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13 16: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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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利用會計本身特有的方法，將復雜的經濟活動通過歸集、整理、分析，從而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數據，為管理者提供財務信息。它包含有三層意思：第一，會計主要是從數量方面反映各單位的經濟活動情況，通過一定的核算方法，為經濟管理提供數據資料。第二，反映職能應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反映，即貫穿于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事前反映主要是提供有關預測未來經濟活動效果的數據資料，以便于對經營管理做出決策和采取措施；事中反映是通過核算和監督相結合的方法，對日常經濟活動進行控制，使其按計劃或預期的目標進行；事后反映則是通過算賬、報賬，提供能綜合反映經濟活動現狀的核算指標。第三，會計對實際發生的經濟活動進行核算，要以憑證為依據，要有完整的和連續的記錄，并按經濟管理的要求，提供系統的數據資料，以便于全面掌握經濟活動情況，考核經濟效果。
二、監督職能
會計監督主要是利用會計資料和信息反饋對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加以控制和指導，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監督。會計監督除貨幣監督，還有實物監督。會計監督的內容，是從本單位經濟效益出發，對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合法性、真實性、正確性、有效性進行的全面監督。會計監督必須根據計劃、預算、定額以及各種有關規章制度等，通過對經濟、業務的核算，分析和檢查來實現。會計監督的目的在于改善經營或預算管理，維護國家財政制度和財務制度，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合理使用資金，促進增產節約，提高經濟效益。
三、預測職能
對過程進行控制，首先要對經濟活動進行預測做出規劃。提出控制目標，做出規劃（包括計劃和預算），進行目標管理，是“過程的控制”的基本要求。由于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變化，預測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中，人們要制定發展規劃，籌劃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重大問題的決策，都需要進行事先的周密考慮和科學的預見，而預測正可以提供這種服務，它可以對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對各種決策可能造成的結果，做出估計或判斷，為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預測是決策的前提和基礎。
會計預測是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未來發展的一種預先反映。會計人員不僅可以對資金運動這一客觀存在的過去和現在進行反映，而且可以在此基礎上預測其未來。會計預測所獲取知識便成為一種獨立能力，走在實踐前面，指導經濟活動。
四、分析職能
有了控制目標，還要在計劃或預算的執行過程之中和執行之后，把控制目標與實際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從而揭示矛盾、找差距、挖潛力，提高經濟效益。因此，進行會計分析，挖掘內部潛力，是“過程的控制”的核心。會計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分析：是指分析人員運用自己的主觀判斷，對企業的資金成本、利潤等方面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定量分析：是指運用統計技術，考察事物的規定性，從而把握事物性質的一種分析方法；靜態分析：它是對已發生的經濟活動成果，進行綜合性的對比分析的一種分析方法；動態分析：它是對企業正在進行的經濟活動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預測分析：它是對企業經濟活動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
五、決策職能
所謂決策，就是從各種備選方案中選出最優方案，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決策在現代管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正確的決策可以使企業獲得最大效益，決策失誤將會造成重大損失與浪費。決策必須建立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而預測與決策都需要掌握大量的財務信息，這些資料都必須依靠會計來提供。因此，為企業取得最大經濟效益奠定基礎的參與決策的職能，是會計的一項重要職能。運用各項會計信息，進行決策分析，做出最優決策，是“觀念總結”的集中表現。決策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它是縝密的計算和有根據的預測的有機結合。決策需要會計參與，這是由會計工作的對象和作用所決定的。會計反映經濟活動過程和成果，只有會計參與了決策，決策才不會陷入盲目性。
六、信息職能
關鍵詞：新媒體時代；網絡語言；經濟功能；經濟活動
語言與經濟的聯系非常緊密，語言能為經濟效益而服務。隨著新媒體時代傳播技術的智能化、信息化、數字化，語言科技得以快速發展，語言功能不斷拓寬，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針對語言“商品化”現象的理解也有了不同層面的認知。網絡對現代人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并逐漸成為人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網絡語言對于社會的影響在也逐漸增加。除了可以將網絡語言作為語言信號，它還具備資源屬性，且蘊含深厚的經濟價值，參與經濟活動可體現出經濟功能的作用。
一、網絡語言的經濟性
網絡語言具有經濟性特點，根據已經掌握的網絡語言的要素和內涵，經濟性是應用網絡語言的必要前提。網絡語言是以互聯網為載體，在網絡中進行溝通所使用的一種語言形式，這與傳統語言的句法、內容、表達能力、表述水平存在區別。根據對網絡語言的認知，網絡語言和傳統語言相比，網絡語言具有的經濟性是其非常明顯的優勢，而且憑借此特點也加強了網絡語言的表達力。新媒體環境下，廣大網民對網絡語言的依賴性提高，成為現代網絡語言發展非常重要的推動力，也優化了網絡語言實際使用效果。基于此，網絡語言的經濟性是其非常重要的特征，可以從這一點著手深入了解網絡語言。第一，網絡語言經濟性在句法上直接體現。要想更加全面地理解網絡語言經濟性，必須正確認識網絡語言的句法特征。網絡語言為了實現經濟性，句法簡略是非常常見的手法，盡管整體句法簡略，卻并不影響實際表達含義，也可以滿足網絡語言應用需求。在這一方面對網絡語言特征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促進網絡語言的相關研究。句法方面，網絡語言經濟性對句法進行了優化與調整，從而可以正確地理解網絡語言經濟性，掌握句法特征使網絡語言經濟性效果達到最佳。第二，網絡語言經濟性的實際效果。網絡語言的經濟功能，在運用網絡語言時也會考慮經濟性特征，提升網絡語言實際應用效果，有利于拓寬網絡語言的使用范疇。基于這一特點，網絡語言實際使用也有非常明顯的優勢，而且將網絡語言經濟性特征作為著手點，可使最終使用效果更為理想，與網絡應用需求相符。鑒于此，網絡語言的經濟性是其十分顯著的特點，深入探討與了解網絡語言經濟性可保證最后的研究成效。
二、新媒體時代下網絡語言經濟功能的體現
（一）網絡語言的經濟成本支出
網絡語言在參與經濟活動過程需要支出經濟成本，也可直接理解為網絡語言自身的成本、經濟活動條件下網絡語言投入成本。從網絡語言自身經濟成本的角度考慮，其中涉及語言形成與后期使用、普及等環節的資源投入，例如：人力資源、設備資源與時間投入等。互聯網技術是形成網絡語言形成的基礎條件，這就意味著網絡語言形成必須要有成本投入。創造、使用網絡語言的主體為群眾，盡管很多網絡語言的產生，是為了節約時間與更便捷的交流創造，實際上使用語言表達含義如果被限定，那么語言作為網絡用語，可能廣大網民必須花費更多的精力進行了解、應用，對原本的語言形式進行改造后再在網絡范圍內進行傳播。比較常見的“仿詞”，在網絡語言中按照語言表達需求，可以結合不同語言使用環境進行再創造，例如：新聞時事、經濟、文化等，在形成網絡語言之后難免會投入大量的經濟成本。經濟體將網絡語言應用在各個行業領域，伴隨著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投入。例如一些品牌會在設計產品外包裝時應用到一些網絡語言作為裝飾元素，使產品更為時尚，吸引青年消費者。那么產品設計的創新，除了要在新包裝設計上投入成本，網絡語言與字體設計、前期市場調查、網絡語言選擇等也需要成本投入才能夠達到預期設計效果。
（二）網絡語言帶來的經濟效用
網絡語言具有經濟效用，可以理解為經濟主體應用網絡語言取得經濟效益及其滿意程度。新媒體時代下傳播網絡語言，網民是主要的受眾與影響對象。例如一些時下流行的網絡語言“內卷”“奪筍”等，都可以直接反映當代網名的內心情緒及社會上人們關注的現象與問題等。在互聯網中針對一定現象表達自己的觀點時使用，可以引起其他網民的同感，這是網絡語言經濟效用得以體現最為有效的途徑。“內卷”這一網絡語言最初在網絡上出現，一些網民不能完全理解含義與使用場景，但是在逐漸得到普及之后，網民開始透過這個詞聯想到自己的生活，并且在心理上達成了認同，體現出經濟效用。關于經濟體內網絡語言效用的體現，要注意適度性，按照實際特點、消費對象、語境等做出正確選擇，應用網絡語言傳達信息，必須要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用。最關鍵的是要借助網絡與新媒體，吸引到更多群體的關注，從而拓寬消費群體、增加經濟效益。組織市場調研期間，針對性的分析消費對象與背景，作為選擇網絡語言的參考標準，以此來增加經濟效用。
（三）網絡語言得到的經濟效益
網絡語言具有經濟效益，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網絡語言的收益性特征。語言本身具有極高的使用價值與經濟價值，特別體現在利用、語言資源開發等方面。實現語言的產業化、商品化，從各個途徑實現效益最大化。不管經濟活動最終效果如何，效益都是作為關鍵的一項檢驗標準，以往采用的經營理念也在新媒體時代下發生變化，現代化經營方式與互聯網融合之后更加迅速與快捷。網絡語言具有經濟效益，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網絡經濟體對網民消費情況、想法等更加重視，網絡語言作為信息傳遞載體在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網絡經濟體注重網絡語言的采集、處理與傳遞，而且在這三個方面加大成本投入，不僅可以體現出網絡語言效用，也有利于實現網絡語言經濟效益最大化。例如新聞編輯為了增加瀏覽量，使新聞在社會環境內的影響力、傳播范圍更大，有時便會借助一些網絡語言，獲得網絡語言經濟效益。除此之外，網絡語言的形式比較獨特且新穎，在表達語義上十分深刻，可以滿足語言傳播的預期效果以及廣大網民的好奇心理。互聯網搜索欄中輸入關鍵詞，便會有與之相關的網絡語言自動聯想，為網友搜索提供方便。作為經濟體，不僅要掌握時代特征，還要剖析消費者與網友的心理，使網絡語言與經濟活動充分融合，為產品推廣拓寬渠道，也可以實現經濟收益最大化。站在網絡語言使用者的角度，要想更加熟練且準確地應用網絡語言，達到語言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需緊跟新媒體在信息化時代下的發展步伐，體現網絡語言經濟功能優勢，帶動社會發展。
三、新媒體時代網絡語言經濟功能的應用與實踐
（一）提高網絡語言經濟功能資源利用率
