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3: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F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
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一般研究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現；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彼M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先性持中立態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F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由于語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胺ㄊ钦Z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范（規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3。可見法學與語言學聯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節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的話是教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靶睦韺W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珊髞戆l現，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只有當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律的總結?？鬃蛹仁撬枷爰摇⒄軐W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律，控制社會各種現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社會學”的提出引發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現，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律發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危機，為了經濟發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教育領域的數字、統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科學主義無法解決規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在他們發現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叭宋霓D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叭宋摹钡脑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人文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梢哉f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認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的培養?？鬃犹岢靶藜骸?，墨子提出“修身”，以禮樂養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叭宋霓D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性措施方式?！罢Z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爾說“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語言不是傳統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僧敶宋膶W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备Ｋ固兀ü鸫髮W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爱吘梗瑲v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學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梢姡宋膶W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在媒體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科學”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岸獙α?、邏輯思維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是理性和邏輯，傳統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可是當看到西方在變革時，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的最直接表現。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中汲取營養；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給世人。在倫理修養、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傊?，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爸袊鴮W術的傳統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摘要：職業教育研究方法論意識包括系統意識、問題意識、辯證意識、倫理意識等方面。系統意識體現為堅持整體性原則、結構功能主義范式、多學科跨學科視角；問題意識表現在對“疑問”與“問題”的區分、對研究問題類型的區分；辯證意識包括對個案式解釋與通則式解釋、歸納邏輯與演繹邏輯、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辯證；倫理意識表現為遵循基本倫理原則、保持研究客觀性。
關鍵詞 ：職業教育；方法論；方法論意識
作者簡介：湯霓，女，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2012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職業技術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基本原理。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7747（2015）10-0033-04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人文學科領域掀起一股方法論熱潮。在教育學科領域，也有學者呼吁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進展，首先要在方法論上取得突破。然而，教育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和發展，都遠遠不如其他學科。而這一點在職業教育學科方面體現尤甚。有學者對職業教育研究方法的類型作了初步分析［1］，也有學者對職業教育的研究方法現狀進行了專門研究。［2］然而，更多地只是感受到職業教育研究方法的匱乏，卻尚未深思過方法論的問題。這并不意味著職業教育研究尚未遇到嚴重的方法論問題，相反，卻反映出該領域中研究主體方法論意識的薄弱。
所謂“方法論”，學者們從不同的認識層次對方法論做出了解釋。從哲學層面來看，“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世界觀也就是方法論”［3］，“一切真正的哲學都是思維的普遍方法，都具有方法論的功能”［4］，“哲學包括三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方法論研究思維本身的形式化問題”［5］；從科學學層面來看，“方法論通常首先被理解為科學認識的方法論”［6］，“科學方法論常常被定義為使科學研究得以正確進行的理論”［7］，都將方法論指向科學研究這一領域；從方法研究范圍層面來看，有學者認為“方法論就是討論方法的理論”［8］，或者把方法定位于“對方法的探討”，即“探討其效用”［9］，指向方法的運用；還有學者從系統觀層面，構建了方法論知識體系結構，并提出“方法論研究的不是純方法，也不是純客觀對象本身，而是兩者的關系，即方法整體與對象特性的適宜性問題。”［10］盡管學者們的觀點和審視角度不一，但均反映出方法論背后蘊含著的一系列緊密相關的思維模式。這些思維模式所反映的都是研究的價值取向、邏輯原點、理論邊界以及展開方式，并為之提供一以貫之的思想支撐。這些思維模式的流露，便是所謂的方法論意識，即是研究者主動認識與尋求方法論指導，并自覺運用于研究中的一系列思維模式。［11］職業教育研究應該從系統意識、問題意識、辯證意識、倫理意識等方面，在研究思考、研究行動的過程中自覺地反映出這些方法論意識。
