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5 16:11: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研究性學習 學習方法 學習模式
中圖分類號：G633.5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1672-1578（2013）03-0147-01
隨著新課改的推進，歷史研究性學習已在種信息歷史教學中普遍開展起來，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歷史研究性學習在開展過程中還有一定誤區，尚需進一步澄清。
1 歷史研究性學習活動的本質特征
從詞源來看，歷史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過去發生的一切，二是指歷史學。作為本體，歷史指的是人類的經歷及其所創造的一切，它是過去的、既定的、不變的；作為認識，它指人類對自己過去的回憶與思考。和其他任何研究一樣，歷史研究也含有兩個層次，一是以創建或生產人類文明史上新的精神產品為目的，提出假設、設計方案并進行論證；二是對已有的歷史研究結論進行論證為目的設計方案并進行論證。歷史研究的流程大致包括：選擇一個問題或假設；研究者根據問題或假設收集證據；對證據進行解釋，排除邊緣證據；根據解釋表述觀點。從心理過程看，是對歷史未知對象的探視、確立及其意義的判斷以及對已知對象的真實性、正確性進行解釋、確立或否定的過程。
但是，研究性學習與歷史研究畢竟不是一回事，兩者的研究過程和最終追求價值是不同的，前者的價值在于其對社會的貢獻，強調對他人的有用性，而后者強調其教育價值，主要是對學習者有教育性。所有，從實際需要看，在學校教育情境下，完全嚴格地依照史學研究的方法和程序開展研究性學習不僅沒有必要，更不具有現實性。
2 歷史研究性學習中的方法問題
科學方法是一切研究的根本。歷史具體問題的研究方法需要采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方法。一般方法，這是適用一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它又可以分為分析方法（如歷史分析法、階級分析法），實證方法（如考證法、校勘法），敘述方法（如紀事本末法、編年法）。特殊方法，是適用于各門專門史的個別方法，可分為研究歷史地理的測量法、研究經濟史的統計法、研究科技史的模擬法等。
這些方法，對于廣大的學生來說不可能一一掌握，即使對于歷史教師來說也只能略知一二。因此，我們應當在盡可能地豐富自己的同時，有選擇地將歷史研究中的常見方法滲透在教學和研究性學習的指導之中。作為重點，平常在歷史研究學習中應當掌握的方法主要為分析和實證方法。在以往的歷史教學中，分析方法運用的最多，探討的也最多，而比較忽視后者的研究。
提高歷史實證能力的重要方法就是要重視史料。它是借以研究與反思人類活動的前提和根據，包括文字記錄與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以及口碑等三類。對中學生來說，在研究性學習中，雖然難以搜集直接史料，但簡間接史料還是必需的，特別要培養學習者的史料意識，形成有理有據，論從史出的思維習慣。
3 歷史研究性學習的有效模式
歷史研究性學習雖然追求的是一種個性化的學習模式，但由于它發生在歷史教學活動中，因此必須與日常教學相結合，否則很難保證有多大的生命力。目前，人們習慣采取課題研究、活動設計等開放的形式，但如下方式筆者認為更值得嘗試。
3.1開放式習題
這種習題條件不完備、結果不確定、思路開放、表達形式多樣化，多以培養能力、訓練思維為目的的認知類習題。學習者不可能在教材中找到現有的答案，必須通過自己努力，查找資料，提出假設，論證假設，表達觀點。既然是習題，一般來說它出現在一段教學之后，依附于一定的知識。所以，教師也應當對學習主題進行研究，了解學習者的動機，研究學術的有關發展，才能設置比較合理的習題。可以引進目前史學界爭鳴的問題，以促進學習者的研究。例如，對科舉的一點思考；是嗎等等。學習者發現自己參與到史學研究的前沿，更會促進其主動學習的動機。當然，開放式習題也要注意題目的設計，要盡可能貼近學習者，要設計一些情境化的問題。
3.2教材研究
在教師的合理分工和指導下，對學習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對學生歷來說，就一段歷史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編寫學習材料供大家共同閱讀是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也極具有吸引力。其過程可分為：教師和學生根據現有的條件，精選一段教材內容作為對象，學生根據自己情況選擇一段，并提出自己所具備的條件和開發的目的，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選擇參考資料，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歷史與編寫樣式，編寫“教材”作為對原教材的補充，學生的積極性很高，也取得了不少收獲，最重要的是學生們以研究者的眼光看待原來認為是圣經般的課本，自信心和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3.3背景式預習、共創式課堂
【關鍵字】高考 歷史課堂 歷史研究
在學校組織的暑假培訓時看了紀連海老師的《從看宋代城市經濟》課堂實錄，紀連海老師通過引導學生對《清明上河圖》的觀察、分析，最后歸納出宋代經濟發展的表現和原因。紀連海老師的這節課很好地向我們展示了一節歷史課其實也就是一次歷史研究的過程。近幾年的高考題中也體現了對歷史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的考察。同時這也是高考考核的目標與要求。江蘇省高考考核目標與要求――獲取和解讀信息、調動和運用知識、描述和闡釋事物、論證和探討問題――正是從事歷史研究基本的素養、過程與方法。在高中歷史課堂上要落實這些目標和要求、考試中能加以運用，必須在課堂上能對學生加以培養，讓一節課成為學生探索、研究歷史的過程。在課堂上如何進行實施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研究問題的確定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關鍵。研究問題的確定是一節課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是完成教學任務的第一步。
研究的問題讓學生自己來確定。引導學生結合已有的教材和教師出示的課程標準、教學要求、教學目標或考試大綱來確定研究的問題。問題的設定一定要細化、可操作。如“的影響” 可以細化，像對、近代教育、近代軍事、近代交通、近代思想文化、近代科技等各方面的影響。在問題設定時要注意問題和問題之間的關系，形成結構，問題也要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如學習“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的拓展”時，可以引導學生確定這樣的一些問題，1.新航路開辟后最早走上殖民擴張道路的是哪些國家？ 2.荷蘭的興起有哪些條件？到17世紀時荷蘭占有哪些殖民地？ 3.英國霸權建立的原因有哪些？歸納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的過程。4.早期殖民擴張的手段有哪些？以黑奴貿易為例，早期殖民擴張為什么主要采用這些手段？5.怎樣理解“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問題對學生形成知識結構，加深理解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研究問題的確定也要兼顧學生生成性問題，如在學習“近代中國物質文化與習俗的變遷”時，有的學生就可能出現“長袍馬褂、西裝和社會變化”的問題。學生課堂上生成性的問題是學生積極主動思考問題、學習興趣濃厚的表現，對于這樣的問題要積極地進行引導、解決。
二、所需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在江蘇省高考考核目標與要求中明確提出了對“獲取和解讀信息”能力的考察。各地高考題也基本都是以材料的形式出現，對材料閱讀、理解和運用的考察就是對研究歷史基本方法的考察，在教學過程中一定要突出“材料”的地位。在平常的教學過程中，老師們也注重對閱讀、理解和運用材料能力的培養，但過于被動，往往是教材已有或學生已經知道了結論，用材料進一步加深學生對結論的印象。在這一過程中沒有能真正讓學生通過材料分析問題得出結論。紀連海老師《從看宋代城市經濟》的課堂展示了不同于平常運用材料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把已有的材料全部出示給學生。這些材料不用拘泥于教材上已有的，可以是其他的文字材料、圖片視頻材料，甚至是學生自己表述的口頭材料。材料可以是學生自己收集，也可以由教師準備。學生根據確定的研究問題進行分類整理。在使用材料時要讓學生認識到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論從史出，所選的材料一定要能夠說明問題。通過這種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培養學生閱讀、理解和運用材料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求真的學習精神。
三、研究方法的運用
在近幾年的高考試題中體現了對歷史研究方法的考查。如2013年江蘇歷史試題第23題，第1問是通過“運用統計方法對歷史資料進行數量分析”，第2問是通過“人物心理活動”。每一種歷史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種看待歷史的角度，每一種歷史研究方法的學習，也是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在課堂上要向學生介紹一些主要的研究歷史的方法，如計量史學、心理史學、比較史學、后現代史學等。
研究方法的介紹可以穿插在內容的學習中進行。材料中或練習中有了數字表格，就向學生介紹 “計量史學”的研究方法；在學習中國近代史時可以介紹“比較史學”，讓學生把中國近代史放到全球史觀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在學習和人物相關的內容時，可以運用2013年江蘇歷史試題中的“心理史學”的方法進行學習。
每一種研究方法的介紹、運用也是教學方法的變化，豐富了課堂教學，拓展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課堂效率。
四、結論的形成
一、由“二重”向“三重”的發展
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通過將殷墟發掘出土的甲骨卜辭與《史記?殷本紀》等傳世文獻的印證研究，王國維梳理、訂正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有力地證實了商代歷史。其后，聞一多、鄭振鐸等人在研究中融入神話學、人類學材料的嘗試，可視為把“二重”向“多重”擴展的濫觴。1982年，饒宗頤在香港夏文化探討會的致詞中，提出了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結合的“三重證據法”。李學勤在轉述饒宗頤觀點時，則把“三重證據”理解為傳世文獻、考古有字材料和無字資料，即考古實物。與此不同，楊向奎在其著作《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的序言中則提出文獻、考古與民族學材料結合的“三重證據”。
二、證據、證據力和證明力
