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第二語言教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一、重大的進展

1．理論建樹初具規模。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科學。科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它建立在樸素的客觀規律之上。對外漢語教學盡管頭緒紛繁，卻是有規律可循，從理論上探索這些規律，把幾十年來國內外漢語教學的經驗加以總結，從中歸納出若干規律，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成熟的標志。已故的熙先生說：“現在世界上有各種理論，漢語有其特殊性，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熙，1989）現在，“對外漢語教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由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組成；基礎理論包括語言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跨文化交際理論和一般教育理論等；應用理論是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教學法的部分內容具有理論性質，因此不妨把它也歸入理論范疇）。”（《紀要》，1995）至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理論，則是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綜合應用語言研究、語言學習研究，語言教學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圍繞著理論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論文，其中呂必松、胡明揚是其代表。然而，框架雖然搭起，研究卻還不能說十分深入。真正稱得上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章，為數并不多。當然，我們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理論研究，但我們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理論研究者。如果說，一個理論研究十分薄弱的學科，猶如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決不為過。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對象更加明確。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賴以建立的前提。對特殊對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門學科朝著精密科學發展的必然途徑。對外漢語教學的特殊研究對象，熙在1989年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漢語研究，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是后備力量，離開漢語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就沒法前進；另一方面是對外漢語教學本身的研究，而這決不僅是教學經驗的問題。四年之后，盛炎、沙礫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內容、途徑和方法”。（盛炎、沙礫，1993）到了1995年，我們對特殊的研究對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就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即研究外國人學習和習得漢語的規律和相應的教學規律。研究的內容則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全過程。從“學”的角度，要研究學習者是如何學會并掌握漢語的；從“教”的角度要研究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語言測試等全部教學活動，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揭示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內在規律，以便指導教學實踐。（《紀要》，1995）只有研究對象明確，才能產生具有指導意義的具體的研究成果。我們根據研究對象，可以分別開展學科理論研究、漢語本體研究和方法論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點。既然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對象是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問題，那首先要把“學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漢語本體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側重點上不同于一般的漢語研究。

在漢語本體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點是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外語的比較，從而找出學習的難點，“所謂難點，就是中國人看來容易，外國人學起來困難的地方。在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漢語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些特點往往就是難點。”（王力，1985）研究語法結構，研究語音規律，對本國人來說，一般規律也就夠了，但對于外國人來說，只掌握一般規律是學不會漢語的，常常一用就錯，這種錯誤往往啟發研究者去注意中國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問題，于是促使我們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習慣用法”和“例外現象”的研究。這種從教學中發掘的研究課題，具有對外漢語教學本體研究的獨特視角。其研究，不僅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也對現代漢語研究起了促進作用。在漢語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陸儉明、鄧守信、王還、劉月華、趙淑華、佟秉正、輿水優等。

至于研究“教”和“學”，與其他語言作為外語教學是有共性的。這也就是在創始階段，我們不斷引進、介紹各種外語教學法的原因。外語教學法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已經很多。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無疑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的教學法，吸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在研究漢語教學法時，正如張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記漢語本身的特點，二不能忽略中國傳統語文教學千百年經驗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視國外某些教學法它們一方面顯示其優越性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出一些嚴重問題的這種缺陷。”（張清常，1990）這是十分中肯的話。

下面我們對教學法研究略事回顧：1985年第一屆國際漢語討論會上，漢語教學法研究與國際上交際法原則盛行一時相同步，并開始探索結構與功能相結合、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教學法研究不斷創新，預計有可能形成“結構——功能——文化”三位一體的教學法新路子，并向綜合教學與分課型教學相結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人們對教學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歷史的態度對以往的教學法進行冷靜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從而發現現在還沒有任何一種教學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適用的。應該更加充分地考慮到不同的語言教學目的和不同的教學階段對教學有著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教學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語言教學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楊覺勇）一文代表了這種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呂必松總結到：“更快更好地培養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已成了各種語言教學法流派的共同目標，這也是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不可逆轉的一種發展趨勢。”（呂必松，1993）沒有一種教學法是全能的，也沒有一種教學法是毫不足取的。應該根據不同的教學目的、不同的教學對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已成為大家的共識。今后，我們應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兼采眾長，摒棄其短，探索漢語教學的新路子。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近年來在研究中比較注重教和學的調查研究，注意統計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創造條件搞各種教學試驗等科學的方法。