一、職業教育研究的系統意識
系統論的主要創立者是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L.V.Bertalanfy），他于1947年發表了《一般系統論》標志著系統論的誕生。之后，系統科學迅速發展，在六七十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許多學科分支構成的學科群體。系統科學把研究對象確定為復雜事物，并確認：對復雜事物的認識，不能沿著把局部、要素從整體中孤立出來，研究其性質，再把它們“相加”，得出對整體的認識這樣的道路前進。因為整體與部分、要素的關系不是“和”與“被加數”、“加數”的關系。對復雜事物，不能通過將其還原為簡單事物的方法來認識，而是應該研究復雜事物本身。［10］系統科學對以“原子論”和“還原論”為基礎的傳統思維方式的突破，形成了以“整體”為特征的研究對象和廣闊的研究領域。這種系統思維方式對職業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一）整體性原則
整體性原則是系統論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即整體的功能不等于各部分功能之總和，由要素構成的系統具有不同和超出要素總和的整體功能。用整體性原則來觀察和審視職業教育的現象和認識，會發現諸多問題。例如，職業院校的教育培養目標是通過教師和學生一系列的、各種內容和各種方式的教育和教學活動來實現的。然而，當研究關注到系統內的某一類教學活動時，往往忽略了整體的目標，并將某一類活動視為培養學生實際操作技能的活動，把另一類視為培養學生基礎學術能力的活動。這種沿著整體可以拆成部分的思路顯然忽略了人的整體性。這也是為什么這類研究開始逐漸轉變到開始關注專業課程中學生基礎學術能力的培養，注重學生操作技能和基礎學術能力的相輔相成，注意到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之間存在著的同時相干性。
（二）結構功能主義范式
結構功能主義，有時候也被稱之為社會系統理論，是由孔德和斯賓塞的一個論點衍生出來的：一個社會實體，不論是一個組織還是整個社會，都是有機體。和其他的有機體一樣，一個社會系統是由不同部分組成的，對于整個系統的運作而言，每一部分都有功用。［12］結構功能主義對職業教育研究方法論的啟示意義在于：一是看到了職業教育活動的類工程性。例如，在研究職業教育集團合作辦學時，把職業教育集團當做一個系統，要看的就是構成系統的每個部分，如企業、學校、教師、學生的“功能”。二是還體現在對“功能”的理解上。當研究者尋找弱勢群體教育、教育歧視所扮演的功能時，研究者不是在為他們做辯護。相反，研究者們更應該去試圖理解這些事物在一個更大的社會中的功能，并以此進一步理解為什么會持續或是如何被消除。
（三）多學科、跨學科視角
系統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決定了要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使這些研究方法在服從于對象特征和研究任務的需要中實現綜合。以往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方法很少有遷移。即使有，也是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的單向式遷移。系統科學的研究方法體系，則體現了哲學與科學的相互作用，與此形成了鮮明對比。而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也是系統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另一重要方面。系統科學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但著重比較的是不同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結構形式上的共性，在表面看來差異十分顯著的事物之間抽出共性。［10］職業教育學科相比其他教育學科而言，和眾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交叉更為頻繁，因此，其研究問題領域要更為復雜。而多學科、跨學科的視角對職業教育研究如何通過與其他學科研究的借鑒與比較實現學科間的溝通與遷移，具有啟發意義。
二、職業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一詞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從研究者對問題意識一詞的使用不難發現，它是指研究者主動發現問題、聚焦問題、深入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是以問題為對象的方法論審視。［11］職業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對“疑問”與“問題”的區分
在研究最初，研究者要對著一堆現象提問。這時的問題又分為兩類：對現象的疑問，以及把這種疑問表述成研究問題。前者可以問得很籠統，例如：這兒怎么了？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這樣？后者則要精雕細琢，確保一定的操作性和可行度。而對研究問題的打磨，恰恰是問題意識的重要體現。準確地表達問題往往比回答問題更困難，而一個表達準確的問題基本上就回答了問題本身。在向他人清楚地陳述一個問題的時候，答案也已經呼之欲出。例如，職業教育“做中學”的思想提倡在真實的機床上學習操作技能，在實際或模擬的銷售場合學習溝通技能，但“為什么會這樣”只是對現實的疑問，而不是研究問題。有人會把此類現象轉化為職業教育情境化學習的問題，但這還不夠具體。其實早有學者對社交參與結構如何支持或限制教育情境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而在設計研究問題時，卻將問題塑造為“情境是何時發生的（When is a context）”。雖然標題看似別扭，但卻巧妙地呈現了其理論主張：特定情境里的學習能力取決于學生是否能夠把握情境變換的時間性。［13］這一例子充分說明，一個設計完好的問題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答案。
（二）對研究問題類型的區分
1.區分“真問題”與“假問題”。教育研究應當滿足發展教育理論或改善教育實踐的迫切需要，應當根據這些需要來確定研究問題，凡是不從發展教育理論或改善教育實踐之迫切需要出發的所謂研究問題都是假問題。［14］但在現實中，對研究問題的“真”、“假”區分并非那么清晰。過去的十余年間，職業教育學界圍繞職業教育基本問題的研究屢見不鮮，例如“職業教育是什么”的問題。但也有學者對這類問題的“真”、“假”存在質疑，認為教育研究應當注重實踐中亟待解決的“真問題”，而不是空想出來的“假問題”或“偽問題”；凡是真問題必然有事實依據，通過切實的調查、分析、研究，一定能找出形成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反之則不然。［15］
2.區分問題域。教育研究的問題不外乎四類：是什么（what）？是怎樣的（how）？為什么（why）？應該怎樣（how to）？而職業教育的研究問題域也不例外。對研究問題域的選擇，取決于研究者想發現什么，也決定了什么研究方法最合適。而越是具有這種問題域意識的研究者，越不會在前三類問題還沒有基本形狀的情況下，就隨意去觸碰第四類問題。
三、職業教育研究的辯證意識
辯證關系是指事物之間、事物內部要素之間以及事物的兩重性之間的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以下三類主要的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辯證關系，在職業教育研究中是構成研究方法多樣性的基礎。雖然它們看似對立，但一個好的研究者應該充分具備這些辯證意識。
（一）個案式解釋與通則式解釋的辯證
個案式解釋是試圖窮盡某個特定情形或是事件的所有原因。當使用個案式解釋時，會完全了解案例之所以發生的所有因素，但視野也局限在個案上。通則式解釋則是試圖尋找一般性地影響某類情形或者事件的原因。更進一步地說，這種解釋很“經濟”，只使用一個或少數幾個解釋的因素。但它只能解釋部分，而不是全部。［12］例如，高職中某個學生不想上課、逃學的原因有：偏科、不喜歡這門課的老師、家里經濟原因等，這是試圖詳盡地解釋這種情況的個案式解釋。而通則式解釋模式，如：高職學生的學業表現中，總體來說普高生源要比三校生生源更好；通常女生的學業表現要比男生更好，則是試圖解釋這一類情形，而不是某個個案。但兩種解釋都要付出合理的“代價”，前者受到推廣性的局限，后者則總會有例外。但兩者都是研究的有力工具，要辯證統一地運用這兩種解釋類型。
（二）歸納邏輯與演繹邏輯的辯證