在運用證據法證明歷史問題、說明歷史現象時，必須了解何為證據、引用的材料是否具備證據力（成為證據的資格）和證明力（材料的證明價值）。簡單來講，證據就是證明的根據、依據；歷史研究法中，證據力指材料所具備的、能夠解釋某一歷史問題或現象的資格；證明力指材料對歷史事實的證實有無作用及作用大小。判斷三重證據法中各證據材料的證據力和證明力，當看該材料是否客觀真實、與需要說明的問題是否有關聯。
三、對不同證據、證據力和證明力的檢驗
（一）傳世文獻
傳世文獻一般指各種傳承至今的古書典籍，也包括古代流傳下來的碑刻、檔案、文書等文字資料。傳世文獻流傳有序、內容宏富，最直接、最全面地反映了歷史的方方面面，是學者探索還原古代社會歷史文化最主要的根據。進行歷史研究，拋開傳世文獻，無異于強令巧婦做無米之炊。其成為證據的資格毋庸置疑，對歷史研究的證明價值亦貢獻卓著。但傳世文獻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因為天災人禍等事端，傳承至今的版本往往已非原貌，其文本內容、精神主旨都可能與原本有出入，甚至相左。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古本和今本的異文有時候不只牽涉到個別文句的解釋，而且也牽涉到與作者的立場或整個思想體系有關的問題。”因此，在利用傳世文獻作為證據研究歷史問題時，要做好辨偽工作，確定文獻的成書年代，盡量選取較古的版本以貼近文獻原貌。否則，傳世文獻的證據力便要受到質疑，其證明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二）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一般而言，指考古發現中，出土文物上帶有的一切文字資料。因長期掩埋地下，出土文獻在漫長時間內都未經人為改動，保持了被埋藏時的原貌。其中，殷墟甲骨卜辭和商周金文，更是作為第一手資料，不僅填補了商周時期史料的空白，更證實了商周歷史的真實性。受書寫材料和保存條件的限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比，數量上畢竟太少，內容也十分有限。在說明直接相關問題時，出土文獻自然很有發言權；若將說明范圍推而廣之，則未免失當。此外，利用出土文獻作證據時，也要慎重。
（三）考古實物
上述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在證據學中屬于書證；而考古實物則屬于物證，當指無字的考古文物和考古遺跡，它們的大小、形狀、數量、年代、花紋等所有包含的信息都應被重視。考古實物作為古代的物質遺存，其客觀真實性不言而喻。如能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結合考察，對一些問題的說明意義重大。《逸禮?王度記》記載：“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但周天子到底“駕六”還是“駕四”的爭議一直懸而未決。2002年，洛陽王城廣場發掘的ZK5車馬坑中出現了“六馬駕一車”的遺存。因該遺存發現于東周天子所居王城之內，該地區發掘的大型墓葬中曾出土帶有銘文“王作鼎彝”的銅鬲和銅鼎。“六馬駕一車”的考古實物與傳世文獻“天子駕六”的記載以及表明周王身份的“王作鼎彝”銘文，這三重證據的有機結合，使得天子座駕之爭落下帷幕。
（四）民族學、民俗學材料
關鍵詞:研究性 高中歷史
高中學生知識的獲得、能力的提高、行為習慣的養成,歸根到底是學生學習的結果。研究性學習是一種探究性、開放性的學習方式。因此,在高中歷史教學中開展研究性學習十分必要。
一、歷史研究性教學的內涵
歷史研究性教學是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創設一種類似史學研究的情景,引導學生以類似史學研究的方式,發現和確定問題,學會搜集、分析、鑒別和提取有效信息,并應用相關知識探究、解決問題;以及在課外活動中,引導學生在學習、社會和生活中選擇和確定問題進行研究,以激勵學生主動學習和創新精神為目的的教學模式。它不拘泥于某種教學策略,而是依據當代心理學、教育學理論,結合學生認知情感的實際,以及學習對象的不同特點,借鑒并創造性地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學會研究性學習的教學模式。它比研究性學習的含義更寬泛(研究性學習指的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以類似科學研究的方式,獲取知識、應用知識并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善于質疑、樂于探究、勇于探索歷史的精神和能力”。
二、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中必須遵循的原則
1、興趣性原則
心理學研究表明,興趣是一種由于機體需要而產生的穩定的內驅力,是構成動機的最現實最活躍的成分,是學生參與研究和體驗成功之間的牽引力和粘合劑。研究的課題是否為學生感興趣,直接關系到研究性學習的成效。
2、開放性原則
從學習目標上看,研究性學習是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的學習,要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健全的品格。從學習內容上看,學生研究性學習的專題和材料,可以直接取自必修課、選修課教材,也可以來自圖書館、Internet上,或者來自社會調查等等。歷史必修課或選修課所提供的基本史實和知識結構體系,為開展歷史研究性學習提供了必要的知識背景,然后,學生可將古今中外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作為研究性學習的課題。
3、過程性原則
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史學研究在目的和要求上有著很大的不同。高等院校所進行的史學研究以揭示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為目標,強調結論的科學性,即重視科研的最終成果。而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更看重過程而非成果,有成果固然可喜可賀,沒有成果也不應該否認其存在的價值。
4、自主性原則
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自始至終要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探究,充分體現學生自主學習的特點。在自主選題、自主探究和自由創造的原則下,學生不必拘泥于教材或史學界現成的定論知識,選定的研究性課題可以是對教材的定論知識提出質疑,也可以將教材中涉及的歷史問題引向當前現實社會中的熱點焦點問題等,讓學生真正體會到自主學習的樂趣,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得到充分發揮。
5、綜合性
歷史學科本身就具有極強的綜合性。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學習把學習內容從課堂延伸到社會,因此,學生在對很多問題進行探索和研究時,靠單一的歷史學科知識顯然是不夠的,往往要用到相關的學科知識。如對“”的研究就要涉及到歷史、地理、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多種學科知識才能對“”的由來、現狀及解決前景作出分析,這就是研究性學習的綜合性(或日跨學科性)。
三、研究性學習在歷史教學中的實
1、改變課堂教學模式,提高學生參與程度
傳統的課堂教學比較注重課堂的規范和實施的程序,尤其突出教師“教”的格式和步驟,使課堂教學刻意追求某種所謂的“完美”。久而久之,扼殺了學生的“天性”,固化了學生的思維,使之成為學習的機器,根本無法“喚醒”他們的生命感、價值感,更不可能將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現代教育要求我們樹立以人為本、以生為本的思想,改變課堂教學的組織模式和教學模式,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如在教《》的內容時,我將學生分成正反兩方,就“是一次成功的革命還是失敗的革命”展開討論,雙方各舉史實加以說明。
2、以問激學,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問從“問”開始,如果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沒有激活,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性學習。問題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意識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進而產生探究的心理狀態,促使他們積極思維,不斷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對事物的認識達到一個質的飛躍。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思維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得到了培養。歷史課堂教學要達到以問激學,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必須營造利于探究質疑的學風和競爭相質疑的氛圍,提高學生的自疑自解能力。
3、組織討論
把研究性的課題設定為討論的題目教師可為學生提供一些相關的工具書、參考資料或讓學生自己到圖書館去查閱相關的資料,撰寫好討論提綱,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組討論或全班討論。還可以對學生撰寫的小論文、調查報告等展開討論,使研究進一步深入。討論時,教師要為學生刨設一種信任、鼓勵和贊賞的輕松氣氛,消除學生的種種顧慮,使他們敢于和樂于將自己在獨立學習中的豐富感受和切身體驗自由自在地表達出來。討論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掌握了多少歷史知識,而在于探索研究歷史的方法,培養歷史思維方法和創新精神。
四、研究性學習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1、課堂教學與研究性學習的關系
課堂教學是學校教育教學的基本形式,按新課程計劃要求,把研究性學習課納入學校與教師教學計劃,建立以課堂教學為主,課內與課外研究性學習相結合的教學體系,以使兩者互相促進,相輔相成。
2、主導與主體的關系
課堂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積極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而研究性學習課是以學生活動為中心,學生是主人,在研究性學習課中盡可能發揮學生“自主、自理”的作用,教師應是活動的倡導者、指導者,而不要包辦代替一切。
3、普及與提高的關系
課堂教學面向全體學生,應大面積提高學生學習質量,研究性學習活動在考慮整個學生教育教學需要組織一些活動外,更主要的是發展學生個性,在“提高”上下功夫,培養學生中的學科“尖子”。
總之,歷史研究性學習中,在老師的指導下,在開放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必會努力應變。因此,研究性學習目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完善。
參考文獻:
[1]鐘啟泉.研究性學習:價值與反思[J].教師之友,2002,(3).
