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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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字出版；稿件采編系統；網絡監督；期刊推介；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G25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1-0067-03
技術決定論者堅信傳播技術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深刻改變[1]。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正沖擊著傳統媒體的許多方面。作為傳統媒體的一種，印刷版中國科技期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科技期刊發展在許多環節進行了各種積極嘗試及措施以應對網絡的深刻影響，并正在發生著各種發展轉變。
一、對科技期刊傳統稿件處理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中國科技期刊在網絡應用及普及前，對稿件的投稿、審稿、退修、編校等環節均在紙質稿件上進行，并通過郵局郵寄方式聯系，費時費力。
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后，網絡的運用逐漸推廣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發展和普及，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學術期刊稿件的處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斷發生改變。
在21世紀初，有期刊就開始嘗試通過網絡，利用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與作者、專家進行稿件的傳送，一定程度上縮短了稿件的處理時程；之后，逐漸出現專業的開發軟件公司，制作并推廣使用期刊網絡采編系統。
該系統借助互聯網技術構建期刊門戶網站和期刊采編業務集成化信息平臺，將在線投稿、查詢和在線審稿、流程監控等采編業務整合在一個系統平臺上，以實現傳統平面期刊的數字化存儲、網絡化傳播和個性化利用的目標[2]。
目前采用稿件采編系統的期刊已較為普遍，這種方式易于實時查閱稿件處理進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編流程的效率，有效縮短論文編審及發表時滯[3]。
二、對科技期刊編輯策略及傳統印刷出版方式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互聯網不受地域、時間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動選擇等優點，正在深刻影響著科研工作者查閱文獻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獲取科研學術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網絡搜索引擎或各種專業數據庫，主動檢索并查閱所需內容。科技期刊編輯必須積極改進并提升編輯策略，以應對這種轉變。如對網絡檢索頻率較高的關鍵詞、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編修中不斷提升其關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關單篇文獻，提升論文的傳播效果[4]。
同時，網絡普及也促使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發生著深刻轉變。由于網絡的即時快捷，可避免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發排、印刷裝訂等過程延擱。為了使科研論文及時與傳播，現今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處于印刷版期刊與數字出版并存的階段，并逐漸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數字出版的未來。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傳統印刷版期刊的同時，自建期刊網站，應用網絡即時論文，隨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國上網期刊已有6000余種[5，6]。也有利用網絡平臺，建立網絡數字化期刊或論文平臺。自20世紀末以來，開放存取（Open Access，簡稱OA）這種全新的學術論文傳播模式大規模興起，促進了學術期刊的網絡化發展，我國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也取得長足發展[7-8]。如中國科研界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中國科技論文在線（http：），即通過網絡即時來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領域的電子版論文，并逐漸開始嘗試同時也出版紙質期刊。
此外，優先數字出版也是一種迅速發展并得到認可的科技期刊網絡化數字出版模式。這是以印刷版期刊錄用稿件為出版內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數字期刊。目前大多數期刊選用的優先出版模式是錄用并完成編修的經編輯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單篇論文為單位出版。目前，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術期刊都有優先數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創辦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國內期刊大多采用中國知網平臺進行優先出版。這種即時發行且靈活的出版方式，節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時間、排版印刷時間、郵發郵寄時間、圖書館編目上架時間，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與讀者見面[9-12]。這些不同的網絡數字化出版方式，順應了科研工作者在網絡上查閱信息并閱讀的現狀，也便于利用互聯網通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向讀者主動推薦、推送，有力促進了期刊論文影響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監督的發展轉變
隨著網絡應用及對期刊出版方式的影響，逐漸出現了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關法規制度等方面的新問題，并進一步產生了大討論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聯網普及之前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僅在答辯后收藏于學位授予單位和相關圖書館，學術期刊和司法界都將之視為未公開發表。因此，國內外學術期刊傳統上并未將學位論文內容再次發表認定為重復發表。但近年來，隨著網絡出版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知網等數據庫建立了碩博士學位論文庫，讀者可以檢索并閱讀全文，這一傳統認識已受到挑戰。張小強等[18]認為學位論文被收錄進網絡數據庫屬于正式出版——網絡出版。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統一法規或規范，但中國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編輯工作者，已對其學位論文內容的研究論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絕。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碩博士研究生對此不能理解，或產生不滿而抱怨甚至責問期刊編輯部，或者對畢業時學校要求上傳電子版學位論文并網絡產生抵觸情緒，但為了順利畢業而委曲求全并被動放棄投稿期刊。這些均對科研工作者的情緒、工作熱情等產生了負面影響。
因此，中國科技期刊及相關各方均急需重視并積極應對這一系列的新變化。如完善規范制度和機制，形成共識，達到有據可行，避免混亂；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畢業論文電子版全文，故是否應全面考慮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畢業論文摘要或應有自主決定權提供全文，或數據庫按研究生論文下載支付給研究生費用等措施，以期達到互利共贏。這些均需進一步深思并轉變。網絡普及在提升中國科技期刊所刊發論文質量方面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網絡數據庫檢索的廣泛性及文獻不端檢索軟件的應用，均有效避免了刊發抄襲、文字復制等不端行為，保證期刊的原創性和首發性，提升了期刊論文質量和傳播效果。
四、中國科技期刊利用網絡不斷提升國際傳播和影響力并有望促進學術交流
利用網絡的無地域、時間限制的優勢，中國科技期刊特別是占主要份額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國際化之路并減少知識產權外流，是一個有利時機，必須積極利用互聯網，尋求走出國門的方法和途徑。
目前僑居海外的華裔科學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近三十年來遷往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發達國家的新時期移民逐步增長，這一時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學歷或為技術移民。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推進中國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國際化進程，可為遍布全球的華僑華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閱和了解中國科研成果的機會，也利于增進國際化傳播。
中國知網數據庫正在積極探索將中國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積極推進。此外，科技期刊也應進一步開拓各種方式，在國際范圍內拓展更廣泛的讀者、作者和審稿專家。如高校科技期刊應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國際間校際交流和科研合作優勢，將其科技期刊網站在對方院校或研究單位的互聯網站上建立廣泛鏈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編委等，在其名片、電子郵件末尾簽名處或博客主頁等，標注上相應中文科技期刊的網址等，通過其與其他科學家交流或參會等機會，便可以使中國科技期刊得到積極推介，并逐步擴大國際傳播及影響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過500家的大型海外機構用戶通過互聯網使用中文期刊，中國的傳統期刊在通過互聯網發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國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圖書館、多倫多公共圖書館等海外大型圖書館的借閱者們，可通過互聯網閱讀到了中國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國科技期刊也已擁有國際編委或審稿專家，正是利用了網絡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也促進了期刊的國際化進程。
