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8 17:05:3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歷史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價值 價值理論 會計價值
馬克思有一句話來描述價值，他說價值是“幽靈般的對象性”。意即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但它看不見，摸不著。那我們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將價值范疇的客觀性揭示出來。因此，從前古典經濟學時期到近代西方經濟學時期，每個時期總有其獨特的價值理論新主張，林林總總，重重疊疊。價值論也由單純的勞動價值論逐步向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價值論演變發展，隨著發展進程的推進，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逐漸拋棄了價值本源的分析，由價格論取代了價值論。受此啟發，本人認為，價值的具體表現形式不會僅僅局限于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和勞動價值等，還應有更多元的表現形式，比如會計價值。
一、價值的概念和內涵
何謂價值？我們通常得到的答案是：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人類勞動。同時，人們又會告訴我們：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價值價格通論》中對價值是這樣闡釋的：價值不僅僅是三位一體的初始含義，更應是對三位一體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價值范疇的內部去探討。
1.價值范疇上的財富論
財富或商品真實所值及其度量，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是價值范疇上的財富論。人們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創造價值”，或者說，“三要素創造價值”，實質上都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價值一詞的。
2.價值范疇上的價格論
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商品的價格運動的中心的決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決定商品之間交換比例或價格運動中心的方式，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是價值范疇上的價格論。人們在講到價值規律時，說：“價格圍繞著價值撥動”、“價格由價值決定”，或者說：“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由商品的價值決定”，就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價值一詞的。
3.廣義價格論
廣義價格論通常指的是財富或商品真實所值與商品價格運動中心之間的關系。商品的內在所值就是決定價格運動中心的因素。這是人們潛意識中的一個“公理”。人們認為：如果商品交換按照其內在所值決定的比例進行，則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內在所值決定的比例進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經濟學中對價值理論的認識
“價值”這個概念在經濟學中是被廣泛應用的，而且在不斷地變化發展中。從早期的前古典經濟學，到近現代的經濟學，無不對價值理論問題加以探討。
1.前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學說
古希臘、古羅馬、歐洲中世紀是經濟知識的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場社會中，但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已出現了商品交換，貨幣和一些商業。色諾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認為財富就是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色諾芬已了解到物品有兩種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換。但他強調的是物品的第一種用途，即強調商品的使用價值方面。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發展了色諾芬關于物品有兩種用途的思想，他已經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重屬性。他在《政治學》中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所有的財物，每一件都可以有兩種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種財物的本分而做正當的使用，其二則是不正當的使用。他的這一思想到后來亞當?斯密那里發展成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并從此成為經濟學的固定范疇。
2.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學說
古典經濟學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說，產生于17世紀中葉，完成于19世紀初葉的英、法兩國。威廉?配第（1623－1687）是經濟學說史上最早研究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家。他提出了自然價格和政治價格的概念。所謂“自然價格”，實際上就是指商品的價值，而政治價格則是指商品的市場價格，自然價格是政治價格漲落圍繞的中心。并且配第從谷物和白銀兩種商品相比較的角度，說明了生產商品時耗費的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基礎，這樣，配第就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最初的基礎。亞當?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還借助有名的“鉆石與水”的悖論分析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大衛?李嘉圖（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但正確指出使用價值雖然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但是對于交換價值來說卻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他實際上認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前提，即物質承擔者。
3.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他指出商品的兩重性即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價值則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接著從商品的兩重性導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勞動一方面是個人的、具體的勞動；另一方面是社會的、抽象的勞動。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說明了新的價值是由抽象勞動創造的，而由資本轉移到新商品上的價值則具體勞動來實現的。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馬克思認為決定工業產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不是在最劣生產條件下所必要的勞動，而是在現有社會的生產技術下，以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生產出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
4.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學說
19世紀70年代，奧國經濟學家門格爾、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幾乎同時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理論反對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觀的勞動量，而是取決于人們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由邊際革命直接導引出了以馬歇爾經濟學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馬歇爾（1842－1924）把主觀的、心理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歸結為決定需求、消費、買方的力量，把客觀存在的勞動價值論歸結為決定供給、生產、賣方的力量，當兩種力量相等時，就處于相對靜止、不再變動的均衡狀態，形成均衡價格。
三、會計價值觀念
我接受這樣一個觀念：“價值應使用統一的含義，即價值一詞的原意或哲學觀念去表達。”經濟學中對價值的表述如此，會計學也不例外。我個人理解，會計價值最突出的表現形式就是會計計量。
1.會計計量的發展歷程
“結繩記事”是我國原始公社時代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時人們的計量觀念已十分豐富，用繩結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這與我們現在用數的大小來表示事務的多少并無實質差異。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這種方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了，由此，用“書契”計量和記錄的時代來到了。到了奴隸社會，絕大部分是應用實物價值觀，采用實物計量單位。比如“黃鐘鉅黍”。隨著生產關系的發展，貝幣作為物物交換的媒介，既見之于形，又存在于實，使會計計量跨入以貨幣計量單位的初期階段。到春秋時代，會計計量中采用了鑄幣，而且人們已經對貨幣進行研究了。貨幣價值觀的萌芽源于實物價值觀的缺陷和不足，這是會計價值觀念發展變化的一個基本趨勢。
2.現行會計計量的表現形式
目前會計對經濟業務事項或交易采用貨幣單位計量，而貨幣的價值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就會涉及到會計選擇何種貨幣價格進行計量的問題。當前中外會計界研究會計計量問題基本依據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內容擬以FASB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闡述當前的會計計量屬性。
（1）歷史成本計量模式：歷史成本指取得一項資產而付出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其特點是發生的時點是資產取得當時，即歷史時態下的成本，是基于過去的真實交易。正因為如此，歷史成本因其可驗證、計量方法簡單、取得成本較低等優點而被利益相關人作為決策的信息依據。但歷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實表明并不總是可靠的。如采購員在采購時接受大量回扣，為此形成的歷史成本就不能如實反映市場上的公平市價，也就沒有了可靠性。其次，在價格明顯變動時，一些非貨幣性項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現行成本計量模式：現行成本又稱重置成本或現時投入成本。指在現時為重置某一特有資產所付出的成本的計量屬性。由于條件因素影響，事實上難以存在與原有資產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時，在計算上缺乏足夠可信的證據，影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會計原則中不去考慮現行成本這一屬性。但在經濟學中，用重置成本進行資產計價，卻是一些經濟學家如J?R?希克斯堅持的觀點。
(3)現行市價計量模式：現行市價又稱脫手價值，指銷售某種資產可望得到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與前兩種計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賣方的立場計量交換的產出價值，而非買方立場的交換的投入價值。這種計量屬性的理論依據是，會計主體最需要的是對社會經濟環境變化具備的較強的適應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確保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而這些只與資產變現價值有關。但事實上，由于某些資產的現行市價難以確定，降低了信息資料的可驗證性，導致了極強的主觀性；另外，不符合持續經營假設，似乎企業隨時處于清算狀態，不利于履行經營管理的責任。
(4)可變現凈值計量模式：可變現凈值又稱預期脫手價值，它在不考慮貨幣時間價值的情況下，計量資產在正常經營過程中可帶來的預期現金流入或將要支付的現金流出。可變現凈值與現行市價的共同點在于都反映資產的脫手價值。區別在于變現的時點不同，現行市價是基于當期的脫手價值，而可變現凈值基于未來的銷售或其他事項。顯而易見，可變現凈值僅用于計劃將來銷售的資產或未來清償既定的負債，無法適用企業全部資產。
(5)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計量模式：是企業持有資產通過生產經營，或者持有負債在正常的經營狀態下可望實現的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在所有可能的計量屬性當中，只有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考慮了現金流量的數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真正體現了資產、負債作為“未來經濟利益的獲得或者犧牲”的本質屬性。因此，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提供的財務信息對于使用者也是最為相關的。
五種會計計量屬性各有千秋，單純地選擇一種計量屬性對于整個會計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遠體現其連續、系統、全面的計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終使會計信息如原則要求的那樣準確、真實、相關等。
3.基于價值的會計計量模式
傳統的會計計量模式基于交易，即會計主體的資產計價根據過去的交易來計量，由于人為的會計分期所產生的時間差異，此時會計收益與經濟收益不相等。而基于價值的會計計量模式根據資產的實際價值確認。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解釋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況的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一般而言，市場定價是最符合公允價值定義的。據此，我個人認為，在經濟學中，有一種市場結構所描述的狀態與公允價值的內涵最接近。
完全競爭市場是一個理想化的模型，是一個競爭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在這個市場上有無數個購買者和生產者，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廠商所面對的都是一個既定的市場價格，它們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所有廠商在市場上提供的是標準化產品，任何一個廠商都不能通過生產有差別性的產品來控制市場價格；廠商可以根據各行業的盈虧狀況，無障礙地自由進入和退出某一行業，這樣，生產要素就會從生產效率低的行業轉向生產效率高的行業，從而使資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購買者和生產者對市場信息完全了解。買賣雙方都掌握有關產品和價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據此確定最佳購買量和銷售量，也可以據此以一個確定的價格來出售產品，而不致因信息不暢造成多個價格并存的現象。由此可見，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最為合理，資源利用最為充分，生產效率最高。