4．研究領域正在拓寬。語言教學的研究，是受語言理論研究制約的。80—90年代，國外普通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向，是喬姆斯基的理論已經不似70—80年代那樣風靡一時，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研究。潮流所及，社會文化因素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作用的研究，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開始是關注漢語教學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識的介紹，繼而進入了跨文化交際的研究領域，開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交際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其應對策略。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領域。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語言教學中引入語言所表現的文化內涵，是將語言知識轉化為交際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胡裕樹等，1989）不同的語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異的，這種文化差異是第二語言學習的障礙之一。近年來，關于如何在語言教學中排除跨文化交際障礙的討論，已成為人們關心的熱點之一。研究的方向有兩個：一個是文化對比，主要是以漢語為背景的中國文化和以英語為背景的歐美文化、以日語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較；另一個是在漢語教學中注入文化內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內容都與語言學習和教學直接有關。《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揚，1995）探討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響語言的學習和使用。文章認為，在語言教學中注入文化因素應考慮到外國學生的母語和漢語在文化上的異同，不要喧賓奪主，不要把語言課上成文化課。這篇文章廓清了在漢語教學中注入文化內容的一些不夠清晰的認識，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識。總的看來，語言和文化的研究還剛剛起步，討論漢民族文化特點的文章比較多，討論漢民族文化對漢語學習影響的文章還比較少。領域雖已打通，深入下去還值得探討。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觀。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漢語本體研究成績尤為突出，這是漢語研究專家與對外漢語教師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結果。對外漢語教學從一個新的角度開拓了漢語研究點，它受到漢語專家熱情的關注，從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漢語研究提供幫助；而對外漢語教師，掌握外國人學習漢語的特點與難點，從那些中國人習焉不察的問題中，小處人手，大處著眼，發掘帶有理論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研究課題，體現了學科的特色，為漢語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在漢語語音、詞匯、語法、漢字、篇章、漢外語對比以及與漢語教學有關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語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屆討論會的論文選中，有關漢語本體研究的論文共160篇，占全部論文總數363篇的44％，而其中僅語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總數160篇的56％。這些論文涉及下列三類內容：一是從宏觀上研究對外漢語語法教學的路子，探討浯法教學的改革。二是針對外國人學漢語的難點，深入分析語言事實，發掘語言規律。三是在漢語語言現象的分析與描寫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種研究的勢頭，與80—90年代中國語言學界的語法研究不無關系。近年來，中國的語法研究異常活躍，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碩果累累，新人輩出，成為語言學科各個部門中發展最快的一個。（龔千炎，1996）影響所及，對外漢語教學界的語法研究，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涉及到傳統語法、結構主義語法、功能語法等。二是體現了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面的研究，特別是三個平面的語法觀、形式與意義密切配合，交互驗證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響著對外漢語教學的語法研究。三是結合漢語與外語的比較，深入發掘漢語的特點，滲透著理論的思考。

在教學研究方面，對漢語諸要素教學的研究更深入、更具體，有不少新的教學設想，得出不少有教學參考價值的結論。通觀教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可以說在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都不斷有新的進展。首先，對“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的教學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識；其次，進一步明確丁以總體設汁為主導的教學過程的四大環節。對各個語言教學環節和各種浯言技能訓練的研究，更有理論的深度，對教學也更具指導作用。對于各種語言技能從設課到訓練，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規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斷地完善有效的漢語水平考試系統等等。

自1987年中國對外漢語教材規劃會以來，對外漢語教材建設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幾年來編出了上百種不同類型、不同課型、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漢語教材，可謂洋洋大觀。在這些教材中，大都能較好地體現漢語內部的結構規則，并帶有不同的教學法理論傾向，應該說各具特色和優勢。（楊慶華，1995）對外漢語教材的建設與發展，實際上反映了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聲日高，我們期待著新一代教材的盡快問世。

