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5:5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英國農業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電子商務流通農業產業化
隨著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世界各國相繼開始建設國家基礎信息網絡，電子商務和網絡經濟也隨之應運而生，并且受到越來越多的行業和企業的關注與參與，逐步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電子商務是一個以Internet/Intranet(互聯網/內部網)為架構,以交易雙方為主題,以銀行支付和結算為手段,以客戶數據庫為依托的全新商業模式。交易各方將自己的各類供求意愿按照一定的方式輸入電子商務網絡,電子商務網絡根據用戶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相關信息并提供給用戶多種買賣選擇。
農業是我國的傳統弱質產業，歷來存在著生產經營分散，產品競爭力不強，流通環節多，交易成本高，標準化程度低等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中國加入WTO，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將更加突出。當前，流通已成為我國農業的“軟肋”，嚴重地制約著農業整體效益的提高。在農業領域應用電子商務，通過計算機網絡和通訊技術，及時傳播市場信息，幫助農業生產者特別是農民適應變化多端的市場，為我國農業發展帶來如下好處：
一、降低農業生產風險，促進農業產業化
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基本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農業生產者之間基本上不存在信息交流，農戶往往憑借自己往年的價格經驗來選擇生產項目，確定生產規模，因而導致農業生產安排被動，進而造成一些農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波動較大，影響了農業生產整體的穩定性和農民的積極性。
農業產業化的實質是市場化,即以市場為導向，在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實現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在經濟利益上依據平均利潤率的產業化組織原則實現產加銷一體化，即形成生產和流通利益共同體，把農戶與市場聯結在一起。通過電子商務強大的網絡功能，跨躍時間和地域的障礙，使農產品供需雙方及時溝通，農業生產者能夠及時了解市場信息，根據市場需求情況合理組織生產，以避免因產量和價格的巨大波動帶來的效益不穩定，降低農業生產風險。農業產業化不同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優化調整農業結構，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按市場機制配置生產要素，并要求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各個環節和過程按市場機制組織活動。二、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減少環節，提高農業效益
我國目前的農產品流通體系尚不健全，因此農產品銷售仍然存在著渠道窄、環節多、交易成本高、供需鏈之間嚴重割裂等問題。通過電子商務實現農業生產資料信息化，Internet將市場需求信息準確而又及時地傳遞給買賣雙方，同時根據生產的需求信息傳遞給供應商適時補充供給。在業務模式上，提供了交易市場、農產品直銷、招標等交易模式，自行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真正實現電子商務的效能,減少市場存在的種子、化肥、農藥、農業機械、農用薄膜等各種生產資料的供需矛盾。同時,拓展了傳統買賣方式，使傳統商務的有形市場走到了網上，由相對時間段營業的現貨市場轉為全天候開放的模擬市場，提供了交易自動撮合、庫存和查詢、數字簽名、網上支付等，大大地縮短了供應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質量。
三、形成新型的農產品流通模式，促進相關行業的發展
我國農產品交易鏈及其通路過程存在環節多、復雜、透明度不高、交易信息對稱性較差等問題。產業發展的基礎是生產，但市場和流通是決定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農產品流通不暢已經成為阻礙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影響農民增收乃至農村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農產品的賣難及農產品的結構性、季節性、區域性過剩，從流通環節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信息不靈，盲目跟風。市場信息的形成機制和信息傳播手段落后使農戶缺少市場信息的指導。二是農產品交易手段單一，交易市場管理不規范。現在傳統的方式主要是一對一的現貨交易，現代化的大宗農產品交易市場不普及，期貨交易、遠期合約交易形式更少。通過建立以計算機聯網為基礎的農產品市場信息網絡，實現網絡營銷和網上支付。保證了各地農產品銷路暢通、供銷協調，擴充農業信息量。透明化的價格可以提高網上交易量從網上獲取產品和價格信息將增加產品的可比性和價格的透明度。由于不同地理位置產生的價格差別也將因不斷增加的競爭而減小。這將在生產資料價格上有利于農民，但是不利于其所生產的農產品價格。這就造成這樣一個特別的現象：哪里存在許多有差別的農產品并有經常性的供給，哪里就需要生產資料供應專家為其服務。
英文名稱：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主管單位：吉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吉林農業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5684
國內刊號：22-1100/S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CBST 科學技術文獻速報(日)(2009)
Pж(AJ) 文摘雜志(俄)(2009)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關鍵詞]：江村經濟 反思
自我國思想家嚴復對《天演論》算起，他第一次將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帶入了中國的浪潮，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影響著中國早年的學人，以此開始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歷程。在學科傳入的近百年間，中國培養了眾多的人類學家與學者，而則是國內與國外培養的學者中最有成就的人類學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經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開啟了人類學本土化的歷程，同時也是西方由此開始了對中國農村進行了最為細致的描述。本文從先生的寫作過程、《江村經濟》的貢獻以及最后討論當今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的使命與責任，緬懷大師、追隨步伐，人類學、民族學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與《江村經濟》
先生的《江村經濟》寫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國倫敦政治學院求學于馬林諾夫斯基時的畢業論文，因此其還有一個英文名稱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譯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中文版《江村經濟》的副標題;就像先生在題目一樣，書中對位于江蘇吳江的開弦弓村進行了細致的描述，系統對該村落的現狀進行了記錄。
當我們翻開江村經濟的扉頁時，我們會看到一段話“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開了一段先生的奮斗史與不愿被輕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讀書于東吳大學學習醫學科，后由于各種原因求學于北京大學學習社會學，深受美國社區研究的歸國社會學家吳文藻從此開始了先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發奮的努力后考入清華大學跟隨史祿國教授學習人類學，在學習期間其對體質人類學進行了細致的學習，為其大瑤山的花籃瑤的研究奠定了體質人類學基礎。
研究生畢業后，在恩師吳文藻的主持下，先生與自己比翼雙飛的才女王同惠喜結連理，開赴大瑤山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他們定期向吳文藻老師匯報調查狀況。但事情有時充滿了遺憾，在調查過程中前往下一個村落時先生與王同惠在向導的帶領下掉隊，因此迷失方面誤入抓捕獵物的陷阱使先生受傷嚴重，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獨自原路返回，卻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或許是先生最難忘的時刻，新婚燕爾的夫妻就這樣各自天涯。先生受傷后返回吳江養病，期間在開弦弓村邊養病邊挨家挨戶的進行調查，這為《江村經濟》的寫成收集了資料。同時利用先生姐姐的費達生有力資源，并對該村新興的近代工業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先生由于養傷的機遇，為其博士論文的寫成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先生也曾有過表達，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經濟》的書寫，或許是命運的巧合與安排，讓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況下，完成兩人曾經的愿望支撐先生完成了調查，同時先生也完成了對花籃瑤數據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籃瑤社會組織》得以問世成為了王同惠的遺著。