如圖：
在圖中，P0 為市場價格，在這個市場中，每一個廠商和購買者都是在對市場信息完全了解的情況下出售或購買商品，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即定義中的公允價值。
參考文獻：
[1]白暴力:《價值價格通論》.第一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
[2]鄧春玲:《經濟學說史》.第一版.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
[3]候榮華:《西方經濟學》. 第一版.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經濟學》. 第一版.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2年
[5]周松:《會計計量的兩難選擇》. 《財會月刊》，2004年B7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 效用
《微觀經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經濟管理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是經濟、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專業基礎課，是學好后續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基礎。因而，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學習好《微觀經濟學》尤其重要。作為西方學的一個分支，福利經濟學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擁有自己獨特的體現框架，在內容上還涉及到了倫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經濟學這個微觀經濟中的難點學好，就成了教師學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本文正是在微觀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的關系的基礎上，來談談福利經濟學教學中的幾點注意事項。
一、福利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
福利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分支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也著重介紹了利己主義的個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為。首先出現于20世紀初期的英國。福利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家從福利觀點或最大化原則出發，對經濟體系的運行予以社會評價的經濟學分支學科。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導致福利經濟學的產生。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后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必將需要福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將西方經濟學背后所隱含的倫理問題明確地圖了出來進行研究，是政策建議和評價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經濟學部分的教學，也沿用了很多微觀經濟學中的教學方法。
二、福利經濟學教學中的難點
1.由生產可能性曲線向交換與生產的帕累托最優的過渡
在微觀經濟學中，生產的帕累托最優和交換的帕累托最優都可以通過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導出來，唯有交換與生產的帕累托最優需要借助生產可能曲線來獲得。生產可能曲線用來描述在已知條件下，兩種產品之間在用盡所有資源、技術的情況下所有生產組合的可能的點的軌跡。在一般教材的推導中，首先要借助生產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產契約曲線，然后遍取生產契約曲線上的每一個點，得到相應的所有最優產出量，再通過兩種商品的最優產出量變換到另一個坐標系當中，才能夠得到生產可能曲線。
通常做法推導的生產可能曲線雖然步驟嚴謹，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發現并不容易單獨理解，尤其是對于生產可能曲線凹向原點這一特征，需要借助邊際轉化率（MRT）隨著橫軸產品數量的增加也在增加這一個知識點。這時候可以脫出福利經濟學的框架，從學生理解更為深入的機會成本角度來解釋。生產可能性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凹向原點：因為機會成本是遞增的，這就意味著生產一單位的某商品，必須要越來越多的減少另一種商品的產量，以獲得生產地一種商品的足夠資源，生產可能性曲線的每點的斜率就代表了該點的邊際商品轉換率，隨著`機會成本的遞增,邊際轉換率也越賴越大，所以在機會成本遞增的條件下，生產可能行曲線是凹向原點的。在解釋清楚生產可能曲線的特點以后，在生產可能曲線上任取一點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產與交換帕累托最優結果的推導。
2.一般均衡理論的教學
一般均衡理論是1874年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在《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首先提出的。瓦爾拉斯認為，整個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所有消費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值，它們的產出和供給，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量。瓦爾拉斯認為各種商品和勞務的供求數量和價格是相互聯系的，一種商品價格和數量的變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數量和價格的變化。所以不能僅研究一種商品、一個市場上的供求變化，必須同時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場供求的變化。只有當一切市場都處于均衡狀態，個別市場才能處于均衡狀態。推導一般均衡理論的過程并不是現階段本科生能夠理解的，所以關于一般均衡理論的假設以及后來經濟學家對一般均衡理論的深入研究都盡量不要給學生講的太過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論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講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論的存在性問題和試探過程要著重理清脈絡，而理論的互動作用的推導則要借助簡化的市場的經濟情況。一般是設置四個市場，其中兩個是產品市場，兩個是要素市場，從四個市場都達到均衡的狀態開始，假設某一個市場因變動難以維持均衡，從而影響其它三個市場，而三個市場轉而又會引起該市場的變動，層層深入，讓學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義，從而對福利經濟學中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是指在經濟主體的偏好被良好定義的條件下，帶有再分配的價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優的。而作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場競爭均衡都是帕累托最優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告訴我們，不管初始資源配置怎樣，分散化的競爭市場可以通過個人自利的交易行為達到瓦爾拉斯均衡，而這個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紹這個定理關鍵是要講清楚該定理的前提條件：（1）充分競爭；（2）沒有信息不對稱；（3）沒有外部性。第一條經濟學家的方案比較簡單，那就引入競爭在多數情況下都是遭到經濟學家反對的。在這點上，經濟學家與消費者是保持一致的。競爭對消費者是有利的，對廠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都是市場失靈的經典原因。這大概也是我們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來提供那些市場無法提供的東西的，而不是應該用來替代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剛才說的第一定理。完全達到三個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只是一種理想中的狀態。
三、注意事項
1.關于基數效用論與序數效用論
舊福利主義者更青睞基數效用論，他們認為效用是可以計量并可以加總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計量單位被稱為效用單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數來表示，正如長度單位可以用米來表示一樣，貨幣也必須服從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貨幣量大于窮人，所以前者的邊際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錢從富人那里轉移到窮人那里，整個社會的效用就會增加。所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可以成為收入平均化的理論依據。所以新福利主義者更傾向于序數效用論。但這并不是說基數效用論就不對，序數效用論就對。事實上當新福利經濟由于阿羅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時候，經濟學家們發現更應該把基數效用論與序數效用論聯合起來研究，這是應該讓學生了解的。
2.關于市場經濟萬能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的本質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資源、配置產品，可以到達帕累托最優，而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則保證了這種最優狀態的存在。不過，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都要求有嚴格的假設條件：如市場上所有人都是價格接受者，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市場經濟與理想化的完全競爭機制充分接近等。事實上，這兩個定理的條件都是很難滿足的，其“主要是一個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姚明霞.福利經濟學[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美國營利性大學；經濟效率；社會公平
作者簡介：肖磊（1983-），男，安徽界首人，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安徽 蕪湖 241000）
中圖分類號：G64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05-0011-02
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營利性大學的異軍突起正在吸引越來越多公眾的目光。到2001年，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中已經有45家成功上市，擁有學位授予權的營利性大學也已達到750所。與此同時，卻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營利性大學倒閉了。[1]當阿波羅集團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團、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界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時，營利性大學的社會影響力已不言自明。美國營利性大學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協調了外部社會環境和自身發展的有機結合。從福利經濟學出發，以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為視角來審視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發展。
一、美國營利性大學簡介
1.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發展歷史
美國的營利性大學濫觴于美國殖民地時期。伴隨著美國本土奴隸主、資本家的出現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強力推動下，一種迎合人們興趣、需要的收費私立教育產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蘭克林在美國費城開辦了第一所文實中學――“費城文實中學”，是營利性教育機構的雛形。它的成立對美國早期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下階層人民用來謀生的實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會上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接受實用、開放、平等的教育，社會對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要求，使得職業培訓課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費教育的課程之中。有組織的高等教育在美國逐步成形，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機構是公立、私立、營利性、非營利性機構的融合體，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響下，他們之間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紀50年代，美國第一所農學院在密歇根州成立，雖然美國政府在1862年頒布了《莫里爾法案》，但直到50年后，農業教育才被納入到大學教育的課程體系之中，在這期間，營利性教育機構依然分擔著為社會培養農業人才的責任。到了20世紀早期，營利性教育機構憑借向邊緣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再一次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至此學術界稱之為“第一代營利性大學”。
20世紀90年代，在秉承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營利性大學”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并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得到美國教育部認可的營利性大學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2002年，美國教育委員會發表《適應需要和創造利潤：營利性學位授予機構的出現》，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營利性學位授予型大學的數量雖然沒有公立大學數量多，但也超過了非營利性私立教育機構的數量，營利性大學在招生人數增長方面同樣超過了非營利性教育機構。
2.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特點
