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8: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稅收調控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引言
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說不通。例如，把政府開支當作經濟系統外部的所謂外生變量，這怎么行呢。政府開支受制于稅收，而稅收多了，利潤、工資就會減少，否則錢從那里來？又說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是個外生變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我不否認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控作用呢？或者說貨幣發行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舉個簡單的例子，貨幣發行量增加一倍，國民經濟將會怎么樣？我認為數據一定令人興奮：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當然，物價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據1998年由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統計年鑒》計算過，從1952年－1997年，我國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8.5%（張金水，1999，第92－95頁）。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才9.1%，真是小數見大數。貨幣調控國民經濟的“威力”可見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談旁人的調控方法，本文依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簡單介紹一種國民經濟的調控方案。
二．國民經濟調控原理
筆者曾經在網文［3］中，根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原理，將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Y一步步分解為固定資產折舊，消費C，追加投資I和政府開支G（不考慮進出口）：
再假定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f，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這樣，由式（1）可以得到關于投資的方程式：
I=(1－f－b)Y－G(3)
國民生產總值Y中有一部分是稅收和規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τ，稅費額就是τY；國家對式（3）中的投資額可能也要征收投資調節稅，設這項稅率為q，0≤q＜1，稅費額就是qI。這樣，總的稅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式中β>0，稅收多于政府開支時可以增加政府開支。另外，投資額I扣掉調節稅以后的實際追加投資額為(1－q)I。所以，設資本存量為K，則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設資本量為K時，產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為Y，資本產出率為u，則有下式：
Y=uK(7)
資本產出率u的意義是：投資1億元，每年的產出為u億元。現在歸納一下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
給定初始條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經濟系統的結構圖，見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經濟系統在不考慮進出口的情況下，是個封閉系統，不存在什么外生變量。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系統。我們地球就是個封閉的經濟系統，它并沒有得到外星人的資助，經濟成果不是也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嗎！
三．經濟系統的求解
對上述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進行整理可得：
初始條件是：t=0，資本存量為K(0)，政府開支為G(0)。對上式稍加運算，改寫成矩陣形式如下：
下面為了有個具體的結果，代入數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數矩陣A如下：
對上式采用拉普拉斯變換求解，s為變換變量，則有：
對上式求反變換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則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給出結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數據可知，年經濟增長率為7.6%。
四．經濟增長率的討論
在通常情況下，由矩陣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關于年經濟增長率r的公式：
將前面的數據代入得：r≈0.075=7.5%，與上面的結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資本產出率、降低稅率、減少浪費、提高調控效率都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由圖1可以看出，這里對投資采取了適當課稅的調控策略，既可以抑止過度投資，又起到扶持投資不足的平衡效果。調控過程中，要始終保持政府開支對稅收收入的跟蹤狀態。
五．結束語
有些學者，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型，與“真實經濟過程”相比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數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這些系數很難找出可觀測量，因為有可能這些關系本身在統計上是不成立的。”（鄭輝，2001，第89頁）而本文所列經濟模型中采用的經濟量、經濟參數，都是真實經濟活動中的變量、參數，如墊付資本、周轉率、折舊、工資、利潤、投資、稅收、GNP、稅率，等等，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變量和參數的數值，調控將來的經濟變量的數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種目標函數，也可以探討最佳路徑。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動不動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說得再頭頭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經濟系統不是什么穩定平衡系統；如果經濟系統是個穩定平衡系統的話，我們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會。
有文獻借托外賓的話說：托賓（JamesTobin）寫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任何論文如果沒有運用‘微觀基礎’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任何研究報告如果被懷疑違背了‘微觀基礎’的戒律，就逃脫不了同行的批評；一個新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論文中假設的關系式是用‘微觀基礎’方法推導出來的，他就很難在學術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鄭輝，2001，第70頁）我的這篇文章，既沒有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微觀基礎’，又不講“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據西方民間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卻也討論了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這當然難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可悲下場。
參考文獻
［1］鄭輝，2001，《資本控制與短期宏觀經濟動態穩定》，復旦大學出版社。
[論文摘要]：商品稅的稅收職能涉及了財政收入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其中，財政收入職能應當是目前主要的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都應當加以限定。最適商品課稅理論和商品稅的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研究在理論上為這種稅收職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據。而在實踐中貫徹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也有利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合理限定。
依據稅收學的理論，稅收的職能可以分為三類，即：財政收入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商品稅作為一個重要的稅種，其稅收職能涉及到上述三個領域，但在不同的稅收職能間有所側重。包括我國在內的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商品稅是形成財政收入最多的一個稅種，同時由于商品稅自身的性質，在發揮其他兩類稅收職能的時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損失。因此，在我國商品稅的稅收職能中財政收入職能是應當被強調的，而其他兩類職能應當受到較強的限制。如果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作用，會使得商品稅應當被限制的職能沒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單純從經典的稅收中性理念出發，將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與經濟調控職能的發揮看成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有損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頗的。