二、《江村經濟》及其貢獻
在《江村經濟》的序言中，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功能主義代表人物布?馬林諾夫斯基寫到：
我敢于預言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看作是應用人類學和人類學的。①
因此該著作對于人類學的發展具有歷史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梳理一下人類學的發展史。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伴隨著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對異民族、異文化的研究，以及對異社會結構的分析，西方國家認為異文化是落后和野蠻的，希望由原來的文化與社會發展來反觀當重構今天西方的發展歷程。而先生的《江村經濟》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國對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會的研究，在這一研究領域研究者不僅僅要掌握人類學、民族學的調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對主客觀的轉換中尋找制衡點，使民族志的寫作更加具有科學性與客觀性。在先生撰寫并完成《江村經濟》的同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也掀起了，各國反對殖民統治，驅趕殖民者，而人類學、民族學主要是以研究異文化以及殖民文化為基礎的，此時的學科研究基點被打破，因此學科處于一種迷茫的狀態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學科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即本土人類學。
論文關鍵詞：習語,文化差異,跨文化交際
一，生存環境的差異
由于習語是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積累起來而形成的語言的精華，它與人
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中國地處東半球，東風即為“春天的風”，象征勃勃生機。漢語中的“東風吹，戰鼓擂”就代表了人們在大好的環境中立志做一番大事的豪情壯志。而英國處于西半球，報告春天消息的卻是西風。英國有一說是Aprilisinthewestwind.（西風吹來了四月）。另外，英國是一個島國，因此，英國習語有很多與大海和水相關。如：torestonone’soars（暫時歇一歇）；inthesameboatwith（與……境遇相同）；tosinkorswim（好歹）。但英語的spendmoneylikewater,漢語卻要翻譯成揮金如土。這是因為漢民族在歷史上多數是在亞洲大陸上繁衍生息，生活離不開土地。還有，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因此在習語中農彥占了很大比例，它是中國農民從世世代代的生產勞動中積累起來的極為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中國農民勤儉樸素的傳統。如：人怕出名豬怕壯；斬草不除根，逢春必要生；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等。我們漢語常用雨后春筍來形容事物的迅速發展和大量產生。英語中的同意習語卻是“likemushrooms”，這是由于英國不出產竹的原因。所以我們說，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決定了漢英習語的不同形式。
二，習俗差異
習俗是各民族的人民在各自生活中長期形成的為本民族的人民
認可的風尚，禮節，習慣等。因此，不同民族根據自己不同的習俗總結出了廣為流傳的習語。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龍就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它代表著至高無尚，有著主宰萬物的能力，還代表吉祥和幸福。所以有了龍馬精神；龍鳳呈祥等習語。又如中英兩國人民都有養狗的習慣，但兩國人對狗卻有不同的傳統看法。在中國民間雖有養狗的習慣，但多數是用來看家，因此，人們常把它看成只會搖尾乞憐的卑微動物，在心理上厭惡鄙視它。常用它來形容和比喻壞人壞事。如：狗仗人勢；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在西方文化中，狗則被人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用狗作的比喻都帶有親呢贊賞的情感。如：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Aluckydog.(幸運兒)；Giveadoganillnameandhanghim.(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等。
三，宗教信仰的差異
宗教信仰在中西方都有很長的歷史。西方國家信奉基督教，人們心目中的神靈是上帝,相信確有天堂，魔鬼，地獄等。常用習語有：Godbless(上帝保佑);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以及Gotohell（去死吧）等。中國較流行佛教，認為佛主能主宰一切。與此相關的習語有：閑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借花獻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等。
四，神話傳說和歷史典故的差異
英漢兩種語言中有大量的習語出自神話傳說和歷史典故。其語言結構簡單，含義深刻，每一習語都包含一個美麗動人或妙趣橫生的故事。要正確理解，必須懂得它的出處。如：葉公好龍；東施效顰；臥薪嘗膽等很多都出自歷史故事。如：“三顧茅廬”這個成語，如果不知典故，單從字面上來看，西方人無論如何想不出它有誠心誠意，一再邀請之意。英語中的典故習語多來自《圣經》和希臘羅馬神話。如：aPandora’sbox(指災難，麻煩，禍害的根源);Meetone’swaterloo(一敗涂地);漢語中所說的“貓哭老鼠”，英語則要譯為：crocodile’stears。因為西方傳說是鱷魚一邊吃人畜，一邊流眼淚。西方人就借此來形容假裝慈悲；漢語成語“殺雞取卵”在英語中的同義習語為：killthegoosetogettheegg其區別在于“雞”和“鵝”，都是由于傳說的不同引起的，但都用來借喻只貪圖眼前利益，沒有長遠打算。我們從這些常用的習語中可看出東西方從遠古時候流傳下來的文化差異。
【關鍵詞】合作組織 農民專業合作社 治理結構
農業要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必須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合作社想要穩而快的高效發展其根本保障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擁有合理的治理結構。由于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治理結構和多樣的功能，國外學者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契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博弈論從定性和定量分析進行了分析。國內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主要表現：影響因素、治理結構、利益機制、發展模型等方面，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有效的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高效運行與健康發展。
一、國外研究動態
歐美作為合作社的發源地，合作社制度的制定和發展為歐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19世紀中葉，英國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合作社，此后，合作經濟組織在西方國家蓬勃發展起來，并對西方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規范的相關理論和制度。
（一）關于合作社治理結構產生的研究
Emelianoff（1942）是最先開始研究合作社模型問題，他把縱向一體化運用于農民合作社，并認為合作是農場的延伸而其獨立的農場經濟組織之間的不完全聯合被稱為合作社。Emelianoff & Phillips（1957）已經意識到在委托-關系對農民合作社的重要性[1]。到上世紀六十年代，Helmberger & Hoos（1962）以企業治理理論為基礎，對農民合作社治理結構進行了分析，探索性的構建了農業營銷合作社的治理結構模型，認為合作社可以把其利益按一定惠顧比例返還給社員，并以此來實現產品價值的最大化，從而增強了對社員的激勵，并可以對社員的數量起到限制作用[2]。
（二）關于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研究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合作社的治理結構備受國外學者的青睞。他們把委托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博弈論等理論知識運用到合作經濟組織提出了合作社相關理論，并提供了新的理論分析方法。