歸納邏輯是從認識個別的、特殊的事物推出一般原理和普遍事物；而演繹邏輯則由一般（或普遍）到個別。這是歸納邏輯與演繹邏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前者是從“是否”推演到“為什么”，優點是能體現眾多事物的根本規律，且能體現事物的共性；缺點是容易犯不完全歸納的毛病。后者是從“為什么”推演到“是否”，優點是由定義根本規律等出發一步步遞推，邏輯嚴密結論可靠，且能體現事物的特性；缺點是縮小了范圍，使根本規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展現。而在實際的職業教育研究中，理論和研究是通過無止境的歸納與演繹之間的交替而進行互動的。例如，運用相關的學習理論對職業學校學生的學習行為進行觀察，去檢驗相關假設是否成立，這即是演繹的邏輯；與此同時，我們又能從相關的觀察結果中，歸納和做經驗概括，得出新的發現點，再回到原來的理論中去補充和完善。這兩種不同的邏輯都是職業教育研究的有效途徑，兩者的結合則有利于研究者們對事物更有力、更完整的解釋。
（三）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辯證
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實質性區別在于所獲研究資料的非數據化與數據化。從表面上來看，現實中每一項觀察都是定性的，不是天生就是數據化的或定量的。但在測量某些性質的時候，用數字來表示的定量數據比用詞語來表示的數據更好。在研究中，將兩者完全對立起來是極其危險的。如果有足夠的資源，那么把不同的方法結合起來，即采用定性研究證明細節，如學生在工作場所的情境下是如何互動的，同時，采用定量方法辨別差異，許多研究問題都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事實上，簡單的量化測量是好的定性研究的特征之一。［16］因此，在職業教育中，雖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研究不同的議題，但要完全理解一個議題通常需要結合使用這兩種技術。
四、職業教育研究的倫理意識
研究倫理是指學術研究人員在開展研究時涉及到的價值判斷問題，主要涉及到“人”、“知識”、“民主價值觀”、“研究質量”和“學術自由”五個核心方面。［17］國際上對于社會研究中研究倫理的關注是從20世紀中期開始的，而我國對于研究倫理的研究與重視尚處于起步階段。教育研究如同其所屬的社會研究一般，均把“人”作為探討對象，且研究通常涉及到學生，因此，教育研究本身也有其單獨的研究倫理規范。而職業教育研究者，也必須在學術與實務價值的指導原則下，時常提醒自己確定二個倫理意識。
（一）遵循基本倫理原則
以人為研究或試驗對象的科學研究所應該遵循的三個基本倫理原則是：尊重個人、對方受益和公平原則。這個原則被國際醫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廣泛應用。結合中國的現狀，有學者把這些原則稍做調整和綜合，運用到實際操作中，認為社會研究至少要做到：知情同意、尊重與平等、無傷害與受益。［18］而這些原則運用到職業教育研究中，也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倫理原則。“知情同意”是指研究者把研究的目的、性質、內容確切地告知研究對象后取得研究對象口頭或書面的同意?！白鹬睾推降取辈粌H是獲得書面上的承諾，還包括眼神、言語和肢體動作上的平等，最為重要的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平等。尤其是職業教育研究對象經常有邊緣地位人群（高考失利者、農民工群體、農民工子女等），則更需要以平常心去對待，而不是出于居高臨下、“我幫助你”的心態。“無傷害與受益”中，“無傷害”是社會研究倫理的最終落腳點及追求目標，無傷害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保密，即不泄漏被訪者的信息?！笆芤妗眲t是指物質意義上的報酬，還有一些信息上或者情感上的交換。這是最基本的人際互動準則，而不是一味地要求被訪者合作和貢獻。
（二）保持研究客觀性
在職業教育研究中，由于研究者與生俱來的主觀性，使得研究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客觀性。正如研究問題不是中立的，研究者們如何表達一個研究問題，必然會反映他們對世界是如何運行的看法（無論清晰與否）。［16］但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要盡可能拋開個人觀點和價值觀，拋開對研究對象的價值預設，才能使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此外，研究的客觀性還體現在研究與政治問題的關系上。教育研究乃至職業教育研究領域，不乏諸多“長官式”的研究。往往出現某個政治文件一出臺，就掀起了某個研究領域的熱潮，甚至論文引用率最高的即為某份政府文件而非學術著作的情況。政治力量對研究的介入和壓力，必然會對研究的客觀性造成影響，尤其當意識形態不同或造成利益沖突時。而政治力量在職業教育研究領域的滲透，也遠比我們想象得要更為深遠。因此，正視政治問題，正確處理并利用政治力量為研究所用，不僅是研究者的研究倫理意識所體現，也從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研究者的學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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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方法；碩士論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貫穿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它上與認識論、方法論相連，下與理論性質、研究問題緊密相關，是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學位論文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學位論文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學位申請者根據學位授予要求而撰寫的研究論文。它是評判學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和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學位論文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確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研究事實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原則、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證觀察可靠、判斷、推理得以正確形成的原則、程序、手段、方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秦宗熙和穆懷中、謝圣明認為社會研究方法的體系由三個不同層次構成，即一般方法、具體研究方法和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其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法、個案法、訪問法、問卷法、觀察法、實驗法、抽樣法、社會測量法、典型法等。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即選題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和總結階段。一般情況下，學生在論文寫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采取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統計分析法、問卷法、測驗法、經驗總結法等多種方法相結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碩士研究生寫作水平的展現，而方法的運用則體現了作者研究過程中方法原則程序是否科學合理，這也就直接影響論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以傳統的理論思辨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意識，缺少相應的實證與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陳狀況分析
在抽樣的華東師范大學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中分析發現，從整體上而言，有90.1%的學位論文明確交代論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單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比較大，這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意識在已經比較高，研究的科學性從總體而言呈比較好的狀態。當然，如果把自陳水平為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論文判為“合格”的話，那么合格的比例僅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類別及其運用情況