[關鍵詞] 社會史觀；區域；整體
【中圖分類號】 K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174-2
一，中國社會史研究范圍方式問題提出及其內涵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相關整體理論或局部的各種觀點爭鳴十分熱鬧，而與之相關的代表學者及其主要觀點大都持一種從區域社會史研究推動整體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這里所說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各種問題，主要是針對中國傳統社會研究的各個方面的一般概括，是區分于晚清民國以來中國全面接受西學東漸后的劇烈變化的復雜局面，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早熟的“社會共同體”。這點在國外學者研究中國中古社會特質中做了很好概括。但是就中國社會史的古代與近代化如何銜接還是需要大力探索的，從研究一般中國社會史的實際需要出發，很多觀念模式只是從西方社會學教科書的綱目出發來套用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具體朝代段落，一般來說并沒有從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主線和具體原因歸結入手，以至于論道中國古代社會運轉的整體特質時，要么只是實證歸納出和史實相差甚遠的抽象規律，要么避而不論，有的只是史料文獻的堆砌，并沒有從區域社會推向整體社會史的實際研究中去，所以，有關中國古代社會的整體性和局部性的論證觀點至今沒有取得一致共識的東西。
根據1986年召開的首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中的議題，各與會學者給予社會史不同含義大致有如下幾種：（1）社會史即社會形態史，社會發展史。（2）社會史即除了政治史以外的各專史。（3）社會史是以歷史上的社會階級，社會狀況和社會生活為其研究對象。（4）社會史包括歷史上的社會諸方面問題。由此可見，作為學術討論的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問題和本質面貌，學者們很難商量取得一致，除了第一種說法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提法外，其余的還是有其新時期社會轉型和學術調整的意思，前者可以說是理論探索性更強些，呈整體史的宏觀動態研究方式。后者則是以具體局部史觀貫穿下的微觀史學探索。
二、持專區域專史說學者特點及實質
以馮爾康先生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社會史研究的具體理論探索和實際書寫中，所認為中國社會史是各種歷史的專史，只有把中國歷史的各個領域的歷史研究精到了，才可能把中國社會史的通史研究到位。但馮先生也并沒有排斥有關通史說的觀點，這只是一個屬于對客觀歷史研究的慎重考慮而已。畢竟現階段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時間并不是很長，許多理論問題并沒有再深入也就下去，同時亦也不能忽視傳統史學觀及其方法在幾代學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情結，所以把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本定位看成是各個專史的學者們，其實是在嘗試建立自己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史學結合具體史學主題需要的過渡性史學研究，馮先生在社會史界的廣泛呼吁及其對社會史理論問題的接二連三的發表此方面的文章，無疑是在以學科的整體構架及其未來來做的。
一般來說，強調社會史是專史的學者們大都是先在某個斷代史領域取得成績后再轉移大部分精力來開展新興社會史研究的，他們能夠就某個自己所專長的斷代史領域內的所有社會史的視角及其相關特質，得以很好把握，但是對中國古代社會整個宏觀的要點要素并不會予以大的關照，或者是能在學界同仁中予以廣泛地傳播開展。所以至今我們在學習研究不同于傳統考證考辨之學的新興史學觀的相關問題時，往往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剝離感。還有就是，缺乏自己理論支撐的社會專門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背離傳統史料采用的渠道方式，要轉借于諸如西方社會學模型結構，現代管理統計學方法的甚至是更為單一的文化人類學的口述史整理方法，使人如鉆迷霧中的穿越媒體在起作用，而兩千多年留下來的史官秉筆直書的史學“書法意識”不復存在，現階段的社會史學有為人作嫁的危機意識。新的社會史就是如西方后現代解構家們所倡導的“破壞后再編排”的小說敘事方法嗎？這點肯定是很多中國主流歷史學者還沒有準備好的一個嚴峻課題。
顯然，有關中國社會史的基本理論框架及其歸屬問題，以傳統的政治精英史站統領的時代已經動搖了，但是新興社會史在其構建過程中出現的的斷層和缺乏自己的領域專長也是不爭的史實，吸取西方社會在研究自己社會史上的做法在本土如何來消化適應也需要用時間和國情實際來檢驗。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歸納探索歷史性的新興意義時特別強調了國別史和地區史是二戰后歷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也在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近現代）社會史的區域社會特征上給我們以啟示，他歸結到：
“地區研究之所以能夠確立，唯一的原因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地區性的世界了，如果說世界曾經是地區性的化。這種手段在某些地方可以配上用場，但在另一些地方則不那么有用。這些地區研究或局域研究補充了國別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國別史的錯誤。但是，他們并沒有取代在精神上和概念上都屬于全球史的歷史學。這種歷史學的眼光越過了地區史的界限，并且對一切地去和時代都進行了考察。”
同樣，把巴勒克拉夫結論中的國別史當成是整個中國社會史的全貌，那作為地區研究的局部史功能的實際包含內容，其優劣長短已相當的清楚了，筆者想這正好解答了當下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史學者們所討論不休的各種史觀在沒有整體史觀理論支撐下的某些空白處來。
三、持整體通史觀學者的特點及其實質
每種歷史研究都有它相應的史學理論支撐點，因為作為人文學科基礎的歷史學，同樣離不開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只不過有些學者是自覺狀態下的專門構架，有些學者在這方面只是處于非自覺狀態下的樸素流露而已。因為每個人在自己研究歷史的具體過稱中，大都是采取以小見大的方式來反映其歷史現象的原因本質等，并沒有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用普遍法則來涵蓋所有歷史事件與人物的特質性的東西出來。但是，學者們為了研究的方便和把歷史研究對象的本質挖掘的更加清楚，又有所把概念和其它學科的相關概念轉用過來，已達到既定的研究目的來。同樣，有關提倡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應從整體史的角度并且用一套理論涵蓋之的學者便應運而生，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史學或其它以史為依托的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趨勢。
首倡研究中國社會是整體史的學者大部分是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代表人物有陳旭麓、張靜如等人，因為就他們所關注的近現代史的特殊性及其正在發展的不穩定性來說，正好可以用通史綜合的方法更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情況。故陳旭麓先生一直強調要用“整體的觀念”，“社會史是歷史的社會”等鮮明的觀點來概括之，并且回答得十分肯定，有其深刻寓意：
社會史和通史的研究對象都是歷史社會，是血肉相連的兩門學科。傳統的通史是以“資治”的政治史（包括軍事史）為主線，綜合經濟、文化社會諸內容進行縱的研究，社會史是以人們的共同物質生活為前提展示的人際諸關系，從橫的方面進行歷史的考察，兩者的著重點是有區別的。
個案或專題研究只是社會的各個側面，不是社會的整體，是書目不是森林。但是以人類生活及其演化為對象的社會史與其它專史比較來說，具有更豐富、更復雜的內涵和外延。它更著眼于人類生活的演化和社會的變遷。
所以，不管是從傳統通史觀眼光治史的角度，還是從新形勢下社會史所能覆蓋或反映的多層次視角來看陳先生的“整體史觀”的提倡運用，都是具有新時代所賦予條件下的治史關乎大局的積極意義的。并且隨著知識信息時代的到來，用以前的傳統治史觀寫的通史以不能滿足日益縮小了的“地球人類社會史”現實發生，所以在新形勢的情況下提倡整體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是在綜合以往傳統史學實證敘述類方法的基礎上，不斷地適應新時期以來歷史社會變化的客觀需要。不難理解，大凡提倡用整體史觀來書寫中國社會歷史的學者們，都是以站在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風云突變的大的劇烈震動的形勢下具有參與國家民族政治變幻的憂患意識，并極力要求把現實的社會政治與歷史時期的政治社會結合起來，已達到用新興史觀總結既往歷史的要求。
可以說，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要用比較準確而符合特定時期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的根本特質，則必須是用整體史觀的主線性綱領來貫穿它，這就是理論結合實際所顯示的優越性。但是在筆者看來，用一種生物學的現象來反映社會歷史進化的根本特征，則還需歷史社會的“長時段”性來檢驗它。布羅代爾在《論一種社會史觀念》一文中如此寫道：
長時段的社會史幾乎總是對我具有誘惑力，但是在我看來，他只是多中歷史中的一種社會史，這種歷史是緩慢的、持久的、充滿惰性的一種結構史：我們應把社會局勢――重新放回到這些靜止的層面。…只能把歷史看成是N維的。這種雍容大度是必要的。它不會把文化方面的概括或者唯物主義辯證法或其它任何分析拋到較低的層面，甚至置于解釋的領域之外。……生活是多樣的，但它也是一個整體。
依照法國年鑒史學派代表人物的一些觀點，社會史深入研究自有和傳統政治史一統的格局相悖理的特征，但同樣也不能用新興社會史的一些觀念涵蓋所有歷史。因為傳統史學自有其“靜止性”的一面，但它的長時段中的一些書寫歷史的方法，也不是在某種主義觀點下所能體現得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整體”。所以，在中國社會史的觀念的認定和具體書寫方法上，其所倡導的局部地方性特色和整體史觀的宏觀敘事手法相互結合，才是較有支撐的社會史，一種極具誘惑力和潛力的史學觀。
四、小結
中國社會史的開展研究究竟是歷史時期社會的發展變化的過程？還是用現社會的新的審視眼光來反觀歷史社會的一些現象證明當今社會存在的合理性？這些只是兩派學者所進入的研究視角不同所產生的二維視角看法。在今后的社會史研究中也會經常交叉碰撞，相信在相對穩定地社會史研究陣營里，每位學者總體都會在此視野的影響下有所趨向與選擇的，但怎么能把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整體思路和學科內涵的特質更好的概括總結出來，這點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從中西方有關學者關于社會史的認識及其研究的切入方式可以看出，社會史是多元的集合性研究領域，尤其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在國外一些新的史學觀念大量涌現的情況下，不是僅僅通過專門史方面的局部探索和整體史觀提倡總結所能道明的。中國社會史在三十年的開展時間和中國傳統史學的兩千多年的歷史相比較，顯然只是處在一種“短時段”的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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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實證研究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較經濟學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把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變量，即使是哈耶克在爭論社會主義問題時，也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的普適規律，而非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科爾奈等重點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如前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預算軟約束和隱性通貨膨脹)，沒有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也沒有運用文化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成因和績效。
事實上，經濟學早期的大師們非常重視文化的影響，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體現了這一思想。約翰?穆勒也認為，文化有時候比追逐個人利益更重要，馬克思則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說明文化的來源。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統治的時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家那里，文化也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較經濟學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個重要的變量，這是由當時經濟學界普遍的觀念所決定的。