1.委托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Eilers和Hanf（1999）針對農民合作社的所有資產的剩余決策權和收益權進行研究，探索性的分析了誰是農民合作社的委托人；誰又是合作社的人的問題。并認為管理者與農戶都即可以是委托人也可以是人，當管理者向農戶提供契約時，農戶即為人；顯然，委托人就是管理者。反之，農戶也可以以委托人的身份向人（管理者）提供契約[3]。Hendrikse & Bijman（2002）運用不完全契約理論分析了所有權結構對投資效益的影響，他們建立了一個由農戶、加工商和零售商三個主體構成的供應鏈模型，其研究結論表明，最優的所有權結構取決于農戶和加工商這兩者的專用性資產投資成本與收益的比例，若農戶這方面的比例高于加工商這方面的比例，則農戶應該擁有所有權，即后向一體化具有優勢，反之，則前向一體化更優[4]。
2.交易成本理論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論點：運用不用的治理結構，將會產生不同的交易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交易費用，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治理結構和交易方式我們稱之為有效的治理結構。Hendrikse & Veerman（2001）運用交易費用經濟學方法，以營銷合作社為例，分析了農民合作社的所有者控制權分布以及它形成的財務結構。并對合作社與企業在控制權和決策權的差異進行了細分比較[5]。Menard（2007）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對縱向一體化的企業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混合治理結構組織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兩者之間最大的區別是：資產的所有權與決策權的擁有者是不同的。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中它的所有權和決策權是屬于高層領導者的，而農民合作社混合治理結構組織的所有權和決策權歸社員；并且社員之間還存在一種區別于價格體系的協調關系，這也是市場與合作社的區別所在[6]。
3.博弈論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Hoffmann（2005）運用博弈論建立了兩段博弈模型，分別對農民合作社和投資者企業的產品質量的進行了分析；以及根據組織形式的不同對產品質量和定價有何影響進行了分析[7]。Royer & Smith（2007）運用博弈論對社員的收益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關系建立模型，認為社員和市場的關系可能與合作社追求的目標有關，當給社員退還較多利益時，將會提升社員的產出水平，它產出水平的提升直接影響他們收益最大化的均衡產出，從而導致產品價格的下跌，這樣也有利于消費者[8]。Drivas & Giannakas（2010）以農民合作社與投資者企業為例，運用博弈論構建了一個關于改善產品質量相關的決策與提升其創新能力的三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包括產品質量的事前價格競爭、事中價格競爭以及消費者行為、事后價格競爭三個階段[9]。
4.新古典理論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Azzam & Andersson （2008）運用新古典理論對瑞士牛肉業進行了的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合作社通過提升自身競爭力，如提高生產率、價格率等，來降低牛肉產品的成本，從而使得市場中牛肉價格下跌，與農民合作社市場談判能力的大小并無太大關聯。這是因為由于通過市場談判提升價格的效率遠低于成本效率所引起的價格下跌的效應[10]。Tribl（2009）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產出均衡理論構建了一個關于企業與農民合作社的競爭模型，得出了組織形式的不同的企業各自的定價、市場占有率、社員所得也是不同的[11]。
二、國內研究動態
農業要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必須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合作社想要穩而快的高效發展其根本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必須擁有合理的治理結構。因此，國內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研究也是絡繹不絕的。
（一）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重大意義的研究
繆建平（1999）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詮釋了合作經濟組織是以我國家庭承包責任為基礎，市場化發展的產物[12]。黃祖輝（2000）分析了合作社的必然性，認為農業生產的生物性、地域分散性及規模的不均勻性等問題是農民合作社存在合理性的最好理由[13]。黃祖輝（2006）用制度經濟學理論精辟地把合作社為什么能夠存在、合作社和家庭經營之間互補的關系分析的非常透徹[14]。顧吾浩（2007）從培育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重要意義分析，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完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必然選擇；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實行以工哺農、加大公共財政支持農業的有效載體[15]。張曉山（2009）運用公共選擇理論，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方面把握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既可對政府體制起到補充的作用，又可以彌補市場機制存在得缺陷[16]。
（二）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研究
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是指一組聯結并規范的系統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體現了合作社所有者、決策者以及經營者各個相關主體之間所形成的義務、權利、利益等的組織框架。具體表現在對合作社機構的設置、人力資源管理、權利界定上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1.交易成本理論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黃祖輝（2005）從交易費用與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農民合作組織是一種基于市場和科層之間的制度安排[17]。林堅和馬彥麗（2006）認為，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與投資者企業進行了比較，認為合作社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這是因為合作社與社員之間不存在資產專用性與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機會成本，這樣就可以使交易費用降低[18]。孫亞范（2009）認為可以通過建立家庭農戶專業組織來減少交易成本，形成集中采購與統一銷售的方式來抵制農戶在市場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從而改變農戶規模經營的弊端，大大降低了相關的交易費用為農戶謀福利[19]。
2.產權理論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苑鵬（2004）運用產權理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了分析，認為產權是農民專業合作社高效運行、健康發展的基礎保障。理順合作社產權關系的關鍵是做到合作社投資主體的人格化、農民社員產權的主體化[20]。徐旭初（2006）運用產權理論對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的概括和分析，提出了一種新的分析視角—基于組織能力的分析，指出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種基于組織能力的新型合作社類型[21]。孫亞范（2011）利用對江蘇省205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數據，從江蘇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利益機制與影響因素等方面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及Logistic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表明：社員公平參股的產權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結構是影響“按惠顧額返還盈余”利益分配機制建立和運行的關鍵因素[22]。