學會成立以來，研究的重點開始由“教”轉向“學”。學習者學習行為的過程和規律的研究直接影響著教學水平。研究的范圍涉及到對學生特點和需要的分析，對外國人學習漢語過程的描寫，外國人學習漢語過程中的偏誤分析及中介語研究，外國人學習漢語行為過程的調查與實驗，以及對課堂上師生之間相互作用的觀察研究，等等。學習規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論、模式和假設，對促進漢語教學研究由“經驗型”向“科學型”的轉變，將起積極的促進作用。

總的說來，研究成果應該重視，值得提及。但是，我們還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真正找到一條全面體現語言規律、語言學習規律和語言教學規律的教學路子，世界各國的同行們都處于探索過程中，力求逐漸加深認識，不斷地改進處理方法，爭取良好的教學質量。（呂必松，1993）這是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顯的不足

1．關于學術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定性、定位、定量問題座談會指出：“由于近年來我國涉外教育和對外漢語教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性質和內涵等問題上便產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對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本身也產生了某些懷疑。”（《紀要》，1995）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的分歧，不但關系到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地位和研究對象，而且也關系到對外漢語教學的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和教師隊伍建設，對課堂教學也不無影響。面對這種局面，學術方向出現搖擺。

這次座談會經過坦誠的切磋，在學術方向上可說達成共識，從而明確了學科的性質，規定了學科的內涵，維護丁“對外漢語教學”這一名稱的唯一性、穩定性和嚴肅性。會議指出：“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區別，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教學，教學規律也沒有足夠的共同點，所以它們不可能屬于同一學科。”（《紀要》，1995）這樣就擺正了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關系。今后，發揮學科優勢，突出學科特色，把握住對外漢語教學的學術方向，仍是不容忽視的。

2．關于研究視角。從總體上看，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視角還略嫌偏窄，一個領域的各部門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漢語本體研究中，詞匯及其教學研究一直是一個薄弱環節，幾年來毫無改善，極需加強。近年來，語音及其教學的研究，有滑坡現象，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的質量有待提高。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其數量在歷屆論文集中呈遞減趨勢。漢語語段、篇章，漢語風格及其教學的研究，除個別文章，幾乎無人間津。

在教學研究中，探討一般教學法的文章較多，而探討具體語言要素教學的文章較少，能為單項語言技能訓練尋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學習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種教學實驗，也還需要更多的學習行為的調查報告及相關的科學數據。由此看來，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視角還應更開闊些。

3．關于學術課題。在學術課題的選擇上，一些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研究課題還沒有被攻克。比如，我們還沒有一個科學的、統一的、具有國家水準的漢語語言能力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我們雖有《當代北京口語語料》，也還只是初級產品，還有待于系統地、全面地開發研究，我們迫切地需要通過開發研究為對外漢語口語教材找到真正的現代漢語口語標準。我們雖然有《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大綱》，那還只是一個“暫擬”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論框架，似嫌陳舊，我們還應研制一個適合外國人學習漢語語法的應用型的教學大綱。有些基礎研究工作，個人難以完成，有關部門應組織人力，成立課題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來分散的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成果，分門別類，整理歸納，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一方面便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從中發現薄弱環節，以便補苴罅漏，填補空白。有些幾經繁難，辛勤勞動研制成功的基礎項目，對外漢浯教學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系統》、《現代漢語句型系統》、《現代漢語研究語料庫系統》等，要物盡其用，不可束之高閣。（張旺熹，1996）

4．關于論說方式。科學研究的成果應以嚴謹的形式來體現。一些對外漢語教學的科研論文還只是教學總結，或斷想式的經驗之談，甚至寫成了工作報告，嚴格講來這都不能算作科學研究論文。有的論文選題不錯，然而或論證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邏輯層次紊亂，讓人難明事理；或淺嘗輒止，失之于膚淺。有的論文所用語言不是科學論說語言，過于散文化或口語化。有的文章不列“參考文獻”，也沒有注釋，引文也不注明出處，看不出自己的新見解，甚至對所研究的某一問題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問題所有的資料。這些都是對外漢語教學在由“經驗型”向“科學型”轉變過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應該有一批水，平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三、樂觀的前景