網絡語言是語言資源的一種，而且具有經濟資源屬性，為網絡語言應用過程中經濟功能體現開辟了渠道。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促使網絡思想觀念不斷變化，而且對網絡語言的語言資源、經濟資源屬性也可以有全新的理解。“資源”本身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效益與可發展事物。如果將網絡語言作為語言資源，在傳播與應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完善語言結構系統，為人們的社會交際提供豐富的資源。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部分群體可以接受語言結構系統，而且會在網絡與社會交際中應用。第二，網絡語言是在傳統語言基礎上與網絡融合之后發生變化，屬于系統性的語言結構，利用網絡傳遞形式各異的語言內容，而且網絡語言本身具有創新性、個性化和規約性特點，是虛擬世界非常重要的社會交際服務。換言之，網絡語言屬于網絡空間，是在互聯網中進行交流的重要語言資源，如果在經濟活動中加以應用，可以為生產、分配、交換、銷售等各個環節提供資源支撐，在網絡經濟活動中體現出語言資源的價值。如果網絡語言是以經濟資源的形式存在與應用，代表人類社會建設、行業發展與生產所需要的選擇性資源，而且這一類資源帶有稀缺性、可開發性與可利用性。網絡語言憑借特殊語言特點、傳播體系，在經濟活動中也逐漸實現了普及，而且得到更多經濟主體的關注，在經濟活動生產、開發等各個環節都有所應用，以此來提高經濟效益。例如“奪筍”本來是“多損”的諧音表達方式，但是在網絡上突然受到網絡的關注與喜愛后，開始作為網絡語言應用。隨后有一些筍制品的商家將其作為宣傳的切入點，而且也會有裝飾品品牌制作相關概念的產品，獲得年輕群體的青睞。立足于經濟視角，這一前提下的“奪筍”除了是傳遞信息的語言資源之外，也是經濟主體開發出的一種商品概念，作為經濟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不僅可以減少經濟成本投入，還可實現網絡語言經濟效益的提升。
（二）制定科學合理的網絡語言經濟功能營銷方案
網絡語言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參與經濟活動的全過程需要有切實可行的營銷策略，才能夠幫助經濟主體提高市場競爭力。作為經濟主體，面對市場環境與消費者心理的變化，不僅要凸顯產品優勢，還要從營銷方式著手展開全面分析，創新市場營銷語言。不僅可以理解為客服、推銷人員為了取得消費者信任，最終達成交易所采用的言語行為，還是產品宣傳、包裝等環節應用的語言。現階段經濟市場在網絡經濟推動下實現了飛速發展，而且也促使網絡經濟產業越來越多元化。例如：電子商務和網絡購物，我國2011年網絡購物交易金額僅為0.8萬億元，但是2020年達到11.76萬億元，而且網絡購物與電商平臺越來越多，除了淘寶、京東、唯品會之外，各大企業與品牌開始有自己的電子商務平臺，為消費者購物提供了極大便利。所以，消費者在網絡消費這一層面的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且網絡購物實現普及，甚至成為人們消費與購物的主要形式。電子商務的商家也非常注重產品的價格與質量的宣傳。為了更加便捷地和消費者溝通、交流，通過新穎的廣告語、文案等，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利用網絡語言營造和諧的語言環境，達到銷售商品的效果，網絡購物在新媒體環境下也衍生出一些特有的語言形式，如“親”“……的呢”等，作為網絡語言傳播與使用，不僅可以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還可以在網絡購物這種虛擬環境中增加消費者對商家的信任感。換言之，經濟主體在新媒體和網絡的推動下，思維與營銷模式不斷創新，在當前時代形勢下總結消費者需求，對經濟活動進行預測與指導，而且可以制定可行的決策，發揮網絡語言經濟功能與商品營銷推廣融合。
（三）借助媒體渠道傳播網絡語言經濟功能
媒體是信息化環境下最為有利的推廣、信息傳播渠道，網絡語言經濟功能可以利用該渠道達到傳播的目的。網民平時利用媒體傳遞信息，作為媒介的一種，主要體現為傳統報告與廣播、現代化社交平臺等，例如微信、微博與移動互聯網，為廣大網民與用戶傳遞不同類型的信息、娛樂服務，體現出交互性、即時性、共享性、個性化的特點。與此同時，新媒體屬于信息化時代下的主流媒體，其本身具有話語權，而且在社會環境下還有一定影響力，關系到社會經濟活動開展、經濟目標實現。網絡語言是在新媒體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語言形式，帶有網絡特征且可以用于人們信息傳遞的關鍵性工具，存在諸多影響因素，其中便包括媒體傳播。例如“奧利給”是從“給力”基礎上進行延伸，用于感言、贊美、加油打氣等語境，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渠道的廣泛傳播下，使用范圍也相繼拓寬，逐漸地出現在各大節目，受到網民的熱烈追捧。其后傳播媒介也發揮出在信息傳播這一方面的優勢，在人們的網絡交際、日常社會交際中出現，成為社會流行語，入選“2020年度十大網絡用語”。由此可見，經濟活動范圍內采用媒體傳播的方式體現網絡語言經濟功能，其推動效果非常顯著。
結語
綜上所述，社會朝著信息化、數字化方向發展進程中，新媒體成為信息傳播最為有利的途徑。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使得網絡語言在人們社會交際中的應用更加廣泛。網絡語言具有經濟功能，不僅可以作為語言資源得到應用，也可被當作經濟資源，為社會發展、經濟活動的展開奠定基礎。在新媒體時代下，網絡語言使用范圍將會更加廣泛，且會憑借其經濟性與經濟功能，為各個行業的長期發展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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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經濟信息的概念
經濟信息是反映經濟活動實況和特征的各種消息、情報、資料、指令等的統稱。它以研究信息的產生、收集、加工、傳遞和應用的理論與方法，以期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
企業經濟信息則是以企業的經濟活動為依托，是對企業經濟活動及其屬性的一種客觀描述，是企業經濟狀況變化和特征的真實反映，是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狀況和特征的信息資料。它是以研究企業經濟活動中的經濟信息生產、收集、加工、分析，從而為企業決策提供依據，以期實現企業既定目標為目的的。
2 企業經濟信息分析的內涵
經濟信息分析即針對經濟工作或用戶的特定需要，通過文獻調查和實際調查，搜集大量相關的經濟信息，經過分析、評價、研究、綜合，形成新的、增值的研究報告，為經濟活動提供服務的智能化勞動。它是對經濟信息有目的地進行深度加工，它的最終成果應是新的增值的信息，可以是一種背景或判斷，也可以是一種思想、建議或方案，能產生一定的社會經濟效益。
3 企業經濟信息分析的內容
企業經濟信息主要分為外部經濟信息和內部經濟信息。那么，企業經濟信息分析可以分為企業外部經濟信息分析和企業內部經濟信息分析。
3.1 企業外部經濟信息分析。企業外部經濟信息分析主要分析對手競爭能力的強弱，企業管理層決策和管理能力，企業外部經濟上、技術上的機會和威脅以及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其主要內容有：一、產業環境分析。企業在確定自身發展戰略時，要考慮進入何種產業領域以及要進入的產業領域的競爭程度、發展潛力如何。二、競爭對手分析。根據邁克爾-波特的“五力模型”而知，影響企業發展的主要利益相關群體有：現有競爭者、潛在競爭者、替代者、買方、供應者。對這些利益相關者的經濟信息分析，實力以及動向分析，對企業的自身戰略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現以鄭航賓館為例對企業外部經濟信息進行分析。鄭航賓館以餐飲業為主，所處市場環境穩定簡單，不確定程度低，并且技術簡單，市場競爭壓力較小。再者國家政策、社會經濟情況和居民收入相對穩定為其發展創造了寬松的條件。鄭航賓館主要面向師生員工和社會人員，消費人群相對穩定。其競爭對手主要是周邊的餐飲企業，但是周邊餐飲企業規模較小，利潤小，競爭力弱，故對鄭航賓館的沖擊很小。經過對上述產業環境和競爭對手的分析，鄭航賓館應采取的發展戰略是維持現有規模和消費群體，適當擴大服務范圍，增加服務特色，維系現有的競爭地位與競爭優勢。
3.2 企業內部經濟信息分析。企業內部經濟信息分析主要包括：企業形象分析，即企業的文化理念如何，在大眾心中的形象如何，市場對企業的評價如何，哪些地方需要改進等，同時還要根據企業歷史的及當前的經濟活動狀況分析企業的發展趨勢。產品競爭力分析，即產品是否有特色，是否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大規模，等等。政策環境分析，即企業發展是否受政府部門關注，是否屬重點企業、政策上有哪些優惠，環境上有什么干擾，要對相關政策、法規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對政府部門意見作多方揣摸，進而從政策角度得以保證。
現以海爾為例對企業的內部經濟信息進行分析。海爾集團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電制造商，也是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之首。在智能家居集成、網絡家電、數字化、大規模集成電路、新材料等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國際市場也彰顯出發展實力。受良好的企業文化的長期熏陶，海爾員工的素質相對較高。“創新驅動”型的海爾集團致力于向全球消費者提供滿足需求的解決方案，實現企業與用戶之間的雙贏，贏得了用戶的廣泛贊譽，同時也在公眾心中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此外，海爾集團堅持全面實施國際化戰略，以自創品牌的方式進軍國際市場也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經過對其企業形象、產品競爭力和政策環境的分析，可知伴隨著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強，海爾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海爾未來的發展方向為：實現由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的轉移，即在海外建廠、辦公司；實現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做到前端設計，后端服務。以此來創造世界名牌。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中心地理論”又進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客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帕累托改進”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希克斯又相繼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原則）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可以認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關鍵詞：地下經濟 官方經濟 估計方法
一、地下經濟的定義及特征
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也稱影子經濟(shadoweconomy)、隱藏經濟(hidden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or-mal economy)等，它是相對于地上經濟(即被官方統計所觀察到的經濟)而言的。關于地下經濟的概念，目前尚無統一的說法。不論哪一種定義，地下經濟有如下特征：(1)生產性。這種經濟活動雖為非法，但在經濟意義上屬于生產活動，諸如的制造和銷售、等。(2)非法性。法律禁止銷售、分配或持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3)隱蔽性。這類活動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不公開進行。
二、地下經濟發展的原因
(一)稅收負擔：逃避稅收是地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因，因而促使個人或家庭轉入“無申報、無納稅”的地下經濟或在官方經濟工作時數之外從事地下經濟活動
西方經濟學家指出，在地下經濟勞動力供給的均衡模型中，邊際個人所得稅和間接稅的上升會導致地下經濟勞動力供給上升，而官方經濟中的工資率上升后，就會引起稅后收入增加，這樣就會減少地下經濟的勞動力供給，進而減少地下經濟的規模。