3.委托視角下的合作社研究。馬彥麗（2008）從外部市場競爭、激勵、監督以及合作社的雙向特征四個方面探討合作社降低成本的途徑，認為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存在“雙重—”關系，主要方面是防止骨干社員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關鍵是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結構，通過規范決策程序來有效緩解合作社采取機會行為的可能性[23]。聶華林，方明娟（2010）根據機制設計理論研究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委托—問題，并通過建立相應的分析模型，尋找實現激勵相容的約束條件，提出了收益與成本共擔的一種新型分成制度[24]。崔寶玉（2011）提出在合作社中極易產生大農小農之間的委托問題。認為通過合作社民主治理制度規范化、設置外部理事制度以及保障小農退出權等正式規則和成員信任、成員承諾與社會資本等非正式規則的“則”治理，能夠減少大農的機會主義行為，削弱大農小農之間的委托問題，從而使合作社不至于過度偏離其本質規定性[25]。
（三）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發展方向的研究
盡管國內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治理結構上很是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我們通過對治理結構的不足進行研究，從而找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特色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
1.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所存在的缺陷。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不過幾十年，治理結構存在著許多缺陷，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高效發展。陳俊梁（2010）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決策機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民主決策性低；家族化嚴重；協調機制弱；決策效率低等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將影響合作社的高效運行，從而導致合作社不合理運轉[26]。丁建軍（2011）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權力集中在理事會手中，社員（代表）大會、監事會無法真正實施監督權，更不用說發揮監督作用了[27]。
2.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存在得問題，制定適合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發展方向。第一，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發展形式多樣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王為農，吳曉華（1997）對山東省萊陽市農村發展情況調查，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農村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合作社[28]。夏英和牛若峰（1999）認為，合作經濟組織最佳的組織模式，應從實際出發，試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分析各地區農產品的特色，找出優勢，從而引導農戶進行自由選擇。學術界把政府在合作社中的作用概括為：扶持；引導；不干涉；不強制；不阻止[29]。黃祖輝，徐旭初（2006）對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解釋，認為基于能力和關系的合作社治理結構是東部沿海地區合作社的特點，這也將是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趨勢[30]。
第二，創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治理結構。黃勝忠、林堅（2008）根據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績效與治理機制之間調研數據進行了定量分析，分析認為合理的治理結構是合作社規范發展的關鍵[31]。桂玉，徐頑強（2009）認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治理結構是特定的社會環境的產物，并隨著整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調整。目前，我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治理結構要從優化資源配置、創新權利結構，銜接外部結構、搭建網絡體系等方面進行創新[32]。徐旭初（2010）對已有的合作社模式進行了比較，認為“合作社+企業+農戶”的模式，更有利于實力較弱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這種模式可以使農產品加工所產生的增值部分歸于農戶，從而可以提升農戶的經營實力和經濟效益[33]。
第三，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運行機制。陳俊梁，張雅文（2010）在創新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促進農村改革和發展實現“第二次飛躍”一文中認為，要確保農民專業合作社高效運作，就要求我們在對待不同社員的能力上進行差異性分析，對理事長決策權與社員（大會）決策權進行對比區分，同時，對屬于不用類別的決策性質給予不同的投票權，并且要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的監督成立獨立的監事會[34]。孫浩杰，王征兵，汪蘊慧（2011）認為采取改革產權實現農戶所有，改變決策方式實現農戶控制，增加交易額返利實現農戶受益，量化公共積累和政府扶持資金等措施來改變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結構，從而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運行機制[35]。潘天鵬，鞏穎慧，王猛（2011）分析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發展的現實邏輯，對合作社發展的組織環境和異化現象進行探討，通過比較分析世界各國合作社規范發展的各種模式，認為我國農業專業合作社應選擇偏向于政府推動型模式[36]。
三、簡短述評
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已層出不窮。從已有的國外文獻看，國外學者將委托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和博弈論等運用到農民合作社治理結構上進行研究，他們無論是從研究視角上還是研究方法上說都相對成熟，對我國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治理結構的研究可以起到推動和借鑒的作用。國內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通過對當前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歸納，我們發現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主要表現：影響因素、治理結構、利益機制、發展模型等方面，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有效的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高效運行與健康發展。
第一，對當前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從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兩個方面進行總結：首先，從視角上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是從其本質、功能等一般理論進行的敘述到實證研究，實證研究主要表現在：治理結構、運行績效、農戶合作意愿等方面，提升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的現實意義。其次，在方法上，用定量分析方法代替了以理論為的定性分析方法。使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研究有了質的飛躍。
第二，由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涉及的內容較多，難以用一些簡單指標來衡量合作社的治理問題。
第三，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治理結構是上企業化靠攏還是趨上于股份化。現階段，像美國、法國、荷蘭等發達國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性質已發生了變化，它們用發展效率優勢原則代替了非盈利、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這種新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方式是否適合剛起步的我國合作社組織？如果合適，它的治理結構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都有待于我們對治理結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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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綜述
