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醫學教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醫護英語教學;教學模式;語言和認知

隨著醫療衛生對外交流日益繁密，對世界性醫護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2000，2001，2006)，很多高職高專院校在原有的基礎英語(EGP)課程的基礎上增設了專門用途英語(ESP)課程。在醫護類院校開設醫護英語課程是高等醫護教育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趨勢。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是關于認知是如何發展的理論，由Vygosky于1978年提出，［1］該理論包括中介(Media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活動(Activity)和臨近發展區(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等核心概念。社會文化理論強調人的認知發展是個人主體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不斷交互的結果。［2］

一、社會文化理論融入醫護英語教學的可行性探討

二語習得的研究屬于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該理論將學習者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將人的個體學習孤立化、簡單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3］語言和任務本身就是中介活動。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強調以“活動”為核心描述人的認知發展，明確社會活動是主體學習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動不僅明確了學習的社會活動的本質，也建立了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活動之間的認識論關聯。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論指個體可以在有幫助的促進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近幾年在國內，我國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在社會文化理論的視角下，研究我國的英語教學。不少學者從社會文化理論的不同角度介紹了調節理論、活動理論、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在教學實踐方面，卞少輝將社會文化理論教學觀和課堂互動話語策略有機結合起來，［4］有力地佐證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課堂的互動話語研究的積極推動作用。段玲琍基于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和英語閱讀教學領域的研究狀況，［5］嘗試建立一個社會文化理論融入英語專業閱讀教學的模式。這些研究關注了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將社會文化理論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去，但對社會文化理論在醫護英語教學中的研究還是空白。醫護類院校開展醫護英語教學的時間不長，已經有不少學者關注醫護英語的研究，有的從職業和學習需求、課程建設、教材選編和教學評價等角度進行研究，有的從醫護英語的詞匯教學、閱讀教學和口語教學等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也有從語料庫輔助醫護英語教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會文化理論的醫護英語教學創新模式

(一)教學目標

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醫護英語教學的總體目標是培養既有醫學專業技能又通曉外語和外語文化的復合型人才，分級目標包括英語在日常醫學工作的情景對話，英語記錄和填寫病人病例，用英語完成醫學交流任務，醫學工作英語文獻資料閱讀，英語溝通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等等。

(二)教學環境

創設以學生為中心的寬松教學環境，積極發揮教師的支架性作用，確保提供高質量的、有意義的“可理解性的輸入”，發揮同伴的合作學習機制，學習者能在老師或者同伴的幫助下，積極參與活動，最終發展自己的“最近發展區”，同時有效降低學習者的學習焦慮情感。

(三)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組織應該將語言和內容有機融合，圍繞學生所學的專業情景展開教學，包括問詢，科室及醫生介紹，掛號，化驗，檢查，出入院，藥房，臨床會話，電話巡診，病例書寫，等等。教師圍繞這些主題來開展系列教學活動，例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演講、病例分析和實地醫院情景扮演等，學生通過教學活動的參與與討論不僅掌握了一個完整的醫護過程，還從中學到了專業詞匯、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識。這個教學活動過程呈現為一個借助語言活動的問題解決過程，體現了與任務、語言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動重要性。

(四)教學評價

醫護英語教學采用形成性評估，加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和過程監控等機制，注重評價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是學習結果，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切實讓學生體會到學習英語的用武之地。

三、結語

本文從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論證了醫護英語教學的社會文化活動的本質，進而找出二者的契合點，從教學目標、教學任務和情景的設計、教學活動與評價方面等方面來探討醫護英語教學的新模式，旨在為醫護英語教學研究在理論上提出新的思路，同時也希望通過該課題的研究對目前在一線工作的醫護英語教師的教學產生一定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Vygotsky．L．S．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HarvarsUniversityPress，1978．

［2］WertschVygotsky．OnLearingandDevelopment［J］．HumanDevelopment，1985．

［3］Lantolf，J．P．＆S．L．Thorne．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

［4］卞少輝．認知與社會文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述評［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3(4)．

［5］任榮政．ESP教學“5W1H”要素分析［J］．外語界，2012(2)．

［6］段玲琍．社會文化理論及其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的應用［J］．語文學刊，2014(8)．

第2篇

    類型的可見形態,理解科學更需要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本性。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將科學視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科學視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人類意識,它不同于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經典定義。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科學與人類社會歷史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與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相類似。目前,將科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已經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①但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尚需作出必要的說明。