營利性大學（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對于非營利性大學（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國的營利性大學是在非營利性的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之外存在的第三種大學。它以產業方式運作，被視為公司企業的形式之一，和企業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辦學上受到政府的指導和支持。它和非營利性大學的區別在于：從學校產權歸屬看，營利性大學的校產歸投資人所有，投資人有權對校產進行轉移、利潤分配，甚至是停辦學校；從大學權力所屬看，在營利性大學中權力屬于舉辦人和學生；從管理方式看，營利性大學主要實行經理負責制；從辦學動機看，營利性大學的辦學動機是獲得利潤；從課程設置看，營利性大學根據市場需求來設置課程，以市場為導向，課程更新頻繁；從價值觀看，營利性大學側重于知識的應用以及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各種技能；從組織方式看，營利性大學均按美國聯邦公司法的規定設立，享有與其他營利性公司企業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從運作方式看，營利性大學或由投資人主營，或由教育公司承辦，按企業方式運作，經證券行會批準后可上市；從收益分配看，營利性大學的收益分配按照企業的分配方式進行。營利性大學的優勢在于其以經營企業的理念來經營大學，從營利性大學走出去的畢業生對工作的良好適應性是其和非營利性大學搶占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二、福利經濟學視域下的營利性大學
1.經濟效率：教育產出
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在制定教育活動類型時，既要考慮到資源配置效率（也稱外部效率），也要考慮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資源投入總量，還要考慮到不同種類、不同水平教育的資源分配（微觀效率目標），綜合這三種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數量、質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對教育進行投資時，要力爭取得最佳投資量，最佳投資量的取得應遵循以下原則：在理論上，最后一單位的教育投資所帶來的收益與將資源用于其他投入時所能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即：盡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來自多方面的，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和個人天賦等。這種良好的教育成果我們稱之為“教育產出”。關于教育產出，可分為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和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兩部分。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主要有：在受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靈上的快樂和充實、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過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面的正確指導、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帶來的工作滿足感、一份穩定的工作帶來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應的文憑而受到的社會尊重、潛在的更美好的職業前景等。可被測量的產出主要有：學生的考試成績、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紅（對學生個體而言）、就業率的提高（對學校而言）、營利性大學所獲得的利潤等。營利性大學的本質是追求利潤，相對而言，其更重視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
首先，我們來看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營利性大學從三個方面解讀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學生的高就業率；二是指學生在教育資金上的高投資回報率；三是校方投資的高回報率，包括校舍投資、師資力量投資、教學設備投資等。從某種程度上說，畢業生就業率的高低決定了營利性大學下一步能邁多大，高就業率既是學生選擇營利性大學的理由，也是“學位價值在市場中看得見的指示器”。[1]同時，就業率和學生的投資回報率也是密切相關的。相關產業分析人士認為，畢業生就業情況是他們畢業后對他們預期的教育投資回報（ROEI）的一種測量手段。[1]在營利性大學，他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為28%，而同期的美國學士學位的教育投資平均回報率僅為18.7%。鑒于就業率和學生投資回報率的主體是學生，加之營利性大學追求利潤的本質，他們宣稱“顧客就是學生”，學生的“成功”就成了他們關心的重中之重。營利性大學從兩方面詮釋學生的這種“成功”：一是學生學完課程，即學業上的成功；二是學生畢業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學課程相關的且報酬不菲的工作，最好這份工作還能為學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空間。為了達到以上兩方面的成功，一方面，營利性大學的教職工把精力聚焦在學生的學業和滿意度上，他們將辦學重點定位在培養學生就業上，學校開設的課程是市場需求度極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課程，而對于就業機會相對比較低的通識教育課程，他們則不開設或極少開設。另一方面，使學生滿意并不是說要屈服于學生的喜好，而是指對學生的需要做出適當的反應。在實際的教學中，主要表現為：學校迅速答復學生提出的疑問，關心學生認為是疑難的問題、禮貌地拒絕一些有損學校利益的要求。
營利性大學如何實現“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魯克認為，任何機構中規模經濟的建立都能夠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1]在福利經濟學看來，“有時被稱為內部效率的生產效率與盡可能高效率地對學校和其他機構進行運作管理有關”。[2]營利性大學重視對經營效率和規模經濟的利用。在他們看來，使效率最大化的一個關鍵是控制班級規模，為此，他們盡量減少和消除小班授課。這種控制班級規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種設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學校的教學設施，學校一年四季都在運轉，教師在干凈但面積不大的辦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設備，要開會討論，而且對學生使用頻繁的實驗室優先考慮。可以說，為了提高學校的投資回報率，營利性大學采取了開源節流的策略。
其次，我們來看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在福利經濟學看來，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傳授知識和技巧，與此同時還要幫助個人形成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這也是教育產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國營利性大學中，這種產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種技術，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標是幫助人們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養成包容的心理品質。在西方人的觀念里，這種目標指的是個人具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學術上不畏權威的心理，同時，還要允許持異見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決于一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等因素。營利性大學的本質是追逐利潤，在其開設的課程中，更側重于傳授給學生一些實用性強的知識，教學大綱由專業的課程專家負責制定，而教師對于教學大綱、學分、學時、課程設置等問題幾乎沒有發言權，教師之間在科研和學術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營利性大學中，關于教學有效性的討論基本上就變為關于學生成績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學率以及學生進入下一個階段課程學習情況的討論。在美國營利性大學，教師只需要把課本上的知識教給學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學術激情、學科專業知識和對教材的透徹理解，學生就像是車間流水線上的產品，這個車間的主人則是營利性大學的老板，他們不注重學術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質。在學生方面，營利性大學的學生和非營利性大學的學生相比，具有學生年齡偏大、有獨立經濟能力、在學業上靠他人資助、來自單親家庭的特點。從學生的社會背景來看，幫助他們形成統一的價值觀也比較困難。在這些學生中，大部分是走讀生，他們的課外活動非常有限，學生對自己到營利性大學學習有著明確的目標――入學、畢業、找工作，他們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去。學生和學生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教師和教師之間，甚至“老板”和教師之間多少顯得有些冷漠。學生之間很少交往和開展活動，教師之間也很少討論如何使學生具有批判性思維、如何幫助學生形成一種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如何使學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會去注重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師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時候也是建立在雇傭的基礎之上的，在營利性大學工作的教師不享受終身制，一旦“老板們”認為某位教師不能勝任他的工作，老板將毫不猶豫地辭退他。筆者認為，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也要受到重視。一方面，這些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在無形中影響和調節著營利性大學的招生人數、辦學規模和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等。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能夠幫助學生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有助于幫助他們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實的自己，從而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學會生存。
2.社會公平：入學機會與就業
福利經濟學寄希望于一種公正的方式來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義為機會均等的一種形式。所謂機會均等，并不意味著個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這確實意味著，在不考慮被認為是不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時，任何人都應得到跟處于同等教育條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2]即：如果甲、乙兩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應該是相同的，而不要考慮家庭收入、父輩的人際關系等一些完全不相關的因素。
據統計，在營利性大學攻讀學位的學生以少數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們通常通過財政資助、貸款和個人儲蓄相結合的方式來支付教育費用。[1]營利性大學通常把校址選在居民點，學生入學無門檻，學校有時還幫助學生獲得政府提供的各種財政援助。學生大多來自社會背景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們之前就讀于較普通的高校或冷門的專業。營利性大學把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作為自己經營的主要目標，辦學的重點是和自由市場經濟保持協調發展，同時，也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營利性大學的業務推動因素之一是為民眾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這一點就體現了經濟機遇和社會利益的適切性。
為了取得較高的就業率，營利性大學在課程的設置上下足了功夫。營利性大學以人力資本理論作為專業設置的理論基礎，對學校的發展有著明確的市場定位，課程設置是緊跟市場需求的。有什么樣的市場需求，營利性大學就會設置相應的辦學方向，他們開設的課程具有針對性，一般開設市場需求量大而沒有或缺少市場供給的課程，以應用型知識為導向，專業分布在各個層次，同時，也針對學生需求開設了專門課程。為了能及時把握市場風向標，他們密切關注大都市報紙上的招聘信息、準確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學術背景，并把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的各種技能融入課堂教學。這就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受雇于營利性大學的教師不但不享受終身制，而且，一方面他們需要具有學術資格，另一方面他們還需具有與其專業相關的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學校之所以選擇具備這種資質的教師，是希望學生能夠更好更快地適應工作的要求，在市場競爭中具有更大的優勢。事實證明，營利性大學對課程和教師的定位如此精準，畢業生的高就業率就是最好的證明。來這里上學的學生大部分是家庭條件不優越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在實踐中的這種優勢為他們在和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競聘同一崗位時營造了更為有利、相對公平的環境。雖然營利性大學的主要宗旨是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卻很可能同時培養了知識、技能水平更高的民眾，幫助年輕人理解了美國的風俗傳統、社會，也給予了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在叩開職業生涯大門時以一臂之力。
三、結束語
在當下的信息社會中，教育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重要。在福利經濟學看來，教育能夠增進快樂和幸福感，它帶給我們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愉悅，還有物質上的回報，即使這種回報存在于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用工歧視、專業限制等時代背景下。通過對美國營利性大學發展歷史的回顧和對其現狀的描述，從福利經濟學的視域審視了美國營利性大學在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方面的表現。在保證學生、校方經濟效率的同時，營利性大學也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推動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盡管其在不可被測量的教育產出方面有待進一步發展，但是不得不承認，它在兼顧經濟效率的同時，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公平，這是值得借鑒的。
參考文獻：
[1]理查德?魯克.高等教育公司――營利性大學的崛起[M].于培文,譯.