中圖分類號:DF52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141-02
早在17世紀,西方國家就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究。目前,美國、日本、韓國非常重視知識產權戰略的研究和運用。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才開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建工作,20多年中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路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制體系。不僅有商標法(1983年3月)、專利法(1985年4月)、著作權法(1990年9月),還有種子法(2000年)、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技術合同法(1987年)、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1991年)、音像制品管理條例(1994年)等法律法規。與此同時,知識產權保護在執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也形成了以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和商業秘密為主要內容的保護體系。特別是1997年10月《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全面展開,并取得了顯著成果。我國于2005年1月成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領導小組,2006年底啟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計劃。對農業知識產權采取保護有利于國家資源保護,有利于科技成果在市場的競爭,同時也保障了產權人的利益。但是,由于受農業科研體制、市場經濟及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影響,農業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許多問題。本文主要針對國內外農業知識產權相關研究進行綜述。
一、國外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概況
隨著涉農新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生物技術劃時代的進步,許多國家不但大力支持農業技術創新,而且加強本國農業技術知識保護的制度建設和實施運作,在國際經濟貿易、技術開發中積極推行其知識產權戰略。
世界銀行Wiiliam Lesse等專家(1999)出版了《農業知識產權研究》一書,主要是討論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對農業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的影響與世界銀行應起的作用。英國Blankey教授(1999)發表了“農業知識產權的政策研究”的文章重點討論了農業知識產權的特點和保護的法律依據。目前,較系統的研究是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Paallberg博士(2000)出版的《轉基因作物革命的政策管理》,詳細討論了肯尼亞、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農業大國的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貿易政策和安全評價政策等。荷蘭農業經濟研究所Derek Eaton博士(2002)在海牙發表了“WTO-TRIPs協議與植物品種保護:經濟分析和政策選擇”的論文,系統的研究了實施TRIPs協議后各國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面臨的政策選擇,通過對新品種保護的經濟分析,闡述了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國家農業科研、國際農業技術貿易、行業壟斷和利潤分配等領域的影響。
二、國內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概況
中國目前已經有很多學者對農業知識產權的概念、保護機制或者對生物技術、植物新品種保護、地理標志、農業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等農業知識產權的某些具體內容進行研究。我國農業部2001年對1985―2000年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保護規則實施的投入產出分析、未來國際農業和技術貿易發展對農業知識產權的保護提出的挑戰和要求等方面進行了實證分析。
我國學者趙華、孫光遠(2003)討論了中國農業廣東省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及對策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和保護機制。我國學者孫梅花(2003)探討了我國農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問題。何建軍、鄔力祥、胡隆菊(2006)論述了生物技術專利保護現狀與挑戰。李松年(2001)研究了我國植物新品種權的司法與行政保護手段。李冬梅(2003)論述了地理標志知識產權性質分析及法律對策等。我國學者鄭秉秀、周寄中和徐倩云等(2002)就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壁壘和知識產權制度及其激勵功能等領域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對不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知識產權保護的效果進行了比較。
吳立增等(2005)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體系及其國際比較研究中,通過對植物品種權人收益與植物品種保護水平關系的模型,分析了品種權人新品種價格、品種權人成本及收益與保護水平之間的關系,得出新品種需求彈性和品種權人品種供給所占市場份額是影響新品種價格的重要因素,品種權人的收益和成本與保護水平成正比,提高保護水平既能提高品種權人的收益,也會增加品種權人的成本。付麗潔、潘蓉、胡偉(2006)在論中國農業植物品種的知識產權保護一文中提出中國在品種權的國際保護公約方面應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爭取更大的維護本國利益。品種權保護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還受到中國科研體制的制約,應繼續加大科研體制改革的力度。王冬冬、王艷軍、張之光(2008)認為劃定農業知識產權的范圍必需充分考慮知識產權制度和農業生產兩方面的因素。農業知識產權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對于工業知識產權和版權而存在的。農業生產對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性和農產品的普遍低值性是農業知識產權區別于工業知識產權的基本特征,農業知識產權栽體的自我復制性和對自然環境的高度依賴性是區別于其他知識產權栽體的根本特征,農業知識產權除符合知識產權基本特征外還應當符合涉農性和生物性的標準。
宋秉斌(2008)在試論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的文章中認為,我國農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農業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學習、宣傳不夠,農業科技人員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意識薄弱,農業經濟組織和科研單位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立法和保護狀況不平衡;我國農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應該加大學習、宣傳農業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力度,制定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戰略,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健全知識產權服務體系。武敏、劉金花(2006)、陳惠云(2008)認為,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知識產權意識比較淡薄,產權保護制度及其監管不健全,侵權現象嚴重,農業知識產權激勵機制不完善,農業知識產權流動不暢,市場發育不健全;提出加強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及措施為:提高公眾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依法取得自主知識產權,改革農業科技體制,鼓勵發展農業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健全知識產權服務體系,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創新激勵機制,促進農業知識產權流動,提高產權效率,加強知識產權教育培訓工作,提高知識產權申請和保護意識,積極開展農業知識產權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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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有人提出的無限剩余勞動力供給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旨在探討怎樣放慢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速度的理論，在我國當前農村、城市勞動人口雙重過剩的約束下，對我國農業現代化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本文通過理論的本土化提出了我國農業現代化之路一一城鎮化。
