崗人員的安置費用問題。職工安置是企業收購中十分重要的內容，特別是在收購國有企業的過程中更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二是或有負債。公司對云南機床原有的或有負債進行了實際估算，最后本著謹慎性原則考慮預留了700萬元。現在大約有200萬元已經形成事實，帶來了200萬元的損失。如果當初不能夠合理預留，這700萬元如果都成為債務的話，就會有700萬元的損失。
第三是債務重組。收購這種瀕臨破產倒閉的企業必然會涉及到債務重組問題。這樣的企業如果不被收購，破產清算后很可能貸款銀行的債權就完全收不回去，而要對該企業進行收購，使其得以經營下去，就要由我們負責歸還債務。因此就可以主動和銀行談判，據理力爭，要求其減少原債務，進行債務重組。這對我們是很有利的，能夠降低收購成本。在云南機床收購這件事情上，經過債務重組后債務減少了3000萬元，當然就等于公司得到了這部分利益。最后核算凈資產就剩下700萬元，公司并沒有花費太多的錢，且是通過增資擴股的途徑解決的。債務重組減少的3 000萬元債務也以等價的凈資產留了下來并計入企業的資本公積中。
第四是土地云南機床原廠址是在昆明市區，占地近70余畝，原賬面價值7000多萬元。在收購云南機床后進行了廠址的搬遷，從原來的市區搬遷到郊區。原市區土地和昆明市政府土地中心協商以1.9億元出售，增值的1.2億元全部留在該企業。
在企業收購過程中風險與利益是并存的，存在很多方面的問題，以上僅是四個比較主要的問題。在以后的工作中要盡量考慮每個重要的細節問題，如果考慮不全或者是處理不好就會給收購后的生產經營帶來很大的麻煩。
三、股權比例的設置
在資本經營過程中想對被收購企業達到理想的控制程度，就需要考慮如何設置被收購企業的股權比例。公司對德國希斯是100％控股，是全資收購。
云南機床公司占有85％的股權，昆明市政府國資委保留了15％的股權。公司完全有能力全資收購云南機床，之所以讓昆明市國資委保留一部分股權，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考慮的。云南機床畢竟離沈陽機床比較遠，如果國有股權完全退出成為全資子公司，可能很多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就享受不到，或者是當地政府就不會優先考慮給予我們一些優惠待遇。因此我們愿意與當地政府按比例共享收益和共擔風險。
對于昆明機床，也是出于相同的考慮。云南省政府擁有其12％的股權，公司從西安交大產業集團購買了29％的股權，我們也不希望國有股權退出，也和云南省政府協商要共同把這個企業做好。因此，在2006年12月22日通過的股權分置改革報告中公開承諾，沈陽機床和云南省國資委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雙方的股份都不退出。
從這一點來看，在收購國有控股企業的時候，政府持有的股份最好不要退出，這樣在很多問題的解決上能提供便利。
四、收購資金來源的解決
收購的主要資金來源一定要是長期資金，不能依靠短期資金占用。對以上三個企業的收購，投入資金總額是2.45億元人民幣，主要是收購昆明機床的1.83億元，其余的兩個項目的資金需要比較容易解決。這個長期資金來源一個是沈陽機床自身的凈現金流，另一個就是由于政府和銀行的支持得到的一部分資金。其中主要是省政府給了我們2000萬元補貼，同時利用了市政府每年給予的部分貼息和補貼。此外，收購資金的來源還要考慮收購的綜合效益。包括市場貢獻、內部資源共享和增值收益等方面。比如，在出售云南機床的原有土地后取得了資金1.9億元，其企業的整體資金流都劃歸到沈陽機床的資金流下，由集團的資金管理中心來監控使用。因此，在收購昆明機床的時候完全可以使用這部分資金來解決。由此可見，收購之后可以充分使用被收購企業內部的資源共享。在收購過程中，也許短期之內可以依靠短期資金支付，但是一定要盡快利用長期的資金支持。
五、后續資金的組織
后續資金的來源也是應該重視的。收購任何企業，從收購那天起就要考慮后續經營一定會有支出。如果不給被收購的企業追加資金，那么這個企業還是無法運作，無法起死回生，這樣就失去了收購的意義。比如，當年收購德國希斯公司時該企業實際已經進入破產清算程序了，云南機床也是處于半停產狀態。為了把云南機床搞起來，我們后續又投入了資金9000多萬元。另一個方式是內部配套，為其提供配件，比如齒輪等配件就是由我們沈陽機床這邊給他們供應，這也是出于一體化運作的考慮。再一個方式就是給他們提供擔保融資。他們在華夏銀行融資4000萬元，總部這邊給他們提供擔保，利用沈陽機床集團的整體資源、聲譽和信譽給他們提供了擔保。經過這一系列的后續投入。使得云南機床由被收購當年的銷售收入3000多萬元增長到今年的近5億元。從總體來看，這對整個集團的貢獻也是很大的。收購德國希斯公司也是如此，收購的時候是拿了200萬歐元的資金，加上后續的增資，總投資達到了1.5億元人民幣，這些資金完全是由我們集團自籌的。另外，通過德國的商業銀行駐上海辦事處爭取了一筆沈陽機床的境內擔保、境外使用的保額800萬歐元的資金，這項業務也是我們企業首次開展的業務。這都是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來的方法。
對于昆明機床的收購，就不需要考慮后續資金的問題了。該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非常低，僅為44％。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2007年欲增加6000萬元的投入，由于其資金狀況比較好，很多銀行也爭相為其提供信用貸款。
論文摘要：由于歷史的限制，馬克思沒有自覺地分解使用價值概念。延伸《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結構。使用價值的二重性引進了效用與需求的概念，進而導致了需求二重性的發現，導致了商品元素對稱結構的設置；對稱的規則又導致“資源二重性”代替了勞動二重性”。《資本論》嚴格的邏輯演繹最終證明了勞動價值一元論的局限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發展到了頂峰。如果我們繼續深化馬克思的基本方法，卻可以得出一個有差異的結論：《資本論》的內在邏輯揭示了勞動價值論的歷史局限性。
問題是從使用價值概念開始的。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沒有自覺地對使用價值概念進行分解，所以，《資本論》的商品元素的邏輯結構是不對稱的。筆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馬克思在無意中觸及到的、學術界始終沒有注意到的使用價值的二重性問題。