關鍵詞 技術 知識 演化 隱喻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術知識本質論的發展及其局限
自萊頓(1974)的經典論文《作為知識的技術》作了開創性的研究以來，將技術簡單當成人工制品的認識局限逐漸得到了糾正，技術的知識內涵與本質開始得到承認。著名技術哲學家邦格(1983)從真知(truth)與行為(action)關系角度提出技術是關于行為過程的知識。此后，技術本質乃是各種相關知識集合的論調逐漸成為技術分析的主流觀念，這主要有兩條進路：其一，從技藝、技能、技巧的知識化、理論化的角度，認為技術是關乎“實踐技巧的學問”，經驗形態的技藝、技能、技巧最終能夠上升為一般形態的技術理論(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術可以構成為一種知識體系；其二，從當今主要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形態轉化來看，認為技術可以被理解為是科學的應用，科學形態的知識在應用過程中轉化為技術知識。以此為指導，人們不僅研究技術知識體系與其他知識體系(如科學知識體系)的相互關系，也開始觸及技術知識集合的內部結構問題。例如，受波蘭尼的啟示，人們區分了技術知識集合中的默會知識和明言知識；從知識適用性角度出發，人們區分了一般(generic)知識和專用(special)知識；從功能角度出發，人們區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識。沿著這種分析范式，人們很自然地將知識創造和知識整合作為技術創新和進步的關鍵，將知識復制和傳播作為技術擴散的實質。
技術知識本質論在經濟學發展進程中亦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新增長理論在試圖尋找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時，毫不猶豫地將人力資本投資、R&D費用等促進知識增長的因素作為技術進步的關鍵變量，技術進步被等同于知識積累，技術知識本質觀的信念一覽無遺。而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中，把知識存量的增長率等同于技術進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爾德就將“技術”(technology)直接定義為“工藝技術知識的集合體”。不僅技術哲學和經濟學領域，在管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諸多學科，技術知識本質論都儼然占據了主流地位。
相對于將技術本質理解為以技術工具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觀點而言，技術知識本質論抓住了技術的知識內涵，更有利于人們理解社會經濟中的技術交換、技術變遷等現象，甚至也能對較為流行的技術能力論等其他觀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這種已占據主導地位的技術知識本質論仍有其局限。首先，技術知識本質論容易忽略人工制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將技術視為各種相關知識的集合，突破了把技術簡單視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術的認識局限，但與此同時，技術知識本質論也有將人工制品完全還原為知識的強烈傾向，容易將技術與人工制品的關系割離，忽視技術的物化特征，從而走向與技術工具觀對立的另一個極端。其次，技術知識本質論有等同論和知識泛化的強烈傾向。正如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所出現的那樣，技術知識觀容易導致把技術和知識二者完全等同的傾向，將技術創新和變遷直接等同于知識的創新、整合和擴散。但是，技術和知識畢竟有所不同，等同論勢必將與技術相關的所有要素都視為知識，存在將知識概念泛化的強烈沖動。再次，技術知識本質論無法有效處理技術的嵌入性特征。技術是嵌入于一定組織制度、一定歷史文化、一定社會關系之中的技術，這一點在技術社會形塑論(SST)者那里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技術嵌入性是技術知識論難以處理的，要么將知識概念泛化用以解釋這種嵌入性，要么將技術的這種嵌入性忽略不計。最后，技術知識本質論的整合力和解釋力差強人意。技術范疇本身紛繁復雜，每種技術觀看到了技術的一個或幾個方面，理想的技術分析范式勢必要求強大的理論整合力和現實解釋力。然而堪稱主流的技術知識本質論并不盡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將人工制品、社會嵌入性等技術特征納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釋力和實踐指導力也就差強人意。例如，其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其所需要知識均被發現的一百年之后，也難以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端于英國而不是知識積累相差無幾的法國、瑞典或者德國等諸如此類的技術現象。
二、演化經濟學的崛起和生物學隱喻
技術知識本質論雖然占據主流，但亦有不少異議者。美國著名學者內森?羅森伯格沿襲馬克思的思路，堅信技術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技術史學家喬治?巴薩拉則執著地認為“技術和技術發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學知識，也不是技術開發群體或社會經濟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響力的異議者來自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納爾遜和溫特在其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以來，倡導一種與主流經濟學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維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開始獲得蓬勃發展，相關文獻呈指數化增長之勢，大有掀起一場經濟學的演化革命之勢，成為20世紀末國際學術界發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經濟范式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堅持用達爾文主義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頓一笛卡爾主義世界觀，認為經濟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靜態的存在，而在于動態的生成，強調經濟個體的異質性和有限理性、經濟系統演化的非線性和時間性，廣泛使用生物學隱喻，倡導跨學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發展到現在，雖然還比較龐雜，分歧也還廣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維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漸形成共識。作為一種新古典主義研究綱領的替代物，一般認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維特征。其一，個體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傳統均衡范式的給定偏好和個體同質性(代表)假設是類型學思考的產物，這就排除了多樣的可能性，因而也無法有效分析創新(包括技術創新)。演化經濟學則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的群體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創新過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傳統均衡范式中，經濟決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決策者具有完備的處理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現實當中，人即使在確定的環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況下，也可能由于
決策相關因素的復雜性而無法做出最優化的決策，西蒙把人的這種不完備的決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研究的出發點不應是假設人具有處理信息的完備能力，而應從實際出發，從有限理性出發；其三，歷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沒有時間和歷史的概念，經濟的均衡是瞬時達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論只是討論一種最優化的結構，而不考慮變遷過程的歷史性。演化經濟理論則認為經濟社會中不可逆轉的變化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歷史和時間概念對社會經濟系統的構建與演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分析框架上，演化經濟學認為任何演化過程都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變異(vari-ation)、再現(recurrence)和選擇(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證演化的進行(例如達爾文的“帶有飾變的由來”)。“變異一再現一選擇”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演化過程，也正是達爾文主義的主要邏輯規律，由此構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為我們重新審視技術與知識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其倡導的隱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聯想到生物學基因型和表型理論。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遺傳學的基礎概念。早在19世紀中葉，孟德爾就提煉出遺傳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麥遺傳學家約翰森對代表可遺傳潛在性的基因型與代表潛在性實現的表型作了區分，認為基因型是遺傳的本質部分，并正式把孟德爾所謂的遺傳因子定義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單元。1944年埃弗里等證實基因的化學本質是DNA。后來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遺傳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遺傳物質的最小單位。通過復雜的生物化學過程，DNA序列能夠被轉譯成蛋白質或RNA，部分DNA序列還參與這種轉譯過程的調節。基因通過準確的復制可將遺傳信息傳遞給后代，通過轉錄、翻譯等一系列復雜的生物化學等過程可將遺傳信息表現為特定的性狀，這被稱為基因表達。而一種生物的基因組成稱之為基因型，代表生物遺傳潛在性的總和。顯然，基因型只有通過其特定的實現、其與環境相互作用時的表達、通過其表型展現出來時才具有意義，這種特定的基因型表現的性狀則被稱為該基因型的表型。基因與性狀(表型)的關系大多不是一對一的。一方面，一個基因常常可以影響幾個不同的生物化學過程，使各個相應的性狀發生改變；另一方面，生物的幾乎每種性狀都受幾個或很多基因作用影響，各基因一般只對該性狀獨立地起到一份作用，這種現象稱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種潛在的可能性，基因對表型的效應嚴重依賴于發生反應時的物理和化學環境，亦即從基因型到表型，離不開生物體內外環境條件的作用，一個基因是否表達以及表達的程度受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表型上是基因型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演化生物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關理論為理解技術本質提供了一個有益的類比和參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術本質的三個維度
遵循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思維方法和分析框架，通過隱喻演化生物學的哲學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關理論，技術本質可以被理解為一組關于從投入到產出的轉換過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種以技術知識為基因型的表型，其變遷是一個廣義達爾文式的演化過程。這意味著理解技術本質的三個維度：
首先，從功能維度看，技術是關于生產即轉換的指令。每種技術都代表一組從投入到產出過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謂不同技術是指在這個生產或轉換過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機器設備、不同組合比例或生產了不同產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變。正如莫克爾(Mokyr)所指出的，技術本質上是一組關于如何做事的指令。當然，作為“指令”的技術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和增加人們的某種效用，從這個角度看，人類技術與自然界進化出的種種以增加生存概率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無本質不同。
其次，從空間維度看，技術是以技術知識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們將某種特定技術記為入，其對應的技術知識集合記為Ω，那么λ和Ω之間的關系類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關系，技術知識集合(作為基因型)限制各種技術(作為表型)出現的可能性，但并不單獨決定出現哪種技術，技術知識在一定內外環境的作用和影響下表現為特定的技術――即表型，而技術創新則可理解為表型的變異，這種變異既來自于作為基因型的技術知識的變化，也來自于外部環境的改變。這種生物學隱喻是富有啟發的，因為我們對基因如何產生表型的理解要遠遠多于我們對知識如何產生技術的理解，這種隱喻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技術創新過程和更好地處理技術一知識等同論所不能處理的制度和環境嵌入性等難題提供了一種良好視角。
最后，從時間維度看，技術是一個達爾文式的社會經濟演化過程。新技術的產生與技術變遷都是一個變異一再現一選擇的過程。由于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壓力，人們必須對生產過程中可以使用的眾多技術進行選擇，這樣，選擇過程發生于λ之中，技術變遷本質上可以理解為一個新技術的產生及其適應性選擇問題。而新技術的產生顯然受到技術知識Ω的限制和影響，技術知識Ω的變化同樣可以理解為一個變異一選擇過程，因此，選擇不僅發生于技術入中，即現有技術被選擇使用，也發生于技術知識Ω中，即新知識被接受或被拒絕。普遍達爾文主義指導著技術創新和變遷過程。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生物隱喻也有容易引起誤解之處。比如生物學中一般不允許從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饋、生物進化的選擇與再現是嚴格區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與載體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種屬限制等，但諸如此類的生物學原則和要求顯然并不完全適用于技術現象。此時，牢記演化經濟學使用隱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經濟學不應自甘墮落為生物學，隱喻的目的不在于尋找技術與生物演化的準確對應，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術現象。