0引言
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面臨的問題很多，如何解決?整體推進，全面突破，均衡增長，在理論上是一個完美的模型，描述了一種理想狀態，能夠為人們分析這一問題提供一個參照系，可以作為一個客觀的標準去衡量所采取的措施與理想狀態的差距;然而在現實中，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必須采取非均衡增長策略，選擇一個突破口，由點到面，逐步推進，避免遍地開花。這樣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問題就轉化為突破口的選擇問題，筆者認為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所在，是解決其它問題的基礎和前提。如何實現這一轉移，進而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將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內容。
1.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理論上有兩個可以借鑒的模型: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
1.1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存在一個隱含假設—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的、相伴隨的，發達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符合這一前提，而我國由于失業、下崗、新增勞動力等問題，城市本身就存在著大量的勞動剩余，根本沒有能力來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我國當時GDP中第二產業占到50%左右，也就是說工業化程度已經達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但是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霍利斯·錢納里和莫爾塞斯·塞爾昆的“就業結構轉換理論”認為，若要真正實現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同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必須達1500美元以上，而我國距離這一標準還差很多。在劉易斯模型中存在的另一個缺陷是對人力資本因素的忽視，我國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素質較差，農業剩余勞動力不可能一開始就直接被吸收到采用最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而是吸收到勞動力比較密集、技術不太先進的工業部門，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進一步放緩了我國城市化的步伐。因此，在應用劉易斯一費景漢一一拉尼斯模型指導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應該認識到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工業部門并不具備完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同時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本身素質的制約，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性。
1.2與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相反，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假設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城市卻有大量的失業，其宗旨在于探討怎樣放慢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一分為二地看，托達羅模型假設城市中有大量的失業(包括隱性失業)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但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與我國的事實不相符合。基于前者，放慢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有其道理;基于后者，將注意力局限于農村，試圖僅僅通過發展農村經濟，來減輕對城市失業的壓力，進而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則完全缺乏可行性。因為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村自身的勞動力出路都不能在農村解決;而且隨著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剩余勞動力還會相應增多。因此，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之路必須在農村之外做文章。
1.3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在農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且城市就業不足的情況下，旨在加速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與旨在放慢勞動力從農村注入城市速度的托達羅模型對實現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發揮指導作用的同時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因此，為實現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必須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尋找一條自己的道路—城鎮化，尤其是小城鎮的建設。
2除了理論上的證明外，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歷程也為我們提供了經驗的指導
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完成后，工業主要集中刁硯月。于城市，因此，農業富余勞動力最主要的轉移方向是城市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到20世紀70年代，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均達到70%以上。但也從此時開始，出現勞動力和人口由大城市向其周圍農村或中小城市流動的“逆城市化”現象。這是因為，城市工業和人口的過度膨脹已嚴重影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國家便采取措施鼓勵非農產業向農村擴散，加速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農村工業，如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就提倡農村工業化，法國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行農村城市化，英國20世紀60年代后‘.農工綜合體”的迅速發展等等。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工業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中小型的現代產業，由城市擴散而來，與城市工業相配套;二是適應農業工業化需要，為農業服務的產前、產后鏈帶產業，與現代農業相配套。
農村工業等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轉移一部分城市過剩勞動力，而且有效地吸納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出現的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的城市化水平，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呈現出城鄉一體化趨勢。我國在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應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經驗，立足于本國實際，充分發揮我們的“后發優勢”，針對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實現后的逆城市化問題，從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實際出發，實行城鎮化，以吸納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規避“逆城市化”過程。