(二)勞動力市場監管程度：如有關每周工作時數、法定退休年齡、營業執照，都會縮小個人在官方經濟中的選擇空間，同時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
因此。監管使勞動力供求雙方都產生了轉入地下經濟的動機。西方經濟學家對76個發展中轉型及OECD國家的研究表明：(1)勞動力市場監管較嚴的國家(地區)其地下經濟規模比數都高于監管較弱的國家(地區)；(2)當一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監管水平每上一級(共五級，第―級為極弱監管，第五級為極強監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地下經濟規模將平均上升&1％；(3)對官方經濟地下化影響最直接的不是勞動力市場條例本身的多少，而是執法的嚴格程度。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條例再多，如果執法乏力，那么這些人就會借此機會進行地下經濟活動，進而產生官方經濟地下化的擴大。
(三)社會轉移支付：社會轉移支竹就是政府單方面的資金支付。包括補助、捐贈等
與地下經濟發展相關的轉移支付主要是失業救濟類支付。由于失業人口一旦重新就業并進入官方經濟就不能再領取救濟，因此當失業救濟的金額較大時，失業人員領取救濟并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總收入要比進行官方經濟活動的收入要大。所以說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還是勞動力市場剛性的原因之一。
(四)公共服務質量：這里的公共服務既指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也指政府機構的運轉與服務
當公共服務的質量下降，比如公共設施破舊失修，政府行政部門官僚作風導致辦事效率下降，貪污、攤派與收受賄賂增加時，企業和個人就傾向于轉入地下經濟以逃避腐敗和行政低效帶來的額外成本，這往往會導致一國稅收減少。
三、地下經濟統計的必要性
由于地下經濟的滋生和蔓延，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無法準確反映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這就造成了官方統計數據的準確性降低(或失真)，使經濟增長率被低估和失業人數被高估，從而導致傳統經濟理論在說明經濟現象時的失靈。
(一)統計地下經濟有利于正確的反映經濟發展狀況
自1978年以來，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人們就發現我國存在了一定規模的地下經濟活動。如：1999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比1995年失業人數增長了10.6％。而城鎮居民家庭收支抽樣調查資料顯示，1999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比1995年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增長了30.1％，兩者的矛盾是否意味著一部分失業人員可能有隱性就業收入呢?若高通貨膨脹率與高失業率并存，就意味著地下經濟可能存在。目前生產法GDP是根據地上經濟層層申報的資料計算的，由于地下經濟不可能向政府申報收入，因此生產法GDP反映的只是地上經濟生產的最終成果。但是人們從事地下經濟所獲得的收入或多或少總要以公開支出方式來購買消費品、投資品和服務。這意味著支出法GDP可能包含有一定數量的地下經濟性質的收入。當然，人們的地下經濟收入，也可能以儲蓄存款形式存入銀行，或用來購買債券、股票等，或以手持現金形式存放在家中。日益發展的地下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變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們應加強對地下經濟的測算，進而調整GDP。
1、地下經濟為GDP的加項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縫隙經濟活動。它主要包括第二職業、無證經營、家教、保姆等。由于這類地下經濟小規模零散進行，GDP還不能將其全部納入其中。但是它們又確實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和勞務產品，增加了GDP。
2、地下經濟為GDP的減項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犯罪經濟活動，它主要包括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走私、販毒等。由于這類地下經濟活動對社會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沖擊民族工業發展，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成果”還不是以補償其浪費的資源和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類地下經濟活動是使GDP減少。
3、地下經濟對GDP的不影響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黑市交易活動，它主要包括尋租、貪污盜竊和拖欠借款等。這類地下經濟活動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是財富的轉移，因而不構成GDP的增減。
(二)進行地下經濟統計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客觀要求
宏觀經濟管理必須要對管理對象進行公正、客觀的評價、反映。國民經濟統計就是為了滿足管理當局的要求，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資料，但它只能提供那些合法、公開經濟活動的統計數據，對非法、非公開的經濟活動的數據則不能提供。而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地下經濟是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全面的資料導致宏觀管理者對宏觀對象評價不正確，不客觀，影響有效管理。
(三)忽略地下經濟因素，不適應國民經濟核算平衡原則的要求
在現實生活中，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往往互有交叉，很難將它們完全區分開來。這是因為，合法單位或個人可能在進行合法活動的同時，又進行謀取非法收入的活動。正是因為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簡單地將地下經濟排除在生產范圍之外，便是對現實經濟的扭曲。產生的扭曲信息常常會導致錯誤的決策。
四、地下經濟的預測方法
國外測定地下經濟主要從兩個方面人手，其一是測定
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從業人員人數，其二是測定地下經濟的活動規模(估計地下經濟的產出與GDP的比率)，并提出不少相應的測算方法。每種方法各有特點和假設條件，適合在不同情況下采用，我國目前尚未正式測算地下經濟方法，對地下經濟測算方法的研究也剛剛起步。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我們必須抓緊研究，在吸收各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尋求地下經濟測算的合適方法。
(一)關于收支差異法：收支差異法是一種立足于收支平衡這一原理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的方法
經濟學家們認為人們一般會隱瞞收入，而不會隱瞞支出，地下經濟的存在將會使收支兩個方面結果出現不一致。所以采用支出法GDP減少收入法GDP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用這種方法估算地下經濟規模必須滿足如下要求：(1)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國民收入應等于國民總支出。(2)從收入方和支出方分別所做的統計應該是相互獨立的。(3)從官方統計的收入方觀測不到地下經濟規模，而且從收入方和支出方統計的結果會不一致。(4)地下經濟活動的收入完全會以支出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方法直觀易懂、操作簡單，但是如果加以應用，至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支出法GDP是否一定大于收入法GDP；第二，地下經濟活動收入是否一定會以支出方式公開表現出來。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人們喜歡手中持有大量現金，以利交易。這部分地下收入會表現為“失蹤貨幣”。說明這種估算力法還存在一定的缺陷，對其進行適當的修正是很必要的。
(二)關于現金比率法：現金比率法是一種基于貨幣分析原理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的方法
用該法估算必須滿足如下要求：(1)現金是地下經濟活動的唯一交易媒介。(2)不存在地下經濟時，現金與活期存款的比率保持不變；存在地下經濟，則該期的現金比率會與不存在地下經濟時期的現金比率不一致。這樣，可用實際現金持有量減去按無地下經濟時期的現金比率估算的本期地上經濟的現金持有量得到地下經濟現金持有量。(3)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具有相同的貨幣流通速度。這樣，可用地下經濟現金持有量乘以地上經濟貨幣流通速度估算地下經濟規模。問題是：用這種方法估算地下經濟規模時，經濟的實際運行很難滿足上述要求。
(三)直接調查法：直接調查法是一種綜合運用抽樣調查和隨機化問答技術來直接搜集地下經濟有關資料的方法
它要求設計一套(或多套)特殊的問答片或調查問卷，由被調查者隨機抽取并在調查者不知道所抽是何問題的情況下無故意地如實回答地下經濟活動的資料，然后運用概率的有關原理，根據樣本資料估計從事地下經濟的人數和地下經濟規模。
綜上所述，盡管地下經濟是隱蔽的，但是可以估算的。上述各種估算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對內蒙古的經濟核算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這些方法應用場合不同，假設條件又有所差異。我認為直接調查法與收支差異法相結合，對內蒙古地下經濟規模進行估計是一種較為可行的方法，利用直接調查法著重調查人們的非法支出資料。具體做法如下：
首先，設計一套問卷，問卷著重調查人們的非法性支出資料。但不要太明顯，以消除被調查者的戒備心理。
論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影響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運用分析敘事法和比較法，對東西部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早的溫州和臨夏地區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在傳統社會非正式制度、社會關系網絡與傳統經營模式之間的相互選擇機制。西部地區企業成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屬于強勢制度，一些尚未實現的潛在收益不能對非正式制度選擇產生激勵，難以形成企業成長的社會資本，很難實現原有經營模式的轉變。在特殊地區，技術變遷應該先于制度變遷，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應該實行相機而動的跟進策略。
中國的改革實踐中，外圍經濟的增長快于傳統的經濟中心地區，如廣東對于中國，溫州對于浙江。計劃經濟時期，溫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貧困地區，改革后，在沒有國家投資條件下，依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機、低壓電器等領域發展出了許多“制造中心”，形成了產業聚集，成就了“浙商”經濟。