隨著中國科技期刊通過互聯網的這種廣泛傳播，也將對國內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產生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國內科技期刊以這種方式走出國門，特別對不容易收錄入以英文為主的SCI等國際知名數據庫的中文版期刊，通過利用網絡的各種方式推介，將極大促進中國科研成果的傳播，并為世界各地掌握漢語或以漢語為母語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提供一個了解中國科研發展的窗口。在增進國際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國科研成果及期刊發展的同時，也必將吸引更多海外華裔科學家將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寫，并投往中國科技期刊，從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與期刊發展共贏的良性循環。隨著其在國外推廣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對國內科技期刊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推動；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華裔或他國的科研工作者通過閱讀相關文獻，開辟并尋找更多與國內同行的相互合作與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還應進一步重視并提升論文的英文摘要的編輯加工和規范，為不掌握漢語的國際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國科研進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傳播科研成果的同時，也將進一步發揮其促進交流的作用，這也順應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到中國聲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領域購買國外試劑、儀器而將科研論文成果發表在國外英文期刊的“兩頭在外”的弊端。中國科學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學者建議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重視中國科技期刊發展，改革舊有的片面追求SCI評價體系的獎勵和職稱評定體系，對國內外期刊一視同仁，承認中國期刊和國際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雙重標準。在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隨著互聯網的深刻影響及積極應對轉變的進程中，這些無疑又將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要堅持世界一流和國家需求方向，要關注科學前沿和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好國內期刊和國際期刊的關系，充分認識到中國科技期刊是國際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這個平臺，并采取各種應對方式，不斷轉變思路和運營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獻品牌體系及學術期刊評價的國際話語權。目前，利用網絡平臺，將以往小而散的期刊進行整合并實現集約化發展，也是目前中國科技期刊發展的又一個趨勢，并正在不斷發展。這必將使中國科技期刊經歷深遠而有歷史意義的發展階段，更高效地發揮科研成果的傳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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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學術研究卓越的核心體征
(一)學術研究產出質量居世界領先
從國際上對學術研究質量評價指標看，學術研究質量主要體現在論文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數量兩個指標上。根據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BIS)的《2011年英國學術研究現狀國際比較報告》顯示，盡管英國學術研究產出論文的總量并未居世界領先，2010年為12.4萬篇，占世界總量的6.4%，明顯低于美國的46.5萬篇和24%，也低于中國的33.1萬篇和17.1%。但從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總量看，英國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詳見表1)[1]。與之相比，我國雖然論文總數具有絕對優勢，但高引證論文數量和論文引證次數均處于較低水平。這說明，我國學術研究產出質量不高，國際競爭力整體水平較低。
(二)單位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產出率居世界首位
盡管英國學術研究人員數量遠少于美國和中國，但英國在學術研究人員的平均產出方面表現出色。在2010年五大科研國中，英國在總人口和研發人員平均量、論文被引頻次、高引論文數量指標中均居第一位，明顯高于其他國家(詳見表2)[1]。與之相比，在上述各項指標中，我國總人口和研發人員平均量均居五大科研國最低水平，并與英國差距甚遠。我國研究成果產出率最低的是論文被引頻次和高引論文量。從論文被引頻次看，我國研究人員每人被引頻次僅為2.11次，而英國則為13.52次，是我國的6.4倍；研究人員中每萬人高引論文量，英國是我國的12.8倍。這說明，我國單位研究人員成果產出率普遍不高狀況下，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國高質量研究成果極度缺乏，與主要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
(三)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居世界首位
盡管英國學術研究經費投入的絕對值遠低于其他科研大國，但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2010年英國單位學術研究投入的產出率位居世界首位，單位投入產出的數量、論文引用率和高引論文數量均居第一[1]。與之相比，我國學術研究經費產出率明顯偏低，特別是高質量成果產出率最低。我國每百萬美元論文產出量為2.3篇，低于英國的3.9篇；每百萬美元產出論文引證次數，我國僅為17次，而英國則達107次；百萬美元產出高引論文篇數我國僅為0.03篇，而英國則達0.38篇(詳見圖1)。這說明，我國單位學術研究經費產出率，特別是高質量成果產出率與英國相差甚遠。
圖1 2010年五國單位研究經費產出論文引證頻次和高引論文情況
注：根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UK Research Base2011報告中相關數據計算得來。
二、英國學術研究卓越的生成邏輯
(一)大學卓越研究助推國家學術研究卓越
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基地，英國著名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學術研究競爭力提升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據統計，英國產業研發部門66%的研究人員來自于英國大學，英國企業執筆論文的下載使用者中有70%來自于大學學術界；2009年英國大學學術研究總開支占到26.5%，而我國僅占全國的7.7%，美國、德國、日本均不及英國[1]。這說明，英國大學在國家學術研究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大學學術研究發展戰略上，英國政府特別注重大學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學科研究基地建設，向研究者提供充分利用大型重要研究基礎設施的機會；支持維系國家戰略任務的重大研究項目，積極創建大學卓越研究集群。同時，通過基于國際卓越科研標準的選拔性資助模式向大學研究者提供支持。羅素大學集團(The Russell Group)是英國為提升學術研究競爭力的大學卓越研究集群。該集團成立于1994年，由20所英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組成，被稱為英國的“常春藤聯盟”，它代表著英國最頂尖的大學。羅素大學集團每年囊括全英大部分研究經費，2008-2009年度獲得全英大學67%以上的科研經費，68%的英國研究委員會科研經費，62%的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質量相關科研經費，75%的全英慈善科研資助經費：每年培養的博士生總數占英國博士生總數的57%[2]。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2008年對英國大學研究質量測評統計的結果顯示，羅素大學集團雖然只占了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的12%，但是卻創造了全英60%以上的世界頂級科研成果。英國頂級研究組織約60%的研究人員是屬于羅素大學聯盟。平均來說，羅素大學集團承擔的頂級研究項目占全英頂級研究項目總數的三分之二[3]。因此，羅素大學集團的學術研究水平不但決定了全英大學學術研究卓越水平，也對英國國家學術研究卓越的生成起著不可替代推動作用。
(二)多元融資渠道確保英國學術研究資金的可持續性
英國學術研究經費來源呈多元化特點。在政府資助方面，英國成立了國家防范性科研資金保護體系，將大學學術研究財政納入到該體系中，從而確保了包括大學在內的英國學術研究的“雙重支持系統”的穩定性。作為英國政府投資國家學術研究的重要資助模式，“雙重支持系統”是指：一方面，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根據大學學術研究質量評估結果向本地區大學撥付維持科研基礎設施和能力所需的經費；另一方面，英國研究委員會、皇家協會等政府科研主管部門通過研究項目形式擇優向全國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提供競爭性研究資助。
除政府給予大量資助外，英國政府還鼓勵工商企業部門和慈善部門資助國家學術研究。為激發慈善捐助的積極性和長效性，在2007年2月，布萊爾政府宣布了一項旨在力促增加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慈善捐助的配套資助計劃，即在2008-2011年3年內提供2億英鎊配套資金，支持英國大學慈善融資活動。該項目目的是激勵私營慈善組織向高等教育提供約4億英鎊的現金捐贈，即共向高等教育提供6億英鎊的慈善捐助相關附加資助，使大多數高校能夠得到更多的慈善捐助，通過配套資助為英國高等教育慈善資助營造良好的捐助文化。配套資助計 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1∶1，主要針對缺乏慈善融資經驗的高校；第二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2∶1，主要針對已有慈善融資項目的大多數高校；第三層次配套比例為：慈善資助與政府資助比例為3∶1，主要針對具有豐富慈善融資經驗的高校。獲得政府配套資助的慈善捐助形式應該是：現金捐助、股份捐贈、中小慈善信托和基金會捐贈、公司捐贈、海外捐贈等[4]。因此，在實際運作上，英國學術研究經費來源渠道呈多元化，其中工商企業資助約占45%，而近23%來源于其他部門，如國外和非營利機構資助，主要來自慈善機構，如威康信托基金會、英國心臟基金會等，醫學研究慈善協會僅在2009-2010年度就為英國提供了11億英鎊的科研資助。從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來源看，2008-2009年度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中31%來自于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26%來自于國家研究委員會、皇家協會，約15%來自于英國慈善機構，其他如產業部門、政府部門、海外資助等也占相當份額(圖2所示)[5]。這種多元資助模式確保了英國學術研究資金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催生了世界卓越研究成果并促使英國成為世
圖2 2008-2009年度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來源及其所占比例界頂級研究基地。
(三)卓越取向科研評估體制引領英國學術研究卓越
從研究資金投入的產出成果情況看，英國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的論文數量、引用率和高引論文量都是世界最高的，這主要歸因于其高效的研究資金利用率。為提升科研資金利用率，英國政府主要采取質量導向的科研資助模式和卓越科研評估體制。以卓越為核心取向的“研究評估機制”(RAE)從1986年到2008年已開展6次全國性大學科研評估，主要目的是向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提供大學各學科領域權威性的、易于理解的科研質量評估結果，以用于研究經費分配依據。為增強科研評價機制的“卓越”導向，在英國高等教育部門整體學術譜系創建一個動態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聯合體，以最大限度地貢獻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英國政府從2008年開始對“科研評價機制”進行全面改革，并將于2014年正式以“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LUNwen. dylw.net ework)取代傳統的“研究評估機制”。該框架將驅動HEFCE首次就英國大學學術研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度進行全面評估，對學術研究社會經濟影響度卓越的大學給以重獎。新評估框架特別強調將“學術研究的經濟社會影響”(impact)指標取代傳統的“聲譽”指標。新框架更加強調“研究卓越”，因此主要對英國高校各類卓越級別的研究及其影響進行評價，而不是對所有科研活動的評價；評價對象應是卓越水平的具有較強整體性的研究單元(research unit)，而不是研究者個人或機構整體；卓越研究單元必須符合如下卓越特征：①高質量、原創性研究成果，包括能促進學科發展的世界一流成果、具有探究新領域的創新性成果、對社會或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效益的科研活動等；②其研究發現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③研究單元必須是通過大量有利于社會或經濟利益的科研活動取得的卓越研究，如在研究活動和成果運用過程中應有大量利益相關者參與；④具有能夠促進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轉移或運用的高質量、前瞻性的研究環境；⑤對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續性發展有重要價值[6]。因此，以卓越為導向的科研評估體制成為英國卓越研究能力提升的“指揮棒”和“指向標”。