四、從技術知識論到技術演化論
技術知識本質論難以有效地整合技術社會形塑論和技術工具觀，難以將二者分別強調的環境對技術變遷的重要作用和技術的物化特征納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術演化本質論則具有更強大的理論整合能力和現實解釋力。其關于外部社會環境選擇作用的見解、對技術本身內部因素作用的認識以及基因型與表現型原理的運用，使之具備了整合技術社會形塑論和技術工具觀的可能性。如果進一步把技術知識當成技術進化的底層因子，就能將目前主流的技術知識論整合到這種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強大的理論整合力同時賦予技術演化本質論強大的解釋力，很多技術知識論和均衡研究范式下無法提供良好解釋的技術現象都能在這種演化范式中進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關系原理為理解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其所需要知識均被發現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啟發，而環境的選擇作用則能為解釋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端于英國而不是知識積累相差無幾的法國、瑞典或德國提供良好的思路。不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為深入研究李約瑟之謎、蘇聯技術困境等重大且爭論頗多的技術現象提供一個更新穎而富有前途的視角。
生物科學的發展不僅驗證了進化理論的科學性，也豐富和發展了達爾文主義，使之日益滲透和影響到人類的世界觀和思維方法。與此同時，物理學的發展，特別是布魯塞爾學派的耗散結構理論也對人類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學理論、混沌理論及包括隨機過程在內的現代數學理論的發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類以一種演化世界觀來觀察和認識世界，正如古木根社會科學重建委員會的一份權威研究報告指出的：“自然科學發展了一些具有進化論意義的復雜系統，它們所提供的概念框架為社會科學展現了一套連貫的思想，而這套思想與社會科學領域某些由來已久的觀點是非常吻合的”。現代西方哲學中，以伯格森等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哲學開始了對理性的懷疑和對時間、演化與創造的肯定。科學哲學領域，波普爾“證偽主義”哲學體系風靡一時，然而20世紀60年代后歷史社會學派或稱歷史主義的出現很快使得波普爾和他的學派黯然失色，該學派堅持從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看待科學的發展，強調科學家的社會心理結構對這個發展過程的重要作用，認為科學并非波普爾所說的理性自然發展的邏輯過程，而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技術演化本質論非常契合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現展方向。
五、結語
關鍵詞：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觀；急功近利；短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以及社會，人們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可是后來人們又感到驚奇的是：人們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影響，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資本家必須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進行生產和交換才能生存和發展，所以只關注其經濟活動的直接結果。因此，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服務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面對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應對理論和對策，但是受其理論服務對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約，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對經濟問題還是對自然條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問題，必然表現出其狹隘的視野。無論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以及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只關注眼前的利潤，其發展觀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長期的目標和對策。
一、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都沒有擺脫急功近利的發展觀
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對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的影響。重農學派強調土地和農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勞動是社會財富的源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最早提出社會經濟發展會受到自然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絕對限制這一觀點。斯密認為，構成一國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一國勞動與土地的年產物的全部商品。因此，當一國所獲得的財富已經達到其土壤、氣候和相對于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時，將沒有再進步的可能。在這種狀態下，勞動工資低落到僅夠維持現狀，資本達到飽和程度，利潤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討論資本利潤時順便談到這一點，而且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主要研究資本是否能夠和如何獲得最大利潤，幾乎沒有人去特別關注如何節約自然資源，以使自然資源能夠可持續利用。雖然馬爾薩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長與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之間存在矛盾，提出了環境負荷問題，認為持續增長的人口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制約；李嘉圖提出資源報酬遞減規律，認為它是制約經濟增長的自然法則，給予自然資源極大的重視。但是，他們的研究視野仍然僅僅局限于經濟增長問題。而且李嘉圖、馬爾薩斯等提出的人類發展在土地資源制約下前景不容樂觀，但是經濟增長最大制約等觀點，也沒有受到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視。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一個自由選擇的體制中，社會的各類人群在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可以使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場機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推動著人們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最終使交易雙方都能得到好處。如果經濟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況變壞的同時使自己的情況變得更好，那么這種狀態就達到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即達到了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然而，由于市場本身的不完備，特別是市場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往往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需要對其進行調整。如果對某種資源配置狀態進行調整的結果，是使一些人的境況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狀況至少不變壞，那么符合這一性質的調整便被稱為帕累托改進。如果現存的資源配置狀態存在改進的空間，則意味著社會存在由于資源配置不合理而產生浪費。此時，通過帕累托改進，就能提高經濟效率。由于這種經濟效率的提高并沒有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進也是相對公平的，即帕累托最優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結合。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帕累托最優只是在抽象地討論市場機制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機制，其關注的是可利用的資源怎樣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對環境的影響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進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態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環境和自然資源使用的代際公平。
由于市場配置的資源并不包括環境和自然資源因素，因此，當工業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只能把其歸為市場失靈，即“看不見的手”的調節雖然實現了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卻不能避免環境污染這一外部性問題。可持續發展觀念提出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又把當代社會無法在代際間公平配置環境和自然資源也歸結為市場失靈。新古典經濟學無法用市場的內在機制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寄希望于從市場機制外部的干預和調整來激勵或者約束企業的行為。
但“新古典傳統重點強調的是自由放任，只給政府有限的經濟干預作用。這反映在他們盡管簡短，然而確實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經濟著述中。”如，馬歇爾（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經濟分析方法，為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關鍵的分析方法，但馬歇爾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問題。
卡普（1950）對于環境的外部性問題提出了重要論述，認為經濟增長對環境具有深遠的逆向后果。卡普討論了來自生產過程而被傳遞到外部的社會成本，如，對冰和空氣的污染會損害人體健康，減少農業產量，加速物質腐化，使水生動植物滅絕，并威脅飲用水源等。
巴特爾（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它們大規模出現的原因是缺乏市場化的產權，這使一些個體可以濫用這些為許多人共有的資源。通過在所有經濟活動領域制定嚴格定義的、可傳遞的、市場化的產權，這種市場失靈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這就是說，大多數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應用資本主義制度方法。
科斯（1960）進一步提出，如果產權被嚴格制度化，并獲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對污染等問題施行干預就沒有任何必要，參與各方自己就能解決這些問題。科斯反對政府建立統一標準、依靠稅收和補貼等進行干預，認為在一個有明確產權規定的自由市場環境中，經濟主體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實踐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談判者數量很少、影響范圍明確時，可以獲得比較滿意的效果，如，解決某一地區工廠排放的煙塵對該地區的危害。但科斯的觀點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評，認為其有較高的談判成本，而且對于環境污染的外部影響散布較廣的地理區域，以及代際間的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問題，運用談判達成協議幾乎是不可能的。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也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理論，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有一個重要特點：“他們用由需求決定的邊際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給決定的價值理論。和古典經濟學家將焦點放在供給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強調需求在決定商品和服務價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數量收入的個體，將能夠對市場上可獲得的種類繁多的商品和服務做出選擇。如果個體是效用最大化者，他們就必定以新古典經濟學家為據，那么他們就以諸如此類的方式配置他們的金錢，以使得最后一鎊花在恰好可以滿足他們需要的東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東西上。”所以，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在資源稀缺或資源數量一定的條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資源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這種研究重心的轉移使得資源稀缺程度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被降低了。因此，雖然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資源使用和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經濟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其原因是缺乏市場化的產權，使得一些個體可以濫用許多人共有的資源；認為如果產權被嚴格制度化，并獲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對污染等問題施行干預，經濟主體通過談判達成的協議或者產權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來，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潤。在能否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可以促進技術進步和稀缺資源的價格上升，從而解決自然條件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歷史發展實踐表明，市場機制并沒有解決自然條件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自然條件對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制約日益嚴重。而且當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自然條件質量下降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不僅沒有興趣去研究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生態改善緊密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還極力主張通過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掠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把污染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并且極力為這種行為尋找理論依據和相關政策主張。