臨夏位于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地區，是以回族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麥加”之稱。長期以來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比較低。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先生譽之為“東有溫州，西有河州(臨夏)”。但是，臨夏非公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呈現逆向運行態勢，如表1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在全國非公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背景下，臨夏的非公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
對此現象，有人提出以溫州為樣本發展臨夏的非公經濟。“溫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馬津龍、朱康對、張仁壽、蔡克驕等認識到，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現象，更是特定區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現象，溫州經濟是溫州人經濟。
本文試圖從兩個地區非正式制度差異，非正式制度與經濟活動的依存關系，地域性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關系，分析西部企業成長乏力的問題所在。
一、兩個地區的非正式制度差異
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響或限制集體行動，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轉。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大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諾思通過對制度演進的分析，論證出不同制度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強調產權安排等正式規則的重要性。他進一步認識到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是緩慢的，認為借鑒新的正式規則只有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變遷相結合，制度變遷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青木昌彥從博弈論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所謂的“共有信念”涵蓋了正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維系性說明制度在一定的經濟活動中具有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
1.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特征
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閉塞所存在大量中國傳統習俗;二是伊斯蘭文化與當地經濟相結合所產生的生活禁忌習俗等社會特征。
鄒東濤指出，在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中國西部地區，由于現代化發展的歷程短暫和傳統勢力的強大，存在基于“群體文化氛圍”下的“集體無意識”狀態。臨夏社會深居內陸，地理空間形成該地區接受外部先進文化的影響小，穆斯林群體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和相對封閉的環境與中國西部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相疊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響到穆斯林群體的經濟活動方式和范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經濟活動。
臨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體現在回族習慣法，它產生于本民族的歷史發展，通過口頭、行為和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主要是靠民族內部成員對該規范的普遍認可，具有形成的自發性、運作的內控性。川誠如回族學者白壽彝先生所言:“對回族來說，伊斯蘭教……不只表現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動上，而且表現在社會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臨夏不僅是一種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動，直接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從歷史時間順序上來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蘭教的形成，這使伊斯蘭教發揮其影響成為可能。同時其影響的發揮使回族文化頗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屬于“歷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傳播伊斯蘭教為宗旨的經堂教育更是將其規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區擁有受到嚴格宗教活動訓練且具有極強伊斯蘭文化意識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臨夏地區特殊的文化結構，導致地區經濟社會活動中伊斯蘭習慣法非正式制度處于強勢制度，它具有固化傳統、維系舊習慣長期存在的功能。臨夏非正式制度的認識，可以從兩個視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體伊斯蘭文化的強烈自覺意識;二是空間經濟活動所形成的農牧經濟、商販經濟和地區傳統非正式制度之間的相互鎖定，在制度選擇活動中面臨“囚徒困境”難題。
2.溫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溫州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浙東文化傳承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二是東部地區經濟社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經濟社會的影響。
金祥榮對溫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種行為約束為人們所普遍認可并內化到自身的價值觀體系時，便成為經濟當事人自發行為的引擎，形成一種持久的內在激勵因素。在溫州，文化動因是解釋溫州較全國其他地區率先推進制度變遷的基石之一。浙江學者研究，溫州文化不同于傳統的中國主流大陸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溫州一面臨海、三面臨江，與內地聯系的交通條件惡劣，自身陸地資源的短缺鑄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學派的功利主義哲學觀的歷史積淀對溫州人的商品經濟意識的崛起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歷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擠壓，閩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溫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險積極進取的精神，重商主義傾向滲透在血液里。金祥榮指出，“溫州域內特有的‘功利主義’商業文化傳統與傳統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一旦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剛性有所松動，便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突破口，形成對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背離’，這是溫州推行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都屬于中國傳統經濟社會邊緣地區，傳統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經濟社會活動中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誘導因素。關鍵問題是，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能否在特定時間、空間尋求到獲利機會，誘導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傳統思想慣性約束，實現企業的成長。
二、非正式制度變遷、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
1.臨夏的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空間經濟上，臨夏地區處于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農業和牧業兩個經濟地帶的交匯地區，位于古絲綢之路、漢藏貿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結合地帶，在唐宋以來造就了茶馬互市商貿經濟繁榮。由于整個地區生態條件比較差，地貌丘陵溝壑縱橫，氣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嚴酷，加上過度的人口增長，區域文化具有從事商貿經濟的傳統，臨夏商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綽號折射出臨夏商業活動的影子，這里的民間商業活動在計劃經濟時也一直沒有間斷，臨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稱。
改革開放以來，臨夏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展軌跡，呈現出“高開低走”的態勢，特別是進人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完善，市場信息的傳遞加快，市場準人資格的不斷開放，臨夏沒能形成早發優勢，沒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經營模式，使其在適應市場環境、管理體制深刻變化時，表現為企業數量增加緩慢，就業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業0. 19萬戶，從業人員2. 63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不足14人。1990企業數量增長到2. 08萬戶，從業人員為10.58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下降到5人多一點。90年代以后，企業增長數量和從業人員出現增長緩慢甚至下滑的態勢。1990年企業數量有2. 08萬戶，1995年增長到2. 51萬戶，達到最高，以后一直處于下滑狀況，2002年為1. 40萬戶，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一直維持在5~6人左右。
臨夏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逆向運行，印證出西部地區企業成長和民營經濟發展的資本(特別是社會資本)的貧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變遷缺乏內在激勵，沒能形成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傳統、習俗、道德、意識形態等。臨夏地區的社會變遷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整個社會整體制度安排與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維系系統的禍合程度高低，以及它們所發揮的效率;二是原有社會傳統等非正式制度的慣性，及其與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變遷路徑選擇問題。