在此，筆者力圖通過對商品稅的理論與實踐的分析，對商品稅稅收職能的發揮作出一個合理的限定，這個限定考慮的是對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的限定。這個限定與經典的稅收理論的限定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同時又與實踐中存在的某些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觀念不同。
一、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定位
在商品稅稅收職能定位的問題上，與之密切相關的理論分析包括兩類，一類是最適商品課稅理論，另一類是關于商品稅的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研究，這兩類理論分析分別是最適課稅理論和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理論在商品稅領域的具體化，二者之間是有聯系的。筆者以為，前者與商品稅社會政策職能的限定密切相關，而后者與商品稅經濟調控職能的限定密切相關。按照這兩類理論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都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僅在有限的領域內發揮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社會政策領域，雖然通過稅收實現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稅，但是商品稅通過消費領域對收入的調節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第二，在經濟調控領域，商品稅依然被作為促進經濟發展、解決經濟領域中某些問題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調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發揮財政收入職能的同時，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應當被限制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內，而這個范圍應當是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可以發揮其獨到作用的范圍。
二、最適商品課稅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一)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
最適商品課稅理論，是最優稅理論在商品稅領域的運用，是從微觀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稅與價格之間的關系、商品稅稅收負擔歸宿問題后針對商品稅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提出的商品稅稅制設計方面的指導思想。
英國經濟學家拉姆斯首先對最適商品課稅理論進行了討論，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在稅收收入既定的條件下做到對商品和勞務進行課稅造成的超額負擔最小化。所謂的稅收超額負擔理論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總付稅以外，任何其他的稅收都會通過將消費者的資源轉移至政府和通過提高消費品的價格，即課稅商品相對于非課稅商品的價格來影響消費者的福利。前者屬于直接影響，因此只產生收入效應，后者屬于間接影響，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相應。由于替代效應的存在，消費者的福利下降超過了納稅引起的收入減少，從而導致效率損失，被稱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拉姆斯的研究后來被戴爾蒙德和米爾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歸結為比例性命題和逆彈性命題。其中，比例性命題指最適商品稅的稅收體系中稅率的確定應當使各種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彈性命題是指最適商品稅的稅收體系中稅率應當與需求彈性呈反比例關系。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研究對于商品稅制的優化提出了極富意義的思路，提醒我們在征收商品稅時應當注意效率損失問題。但是，其結論難以在實踐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結論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之上的，現實情況并非完全與之相符；第二，難以對所有商品的需求彈性準確測定；第三，上述結論的適用同稅收的公平原則存在著明顯的沖突。
(二)最適商品課稅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現實的商品稅稅制設計過程中，從最適商品課稅角度考慮，對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個重要問題：對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課稅和對部分商品課稅何者更為合適，以及統一的稅率和差別稅率何者更為合適的問題。根據傳統稅收理論，在稅收收入一定的情況下，以均等稅率對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課稅比征收選擇性商品稅造成的效率損失更小。這是因為，以較低的均等稅率對所有商品課稅不會影響到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因此，這種稅雖然使消費者可以購買的商品數量有所減少，但一般不會影響消費者在商品之間作出的選擇，也就是說，以均等稅率對商品普遍課稅只會產生收入效應，而不會產生替代效應。而如果是征收選擇性商品稅，必然會改變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在減少消費者收入的同時也會改變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選擇，從而既產生收入效應，又產生替代效應。因此，在稅收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稅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稅優于選擇性商品稅。
對于這一結論還有另外一種證明的方法，即假設對某種商品征收的商品稅稅率為t，此時，如果將稅率降低到t/2，則稅率的降低為一半，而稅收收入的降低則少于一半，稅收超額負擔卻降低了3/4，由此可見，為了籌集等量的稅收收入，對所有商品以相同較低的稅率征收商品稅比征收選擇性商品稅造成的稅收超額負擔小，因而優于選擇性商品稅。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就整體而言商品稅應當被設計成一種普遍征收的稅收，而且是稅率較為統一的稅收，由此，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應當受到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傳統分析并沒有考慮到對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價格彈性是不同的。按照統一的稅率對所有商品課稅，使價格等比例地發生變動，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價格彈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數量的變化并不相同，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在價格變化后發生的需求量的變化幅度較大，而需求價格彈性小的商品在價格變化后發生的需求量的變化幅度較小，因此，商品稅的扭曲效應依然會出現。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彈性反比法則，主張對于需求價格彈性高的商品以較低的稅率課征商品稅，而對于需求價格彈性低的商品以較高的稅率課征商品稅。拉姆斯的彈性反比法則在理論上為人們所廣泛認同，然而在實踐中，彈性反比法則的實施離不開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的數據，但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難以準確測度的，而對所有商品(或所有課征商品稅的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進行測度在實踐中更是難以做到。
由此可見，在考慮不同商品需求價格彈性不同的情況下，普遍征收而稅率統一的商品稅依然存在效率的損失，筆者以為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這樣理解：這種從整體意義上定義的普遍而稅率統一的商品稅并非絕對不存在效率的損失，因此，商品稅的普遍征收與稅率統一僅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并非絕對。實踐中，最適課稅理論的指導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體現，商品稅被進一步劃分成若干個稅種，如增值稅、關稅、消費稅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稅種，也包括了選擇性征收的稅種，有的稅種適用的稅率較為簡單，而有的則較為復雜。