3國內外發展的歷史表明，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改善城鄉經濟結構，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有力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
3.1城鎮化有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我國農村人口多，人均農業資源水平低，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這是加快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亞待解決的問題。不把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就不能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不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城鎮化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城鎮特別是星羅棋布的小城鎮作為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載體。不斷提高城鎮化水平，就可以通過城鎮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領域和勞動力需求，提高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同時，又會帶動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拓展農村就業空間。這就從農業外部和內部為優化農村就業結構，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辟了新的途徑。把有條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轉移到非農產業，不僅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可以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年間先后求學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紐約大學和耶魯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學位論文《英國工廠制度之勝利》(“TheTriumphofFactroySysteminEengland”)創造性地將1840年前后英國工業結構傳統分類法(“個體鍍金工、家庭生產制及工廠制度”)拓展為“手工藝工人、商人雇主制及工廠制度”，這一研究成果為《歐洲經濟史》教科書所接受111。1929-1946年執教于南開大學，1947-1968年受聘于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1968-1971年執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學。
方顯廷以學術思想精深、治學態度嚴謹、工作作風扎實聞名于民國時期學術界。留美期間他主攻經濟史，專精于英國工業結構和工業史研究。上海厚生紗廠學徒出身的他對民國初期的中國工業狀況也相當了解121。他學成回國后致力于中國華北地區工業化問題和東北移民問題研究。他純熟地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先后發表了大量中英文調查報告和論著。方顯廷在華北工業化問題研究中洞察到了中國產業結構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當工業化問題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后，他又將研究重點轉移到中國農村。他認為：中國沿海地區的現代工業都是由西方移植而來，而非基于社會本身的結構性蛻變，中國所謂的工業化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中是無足輕重的;必須致力于健全農業經濟體制，否則就沒有健全的工業化。此外，他在東北移民問題研究中發現，華北居民由于匪盜橫行、連年內戰、苛捐雜稅及高利貸逼迫而大量遷徙東北，期冀在東北創造新的生活，然而大量移民仍然處于民不聊生的境況之中。基于這種認識和體察，方顯廷將實際考察的重點轉移到農業現實經濟問題，尤為關注農業資金籌集以及農村合作事業等問題。
一、方顯廷農業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方顯廷關于中國農業問題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中國農村經濟之復興》(1938)、《中國經濟之癥結》(1938)等，其研究內容涉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業經濟現狀分析、制約中國農業經濟復興的因素分析和農業經濟復興的政策建議等。其農業經濟思想既具時代特點又具一定的前瞻性，是一份值得總結的寶貴思想遺產。
1.中國農業經濟現狀分析
方顯廷充分肯定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國以農立國，農民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三，農業所得，至占全國所得五分之四。農村經濟，實為全國經濟命脈之所系131163。”他認為，中國經濟要得到真正的發展，首先取決于農業的狀況。他比較了中外各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農業比重的演變趨勢，指出“世界各國農村經濟之衰落，為農業革命以來之普遍過程，…農村經濟一經沒落，則城市經之自由發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離失所之虞131163”。他強調世界各國農村經濟的“衰落”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性的現象。這一思想與現代產業經濟學關于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各產業間演化規律理論十分吻合。即：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隨經濟發展，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同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一樣，處于不斷下降之中。這種“衰落’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情況卻令人憂慮，“然我國情形，則與之迥異。蓋自帝國主義侵入以來，農村經濟既遭摧殘而衰落，工商經濟復同受壓迫而難興，馴至農村過剩人口，無宣洩之閭，農民生計，乃益瀕于絕境”13163。他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數據分析指出，從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間，全國人口増加31%而耕地面積僅増加了1%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6公頃，“若與國外專家所估計之每人需耕田二點五英畝始能維持最低生活者，彼此一作比較，相去實不啻霄壤矣”131163。可見，中國的情形是零落的現代工業建立于蕭條的農業基礎之上，經濟循環的結果必然是真正的衰落，這種衰落的狀況必須依靠制度安排加以改變。
2中國農村經濟復興的制約因素分析
方顯廷通過對制約中國農村經濟復興的因素分析，將其歸納為農業環境、農業組織與農業技術三類。
(1)農業環境。農業環境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諸方面，方顯廷側重于經濟環境分析，指出“我國農村經濟環境之惡劣，為不可掩飾之事實”131165。他認為，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環境因素主要表現在：第一，水利失修導致旱澇災害頻繁發生。他指出：民國二十年之江淮水災，為罕見之浩劫“因天災人禍之頻仍，衰憊益甚。……江淮大水己置二千五百萬農民于絕境”131165。他強調筑堤、灌溉、造林等水利興修工程應成為政府改進農村經濟環境的首要工作。第二，交通閉塞導致全國各地的農產品無法調劑和流通。交通不便導致貨流不暢，供求失衡，引發了“甲處聚殺焚毀而同時乙處餓殘載道之矛盾現象”131165。他認為，交通建設是改善農村經濟環境刻不容緩的事業。第三，國際經濟大環境的不利影響。他指出，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也受到國際經濟大環境影響，“世界經濟衰落之怒潮，方因英、日、美相繼放棄金本位而誼逐波及我國。故農村經濟之衰落，至(2)農業組織。基于農業組織視角的考察，方顯廷認為中國的“中古式的條地制度”和“農業生產規模狹小”兩大因素也嚴重制約著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他指出：中古時代之經濟組織，以地方為單位，此一單位與彼一單位之間雖亦偶有往來，以通有無，然交易究未發展，各經濟單位多賴自足自給，以農業為主要收入，而以工商業輔佐之，舉凡一切經濟活動，鮮有大規模經營者，群以勞力為主體絕無機械之引用131164”。他認為，以“平均五十畝之田場恒非集中于整塊土地”為特征的中古式條地制度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有的甚至“分散至九處不同地點者”13131。這種分散的條地制度，“其意以為設低田被水，則高田尚可望豐收，若高田被旱則低田或可期無恙”13131。但該制度忽略了勞動者在利用農地時將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使得到的收益抵補不了付出的勞動力。再者，我國農業生產規模狹小，其狀況為“資本之利用恒減至最低限度，而勞力之消耗則適得其反”13131，其結果是農產品產量“僅足自給，即使偶有剩余，運銷他埠，其交換所得，亦不過以之為購置一二舶來品之用而己”1331。當然，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農民思想上不思變通，另一方面也與農民生活貧困，無法擴大規模有關。