總體分析后發現，理論學科碩士學位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研究法、經驗總結法、理論思辨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等。在30篇碩士學位論文中，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論26%，排名第二；比較研究法為主占23%；其余還包括歷史研究法、跨學科研究、調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碩士論文的是融合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較為多樣。
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經驗研究和思辨研究等傳統研究方法為主。文獻研究法、思辨抽象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傳統研究方法備受青睞，其中文獻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實證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訪談法等開始進入理論學科領域，使得研究方法更為豐富和多樣化。
三、結論
（一）優點。通過分析30篇抽樣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方法意識逐漸增強，通過本研究的調查分析發現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對研究具有實際指導價值的學科層面方法論和原則層面方法論急劇增加，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出現了多元化趨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研究方法論趨向多元化意味著研究者對研究方法論認識更加深人，這也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時，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種類多樣性，盡管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的整體運用中占比例不大，但從調查結果可以說明研究生們已經意識到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過定量與實證研究分析更能確定的各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技術的這一層次是研究方法結構體系中與研究成果聯系最為密切的層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式最終必然要通過具體方法與技術才能展現出來。
（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雖然在畢業論文中很多人都陳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陳述不夠明確，甚至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論文對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將實證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范研究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當作研究方法。事實上，從哲學和科學方法的角度看，實證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都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種指導思想，是方法論。如實證研究與之對應的有實驗法、調查法等。
定性與思辯研究多，定量與實證研究少。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在研究科學性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定量和實證研究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而言，定量和實證研究還是很少。通過案例、實驗、非實驗、實地研究，用事實情況及真實數據更能有力地證實研究者的觀點的文章少。調查數據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這些以敘事性的定性研究為主導，從個人經驗出發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較多，說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雖然隨著研究的深入及對研究的科學性的重視，定量與實證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視，但比較而言，運用的仍然較少。調查結果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最常用的定量與實證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最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是描述統計。方差分析、差異檢驗及顯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論文中少有出現。
綜合上述分析，在培養學生論文寫作方法上，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方法意識，培養學生方法自覺，注重開設方法論課程的質量，提高研究質量，重視定量與實證研究，優化定性與思辨研究的結構，規范研究方法，樹立科學研究意識，促進思想政教育學科理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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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方法論體系
1.國外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發展德國圖書館學家馬丁.施萊廷格(M. W.Schrellinger)于1807年首次提出了“圖書館學”這一名詞,并于1810年出版了《試用圖書館學教科書大全》一書。而作為一門學科,圖書館學源于1887年,因為這一年德國哥廷根大學創辦了圖書館課程講座,同年美國圖書館學家M.杜威也在哥倫比亞大學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個圖書館學院,這標志著近代圖書館學的誕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20世紀50、60年代,國外才開始專門討論這個問題。60年代中期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圖書情報學院曾組織召開了以“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檢驗與評價”為主題的方法論專題研討會。美國著名圖書館學家、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院教授巴特勒(PierceButler)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效取決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研究和確立,而獲得圖書館學理論知識的手段是研究方法。
70年代以前,圖書館學研究曾大量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以后則主要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甚至部分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詢問、問卷、比