1．語匯及其教學研究將邁入新起點。長期以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比較重視語法教學，把詞匯及其教學的研究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于是，詞匯的教學與研究就成了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薄弱環節，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是成年人、外國人這一根本特點，混同了對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人的漢語教學。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學齡前就掌握了漢語的基本語匯及其用法，他們在達意上沒有困難，以后的任務是擴大詞匯量及提高語言表達水平的問題。外國成年人學漢語要一個詞一個詞地學，要掌握每個詞的用法，日積月累，熟能生巧，最終才能掌握一種語言。如果只學一些干巴巴的語法規則，充其量只能表達一些簡單的標準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開口——動筆就錯誤難免。特別是隨著學習的深入，外國人會覺得語法條條不管用，而一個個詞的用法才真正解決問題。以至于有的外國學者認為：“在學生看來，漢語語法規律不像其他語言那樣嚴密、系統，而且有不少語法規律不好歸納，甚至等于學一個個詞的用法。”（輿水優，1991）其實，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就說過：“學習中國語言有三大困難，其實只是一個，即中國語詞的問題。”（高本漢《中國語與中國文》）這是因為語匯是語言存在的唯—‘實體，語法也只有依托語匯才得以存在。語法也可以說是無數具體語匯的具體用法的概括與抽象。因此，胡明揚說：“語匯教學的重要性是怎么強調都不會過分的。也正因為如此，加強語匯研究和語匯教學就成了當務之急。”（胡明揚，1996）現在，我們看到，語匯及其教學的研究已經邁入新起點。《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標志。這是一部為外國人編的漢語學習的原文詞典，它收詞3700多個，有準確的釋文，豐富的例證，簡明的用法，更寶貴的是備有錯用的提示。這是語匯及其教學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漢語學習和教學的需要。

最近，語言學領域新出現一個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論點，這一論點將各種語言之間的不同歸結為其虛詞成分和詞匯方面的差異。，（袁博平，1995）與此相關，又有“詞匯語法”（Lexicon-grammar）之說，認為：“語法理論，無論是轉換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詞匯分類相結合則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意義的突破。”（鄭定歐，1995）理論語言學的這些新發展，必將對語匯和語匯教學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帶來新的契機。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和教材編寫注入新的思想。

2．學習規律的研究將出現新推進。以往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重點多集中在“教”和“學”的內容，以及“怎么教”這兩方面，對“怎么學”的研究重視不夠。語言學習和獲得是一種特殊的心理過程，研究語言的學習和獲得的規律，使教學更具針對性，對提高教學質量是至關重要的。國內漢語學習規律研究起步較晚，真正引起人們的重視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國較早的學習規律研究是對比分析，即從兩種語言本身的比較來預測學習中的難點，繼而是中介語研究。研究者認為在學習過程中的某一個特定階段，學生使用的實際上是一套獨立的語言體系。這套體系既不是學生母語的語言體系，也不是第二語言的體系，而是學生自己的一套語言體系。研究這套語言體系，可以了解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而學生的語言偏誤正可以觀察中介語在學生頭腦中的運作情況。七十年代，國外第二語言教學中，偏誤分析曾風靡一時，風尚所及，對外漢語教學界曾把錯誤分析、對比分析和中介語分析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作為學習理論研究的突破口。（呂必松，1993）近年來，克拉申（Krashen）的輸入假設理論也曾影響學習理論的研究，如區分“習得”與“學習”，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輸入信息提高聽力教學的質量等。八十年代，喬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語法理論，這不僅僅是一種語法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語言習得理論。普遍語法理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有著某些共同的語言原則，這些原則是天生的，人的頭腦中固有的。有人認為，目前世界上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發展趨勢是，以語言原則參數理論為基礎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已成為近年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習研究必將在這一趨勢影響下，展開新的研究未來。

3．電腦化教學研究將跨向新高度。應用現代技術進行教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八十年代，視、聽材料進入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僅僅是利用電視機、收錄機的效能開展教學。近年來，計算機輔助漢語教學迅速發展，也僅限于以常見情景；常用句型為線索，配以常用語詞和有關的文化背景知識進行教學，還不能充分發揮這類設備為語言教學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綜合性、直觀性、可選擇性等，開辟教學的新路子。