在以臨夏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穆斯林社會，當地以農牧經濟為主的經濟社會、臨夏商人小商販經濟和傳統的伊斯蘭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勵，產生了原有經濟模式和非正式制度進一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溫床(見圖1)，也造成了經濟社會面臨社會變遷時，制度選擇上的“囚徒困境”難題。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證了宗教信仰、群體行為選擇模式與一個地區經濟活動模式之間的關系。中國穆斯林的經濟活動模式根植于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個穆斯林對信仰虔誠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是否能夠格守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一直延續到各種飲食禁忌。中國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北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匯地帶，與其說是商貿經濟的需要，還不如說是一種根植于伊斯蘭信仰的文化選擇。虔誠的穆斯林將建立一個清真寺作為一個人一生重要的功課，回民多圍繞清真寺而居，一個清真寺就形成一處“教坊”，“教坊”集伊斯蘭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體經濟功能為一體。臨夏地區建立在伊斯蘭信仰基礎上的社會資本結構，體現出對內的開放性和對外的封閉性、對內的傳統傾向和對外的現代追求并存。伊斯蘭禁忌約束下的關系網絡的封閉性，既維系著穆斯林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又對其它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會傳統習俗維持著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的延續，導致穆斯林的群體利益在很多時候超越個體的自身利益，內在制度變遷的阻力比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術上的問題，對該地傳統社會資本的價值發掘不夠，沒能夠誘導其實現向現代社會變遷。
2.溫州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金祥榮指出，“溫州模式”的制度變遷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這種變遷的初始動力既有經濟空間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動，而后者是關鍵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對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影響，他認為文化“包含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雙重意義”，并可以分為“有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選擇所形成的傳統或習慣)與“無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倫理規范所確立的傳統或習慣)。特定地區的文化傳統以及在這種傳統影響下形成的現實社會倫理，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溫州地區的濱海地理環境和耕地稀缺的資源結構，經濟活動向海洋發展成為必然的選擇。溫州具有移民的傳統，歷史上福建人的遷人和近代溫州人向國外的移民，不僅將其經濟活動與外部(特別是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而且培養了“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出現了中國第一個承包飛機的個人，出現了第一條地方集資修建的鐵路。在改革開放后，不僅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有“溫州城”、“溫州村”，就是在歐美的許多溫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現了“溫州街”。溫州具有崇尚加工的傳統，號稱“百工之鄉”，歷史上海上商業活動和近代的通商活動，造就了對市場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開放后的行商活動，在了解國內外市場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信息優勢。這一點很像19世紀初期的英國工商業對市場和國際形勢變化信息的掌握優先于政府的情況，也和當時一樣，產生于民間的商業活動和工業加工活動互相激勵，推動了企業的成長和地區經濟的發展。典型的例子是，專業市場的發展和中小企業族群發展的互相促進，推動商業和制造業共同發展。
溫州地區亞文化，從南宋“永嘉學派”葉適提出“功利與仁義并存”，到明清之際的浙東學派黃宗羲等人，一脈相承地強調經世致用，對儒家正統思想重義輕利、重農抑商價值觀念進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學東漸的影響，重商主義精神成為社會群體的共識，而商業活動的成功更加強化了這一觀念。這一價值觀念在中國雖然很長時間受到正式制度的壓制，但是它一直頑強地生存著，一旦外部條件寬松就顯示出強大的商業力量。改革開放后，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領先于其他地區，重商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是其內在的動力。(見圖2)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商業活動規則和組織模式，在深層次受特定文化結構(尤其是亞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異造成他們對新制度規則的認知和理性識別的差異，造就了兩個地區商業活動不同的發展軌跡。
三、結論與啟示
對兩個地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溫州和臨夏地區亞文化都具有重商主義精神;計劃經濟時期都一直保持著地下私人經濟，在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起步都比較早;都獲得了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進人20世紀90年代后，溫州企業快速成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臨夏則止步不前，主要是兩個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產生這一差異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異。
溫州經濟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實用主義原則下，溫州人積極進取，跨越國內外的商業活動和移民活動，在全球的溫州商人和大量在溫州打工的外地人，構筑了基于地緣、血緣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商業網絡，使其可以同外界實現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這些推動了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臨夏地區經濟社會系統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由于歷史原因，臨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它和外界的交換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約束導致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于漢藏交匯地區，而這一地區經濟主要以傳統經濟為主，它所獲得的信息、物質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術、制度上都很難突破對傳統商販經濟的依賴。單調的商販活動和地區農牧經濟，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條件下，本地區有限的力量很難產生突破性的活動，經濟社會變化十分緩慢。
這兩個地區的差異，在某一點上可以代表東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對西部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
1一個地區企業的成長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勵的結果
謝富勝、喬兆剛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處于文化的最深層次，因而變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變化速度懸殊過大，就有可能產生劇烈的文化沖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觀經濟主體原有的重商主義精神，使兩個地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轉變早的優勢，激勵他們最先進人當時限制繁雜的市場，獲得了市場經濟進人的早發優勢。當時的短缺經濟和某些領域實行的雙軌制，為其早期商業資金積累提供了市場空間。在中國放權讓利改革和財政“分灶吃飯”體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為具有“準競爭性組織”，溫州政府“掛戶經營”、“股份合作制”、“民營企業建立黨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鋪路搭橋，企業成長也帶來了地方財政收人增長。財政“分灶吃飯”使溫州市預算內地方財政收人超過中央財政收人。
臨夏地區穆斯林一般遵守傳統宗教文化，傳統上不愿意從事借貸金融活動，私人相互之間的合作契約達成成本比較高，難以建立合作經濟，絕大多數依靠自身的積累發展企業，就是家族化經營也是階段性的經營模式，更不用說出現南存輝革“正泰”家族化經營命形式的企業組織變革。當地穆斯林虔誠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動消耗了一部分經濟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社會發展的資金積累。加之，當地商販經濟活動很多是現金交易，政府獲取的收益有限，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加劇，商業活動、公共服務沒能建立相互之間的激勵關系。
2.非正式制度變遷是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條件
道格拉斯·諾斯將非正式制度作為一個影響人類活動的社會資源予以重視，指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他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制度是個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即收人分配之間的過濾器。”認為人類社會商業活動的控制結構差不多是由行為規范、行為準則和習俗來確定的。蘭諾維特提出，企業的發展嵌人在一定社會資本中。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提出弱關系是傳遞信息的有效橋梁。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許多社會資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資本最基本的差別。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以及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