較分析等;也有借鑒自然科學史和技術史的研究方法的。進入7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圖書館學界也引進移植了新的科學方法。1971年,運籌學被引入圖書館學研究領域,從而使定量分析方法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的科學方法。隨著以電子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分析統計法也逐漸轉入到更多地用于對文獻內容、貯存卡片與書名頁材料等文獻信息單元的細致研究,對讀者興趣的分析和對某種文獻的評價等方面。歷史方法也被廣泛地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中。美國蘭德公司首創的特爾菲調查法在圖書館研究中的應用為圖書館工作的預測和決策提供了極好的補充。英國的克蘭菲爾德實驗可以說是實驗方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一次卓有成效的應用,它有力推動了圖書情報學領域內的科學實驗活動。
到80年代,國外圖書館學研究人員,一方面繼續使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并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比如抽樣調查、采訪座談、預測分析等;另一方面開始借鑒與采用經驗主義、模擬實驗、計量與結構分析、數理統計、系統分析等研究方法。國外圖書館學研究者在對圖書館系統的調查考察、設計系統、對實施方案的評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從80年代中期開始,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來進行圖書館研究的論著不斷增多,系統分析逐漸成為更加符合美國圖書館實際情況的精細而復雜的研究方法?？茖W史表明,學科的獨立性是以科學方法的獨立性為基礎的。圖書館學一直在尋找本學科的特殊方法。1986年,前蘇聯列寧格勒國家克魯普斯卡婭文化研究所的一位圖書館學家弗拉基米爾.謝苗諾維奇.克列伊堅科在《圖書館學研究的科學基礎》一書中將圖書館學研究中的各種方法劃為三類:普遍認識法、全科學(跨學科的)方法和圖書館學專門方法。同時宣稱找到了圖書館學研究的專門方法,他認為,圖書館學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產生”了專門研究方法,這些方法與研究過程的性質有著緊密的聯系,并以其本質的規律性為基礎,這些研究方法是藏書研究的計量方法、書目方法和社會學方法、書目引證的統計學方法。論文參考網。美國的圖書館學研究從實用性出發,經常利用其它學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有資料表明,美國圖書館學博士論文所使用的方法以調查和歷史方法為主,這一現象至今仍沒有多大變化。隨著西方圖書館學界對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視,至今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
2. 國內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發展國內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圖書館界才逐漸重視圖書館學研究方法問題的研討。我國80年代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具有探索性。9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仍然是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并進入理性研究階段。1990年,沙勇忠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困境與出路》一文,闡述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概況,并從圖書館學研究必須依賴于科學的方法體系入手,認為方法論研究的核心是專門方法的建立,以是否產生獨特的應用效能,是否體現圖書館領域的特殊規定性為標準,圖書館應注意引進移植相鄰學科的研究方法并建立自己的專門研究方法。在建立專門方法時,必須兼顧一般方法和哲學方法,以確保方法體系的完整性。1997年,郗沭平在《淺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方法論體系》中指出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使用價值較大、用途較廣并代表發展方向的研究方法有20多種,如觀察法、調查法、歸納法、演繹法、統計法、綜合法、類比法、比較法、實驗法、文獻內容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管理學方法、專家咨詢法、教學方法、理性思維方法、形象思維與靈感思維法、文獻計量學方法、引文分析法、系統論方法、控制論方法、信息論方法等。
綜觀國內外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的發展軌跡,一方面,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的研究開拓了圖書館學的新領域,在這一領域中圖書館學界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也已經建立,并形成多元化模式并存的局面。論文參考網。圖書館界正在運用多種思維形式,從各種層次對研究客體進行多角度、多因素、多變量的系統考察,并試圖從不同方位、不同邏輯起點,用不同的思維程序去揭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圖書館學研究者對于方法論的層次性理論的觀點在總體上是一致的,這有利于完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許多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文章給了圖書館工作實踐有益的啟示。但另一方面,當前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還存在著一些令我們不得不加以思索的問題。
3.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體系現存的問題3.1 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有待于完善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是對圖書館學研究各種方法的應用的總結歸納,各種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優缺點,對方法的運用要依其具體的研究對象而定。隨著方法具體應用的深度挖掘,圖書館學方法論有可能從結構及其組成要素上進行一次深刻的變革,從而改善方法論體系。論文參考網。如果有一個完善的方法體系為基礎,圖書館學方法論和理論體系建設的滯后狀態就能得到徹底的改善。方法論從來就不是一種現成的工具,它是人們思維和認識的深度與廣度的體現。科學發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進展,幾乎都伴隨有方法和方法論的重大突破。正如其它的學科一樣,圖書館學的發展程度也與科學整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也必須不斷地補充和完善。
3.2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問題時常發生在圖書館學界移植和引進相鄰學科的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著生搬硬套的現象,因對于所引進的新的方法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理解而不加選擇地引進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而導致所引進的新方法不能與圖書館工作實踐有機結合,造成移植到圖書館學領域里的新方法不能對圖書館工作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甚至有時會因使用不當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誤。這種現象是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體系建設過程中的教條主義表現,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人員應該引起重視并且要堅決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在引進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時,應該根據研究對象的層次和不同特點,注意內在的滲透和結合,而不是生吞活剝,隨意套用。