文化被經濟學家冷落，卻在社會學家那里得到了足夠的重視。馬克斯?韋伯把文化視為社會結構和經濟績效的重要解釋變量，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精神的淵源，剖析了新教在促進16－18世紀的企業家開拓創新、勤奮節儉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本菲爾德認為，文化是解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發達，就是因為意大利南方人狹隘的自利主義文化，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爾德和帕特南進一步建立了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經歷過中世紀歐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會的國家積累了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蘭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價值觀等聯系起來，并認為信念、價值觀影響了經濟績效，雖然他列舉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寬容程度、誠實守信等內容，但他把信念、價值觀作為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途徑的思想，對施萊佛(Shleifer)、津加萊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研究的一類重要內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文化進行對比，揭示了日本帝國快速崛起而后走向滅亡的文化動因。文化比較研究強調不同文化的特點和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經濟、政治體制的塑造作用，這種思路及其研究結果對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比較經濟學一度相信，造成國家和西方國家經濟績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體制差異，而比較經濟學家并沒有深究經濟體制的由來。劇變以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經濟績效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急劇下滑。轉軌國家的不同發展狀況以及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方面的差異，已經不能僅僅用市場機制或計劃機制來解釋，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相對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穩定性。人們被動地從父母、社群等處獲得文化的熏陶，一般會接受自小獲得的文化并把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任何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樣的機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對于經濟體制，文化基本是穩定不變的，經濟體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內只能被動地適應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學者將文化納入比較經濟學的視野中來，形成了比較經濟學的“文化學派”。文化學派的研究有兩種進路，一種進路以羅斯菲爾德為代表，另一種以津加萊斯、基爾索等為代表。羅斯菲爾德對比較經濟學特別是前蘇聯的經濟有深入研究，他認為文化是被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模式，他對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論(如本尼迪克特等關于日本文化的學說)，崇尚基于歷史和統計資料的具體分析而非數理或計量模型。我們可以把這種進路稱為“歷史研究”，津加萊斯等認為文化是一種代際傳承的信念或價值觀。相對于羅斯菲爾德而言，基爾索、津加萊斯更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他們構建了一個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簡明模型，依據跨國調查的數據，選擇變量，進行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稱這種進路為“實證研究”。
本文在這里首先將闡述“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主要學術思想，然后對比兩種研究進路的特點，并作評論，最后本文指出比較經濟學文化研究的發展方向。
二、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歷史研究”
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羅斯菲爾德。羅斯菲爾德首先定義了文化，他認為文化是被社群贊賞的經久持續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這種態度或行為方式會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為法律提供基礎，但又超越現時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驗性和超越性。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通過它對制度的塑造和對經濟活動方式的調整來實現的。文化影響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與一個國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經濟體制，使得這些體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團的偏好)來運作，文化還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穩定，使得“較差的體系并不必然被優勢體系掃地出門”。
羅斯菲爾德指出，人們都希望規則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自私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動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們過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為，卻鼓勵人們追求正當利益的行為，而有些文化則限制個人追求財富、擁有財富的行為。羅斯菲爾德進一步發展出文化的復雜系統觀，他認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會價值的混合體，文化包含著很多要素，這些要素經常被放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社群主義等概念中，而實際上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是各種要素的復雜混合物，不能簡單地貼上“集體主義”之類的標簽。羅斯菲爾德關于文化的這種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來演繹文化對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的影響，而是具體而細微地探索每一個經濟體中文化的具體影響機制。
羅斯菲爾德認為，現實經濟體的一個根本性特征是它對待個人在黃金定律(即個體公平競爭中互不侵害的原則)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態度。如果一個經濟體能鼓勵人們無限制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過程中所受到的約束都是來自于競爭自發產生的規范(即“自我規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這個經濟體就是最高經濟效率的普適性經濟體，羅
斯菲爾德稱之為A類體系。但是，現實的主要經濟體都不是A類體系，而是基于自身獨特文化的不完美體系，羅斯菲爾德稱它們為B類體系。B類體系的最主要特征是個體行為受獨特文化的規范，文化會限制黃金定律發揮作用，或者取代黃金定律來規范個人行為，對個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會限制自由競爭、鼓勵社會優先考慮一些目標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目標和其他人的利益。這樣，經濟體的參與人為實現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斷地扭曲競爭體系，這就導致權力發揮作用。文化規范下的經濟體會出現壟斷、尋租等現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現實的經濟體系全是B類體系，在文化和權力的規范下，各個經濟體實際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權者更偏好的經濟體。文化和權力集團扭曲市場規律(主要是供求法則和凱恩斯法則)的程度，決定了各個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發展潛力。羅斯菲爾德為了比較各經濟體的相對優劣，選擇了A類體系作為完全競爭性質的標桿。A類體系具有最高的績效，而B類體系的文化規范則修改了A類體系下企業和市場的運作規則，改變了A類體系下的組織模式(A類體系下企業的組織模式是完全競爭廠商)，也改變了供求定律或凱恩斯宏觀經濟規律背后的組織和個人行為，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發生扭曲，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績效。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A類體系相對比，就可以在統一的框架下確定各種文化規范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相對績效。
羅斯菲爾德比較了五個經濟體(美國、西歐、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的運行模式、優缺點以及發展潛力。研究發現，這五種經濟體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還是美國，中國也會有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而歐陸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滯、中國和俄國能否解決轉型中的問題，都還是未知數。在轉型理論方面，羅斯菲爾德認為，俄國由于威權主義的持續影響，還遠未轉型成“正常國家”，中國的漸進式轉型要優于俄國的休克療法。因為各國都是文化規范型的經濟體，而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很多偶然事件和歷史都具有重要性，經濟系統也不能簡化成某種原則，一個制度則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羅斯菲爾德認為，“每一個經濟體都是傳統的”，因此轉型開始時人們不會知道最佳路徑是什么，也不清楚前進的方向，轉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實驗，需要從干中學。
總的來看，羅斯菲爾德建立了一個基于文化的比較經濟學理論框架，這個體系以個人規范的經濟體為最有效率的標桿，而把現實中的各種經濟體視為受文化規范的經濟體。文化影響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理念、目標與方式，再通過經濟政治活動(特別是涉及到改變平等競爭權力方面的活動)影響消費品市場供求、勞動力市場均衡、投資決策以及利率、貨幣和對外貿易等宏觀經濟要素。在此基礎上，文化影響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這樣，羅斯菲爾德就完成了文化對經濟體制影響的完整解釋。
三、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實證研究”
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領軍人物如施萊佛、津加萊斯等也在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文化。基爾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萊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個研究文化和經濟績效的框架。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可代際傳承的信念與價值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信念和偏好，導致了不同的行為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們在處理經濟事務時會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導致經濟績效的差異。因此，文化實際上并不是直接影響經濟績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變作為中介來間接影響經濟績效的。總結起來，“實證研究”的理論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