在征收一般稅所存在的問題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損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彈性反比法則的實施也會導致對一些生活必需品課征稅率較高的商品稅，而對某些高檔商品課征稅率較低的商品稅，這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因此，盡管與稅收效率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對于生活必需品還是應當以較低的稅率課稅，甚至于不課稅。這是商品稅發揮社會政策職能的一個體現。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特定的場合，依據彈性反比法則制定商品稅稅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時滿足效率與公平的要求，這種同時滿足并非通常所說的“兼顧”。我國學者岳樹民認為：彈性反比法則雖然在實踐中難以實施，但它卻說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差別稅率是有效率的，這為差別稅率的設計提供了理論依據。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對較為固定的消費領域和范圍，這些消費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種外在表現，是其消費中的“必需品”，價格在一定幅度內的變化，并不會影響其消費的數量，而低收入者則極少消費。因此，對這些消費品可以根據彈性反比法則的要求設計稅率，即對這些高收入者消費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稅。筆者贊同這種看法，彈性反比法則在上述范圍內指導商品稅課征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這與“彈性反比法則與公平存在沖突”的基本判斷并不矛盾，因為二者涉及的范圍有著顯著的不同，前者是從一般意義上說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領域。依據彈性反比法則對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較高的稅率課稅不但可以實現商品稅的稅收收入職能，而且可以實現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且這種社會政策職能的實現與效率目標之間并不存在沖突。雖然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整體上應當被限定，但在這種比較特殊的情況下還是值得肯定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最適商品課稅領域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單純從效率角度出發加以研究到效率與公平權衡的過程。由此可見，稅收理論的研究應當是將現實的目標加以權衡，而不是從單純的理念出發。同時，稅收學領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經濟學領域的一些理念的，而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礎之上，這些假定在設定的時候往往是為了抽象出所研究問題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實的情況相符，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種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將基于嚴格假定得出的結論在任何場合都奉為圭臬則往往會與現實發生沖突，即使是單純從效率的角度出發進行考慮也是如此。因此，對商品稅稅收職能加以限定不應當將相關的理論，特別是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一般研究過分地理念化。盡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替代關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場合確實可以在促進公平的同時實現效率。
三、稅收中性、稅收調控的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一)稅收中性、稅收調控理論
稅收中性，指“國家在課稅時，除了納稅人負擔稅收外，不能因課稅而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從保證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角度考慮稅收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做到既要課稅，同時又要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
稅收調控“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在利用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通過征稅與不征稅及多征稅與少征稅等方式來改變社會成員的物質利益，以鼓勵或限制、維持其所從事的社會經濟活動，使之按預定方向與規模發生變化的行為。”
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之間的關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論上有各自的作用領域，分別是市場有效和市場失效的領域；另一方面，將二者付諸實踐，相互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沖突而需要加以權衡，因為現實當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論上那樣容易區分。
(二)稅收中性、稅收調控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商品稅屬于間接稅，與屬于直接稅的所得稅相比較，所得稅更符合稅收中性的思想，因為從理論上講，所得稅改變的是私人的預算線，而不是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因此，主要產生收入效應而基本不產生替代效應，而有差別的商品稅則有可能產生較強的替代效應，造成效率損失，因此，商品稅雖然可以在發揮財政收入職能的同時在二定程度上發揮經濟調控職能，但這種職能的發揮也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稅收中性的要求。
對于商品稅而言，符合稅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稅收稅率應當盡量統一。這里所說的稅率盡量統一是相對的，包括稅率的檔次不應當過多和最高稅率與最低稅率之間的差距不應當過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稅和進口關稅，其稅基涉及到的商品種類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個國家中生產和消費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這些稅種的稅率檔次過多，或者差距過大，容易對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產生較大的干擾，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消費者從消費中獲取的福利。第二，選擇性征收的稅收稅基應當較窄，且稅率一般不應過高。選擇性征收的稅收，如消費稅等，屬于非中性稅收，雖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稅基過寬、稅率過高則同樣會對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產生較大的干擾，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其對于消費的調控也會矯枉過正，影響消費者的福利。第三，嚴格控制稅收減免和優惠。過多過濫的稅收優惠必然會影響基本稅制中出于稅收中性的考慮所做的安排，造成過多的超額負擔。
在通過經濟調控職能的發揮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主要的稅收工具應當是企業所得稅而非商品稅，但是商品稅領域內還是存在著一些相關的措施。在一些經濟領域中，商品稅的經濟調控職能確實可以較好地解決某些經濟領域中的問題。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產品的出口退稅可以較好地遏制那些只顧個體經濟利益、不顧環境影響的經濟行為，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策目標的實現，應當注意的是，商品稅的實施同企業所得稅相比，原則性更強而靈活性較小，因此，不應過分頻繁地通過商品稅的變動來進行相關的調控，但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的分階段的稅率調整。同時，商品稅內部不同的稅種其變動的頻度在原則上也不應當相同，如增值稅一類的稅收大幅度改變的情況很少發生，而進口關稅中有些稅收本身就是以年度為單位執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調控手段都可以達到調控目標的情況下，應當盡可能地通過那些靈活性強的稅收來進行調節。
對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既要堅持稅收中性的指導思想，又要重視稅收調控的作用，在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二者之間應當更加強調稅收中性。其內涵是：在通過商品稅取得稅收收入的時候要盡量避免因為對價格形成機制造成不必要的影響而扭曲市場對于資源的配置，造成稅收的超額負擔。同時，對于市場失靈的部分和某些社會目標，要通過不同調控手段作用的比較，包括稅收調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稅種的稅收調控的比較，確定是否以商品稅中的某一個或某些稅種來進行調控，對于應當運用這些種類的稅進行稅收調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機制可能對商品稅體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響，對下列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為這些措施的采用對商品稅作用的其他部分產生不利的影響。(2)是否會因為商品稅體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調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實際效果被顯著抵消。
四、稅收職能限定的實踐
除了理論上的分析之外，在實踐過程中，通過一些實踐性原則，主要是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的貫徹使得商品稅財政收入以外的職能的發揮被限制在一個更加合理的范圍之內。
(一)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
這里所說的階段性是指在運用商品稅發揮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的過程中，不應將其視為簡單的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動，而應當將其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商品稅制度上的設計與變更來實現某些政策目標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較強的階段性，相對于商品稅在實現財政收入方面的長期占有的首要地位，這種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往往要強得多。