(四)國際科研合作推動了英國學術研究卓越
從英國學術研究產出源來看，英國學術研究強勢關鍵在于英國研究者具有較強的國際合作能力，英國國際研究人才的流動性比其他國家更高。2010年，英國有46%的學術研究成果共同撰寫人是外國人，63%的共同撰寫人曾經在外國的研究機構發表過研究文章或具有多國工作經驗，其研究生產力最強，國際合作撰寫的研究論文被引頻次也最高[1]。這一方面說明英國研究人員的知識與專業水平得到國際科技界的認可，同時也體現了英國研究機構也對高校和具有國際流動性的研究人員具有高吸引力。另外，英國具有龐大的國際學生、研究者和大學教師集群，在國際科研合作方面占據國際領先地位。2009年90%以上的大學參與國際科研合作；40%的英國研究委員會撥款具有國際元素；40%的英國大學科研人員來自國外；50%的英國博士生來自國外[7]。
英國國際科研合作的成效主要得益于英國學術界歷來有著跨國際科研合作的傳統，政府也一直致力于達到更加開放的國際化學術環境，由此使得英國國內可以容納更多的外國學生和學者在這種開放的環境中進行有效的學習和研究，進而確保其在科研領域達到新的高度。近年來，英國研究委員會開展了多項國際科研合作計劃，促進與其他國家研究人員發展長期戰略伙伴關系，如建跨境高校研究機構伙伴關系，拓展學科戰略網絡，以此為海外研究人員參與在英研究，以及英國研究人員赴海外開展研究提供跨國科研平臺。另外，英國研究委員會還試圖通過資金配套措施和簡化英國學者與其他國家研究伙伴的合作程序，支持建立大型國際科研合作項目。
三、對我國高校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啟示
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能力提升的重要基準就是要達到世界一流或國際卓越水準，從我國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現狀看，諸多指標明顯偏低：學術研究產出整體質量不高，高引論文和被引頻次指標嚴重落后，單位研究人員和單位研究經費產出率極低，特別是高 水平研究成果嚴重缺乏。造成我國學術研究國際競爭力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均研究資金投入不足，卓越研究人員嚴重缺乏，卓越研究資源聚力匱乏等因素。對此，我國高校應充分挖掘學術研究的優勢潛能，積極借鑒英國成功經驗，大力提升高校卓越研究能力，加快高等教育強國建設進程。
(一)改革高校科學研究資助體制，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從整體看，我國科研資金投入總量占據絕對優勢，但人均科研經費偏低。同時，我國單位研究人員和研究經費高質量成果產出率低，說明了我國研究資金利用效率不高。對此，應積極借鑒英國政府的雙重資助模式，進一步完善政府對高校科研資助模式，確保政府在高校科研資金投入上的充分性和穩定性；同時通過政府配套經費激勵國內外慈善部門、產業部門以及國際組織等多渠道投資，確保高校科研資金投入來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我國應進一步完善高校科研評估機制，建立卓越導向的國家科研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提高科研資金的利用效率；進一步加強對世界級的關鍵領域科研項目建設，將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向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高級科學領域傾斜，優先發展具有世界級科研潛能的研究中心。有效利用稀缺資源，集中高成本科學領域的科研力量，避免對緊缺資源的相互競爭。
(二)推進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設
為提升國家卓越研究競爭力，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創建了大批卓越研究集群，在研究資金和人力資源投入方面通過增強其選拔性和競爭性提升國家卓越研發密集度。這為這些國家高質量研究成果的產出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我國必須在兼顧公平的基礎上，亟待明確提出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設的國家發展戰略，實施“卓越集群”計劃——頂尖研究的精英集群團隊，即基于現有的頂尖科學成就的交叉學科聯合體，聯合校外科研機構并運用經費杠桿加以強化，資助新的組織結構建設及其必要的基礎設施、教授崗位、大型設備等，以確保世界頂級學術水平。同時，以“有所為，有所舍”為原則，以“卓越”為價值追求，取消那些難以取得卓越的科研項目，集中發展潛在卓越價值的領域；匯集卓越研究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優勢戰略資源，確保卓越研發投入的高密集度；以卓越研發集群為平臺，共創卓越人才培養、卓越研發和卓越創新一體化的“知識三角”(教育、研究、創新)新機制，重點投資創辦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潛在國際競爭力的跨學科研究基地，使其成為國家研究競爭力提升的突破口和新增點。
(三)加強國際科研合作
中歐貿易摩擦解決機制研究 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浙江省外貿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中國企業國際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的動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區利用外資效果評價和實證比較 中美紡織品服裝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對策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動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險在中國的發展應用分析 中美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TCL 跨國并購的問題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外商投資現狀比較研究 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及競爭力:入世前后的比較分析 壟斷、安全威脅與反壟斷控制--外資并購中的問題和對策 中美產業內貿易發展現狀和前景分析 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比較研究－以通信計算機及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 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與管理模式研究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風險因素分析 江浙滬 FDI 技術溢出效應比較分析 中日企業國際化模式的比較分析 外資并購中資銀行的影響及對策 外資在華并購績效分析 FDI 對我國通訊產業的壟斷分析 浙江化工產品的出口現狀和對策分析 外資在華并購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外資并購中反壟斷問題的經濟分析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障礙分析:農產品貿易視角 歐盟 RoHS 對浙江省機電產業出口的影響分析 寧波服裝出口的品牌戰略:合創品牌研究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分析 長三角地區紡織品出口市場秩序研究 日本企業投資中國的區位選擇研究 溫州鞋業出口現狀及對策分析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開題報告舉例 一、 選題意義 1、 理論意義 2、 現實意義 二、 論文綜述 1、 理論的 淵源及演進過程 2、 國外有關研究的綜述 3、 國內研究的綜述 4、 本人對 以上綜述的評價 三、論文提綱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結論 四、論文寫作進度安排 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提綱 一、 開題報告封面：論文題目、系別、專業、年級、姓名、導師 二、目的意義和國內外研 究概況 三、論文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四、研究條件和可能存在的問 題 五、預期的結果 六、進度安排
1.1.1 課題來源
在現代全球化的世界上跨國公司對現代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在國際貿易關系發展的過程中的主要力量是跨國公司。它們是世界公司業務中的最強大的部分。
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在世界經濟,美國經濟已處于領先的地位。在美國經濟最主要的部分是:冶金,機械制造和儀器制造,電子,電器,石油,化工,汽車和航空的行業。
隨著技術的迅速變革以及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市場的競爭進一步加劇。跨國公司為了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紛紛采用跨國并購方式對自身的體制、結構、功能、規模等進行重新組合和戰略調整。而跨國企業進行并購就需要很多時間和資金去進行市場并購行為,這期間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跨國并購中產生文化差異、缺乏對并購國家公司有效評估等等,而不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對并購后的企業產生不好的影響。雖然關于跨國并購的理論研究較多,但是還是缺乏一個行之有效的體系來建立一個研究模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
經過近三個月的時間準備和考察,決定把課題研究題目定為“美國跨國公司并購分析”,把研究課題限定在美國這個國家是因為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跨國公司最多的國家,具有代表性,而且加之我在美國企業實習過,這樣的題目聯系工作實踐,加之實習工作中積累的切身體會,感能夠更好掌控題目的研究方向和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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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研究綜述
1.2.1 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經過改革開方以后,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中國關于企業并購方面的研究也逐漸多起來,由于國外企業發展比較早,在企業管理方面比較有經驗,中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來學習國外的先進的管理經驗。比如中國的聯想收購 IBM 后,不僅獲取了先進的生產技術,還獲得了先進的管理經驗。聯想為了企業能夠更好地管理,在紐約設立了全球業務總部,任命阿梅里奧為 CEO,在他的領導下,提高了聯想集團的競爭力。關于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觀點:
邢少文:“隨著跨國公司并購程序以及當事國家的法律意識的提高,跨國公司利益相關方已經不能夠在以犧牲中小投資者利益去換取跨國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了,這是因為現在的企業制度逐漸完善,利益相關方的話語權逐漸減弱,受制于企業中董事會和資本方。這是跨國公司發展至今的一個成熟標志,任何個人和小團體都不能夠犧牲集體利益去換取小團體的利益 。
黃榮斌:“美國跨國企業的世界擴展,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尤其是東盟五國的經濟走勢發展尤為突出,該文提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跨國公司FDI 模式促進東盟五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使得東盟五國的產業升級,與美國 FDI模式關聯性非常強,以至于東盟五國的經濟結構中創新元素也來自于美國跨國公司的相關理念,深刻影響著東盟五國的經濟,美國跨國公司還通過資本注入方式對東盟五國的企業進行階段性并購,東盟五國的產業升級離不開美國跨國公司的并購行為”。
呂向敏,楊建立,張惠蘭說:“在企業并購過程中,企業中的決策者決定著企業發展的走向和并購的目標確定。如果決策者出現投資失誤,沒有注重投資目標國家的影響因素,就會加大投資并購風險,不確定因素在增多,該文主要就是決策者在考慮目標國家的因素時候發展為國際投資收益情況。提高跨國公司的決策者的國際投資風險意識是目前跨國公司都英愛做到的事情。