孔徑源認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縮減人們在相互對立的理性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新的意識形態有助于節約認識世界和處理相互關系的費用。唐壽寧認為在傳統社會，合約的達成建立于長期交往活動的人際關系基礎之上(“熟識人”社會)，因此傳統的慣例和規范對這些法律無法予以規制，“行為的”或隱含的非正規合約就具有較大的約束作用。這種非正規合約在非正規市場中進行的交易活動是可以帶來效率增進的制度調整的。
臨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既有西部地區的區域文化系統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統特征。臨夏地區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導致它陷人傳統社會制度與傳統商業模式的相互鎖定，表現為雖然有商貿活動，但不能形成市場經濟;雖然地區文化擁有商業傳統，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第一批民營企業，但企業成長困難。
3.信息化是誘導地區非正式制度變遷和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
從對兩個地區企業成長差異比較分析可知，培養現代商業精神是西部企業成長的關鍵。
雍少宏從現代化視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這種傳統的心理狀態，影響了回族對異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認可與吸納，不利于回族群體以開放的姿態迎接國際化的大趨勢，甚至會影響回族文化的進一步傳播。……回族群體心理具有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特性。傳統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內核，現代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外殼;傳統性是回族群體的精神支柱，現代性是回族群體適應現實生活的必然選擇;傳統性主要表現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動之中，現代性主要表現在經濟活動和追求知識的過程之中。
臨夏地區不同于其他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它具有傳統的商業意識、吃苦耐勞精神和市場競爭意識，長期的商貿經濟積累出一定的商業經驗和商業網絡資源。由于傳統的非正式制度約束，臨夏商人缺乏開放的觀念，沒能夠像溫州人一樣，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廣泛的空間上組織經濟要素，實現企業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長期困守在商貿經濟的活動中，形成小農經濟和商貿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
通讀全書，我們認為，《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整治地下經濟問題的一部新的力作，具有時代特征性強、創新性突出和學術價值高等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抓住了地下經濟的地域特征和時代特點，分析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主要是運用相關經濟理論研究中國的地下經濟整治問題，編者結合我國地下經濟歷史變遷的四個階段，以及我國社會再生產領域中地下生產、地下流通、地下分配、地下消費的客觀現實，分別運用現金比率法和收支差異法衡量了我國各個時期地下經濟的規模，并揭示出了我國地下經濟的地區分布狀況，同時對我國的假冒偽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傳銷、走私、洗錢、交易等地下經濟的整治進行了分類研究。同時，該書的研究也突出了時代主題：在考察我國地下經濟存在狀況和特點時，比較詳細的考察了21世紀以來我國地下經濟的新特點；對假冒偽劣商品、地下金融、非法傳銷、走私、洗錢、交易等地下經濟問題整治的研究，主要結合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數據可信，結論可靠；對征信體系建設的探討也抓住了時代特征，據《經濟參考報》2012年3月30日報道，國家級信用體系規劃出臺，要求建立統一信用信息平臺，加強對失信的懲處力度。《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中關于溫州地下金融的分析則體現了地下經濟的地域特征和時代特點，特別是關于地下金融禁止、限制和正確合理引導相結合的措施的提出，與國家關于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相關措施是相吻合的。
第二，角度多樣，分析系統。從總體研究方法看，《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除了一般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外，還采用了倫理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規制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分析方法，從多個角度進行分析。此外，在具體問題研究中還體現了多維的視角，如對假冒偽劣商品存在原因的研究中，分別從經濟人行為、信息不對稱、制度等角度進行了廣泛的分析；對非法傳銷的經濟學分析也從社會資本與資源獲得、社會資本的出售、經濟博弈、信息不對稱等多個角度展開的。《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的系統性，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整體構架的系統性，從一般理論的分析，到具體地下經濟形式的整治，再到適用于整個地下經濟問題整治的長效機制——誠信規制的探討，結構嚴謹，邏輯嚴密；二是對各個地下經濟問題的分析比較系統，從概念、特點到原因、危害性，再到具體整治措施，結構緊湊，分析完備。
第三，邏輯嚴謹，思辯性強。《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抓住地下經濟問題具有地域特征和時代特點進行分析，從分析地下經濟理論到具體地下經濟活動，再從對地下經濟活動的分析上升到理論上對地下經濟活動存在原因和整治措施的探討，體現了從抽象到具體，再由具體到抽象的深入剖析過程；從對地下經濟活動本身的整治到對“經濟人”誠信的規制，體現了對地下經濟問題追本溯源，標本兼治措施的深入分析。同時，《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體現了辯證分析的觀點。從總體上來看，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是對不同的地下經濟形式要區別對待，其中包含了辯證的觀點；在對地下經濟的影響進行分析時，不僅辯證地考察其外部性，也考察了其內部性，并分析了地下經濟具有負大于正的內部性和外部性，據此提出對地下經濟的整治要區別對待，提出了將禁止、限制和正確合理引導結合起來。
第四，抓住源頭，標本兼治。《若干地下經濟問題的整治研究》一書提出整治地下經濟的方法，除采取一般措施外，還從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誠信人手，抓住地下經濟的源頭。地下經濟是在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指導下的經濟活動，編者將地下經濟溯源到地下經濟行為，把對地下經濟的治理轉換為對地下經濟行為的規制，這是與很多學者主要針對地下經濟活動本身提出整治措施的理念的不同之處，這也是本書創新之一。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主體具有“經濟人”的特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主要特征，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會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我們稱之為負外部性和負內部性。因此必須要求“經濟人”具有誠信的道德，將自利的“經濟人”和道德的“經濟人”結合進來，這是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規制地下經濟行為的要求。編者從“經濟人”的經濟行為人手研究地下經濟的整治問題，確立了源頭的治理理念。“源頭”治理理念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抓住地下經濟活動的源頭，地下經濟活動實際上是“經濟人”（經濟主體）的一種經濟行為，矯正了經濟行為，經濟活動就規范了；二是抓住產生經濟行為的“經濟人”這個源頭，通過“經濟人”現代誠信的重建，整治地下經濟。
[摘 要]作為歷史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分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學術界的充分關注。圍繞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理論體系進行建構，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對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對象、具體內容、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關系、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并提出了開創中國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建議，主張對先秦以來中國貨幣制度中長期存在的貨幣地域性問題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
On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udy in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a so far.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is a very significant endeavour. We have delineated the object， concrete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tudy with other related studies of the monet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interreac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es， research approach，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 hing monetary geography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of China，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the currenc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existed in medium or long term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allly and systematically.