遵守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要注重每一個時間跨度較短階段的實際情況，而這樣做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的穩定發展。在生產領域不能通過相關的稅收政策謀求較短時間內不切實際的生產結構升級和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這樣做即使在較短的時間內可以維持，但一段時間之后必然會致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在消費領域，應當根據具體的消費水平來進行調節，如果消費水平提高后營業稅和消費稅的征收沒有適應這種變化，則可能阻礙消費的增長，而消費增長受到制約則可以反過來制約生產的發展。同時，在資源和環境約束日益明顯的情況下，貫徹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應當做到果斷放棄那些不利于長遠發展的而只能獲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過階段性原則的貫徹，使得商品稅在實現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方面的具體措施及時調整，避免不切實際的稅收政策或稅收政策落后于經濟領域中的現狀所造成的損失。
(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
在商品稅中，由于各個稅種的稅收在微觀層面上都是通過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因此，對于同一種商品的調節可能在從生產到消費的不同環節上都可以實現，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環節通過不同稅種進行調節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進行這種調節作用時要考慮到是否會產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響，即在商品稅內部，要通過作用機制的比較分析來確定何種稅收適合于實現何種稅收職能，以及是否需要通過不同的稅種實現相同的稅收職能，并以此為基礎實現不同稅種之間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過商品稅中不同稅種稅收職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傾向，使商品稅體系在結構上更為簡化，使其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更小，同時，也能夠使保留下來的商品稅稅收制度更具效率，將商品稅在形成稅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職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關鍵詞：就業再就業優惠證，稅收優惠政策
2009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1102萬人，其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514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就業164萬人，分別為全年目標的103%、164%[1]。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再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降低了自主創業的成本，也實現了下崗失業人員與企業的雙贏局面，又盤活了國有企業閑置的輔業資產，加快了經營機制轉換，增強了競爭力。同時還也充分發揮了稅收在配置經濟資源、調整產業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調控作用。但取得成效的同時在落實監控優惠政策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
促進再就業稅收優惠政策落實監控中存在的問題
（一）少數納稅人利用政策騙取優惠
稅收優惠政策復雜多變致使管理漏洞多，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借用“優惠證”騙取免稅。《再就業優惠證》本來是國家為了促進再就業而按照一定的標準頒發給下崗失業人員的資格證書，但由于受利益驅動，《再就業優惠證》卻成了一些人進行弄虛作假、偷稅騙稅的“通行證”，嚴重偏離了扶持就業的初衷。一是“真證假用”的問題突出。一些本不符合減免稅條件的經營者通過向持有《再就業優惠證》的下崗失業人員買證、租證、借證，弄虛作假騙取減免稅。如有人利用親戚、朋友的《再就業優惠證》或借用無力從事經營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優惠證》，付給一點“好處費”。二是有些個體經營者為了達到減免稅款的目的，采取一證多用、重復使用等方式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三是有的借用《再就業優惠證》，重新辦理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變成新經營戶，以騙取免稅。四是對于持證異地經營的，稅務機關難辨真偽。一些人利用信息共享上的薄弱之處，跨地區從事個體經營，重復享受優惠。甚至有些跨區域經營的通過使用偽造的非本地《再就業優惠證》騙取優惠。為了減少過失，一些地區對持外省再就業證的納稅人申請享受再就業優惠政策的，一概不予受理審批，這又把一些持有真證件的再就業人員拒之稅收優惠的門外，如何從征管上解決這一難題直接關系到能否全面落實再就業優惠政策。
第二，利用下崗失業人員騙取免稅。有些企業招收下崗失業人員，“用證不用人”，只給一點補貼，將減免優惠占為企業所有；還有一些企業通過不簽訂勞動合同的形式，提高吸納下崗失業人員比例獲取稅收減免，如某物業公司申報職工總數6人，其中簽訂勞動合同的下崗人員有3人，而實際雇傭保潔、保安等20余人不簽訂勞動合同，借此減免稅收。
第三，賣發票圖利。有的下崗失業人員從事個體經營享受免稅優惠后，向稅務部門多領發票，因為不建賬冊，現金交易，就為他人代開發票，甚至將發票出借或賣給其他經營者非法圖利。
（二）有的稅務機關執行政策存在不足
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地方政府影響，特別是在一些地方財政較緊張的地方，執行打折扣、缺乏積極性，怕落實政策影響收入任務；二是一些地方政策宣傳不夠，享受稅收優惠證的企業、個體戶與有關部門統計的下崗失業人數、已發放再就業優惠證人數相比有較大差距。三是不了解企業情況，沒有主動落實有關優惠政策和及時取消優惠資格。
（三）有關部門在落實政策上配合不夠
目前的再就業稅收政策主要是按項目進行優惠，政策多、內容雷同，資格認定分散，政策落實涉及幾個部門，申請審批程序都很復雜。如申請享受優惠就需要勞動、民政、財政、國資委、工商、國稅、地稅等多個部門審批。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這就需要形成有效的信息傳遞和工作協調機制。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而目前在實際工作中，上述相關的審批部門之間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溝通聯系制度，難以實現信息和資源共享，無法建立起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綜合服務平臺，致使稅收激勵政策難以落實，也無法形成監督控管的工作合力。
健全促進就業稅收優惠政策落實機制的建議
（一）加強政策跟蹤問效
第一，建立嚴密規范的審批制度。勞動保障部門在發放《再就業優惠證》的過程中，應嚴格按照個人申請、居民委員會初審、街道辦事處審核、返回居住地公示的程序辦理，不得任意擴大發放范圍。對安置下崗人員的企業要認真核對花名冊、合同書及有關部門的認定。并定期對領證人員、享受免稅的納稅人進行公示，增強執法的透明度，及時糾正工作中的偏差、錯誤。對于通過偽造、變造、買賣、借用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再就業優惠證》獲得減免稅的人員，除了要追繳其已減免的稅費款并依法予以處罰外，勞保部門還應收回其《再就業優惠證》并記錄在案，情況惡劣的還應移送司法機關，并對社會公開公布。第二，加強對享受稅收優惠業戶的管理。基層稅務機關要做好稅源調查摸底，全面建立和規范減免稅臺賬，收集和掌握下崗失業人員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和企業吸納下崗失業人員的情況，幫助納稅人主動申請、及時享受政策優惠，同時加強政策執行情況的監控，對不符合條件或騙取政策優惠的納稅人及時依法處理。同時規定持《再就業優惠證》的下崗失業人員從事個體經營或被企業吸納時，必須將優惠證原件交由稅務機關保管，防止一證多用、借證使用等現象。
（二）優化政策管理服務
第一，加大宣傳力度，不僅要廣泛宣傳再就業稅收政策，而且要面向下崗失業人員集中的企業和廠礦、社區進行重點宣傳。建立稅收優惠減免公示制，優惠政策、優惠對象、減免稅情況及時向社會公示，接受納稅人、下崗失業人員和廣大群眾的監督，發揮舉報電話、舉報信箱的作用，保證監督渠道暢通。第二，優化稅收服務，為享受再就業稅收政策的個人和企業提供“一窗式”、多層次的優質服務，完善開通再就業綠色通道，簡化辦事程序和審批程序。第三，明確執法責任，將政策落實情況作為執法責任制的重要內容，規定領導干部和一般執法人員的相應職責，嚴格監督考核。第四，優惠稅款采用“先分散征收后集中支配”的方式。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將優惠稅款先依法征收，作為就業扶持基金，由財政、稅務、勞動部門共同決定使用，由財政部門管理。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基金用途主要為：為優惠對象定期繳納社會保險費；對自主創業的優惠對象定期發放定額補助；在優惠對象失業后定期發給其生活補助；經批準補充自主創業優惠對象的經營資金；對具有一定經營規模和經濟實力優惠對象賬戶上的余款上繳國庫。博士論文，就業再就業優惠證。這種方法使就業與再就業優惠政策具備了較強的可操作性。首先，優惠的稅款都將直接計入優惠對象的個人賬戶上，從而杜絕借證、買證、租證、假證經營等現象；其次，由于稅款的征收與非優惠對象沒有區別，因而也避免了管理機關不放手的問題。
（三）注重相關部門配合
再就業是系統工程，涉及部門較多，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可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交流制度，加快信息化軟件建設的步伐，盡早實現信息共享，保證再就業稅收激勵政策落到實處。第一，稅務部門要加強與勞動部門的聯系，及時掌握下崗失業人員名單，并逐步建立下崗失業人員享受減免稅檔案，以加強跟蹤管理。第二，要加強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聯系，在稅務登記證、營業執照上增設欄目，分別反映開業時間、變更時間，便于相關部門在落實再就業稅收激勵政策時準確掌握業戶的實際存續狀況。同時把工商部門作為一個宣傳優惠政策的窗口，讓納稅人在辦理營業執照時就能及時了解優惠政策。第三，加強與民政部門的聯系，了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并且失業一年以上的城鎮其他失業人員的情況。第四，注意加強與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的聯系，了解下崗失業人員生產經營變化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1]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于2010年1月22日召開的2009年度四季度新聞會。
論文關鍵詞：稅收優惠稅式支出稅收管理