李盛竹:“該文主要介紹了谷歌并購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失敗案例和不和諧并購行為,找出了美國跨國公司并購過程中的一些不足,分析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購的時間比較晚,處于并購的初級階段,在海外并購方面缺乏經驗,并購失敗比例較高。近年來,中國在企業文化領域出現了大量的專家,每個人幾乎都有自成體系的理論系統,各自對企業文化的理解不盡相同,大多停留在借鑒西方國家跨文化管理的理論上,缺少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管理體系,并且這些理論系統缺乏實踐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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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跨國公司的類型和特點
2.1 引言
跨國公司——這是足夠的復雜性和不斷發展的現象。現在提高成本和競爭力是許多公司的關心。在這一過程中提倡跨國公司是一個主要驅的動力。
現在最大的跨國公司大部分位于在:美國,歐洲,中國和日本。這些四個地區是我們現代世界上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經濟中心。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在世界經濟,美國經濟已處于領先的地位。在美國經濟最主要的部分是:冶金,機械制造和儀器制造,電子,電器,石油,化工,汽車和航空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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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跨國公司概述
2.2.1 跨國公司特點 跨國公司兩個重要的特征:
(1)多民族,多國家的關系;
(2)政策的連貫性。
由于跨國公司生性國際公司,跨國公司的潛力估計如下;
(1)密集和廣泛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和關系存在的網絡;
(2)跨國公司的東道國經濟中的存在。在別國的基礎設施和對外貿易;
(3)分配跨國公司其控制對的媒體,通信,連接。擁有一個強大的形成當地公眾輿論的武器。
(4)創建一個動力取決于各國當地的政治和公眾代表的臉。
跨國公司的鮮明特點:
(1)主要的目標 -
市場的的最大化; (2)于用相同的全局跨國公司全球市場的部分;
(3)附屬公司新信息技術的基礎上的協調;
(4)每個生產單元的靈活的組織,公司結構的自適應,會計和審計的統一組織;
(5)分支機構,工廠,合資企業的聯盟到一個單一管理的網絡;
(6)參與高新技術產業,高盈利的確保。
通用的合并 -企業公司生產聯合相關的產品。例如, 一個制造攝像機的公司于產生影片或對攝影產生化學品的公司。收購可以定義為一家公司錄取到另一個控制,操作與收購它的絕對或部分所有權。此次收購是經常進行收購的公司在證券交易所的全部的股份,意味著收購該的公司。兼并和收購的過程與資本市場的動力學聯系很密切。為了執行這些業務上次要確定公司虛擬資本的狀態—胖腫的,壓縮的或者有效的。這些業務非常重要的因為金融市場的行情對一個公司的活動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如果一個公司的真的資產比公司的虛擬資本有大,那這樣的跨國公司能當別公司收購的對象。在相反的情況(一個公司的虛擬資本比公司的真的資產有大)那這樣公司的股票就當投機買賣的對象,因為那些公司股票的易損性提高。并購的目標和途徑(控股股份的販賣,控股股份的回購)都不一樣。有這些并購的途徑:友好的方法 - 正式的收購建議吸收的支持公司的領導(strategic buyout)。兩個或多跨國公司研究它們的合并對它們的公司有什么樣的好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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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美國跨國公司并購的優勢 ..........16
3.1 引言 ...... 16
3.2 蘋果跨國公司優勢分析.......... 16
第 4 章美國跨國公司并購存在的問題 ...................31
4.1 引言 .......... 31
4.2 蘋果公司并購中競爭優勢在減弱.............31
第 5 章 美國跨國公司并購的改進對策 .....................36
5.1 引言 ........ 36
5.2 政府層面 .............. 36
第 5 章 美國跨國公司并購的改進對策
5.1 政府層面
5.1.1 加大美國政府資金的支持力度
跨國企業國際并購行為對于母體國家的優勢非常大,尤其是美國跨國企業本身自身技術、營銷優勢比較大,如果政府還能夠在資金政策上在多加扶持那么就有可能在國際并購中占得更多先機和優勢。美國政府在針對本國跨國企業發展中要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專門設立一個金融管理部門,對接跨國企業財務部,如果美國跨國企業選擇大型七企業進行并購,起始資金較高的,有資金管理部門與各個資本投行、資本銀行進行中間協調,政府擔保先行拿出啟動資金進行并購投資。其次美國政府在稅收主導上要加大跨國企業稅收減免力度,讓跨國公司擺脫稅收壓力,支持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并購中的政策傾斜,在產業布局和技術更新中要給予支持。
跨國并購在表面是一種企業發展的市場行為,深層次還會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機密和安全,所以美國跨國企業在并購中或多或少會遇到目標國的政府干預,導致并購失敗,這時候美國政府要先行做好輿論引導,在國際大環境中倡導公平原則,政府部門要多于目標國家的外貿部進行行政訪問。
數據證明持續穩定的研發投入能夠讓美國跨國公司的技術優勢一直保持領先,在現今國際市場的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美國跨國企業更著手建立一個穩定的技術研發團隊,這個團隊要保持技術領先,在產品創意和功能構造方面要有自己特色。美國跨國公司創新意識比較強,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漸重視技術研發對本國企業的重要性,對自身生產技術、設計技術等核心技術進行創新發展,在面對同質化競爭過程中才能夠更加立于不敗之地,加大美國跨國公司技術更新發展步伐,才是解決危機的良策。技術創新不是一朝一夕能夠發展起來的,這過程需要國家和企業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要加大引導技術變革,調整產業發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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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美國跨國公司也逐漸融入全球經濟社會中,為了更好的理解跨國公司的本質以及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就要對美國跨國公司并購優勢發展進行研究,提高跨國公司并購中的國際競爭力,針對跨國公司并購的背景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進行研究。研究了中用者比較分析,針對進行跨國公司并購對世界上的經濟發展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的比較,提出適當的結論。使用了靜態數據的方法,以獲得具體的想法關于并購公司的數量,那些并購對跨國公司有沒有好處和其他指標。這種方法用了為評估何種經濟損失和利潤跨國公司獲取。并在實證分析基礎上進行規范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根據美國跨國公司的并購中動機、優勢、存在問題的分析以及跨國公司并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本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美國跨國公司的并購動機為拓展海外市場,確保資源獲取。美國跨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以獲取目標企業的機器設備、礦產資源等有形資源,也可以獲取目標企業的商標、信譽、知識產權、專利權、人才、客戶關系等無形資源。實現優勢互補。企業要想快速的發展,就得客服自身的缺點。美國跨國企業并購另外一個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彌補本企業自身的不足之處,提高本企業的整體實力。
(2)美國跨國公司存在一些并購問題。在全球范圍內的兼并和收購領域跨國公司的活動,突出企業巨頭公司的活動,在并購過程中存在競爭優勢在之間減弱、缺乏對并購國家文化差異認識、缺乏對目標國的有效評估。研究蘋
果研究蘋果公司、微軟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公司,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并購之后的結果,并購后的整合,相互交織組織的結構。得出共同存在技術優勢、人才戰略優勢、穩健的財務戰略優勢。 (3)從美國政府和企業兩個方面得出美國跨國公司的改進策略。首先加大美國政府資金的支持力度、美國政府加強對跨國并購的宣傳引導。其次美國跨國企業要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繼續實行持續穩健的跨國公司財務戰略、跨國企業加強人力資本投資,還要主義目標國的文化差異,一定要對目標企業有深刻的了解,當然還要理解目標企業所在國家的經濟情況、政治情況、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要求、風俗習慣、等等,美國企業海外并購后,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根據本企業的實際情況深入的分析本企業與對方企業的各自的文化特點以及并購雙方的公司組織形式、國家政策、經營理念、管理風格、公司制度等等來選擇合適的企業解決方案。
關鍵詞：海外并購；股權結構；績效
一、 引言
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政府走出去戰略的提出，中國企業開始紛紛踏上海外經營的道路，在中國企業推進海外并購的過程中，高速化與規模化的企業經營模式并沒有換來效率化與效果化經營成果。面對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日益加劇，全球的產業結構在不斷的重組升級并且發生著戰略轉移，通過海外并購的行為可以高效的進入他國市場，獲得資源，降低行業進入壁壘，使公司快速的實現規模性成長。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影響海外并購績效的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共識是作為一種具有職權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股權結構作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決定了公司治理各利益主體的行為取向。本文從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討了股權結構對公司海外并購的影響。
二、 理論分析與文獻綜述
1. 股權結構理論與涵義。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元素，其核心內容包括股權集中度、股權性質及公司高管持股等。股權結構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投資比例關系，屬于量化的范疇，用股權集中程度來衡量；二是權力關系，體現了不同背景的股東對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支配程度。Jensen和Mecling（1976）在公司治理的視角首次對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關系做了最早的研究，認為內部股東比例會對公司價值產生很大影響。之后，國內外學者繼續在這一視角進行了大量探討。
（1）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股權集中度是公司所有股東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股權集中還是分散的數量化指標。在股權集中度方面，從小股東“搭便車”角度出發，Grossman和Hart（1980）認為過于分散的股權結構，不利于股東對經營者進行監督。Fama和Jensen（1983）認為，一旦股權集中度過高，市場流動性就會下降，將增加投資者的預期回報率，從而造成公司績效的下降。Sheifer和Vishny（1986）認為股權集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場表現比股權分散型公司更好的。Claessens（1997）以及Pedersen和Thomsen（1999）通過實證研究都得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的結論。然而，也有學者研究認為股權集中對公司績效并沒有顯著的影響。La Porta（1999）的研究結論認為股權分散型公司的績效要優于股權集中型公司。同時，Demsetz和Lehn（1985）采用凈資產回報率對股權集中度進行回歸，發現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ehran（1995）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認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2）股東性質與公司績效。目前在機構投資者與公司價值的研究方面，Sheng-Syan Chen和Kim Wai Ho認為外部機構持股比例顯著影響公司價值。Makhija和Spiro以完成私有化的捷克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公司的股票價值隨外部機構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國內學者陳小悅和徐曉東（2001）研究表明國有股比例與盈利能力之間存在著某種負相關關系。孫永祥（2001）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的價值要低于民營公司。佘靜懷、胡潔（2007）發現國有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