3.3 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與圖書館學技術應用研究的關系處理不當圖書館學理論基礎是圖書館理論創立的根本和邏輯起點。這些思想學說或理論觀點不但對圖書館學具有啟發、指導作用,而且具有很強的詮釋功能。然而我們的基礎理論還相當薄弱,對實踐的指導還顯得蒼白無力。在當今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中,卻呈現出一種反?，F象,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存在著明顯的盲目性、普泛性、不確定性,理論研究層次偏低,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基礎理論,尤其是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認識長期不能統一,這種現象不免使人憂心忡忡。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受到冷落,而圖書館學技術應用研究則倍受青睞,這導致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與技術應用研究不能平衡發展,呈現出過于嚴重的泛化、技術化傾向,加之不良的學術風氣正愈來愈成為阻礙該學科研究步入良性生長狀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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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N05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分形理論是現代重要的非線性科學理論之一，其主要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科學領域廣泛存在的非規則而具有自相似特性的幾何形態。本文對分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分形理論與有效市場理論的區別做了簡單介紹，對分形理論的研究現狀做了系統歸納，并對分形理論應用于資本市場研究做了展望。
關鍵詞：分形理論 線性科學 非線性科學 資本市場
引言
如何正確認識現實世界一直是哲學研究討論的重要課題之一。早期的哲學思想具有靜態、抽象等顯著特征，比如認為整體由部分組成，人們可以通過認識部分來認識整體。其在哲學方法上表現為典型的機械論、還原論和形式邏輯。
隨著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逐漸深入，發現早期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日益顯示出局限性。仍以整體與部分這對古老的哲學范疇為例，線性疊加原理顯然忽視了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實際上，“隨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構成一所房子”（亞里士多德，1990）?？梢?，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視，世界并非是線性疊加的。要深刻認識現實世界的非線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學思維和方法。分形理論的產生正好為現代哲學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論（Fractal Theory）產生20世紀70年代，其與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一起被認為是該時期科學史上的三大重要發現。分形理論最初被應用于水文觀測、海岸線勘測等自然科學領域，其后逐漸延伸到數理化、生物醫學、地質與地理學、天文學、材料科學、計算機科學等諸多領域，近年來已滲入到經濟學、金融學、繪畫、電影等社會科學領域。美國著名科學家約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誰不熟悉分形，誰就不能被認為是科學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紹了古代哲學中的還原論觀點，指出線性科學的局限與不足；其次介紹了分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并用實例來展示分形幾何的魅力；然后詳細介紹了分形理論在我國的發展現狀；最后闡述了分形理論在資本市場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還原論與線性科學
（一）還原論的產生及意義
1951年，奎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一文中，首次使用了還原論（Reductionism）一詞。以科學哲學方法來定義，還原論是一種旨在將復雜性分解為更為簡單的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質與規律的認識復雜性的方法。此后，牛頓進一步發展了還原論思想。牛頓力學拆整為零的做法，對整個古典科學起了示范作用，也使還原論成為近代科學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原則。
還原論在科學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線性疊加原理為基礎，將復雜的、整體的系統還原為簡單的、部分的子系統來研究，通過分析部分的性質、規律來認識整體的性質、規律。不僅如此，還原論還直接影響了人們對物質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臘的原子論、印度的“四因說”、中國的“五行說”。即使是結構主義的理論也能隱見還原論的影子。
（二）線性科學的產生和發展
1687年，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一書的出版標志著近代科學的誕生，也奠定了線性科學發展的基礎。
線性科學研究的主要是線性的、可解析表達的、平衡態的、規則的、確定的、可逆的、可用邏輯分析的對象。在方法論上，往往把一些復雜系統分解為幾個簡單化的子系統，分門別類地去研究。從哲學思想上說，線性科學方法是一種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問題處理方法。牛頓第二定律認為力是產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結果，因果關系一目了然。
線性科學理論和方法在幾百年的歷史中，一直左右著近現代科學的發展。直到20世紀中期，隨著新的理論和技術手段的出現，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看法才發生了新的變化。
20世紀40年代后期，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先后產生；20世紀70年代，混沌理論、分形理論和耗散理論相繼問世。當代科學逐漸從簡單轉向復雜，從線性轉向非線性?？茖W的發展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分形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一）分形理論的產生
美籍法國數學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英國的海岸線有多長》的著名論文，標志著分形學科正式誕生。1977年，Mandelbrot發表了《分形：形、機遇和維數》的專著，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分形幾何的思想、內容、意義和方法，將分形理論推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專著《自然界的分形幾何學》，分形理論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將分形定義為局部和整體按某種方式相似的集合，這是目前關于分形定義普遍被接受的說法。然而，該定義并不明確。一般認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質：F具有精細的結構，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總是有復雜的結構；F是不規整的，其整體與局部都無法用傳統的歐氏幾何來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這種自相似可以是形狀上或統計意義上的；一般地，F的某種定義之下的分形維數大于它的拓撲維數；在大多數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過程產生。
（二）分形理論特征及實例
分形理論研究的對象通常具有難以用歐式幾何描述其形態的客體，具有標度不變性（對稱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顯著特征，體現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藝術之美。
論文關鍵詞：知識經濟 圖書館學 大學圖書館 職能轉變
21世紀是信息社會時代，也是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環境下，科學技術已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知識經濟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經濟，它對各行業、各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和深遠的影響，對圖書館的影響更是滲透到各個方面。面對知識經濟的大環境，大學圖書館必須抓住機遇，轉變職能，更好地為用戶服務。