現代所得稅大致由兩個因素構成，第一個因素包括了征收一項常規所得稅所必需的結構性條款。即基準稅制。第二個因素則包括每種所得稅中所規定的特殊優惠。這些條款通常被稱作稅收激勵或稅收補貼，是為特定行業、活動或階層所設計的偏離常規稅制結構的條款。它們形式多樣，例如某些收入不予計列、稅前扣除、延期納稅、稅收抵免或者優惠稅率。無論何種形式，這些對常規稅收結構的偏離都體現了政府通過稅收制度而非其他形式對特定組織或活動的支出。這種支出．因為與稅制聯系密切而又不同于一般財政支出，被稱為稅式支出(TaxExpenditure)。
稅式支出理論由于其理財的科學性，自提出后被廣泛運用于西方各國財稅實踐。目前，稅式支出預算被絕大多數預算專家視為管理政府預算規模與范圍的有效工具。我國的稅式支出研究起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目前看來．被國內外學者所廣泛倡導的稅式支出管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國沒能得到實施，主要是因為科學的稅式支出理念尚未形成氣候，而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傳統的粗放型的稅收管理意識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建立我國稅式支出預算管理制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確立稅式支出理念。其次才是考慮如何建立稅式支出管理制度問題。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闡述。
一、拋棄粗放的稅收管理模式．樹立科學的稅式支出理念
應該看到的是，從稅收優惠到稅式支出，不只是概念上的簡單變換，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的確立和稅收制度的創新。傳統的財稅理論一直把稅收收入和財政支出作為兩個不同的財稅范疇、財政活動的兩個不同階段加以研究，對兩者的聯系的分析主要體現在總量平衡上。由于缺乏稅式支出理念，政府的稅收優惠安排仍然屬于稅收收入的范疇．而非財政支出的范疇。與之相適應。在稅收優惠政策的管理上也不象政府財政支出那樣受到嚴格的審查和控制，沒有按照管理財政支出的方式予以量化和監督。這種粗放型的稅收優惠管理模式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稅收優惠的范圍缺乏統一規范的標準．導致稅收優惠項目范圍過于寬泛，規模過于龐大。我國現行稅收優惠幾乎涉及各個不同的稅種、行業和地區．優惠項目多、內容雜、規模大。從理論上說，稅收優惠制度屬于非基準稅收制度，應處于從屬地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稅收優惠的具體規定幾乎滲透到了基準稅制的所有要素。優惠的規模甚至已經超過基準稅制下的稅收收入規模。這不僅損害了稅收制度的完整性，同時也為強化稅收管理制造了障礙。
2．稅收優惠政策的出臺并無總體規劃和設計．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現行的優惠政策是在94稅制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經過長達十年不斷以部門規章和條例的方式進行補充、修改而形成的，政策條文零散、割裂．在政策內涵上沒有總體和長遠規劃，相互問缺乏協調和配合。沒有形成有機整體，導致稅收優惠不同程度存在交叉、重復甚至沖突．制度漏洞很大。
3．缺乏科學規范的稅式支出分析制度，無法形成對稅式支出總量、方向、效益和風險上的控制．導致稅收優惠的大量無效投入。現行的稅收優惠主要以單項管理模式為主．屬臨時性專項分析，沒有納入預算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中。從其管理過程看，無固定的審批、檢查和評估方法．沒有形成統一的、系統的和規范的制度，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基本上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屬粗放型管理。這種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必然導致稅收優惠效益欠佳。
4．稅收優惠管理主體多，對管理權缺乏必要的責任和約束機制．導致稅收優惠管理混亂。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優惠大戰問題。雖然在名義上稅收優惠的管理權高度集中于中央，但從實踐上看．幾乎各個層級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部分稅收優惠項目。各地為了地方利益，常開展稅收優惠大戰，稅收優惠政策被濫用。削弱了稅收法律的權威。
5．稅收優惠手段以直接優惠為主，并且對政府讓渡的稅款使用方向缺乏限定條款，導致稅收優惠的政策效應不明顯。我國常見的稅收優惠手段主要是減免稅、退稅等直接方式．而采用稅收抵免、加速折舊和延期納稅等間接方式很少。直接優惠方式雖然簡單明了。但在激勵效應上明顯低于間接優惠。這必然會帶來效率上的損失。
由此可見．缺乏稅式支出理念的粗放型稅收管理模式一方面導致了稅收優惠的無效投入．另一方面稅收管理的混亂給不法納稅人提供了尋租機會，加之監督和處罰機制不健全，在實踐中產生了拿稅收優惠做交易的種種垢病。
稅式支出理念的提出．正是針對傳統優惠政策的粗放特征及其問題而來的。根據稅式支出理論，稅收優惠不再被視為政府在稅收收入方面對納稅人的一種讓渡．而是作為政府財政支出的一種形式．將其列入國家預算并賦予其同直接預算支出一樣的評估和控制程序．以制度創新的方式實現稅收優惠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因此，從稅收優惠到稅式支出，并不僅僅是概念上的簡單變換，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的確立。這種稅收優惠管理制度的創新，必將使我國稅收優惠政策效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建立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制度
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制度。就是將非基準稅制性質的稅收優惠采取類似財政預算支出管理形式，要求任何稅收優惠必須經過國家預算控制程序方可實施。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是稅式支出管理制度的核心內容。圍繞這一核心，還必須對稅式支出如何界定、稅式支出政策手段、稅式支出金額的統計及效果的評估等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的總和，即構成了稅式支出管理制度。
建立我國的稅式支出預算控制制度，有幾個方面的問題要解決好：
第一．我國稅式支出預算控制方式的選擇
綜觀世界各國實踐．稅式支出的預算控制方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即非制度化的臨時監督與控制、建造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以及臨時性與制度化相結合的控制方法。非制度化的臨時監督與控制是政府在實施某項政策過程中，只是在解決某一特殊問題時．才利用稅式支出并對此加以管理，這種監督與控制是臨時的，沒有形成制度；而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則相反，它對全部稅式支出項目按年編制成定期報表(通常按年度編報)，連同主要的稅式支出成本的估價，附于年度預算報表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國．這些賬目實際上被合并于國家預算分析過程之中。構成整個國家預算分析的一部分；臨時性與制度化相結合的控制方法．則只對那些比較重要的稅收減免項目規定編制定期報表，納入國家預算程序，但并不把那些被認為是稅式支出的項目與基準稅制結構區分開來，亦即并不建立起獨立的稅式支出體系(陳共，2000)。
從各國實踐經驗來看。建造統一的稅式支出賬戶，采取全面預算管理是稅式支出管理的最有效途徑。但結合我國的預算管理水平的實際情況并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并沒有一套系統的稅收優惠管理制度，稅式支出的預算管理還有一系列基礎性的工作有待完成，所以，建立全面的預算管理只能設定為遠期目標。從近期來看。應從對現行稅收優惠條款進行梳理、分析和歸類等基礎工作人手，先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比如某一部門或某一具體稅式支出項目)開始進行稅式支出成本預算分析，編制簡單的稅式支出預算表，然后再逐漸擴大到主要的稅式支出形式，形成正規的、系統的稅式支出預算表，并附在年度預算表之后，報權力機構審批。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摸索，不斷補充完善。實現稅式支出預算與直接預算的有機結合．并從預算法的高度實行對稅收優惠效果及支出規模的控制。(隋政文，2003)這樣一個由易到難，分步推進的策略，應該是比較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
第二．稅式支出的范圍的界定
在稅式支出管理的國際實踐中，基于不同的政府在不同時期宏觀政策目標和宏觀調控任務的定位上的差異。各國對基準稅制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這樣，一項稅收優惠規定究竟是屬于基準稅制還是對基準稅制的偏離，在各國的稅式支出管理中呈現很大差異。我們目前要做的。首先要對現行稅法進行認真梳理和分析，將那些出于優惠目的而制定的可能減少稅收收入的法令條款開列出來，在此基礎上。劃分確定出基準稅制結構，進而確定稅式支出的范圍和內容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勢固定下來。基準稅制確定以后，我們就可以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宏觀調控目標并針對現階段稅收優惠管理中出現的不合法、不規范和低效益等問題，對現行稅收優惠政策進行清理。(1)根據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考慮預算支出的方向和重點，分析各項稅式支出是否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是否與預算支出相協調，確認其規范性。當前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如農業、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等)、區域發展政策(如西部開發)和社會政策(如社會保障、收入調節)作為判定稅式支出項目規范性的主要準則，據此清理各種不符合政策規范的稅收優惠。(2)根據WTO規則和國際稅收規范，分析各項稅式支出是否符合國際慣例。據此清理各種不符合國際稅收規范的稅收優惠政策。(3)根據成本效益原則，對進入成本預算的各項稅式支出進行對比分析，判斷某項稅式支出是否具有比較成本和比較效益優勢，據此清理一些低效益的稅收優惠政策。(4)根據相關法律文本，分析各項稅式支出的合法性，據此清理不合法的地方越權稅收優惠。
第三．稅式支出政策手段的選擇
在各國的稅式支出手段中。普遍地既有直接優惠的手段，也有問接優惠手段。但在總體上呈現出以間接優惠為主的趨向。直接的稅率、稅額式優惠雖然操作簡單、明了。但直接縮小了稅基．給政府帶來的稅收收入損失大．而且對政府讓渡的稅款在使用方向和效果上難以控制，甚至如果納稅人的境外所得不能獲得稅收饒讓時，直接優惠并不能使納稅人受益。而間接的稅基式優惠一方面對政府帶來的稅收收入損失小，另一方面對政府讓渡的稅款使用方向有控制、誘導作用。正因為如此。在構建我國的稅式支出制度時，應考慮增加對直接優惠手段的運用。并綜合運用好多種優惠手段。以更好地發揮稅式支出的政策功能。