依據上述范式，基爾索等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首先要獲取數據，然后要選取適用于計量方法的可量化變量。由于文化和經濟績效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所以實證研究必須挑選不受經濟波動和制度變更等短期因素影響的文化變量。基爾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這兩個因素上，這兩個因素不隨短期經濟績效和經濟體制影響，也較容易在問卷調查中量化。在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方面，基爾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這是因為信任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已經被大量學者證實，信任行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廣泛研究。經濟績效則用具體的經濟行為或人們對經濟事務的態度來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的儲蓄額、進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數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范式也就變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經濟行為范式。
基爾索等首先進行了關于文化和經濟活動態度的實證研究。文化的變量是宗教，而宗教影響經濟活動的主要途徑是經濟活動的態度，它們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對待政府的態度、對婦女工作的態度、合法性規則(Legal Rules)、勤儉(Thfifti－ness)以及對市場經濟的看法。程度采用種類、是否自小就處于宗教環境中、是否經常去教堂或參加宗教活動等來衡量。結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別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規范，無神論者正好相反。有的人總體上更支持勤儉持家，更支持市場經濟，認同市場經濟是公平的，個人應該承擔責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種宗教中，越是從小在宗教氛圍里成長，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寬容程度正相關，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寬容，但它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傾向于私有產權，伊斯蘭教比較不喜歡私有產權。新教顯著傾向于用公平換激勵，只有天主教顯著主張應該教育孩子們勤儉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認為人們是懶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條的改變也促進了信徒經濟態度的變遷，以天主教梵二會議(1962)為轉折點的實證分析發現，出生在梵二會議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寬容，更尊重婦女權益，但卻更反對私有產權和市場競爭。
基爾索等首次按間接影響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的范式，是分段進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對信念或偏好的影響，再考察信念與偏好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從而證實文化對經濟績效的間接作用。文化主要選用宗教和地域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節儉的意愿作為代表，經濟績效主要用人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國家儲蓄以及再分配意愿為代表，實證數據主要來自對美國公民的社會調查。結果發現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對信任有正向影響，歐洲國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傾向于自主創業，勤儉持家的偏好對國家儲蓄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亞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爾索等進一步論述了文化差異對經濟績效(主要是國際貿易和FDI)的間接影響，樣本來自歐洲國家。基爾索等先考察了歐洲國家國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繼而考察了信任對進出口貿易和FDI
的影響。在影響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爾索等考慮了相同程度、地理距離、對該國的了解程度(用一國報紙上關于該國的新聞的多少來衡量)、語言是否來自同一古代語言、法律根源和類型是否相同、兩國歷史上是否交戰、兩國人長相是否類似(主要是頭發的顏色)、兩國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結果發現，和法律淵源接近、語言出自同一語系的國家相互之間更信任，而歷史上發生過戰爭的國家之間較不信任，長相和基因接近也對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響。兩國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貿易額和直接投資力度也越高。
基爾索等還研究了文化對人力資源稟賦的影響。2008年他們在《科學》(Science)上，利用問卷調查的數據考察男女經濟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識水平(主要是數學水平和閱讀水平)差距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的研究中，男女經濟平等程度用世界經濟論壇性別差距指數(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來衡量，該指數越高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越高。文化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問題是：“當工作機會有限時，你認為男性應該比女性更有資格獲得工作嗎?”婦女活躍程度用參加工作的適齡婦女勞動力數量，還有一個指標是婦女政治參與度，也來自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指數。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里，男女在數學能力上的差距顯著縮小。在男女比較平等的社會里，女性不僅在數學能力上，而且在閱讀能力上都有提高。當然，男性的數學分數仍然高于女性，但這種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不再明顯而且和GGI指數無關。
上述四個方面是近年來基爾索等關于文化和經濟績效關系的主要實證研究。從研究的結果看，文化對經濟活動態度有直接影響，對經濟績效有間接影響，間接影響的傳導機制則是偏好和信念，具體來說則是信任和經濟生活態度。實際上，基爾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會資本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總體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文化氛圍也更利于經濟增長。
四、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主要特點與評價
羅斯菲爾德的“歷史研究”無論是在基本范疇、研究范式和結論方面，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在基本范疇方面，個人規范、文化規范的概念是羅斯菲爾德框架所獨有的，也是這個框架中最重要的。個人規范和文化規范的區別，突出了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即個人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毫無拘束地追求個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會規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來源和性質決定了個人活動的范圍和結果，也決定了經濟體系整體結果。
從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疇中，我們可以發現，歷史研究沒有對人性做出基本假設，沒有引入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沒有建立一些可以作為演繹推理基礎的抽象概念，其范疇都來自于對現實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對現實活動的基本內容的描述。歷史研究范式沒有演繹推理，更沒有數理模型。羅斯菲爾德的理論并不是一個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邏輯和可證偽的假設的體系，而是關于文化對經濟影響的機制描述或者說思想實驗。在對比研究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時，歷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和實際資料，對經濟體的各個維度逐項進行描述、分析和對比。
基爾索和津加萊斯等的實證研究則和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范式保持一致。他們提出的文化對經濟績效影響的線性傳導機制非常容易形式化，雖然基爾索等還沒有建立一個數理模型，但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在確定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以后，基爾索等人提出了可證偽的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由于文化、經濟績效、信任等概念較難量化，基爾索等采用了變量，利用變量之間的計量關系推斷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種研究范式是主流經濟學的經典范式。
比較來看，“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框架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鮮明的區別。“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論，再進行經驗研究。“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相信文化對經濟績效有重要影響。“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存在幾點顯著的差異：首先，“歷史研究”的文化范疇內涵非常廣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實證研究”則竭力把文化范疇的內涵縮小到一兩個維度以便把握。其次，“歷史研究”中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多維的、非線性的，而“實證研究”則僅限于若干種可能的傳導機制。再次，“歷史研究”不進行實證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統計數據和現實資料的分析，存在一個和被比較體系維度一樣的最有效體系作為標桿，而“實證研究”是去尋找間接的變量進行實證分析，不對現實進行描述，看重數量關系，且沒有一個標桿。
雖然都能發現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兩種研究思路還是各有優劣。“歷史研究”非常具體，并且貼近現實，能對現狀進行直觀的考察。“歷史研究”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英美、西歐、日本、俄國。我們能從中體會到真正的現實，也能利用其描述而進一步分析。但是，“歷史研究”仍然缺乏一個抽象的演繹理論體系，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規律、各種要素對文化傳導機制的影響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答。另外，“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羅斯菲爾德堅持用新古典框架作為標桿，而不采用現代制度分析理論，這使他的學說遺漏了很多問題，例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交易成本問題等，而這些正是文化發揮作用的途徑。“實證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提出了文化影響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進一步影響經濟績效的理論，為繼續探索文化影響經濟活動的具體機制開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爾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還太狹窄，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變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偏頗之嫌，不能具體看到不同經濟體中文化影響的真實場景。基爾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為文化的代表，但近現代以來經濟發達、經濟觀念較先進的社會本身就是歐美基督教社會，所以文化因素和經濟績效容易產生自相關問題，在研究設計上還值得商榷。
五、結論與展望
【英文摘要】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parce and visual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research.