發達國家獲得的環境改善的成果許多都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環境污染、資源濫用基礎上的。然而，人類共同擁有一個地球，這種掠奪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把污染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以鄰為壑”的做法終究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環境污染、資源緊張、全球氣候變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主張結出的惡果。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急功近利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之所以能夠暢行無阻，是因為它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
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沒有長期目標和對策的發展觀
凱恩斯主義理論是為政策制定服務的，其政策目標是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實現短期經濟增長，但是這一目標不包括環境保護的內容。在凱恩斯主義指導下，以激勵資本投資為核心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不僅帶來了滯脹，還帶來了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問題，使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經濟學不關注生態問題，因而其政策主張無法解決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凱恩斯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新正統”而盛極一時。根據凱恩斯本人的理論和他的追隨者們對這一理論的補充和發展而制定的經濟穩定政策和經濟增長政策，被看成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重要成就。凱恩斯主義試圖用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增強經濟實力，并在理論和實踐中掀起“經濟增長熱”，也的確帶來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但是繁榮背后醞釀著更難以克服的生態和經濟雙重危機，因為從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實踐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因素。由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目標是通過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實現短期經濟增長，而實現這個目標不需要考慮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因此，在鼓勵國民高投資、高消費的促進經濟短期增長的理論和政策體系推動下，必然會埋下阻礙可持續發展的隱患。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發展，關鍵是發展的可持續性。離開了發展，社會進步、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建設都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同時，發展的可持續性要求發展既要考慮當前的發展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發展強調社會進步和全體社會成員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如果經濟不能保持持續平穩增長，或者經濟增長以自然資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那么經濟增長的結果只能是促進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種經濟增長不是經濟發展，更不是可持續發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只關注經濟增長中的短期波動問題，致力于為政府制定和實施調節經濟短期波動的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凱恩斯主義者采取的態度是，“那些環境問題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現在是不可能鉆研得了的，因而不屬于他們的真正課題；在凱恩斯的理論架構中，重點是且應當是短期問題。”這一明顯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視野使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可能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以來不能把可持續發展納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總之，凱恩斯主義理論的發展觀并不包含長期目標和對策。
后凱恩斯主義（也稱新古典綜合派）在保留凱恩斯主義理論要點基礎上，對滯脹、經濟增長導致自然資源不足從而是否要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等問題，做了理論上的解釋，并提出解決辦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長理論基礎上提出，依靠有助于節約使用現有自然資源和有助于發展替代品的技術進步，可以解決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中消耗日益增加的問題。索洛認為，同技術進步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一樣，每單位自然資源的邊際產出率呈上升趨勢，所以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枯竭的假設缺乏技術上的依據。索洛指出，《增長的極限》提出的零增長是把零技術進步當做出發點，零技術進步下的零增長不能緩解資源供給危機，反而會加速資源枯竭，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資源開采的難度越來越大。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依靠有助于節約使用現有自然資源和有助于發展替代品的技術進步。
后凱恩斯主義提出，國家干預是必要的，可以通過微觀財政支出政策（部門優先發展政策）和微觀財政收入政策（稅收結構政策）影響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可見，后凱恩斯主義對資源供給問題雖有所關注，但其關注點還是在經濟增長上，目的是要證明經濟增長和穩定增長的概念沒有過時，而沒有對資源環境問題做系統研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相關對策。
三、庇古關注經濟福利的國家干預發展觀
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庇古的國家干預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發展觀獨樹一幟，因此有必要單獨進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雙刃劍，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場經濟并不總是有效運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間，供政府為推進經濟福利的提升而進行干預。據此，庇古提出，政府既應當保護現代人的利益，也應當保護后代人的利益，杜絕過度和非理性的貼現現象。政府既是當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來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政府需要依據法律進行監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國可耗竭資源的過度開發。庇古提出了政府應該實施的三條政策措施：國家補貼、稅收、立法。其中，庇古稅被認為是使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使企業自動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論探討上，由于稅收涉及當代人之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所以爭議很大。在實踐中，庇古提出的三條政策措施被許多國家所采納，特別是大多數國家都在逐步擴大環境保護立法的范圍。
四、結語
雖然近幾十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針對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等問題提出了經濟外部性理論、產權理論以及利用市場機制、政府干預、立法等解決問題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場機制催生新技術和新產品，從而通過企業的自主行為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問題；提出只有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解決貧困問題，從而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試圖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把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內生化，以討論可持續發展問題。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導思想還是強調，只有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和自由貿易）中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經濟效率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雖然對不可再生資源和環境問題有所關注，但是大多糾纏在資本的獲利和經濟增長問題上，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實質性推進。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在現實世界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特別是一些貧困國家之間展開自由的市場競爭，那些急功近利的資本所有者來到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較低的不發達國家，廉價使用自然資源。這雖然可以促進當地的經濟增長，但把自然環境的惡化留給了不發達國家；把廉價使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變為發達國家維持高消耗、高消費生活的重要來源；當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危機時，依賴其投資和向其出口產品來拉動經濟增長的不發達國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擊；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不發達國家并沒有消除貧困，而是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進而加劇了支配生產力發展的不公平。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踐結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續三個最基本的原則。
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通過市場機制和快速的經濟增長來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的主張是天方夜譚，因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生產目的和由此決定的急功近利的發展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87.
[3][4][6][9]E.庫拉.環境經濟學思想史[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2，72，106，93-102.
[5]楊志.對循環經濟研究的理論思考——基于經濟學視角[J].教學與研究，2007（11）：22-31.
[7]索洛.世界就要面臨末日了嗎？[M].威廉·米契爾，編.宏觀經濟學文選：當前政策問題.紐約：紐約出版社1974：484-485.
一、經濟學視野中的休閑研究
經濟學家從效率視角考察休閑。而凡勃倫（ThorsteinVablen）、貝克爾（GaryS．Becker），林德（SteffanB．Linder）、格魯諾（ReubenGronau）、摩利伽尼（CaseyB．Mulligan）是其中的幾座豐牌。
凡勃倫（Vablen，1899）是最早致力于休閑概念研究的經濟學家。在凡勃倫看來，休閑是不制造財富的時間消費，它來自那種認為生產勞動毫無價值的觀念和顯示提供悠閑生活的財力的需要。凡勃倫的有閑階級理論的基本社會范疇是比富、引人注目的閑暇和引人注目的消費。而貝克爾則致力于突破傳統經濟學的工作、休閑二分法。貝克爾（Becker，1965）指出，不應把休閑作為一個獨立范疇，所有休閑都含有某種消費，所有消費活動都含有某種休閑。人們不是在工作和休閑之間選擇，而是在不同的消費活動之間抉擇。市場活動時間（工作）與非市場活動時間（休閑）的最佳組合可以使消費者獲得最大效用。
林德（Linder，1970）則從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出發，使用經濟數量模型得出了一個與時間密度有關的休閑悖論，即從效用最大化原則出發，在時間的稀缺性日益增長的情況下，理性的行動者越來越不幸，因為人們將放棄耗時多而耗費商品和勞務少的沉思式的活動，而對那些耗費商品和勞務甚多但在短期內可以完成的活動則情有獨鐘，趨之若鶩。林德認為，自從我們把休閑看成一種商品以來，商品交換及其它經濟和技術的價值就是要竭立剝奪我們的休閑，從而對我們重新思考進步的目的提出了挑戰。