1影響圖書館學的社會發展因素
1．1知識經濟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知識經濟其實質就是高科技經濟、高文化經濟、高智力經濟，是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以智力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知識經濟可以理解為“主要由新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發展與增長的經濟形態”。它是一個創新的“蜂聚”時期，又是一個更加依靠知識和創新來促進發展的時期。1990年，聯合國研究機構首次提出“知識經濟”。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是知識產業，即知識的創造、傳播、擴散、應用；知識經濟時代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力量是知識化的勞動者，勞動與知識的結合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知識、技術與信息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掌握知識的人成為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
知識經濟對社會科學包括圖書館學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點上有關“知識”的命題凸現出來，即隨著知識價值得到充分認識和利用，學習知識、傳遞知識、利用知識、創造知識、共享知識的社會取向和運行機制將逐步建立。終身學習、按需學習會在社會個體之間廣泛普及。社會科學包括圖書館學將對知識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知識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資源；其次，由于知識生產不是線性的，而是跳躍性的或是無序的，因此，多學科合作解決問題的研究方式、方法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以圖書館學來說，因其宗旨是為人們獲取知識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臨著未來因“知識獲取機會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識群體”的出現，圖書館學將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共同攜手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并尋找解決方案；第三，從研究對象上看，世界性問題的出現，如環境保護、世界金融一體化、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共同遺產的確定等，拓寬、加深了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社會科學有可能在這些全球性“問題域”建立起新的學科生長點。對于圖書館學來說，未來圖書館的形成，也將為圖書館學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第四，從研究方法上看，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導致了整體化思維、復雜性理論的出現。隨著人類相互依賴感的加強、盤根錯節的整體化結構(經合組織軍事集團等)的不斷出現，全球意識、世界歷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會科學必須從全球廣度去思考各種問題，強調社會系統的復雜性，承認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差異性、互補性，為探索世界各國可通融的方法與理論作出努力。以全球圖書館為例，網絡技術與虛擬空間可以消除地理界限，但各國人文界限(制度上的差異與不同觀念的敏銳性)卻始終存在，這是各國圖書館需要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的重大課題。
1．2社會發展的網絡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計算機網絡是計算機群體的集合，它們彼此用傳輸介質連接起來，并遵守共同的協議進行通信。網絡化是指由于以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現代通信技術為支撐的信息網絡的高速發展，人類社會生活正在發生數字化、網絡化變化的狀態或過程。
社會發展網絡化是20世紀末由新技術革命所引發的。雖然技術本身不能決定社會過程與社會制度的變革，但信息知識的交流傳播是重要的人類活動，因而網絡化這種信息處理與傳播新方式的廣泛普及應用，必將對社會狀態、社會運行帶來全方位、綜合性的改變。一個以數字化網絡為基礎，以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為工具的新型社會正在出現并將呈現以下特點：(1)互聯網帶來了極為浩繁的信息資源，人們能更全面、及時地獲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知識；(2)互聯網使人的交流與交往呈現出“對話性”的特點，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對立式變成了主客交際式；(3)網絡空間創造出來的虛擬實在，擴大了人類實踐活動的范疇；(4)網絡技術使社會生活呈現出數字化、虛擬化趨勢，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正在改變，如工作環境變小、電子商務普及、產品與服務更傾向于個性化、家庭生活方式智能化等。
社會發展的網絡化對社會科學研究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從研究條件上看，網絡不僅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知識，如各種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資料，而為了有效利用這些大量涌現出來的資料，研究人員必須學會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們對數字圖書館乃至圖書館員的依賴也會越來越強；其次，從研究手段上看，網絡不僅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寫作方式(電腦寫作)、協作方式(網上討論)，使得“無形學院”內部的新觀點、新發現、新材料能即時獲取，而且也為學術批評提供了新的途徑。再次，從價值認同上看，技術力量在短期內的聚合與裂變，在強化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的同時，也強化了人們對技術的崇拜，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價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圖書館學“學術共同體”近年對技術表現出的巨大熱情，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然而他們卻很少顧及和討論技術的后果。
1．3科學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科學活動發展到知識經濟時代，其地位、規模、影響已發生重大變化。概括地講，就是科學高度社會化，社會高度科學化。
科學社會化首先是指科學活動的組織形式由個人或集體發展到了國家規模乃至國際規模。如，國際地球物理年計劃、國際太陽峰年計劃、國際核物理與粒子物理研究計劃、人類基因計劃等大型國際計劃與日俱增。科學技術向社會各領域滲透，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日益成為社會生活中行為規范和價值觀的基礎。隨著微電子技術、通信技術和信息網絡的迅猛發展，使人們的知識領域不斷擴大，視野日益開闊，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在形成了一些新價值觀念的同時，新的文化心理結構正在建立，科學已成為社會價值觀念發生變化的根本動力。隨著科學不斷進步，勞動者的文化素養不斷提高，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逐步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觀念。社會的科學化還表現為人類社會發展更加需要科學的力量?？茖W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化對圖書館學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科學論文的國際合作在增加。近年來，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統計的期刊上，有一半以上的論文是多個作者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國際合作的。同時，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廣泛利用和引用他國的研究成果；其次，科學技術推動圖書館學的發展。最近，我國科學家研制出目前世界上信息存儲密度最高的納米有機材料，其信息存儲密度高達lO14Bit／cm2，信息容量比現有光盤高100萬倍!按照這一密度，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所有信息可存放在一塊方糖大的盤上。科學的發展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國際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2圖書館學的發展趨向