關于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篇無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線索。馬克思對使用價值規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但他又說：使用價值只在使用和消費中才實現(《馬恩全集》第23卷第48頁)。使用價值既然是商品體本身，它已經是現實的了，為什么使用價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費中才實現呢?’這是形式邏輯矛盾。我稱之為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人們研究《資本論》曾經細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說研究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實在讓人難以理解!既然生物學家需要對生命細胞中的數以萬計的基因分別進行研究，經濟學家為什么不可以對使用價值這樣重要的概念進行剖析呢?所以，我們準備做的正是對經濟學的“基因”研究。剖析“釋義矛盾”恰恰是顯微科學的方法。
我們可以從經濟活動中抽象出兩種不同的使用價值。一種是具體使用價值，它表現為各種商品或物品對人的種種不同的具體有用的性質。．具體使用價值是以商品的存在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說，具體使用價值以生產和供給為前提，是待實現的、可能的使用價值。具體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來代表。
另一種是抽象使用價值，它表現為各種商品或物品對人的抽象的同質的有用性質。“可將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能為一個人所帶來的生理、心理或社會的滿足，稱為‘抽象使用價值’。抽象使用價值構成各種使用價值的共同的質”(樊剛：《比較與綜合)P184)。在實際中，抽象使用價值是以消費過程為基礎的。在經濟學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費經驗基礎上的效用評估。所以那些符合社會需求的使用價值就是經濟學中的現實的使用價值。抽象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來代替。
這樣，我們從理論上把握住兩個有差異的使用價值的內容。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概念應該兼有這兩個內容。這種方法是從社會經濟運動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出發的。這種方法孕育著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為經濟現實，具體的使用價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價值，可能的使用價值不同于現實的使用價值，供給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們是聯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對方的存在為條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對方的消失為轉移。這正是社會經濟運動本身的辯證特性。因而，把握經濟運動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辯證矛盾性。辯證邏輯允許這種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們在現實中使用的使用價值概念也含混著這樣的兩種內涵。這是釋義矛盾產生和存在的客觀基礎(詳見拙文《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與經濟學的微觀結構》，《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
所以，不僅勞動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價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馬克思在無意中觸及到了這一矛盾，卻與之擦肩而過。我們的任務是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完成對使用價值矛盾體的分解。在《資本論》中，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決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現在，使用價值已經分解為有用性與效用。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的邏輯推理就需要重新考慮了。
具體勞動可以生產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體勞動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條件。但具體勞動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條件，因為有用性還依賴于消費者的評價。具體勞動也不能產生效用，因為效用是消費者的抽象滿足。因而，當使用價值被分解后，必須揚棄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的邏輯推理。我們只能說：具體勞動形成有用品；有用品與有用性不可分離；需求決定有用性與效用。使用價值的分解就這樣把需求與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資本論》的邏輯結構。
至于勞動與需求的關系，它們顯然是互相對立統一的。另外，我們還要延伸馬克思的方法。既然《資本論》中有勞動二重性，我們也假設存在與之對稱的需求二重性(具體需求與抽象需求。參見拙文《勞動二重性與需求二重性》，《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然后將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說構成對稱的邏輯圖形如下：