一 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對象
歷史貨幣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經濟活動的媒介——貨幣，因流通而產生的空間分布狀態及其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
貨幣在人類經濟活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產生以來，就成為人類經濟活動正常運轉的劑。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其作用更為顯著。作為流通手段，可以說貨幣的流通覆蓋了人類商品經濟活動的任何一個行業環節和人類商品經濟活動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單元，因此凡是有貨幣流通和貨幣經濟活動所貫穿覆蓋的任何地域單元都可以被視為貨幣區域，而這一區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經濟生產和交換的任何空間之中。
歷史貨幣地理研究作為歷史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它與地理環境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探索貨幣的地理性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最本質的特征，也是這項研究最直接的對象。探索貨幣的地理性就是以歷史時期中貨幣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在具體研究中，把對任何貨幣問題的討論都放在地理環境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其研究的出發點就是把貨幣及其流通與一定的地理空間相聯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等綜合構成的整體地理環境視為影響和制約人類社會貨幣和貨幣流通的空間狀態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間背景下的貨幣為內容，發現由綜合因素構成的整體地理環境與貨幣及貨幣流通之間的相互關系。如春秋戰國時代，黃河流域青銅布幣的流通和使用就明顯地受到地理環境因素的制約。目前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的布幣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區汾涑流域一帶出土的，這證明，這一地區應是迄今為止最早的布錢流通區域。為什么汾涑流域會成為布錢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區，這顯然與這一地區由綜合因素構成的整體地理環境有關。這里土地肥沃，氣候適宜，農耕條件優越，作為農具耒是此區人們勞動生產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為取象而鑄造的聳肩尖足布成為農耕經濟類型為主的地理環境中流通使用的貨幣，適應了人們對農具的依賴心理，顯示了在農耕區域綜合環境條件下，地理因素與貨幣及其流通區域之間的密切聯系。同樣的情況還見之于長江流域的楚國。楚人生活在南方產龜地區，龜在楚人生活區內用途極廣，且屬楚國征賦之物。《國語·楚語下》記載楚王孫圉聘于晉時稱：“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國的金幣多是龜形，龜形金幣在此區域的流通使用正顯示了地理環境與貨幣流通之間的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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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鄭州大學十五·211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古代文明與考古學課題資助。
除了上述對貨幣的地理性探討以外，在歷史貨幣地理的研究對象中，貨幣流通區域的整體結構，與區域演變相關的貨幣流通方向以及貨幣流通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等問題，也應是我們研究的重點所在。一種類型的貨幣流通區域實際上就是某一層次的貨幣經濟地域系統。不同類型的貨幣經濟地域系統由于其內部結構和相互關聯的程度不同，表現出來的整體結構特征也就千差萬別、各具特色。如同為刀幣流通區域的燕刀流通區域與齊刀流通區域的整體結構特征就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燕刀流通區域之內生活著眾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習俗的影響非常深刻，鑄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點的燕日月刀幣。這種刀幣廣泛地分布于燕國北部的游牧地區，反映在流通區域內的整體結構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趙長城南北的民族錯居之地。而齊國刀幣流通區域的形成與齊人對海洋的開發有關，故其流通區域內的貨幣流通多集中在齊國的沿海地區，呈現出濃郁的海洋風貌。因此盡管燕刀與齊刀同為刀幣系統鑄幣，但其流通區域內地理環境不同，使貨幣流通區域所呈現出的整體結構特征也大相徑庭．這種因貨幣流通而產生的地域分異現象應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主要對象。
貨幣流通區域內的整體結構差異也可以通過不同區域內貨幣流通的空間拓展方向表現出來。貨幣的空間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貨幣流通區域演變的發展過程。我們仍以燕刀、齊刀流通區域為例，說明貨幣流通區域的演變過程與貨幣流通拓展方向之間的密切關系。譬如燕國刀幣流通區域內貨幣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環境因素影響較強，在流通方向上呈現出由南而北，從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漸向北發展，在占據燕山南北地區之后并繼之向東北地區擴展的態勢。而齊國刀幣流通區域內的流通方向則截然不同，今萊州灣沿岸地區是齊國刀幣最早流通的區域，也是齊刀流通的原生區域所在，此區刀幣的鑄行與齊人在此最早的經濟開發活動有關。隨著齊國貨幣經濟的發展，齊國的貨幣經濟區開始從最早的以．臨淄為中心的萊州灣沿岸地區向其東的沿海和環膠州灣地區擴展，齊刀幣的流通也隨之而東，呈現出與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貨幣在流通過程中空間拓展的因素盡管較為復雜，但其確應是貨幣流通區域內整體結構差異的重要表現之一，同時也應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疇。
除了上述對貨幣流通區域的整體結構和貨幣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貨幣流通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應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貨幣流通區域的空間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層面上貨幣流通區域由于空間或地理的緣故都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所謂的依存與影響關系其實是指由于地域鄰近的緣故，在一定區域內不同類型的貨幣往往出現相互影響、相互使用的現象。這方面刀幣的淵源承繼關系與刀布復合流通區域的產生就是典型的例證。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幣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晉南汾涑流域的農耕貨幣文化——布幣的影響后而鑄造并投入使用的。后來隨著游牧民族的遷徙而在太行山以東的戎狄中山國境內(即今石家莊、保定)一帶形成了最早的刀幣流通區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區域。由于地域相鄰而形成的空間上的相互依存關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幣很快影響到了東南的齊國刀幣系統和其東北的燕國刀幣系統，使齊國鑄造了具有海洋風格的齊刀幣，使燕國鑄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風格的日月刀幣。因此齊國的刀幣與燕國的刀幣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幣影響而流通使用的貨幣類型，而他們各自相應的流通區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區域的影響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因此，我們說尖首刀流通區域、齊刀流通區域與燕刀流通區域三種不同類型的貨幣流通區域之間存在著空間上的相互作用的關系。而貨幣流通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樣應被視為歷史貨幣地理研究對象的重要范疇之一。
在這里還應強調指出的是，在地理環境影響和制約人類貨幣經濟活動的同時，人類的貨幣經濟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反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古代貨幣的鑄造首先要選擇有銅礦資源分布的地區，之后的開山采礦，伐薪引水，架爐鑄幣會給地理環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種貨幣經濟活動究竟能否為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所承受，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貨幣的流通往往會受到貨幣政策的影響，而人文地理的環境因素對貨幣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著重大的影響。貨幣政策一經作出就要付出實施，而其實施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對地理環境施加影響的過程，在適宜的貨幣政策引導下的人類貨幣經濟活動對地理環境所產生的影響是正面的和積極的，而竭澤而漁式的貨幣政策引導下的人類貨幣經濟活動對地理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則是負面的和消極的。因此，這種人類特定空間條件下的貨幣經濟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反作用，也應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諸多對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
總之，人類社會的貨幣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歷史貨幣地理研究就是以這種關系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貨幣流通的空間分析，探討地理環境對人類貨幣經濟活動的影響，研究人類貨幣經濟活動對于地理環境的反作用，為實現貨幣流通在空間配置上的最佳布局，獲致人類貨幣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和諧關系，提供借鑒與幫助。