【關 鍵 詞】歷史研究/婦女史/性別史/經濟史/社會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當今世界，在"社會性別"(gender)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和政府使用的一個衡量人類發展的重要指標被關注時，發展迅猛的婦女/性別學(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為人類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學界，具體到歷史學界應該做出怎樣的回應?這是當前史學研究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史學發展的歷史表明，所有的史學關懷和分支學科的出現都與時代關懷的引發和學術風氣轉向有關，而"科學"的歷史學自19世紀建構以來，是在不斷地挑戰反思、推陳出新、吸納融貫中發展起來的。如社會史對政治史的反撥，文化史對社會史的超越，經濟-社會史對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樣，婦女-社會性別史在20世紀70年代的興起，也是時代關懷、學風轉向和學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撥、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對立的取代、兼并的關系，而是反映了歷史認識的深入、細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顯現。
眾所周知，在國外，歷史學領域的純經濟史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走紅，在當今歷史學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經"失寵"，代之而勃興的是經濟-社會史，從更廣的視野范圍如社會的、文化的、心態的視角審視歷史，這與年鑒學派關注下層群體的社會史的努力分不開。幾乎在同一時間，國外史學界婦女-社會性別史的崛起同樣有力地沖擊和推動著史學的發展，賦予歷史以社會性別越來越成為國際史學界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經濟-社會史·社會史·婦女-社會性別史
經濟-社會史是20世紀后半期歷史學分化重組中于70-8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在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單純的從經濟范疇關注經濟活動的過程與結果，更拋棄了枯燥干癟的計量經濟史，而是從整體的社會關系體系和人的關系活動看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和運動。年鑒派社會史已經在關注下屬群體日常生活的歷史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經濟-社會史從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綜合考察人的活動，將極大地糾正史學的偏差與疏漏。
人是作為具體的不同的社會、文化、種族、階級、民族、性別等身份和群體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經濟史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文化，也同樣不能脫離特定的種族、民族和性別。而婦女-社會性別史做出的努力與貢獻是使歷史活動的人凸顯出性別，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動場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樣結成特定條件下的各種關系?這種關系的意義是什么?男女的主體性是怎樣的?當然，這些男女活動的場所和從事的工作是與社會、經濟、文化活動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的歷史就是具有性別意義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如果側重在對婦女一方的掃描，就是婦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國外，婦女史在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已經從單純由婦女關注的婦女史轉變到從社會性別視角看婦女、看性別在歷史中的活動和關系，這就是婦女-社會性別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歷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權運動引發下興起的婦女史屬于傳統的婦女添加史--以發現婦女的歷史填補既有的歷史記載為目標，以尋找被遺忘埋沒的婦女精英人物為重點，實際仍沒有跳出傳統的政治史特別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開始用社會史的方法研究婦女，對下層婦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動等進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別關注所謂"婦女的領域"。隨著"社會性別"(gender)概念的出現以及在史學領域越來越普遍的運用，性別的維度和社會性別的視角成為婦女史研究的新趨勢，注重社會性別的歷史研究就是社會性別史(gender’shistory)；但當時就有學者指出，警惕用性別史研究取代對婦女史的研究，提出在進行性別史研究中也應該時刻牢記把婦女作為關注重點，應該是婦女-社會性別史。[1]進入1990年代，婦女-社會性別史重點探討的問題是身份差異和多元，強調將性別維度與相關元素(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種族、民族、階級、性向等)進行交叉考察與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史的婦女-社會性別史研究主要建立在兩種理論的基礎之上：一是文學批評的理論，一是后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后結構主義解構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大理論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觀和進化史觀)，強調情境化的話語構建和分析；對語言文字的中立質疑，認為任何再表現都難免有立場和價值觀滲透其中，因此應側重于對收集來的史料進行文本解讀與分析。文化史的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關于歷史主體性問題，對社會史的"人"的主體、婦女史的"婦女"的主體，文化研究都進行質疑，認為沒有普遍的本質的"人"和"婦女"，也沒有與生俱來的本質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異性的和在多種情境下形成的復雜的多重的甚至流動的社會身份及其認同，而這些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進而文化研究與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補，努力打破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用于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來的婦女-社會性別史也是強調身份差異、多元以及流動的歷史。
由上面的簡介可以看出，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發展歷程不但與具體時地的社會思潮(如女權主義思潮和運動)、學術發展(如"后學"和女權主義學術)的背景有關，而且也可以看出婦女-社會性別史與經濟-社會史走過的道路和目標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它們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榮俱進。二者具有明顯的共性--既關注整體的關聯的歷史，又特別關注下層和弱勢群體的歷史，都具有對傳統史學的挑戰、填補、修正使其趨于完備與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結盟和"聯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國史學界又是另外一種情況。經濟史和社會史從上世紀20-30年代創建以來是獨立發展的門類，特別是20-30年代學術界在社會性質和出路的大討論中，圍繞著中國的社會性質、組織結構特點、法律制度，以及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中國向何處去、如何走之類的路線方略的爭論，新興的歷史學分支--社會史非常活躍，不但對婦女特別關注，而且走出了一條與文化史、法律史結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陳顧遠從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國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說："用社會學研究現有的問題，倘不明白這問題的起源的歷史，便難尋出他的演進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無從下手了。"[3]由社會性質討論引發的相關的婦女問題，如奴婢、妓、婦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為研究的熱點，像王書奴的《中國妓史》(上海中國書店，1934)，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呂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紛紛出版，成為20世紀80年代社會史再度復興和婦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礎。經濟史沿著另一條路徑發展--經濟學背景下的純經濟史一直對經濟制度和活動如田賦稅收、生產技術等情有獨鐘，比較遠離社會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動，更少關注性別和婦女；歷史學背景下的經濟史一直與社會史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從1930年代創辦的《食貨》半月刊，到1980年代創辦的《中國經濟社會史》雜志，一脈相承地關注經濟和社會文化的關系。比起社會史，經濟史對婦女和性別的關注要少得多。這是由于社會史將婦女作為"社會問題"和"問題"群體，與經濟史更多側重田賦制度的研究重心有關系。1950年代以來的史學，在唯物史觀和階級論指導下，偏重于經濟的、政治的研究，社會史受到批判而萎縮。1980年代興起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熱改變了政治、經濟和階級斗爭中心的歷史研究面貌，但時代和史學的發展要求學者不斷超越與創新，不僅是關注領域和議題的擴大，也包括視角和方法的創新。也許社會學家的理論反思值得史學家借鑒，他含蓄隱約地告訴人們，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化，作為學術工作的個人社會行為既不能擺脫社會所容許的條件，也應適應社會演進規律發揮能動性，決定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怎樣進行自己的研究，接著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說："’見社會不見人’還是我長期以來所做的社區研究的主要缺點。"[4]歷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見物不見人，或只見制度而不見社會活動中的人?或者只見上層少數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數男人和全體女人?或者只是關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數民族的人?……純經濟史顯然存在重物(生產力諸如土地、工具、經濟部類和技術等)不重社會，社會史多見社會形態、社會制度而不見人，或者見到的"人"不是籠統抽象的人就是具體某個階層的男人如流民、青紅幫和丐幫，總之，是缺乏性別視角審視的人，實際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來，那些深受以摩爾根為代表的歷史進化論和結構主義社會學影響，以及那些將唯物史觀意識形態化的史學研究者，已經遠不如20-30年代學者出于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而關注婦女問題的情懷。1980年代重新振興的年鑒派社會史只不過研究重心的階層下移(如弱勢和邊緣的階層老年、兒童、婦女等)和范圍的擴展(如文化、習俗、心態)，并沒有根本改變史學模式和研究方向對婦女和性別的忽視。深受年鑒派影響的新社會史把婦女納入社會史作為一個邊緣群體，對1950年代以來延承下來的漠視婦女史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婦女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弱勢群體"，婦女作為一個性別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也不是單一的受壓迫的被動的受害者，也不僅僅在婚姻家庭中才應被提及的；"婦女"議題實際是性別的議題，是人類整體中性別維度和視角的重新發現與觀照。社會史、經濟史、經濟-社會史都需要關注婦女和性別，而婦女-社會性別史不僅僅對社會史、經濟社會史做出貢獻，也應該對整個史學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校正以至挑戰，而貢獻已經包括在補充、校正和挑戰之中了。
當然，社會史完全應該也必須引入性別維度，打破以往單一的階級(階層、社群)社會分層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婦女史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引入社會史和社會學的很多概念方法以豐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補的關系，而不是包容的關系。更主要的，婦女-社會性別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新的生長點，它還擔負著對以往歷史知識建構的全面審視和包括兩性經驗在內的新的歷史知識建構的任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必須作為獨立的一個學科進行建設，與其他史學分支進行整合，這些任務也不是社會史可以代替的。轉貼于
二、歷史學引入社會性別：運作與效果
社會性別不但是婦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而且應該成為整個歷史研究的一個觀察、分析、闡釋的新視角、新方法。也就是說，社會性別的維度和視角一旦進入傳統史學，就會注入新的活力，史學的視野、空間、深度會大大延伸拓展。這里，將以經濟-社會史為例略加闡述，同時指出獨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可能對史學做出的貢獻。
(一)將性別維度和視角引入經濟-社會史
將婦女-社會史"援引"和"嫁接"到經濟-社會中史會產生什么結果?