現代信息技術的新發展，諸如筆輸入技術，多媒體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的出現，為對外漢語教學帶來新的希望。如何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這些先進技術，開辟教學的新途徑，研制新一代教材，促進科學研究，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

僅以多媒體為例，編寫多媒體教材應立即著手去做，多媒體是既能處理文本信息，又能處理圖像、圖形和聲音的多功能技術，并具有人機交互的能力。以這種技術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種文字、聲音、圖像立體發展的教材，必將給對外漢語的教學帶來一場革命。又因多媒體信息量大，具有跨時空特點，可變平面教學為多元立體化教學，因之也更符合語言學習的心理過程，我們相信，必將會為對外漢語教學帶來一番新的景象。

參考文獻

熙1989《在紀念<語言教學與研究>創刊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

王力1985《在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上的講話》，《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胡裕樹1989《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兩個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

《對外漢語教學的定性、定位、定量問題座談會紀要》，《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揚1995《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陳亞川1990《漢語教學研究的拓新與深化——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讀后》，《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呂必松1993《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鄭定歐1995《“凝固”析——詞匯語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現代漢語配價語法研討會論文

李憶民1995《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龔千炎1996《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學習》第2期。

楊慶華1995《新一代對外漢語教材的初步構想》，《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盛炎等1993《對外漢語教學論文評述》，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輿水優1991《通過常用語法錯誤來看處所詞的用法》，《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張清常1990《對外漢語教學法·序》，現代出版社。

趙金銘1985《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舉要》，《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1987《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舉要》，《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1989《近十年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述評》，《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1993《漢語教學與研究的發展與創獲——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綜述》，《世界漢語教學》第4期。

第2篇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建國前的殖民地時期。1956年，《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委員會報告書》首次肯定了母語的教育地位和雙語教育的重要性，開了雙語教育的先河[1]。1965年獨立以后，雖然社會政治和語言環境皆發生了較大變化，但加坡政府始終將雙語教育視為是國家主流教育體系的基石。與此同時，新加坡又是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國內的三大種族——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各自都有其悠久而璀璨的歷史文化。按照多元文化教育學者的觀點，這種多元文化社會最易產生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2]，且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民可以通過建構（Construct）、解構（Deconstruct）、重構（Reconstruct）的過程，發展與培養自身的雙文化身份[3]。具體到本文所討論的華族學生而言，他們所接受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指兼通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雙文化教育（BiculturalEducation）。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對高層次人才的渴求，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就開始了一系列培育雙語、雙文化精英的探索和實踐。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采取的是以英語為主、族群母語為輔的非平衡策略，因此對于華族學生而言，新時期的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特指學生在掌握英語和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對于華語和中華文化也要有較深的了解。換句話說，前者是新加坡當下華族學生的強項，后者則是他們的不足之處，故加強對后者的學習就是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中學生要學習的重點。

二、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的培養模式

1.設立特選中小學校

1979年，面對傳統華校的轉型，新加坡政府設立了9所“特別輔助計劃”（SpecialAssistancePlan）中學即“特選中學”，分別是圣公會中學、公教中學、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德明政府中學、海星中學、南洋女子中學、立化中學以及圣尼格拉女子學校。這項計劃規定，只有小學離校時考試成績最好的8%的考生（約占及格考生的10%），才可以選擇進入這些中學修讀英文和華文都屬于第一語文的特別課程（SpecialCourse）。制定這項計劃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全國最優秀的華文中學，以使學生能在一個有華校傳統的學習環境里學好華文和英文，成為保留華校優良傳統的雙語人才[4]。1981年，新加坡教育部為鼓勵學生進入特選中學，又實施了多項獎勵措施，其中包括申請初級學院的兩分優待（Concession）以及同等條件下的優先權（Priority），萬一不能應付時還可以選擇考一科第一語文、一科第二語文等[5]。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又將4所特選中學的附屬小學也列為特選學校，繼續以華文和英文作為第一語文。截至2011年，新加坡的特選學校已發展到11所特選中學和15所特選小學的規模，在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領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2.開辦官方特色課程