    科學之所以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看待,首先是因為科學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關于客觀世界的“意識”。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每次重大的統一,都必然伴隨著觀念上的重大變革。科學本質上是關于自然的認識,是對自然的研究,是關于自然的觀念,這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科學被專門建立起來,是為了直接地解釋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所有現象的本質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學這一意識形態中,對人類認識任務的解決成為首要的使命,而科學知識的取得又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關系和生產需要分不開的。科學從最初的對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為一種理論成果、再轉化為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它帶給我們生活各方面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從最初對對自然的好奇,到后來逐漸給予我們一種新的自然界的圖像,一種我們看待自然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觀點,以至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具體認識的改變,而且是人對整個世界看法的改變,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嬗變。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科學也會演化出意識形態,科學本身也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此,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作出過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學一樣,基于科學實踐而產生的某種意識形態(如唯科學主義)也是科學的副產品,是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正因為科學的應用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并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科學的不同態度就會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哈貝馬斯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他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效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則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他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職能。③哈貝馬斯不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為社會環境,而認為科學產生的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獨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會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動的坐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離,并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代替。同樣,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學還與其他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相互依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代學者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是一項真正的人類事業,它具有人類從事的其他活動的許多特征。”⑤同人類其他文化形式相類似,科學不但具有實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時它也有超越性、創造性的一面,即可以從科學活動中獲得人的自由。首先,從歷史來看,科學與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處于一種相互滲透又相互區別的關系中。從科學知識的萌芽期開始,科學與宗教、神話、寓言教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科學的古代形態。即使是在今天,科學與各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仍然構成了科學科學知識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愛因斯坦曾經描述過信仰因素在科學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宗教與科學在當代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科學活動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既包括對科學功能的社會性信念、科學對人類社會的正向價值、科學價值的世俗性的認可,也包括了某種對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統一)的驚異和敬畏,這種情感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學家所體驗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對某種宗教教條或宗教神學的認可,  因為科學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學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這一切都沒有取消科學事業的獨立性。科學說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條或神學理論,相對于這些文化體系,科學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說明”,這是我們對科學的基本信念。 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即“自然科學的概念內容沒有被歸因于某種經濟基礎

    :歸因于經濟基礎的僅僅是它們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學與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⑥科學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科學與經濟基礎之間不是直接的“反映”關系,這說明科學與宗教等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質的區別。

    二、作為文化的科學

    英國學者斯諾(C. Sn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說,科學不僅代表了一種智力活動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備和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文化現象一樣的性質與特征。斯諾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大學里從事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兩種知識分子在文化上日益嚴重的隔閡與對立。造成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復雜的,有些淵源于社會歷史,有的是個人經歷所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由于不同種類的精神活動本身的內在動力的差異。⑧在斯諾看來,科學是“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⑨也就是說,文化是體現人的“本性”、與人的存在和發展有關的活動和現象,因而科學可以毫無疑義地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意識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學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質和才能,首先體現在它是一種對待經驗的成功方式:科學活動是按照某種程序進行的,它把以前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斷地再合并為一個不斷生長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文化或傳統。⑩在斯諾看來,科學文化是累積的、組合的、共意的,它體現著自己的過去,必然要穿越時間而進步;而另一種(人文)的文化則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們是非累積的,是獨一無二的,從彼此之間的關系上看不出內在的進步。

    科學對人類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的自然生存條件和社會生存方式,這是科學之為“人的科學”的本質方面。科學本身涉及的層面之廣以及科學的影響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這樣的總體性概念來描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英國學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認為,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現在它成了文化的一個高度分化的要素。這種文化的變遷具有自身的連貫性、科學的不同分支具有潛在的文化內聚性、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科學同事群體界定他們認為什么可算作是科學知識的方式,等等。11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消除了科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和簡單化觀念,深入探討了科學活動所具有的人的內涵和性質。這種傾向與某些研究者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通之處。他們注意到了科學的傳播和影響過程的確可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給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將科學最后認定為是同某種風俗、民俗完全相同的東西。巴恩斯還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憑借它便可以把類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轉變為并重新組織成令人費解的事件的東西。”12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內容,是由具體的社會群體的有局限的文化規范決定的

    英國科學家、哲學家波拉尼(M. Polanyi)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科學的文化內涵,他論述了科學知識是一種“個人知識”。他指出,科學從具體的知識上升到普遍的知識,成為人類的智慧或審美活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曲折艱難的過程:“認知任何一項自然科學知識都少不了認知者在某種程度上內居于研究對象之中的行動,這種親密的內居行動呈現一個連續的進展過程——這過程恰恰指向被譽為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內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學要成為人類內在的知識、普遍的知識,不是依賴于它作為某種結論和實際效用的力量,而且還要依賴于整體的精神演變過程或態勢。波蘭尼認為,“整個人類感覺世界——智力、道德、藝術、宗教理想——都是被人類生存和成長于其中的文化遺產之構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沒有其他文化的制約,科學的發展將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波蘭尼認為,在科學上沒有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集合 ,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學詮釋而存在的事實體系”;“只有在一個傳統信仰與價值的復雜系統之內,人們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并將之代代相傳,這就好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傳統是不可或缺的。”15波蘭尼通過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學研究活動與人類其他活動之間“人類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科學的文化生成過程與其他文化資源所采

    用的過程并無重大區別。

    在文化視野中,科學事業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識形態開放的。正是由于科學的文化性質,科學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與宗教文化發生關系,表現出在相容甚至互補,又矛盾甚至沖突的復雜關系。既然宗教與科學都是人類的文化活動,那么二者之間就會必然存在著共同之處,存在著可以對話的通道,存在著互詮的可能性;同時二者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它們在思維方式、影響層面、文化性質上,都存在著很大區別。無論如何,科學的作用是歷史地形成的,是不會被完全解構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說的,斷言時間之矢僅僅是現象學的或者是主觀的,皆屬荒謬。16科學改變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對人的本質力量的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可稱為一種真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