第四．稅式支出項目的效益分析
將稅式支出納入預算管理。有一個同直接預算支出一樣的評估和控制程序。評估和控制的核心，是對稅式支出所造成的收入損失進行準確的數量分析，對稅式支出的政策效果進行科學的評估。以此加強對稅式支出成本控制與效益考核的管理，優選稅式支出項目。從理論上說。應當運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較評估項目在兩種財政支出方式下的成本與效益。通過對比各方案的凈效益來優選稅式支出項目。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稅式支出的成本分析相對比較容易。至少可以通過統計、估算得到稅式支出的直接成本。而效益分析的難點則在于，由于享受稅收優惠的某個項目往往同時有多項國家政策的支持。那么項目取得的經濟效益與稅式支出的相關性則很難測算得出。因而在技術操作層面上，成本分析較之效益分析更可行(霍軍，2003)。因此，國際上一般采用成本分析法進行稅式支出項目的評估，即只統計估算稅式支出的成本。比較評估項目在直接財政支出和稅式支出兩種不同方式下的成本，從而做出保留、取消或擴大、縮減稅式支出項目的決定．以提高稅式支出項目效率。
我國稅收優惠制度的粗放型特征有一個很突出的表現就是缺乏這種科學規范的預算分析制度．很少對稅收優惠的效果進行分析和考核。在構建稅式支出預算控制制度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借鑒國際經驗，在每一個預算年度都要組織相關專家對列入預算的稅式支出項目進行效益分析，并將這種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之成為預算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第五，稅式支出管理的法制化
【論文摘要】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具有獨特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面對世界各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嚴峻形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已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綠色稅收體系是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保護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如何建立綠色稅收制度。以保護和改善我國的環境，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我國稅收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一些具有環保特點的經濟概念，諸如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綠色會計、綠色營銷、綠色稅收等相繼出現。這些“綠色”概念，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環境資源的消耗與補償納入經濟范疇，從而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其中綠色稅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觀稅收調節環境污染行為”的環境稅收思想，即對導致環境污染的經濟主體征收特別稅種，使外部成本內在化，以實現對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拓展和深化后，綠色稅收概念被賦予更新、更廣闊的內涵。
從廣義上說，綠色稅收是稅收體系中與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利用和保護有關的各種稅種和稅目的總稱。從狹義上看它包括以下一個或幾個方面的內容：根據排放量和對環境的損害程度來決定稅率以計算排放稅；對生產出來能危害環境的商品或使用這種商品的消費者征稅(如xej-~油征收的消費稅)；在其他稅收上提取與環境相關的備抵；對于能夠節約能源或減少污染的設備和生產方法給予可以采用加速折舊備抵法或降低稅率的優惠。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內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生態環境卻遭到嚴重破壞。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銀行與環境經濟專家在《關于中國環境污染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大城市的環境污染狀況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有10個在中國。環境的惡化不但直接影響著我國人民的生存質量，而且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是一個高度綜合、高度復雜的問題，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態的恢復，并且和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管理體制、政策法律息息相關。如何應對當前的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解決遏止人類發展的“瓶頸”問題，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歐美一些國家通過改革調整現行稅制，開征環境稅(包括廢氣稅、水污染稅、固液體廢物稅、噪音稅)，實行xej-環境改善的稅收優惠政策等，使稅收對改善環境做出了較大的貢獻。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狀況，借鑒國外的經驗，在我國建立“綠色稅收”制度，更好地運用稅收手段保護環境和資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國綠色稅收制度現狀
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原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中就曾規定對工業企業以廢渣、廢液、廢氣等“三廢”和其他廢舊物資為主要原料生產產品所取得的銷售收入和利潤給予定期免稅照顧。此后，我國的稅收制度雖然歷經多次改革、調整，但也始終將保護環境作為稅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國現行稅制中的環境保護措施主要包括：對“三廢”企業的稅收減免；對節能、治污等環保技術和環保投資的稅收優惠；限制污染產品和污染項目的稅收措施；促進自然資源有效利用的稅收優惠等。此外，我國現行的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種也對保護環境不受污染、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肯定，上述稅收措施采取“獎限結合”的辦法，形成了鼓勵保護環境、限制污染的鮮明政策導向，與政府的其他有關措施相配合，在減輕或消除污染，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狀況，相對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上述稅收措施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主要體現在：
1．現行稅制中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于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
2．現有涉及環保的稅種中，有關環保的規定不健全，對環境保護的調節力度不夠。比如就資源稅而言，稅率過低，稅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征稅范圍狹窄，基本上只屬于礦藏資源占用稅。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
3．現行稅制中為了環保而采取的稅收優惠措施的形式過于單一，僅限于減稅和免稅，受益面比較窄，缺乏針對性和靈活性，而且顯得力度不足，國際上通用的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均可應用于環保稅收政策中，以增加稅收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國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4．現行稅制未形成綠色稅收制度，沒有就環境污染行為和導致環境污染的產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稅。目前國家治理環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對水污染征費，對超過國家標準排放污染物的生產單位征收標準排污費和生態環境恢復費，這種方式缺乏稅收的強制性和穩定性，環保成果難以鞏固和擴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規范，排污費的收費方式由環保部門征收，不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資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綠色稅收制度
根據我國資源現狀和特點，應促進企業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運輸少和技術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則發展，加強對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嚴重的重化工業的管理。在進一步完善現行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稅收措施的基礎上，盡快開征環境保護稅，使其成為“綠色稅收”制度的主體稅種。從而構建起一套科學完整的“綠色稅收”制度。．采取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1．擴大并建立完善的環境稅種體系，明確征收范圍。開征新的環境稅，建立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將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開發生產行為及在消費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物質列為環境污染稅的征收范圍。借鑒國際經驗，分期分批開征水污染稅、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噪音稅、生態補償稅等一系列專項新稅種。將目前資源稅的征收對象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可增加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鑒于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為了使資源稅制更加完善，可考慮將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并入資源稅中，共同調控我國資源的合理開發，同時應擴大對土地征稅的范圍，并適當提高稅率，嚴格減免措施，加強土地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耕地意識。