（1）華文語文特選課程（LanguageElectiveProgramme[Chinese]）

為了栽培精通雙語的人才，新加坡教育部于1990年在他們的兩所著名的初級學院——華僑中學（高中部）和淡馬錫初級學院開設了“華文語文特選課程”，簡稱“語特課程”。隨后，南洋初級學院、裕廊初級學院、德明政府中學也相繼加入，招生規模不斷擴大，最多一屆達到225人。對本課程的學習為期兩年，劍橋普通教育證書（“O”水準）會考成績達到高級華文B3（或高級華文B4與中華文學B3）或華文A2兩個標準中的一個即可加入。在課程內容方面，學習本課程的學生必須修讀H2華文與文學科目。自2008年開始，所有語特學生必須多選修一科與華文相關的科目，如H1華文理解與寫作、H1中國通識、H2中國通識、H3華文與文學等。語特課程的目標非常明確，即培養具有語言天分的學生，提高他們的語文水平和他們對中華語言文學的認識與了解，栽培學生使之成為精通雙語的人才，為國家做出貢獻[6]。20多年來，語特在培育雙語人才方面確實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截止2010年，這項課程總共栽培了2328名語特畢業生，其中獲得獎學金的725人，所從事的職業涉及教育、傳媒、科技、法律、商業、藝術等諸多領域[7]。

（2）雙文化課程（BiculturalStudiesProgramme[Chinese]）

隨著學生語言背景的改變及中國的迅速崛起，新加坡急需培養一大批有能力和中國及西方國家進行交流的雙語雙文化人才。正如前內閣資政李光耀所言：“要與中國接軌必須超越華文領域；若要跟隨中國發展的步伐，就必須具備‘雙文化’能力，了解文化并培養世界觀。”[8]由于特選學校具備雙語雙文化教育的優勢，所以新加坡教育部自2005年起，相繼在德明政府中學、華僑中學、南洋女子中學、立化中學等4所特選中學開辦了雙文化課程，旨在培養一批不但精通雙語，而且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有相當認識的雙文化人才。要使他們既能和中國溝通，也能和西方交流。這樣的人才可以使新加坡在國際化競爭中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9]。雙文化課程從中三到初院二年級，為期四年。在中三、中四階段，學生除了可選讀高級華文外，也可以選修中華歷史和哲學；到了初院一、二年級階段，學生可以選修華文、中華文學以及中國通識。2009年，第一屆雙文化課程畢業生就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如當年10名獲得公共服務委員會中國獎學金的學生中就有7名來自雙文化課程學校[10]。

3.鼓勵校級旗艦計劃（FlagshipProgramme）

除卻上述官方開辦的特色課程以外，新加坡教育部也鼓勵其他各類學校自行設置雙語雙文化教育的相關課程。其中，新加坡福建會館屬下五所小學開設的“雙文化華文優選課程”（BiculturalChineseElectiveProgramme）最引人注目。2007年，道南學校、愛同學校、崇福學校、南僑小學以及光華學校等率先開設了此課程，每年從現有的小四學生中遴選出一批在課業上表現優異、又對這項課程有興趣的學生參加，為期3年。課程內容除教育部規定的核心及深廣課程外，還有專門為此項課程量身定做的四項內容：中華文化、兒童文學賞析與創作、語言訓練和中英雙語對比分析。此外還有國內外的浸濡活動、美育課程以及以華語的其他非核心科目，如小組作業、美術、音樂和體育等。開設如此精心設計的特色課程，旨在達致3個目標：培養一群精通雙語、掌握華文聽說讀寫4大技能，同時也了解華族歷史文化的小學生；提升本地小學生的華文文化水平；在小學開設雙文化課程，以使將來能與中學及高中的雙文化課程接軌，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2008年，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所有特選中學和特選小學也都紛紛開設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旗艦課程。如華僑中學的“華中戲劇課程”，公教中學的“深濡文化、馳騁神州”，德明政府中學的“文史華藝鑒賞課程”，南華中學的“文史哲與實用翻譯課程”，圣公會中學的“中國通”課程，圣尼各拉女校和中正中學（總校）明年推出以華文授課的“O”水準考試科目“華文媒體”，圣嬰小學的“圣嬰新語”，宏文學校的“中華文化藝術課程”，以及南華小學的“C無限”等。這些校級旗艦計劃的實施，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新加坡的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的發展。