（3）公司高管持股與公司績效。公司高管持股是伴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司治理研究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其核心思想就是管理者擁有部分所有權，享有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來達到激勵和約束高層管理者的目的。Shleifer A.和VishnyR.（1988）研究指出：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在0-5%時，公司價值與管理者持股比例正相關；在5%～25%時，兩者呈負相關關系；25%以上時，又呈正相關關系。McConnell和Servaes（1990）、Myeong-Hyeon和Cho（1998）在不同的高管持股比例分隔的區間段也得出過相似的結論。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國內學者王芳芳（2011）通過對中部地區6個省市的158家上市公司進行股權結構和公司價值關系的實證檢驗表明，高層管理人員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成正相關關系。
基于對上述研究的梳理，考慮到我國具體的體制環境，本文擬用股權集中度、股權性質和公司高管持股三個維度來表征股權結構特征。
2. 海外并購行為及其績效研究。目前關于海外并購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并購行為后企業的績效表現和影響海外并購績效的因素兩個方面。
（1）海外并購績效表現。關于海外并購后的績效表現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統一的結論。Langtieg（1986）的研究發現企業并購重組后的績效沒有顯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李東富（2005）進行海外并購的中國企業的績效指數呈V字走勢。而另一些學者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王謙（2006）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實施海外并購的企業在第二年與同行業的控制樣本在盈利能力和成長性指標比較中顯著占優。
（2）影響海外并購績效的因素。目前，關于海外并購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國，主要產業特點、組織因素、股權結構、并購類型、支付方式、文化沖突等幾個方面展開的。
在產業特點方面，產業的市場結構、盈利能力和生命周期在某種程度上會對海外并購績效產生影響。范從來、袁靜（2002）的相關研究指出，行業的生命周期會對海外并購績效產生顯著影響。在組織因素方面，企業的并購經驗、組織規模、管理模式、價值觀等內部組織因素對海外并購績效的影響。Lubatkin（1982）發現并購經驗與并購績效存在微弱正相關的結論。Kang（2004）的研究發現被并購方的組織規模越大，并購企業的超常收益也會越大。不同的支付方式會影響并購主體公司和目標公司的績效表現，并且現金交易的并購支付方式能產生更高的績效匯報。謝軍（2003）從資本結構角度研究，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杠桿收購方式和債券支付方式有利于并購績效提升。文化差異被認為是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Barkema（1996）以荷蘭企業的海外并購案例為樣本的研究表明，文化沖突對海外并購績效有微弱的負影響。宋耘（2003）研究發現文化沖突影響并購績效。閻大穎（2009）認為目標公司的文化距離越小，海外并購績效越好。
三、 研究假設
1. 股權集中度對公司海外并購行為績效的影響。基于委托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和資源基礎理論，控股股東由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我國上市公司內外部治理機制以及對中小投資者保護措施尚不完善，因此控股股東通過海外并購謀求控制權，侵占小股東利益。所以股權集中度越高，控股股東的侵占效應就越明顯，也就越不利于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的實施過程和結果，體現在績效表現越差。故本文提出了第一個假設：
H1：股權集中度與海外并購的績效負相關。
2. 股權性質對公司海外并購行為績效的影響。目前組成我國股票市場的股權成分主要有國家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等，故本文將上市公司按照第一大股東屬性分為國有股公司和非國有股公司。從資源基礎理論出發，國有股公司在資源獲取和尋求制度保障等方面優勢明顯高于非國有股公司。陳志軍、薛光紅（2010）認為國有股公司可以優先獲得許多由政府政策主導和分配的重要戰略資源。因此，基于資源基礎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控股股東為國有性質會能提高公司海外并購績效。
3. 公司高管持股對公司海外并購行為績效的影響。公司的管理者作為人在海外并購過程中享有控制權，由于信息優勢可以產生逆向旋轉及道德風險等相關問題。委托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公司高管成為股東可以規避這些風險，公司高管持股概念和相關研究應運而生。公司高管持股作為所有者對公司高層經營者的一種長期激勵的股權制度設計，在理論上會從兩個方面對公司績效產生影響：一方面相對于外部人，管理層的信息優勢加上擁有較高的經營管理技巧，會使公司高管持股產生潛在的效益，優化公司治理機制和提升公司績效；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層和股東的目標差異，可能會造成管理層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股東利益。
雖然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數量和比例普遍偏低。魏剛（2000）研究指出管理人員的持股比例難以使得管理層去代表股東行使監督控制職能，公司高管持股制度也難以發揮足其預期的約束和激勵作用。海外并購的高風險極使管理層在海外并購決策過程中會對收益與成本進行權衡，而侵占公司股東利益要高于海外并購所帶來的績效提升的利益，由于管理層持股較低，就會導致在公司海外并購行為中過程，選擇管理價值最大化而不是股東價值最大化。故本文假設：
H3：公司高管持股對公司海外并購起到抑制的作用。
四、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7年～2010年間共4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我們剔除了標的出讓方是海外公司和ST公司。此外，考慮到會計準則的不同，還剔除銀行、證券等金融行業的樣本。最終得到一個包含76家上市公司的樣本。關于財務指標數據來自wind并購重組數據庫，股權結構數據來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數據庫，缺失的數據，通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網站等公開資料補充。
2. 變量定義與說明。本文具體選取的各變量的定義如下：
（1）被解釋變量。海外并購績效（ΔROE）：并購后一年與并購前一年ROE之差；
（2）解釋變量股權集中度（CR_5）：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股權性質（Share）：虛擬變量，1為國有股，0為非國有股；公司高管持股（MO）：虛擬變量，1為管理層持股，0為管理層不持股；
（3）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時間虛擬變量（Year）；
3. 模型構建。為檢驗本文所提出的三個假設，特構建了三個模型。
模型（1）為檢驗假設1的模型：
ΔROE=β0+β1CR_5+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1）
模型（2）為檢驗假設2的模型：
ΔROE=β0+β1Share+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2）
模型（3）為檢驗的模型：
ΔROE=β0+β1MO+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Year3+ε（3）
五、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模型（1）、模型（2）、模型（3）進行檢驗：
模型（1）的調整R方為0.288，擬合效果較為理想；D-W檢驗值為1.902，說明方程基本不存在自相關；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都遠遠小于10，可以認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整體F檢驗顯著。因此假設1整體檢驗效果良好，可以進行回歸分析。股權集中度（CR_5）的系數為負（-0.229），并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假設1通過驗證，即股權集中度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負相關。
模型（2）、模型（3）的調整R方、D-W檢驗值、VIF、F檢驗都較為理想，模型（2）股權性質（Share）的系數為負（-9.177），并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國有性質的控股股東國會抑制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模型（3）公司高管持股（MO）的系數為負（-5.152），并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假設3通過驗證，即公司高管持股會抑制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
六、 結論與啟示
自2007年，中國公司的海外并購的進程高速增長，但大多數的并購行為并未帶來預期的績效收益。因此，中國企業應該實踐考慮的不僅僅是如何進行更多的海外并購，還應考慮如何提高海外并購的績效。本文，通過邏輯推導和實證檢驗所得結論以期對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實踐活動發揮有效的理論指導作用。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企業具體運營層面，首先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是提高公司海外并購的有效手段，現有的股權結構和制度安排往往缺乏有效的內部監督，導致大股東最大化享有的權利卻沒有承擔相應義務，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通過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引入累積投票制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制度等手段來保障中小股東利益，優化現有的股權分布結構，建立權責對等的股權結構，最終提高企業跨國并購績效；其次，適當減持國有股，培育職業經理人市場，深化股權分置改革，適當減持國有股股份比重，轉變企業運行機制，培育健康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提升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績效；此外，適當調整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保障海外并購戰略的實施，提升企業跨國并購績效。
此外，在宏觀制度建設層面，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規為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法律依據，強化政府服務職能，建設合理的制度環境，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筑起的堅實的后盾，通過經濟領域的外交手段，加強各國間的合作，創造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樹立高校負責的國家形象，是我國企業開展海外并購的切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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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重慶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混合所有制下控制權市場大股東治理優化研究”（項目號14SKC08）。