二 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具體內容
根據上述對歷史貨幣地理的研究對象和范疇的界定，我們可以把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具體內容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謹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鑄造與流通為例說明之：
1 對貨幣鑄造區域的研究
對中國歷代貨幣鑄造區域的研究在歷史貨幣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我們不僅可以通過對歷代貨幣鑄造區域演變的研究，復原出歷代貨幣鑄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進一步探析鑄造區域、貨幣流通區域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對貨幣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影響。在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們根據春秋戰國時代貨幣幣范的考古和發掘情況，以此為標準復原了這一時期青銅貨幣鑄造區域內近30處的貨幣鑄造地點，并進一步研究了與貨幣鑄造密切相關的銅礦資源的自然分布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復原了春秋戰國時期貨幣鑄造區域的空間擴展過程，總結了貨幣鑄造區域的演遷規律。
2 對貨幣流通區域形成和演變的研究
歷史上任何社會的經濟活動，不論是工業、農業或是交通運輸業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須落實到一定的地區和地點，并在當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環境即自然、技術、經濟條件的影響下，形成特殊的地區組合。[2](p55)從屬于經濟活動的貨幣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對于歷史貨幣地理而言，如果沒有地理學所必備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學研究的特色和價值。因此，在歷史貨幣地理研究中，對于貨幣流通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研究應成為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基本內容和出發點，同時也是貨幣地理區別于貨幣史、錢幣學的重要標志。春秋戰國時期，流通貨幣的種類非常之繁多，幾乎每一種特定的幣形都有其相應的流通區域。我們擇取其中影響最大和流通區域最廣的刀、布、圜三種青銅鑄幣的流通區域進行了綜合考察。我們以幣形的一致性原則、區域發展的動態性原則和區域界線的相對性原則為基本標準，對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鑄幣中的布錢的原生流通區域、次生流通區域和刀幣流通區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齊刀流通區域內的空間差異狀態，以及區域的空間范圍、區域發展演變的過程進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春秋戰國時期貨幣流通區域的兩種不同類型：單一貨幣流通區域和復合貨幣流通區域。我們對復合貨幣流通區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據考古學中的共存關系制定了確定復合貨幣流通區域的標準，并對刀布復合流通區域產生的自然條件，區域的空間范圍，區域形成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作了詳細的討論。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使我們大體上明晰了春秋戰國時期，作為黃河流域農耕與游牧民族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貨幣流通區域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區域分異規律。
3 探討貨幣流通區域形成與演變的地理基礎
地理環境是貨幣流通區域形成與演變的基礎。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等綜合構成的整體地理環境，[3](p47)必然成為影響和制約貨幣流通區域形成與演變的基本因素。在這里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影響春秋戰國時期諸貨幣流通區域的地理基礎因素是多種多樣的，綜合的。一種類型的貨幣流通區域的形成與演變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產生的，我們只是為了表述的簡便，而僅將影響某一類型的貨幣流通區域的主導因素加以概括和總結。我們共歸納出影響春秋戰國時期貨幣流通區域形成與演變的六種主要的地理基礎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經濟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軍事地理因素、宗教習俗地理因素。上述諸種自然環境條件與經濟社會人文因素綜合作用，相互疊加，共同影響和改變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貨幣流通區域的空間面貌，形成了各個貨幣流通區域之內的空間差異狀況。
4 對貨幣經濟區及其空間結構關系的研究
對中國歷代貨幣經濟區的研究應是歷史貨幣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這里我們對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經濟區及其空間結構做了初步的討論，并進一步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經濟區，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礎上形成的，以貨幣經濟中心城市(或經濟都會)為依托，通過貨幣的流通紐帶聯接起來的，由具有區域經濟差異特色的貨幣流通區域共同組成的地域經濟的綜合體。貨幣的流通區域，貨幣經濟的中心城市以及貨幣流通網絡是其空間結構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經濟區及其空間結構就是要對這一時期貨幣經濟的地域系統進行宏觀的、綜合的、多層次的考察，通過對貨幣經濟區及其空間結構諸要素的整體考察，從歷史貨幣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統一時代到來之際當時中國社會業已具備的經濟地理基礎，以期對春秋戰國之際中國社會各方面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從歷史貨幣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種全面和合理的詮釋。
5 探討空間背景下的貨幣和貨幣經濟如何反作用于社會環境的，即研究貨幣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時段下它們是怎樣影響和改變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諸領域的問題。
貨幣與貨幣經濟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馬克思把它稱之為“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但貨幣與貨幣經濟如何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并不屬于歷史貨幣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疇。歷史貨幣地理研究貨幣和貨幣經濟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問題是通過對貨幣與貨幣經濟同空間的結合關系體現出來的，這應是探討空間背景下貨幣及貨幣經濟對社會環境反作用的內涵所在。鑒于此，我們在討論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的地理性給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所帶來的影響時，以這一時期各類貨幣及其相應的流通區域為主要對象，探討了貨幣的流通及其相應的流通區域是如何改變春秋戰國之際中國社會的整體環境條件的問題，揭示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及其流通區域給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具體地講就是貨幣及其流通區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黃河流域從事農耕經濟的華夏族和從事游牧經濟的戎狄族之間基于經濟生產方式的差異而形成的互相對立，實現了兩大民族的融合，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誕生創造了民族融合的條件；貨幣及其流通區域內的統一趨勢催生了戰國后期貨幣經濟區內的統一萌芽和各貨幣區之間的經濟融合，建構了統一貨幣經濟區；貨幣在空間的集聚改變了春秋戰國之際城市空間的面貌，使城市內部集聚了活躍貨幣經濟因素，這為秦漢封建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6 總結歷史經驗，服務現實需要，充分發揮歷史貨幣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學科功能，為當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歷史貨幣地理研究作為一個嶄新的學科領域，盡管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其研究的終極目標確是相當清楚的。那就是通過研究歷史時期，貨幣在空間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變化，包括地域空間貨幣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動范圍、流通渠道的變化，對地域間的貨幣結構、經濟結構進行比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間經濟發展的聯系和差異，為建立合理的貨幣系統，安排經濟布局，制定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供靈敏信息和科學依據。[4](p146)鑒于此，我們可以通過對中國歷代貨幣空間地域分布和流通狀況的研究，進一步探索歷史時期我國地域間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聯系與差異，總結出歷代貨幣經濟合理布局的基本經驗，探索貨幣地域流通的基本規律，為今天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獻計獻策。總之，如何發揮歷史貨幣地理有用于世的學科功能，應是我們在今后學習和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