此外，沒有入選特別輔助計劃的特選中小學和初級學院、自主自治學校等也都積極推行了他們的與雙語雙文化教育有關的旗艦課程。如自主學校萊佛士初級學院2005年起就開設了他們的校級雙文化課程（中國），課程內容包括高級華文、深廣單元和浸濡計劃3個部分，以供他們的學生靈活選擇。其中，對華文有興趣的學生可以選擇高級華文為會考科目；不選華文為會考科目但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學生則可選修非考試的深廣單元。深廣單元的主題涉及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與新中關系等領域。另外，所有學生也均可以申請到中國學校或公司浸濡3-4個星期。由此可見，經過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目前已形成以特選學校為主體平臺進而也輻射到其他類型的學校的以官方的特色課程為主要途徑進而擴散至校級課程的雙語雙文化精英培養模式。

三、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的經驗和啟示

1.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的經驗

（1）政府積極倡導并提供經費支持

自1956年《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公布以來，新加坡政府多次以報告書甚至是以總理聲明的形式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法規和政策，積極倡導雙語教育。在精英人才的培養方面，歷次的華文檢討和課程改革更是對之關注有加[11]，不僅為培育雙語雙文化精英奠定了基礎，同時也顯示出新加坡政府對雙語教育的高度重視。

在大力倡導雙語教育的同時，政府也為之提供了大量的經費保障。從新加坡教育部的年度報告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教育發展支出和日常教育經費支出均是逐年增加的。如2010-2011學年度，政府用于教育發展的費用達到8.79億新元，相當于10年前的5.5倍；用于日常教育的經費支出達到90.31億新元，約為10年前的2.1倍[12]。在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方面，政府也給予了充分的經費支持，其中包括設置獎學金和海外游學經費津貼等。如教育部為中學會考成績優異的語特生每年頒發1000新元獎學金，為期兩年，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同時免繳學費；雙文化課程的特別輔助計劃獎學金與語特課程大致相同。另外，獎學金獲得的海外浸濡活動也能得到教育部的資助。

（2）學校富有創意的教學策略

學校是新加坡雙語教育的主體，合理的課程設置和有效的教學策略是其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取得成效的關鍵。就特色課程而言，教育部雖然對于課程架構提出了指導意見，但各個學校在具體實施教學時仍有很大的自主空間，因此，5所語特學校和4所雙文化課程學校都結合本校實際采用了極富校本特色的教學策略。比如，德明政府中學的雙文化課程的教學，就是由其華文部和英文部組合之雙文化學院提供的。所有中1至中4的德明學生除了學習高級華文及英文文藝外，在中3、中4階段還必須修讀本校的雙語課程（BilingualProgramme），而中3及中4階段學業成績優秀者還可能獲選學習教育部的雙文化課程，修讀“中國通識深廣課”，并有機會參加海外浸濡學習。

靈活多樣的教學策略在文化課程的教學中顯得尤為重要。由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涵蓋面廣且內容龐雜，所

以在實際教學中很容易出現“拼盤式”或“浮光掠影式”等弊端。有鑒于此，新加坡各級學校均采取了主修課程、副修課程和輔助教學活動有機結合的教學模式。如此之后，課堂教學可讓學生對中華文化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各校自主開展的輔助教學活動則可以讓學生在實踐體驗的過程中加深對中華文化中某些要素的理解，進而將之提升為更高層次的畢生愛好或興趣。當然，這種主次分明、點面結合的教學策略對于教師的綜合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社會努力營造雙語環境

根據2010年教育部母語檢討委員會的調查，新加坡華族學生在家庭里使用英語的頻率已從1991年的28%上升到2010年59%[13]。數據表明，在新加坡的華族人中講英語的比例越來越高，學生利用華語進行交際的在大幅縮減，新加坡的雙語環境正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政府正在利用社區、媒體和民間團體等方面的力量，以努力營造和改善雙語環境。