2．完善稅制要素。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環境保護稅的課征對象應是直接污染環境的行為和在消費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從稅收的公平性考慮，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范圍應具有普遍性，即凡屬此類行為和產品均應納入課征范圍。但考慮到我國目前缺乏這一稅種的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經驗，在開征此稅的初期，課征范圍不宜太寬。應采取循序漸進的辦法，先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人手，待取得經驗、條件成熟后再擴大征收范圍。為促進經濟主體珍惜和節約資源，宜將現行資源稅按應稅資源產品銷售量計稅改為按實際產量計稅，對一切開發、利用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按其生產產品的實際數量從量課征。在稅基選擇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課稅，一方面刺激企業改進治污技術，另一方面也不會妨礙企業自由選擇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彈性稅率，根據環境整治的邊際成本變化，合理調整稅率，同時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污染程度的企業實行差別稅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稅，地方政府應將征收上來的稅款進行專門保管，專門用于環保建設事業。
3．完善稅收優惠措施。除繼續保留原有的減稅免稅和零稅率等稅收優惠形式外，還應針對不同優惠對象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多種稅收優惠形式。首先，制訂環保技術標準，對高新環保技術的研究、開發、轉讓、引進和使用予以稅收鼓勵。可供選擇的措施包括：技術轉讓收入的稅收減免、技術轉讓費的稅收扣除、對引進環保技術的稅收優惠等。其次，制定環保產業政策，促進環保產業的優先發展。如環保企業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稅的減免；在增值稅優惠政策中，對企業購置的環保設備應允許進行進項抵扣，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環保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對環保設備實行加速折舊；鼓勵環保投資包括吸引外資，實行環保投資退稅；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有關政策中，對于企業采用先進環保技術改進環保設備、改革工藝、調整產品結構所發生的投資應給予稅收抵免；對于環保產品在出口政策上給予稅收支持等等。這樣，可以增強稅收優惠手段的針對性和多樣性，便于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稅收優惠形式激勵企業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提高稅收優惠措施的實施效果。
4．改革消費稅制度。為了增強消費稅的環境保護效應，應對課征制度進行改進。(1)適
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費使用，推動汽車燃油無鉛化的程。(2)在繼續實行對不同排氣量的小汽車用差別稅率的基礎上，應對排氣量相同的、汽車視其是否安裝尾氣凈化裝置而實行區別對待，并應明確規定對使用戶“綠色”燃料的、汽車免征消費稅，以促使消費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選擇。
一、電子商務對現行稅制的挑戰和沖擊
1.對稅基的影響。電子商務會改變許多傳統商務的交易甚至是交易內容，比如將有形產品轉變為無形產品，將文字服務轉變成數字化信息服務，或是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中間成本和費用，與傳統商務相比在同等條件下（如商品銷售的實現、勞務提供的等），導致稅基的縮小或消失。
2.對稅收政策的影響。電子商務的特殊性，使某些特征性活動在稅收政策的適用方面出現了真空。首先，商業活動性質的認定缺乏依據和標準：在網絡銷售活動中，一些等價交換活動的商業性質認定缺乏必要的依據和標準。其次，應稅行為的判定缺乏依據和標準：對電子商務活動傳遞的數碼信息中那些無直接對等支付的信息提供行為，如何認定應稅行為與非應稅行為是非常困難的。
3.對稅務征收管理的影響
(1)稅務登記問題
稅務登記是稅務機關對稅源進行監控的基礎，而在電子商務狀態下傳統的稅務登記方式已不能適應電子商務主體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若為便利納稅人提供了網上納稅登記服務，卻會降低實質審查的強度，不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有效監控，監控漏管戶的傳統手段在電子商務狀態下完全失效。而網上監控卻由于互聯網中計算機IP地址的動態分配，同一電腦可以擁有不同的網址，不同的電腦也可以擁有相同的網址使稅務機關即使發現了電子商務應稅行為，也難以確定誰是納稅人。
(2)稅收管轄問題
我們以兩個我國的主要稅種：增值稅和營業稅這為例進行探討。在增值稅制度方面，我們對國內經濟活動中的應稅行為實行的是經營地原則，而電子商務使跨省區交易更為頻繁，如再只實施經營地稅收管轄，會使稅收的收入歸屬更加難以確定，并且使收入歸屬地與負擔承接地之間的沖突更為尖銳。在營業稅制度方面，我們對國內經濟活動中的應稅行為一般實行的是勞務發生地原則，對特定應稅行為實行經營地原則。而在電子商務狀態下，在勞務發生地實施稅收管轄的難度將越來越大，而為了便于征收管理而實施經營地管轄，將會徹底改變現行的營業稅制度，也會造成收入歸屬地與負擔承接地之間的沖突。
(3)納稅義務發生地的確定問題
在電子商務活動中，納稅人從事經營活動的地點可以是多變的，他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從事電子商務活動，流動性很大，交易地點是很難確定的。交易行為的發生所涉及到的買方主體、銀行、服務器、網絡服務商、賣方主體等，都可能處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因此，是以電子商務主體的所在地或是注冊登記地為納稅義務發生地，還是以行為發生地為納稅義務發生地，或是以服務器所在地為納稅義務發生地，在適用時很難把握。
二、我國應采取的電子商務稅收對策
從稅法的歷史上看，各國的稅法、稅制,以及各國際組織的稅收協定也是處于不斷完善、調整和更新的過程中的。所以，對于電子商務這樣的新生事物，我國應該在不影響現有稅收原則的基礎上，增加有關電子商務的條例，使得現行的稅法更趨完善。具體而言：
1.針對電子商務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來源地，商品，勞務，特許權轉讓等互聯網稅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重點修改與電子商務關系重大的流轉稅，所得稅等稅種。例如，增值稅稅法中要增加針對有形貿易離線交易的征稅規定“明確貨物銷售包括一切有形動產”，不論這種有形動產通過什么方式實現，都征收增值稅。其次，是營業稅稅法的修訂，把網上服務歸結于營業稅范圍，計入服務業，按服務業征稅，而將在線交易明確為“特許權”，按“轉讓無形資產”征稅。
2.規范電子商務行為的納稅環節、納稅期限和納稅地點。針對電子商務無紙化的特點,需要對流轉稅各稅種的納稅環節、時間、地點重新界定，在稅法中明確規定電子商務各種稅種的納稅環節、時間和地點，使電子商務征稅規范化、法制化。比如納稅地點，稅法可以規定網絡交易者原先在哪個稅務機關登記，就向該稅務機關納稅，而不考慮網絡交易者的網站或服務器設在哪里。
3.強化居民稅收管轄權。隨著電子貿易的迅猛發展,收入來源地管轄權越來越難以適應國際稅收的要求,這就迫使發展中國家必須逐步適應居民管轄權原則,積極與發達國家進行磋商、協調,以便爭取更多的利益。近期可采用居民稅收管轄權與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并存的方案,以后逐步向居民管轄權過渡,對通過網絡從境外購進的商品和勞務,可參照歐盟國家的做法,由購買方代其繳納流轉稅。
4.建立專門的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制度。納稅人從事電子商務交易業務的必須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專門的電子商務稅務登記,按照稅務機關要求填報有關電子商務稅務登記表,提交企業網址、電子郵箱地址,以及計算機密鑰的備份等有關網絡資料。稅務機關應對納稅人填報的有關事項進行嚴格審核,在稅務管理系統中進行登記,賦予納稅人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專用號碼,并要求納稅人將電子商務稅務登記號永久地展示在網站上,不得刪除。稅務機關應有專人負責此項工作,并嚴格為納稅人做好保密工作。
參考文獻：
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concept in enterpris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ut tax cost management into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lever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economy， taxation by state coercive force participates in social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share of social members i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s an important taxpayer， the enterprise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ax revenue. The increase of tax cos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the operation cos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optimize the tax cost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earch.