2．1更加重視知識領域的研究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圖書館學的“知識域”將包括以下一些研究范疇：(1)知識形式研究。如知識的載體，知識類型，知識的組分，知識的表達手段和方式等；(2)知識集合研究。如知識的組織，知識資源的配置，知識的檢索，知識的優控，知識集合的管理，知識集合的社會作用等；(3)知識受眾研究。如知識受眾需求與服務，知識交流與學習機制，知識建構，知識測度等。
2．2學科發展從細化走向整合
圖書館學經過一定階段的細化發展之后，就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一定特點。(1)一些重要前沿課題將吸收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這些課題主要有數字圖書館、網絡資源導航、數字化參考咨詢、知識的人工智能服務、知識學習與知識建構等；(2)圖書館學與其它同族學科(如文獻學、情報學、檔案學)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圖書館學內部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如“知識組織”將把傳統的文獻分類學、目錄學、主題法、索引學、檢索語言、工具書研究等眾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時也保持他們的相對獨立性)，而“知識發展”將會把情報分析與預測、文獻計量學、知識測度與評價聯系在一起。
2．3理論、應用發展并重
圖書館學不僅是促進圖書館發展的“館內”科學，它會從“館內”走向“館外”，變成社會人群主動獲取知識的方法論。為此，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真實問題的切人，逐步糾正自身長期以來形成的膚淺化傾向，實用研究也將注重為理論創新提供原料和動力。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重大創新程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3大學圖書館的職能轉變
大學圖書館作為高校的知識倉庫與信息中心，在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知識經濟環境下，隨著知識載體的電子化、智能化，信息傳輸的全球化、網絡化，給大學圖書館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面對類型廣泛、快速便捷的各種信息渠道。面對浩如煙海、形式多樣的文獻信息，面對需求多樣化、最具時代感的讀者群，大學圖書館必須轉變職能。
3．1知識傳播中心，為人的全面發展供應知識資源
大學圖書館是門類齊全的知識信息服務機構，隨著電子閱覽室、數字化館藏的建立與普及，以及數字圖書服務、網絡信息資源導航等項目的開展，圖書館仍將是廣大校園用戶獲取知識和信息最方便、最經濟的理想場所。大學圖書館作為知識傳播中心，要為人的全面發展、基本技能與根本素質的提高供應知識資源。知識傳播的功能表現為：實現人類知識成果社會經濟價值橋梁或紐帶作用，提高社會成員知識擁有水平、培養和造就更多的“知識人”、為知識經濟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2通過知識組織揭示知識體系，提供知識服務
知識發現、數據挖掘、本體論、語義網絡等信息檢索技術的發展，令文獻信息檢索服務的“粒度”變得更細，通過信息的析取、鏈接、嵌入和重組來形成恰好符合用戶需要的知識產品成為可能。圖書館通過知識組織揭示知識體系，并完整地提供給教學科研人員，便利他們尋找新知識的生長點，激發他們知識創新的靈感，促使主觀知識(隱知識)向客觀知識(顯知識)的轉化運動，增加人類知識總量。大學圖書館要通過運用語法、語義、語用等信息序化方法，以及信息的優選、濃縮、重新表達等信息優化的基本方法，將大量的、分散的、雜亂的信息經過整序、優化，形成一個便于有效利用的知識系統，為教師和學生提供所需要的知識服務。
3．3以用戶為中心的知識服務，重在解決個性化需求
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傳播手段，大學圖書館將原有傳統文獻轉化為數字化信息資源，與新購置的數字化信息資源一起進行科學的整合、重組、分類、組織，形成新的數字資源體系。并對網上信息資源進行收集、篩選、加工，建立導航庫、特色庫，即建立虛擬網上資源系統。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定的個性化定制機制形成適應用戶或用戶群組需要的動態過濾、析取和組合的資源、工具和服務集合，為數字信息用戶構建一個提供個性化知識服務、交流與工作的虛擬空間。大學圖書館根據用戶的個性化需求，開展個性化服務。個性化服務是針對特定讀者或用戶需求的專門服務。即通過信息定制服務、信息推送服務等“量體裁衣”式的知識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個體的知識需求，從而實現對校園用戶群體知識需求的整體保障，推動大學的知識創新與發展。
3．4培養用戶的知識能力、利用知識進行創新的能力
在信息時代，每個人每時每刻接受大量的信息，而只有那些知道如何探求知識和利用知識的人，才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大學圖書館要利用一切有效途徑幫助用戶得到獲取知識的知識，使他們了解數據庫現狀、因特網資源、工具書，懂得知識收集貯存、創新開發、檢索評價的知識。知識的獲取、內化、利用和創新能力，已經成為個人素質發展的重要方面。在信息素質教育中，大學圖書館除了以圖書館為基地，開展多種類型的信息素質教育活動外，還可將信息素質培養融合于核心課程的教學之中，由圖書館員、學科專家、任課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使學生的信息體驗不再是孤立地學習傳統的檢索課程，從而提高用戶的知識能力。
4大學圖書館建設的拓展
為實現上述職能轉變，須拓展大學圖書館建設，如數字圖書館建設，知識檢索服務，網上咨詢服務，網絡知識整序等。知識經濟和現代信息技術(媒介)為大學圖書館提供了新的發展環境。在這種環境下，大學圖書館必須以網站和主頁為結點為用戶提供知識服務，讀者通過結點與圖書館進而與知識發生聯系。
4．1數字圖書館的建設
數字圖書館建設是指組織數字化信息及其技術進人圖書館并提供有效服務。首先是圖書館書目數據庫的建設，提供本館收藏的中外文圖書、中外文科技期刊、會議記錄、學位論文等文獻的書目信息；其次建立專業期刊目次，圖書館將訪問網上電子期刊、電子學報、學術論壇等所獲得的專業期刊的目錄信息存檔收錄，然后向用戶提供期刊目次通報，擴大知識服務范圍、方便學界了解學術動態。在此基礎上進行數字圖書館建設，將傳統文獻型產品轉化為數字型產品，也就是大學圖書館館藏文獻的數字化。
4．2知識檢索服務
在圖書館主頁上設置檢索界面，包含盡可能多的檢索途徑，便于讀者查詢；設置導航欄目，或以文摘形式報道免費數據庫，進行網絡導航服務。
4．3網上咨詢服務
在圖書館主頁上設立網絡咨詢室，通過電子信箱等方式和讀者聯系，及時了解讀者的需求，聽取讀者的意見或建議，加強與讀者的交流與溝通，及時解決讀者提出的個性化問題，使每個人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特定問題的特定答案或解決方法、途徑等。
4．4網絡知識整序
大學圖書館要根據本校學科要求，有針對性地收集、下載網絡信息，篩選、提煉出其中的知識資源。收集要講究知識的完整性與系統性。將這些資源有序化，進行分類、標引、排序工作，形成全文數據庫或題錄數據庫。網絡信息分類的目的在于分辨信息的知識性并為用戶提供知識服務。大學圖書館應注重元數據的收集與收藏，為分類標引工作做好準備。
5結語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半A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滤懻摰膫惱韺W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翱偠灾?，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梢妼r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