【關鍵詞】 跨國并購； 并購動機與績效； 并購風險； 研究現狀
同風起云涌的并購浪潮一樣，國內外學術界也出現了對跨國并購相關問題的一個研究熱潮。對跨國并購理論研究和一般的國內并購研究一樣，主要關注兩個方面的論題：一個是跨國并購動機的理論研究；一個是跨國并購績效（即跨國并購是否創造價值）的理論研究。Shimizu，Hitt，Vaidyanath，and Pisano（2004）對30篇跨國并購的文獻作了回顧，他們把對跨國并購的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的研究：（1）把跨國并購作為市場進入戰略手段；（2）跨國并購是一個動態的學習過程；（3）跨國并購是一種創造價值的戰略。其中（1）和（2）仍是并購動機的理論研究范疇。此外，有關跨國并購風險的相關研究通常都結合在并購績效和跨國經營風險的相關研究當中，很少有專門針對跨國并購風險的相關文獻。
一、跨國并購動機的研究現狀
跨國并購動機的研究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重點，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很多。跨國并購是企業國內并購跨國界發展的產物，其并購動機的理論基礎不能脫離傳統國內并購動機理論。例如效率理論、協同效應理論、問題和管理主義理論、管理者自大假說、市場勢力理論、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市場缺陷理論等。實際上動機理論的研究也綜合在并購收益來源的研究之中。
較早對并購價值來源進行解釋的研究是多德和魯巴克（1977），在他們的文章中也闡述并購產生的動機。他們認為，在收購事件發生之前，目標公司的資產沒有得到管理者的充分利用，收購事件的發生，說明并購公司對目標公司的資產價值和資產使用效率有了重新的衡量和判斷，如果并購后更換了管理層，則目標公司的資產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即使不更換管理層，甚至并購失敗，都使得目標公司的管理層意識到公司資產的使用效率問題，從而改善管理，提升資產的利用效率，增加股東財富，并購的收益來源即在于此。這就是內部效率假說（Internal Efficiency Hypothesis），也是并購事件得以發生的一個原因，是符合公司控制權市場理論的主流觀點。
隨著這一問題研究的興起，又出現了“市場壟斷假說”、“信息效應假說”、“節稅效應假說”、“建立帝國假說”、“剝削假說”等各種對并購收益的假說。按謝內夫等人的觀點，這樣一些理論假說都可以歸類為“財富轉移假說”。這一假說認為，收購或兼并只不過是財富在不同利益者之間的轉移而已，本身并沒有新的財富產生。因此，公司并購事件的發生動機就在于一部分利益主體企圖獲取另一部分利益主體的利益。實際上，這樣一些假說也并沒有得到有力的實證數據的支持，阿斯奎斯、金（1982）在《財務學刊》中發表的“兼并要價對當事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影響”一文中對50家涉及兼并事件的公司展開分析后認為，沒有哪一項檢驗能提供證據說卷入兼并的股東和債券持有人之間存在財富轉移的現象。針對各種假設的實證研究仍在進行之中。
與“財富轉移假說”相對立的觀點是“協同效應假說”。“協同效應假說”認為，通過并購可以使得公司由于規模經濟而節約成本，或由于生產和流通中的人員和資產的高度合作互補而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從而使得公司價值得以提升（威廉姆森，1971； J．F．Nielson、R．W．Melicher，1973； Klein、Robert G．Crawford、lchian，1978）。詹森也一直力主這一觀點。博凱維奇和納拉亞南（1993）在“收購的動機：一項實證調查”一文中實證了這一觀點，因此他們認為，“協同效應是絕大多數收購的原因”。SSP（2000）的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
顯然，這些理論觀點對跨國并購的動機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跨國并購的動機應該不是一兩個理論觀點就可以概括的，不同的公司可能基于不同的動機或多種動機來從事這一項經濟活動，正如博凱維奇和納拉亞南所指出的，“除了協同效應，公司收購必有其他的收購動機”。另外，跨國并購作為一種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也可以部分解釋跨國并購動機。例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因素理論、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等。鑒于跨國并購涉及兩國或多國的經營環境，比國內并購涉及的變量要多得多，并購動因也更復雜，上述已有的理論成果也難以解釋在不斷變化境況下的一些跨國并購實踐，因此，西方學者又從一些不同的角度來解釋跨國并購動機。比如價值低估理論（Hannah、Kay，1977；Vasconcellos、Kish，1998）、交易成本理論（Williamson，1985；Hennartt、Park，1993；巴克利和卡森, 1998）、產業組織理論（Yip，1982；Baldwin &Caves，1985；克魯格曼和奧泊斯法爾德，1998）、資源基礎理論（Baum & Oliver，1991； Eisenhardt&Schoonhoven，1996； Hennart， 1991；
Madhok，1997）和組織學習理論（Barkema & Vermeulen， 1998；Vermeulen & Barkema，2001）、分散化理論（Seth，1990；Markides & Ittner，1994；Denis & Yost，2002）等。
此外，國外有關跨國并購動機的理論研究成果很多，如“情景理論”、“網絡理論”等，西方學者一直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揭示跨國并購的真正動機。跨國并購的動機往往是多因素影響的結果，即跨國并購實踐也許是上述動機的兩個或多個動機交織綜合的結果。即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并購實踐難以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找到有力的解釋。因此有關跨國并購動機的理論仍處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之中。
當然，我國學者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動機研究也很多（史建三，1999；秦斌，1999；王林生，2000；羅仲偉，2001；張唯、齊安甜，2002；李蕊，2003；李梅，2006；廖運鳳，2006；蘇國強，2006；郭旭東，2007；王金洲，2008等），學者們以我國的并購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我國國企海外并購的“國家戰略理論”，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是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此外相關研究都是以國外已有的動機理論來解釋我國的海外并購實踐，原創性的理論還很鮮見。
二、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現狀
從歷年研究的文獻來看，并購方股東獲得的收益還沒有確定性的結論（Campa、Hernando，2004）。布魯納（2002）在他的一個文獻回顧中指出，在他考察的44項研究中，24項研究認為跨國并購為并購方股東創造了正收益，20項研究認為是負收益。因此，這一論題的研究還處于論爭之中。
（一）跨國并購的正效應
雖然跨國并購的研究要滯后于純國內并購的研究，但Shimizu等人（2004）的研究證據表明，跨國并購的效果要好于國內并購。此前，Markides and Ittner在1994年的研究中也提出這一觀點。這一觀點認為，跨國并購提供了內部化、協同效應、風險分散化的綜合收益，因此為并購公司的股東創造了財富（Markides，1994）。近年來的一些相關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Benou、Gleason和Madura在2007年對高科技公司跨國并購的研究中認為，有特色的跨國并購業務在充分做好宣傳、獲得市場投資機構認可的情況下，可以獲得良好的并購效果。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跨國并購可以為收購方股東創造正的累積異常收益，在并購事件宣告的前后10天的時間窗內，存在0.29%-1.96%之間的累積異常收益。比如莫克、楊（1992），馬基迪斯、伊德納（1994），Manzon、Sharp和Travlos（1994），Doukas（1995），Cakici、Hessel和Tandon（1996），馬基迪斯、奧榮（1998），Black、Carnes、Jandik（2001），Kiymaz、Mukherjee（2001）；Gleason、Gregory、Wiggins（2002），Kiymaz（2003），Block（2005）等人的研究均證實了這一觀點。
（二）跨國并購的負效應
同樣，也有很多證據表明，并購并沒有導致公司價值的增加，也沒有獲得很好的財務業績。Lubatkin在1983年的研究中認為，并購公司的價值并沒有在并購中獲得增長。Danbolt（1995）使用指數模型和市場模型研究了英國公司對其他國家公司的并購，認為在事件前8個月到后5個月的時間窗內并購方產生了顯著為負的累積異常收益。Eun，et al（1996）采用回歸收益模型檢驗了并購美國公司的并購方的收益，發現在事件前后5天的時間窗內，并購方的累積異常收益顯著為-1.20%。Aw和Chatterjee（2004）提出英國跨國并購的公司在并購后的6個月和12個月的異常收益分別為-4.46%和-8.07%。
（三）并購效應研究評述
似乎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并購是失敗的，但實際上這一結論依賴于人們對失敗的定義。Hopkins（2008）指出，如果失敗是指公司被迫清算出賣，那失敗的比率相當低；如果失敗與否是指到達預期的財務目標，失敗的比率就相當高；如果失敗與否是指達到管理層的總目標，那么失敗的比率也相當低（H. Donald Hopkins，2008）。Brouthers、van Hastenburg和van den Ven（1998）發現大多數并購公司的管理層都對他們的并購業務很滿意。
此外，并購成敗的研究結論依賴于研究中并購評估的時間范圍（H. Donald Hopkins，2008）。基于并購事件宣告前后短期股價反應的研究表明，目標公司的股價在宣告日后會上升，而并購公司的股價則變化不大或下降。雖然這種研究方法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短期的股價走勢能否衡量基于戰略視角發生的并購效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些基于長期基礎考察并購效應的研究就認為跨國并購的并購方能獲得良好的并購效果。
三、跨國并購風險的研究現狀
跨國并購的風險問題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雖然有很多研究表明跨地域經營可以通過分散化經營降低公司破產的風險，但由于東道國和母公司所在國的制度環境差異和文化差異的現實存在，要求從事跨國并購公司不僅在管理理念、經營戰略上應具備一定的柔性和多樣化，還要求并購者在跨國經營中要有很好的宏觀經濟研判能力和多種制度的解析能力，使得公司的經營面臨很多純國內經營公司所沒有的不確定性。復雜環境中的經營風險無疑會大大增加。
有關跨國公司管理東道國制度風險的研究獲得了很快的發展（Blank & La Palombara，1980；Anderson & Gatignon， 1986；Gatignon & Anderson，1988；Delios &Beamish，1999； Henisz& Delios，2001；Kobrin， Basek， Markusen，2001；Uhlenbruck， Rodriguez，Doh& Eden，2006），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交易成本經濟學為基礎，集中關注這些東道國制度風險如何影響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進入戰略，得到了兩個一致的結論：第一，制度風險減少了通過權益投資進入的可能性（Delios &Henisz，2003；Henisz & Delios，2001；Uhlenbruck et al.，2006）；第二，如果通過權益投資進入國外市場，制度風險的大小和跨國公司持有權益的百分比是負相關的（Gatignon & Anderson，1988；Delios & Henisz，2000；Uhlenbruck et al.，2006）。
總的研究結論是，如果不考慮其他的因素，政治風險應該使得跨國公司盡量避免其擁有的國外權益暴露在這些風險之下，至少是使得這樣的涉險權益最小化。然而，跨國公司跨國并購日益增長的形勢表明，很多跨國公司選擇積極面對這些風險。因此，對跨國公司如何處理對外經營的東道國制度風險的研究成為了一個研究的熱點。Teece（1977），Williamson（1979），Rugman（1981），Anderson & Gatignon（1986），Dunning（1988），Henisz（2000），Zhao、Luo & Suh（2004）等人的研究從公司治理機制的角度探討了在處理公司面臨交易風險時對權益結構的整合問題。而Susan E. Feinberg、Anil K. Gupta（2009）的研究指出，很多跨國公司單從權益整合管理政治風險的角度看不僅沒有改善風險，反而惡化了面臨的風險。同時他們的研究指出跨國公司的經營整合和組織活動整合可以很好地改善公司面臨的風險，并提供了相應的實證檢驗。
四、研究現狀的簡要評述