1937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格魯諾（Gronau）是西方休閑經濟研究集大成者。格魯諾先后供職于美國和以色列的多所大學，1978-1992年曾在世界銀行工作。早在20世紀70、80年代，格魯諾就在美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時間的家庭分配：家庭主婦的價值》(1973)、《以色列婦女的時間分配》(1976)、《休閑、家庭生產和工作：時間分配理論回顧》(1977)、《家庭生產：一個被人遺忘的產業》(1980)及《消費技術和家庭內資源分配——成人均衡規模的重新考察》(1988)等多篇學術論文，對休閑和家庭時間分配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進入新世紀，格魯諾對休閑的研究更為系統，實證性更強。在其與哈默麥什合著的論文（Gronau&Hamermesh，2001）中，作者以澳大利亞、以色列、荷蘭、瑞典、美國和西德1985-1994年的時間預算調查為基礎，運用家庭生產模型的框架闡述了由不同活動的機會成本引致的需求差別，并發現了家庭間休閑活動差異性的規律。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摩利伽尼（Mulligan，2002）用實證性評價競爭均衡模型及把其擴展至非競爭狀況的新方法，直接測度了美國經濟1889-1996年期間勞動—休閑扭曲的情況。Mulligan的研究發現，1889-1996年以來，勞動—休閑扭曲呈平衡發展，但大蕭條期間、二次大戰和20世紀80年代除外。邊際稅率與勞動-休閑扭曲有點相關，但不能解釋大蕭條、戰時和20世紀80年代的扭曲。壟斷工會主義可以解釋大蕭條扭曲的一小部分，而工會地位的下降可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的扭曲。總體而言，消費、工資、工作每隔10年的波動與勞動供求的簡單數量模型是不一致的。
二、管理學視野中的休閑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休閑服務項目的增多和休閑產業的發展，西方學者開始從管理學視角關注休閑的營銷、規劃、經營和管理，相關研究成果也開始增多。其中德萊弗（Beverly，L.Driver）、哈維茨（MarkE．Havitz）和麥克維里（RonaldE.MaCarville）等人的研究較有份量。
德萊弗(Drive)在休閑管理學領域最重要的貢獻在于提出了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Management，簡稱BBM）及由BBM進一步發展而成的休閑益效方法（BenefitApproachtoLeisure，簡稱BAL）。1989年，他與席萊爾（Schreyer）合作發表的《休閑的益效》一文，首次提出休閑服務項目的管理不能只襲用其它領域的管理方法，而應從一個休閑服務項目能給有關各方帶來的益處著眼，從整體上對之進行規劃和管理。他將廣義系統論的理論視角與現代管理和規劃方法結合起來，指出傳統的管理是著眼于休閑活動，以管理為目的，將重點放在建立休閑設施和推銷休閑服務上。如果把一個休閑項目視為一個系統的話，傳統的管理基本上只看到了輸入系統的投資和維護所需的資本、項目管理人員及其技能、休閑設施及推銷方法等因素。德萊弗要人們先著眼于系統的輸出，即項目能帶來什么益處，然后去考慮如何規劃和管理。這樣，系統的輸入與對系統的管理都只是手段，目的則是使項目給有關各方帶來的益效最優化。
哈維茨（Havitz）教授是休閑管理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1987年就獲博士學位的他，先后在美國伊阿華大學、俄勒岡大學和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贏利與非贏利機構的營銷、消費者行為、休閑與失業等方面，代表性作品有：《商業部門和公共部門對兩類休閑活動抉擇的偏好分析》（論文）、《公共休閑服務營銷：不后悔的樂觀者的一些（臨時性）悲觀視角》（論文）、《非在業成人的多元世界：休閑價值、生活方式和福利》（專著）。在這些論著中，哈維茨指出，勸導性信息會對人們購買選擇性公共和商業娛樂服務產生影響，因此，必須樹立休閑服務營銷的觀念，通過營銷改變休閑者的偏好和活動。
麥克維里（McCarville）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娛樂與休閑學系的教授，研究重點是休閑營銷、管理和消費者行為。近幾年，麥克維里教授致力于服務質量對休閑者經歷的影響以及參與者對服務失敗反應的研究，成果卓著。通過一系列在不同價格情形下監控顧客期望的試驗，他發現了參與者對不同價格模型的反應，以及服務質量對不同休閑者經歷的反應。在《通過市場行為改進休閑服務》這本專著中，麥克維里對未來休閑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洞見。
三、簡要述評
審視國外休閑經濟與休閑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休閑經濟管理理論仍處于一個相對活躍發展的時期，理論創新成果豐碩。但必須指出的是，休閑經濟理論雖已有100余年的研究歷史，但目前對休閑的研究還依附在家庭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上，沒有發展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體系，也沒有得出大量的普遍性結論。至于休閑管理理論，研究的視角較為狹窄，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理論的發展。因此，對于休閑經濟學與休閑管理學而言，在理論思考、實證分析和政府研究方面，加強休閑分析方法的基礎，進一步探討現有的應用領域，以及發展全新的應用領域，尚有許多工作要做。
參考文獻：
［1］Thorstein，Veblen．TheTheoryoftheLeisureClass：AnEconomicStudyofInstitutions［M］．NewYork，NY：Macmillan，1899．
［2］Gary，S．Becker．AtheoryoftheAllocationofTime［J］．EconomicJournal，Volume：75，September1965：493-517．
［3］Steffan，B．Linder．TheHarriedLeisureClass［M］．NewYork，N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0．
［4］Reuben，Gronau．TheIntrafamilyAllocationofTime：TheValueofHousewives’Time［J］．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ume：63，issue：4，September1973．
［5］Reuben，Gronau．TheAllocationofTimeofIsraeliWome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ume：84，issue：4，August1976．
［6］Reuben，Gronau．Leisure，HomeProduction，andWork：theTheoryoftheAllocationofTimeRevisited［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ume：85，issue：6，December1977．
［7］Reuben，Gronau．HomeProduction——AForgottenIndustry［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ume：62，issue：4，August1980．
［8］Reuben，Gronau．ConsumptionTechnologyandtheIntrafamilyDistributionofResourses—AdultEquivalenceScalesReexamined［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ume：96，issue：6，December1988．
［9］Reuben，Gronau．，DanielHamermesh．TheDemandforVariety-AHouseholdProductionPerspective，NBERWorkingPaperNo．8509，October2001．
［10］Casey，B．Mulligan．ACenturyofLabor–LeisureDistortion，NBERWorkingPaperNo．W8774，IssuedinFeb2002．
［11］Beverly，L.Driver．，Richard，Schreyer．TheBenefitsofLeisure，inEdgar，L.JacksonandThomas，L.Burtoneds．UnderstandingLeisureandRecreation：MappingthePast，ChartingtheFuture(pp.385-419)，StateCollege，PA：VenturePublishing，Inc，1989．
［12］Beverly，L．Driver.，Perry，J．Brown，George，Peterson．TheBenefitsofLeisure［M］．StateCollege，PA：VenturePublishing，Inc，1991．
［13］Mark，E．Havitz．AnAnalysisofPreferencesforcommercialsectorAlternativesforTwoRecreationActivities［J］．JournalofParkandRecreationAdministration，1989，7（3）：23-32．
［14］Mark，E.Havitz．MarketingPublicLeisureServices：Some(temporarily)PessimisticPerspectivesfromanUnrepentantOptimist［J］．JournalofLeisureResearch，2000（32）：42-48．
［15］Mark，E．Havitzetal．TheDiverseWorldsofUnemployedAdults：ConsequencesforLeisure，Lifestyle，andWell-Being，Waterloo［M］．ON：WilfridLaurierUniversityPress，2004．
［16］Ronald，E．McCarville．ImprovingLeisureServicesThroughMarketingAction［M］．Champaign，IL：SagamorePublishing，2002．
（責任編輯：櫻紫）
【關鍵詞】統計學;市場經濟;管理研究
統計學一直以來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都是具有比較顯著推動作用的，當前市場經濟管理活動同樣離不開有關的統計學原理，筆者將在下文對于統計學在市場經濟學中的應用進行詳細探究。
一、市場經濟管理問題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發展成熟，并且邁向了一個更高的階段，簡單說就是市場的發展模式已經由原先的高速發展轉換為平穩、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更多的大型企業同樣需要及時進行轉型調整適應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當前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因為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很多的中小型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問題，需要注意的一點在于經濟管理制度的優劣對于生產的經濟效益是有著非常重要影響的。所以對于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來說，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借助統計學的原理進行管理指導，幫助工作人員對于經濟管理工作做出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市場雖然是一張無形的手，但是如果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對市場進行有效的調控必然會引發很多方面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健康長久發展需要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進行監督和調整，如若不然必然會影響到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統計學有關概念介紹
(一)統計學概念統計學是一門社會實踐性極強的學科，通過一系列的手段獲取必要的信息資料，對于這些資料進行整合分析從而對于測定的對象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判斷和預測。這門學科已經具有超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歷史，在20世紀后期，這門學科在西方比較先進的國家得到了比較良好的發展，很多比較優秀的測試方法同樣被研發出來。在計算機技術發展迅速的21世紀初期，統計學的發展得到了比較全面的發展，運算的效率和準確性被大大提高，在21世紀的今天，統計學在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對于高層的管理作用非常顯著，很多企業生產運營的大小環節需要該學科的幫助支撐。統計學的全面發展對于市場經濟管理的研究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因為大部分的數據研究分析工作都是源于大數據的統計結果，統計學為市場的經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基礎知識，為日后的發展研究提供了比較明確的方向和道路。
(二)市場經濟管理概念市場經濟管理主要由經濟和管理兩個不同方面的內容組成。首先對于經濟而言，這門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探究價值在生產環節中的分布規律以及基礎的概念解釋，進一步講就是在整個生產的行業中任何環節都會產生一定的生產價值，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而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這種生產活動找到這個生產規律。其次管理學的主要工作就是集合很多社會學科的內容，主要研究社會上各種管理活動的主要內容，市場經濟就是屬于這個方面的內容。在市場經濟管理活動中主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管理手段對于各個生產環節進行比較高效的分配和應用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三、統計學對于市場經濟管理的主要影響
(一)統計學在市場經濟管理中的作用上文已經簡單介紹了關于統計學和經濟學的概念，統計學作為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進入21世紀之后計算機技術將這門學科推到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高度，統計學在市場經濟管理中的作用也就越來越重要，統計學能夠體現的作用主要可以歸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統計學在市場經濟管理過程中能夠通過足夠多的數據分析直接解決管理中的收入報酬問題。自從我國在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以來，體制的變革直接影響并且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各類經濟活動更加關注自身的利益發展，這個過程中的問題也就比較突出明顯，參與市場工作的個體薪酬問題也就越顯突出。站在經濟管理的角度來看，市場上的任何個體部分都是屬于市場生產參與人員，達到國企老板，私企管理人員，小至生產人員，普通工作人員，在不斷勞動和制造的過程中生產的價值和薪酬之間存在的關系是每一個人員都在關注的主要問題。當前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搭建一個比較公正的平臺。統計學能夠利用計算機搜集的數據制定一個比較合理的分配指標，保護所有生產者的自身利益，或者將利益受到的傷害相對降低，在很多的大型企業中通常都是直接采用數學統計公式和信息數據對于員工的薪酬進行計算，并且在計算的過程中遵循制定的原則。統計學的引入能夠對于市場中的各項經濟業務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數學計算公式不僅可以幫助有關公司解決員工的薪酬分配問題，對于社會的運營，市場經濟的管理同樣具有比較深刻的意義。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市場經濟在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信息量在不斷增長，因此很多的統計方法已經不能夠再適用于目前的情況，這種情況下很多的數理統計工作人員為了能夠迎合市場的發展方向正在結合科學技術在統計學方面做出更加多元化的拓展工作從而滿足不同行業的發展需求。相關的事業單位對于未來的發展規劃進行制定時需要統計學的幫助建立一定的指標和變量，借助部分的統計學知識和分析軟件能夠很大地做到這一點。目前比較流行的統計分析軟件在市場面都是可以直接獲取的，并且應用比較方便，對于大部分的統計學家而言能夠幫助他們節省大量的工作時間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相關的統計軟件必然會更加高效便捷。