首先，在新加坡，上至政府總理、部長和議員，下至租屋咖啡店、菜市場的普通民眾，都在竭力學習和使用華語，顯示出一種全民營造雙語環境的決心。其次，在新加坡的公眾場所，不論是學校、商店、街道，還是旅游景點或小販中心，到處都有雙語標記，學生隨時隨處都可以接觸到雙語信息。再次，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等大眾傳播媒體所使用4種官方語言，也為新加坡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雙語環境。此外，一些民間團體如宗鄉會館等也在積極地協助營造這種雙語環境。

總的看，雖然在政府、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的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雙文化課程發展至初院或高中后，就勢必要解決如何與語特課程協調的問題；再比如，由各級學校自行開設的雙語雙文化課程，其師資素質能不能達到可以培育雙語精英人才的水平，等等。

2.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對中國教育改革的啟示

（1）語言教學要遵循教育規律，要做到因材施教

近些年來，在我們中國的語文基礎教育領域，固有的應試教育的思維模式嚴重地挫傷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教學過程中還出現了若干違背教育規律的現象，從而導致學生的母語水平逐漸下滑，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4]。另一方面，在語教育方面則是高投入、低產出，所有適齡兒童從小學甚至是從幼兒園開始就開始學英語，直至大學本科及研究生階段，但培養出來的雙語精英卻不多。究其原因，“一刀切”的教育教學方式是其中的重要一條，它違背了教育的基本規律，忽視了學生間的在認知上的差異。在這些方面，新加坡的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可以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自教育分流制度實施以后，新加坡的歷次華文教育改革都強調，由于學生的家庭語言背景不同，學習雙語的能力不同，所以華文教育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來施行，而應該考慮到學生不同的語言背景、不同的學習能力及不同的性向和興趣，從而因材施教，從而使學生能達到他們所能達到的水平。在推行特別課程時，新加坡教育部主要是鼓勵對學習華文有興趣且也能夠應付學習華文要求的學生進行選修；中小學階段的華文主修課程也有幾種課程類型可供選擇。因此，在實際的語言教學中，只有積極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兼顧學生的認知水平，采取靈活的教學策略，才有可能培育出一批出類拔萃的雙語雙文化精英人才。

（2）雙語教育要由立法，要在其中注入文化目標

由于中國的雙語教育才剛剛起步，所以需要向新加坡學習的地方還很多。比如在立法保障方面，新加坡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旨在規范雙語教育的政策和法規，從而有效地保證了他們的雙語教育的健康與有序的發展。相較之下，中國的雙語教育目前仍屬于個別地區和部分學校的自發行為，國家尚沒有相關的政策法規。另外，重視雙語教育中的文化目標的確立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單純的兩種語言的習得僅僅是雙語教育中的初始目標，通過雙語了解和掌握雙文化才是雙語教育的終級目標所以將多元文化觀納入雙語教育目標也是中國未來雙語教育努力的方向。

（3）對外漢語教學要注重師資的配置，要提升教師的教學水平

隨著中國的崛起和漢語在國際上的傳播，對外漢語教學的專業在各類高等院校漸次開設，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當下，這個專業大多設在大學中的中文系，也有部分院校設在外語系。對外漢語教學與母語教學是存在很大差別的，它要求要教師要具有雙語雙文化的綜合素質和豐富的第二語言的教學經驗。當下中國對外漢語教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師資素質參差不齊。新加坡在其雙語雙文化教育過程中也遇到過此類問題。除了要加強師資隊伍的培訓之外，效仿新加坡某些學校成立雙文化學院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在這種雙文化學院，合理配置中文系和外語系的師資力量，使之能達到優勢互補，實踐證明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另外，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也應該學習新加坡雙語雙文化精英教育的培養模式，即先在某些師資力量較強的傳統名校進行試點，然后再輻射開來，不宜盲目跟風，不能不顧條件輕易地開設對外漢語教學專業。

參考文獻：

[1]JamesLynch.TheMulticulturalEducation[M].London：Batsford，1983（1）.

[2]謝澤文.新加坡五十年來推行雙語教育政策的一些措施[Z].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五集.新加坡：華文研究會，2008.

[3]新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華文語文特選課程說明書[Z].新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司，2008.

[4]語文特選課程20周年紀念特刊編委會.薈萃——華文語文特選課程20周年紀念特刊[M].新加坡：教育部，2010，2.

[5]吳英成.漢語國際傳播：新加坡視角[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0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