關鍵詞： 稅收成本；稅收管理；成本優化
Key words： tax cost；tax administration；cost optimization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17-0013-02
1 企業稅收成本構成
企業繳納的各種稅款意味著資金從企業流出，相應減少了企業的利潤，因此稅收應作為成本來對待。企業的稅收成本不僅包括依法應繳納的各種稅款，還包括為完成納稅過程所發生的各種服務成本、繳納稅款造成的資金流出企業所帶來的利息支出、以及發生違反稅法等法律法規行為受到司法行政部門的各種罰款的總額[1]。
1.1 稅收實體成本
稅收實體成本是指依照稅法法律及相關法規規定企業應繳納的各種稅款的總額。現階段企業應繳納的各種稅款主要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消費稅、資源稅、關稅以及土地增值稅等。稅收實體成本是企業按規定必須繳納的，是企業義不容辭的義務。在企業不違反稅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情況下，是企業稅收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1.2 稅收服務成本
稅收服務成本是指企業為完成稅款的繳納所發生的一系列費用的總和。具體包括：企業為繳納稅款所專設或兼職的辦稅人員的工資、保險及各項福利費，為向專職稅務咨詢機構進行納稅咨詢或稅務所發生的相關服務費用，為辦稅人員所專門建造或租賃的辦公場所的費用，辦稅人員繳納稅款所發生的交通費以及為完成納稅工作所發生各種培訓M用等，為繳納稅款所購買的電腦、打印機、以及金稅盤、稅控機、發票簿等的費用，以及為應對各級稅務部門的輔導和檢查所發生的費用等。
1.3 稅收財務成本
稅收財務成本是指企業繳納稅款占用資金所造成的利息支出。企業繳納各種稅款勢必會使一部分資金流出企業，這一部分流出資金所增加的企業利息耗費及把該部分資金用于其他投資的機會成本即為稅收的財務成本。企業繳納的稅款越多，稅收的財務成本越高。
1.4 稅收處罰成本
稅收處罰成本是指企業有意或無意違反稅法相關法律法規，受到稅務、司法等機關的處罰所發生的成本。稅收處罰成本具體包括企業晚交稅款被稅務機關處罰的稅收滯納金，企業偷稅、漏稅被稅務、司法機關處以的罰金和罰款。
2 企業稅收成本的影響因素
2.1 影響企業稅收成本的外部因素
影響企業稅收成本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觀的經濟運行環境、國家對稅收的相關政策、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等。宏觀的經濟運行環境是所有企業運行的外在環境，對所有企業是平等的，不可選擇，只能被動地接受。國家對稅收的相關政策也對企業的稅收有重要影響。例如一個階段內國家出臺稅收的相關優惠措施以及減免稅政策，只要企業符合相關政策要求，就將對企業產生有利的影響。國家有時也會用稅收手段調控經濟運行[2]。例如，國家為了限制某些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出口，會采取增加出口關稅；對一些具有高附加值提倡類企業會給與稅收優惠等政策。
2.2 影響企業稅收成本的內部因素
結合稅收成本的構成內容，影響企業稅收成本的內部因素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2.2.1 稅收實體成本的影響因素
稅收實體成本對企業來說是剛性的，企業只能遵照相關政策，按照相應的稅率和稅種進行稅收的計提和繳納[3]。企業要積極關注政府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看企業是否符合相關條件，在符合的條件下，按照規定進行操作。
2.2.2 稅收服務成本影響因素
稅收服務成本受稅收實體成本的影響。在一定的業務量范圍內，稅收服務成本一定，超過了一定業務量范圍，稅收服務成本將增加。稅收服務成本與辦稅人員的工作效率負相關，辦稅人員工作效率越高，稅收服務成本越低。此外，稅收服務成本還受到稅收咨詢業務和稅收接待工作的影響。稅收咨詢業務越復雜，稅收服務成本越高。企業稅收接待工作標準越高，稅收服務成本越高[4]。
2.2.3 稅收財務成本影響因素
稅收財務成本主要受企業繳納稅款金額大小的影響，企業繳納的稅款金額越大，企業稅收的財務成本越高。同時企業稅收財務成本受到企業稅收籌劃水平的影響，企業的稅收籌劃水平越高，企業對資金的統籌規劃越合理，稅收的財務成本將越低。
2.2.4 稅收處罰成本影響因素
稅收處罰成本的影響因素主要有辦稅人員的素質和企業對稅法及相關法律政策的遵從程度。企業辦稅人員的素質越高，出現稅收滯納金的情況越少，稅收處罰成本越低，反之，越高。企業對稅法及相關法律政策的遵從度越高，因出現偷稅、漏稅的現象而被相關機關處以的罰金及罰款也越少，稅收處罰成本越低，反之，越高。
3 企業稅收成本優化措施
企業的稅收成本優化是一系列連續的過程，包括事前計劃、事中控制、事后評估等一套完整的程序。因此，企業的稅收成本優化應站在企業戰略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國家法律及稅收法規的前提下，根據稅收成本的構成及相應的影響因素，進行合理優化。
3.1 事前計劃
事前計劃是企業為達到稅收成本優化的目的，所進行的一系列準備工作。稅收實體成本的優化，企業要積極關注國家稅收相關優惠政策，盡量創造條件爭取享受最優稅率標準符合規定操作，比如，對于某項優惠措施，條件許可可以爭取高新技術企業申報辦理，享受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稅率及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稅收服務成本的優化，企業要制定合理的稅務人員工資標準，提高稅務人員的辦稅效率，制定合理的稅務機關檢查招待標準；稅收財務成本的優化，企業要做好資金預算工作，合理安排稅收資金的繳納時間，使企業推遲交稅或避免交稅；稅收處罰成本的優化，企業要積極做好高素質稅務人員的培養和儲備工作。建立規范科學高效的內部流程流轉制度。
3.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企業稅收非常重要節點，不能僅停留在財務人員業務處理，要提高企業全體人員對稅收成本的認識，變少數人為多數人對稅收成本管理，增加他們對稅收成本觀念的認知；加強企業全員對稅收方面知識的宣導，特別是涉稅票據的取得要及時有效，規范合法；建立企業內部審計機制，定期對企業的納稅核算，納稅申報，稅款繳納加強控制，進一步降低涉稅盲區，更好地實現企業的稅收繳納。加強涉稅相關人員的業務培訓，及時掌握最新的稅收政策，把握最新稅收動態，通過對稅務風險防范能力的提高，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充分利用專業的稅務中介服務，發揮專業的中介機構作用。加強稅收管理創新結合大數據信息化管理分析相P指標數據進行分析評估和決策。
3.3 事后評估
事后評估是對企業稅收成本優化更好的把握。之前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為更好地滿足企業稅收成本優化的有效落地，因此建立評估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大數據的運用，使企業申報的稅收數據都無處遁形。加強稅企溝通協調，開展更多的自查自糾，努力提高自覺納稅，主動及時地依法申報繳納稅款，降低有意或無意違法稅收法規而受到的處罰。強化內部審計對報送稅務資料的分析復核，把發現的問題解決在被稅務機關檢查之前。建立行之有效的稅企溝通機制，對企業稅收成本遵從具有較大的運用空間，降低企業稅收成本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企業稅收成本的優化需要企業全體人員的參與重視，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配合，注重細節的把握，建立健全規范可行的企業流程機制，創新思維和手段，揚長避短，通過降低企業成本，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相對優勢，提高產品競爭力，實現企業的長遠持續發展，創造更多的綜合效益。
參考文獻：
[1]李健.企業稅收成本的構成及優化[J].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3）.
[2]徐俊發.有關降低我國企業稅收成本方法的探討[J].中國總會計師，2006（8）.
論文摘要:對組織稅收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質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解決兩者矛質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悅是組織收入的基礎和保障，只有堅持依法治枕才能閱滿地完成收入任務，促進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