(3)農業技術。方顯廷指出，農業技術“以農作物之改良，蠶桑之復興及牧畜之提倡為首要”131167。一方面，他總結了國內農業技術改良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如：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中央大學農學院、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及嶺南大學農學院等教育機關積極致力于農業技術的改良事業，新的農業技術也不斷應用于實踐;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棉業統制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等主要推動農業技術改進的政府機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他以農作物的改良為例指出：主要作物如米、麥、高梁、稷米、大豆及棉花等，經過相當時期之育種試驗，每畝收獲量，咸有十分之三以上之増加，美棉移植成績，且有超奪過原產地之收獲量者，良可欣幸”131167。從中可見他十分注重農業技術的改良和推廣。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指出，高校設置的農學、農業管理等專業太少，導致農業技術人才及管理人才極度缺乏，而政府研究機構設置重疊又導致研究資源的極大浪費，總體情形是‘以往成績，繩以當前需要，相去尚遠”。
3中國農村經濟復興的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的分析，方顯廷指出：農業環境，農業之主要工作”131167。他認為，苛捐雜稅的豁免、田賦附加的限制、土地的測量、土地的呈報及土地的登記等具體制度建設十分重要，均有助于改善農業環境;除此之外，復興中國農業經濟的應對之策還在于不斷推進農業合作制度的完善、農業投入經費的保障及農業人才的培養。
(1)建立合理的農業組織系統有效推動農業經濟發展。方顯廷指出：復興農村經濟之首要問題，厥為合理的組織系統之建立”131168。他認為，農業組織系統建設包括農業合作組織和農業管理機構兩個層面。他主張在農村創建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組織，并且極其強調合作的必要性。認為合作’二字自廣義言之，為任何社會活動之必要條件，換言之，無合作則人類無以形成”131166。他力主在農村建設農業合作組織，“合作組織為農民以共同努力，根據平等原則而増進其全體利益為原則之組織，不獨經濟利益得藉以増進，即社會、政治、教育、宗教等利益，亦莫不然”131166。他認為，中國的農業合作組織應由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構成。信用合作社專為農民投資提供資金，而非信用合作社則滿足辦理其他合作事業需要。他強調非信用合作社是中國合作組織發展的一種新趨勢。他對“銷售合作社”作了如下的設計:銷貨處常設于合作社理事家中，各理事輪流值日售貨，理事售貨，純系義務;購貨對象不限社員，每日交易額由一元至四元不等，交易額之最小者為大銅元二枚;為照顧家境貧困者，合作社可引入物物交換制度，如以雞卵一枚可換取香油一匙;組建合作社的意義不在于交易額多寡，而在于“有此貨店，社員可因購物而得會面，借以孕育合作精神，造成合作環境”13432。他對合作社進行了歸類，分析了合作社運行機制，并深刻指出了合作社運行機制中包含了更進一步促進生產的因素(即合作因素)，這種精神的力量又將對整個農業發展環境產生深刻影響。
方顯廷還主張設置全局性的農業管理機構，“以收挈領提綱事功劃一之效”13168。他在對中美農業比較的基礎上指出：美國農業調整局每年‘經費數萬萬元，雇員數千余人，如此龐大之建設事業終賴其組織之嚴密而有系統，卒能收指臂相助之效，農民莫不沾其實惠”;而中國則是建設機關不僅“疊床架屋”，而且“彼此不謀合作，甚或互相傾軋”，上至中央機關重復設置、毫無章法且“零亂散漫”，下至地方農業管主張，上至中央宜整合各相關機關而組建農業部，下設農業、合作、水利、漁牧四司各司其責，下至各省縣也應設立專門的農業管理機關，督導推動和實地辦理農業經濟事務。此外，他還主張設置全國性農業合作社管理機構，倡導組建“全國合作社聯合會”主其事。他將該機構的職責定位為:深入了解各地農業合作組織情況;針對各地實際情況制定合作組織的籌建計劃與發展規劃;督導合作社獲取所需資金及其他資源等等。
(2)利用商業銀行放貸信用合作社構筑通暢的農業融資渠道。方顯廷主張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和法規約束各商業銀行，使之為信用合作社提供長期的、可持續的農業資金。他通過研究發現，“予合作社以金融上援助之機關，除省立或縣立農民銀行辦理者外，……復有私人設立商業銀行”131427。在他看來，農村生產凋敝，使得國內現金都向大城市集中，導致“銀行之庫存日増，現金之用途日塞，積壓耗息，是以數大銀行乃不得不另覓放款途徑”131427。他認為商業銀行參加合作社放款業務是合作社發展的新希望之一，因為“中央及地方政府當局財政之困難，合作社所需資金，大部分亦須求助于商業銀行”13428。他同時也認識到商業銀行以營利為目的，雖然最初是援助農民而非剝削農民，但政府也不可對之放任，而應制定相應的法規加以約束，“善為實施，庶可使中國國合作運動之發展得奠定一穩固之基礎也”。
(3)積極發展涉農教育事業加強農業人才培養。方顯廷十分重視教育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他批評當時我國的農業教育機構“居少數，僅有八九所，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之乖謬現象”13168。方顯廷倡導政府應籌資在各地興辦農業職業教育學校和農業高等學校，以教育和培訓農村建設事業所需人才，使農業人才的供給步入正軌。另外，針對合作社所需人才，他提出“普遍舉辦合作教育運動，蓋合作教育可孕育合作環境”131429。他強調一個適宜的合作環境將推動合作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建議國內各家書局應向全國推介有關合作社的著作，各家刊物也應定期刊載相關文章宣傳合作社;政府相關機構也可延聘國外農業合作專家來華演講，傳播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等等。
二、方顯廷農業經濟思想的現實啟示
業，是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發展的基礎，也是使一國經濟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礎。基于這種認識，他提出了一系列“復興農村”的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對當今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仍具一定的啟發意義。
1.完善農業基礎設施
方顯廷認為，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和農村經濟賴以發展的先行資本。而當前包括筑堤、灌溉、造林及交通設施在內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己成為制約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不僅應注重科學規劃，而且還不斷探索農業基礎設施經營管理。對于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業基礎設施的提供可作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部分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業基礎設施，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積極引入民間資本。
2.發展區域性農村專業合作組織
當前中國農村一家一戶分散式的經營方式，使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經濟資源無法合理流動，影響了農民増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方顯廷所提出的“中國之合作社也乃一政策而非一運動”131424的觀點具有一定啟發意義，中國農村合作制度的構建，應自上通過政府制定扶持相關政策，至下由農民自發地按合作制原則通過從生產、技術、資金、供銷、加工層面開展互助合作，以家庭經營為基礎，與市場相銜接，向其組織成員提前、產中、產后系列服務來構建中國農村特色的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在政府“區域產業集聚”戰略的引導下，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將會在區域主導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該組織的形成又將突出區域主導產業的優勢，并最終實現區域性的產業集聚。
3疏通資金流向農村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