1.使過去掩蔽的變得"看得見"，混沌的能夠"說得清"。本來就關注作為主體"人"(特別是下層民眾)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和心態的經濟-社會史，如果加上"性別"這個維度，以往沒有被納入歷史視野的范疇、領域便凸現出來了。如社會性別制度，這個與經濟、政治等制度并行、緊密交融的制度體系(包括世系傳承、婚姻家庭、男女勞動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變化和運行，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簡單化、普遍化了，性別維度的介入可以補缺糾偏。
先來看中國歷史。例如，傳統的政治史和社會史往往忽視與之密切相關的性別維度，如婚姻、生育、繼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記錄的材料，因為缺少性別維度的分析闡釋，對一些現象諸如血緣貴族政體與官僚地主政體的區分以及官僚專制政體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舊觀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復古人"女禍"、"亂政"的陳腐見解；實際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與性別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籠統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難以解釋權力在兩個家族--男方皇權家族與女方外戚家族的轉移和被社會性別制度改鑄的皇權-父權的代言人的執政太后們的實質，實際上這是父權制(擴大到國家層面就是皇權)自身維持繼承斷裂和權力危機的一種調節和平衡，史學家往往不自覺地沿襲儒家正統的道德評判，將男性皇統的中斷和危機說成是"女禍"、"亂政"。再如對經濟的考察，以往側重對生產工具的改進、土地和賦稅制度、人口戶籍等經濟制度的研究，而忽視了經濟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關系，更忽略了經濟活動的性別分工特別是婦女勞動對家庭、國家的意義，也就看不見婦女的經濟活動對國家、社會和家庭的貢獻。具體而言，從秦代以來延續下來的國家倡導耕織并重，以及實施的賦稅、戶籍、土地制度，就是與性別的勞動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繼承等社會性別制度規定以及實際運作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在歷史上發生了哪些變化?變化的動力是什么?對男人、女人，對家庭、國家帶來了什么?至今語焉不詳，畫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別維度，畫面就會變得比較清晰可見。以秦代為例，從商鞅變法開始的提倡諸子分家、歧視贅婿的政策，就是與以增加父權小家庭的數量來擴大國家賦稅征收范圍從而增強國力實現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關。其中，婦女的紡織在秦國富國強兵過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謂重耕，實際是耕織并重，"男樂其疇，女樂其業，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織的理想治國模式。實際上，婦女不但從事紡織，也參與耕作餉田的工作，班固在《漢書·食貨志》別指出，婦女除了白天的勞作，夜晚還要挑燈夜績，他把婦女的勞動估算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這還沒有加上維持生命延續的家務和生育勞動。且婦女的紡織，不完全是"一婦不織，天下或為之寒"，從秦代開始，女織一直是重要的賦稅來源，軍事國力的體現。秦國的改革者，徹底摧毀周代貴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將家庭單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權家庭，以增加賦稅，為此，頒布法令整飭家庭--既懲罰那些子壯不分家的富家的父親，也懲罰那些將子贅為他人婿的窮家的父親，罰他們去戍邊，歧視贅婿的政策一直延續到漢代。秦始皇還用刻石為令，又頒布律條，規范兩性關系，如倡導，懲罰佚等。這說明經濟活動與社會關系--特別是被忽略的了性別關系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耕織并仲的以國家財富累積為目的的經濟活動，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權家庭性別分工基礎上的，又必須以法律和道德的國家控制作為保障。從先秦到清代，耕織并重的經濟制度、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和婦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續下來了，而家庭規模是據時隨境而變(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來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國漢學家蘇珊·曼對清代長江下游婦女與經濟活動的研究指出，滿族貴族建立的清政權對"女織"的強調，許多鼓勵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為清統治者不但認為"婦功"--大家閨秀的刺繡、下層婦女的蠶織是合乎儒家關于性別分工的內外有別的規范，是與青樓女子有別的良家婦女的標志，也是具備婦德的表現，同時也具有為政府增加收入、穩定家庭經濟等多種價值意義(Susan Mann，1997)。這些研究都是賦予經濟-社會史以社會性別或曰將性別維度納入經濟-社會史成功的例子。
2.多視角和跨學科方法。社會性別(gender)既是滲透、貫穿歷史而又長期被忽視的一個維度，又是今天研究歷史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視角。"視角"問題，實際就是方法論問題，是看歷史的視點和角度，也是分析闡述歷史現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疇。上述"看得見"和"說得清"實際說的是加上社會性別視角而使性別維度顯現于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問題，而如何使其更好地顯現，則是需要多視角和跨學科地運用社會性別于歷史研究中的方法問題了。
跨學科的社會性別研究不但應成為歷史關注的一個維度，更應該是一種觀察的視角和分析的方法。這個視角和方法不但關注社會性別關系結構中兩性的權力關系、氣質規范，而且還要把社會的性別關系視為和經濟的、階級的、民族的等關系相關聯的范疇，不是孤立地看婦女和性別。即強調在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歷史研究的同時，運用多視角、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注重婦女的經驗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僅舉婦女纏足這一看似純屬婦女和私領域的女性議題來說，在"社會性別"的跨領域、跨學科的女性主義史學家的研究視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對纏足話語的建構和有關文本的解讀)、經濟史(如弓鞋的生產與流通)、政治史(對于纏足、放足，不同時期的政治含義，國家、改革家采取的行為和進行的論述)聯系起來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讀需要傳統的史學案頭的工作；實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訪談，既需要運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對實物和曾經生活在以往時代的人們的經驗進行多方面的互證、解讀和闡釋，如對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點反映的文化社會內涵的分析，小鞋制作過程反映婦女的技藝與當時進入生產、流通的關系……這樣廣泛的研究視野和多種學科和方法的運用，大大超越了以往關于纏足的婦女壓迫-解放的簡單論述框架，歷史的豐富內涵和深刻的底蘊被揭示出來。
社會性別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釋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斷發展，變得更復雜、豐富、流動、開放，如對差異(我國的差異不但表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別，也反映在地域的、城鄉的發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對多元的包容，對自然-社會二元論的反思與超越等等，其目標是將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展示給人們，不標榜歷史的透明性、價值中立和歷史發現客觀真理的功能，這些新的史學理念和方法對史學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鑒、啟迪甚至沖擊意義。
(二)獨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學科：對史學的挑戰與貢獻
婦女-社會性別史不應該只停留在將社會性別作為一種視角、維度、方法對已有史學分支做一些嫁接補充的工作，應該同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門類，從性別維度和視角對歷史進行綜合研究，使史學百花園更加異彩紛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優生。
作為婦女學和歷史學嫁接產物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在國外，30年來走過了在傳統歷史中添加婦女的歷史到關注性別關系的社會性別史的歷程。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從1970年代的父權制理論到1980年代將社會性別作為歷史的有效分析范疇，再發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異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會性別"的命題，但這里的"超越"不是不關注社會性別，而是將社會性別復雜化，不把性別作為惟一的分析范疇。同樣，社會性別史不是沖淡婦女史，不是拋開婦女只關注性別，而仍要把婦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虛假的普遍、本質的大一統的"婦女"，只能是具體而流動的具有多元社會身份的"婦女"。
另外，婦女學全球化也推動著婦女-社會性別史在各國的發展，全球化一方面證明了普遍概念和價值的存在，同時也意味著性別文化的多元性和區域-本土價值更應受到尊重，這就要求研究者從普遍認為有效的理論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動選擇并運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會性別"、"差異"、"身份認同"等理論概念，再如在認識和方法上摒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諸如將西方/東方、自然/文化、生物/社會、公領域/私領域、壓迫/解放……等截然分離和對立的做法)，我們需要將婦女和性別關系存在作歷史語境化、情境化和具體化的處理，需要聯系、綜合和變化的思維模式。在這一方面，1990年代漢學婦女史學者已經做出了榜樣，他們對西方女權主義的挑戰和對東方主義的警覺，努力深入到中國語境，改變了研究議題，如強調婦女的能動性、生活空間和性別關系的復雜性，使原來的研究領域大大擴展，同時又開拓了像醫學、科學技術、物質生產、生育、性、、財產的法律關系等多方位的歷史畫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樣性也展現了史學發展新方向。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如將社會文化與經濟物質生產流通作通觀的歷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學科建設上，中國的學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創造，需要在繼承與借鑒中超越與創新，在全球視野下探索本土婦女史學科發展之路。
繼承什么?過去所有研究成果都應該作為從性別角度審視、考察的起點，包括原始的史料。對20世紀以來關涉到婦女的歷史研究更要加以繼承，包括像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成果，像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關于性別制度和關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時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實證史學嚴謹的治學傳統，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應該繼續探索唯物史觀、階級分析和社會性別視角的溝通結合，增加觀察解釋的維度和效度。
引進什么?或者說本土"化"什么?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完全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取舍，對國外的經驗與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數盡收；況且，社會性別概念目前已不是純西方的舶來品，也不是在個別地區使用，它已經成為全球意義的社會關注和學術關懷，這種關懷和關注在被賦予具體的文化(國家和民族等)意義時才變得有意義，對婦女史學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上的。中國的婦女史學者要善于將社會性別以至父權制的概念嘗試運用于中國，觀察、理解中國的社會性別制度的表現與運作。再如"差異"的概念，搞清在中國不同于西方甚至亞洲諸國的種種情況，如婦女作為家庭中個人身份的差異--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婦、母，等被賦予諸種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繼母等在年輩序列中的長幼尊卑各被賦予什么意義以及在生活中如何運作?作為群體的婦女的差異--階級、民族、區域、城鄉、教育……各方面的表現又是什么?在我國，還須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學化且打著科學旗號的本質主義化的性別"差異"。以上都需要婦女-性別史學者在進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將"社會性別"、"差異"等分析范疇運用于中國歷史，以華夏族為例，就可以做多層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規范--關于兩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樣被人為規范的?內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構筑性別制度的有關主體分別對性別制度的建構做了些什么?他們分別在社會性別制度的生產、流通與接納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關系怎么樣?如父系-父權的家庭(族)、男權-皇權的國家和家國不分(同構)的上層階級的男人，最初怎樣成為同謀，建構了男權制性別制度?又是怎樣據時而變的?具體而言，"家"如何嚴格界定、制定了性別的身份、名分、禮教、規范等等?"國"如何設定了關于性別的法、律、令和倡導"美德"與懲戒"惡行"的標準的辦法?主宰"話語權"的文化人怎樣進行性別話語的生產--包括制度性的話語生產和闡釋、男女氣質的界定和好壞男女的倫理、道德價值標準，以及關于女性的觀念和性、身體、醫學、和美色的話語?這些話語是如何投入具體運作并繼續構建著現實的性別?還要探索作為主體的男女，他們是怎樣形成了自己關于性別的身份、分工、氣質等方面的全面認同、局部的出軌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別制度的實際運作與表現。制度和規范的設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實際生活中的存在。這里有時間、區域、階層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會性別制度本身而言，存在著"經權"的關系。所謂"經"，是指制度和價值中不變的基本原則；"權"是指"經"的語境化和通變靈活性。經和權的關系近似于目的與手段、戰略與策略的關系。[5]由于性別制度的經權關系，使得作為具體或群體的婦女(男人)身份和實際處境變得復雜起來；再加上階級、代際與性別構成的復雜關系，權力的分散性使婦女在男權制性別制度中得以尋找生存的空間，并進而發揮一定的能動性。[6](P15-16)在性別制度制約的性別關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產、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際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樣的?需要一一探究，給以回答。而原來狹窄的家庭范疇和單一的地位分析是難以涵蓋如此豐富、復雜的婦女生活和性別關系的。