從上述的研究現狀回顧中可以看出，跨國并購動機的研究已比較成熟，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單個理論在新形勢下對某些跨國并購實踐的解釋力仍存在不足，但如果綜合多種并購理論基本上能對絕大多數的并購實例進行理論解釋，并為并購實踐提供有力的指導。跨國并購理論的績效研究問題，針對并購后的正負效應問題的爭議仍會繼續，但正如H.Donald Hopkins所指出的，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研究考察的時間范圍。如果從長遠的時間維度來看，跨國并購的績效通常會獲得一個積極的正效應，當然，這也取決于并購業務的初始動機。而跨國并購的風險研究仍處在研究的熱點之中，這是由于并購實踐和研究結論相悖的事實決定。正是由于跨國并購實踐中大量跨國經營的企業選擇積極面對風險的客觀事實存在，使得很多學者積極關注這些跨國經營企業的風險管理措施，但對于跨國并購對企業財務風險的影響以及企業的財務風險對跨國并購實踐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仍是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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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并購 礦產 法律問題
近年來，我國資源類企業海外并購區域更多地選擇了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礦產資源豐富，法律條文健全，這也是吸引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時選擇澳大利亞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在我國正不斷地崛起，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正成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新生力量，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1.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導入
我國某民營企業于2011年初看中澳大利亞某銅礦，準備對其實施并購，目前并購尚未最終完成。現將其投資并購歷程進行剖析。
1.1并購模式選擇
澳大利亞的投資并購模式非常成熟和發達。該民營企業在并購澳大利亞銅礦時，選擇了同時投資上市公司（殼公司）和項目公司（實體公司）的模式。在澳大利亞本土設立一個上市公司（空殼公司），但該公司既沒有營業，也沒有業務和業績，因為還處在勘探階段，股票價格也很低，低至每股1、2角，散戶很少，基本上是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下面設立一個全資子公司，是真正的實體企業，探礦許可證由它去申請（澳大利亞政策比較靈活，母公司也可以聯合進行申請）。投資者一般在選擇投資上市公司時，同時也會投資項目公司，這樣便能在兩個公司都獲得收益。一個是股票的價值，即：股價的波動（資本收益），另一個是礦產的收益。該民營企業采用了資本運作加上實體產業結合的方式進行投資。由于上市公司沒有屬于自身的實質業務，其業務就是營運項目公司，上市公司的所有投資便注入了項目公司。
該民營企業在并購澳大利亞銅礦時，先簽訂了投資并購協議，即框架協議，然后再去做凈值調查。按照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定，國外公司并購澳大利亞上市公司，其股份不能超過20%。但也有特別規定，即：經過股東大會同意和證券交易所認可，并經其備案后，可以超過20%。所以，該民營企業在最初進行并購時，股份僅占到19.9%。但該民營企業最終希望持有33%的股份，剩下的13%的股份將通過期權授予的形式，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購買，但每年購買限額不能超過6%，即：剩下的13%的股份將分成3年，通過期權的方式逐年購買。
在澳大利亞進行礦產資源開發的程序非常規范，探礦經理首先要做可行性研究報告，然后根據當時市場上的金屬價格，得出是否可行的結論。可行性研究報告分為初步的可行性報告、中間的可行性報告和最終形成的銀行可行性報告。銀行可行性報告包括經濟可行性和環境保護可行性（環評），銀行將根據銀行可行性報告進行資金支持。此外，在這方面做假的可能性不大。
投資并購前需要做銀行可行性研究報告。前期僅投入幾百萬元到上市公司，如果可行，再投項目公司；如果不可行，就不投項目公司，這樣損失的只是公司買股票的這部分投資。但如果一開始就投資項目公司，就將白白損失幾千萬元。目前，前期已經投入了2300萬澳元。同時，可行性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主要是做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可行性報告。由專人來做，對樣本框進行分析，進行投入產出分析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環評報告，需花經費去做環評報告。
跨國投資并購，都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政府審批。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審批已經做完。公司正在進行內部審批流程，提前一個月發通知，召開股東大會，需股東大會同意。國內審批需要經過發改委審批、商務局或商務廳審批、外管局審批等程序。目前還未做完。
1.2并購后公司治理結構安排
現有公司有3名董事，打算交割后派一名中國董事；再等投資項目公司銀行出了保函之后再派一名董事。“控制”按有沒有董事席位來算。
2.澳大利亞對外資并購的規制
不管是國內并購還是海外并購，都涉及到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及并購審批問題。澳大利亞是英美法系，意思自治很明顯。它把專門的外資并購立法與特別法相結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外資并購法律體系。
2.1澳大利亞外國并購法的相關規定
澳大利亞規制外資并購行為的專門立法是1975年生效的《外國并購法》（The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該法規定：外資并購需要澳大利亞政府批準。由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負責實施《外國并購法》，并成立一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為其機構，財政部審查跨國并購申請并向財政部提出有關咨詢和建議，但最后批準權屬于聯邦財政部；對跨國并購超過5000萬澳元的交易，并購雙方必須提交有關公司名稱、主要營業場所地址、公司主要經營活動、主要附屬機構和分支機構、最近一年的財務信息、最終并購公司的國籍等材料。
但在特殊的行業，澳大利亞的法律對于外資并購做出了特別的限制，有關這些特別限制體現在一系列的特別法之中。如：澳大利亞對包括石油、天然氣開發、鈾礦及其它礦物的生產開發，規定了股權限制；對于與鈾礦有關的項目，不僅要經政府審批，而且澳大利亞資本要控有75%的股權及控制權；對于與鈾礦無關的其它自然資源項目，澳大利亞本國資本必須參股50%，并在董事會享有50%的表決控制權。
2.2澳大利亞反壟斷法律法規中的收購審查制度
澳大利亞仿效美國反壟斷法，于1974年制定了《商業行為法》。該法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于一身，形成了澳大利亞特有的競爭法模式。按照該法及澳大利亞行業改革和監管的法律規定，外國公司收購澳大利亞公司，根據不同的產業，要遵循不同的規定。對于一般產業，如果收購澳大利亞目標公司的總資產超過500萬澳元或其附屬公司的資產價值超過2000萬澳元，則要事先申請。
澳大利亞在跨國收購審查中采納了綜合審查標準——公共利益或凈利益。這種公共利益或凈利益的審查標準最主要的是：是否有利于在相關市場提高競爭和在經濟方面提高效率和進步。
根據該法及澳大利亞的外國投資并購的一些政策，澳政府對中國投資并購持審慎態度。審查類似備案，律師都是按照操作規定來做，一般按照20%的規定來做，主要是把合資企業摘要（核心條款）拿出來做一個申請報告，提交上去，一般都會批準。
2.3澳大利亞公司法等交易法律規范
對外國公司收購活動進行市場監管的交易法律規范主要涉及《澳大利亞公司法》（2001年修訂）、公司條例及證交所的一些規定。并購時涉及公司治理，如董事任職的規定、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對上市公司收購活動進行直接監管的規范，包括公開信息披露制度、公開要約收購制度、協議收購制度等。
2.4澳大利亞環境保護法的相關規制
環境保護日益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紛紛立法予以規范，各國大都規定有毒物、廢棄物及其他危險物質設置于環境中造成的污染責任由污染源投放者負擔。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需要環境部的環評報告。有了這些環評報告，才會發給采礦許可。
2.5澳大利亞勞工法的相關規制
澳大利亞人力成本特別高，我國該民營企業想派礦產工人進駐，但澳大利亞不允許中國派普通工人過去，且要求中國公民雅思成績達到6分。但可以派管理層，如勘探主管，但不是批量的，也就1-2人，而且不是工作簽證，只是臨時簽證。因此，只能使用當地的工人，人力成本特別高。
2.6澳大利亞土著文化
即相當于從我國的文物局角度來考察。如：開采的礦是一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金礦遺址。能不能在那附近開采，需要多少安全距離？必須符合當地的規定，否則就開采不了。
2.7澳大利亞土地法的規定
澳大利亞土地是私有的，要與土地所有人達成協議，可買可租。簽訂采礦租約。承諾出產以后，給土地所有權人多少租金；此外，還有采礦區域必須有安全距離的要求，因為涉及噪聲污染和粉塵污染等。
3.我國民營企業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啟示
從對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的分析，及對澳大利亞外資并購立法狀況的研究，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有關外資并購的規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
在立法理念上，內外有別。澳大利亞對國內收購和跨國收購分別制定了兩套不同的法律和審查部門。有關國內的收購審查由競爭管理當局負責，適用國內的競爭法律，而對跨國收購的審查則由外資管理部門負責，適用外資管理的法律。在立法模式上，采用了專門立法和特別法相結合的方式。在重點規制方面，一是保護某些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領域，二是反對并購可能導致的壟斷行為，進行反壟斷收購審查。在體現執法力度方面，設立了專門的機構——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通過對澳大利亞有關外資并購法律法規的剖析，對我國企業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建議是：
3.1了解澳大利亞外國并購法等相關立法規定
了解澳大利亞外資并購法等有關外資并購的行業準入規定，包括了解澳大利亞對外資開放的領域；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以及禁止外資進入的行業，以免遭受反壟斷收購審查。
了解澳大利亞公司法等有關市場交易的相關法律法規，外資并購的股權比例或資產比例。澳大利亞對于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明確規定了外資的持股比例。在對外資開放的領域內，對外資的投資比例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3.2合理采用投資并購交易結構
我國國內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并購時，有的直接進入項目公司，風險相當大，有可能投資并購幾千萬都成了泡沫。
因此，應該合理采用交易結構。通過對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的分析，筆者以為：不能單純投資項目公司，如果直接投資礦產，風險太大。如果投一部分在母公司上，則風險相對降低，因為股價是變動的，可能有損失，但可以用腳投票，拋售股票。
3.3遵守澳大利亞環境保護法、勞工法等法律法規，注重土著文化
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等國都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勞動者權益保護。因此，我國國內企業在進行跨國收購時，應遵守東道國環境保護法、勞工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注重土著文化。在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時，我國國內企業應作一個徹底的事前環境評估審核。尤其是收購目標為一個生產型企業時，更須注意此程序，以便作為日后主張免責的證據。
基金項目：北京市屬高等學校人才強教深化計劃“中青年骨干人才培養計劃”：“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及東道國法律規制研究”項目，項目號：PHR2011083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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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暉.《跨國收購上市公司法律問題研究》,大連海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9月.