圖1的左側是《資本論》的邏輯結構(使用價值已揚棄)。勞動具有二重性，具體勞動產生有用品，抽象勞動形成價值。圖一的右側是新增加的。需求與勞動、需求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均采取對稱設置e．有用性與有用品不可分離，必然相鄰于Y軸兩側。效用填補了唯一的空位。
我們來研究圖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現為對各式各樣的有用品的具體需求。具體需求與有用品結合產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質的性質——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滿足。這種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圖1的邏輯結構中合理存在，它決定著使用價值的矛盾性(有用性與效用)。
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圖1的對稱性。初看起來，圖1是全對稱的邏輯結構。仔細分析卻發現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勞動的概念非常含混。“勞動”究竟代表“勞動力”還是“勞動過程”?勞動力只是單一要素，而勞動過程則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參與，勞動力只是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勞動”的概念定位在“勞動過程”上，“勞動”在相對的意義上說仍無法與“需求”取得對稱。因為勞動過程并沒有提供滿足人類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勞動過程以外的各種自然物(無論有無壟斷)也是需求索取的對象。因而“資源”(實為“可支配資源”)比“勞動”更有資格與“需求”相對稱。
為了取得邏輯上與需求的完全對稱，我們必須用“資源”來代替“勞動”。與之相應，勞動二重性也就轉化為“資源二重性”。這種邏輯上的進一步調整可由圖2表示。
圖2表示，資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種資源，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特殊的具體資源來使用，生產某種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種資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經濟用途，都是社會資源總量的一個部分，從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資源的性質，并由此形成資源價值(簡稱價值)。任何一種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轉變為效用的同時，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體資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抽象資源，它的資源價值就獲得相同程度的承認。
圖2的分析表明，勞動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僅僅是資源二重性的一個特殊形態。馬克思用勞動二重性這樣的特殊形態代替了資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態，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價值理論中出現偏差。
從勞動出發，自然尋找到勞動二重性；從具體勞動出發，自然把有用性規定為使用價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體勞動產生有用品，有用品與有用性不可分離)；從抽象勞動出發，自然把價值全部歸屬于勞動。當我們用資源二重性代替了勞動二重性時，價值歸屬于抽象資源，而不僅僅歸屬于抽象勞動。勞動資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資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資源這樣的一般性質，才能代表全部價值的來源。
圖2還表明：從整體看，沒有資源的供給，需求無從滿足；而沒有需求的評估，資源也無從配置。所以，效用與價值也是互相決定的。也就是說，資源二重性與需求二重性共同決定了價值。從這種辯證的邏輯結構看，勞動價值論的出現雖有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卻是狹窄的、片面的理論。對這樣的一種理論至今仍然簡單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辯證法的運用不徹底，沒有認識到使用價值的二重性。
很明顯，使用價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結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用價值的分解，導致了效用與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導致了需求二重性的發現；需求二重性的發現導致了商品元素對稱的邏輯結構的設置；對稱結構的規則又迫使我們用“資源”代替“勞動”，用“資源二重性”代替“勞動二重性”。所以，嚴格的邏輯演繹最終證明：價值來源于全部資源，而不僅僅是來源于勞動資源；價值的分配與實現同時又受制于效用。于是，嚴格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延伸《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卻證實了勞動價值一元論的片面性。讀者可以認真驗證一下，筆者在分析過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基本方法?違背了《資本論》的內在邏輯?