還有，社會性別范疇在中國有哪些更值得關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點?社會性別制度演變的斷代分期在中國數千年應該怎樣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婦女史的材料和需要發現的新材料?怎樣解讀闡釋已有的和有待開發的材料?……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在繼承、引入和本土化的過程中得到解決。
總之，只有用社會性別視角審視全部的歷史，使性別因素成為歷史觀察分析的重要維度，歷史才更加豐富和完整；只有將婦女-社會性別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揭示出有差別的婦女的歷史存在、性別關系的復雜性和變動不居，以及性別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甚至生存環境)的復雜關系時，才能為其他的史學分支諸如經濟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參照、補充、矯正和借鑒。從兩個途徑進行不懈的努力，就會殊途同歸地豐富歷史知識和完善人類認知，從而為提升我們今天的生活質量提供歷史的鏡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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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外分治四種模式差異
所謂歷史，從廣義上講，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運動發展過程。而我們研究的歷史往往是指人類社會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即在已有的社會中自然與人相互之間發生運動發展的過程。根據的歷史觀，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與信息之間的傳播，這種有效地傳播我們可以理解為新聞傳播。而新聞傳播的方式和過程往往在時間的洗禮中構成了新聞史和新聞學。事實上，新聞史完整的說應該是新聞學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由于新聞學誕生以來，新聞史就伴隨著新聞學的發展而記錄著，所以常常可以單列研究。作為如此重要的新聞歷史，研究新聞歷史體系科學的組成是當下緊迫的主題。具體而言，當今時代期待著一種全新的新聞史研究范式，這既是新聞事業跨世紀發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聞學學科體系的需要。
四種模式
對于外國新聞史的研究，即存在國別史，又包含了地區史；既有專門史，又有綜合新聞史。總的來說，學術界對外國新聞史的研究，大體可以有四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A國新聞史+B國新聞史+C國新聞史+D國新聞史+……=外國新聞史。這一模式緣起于日本學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內外新聞史》(臺灣譯本名為《中外新聞史》)。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李瞻的《世界新聞史》的本例，就是來源于小野秀雄。大陸學者陶涵主編的《世界十國新聞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輯的《七國傳播事業》等，從其內容、體例上看，均應屬于這一模式。
第二種模式是，各國報紙史+各國廣播史+各國電視史+各國通訊社史=外國新聞史。此種模式實際是地區新聞史研究。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張隆棟、傅顯明主編的《外國新聞事業史綱要》、梁洪浩主編的《外國新聞史》和張允若、高寧遠所著的《外國新聞事業史新編》等。
第三種模式是專門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國廣播電視事業史簡編》、國際廣播電臺研究室編輯的《世界廣播電視：變革和發展》、徐耀魁主編的《西方新聞理論評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報紙概要》等。
第四種模式是國別史研究。這一研究主要表現為對外國研究成果的翻譯，國人自己獨著的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國埃德溫·埃默里等著的《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1982年)及劉有源著的《美國新聞事業概況》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聞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在既有的條件之下，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進了新聞史學的深度發掘，至少表現出其獨有的三大長處：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別是“A國新聞史+B國新聞史+C國新聞史+D國新聞史+……=外國新聞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個主要國家新聞傳播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因為在陳述各個國家新聞史時，不必過多地顧及與此相關的其他國家的橫向聯系及其相互影響，因而能夠集中精力于該國新聞歷史的探討。特別是在對本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新聞傳播接觸不多、了解不深的情況下，逐個地研究個別主要國家的新聞歷史，可以說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以此為基礎，才談得上對世界新聞傳播全局的綜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國家新聞傳播產生、發展、演變脈絡的基礎之上，研究者們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國家新聞傳播演進的特殊規律。在世界范圍內，由于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民族心理、政治經濟制度諸因素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新聞傳播不僅表現出了豐富多彩的個性結構，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聞工作者的活動空間，甚至在新聞傳播演變的途徑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決定了各個不同國家新聞傳播的種種差別?其原因當然應該從各個不同國家新聞歷史本身去尋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聞史研究格局，還有利于在國別史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新聞歷史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個國家所置身的地理與歷史文化環境不同，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每個國家新聞傳播發展、演變的道路也大不一樣。那么，各個國家新聞傳播歷史的獨特性何在?為什么又會產生這些獨特性?這些問題，僅僅通過單一國家新聞歷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滿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關的國家放在共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作綜合的比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而比較研究的前提，是對比較對象歷史與現實的全面把握。這一前提正是通過國別史、地區史研究的展開，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但是，在一定得情況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國別史，地區史的研究，雖然有很多長處，但是卻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單獨另辟外國新聞史研究也存在著各種不利的因素：
首先，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單獨研究不同社會形態下的新聞歷史，人為孤立了存在著的必然的社會聯系，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歷史體系，很難解釋外國新聞歷史中存在的空間和時間上的立體差異。這種差異往往會使得研究單一國家新聞歷史的人犯錯，比如當研究墨西哥新聞歷史的時候，我們往往會關注該地區報紙行業的誕生以及其有關影響，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時間內，其他國家也存在著類似報業出現的情況，以及這些決定他出現的社會因素為什么會使得不同地區產生不同但相同的新聞業務。
其次，研究視野相當狹隘。事實上我們知道，我們生活的社會，比新聞歷史著作中所展現的要更加豐富多彩而且充滿了不定因素。而這些條件，在一個新聞著作中，往往呈現出必然性，可預計性，這使得原有的社會面貌和所描寫的世界面貌脫節。
再者，作為研究外國新聞歷史，往往對單一歷史研究，很難把握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世界新聞歷史上的地位，在歷史舞臺上，每個國家、地區因為對世界文明進化的貢獻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這種貢獻或者地位，不僅是相對其他國家、地區而言的，而且還必須從世界全局出發進行綜合的權衡，將中外新聞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難說可以把這個問題研究透徹。
統籌模式的新聞歷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聞史體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條件：
首先，世界一體化持續加強，世界歷史正在形成。地理大發現至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統一的全球市場出現，世界歷史即告形成。19世紀末至20世紀，經濟集中化，跨國壟斷的規模不斷擴大，信息傳播技術也在迅速地進步發展，全球的政治經濟空間都在日趨縮小，整個世界不斷得到一體化。諸多通史著作出現，例如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劍橋三史”，即《劍橋上古史》、《劍橋中古史》和《劍橋近代史》，蘇聯科學院主編的多卷本《世界通史》，還有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聞史的研究成果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學術界對新聞歷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從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的地域范圍來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響，基本上停留在國別史、地區史和專門史研究階段。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須建立在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基礎之上。新聞國別史、地區史和專門史的研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資料，世界新聞通史體系的基礎業已奠定。現在的任務，只是從宏觀的全局出發，對這些成果進行有機的整合。
世界新聞史體系還應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世界新聞史應該涵蓋整個世界或者說是整個地球，在空間上必須注意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以及國家、地區與世界整體的橫向聯系，關注新聞歷史的橫向發展，把世界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第二，世界新聞史應該古今貫通，必須把新聞歷史研究與先是新聞傳播的發展緊密結合，展現新聞傳播產生、發展及其演變至今的脈絡。
第三，世界新聞史應該設計新聞事業、制度、觀念三個層次。新聞傳播所置身的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結構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傳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動空間。傳播理論也不容忽視，因為正式傳播理念決定著傳播行為。將此三個層次有機綜合，變單維的新聞史為多維的新聞史，變平面的新聞史為立體的新聞史。
總而言之，外國新聞史研究方式和中國新聞史研究方式無論如何有見地地研究和發揮下去，在世界歷史的差異性的研究中，都不能很好地將兩個存在差異和動性的歷史區別和統一起來，尤其是對于世界新聞歷史的重頭——外國新聞歷史而言，它不僅僅是近代新聞歷史的起源，更是研究和探討世界新聞可能的發展趨勢和走向的根據。超級秘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