關鍵詞：兼并與收購 并購 公司治理 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5-066-03
一、引言
到底是誰擁有公司？這個是一個看起來很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縱覽商業歷史的發展，很多事例展現出來的內容卻告訴我們回答上述問題決非易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跟上述問題緊密聯系的研究議題——公司治理成為熱點問題。公司治理問題存在商業活動中的方方面面：在美國，當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訊公司因財務欺詐而轟然倒下后，2006年出臺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以非常嚴厲的方式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公司建立完整的內部控制制度，從而到達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在法國，一家法國公司rhone-poulenc在1999年與一家德國公司hoechst合并而成立一家新的公司——aventis公司。來自不同商業背景的兩家公司的合并不得不迫使這兩家公司要同時在把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有效的融合（bris，a.和cabolis，c.，2007）；在中國，中國a股的上市公司內部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兩種不同性質的股票。針對上市公司的社會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存在的同股不同權和同股不同利的弊端，始于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使得流通股股東在資本市場獲得補償，非流通股得以逐步在資本市場進行交易（yang，chi和young，2011）。顯而易見，無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會計規則的制定，企業并購以及公司財務結構等問題中，公司治理都緊緊地與它們相聯系。
什么是公司治理？簡言之，公司治理是保護投資者擁有對投資收益的法律索償權的措施和規則。很多發達國家，比如：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公司大都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很多公司目前還沒有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不時會出現損害投資者利益的事情。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國企業完成海外并購后，對這兩家公司的公司治理有什么影響呢？進一步說，這種跨境并購是否能給兩家公司都帶來財富效應呢？
二、理論綜述
自從modigliani和miller（1958）在公司財務理論上作出杰出貢獻后，公司治理的問題被學者們不斷地深入研究，包括：jensen和meckling（1976），hart（1995），la porta和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和vishny（以后簡稱llsv，1997，1998，2000）。
modigliani和miller（1958）認為債務和股份成為公司財務資金的來源，從而使得公司能夠從事生產和投資有利潤的項目。來源于投資收益的現金流將分配給債權人和股東。modigliani 和miller解釋了公司資本結構和融資成本以及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然而，jensen和meckling（1976）相信給予債權人和股東的現金回報與債務和股權的相關合同權（contractual right）有關。hart（1995）支持這樣的觀點：公司擁有要求董事會分配股利的權利，就像債權人擁有重新處置抵押財產而補償債務人沒有償還的債務的權利。顯然，這個法律問題與公司治理相關。la porta和lopez-de-silanes以及shleifer和vishny在公司財務理論發展上的貢獻更是具有里程碑的性質。llsv（1997）認為投資者的保護水平與資本市場的發展有關。經過檢驗49個國家的公司數據，llsv發現對投資者保護比較弱的國家往往伴隨著市場規模較小而且資本市場也比較弱。進而，llsv（1997）分析了不同國家投資者的權利、法律規章、法律的實施和所有權等。他們相信這些要素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因素。llsv的研究結果是：在普通法體系國家通常有最強的法律層面上的投資者保護；類似于法國民法體系的國家在法律層面上的投資者保護表現最弱；而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民法體系的國家在法律層面上的投資者保護的表現，介于前兩者中間。llsv（2000）認為理解公司治理的有效方法是從法律層面上的投資者保護角度，而不是從傳統的資本結構：債務和股權的資本來源角度。他們闡述：強的投資者保護可以是財產權保護的特別重要的表現，而這些與有效的公司治理緊密相關。
從邏輯上，很容易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治理的路徑是什么？gilson（2000）相信在公司層面上的公司治理合約式的趨同（contrac
tual convergence）比國家層面上的公司治理法律規章的趨同更現實和更可能。公司層面上的公司治理合約式的趨同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跨境上市，設新公司和跨境兼并與收購。其中跨境并購提供給我們一個觀察并購對公司治理影響的非常好的機會。并購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效果主要有兩個方面：正向的影響效果和負向的影響效果（martynova和renneboog，2008）。
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多跨國公司直接收購中國的公司，以此來擴張市場、保證原材料供給，從而配合其全球發展戰略。比如：雀巢在過去十多年中，收購了很多中國食品和飲料公司，以此來擴大市場份額。最近幾年，由于金融危機，國際上很多著名跨國公司的資產處于估值低價位，一些中國企業也正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這些無疑為中國和海外跨國公司之間產生更多的“聯姻”創造了條件。同時海外兼并與收購也為中國企業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企業在技術、管理方法和品牌建設上的差距提供了機遇。比如2010年，中國吉利汽車公司收購歐洲著名的沃爾沃汽車公司。這些源于不同經營理念，有著不同公司治理結構的公司，是否能最終獲得1+1大于2的財務效應呢？本文主要圍繞公司跨境兼并與收購對于公司治理的影響進行研究。目前公司跨境并購對于公司治理的影響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bris，brisley和cabolis（2008）通過對投資者保護改變的大樣本研究，發現證據：由于跨境并購而發生的公司治理的改變能夠提高該行業的托賓（tobin）q值。starks，l.t.和wei，k.d.（2004）認為經過分析美國目標公司的一系列跨境并購的案例后，得出結論：公司治理的差異影響公司的價值。
三、研究目的
針對上述總結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很多結論都是建立在分析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境兼并與收購基礎之上的，而本文主要分析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境兼并與收購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1.檢驗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境并購是否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或負向的影響效果。比如，過去的幾十年間，我國企業發生了很多與海外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兼并與收購。以后也一定會出現更多的類似兼并與收購。對公司治理的正向的影響效果或負向的影響效果是否存在呢？這些兼并與收購是否會使得原本對投資者保護比較弱的公司從而改進公司治理的標準呢？這種兼并與收購是否最終對于雙方都是雙贏的結果呢？這種兼并與收購是否會提升公司的業績和價值呢？
2.發現一些通過跨境兼并與收購從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成功案例。發達國際的跨國公司為了獲取更廉價和更穩定的原材料供給，為了擁有更大的市場空間，往往通過并購發展中國家的相關企業來實現。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公司為了獲取更好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為了開拓國際市場，也往往需要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合作。這些成功的案例最終能帶來什么啟示呢？
3.本文重點是通過規范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國上市企業和海外跨國企業之間的跨境兼并與收購，尋找哪些因素會決定公司的公司治理，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公司治理標準改變的。goergen和renneboog（2008）指出（少數）股東權利的保護、債權人的權利、會計準則和法律的實施對公司治理的標準有影響。本文要檢驗這些因素是否在發達國家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間的跨境兼并與收購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政治體制、文化以及市場成熟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
四、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中的治理風險
目前海外存在大量的投資機會，而且這些投資項目的估值比較低。加之，我國政府也積極鼓勵企業走出去。在這樣大的背景下，很多央企和民企出于自身發展戰略的考慮，為抓住這百年難遇的海外“抄底”機會而躍躍欲試。張碧薇（2011）調查發現，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數目在2000年是9起，而從2007年至2010年，每年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數目至少70起。主要并購的領域是資源、能源以及工業技術密集型行業。
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絕不僅僅是收購的價格。海外并購成功與否還取決于其他很多要素。對收購企業來說，海外并購是否符合收購企業的國際戰略的總體規劃？是否有國際化視野的人才儲備？被兼并企業所在國政府是否批準與支持？被兼并企業的文化與管理是否能與收購企業的文化與管理相融合？更為重要的是，收購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是否
公司治理上相融合？
吉利公司是在國際化中走在前列的中國民營汽車企業。2010年，吉利公司與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正式簽署協議：吉利收購福特汽車旗下的沃爾沃汽車公司100%股權。實際上，這并不是吉利公司第一次在國際控制權市場的出手。早在2006年，吉利購買英國錳銅公司股份，并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2009年吉利成功收購澳大利亞自動變速器公司（dsi）。基于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吉利公司會如何與西方企業在公司治理上相融合，并獲得正向的影響效果呢？
1.保留被兼并企業良好的治理模式。盡管吉利獲得100%沃爾沃汽車的股權，吉利并沒有對沃爾沃的管理方式進行劇烈的調整。吉利將保持沃爾沃相當大的經營獨立性。“吉利是吉利，沃爾沃是沃爾沃”{1}的戰略最能詮釋這兩家治理模式迥異的企業，在平等的基礎上，采取廣泛交流、互相尊重、逐步融合的公司治理趨同的方式。
吉利與沃爾沃成立對話合作委員會，通過該對話機制，使得雙方在新產品研發、技術應用、品牌維護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達成共識。該委員會中，雙方各自指派4名委員，主席為李書福。每年召開2次會議。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采取的治理模式仍然偏重于對大股東利益的過度保護，而忽視眾多小股東利益的保護。吉利公司在支持沃爾沃重回其原來輝煌業績的同時，也逐步完成自己國際化發展戰略、提高研發水平、技術升級以及塑造品牌形象等目的。這樣使得收購獲得了雙贏的結局。
2.重視被兼并企業所在國特定的法律與文化。吉利收購的沃爾沃汽車公司源于保護雇員利益非常強的瑞典。吉利能夠收購沃爾沃成功，離不開沃爾沃汽車公司工會的最終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往往忽略了當地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我國的很多企業對中國的國情很熟悉，但對西方強大工會的力量估計不足。上汽在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并最終獲得最大股東后，由于韓國工會力量非常強大，造成生產成本過高并且罷工不斷。由于雙龍申請破產，上汽收購雙龍最后以失敗告終。
3.穩健的發展路徑。從吉利海外收購的路徑來看，吉利在實施國際化戰略中穩扎穩打，能在抓住機遇過程中同時兼顧風險。吉利先部分參股英國錳銅汽車公司，從而有機會深入了解西方企業的治理模式和管理方法。這是一種可進可退的策略，如果合作不成功，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失；如果成功，還可以進一步增加收購力度。2013年初，吉利確認參與進一步收購英國錳銅汽車公司股份，使得吉利占有錳銅汽車80%的股份{2}。公司治理理論認為，各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的內外部環境差異很大，公司治理的趨同不可能一蹴而就。吉利在與西方企業合作過程中，逐步學會了更符合國際化規則的經營理念。
五、公司治理對業績的影響
良好的公司治理能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并平衡公司的各種利益主體。公司治理涉及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體系，設立能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會，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和保持有效的管理層決策機制。李維安和唐躍軍（200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對公司的盈利水平、營運效率、股本增長能力以及財務安全性等有顯著的正相關。 盡管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很多方式，但是運用海外并購的方式無疑可以成為很有效的發展路徑。吉利公司通過一系列的海外收購，逐步改進自己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使得公司在決策制定和決策實施中更科學、更有效，從而獲得資本市場投資人的青睞。
六、總結
盡管各國的文化、法律、經濟和政治等相差很大，但伴隨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正在通過各種路徑相互融合、相互借鑒。公司治理的趨同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完善的公司治理可以使得股東利益最大化。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在學習先進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同時，提升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
注釋：
{1}2010年3月，吉利并購沃爾沃后的媒體見面會上，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接受媒體采訪，李書福提出上述觀點.京華時報，2010.3.31
{2}浙江日報2013年1月24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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