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許多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忽視了對使用價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學研究一樣，歷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并不為過。相反，他為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資本論》的辯證方法和它所遺留下的“釋義矛盾”，為后人認識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重新復活《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自然·歷史
[論文摘要]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實質。對唯物史觀之生成的理解．必須回歸到馬克思哲學一經濟學一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學術系統中去；對唯物史觀之功能的理解，則應當區分哲學方法和歷史科學兩個維度。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哲學主義；唯物史觀；人道尺度；歷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在的理論來源，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和費爾巴哈哲學當中，思想家對市民社會、對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對人類幸福的向往，最終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一方面，他們根據理性預設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并將其作為人道尺度衡量現實，從而得出現實“不合理”的批判性結論；另一方面，當他們想使異化現實“恢復”到理性狀態時，又不得不訴諸哲學家的道德呼吁和統治階級的良心發現。總之，從“破”到“立”，舊哲學的方法論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實現哲學革命之后，被世代進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應然與實然的鴻溝，找到了理想現實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實現世界的大同，對人類解放何以可能這一問題的回答，只能是無產階級依據歷史規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從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實踐活動。因此，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革命的實質稱為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所謂人道尺度，是應然、規范、價值性范疇，主張尊重人、愛護人、以人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其最初產生時直接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剝削的現實；所謂歷史尺度，是實然、事實、真理性范疇，即科學地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研究歷史運動的規律性，從而在歷史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塑造理想生活。可見，歷史尺度作為對抽象人道尺度的揚棄，內在地包含了人文關懷，是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
唯物史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前代思想成果的創造性發展，是一個動態、開放的概念系統，梳理唯物史觀的形成、發展史，我們才能看到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生成過程。
二、歷史觀的歷史演進——唯物史觀的動態生成
的歷史觀經歷了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其唯物史觀又經歷了提出、運用、發展諸階段。
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1842—1844年)，由于現實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內部的矛盾，馬克思開始了其世界觀轉變的艱巨過程。在1843年撰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上的唯心主義觀點，論證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但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從市民社會劃分出經濟關系、生產關系，并且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把市民社會、國家等社會形式視為“人的本質的實現”或“人的本質的客觀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政治國家視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在次年寫就的《巴黎手稿》中，馬克思首次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思想。異化理論的隱性前提，是預設一個永恒不變的人之本性，當現實與該預設不符甚至相悖時，則為異化狀態。異化的揚棄就是人向本來面目的復歸。可見，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脫離近代的人本學模式。所以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馬克思所持的歷史觀本質上仍舊是唯心史觀。但是，從1843年開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為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馬克思寫下了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到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篇論著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觀探索中發生了質的飛躍，唯物史觀已經形成。在從舊世界觀向新世界觀的躍進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轉折，并不是法國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所稱的神秘的“斷裂”，而是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論背景和歷史情境下，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實踐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這是他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后來在布魯塞爾繼續進行研究所取得的“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因此，對于初創時期的唯物史觀，我們有必要分兩個層次進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觀的提出是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它使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成為方法論上的現實；第二，唯物史觀作為方法論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學假說的形態出現的，必須要在實踐中予以求證。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著《資本論》正是這一的思想實驗室。
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為止，歷時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觀的提出是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的結果”，唯物史觀的證明和運用，更是在其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具體展開、實現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思想體系的百科全書。《資本論》的哲學意義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觀作為新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用于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應用于一門具體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實現了這一目的，從而使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得到較為充分而嚴格的驗證。因此，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對于這一論述，我們同樣要作辯證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經濟研究中得到了確證；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唯物史觀，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研究的成果，然而，從本質上是西歐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理論出發，能否推演出普適性的歷史規律?相信科學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這一沉思，而作為其思考成果的則是《古代社會史筆記》。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變化，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馬克思畢生的心血之作《資本論》，其后兩卷卻被馬克思擱置不發，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從這兩卷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資本論》并未殺青，他就已經轉移了思考重心。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第二，雖然馬克思畢生都在關注原始社會問題，但在晚年他卻投入了異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第三，馬克思把視閾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探討落后國家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問題，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以上三點，值得每一位力圖從生成、變化的發展立場來理解哲學的研究者的重視與反思。如果說，在唯物史觀的初創階段，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提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假說，在唯物史觀的求證和運用階段，證明了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話，那么，在唯物史觀的第三階段，即馬克思重點研究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時期，唯物史觀已經在自覺反思其方法論和具體原理的雙重向度。這是因為，馬克思在《古代社會史筆記》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堅持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體結論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歐社會發展線索作為普遍歷史規律的隱蔽歸納。
關鍵詞：產業集群；資本論；理論支撐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1-0011-02
1 產業集群研究的現狀
產業集群的現象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末，學術界才開始關注產業集群發展的研究。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集群現象進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從產業鏈縱向關聯和橫向互補來分析集群經濟的產業特征，提出集群經濟的產業組織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銷售渠道和客戶，橫向擴展到互補產品的制造商和在技術、技能上相關或有著共同產品的企業；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則強調了集群經濟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集群是一些企業由于互動而形成的一種聚集，這種組織形式可以給企業帶來高額的回報。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則從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的技術聯系作為聯結模式來界定產業組織特性，認為集群內產業便于建立頻繁的交易關系，可以運用相同的技術，或者分享專業化的勞動力儲備，從而為這些企業帶來超越其他地方同一產業的經濟效應。但真正促使產業集群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國外對產業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集群的機理、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及經濟增長與產業集群關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產業政策和實證研究方面，但仍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多偏重于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的歸納。目前理論仍落后于實踐，但產業集群的研究結論已成為許多國家制定產業政策的依據，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績效。
國內對于產業集群的大量研究開始于最近幾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興(1999)通過信息經濟學原理分析了小企業集群內部出現的因過度競爭導致的產品質量惡性循環、不斷退化的現象，他認為究其原因是產品質量信息分布不對稱導致的“檸檬市場”效應；王緝慈(2001)較系統地研究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認為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集群，營造區域競爭環境，創造區域競爭優勢是增強區域經濟力量的關鍵；魏守華、石碧華(2002)指出通過支撐機構和企業間的相互作用，將形成一個區域創新系統，提升整個集群的創新能力；葉建亮(2001)運用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經濟學模型，得出知識溢出是導致產業集群的重要因素；陸國慶、高飛(2001)提出了產業地理集中對抗產業衰老具有重要意義，并將其應用于我國產業結構問題，認為產業區位重構、優勢產業區位創造外部經濟、資源重組加速產業集聚、創新并維持集聚效應可以作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措施。
2 資本論對產業集群理的理論支撐
2.1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
馬克思分析了協作可帶來的經濟效應：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首先：協作可以降低成本。“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須的勞動時間。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協作可以與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范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范圍的這種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種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
其次：協作可以產生規模經濟。“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開鑿運河、修筑道路、鋪設鐵路等等。”
同時還指出了協作中組織的重要性，他認為，協作只是一種勞動形式，協作必須依附于一定的生產組織中方得以運行。“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可以認為，企業集群就是企業之間基于復雜協作的區域生產性組織。在產品技術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經沒有哪個企業能夠長期擁有生產某種產品的全部最新技術，企業單純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經很難掌握競爭的主動權。每個企業都可以采用外部資源并積極創造條件以實現內外資源的優勢互補，將企業的信息網擴大到整個集群范圍，利用群內的資源、品牌、資金、信息等進行優勢互補，并借助于與群內企業的合作，相互傳遞技術，加快研究與開發的進程，獲取本企業缺乏的信息和知識，實現群體的效益大于聯合前各個成員企業的個別之和的協同效益。企業集群作為一種建立在復雜協作基礎上的集體生產活動，也需要進行產業組織協調，需要管理。
2.2 馬克思的分工理論
馬克思的分工理論也成為了集群區域分工優勢的理論依據。
首先：分工可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 “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一個在制品的生產中依次完成各個局部過程的手工業者，必須時而變更位置，時而調換工具。由一種操作轉到另一種操作會打斷他的勞動進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種空隙。一旦手工業者整天不斷的從事同一種操作，這些空隙就會縮小，或者說會隨著他的操作變化的減少而趨于消失，這樣就提高了勞動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費用，“企業內分工能夠發揮協作利益，提高勞動效率，增加企業的利潤，加速企業的資本積累。社會的分工則是互相獨立的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生產分工，他們的協作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當市場存在不確定性，供求價格波動劇烈，契約履行困難時，社會分工的利益就會被市場的外部負效應所抵消，社會分工的某些環節甚至整個體系有時還會被破壞” 。因此，一個穩定的可達到預期目的、交易費用低廉的市場便成為決定社會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業依靠其地理位置的聚集，利用區域性市場的特點，增大市場聯系的穩定性，減少市場交易費用，維護了社會分工產生的利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協作與分工的論述，可以看作是產業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競爭優勢形成機理的理論基礎（吳宣恭，2002），其中一些經典性論斷也可以作為集群系統研究方法的理論依據。馬克思的分工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個別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論可以看作當前產業集群降低交易費用的理論基礎。當前任何一個企業必然致力到生產自己最具競爭力的產品，它不可能包羅萬象、無所不能的為社會提供物資。由此可見：集群經濟的本質是企業內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會化，通過企業內部分工將某些功能操作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業不僅實現了功能操作的內部規模經濟，而且同時獲得了可觀的外部規模經濟。
2.3 馬克思的資本積聚理論
馬克思的資本集聚理論詮釋了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規模擴張的動機。
首先，積集聚帶來規模生產，“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并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種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種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
其次，積聚帶來豐厚利潤，資本的積聚是單個資本靠自身的積累而增長，是通過剩余價值資本化為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并入原投資，形成資本的積聚。馬克思在《資本論》把積累定義為“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就是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的在生產”。并且認為剩余價值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因，市場競爭是資本積累的外在壓力。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作為經濟實體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自己獨立利益，他們在市場上追逐的最終目標是利潤的最大化，只要當追加資本所獲得的邊際收益，大于追加的邊際成本，企業就會不斷的加大資本的積聚。這就決定了企業會把一部分的利潤轉化為資本的積累用于擴大再生產以期獲得更優厚的利潤。
2.4 馬克思的資本集中理論
馬克思的資本集中突破了單個企業資本運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彌補了積聚的不足，資本的集中是使許多小資本聯合為一個更大的資本。它與資本積聚不同，它不是個別資本家把剩余價值資本化的結果，“這是已經形成的各個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馬克思指出：“假如必須等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事完成了”，“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
其次，集中提高了競爭力，馬克思指出，“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因此，企業通過集中，利用群內的資源、品牌、資金、信息等進行優勢互補， 突破了其個體資本規模的有限性，能過集群的外部經濟效應，獲得強有力的競爭優勢。
馬克思關于資本集中的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企業在生存、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是處于不斷追逐利潤、尋求生產規模化的過程，而企業的規模的擴張過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這個界限便產生規模的不經濟階段，馬克思關于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理論對于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有界性與集群產生的效益的無邊界性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發意義。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彌補企業規模擴張有界性的有效途徑――產業集群。
參考文獻
［1］吳宣恭.企業集群的優勢及其形成機理［J］.經濟縱橫，2002，（11）.
［2］胡宇辰.產業集群支持體系［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