(二)統計學在經濟管理工作中的應用正如上文所描述統計學在經濟管理中具有比較廣泛的作用，能夠幫助企業解決很多實際性的問題，下面將分別從營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審計業務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統計學原理能夠在市場營銷活動中起到比較良好的作用，這一點主要體現在信息搜集，處理，分析等不同方面，為企業營銷管理活動中的每一個細節提供一個比較真實可靠的數據支撐。應用統計學的知識能夠幫助業務銷售部門更加深刻詳細地分析市場中客戶的滿足度和忠誠度，比較可行的方式就是采用問卷調查方式，獲取比較精確的數值，從問卷調查中發現銷售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然后對于這些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不僅如此統計學知識能夠對于銷售市場進行更加詳細的分析，按照數據模型中因子和基數的變化去進行策略性的調整對于營銷群體進行更加細致的劃分。其次統計學原理在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同樣可以起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當前社會，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歸根到底還是科技與人才之間的競爭。而人力資源管理效率的高低將是直接決定人才的應用程度。企業無論在進行內部的制造工作還是進行外部的業務處理工作都是在人為的控制模型下進行的，究其根本還是以人的活動為根本運行單位的，如何能夠對于企業的各項人力資源進行有效分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當前的統計學原理能夠有效完成這個任務，但是需要相關的管理人員立足整體，對于各個部分進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策劃工作，實現各個部門之間的充分協調配合。統計學有關原理在企業的事業審計業務中同樣能夠起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計算機算法技術的不斷更新，大量的數學模型能夠在計算機系統中被不斷更改和推進，這些模型的使用都是在推進統計學原理的發展。有關企業單位可以借助這些原理處于審計的業務，在進行業務分析的過程中可以采取相應的抽樣方法，但是一種結果往往會受到不同環境的影響，因此還需要工作人員強化數學模型和統計學之間的關聯從而制定出比較靈活實用的分析方法。
四、結語
關鍵詞：美國；反托拉斯法；經濟理論；市場經濟
反壟斷法是經濟學家較早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領域之一。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法律經濟分析現象，經濟理論對有“經濟憲法”和“自由企業大”之稱的反壟斷法有何影響?這些問題很值得研究。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歷史最悠久、制度比較完善、反壟斷經濟學最為發達的國家。即便是歐盟的競爭法有其獨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學習之處。本文試圖對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與經濟理論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期能夠為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提供有益借鑒。
一、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歷程
反托拉斯法作為美國政府調控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手段，其產生、發展受到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政治背景、價值觀念、利益博弈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發展曲線。在這個歷史曲線中，尤為明顯的是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可以說，美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背后都有經濟理論的支撐。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的不同特征，可以將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早期自由競爭理論與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形成
由亞當·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理論強調自由競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自由競爭促進公共福利。壟斷損害經濟效率。壟斷與競爭是對立的兩極，競爭的高效率意味著壟斷的低效率。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認為，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促使經濟趨于均衡。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也同樣主張自由放任。在這些經濟原理的直接影響下，隨著工業迅猛發展之后的企業組織規模擴大所引發的經濟集中和產業壟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畏懼、擔憂，并最終導致了以民粹主義運動為表現形式的反壟斷立法浪潮。1890年國會通過《謝爾曼法》，1914年國會制定頒布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這三部法律構成美國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主體。
在自由競爭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這一時期的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實踐表現出對“競爭者的保護”，通過對原子式企業的保護達到維持市場競爭局面的目的，因此對巨型企業和企業合并表現出一種天然的恐懼。有兩個典型案件能夠反映這種執法指導思想：一個是北方證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和大鐵路公司的合并；另一個是新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終將標準石油公司拆分為34個獨立公司并且明確相互間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謝爾曼法》頒布實施的早期，圍繞國會制定《謝爾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論爭議是非常復雜的，法院對《謝爾曼法》的適用也是模糊的。實際上，美國反壟斷法實施的不同時期，都不會出現一種單純的、整齊劃一的執法和司法局面，某種經濟理論和執法理念起主導作用僅僅是相對而言。明白這一點，對于理解美國不同時期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二)凱恩斯主義與本身違法原則
1936年，反映凱恩斯主義思想基礎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本出版。凱恩斯主義一改傳統經濟學放任主義的思想，強調政府干預在市場穩健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為現代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學理論。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羅斯福政府開始對經濟生活全面干預。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經濟理論，為后來的哈佛學派興起進而從微觀經濟學層面倡導市場壟斷規制提供了前奏。從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國實施嚴格的反壟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凱恩斯干預主義的影響。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間美國先后制定了幾部比較重要的反壟斷法案，它們主要包括《羅賓遜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羅賓遜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擴大《克萊頓法》中關于價格歧視條款的適用范圍，詳細列舉了所禁止的價格歧視行為，因而也被為“反價格歧視法”。《米勒一泰丁法》通過承認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貿易法”的主要原則，允許轉售價格維持
，保護小零售商，以達到禁止大企業通過傾銷方法排除中小企業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把企業虛假廣告納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范疇，由此擴大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廣告行為的審查。從以上幾個法案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競爭行為納入反托拉斯法律體系，體現出較為明顯的干預主義傾向。
在司法上，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本身違法原則雖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現，比如密蘇里州船運協會案和美國訴聯合交通協會案，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態度還處于徘徊狀態。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倫頓陶瓷公司案中對本身違法原則的闡釋，雖然可以說是對該法律適用標準的一個經典梳理，但是這一原則的地位還沒有得到確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價格的協議是違法的，不管由此產生的價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還給本身違法原則增加了部分新的內容，例如，雖本身沒有采取價格聯合行為，但實際上具有固定價格的目的或者產生固定價格后果的聯合，均視為本身違法。此案除了闡述本身違法原則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違法”這一反壟斷法適用的經典詞語。
(三)哈佛學派與結構主義
伴隨著20世紀40年代哈佛學派的興起，結構主義在美國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反托拉斯法進入一個相對更為嚴格的歷史時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哈佛學派的主要理論觀點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在這一單向的因果關系中，市場結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哈佛學派認為，影響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有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程度和市場進入壁壘，其中市場進入壁壘是核心變量。受哈佛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執法機關運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對很多大企業發起“肢解行動”，并獲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國鋁業公司案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案。這一時期的另一個典型案件是布朗鞋業公司案，法院對此案的態度是：“效率不能構成辯護，而且顯示兼并會帶來的效率正可被用來攻擊兼并，理由是小的對手將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隨后的幾個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續對布朗鞋業公司案的態度，并逐步確立了“結構化”居于主導地位的企業合并規制實體標準，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反托拉斯的嚴格程度。
結構主義理論在這一時期的立法上也有所體現，《塞勒一凱弗維爾法》與《哈特－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就是最好佐證。《塞勒一凱弗維爾法》對《克萊頓法》第7條進行了修改，補充規定購買資產作為企業并購方式之一，從而擴大了對企業合并的控制范圍。《哈特—斯科特一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創設了企業合并前的申報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須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進行申報，加大了政府對大企業合并的事前控制。兩者都是結構主義在特定時代下的產物，對整個反托拉斯法實施產生普遍性影響。
(四)芝加哥學派與行為主義
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界出現了芝加哥學派的興起。芝加哥學派是對新古典主義的回歸，倡導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芝加哥學派競爭理論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強調效率是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甚至是惟一目標，因此，被稱為“效率主義學派”。該學派側重對企業行為的分析，特別注重判斷集中及定價結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場集中是由于企業的效率提高從而逐步擴大市場份額的結果，那么即使市場是壟斷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場績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場競爭過程是一個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適用“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從長期看，在沒有人為的市場進入限制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沒有政府法規限制的情況下，市場競爭過程是有效的，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保證消費者福利最大化。雖然市場會失靈，但政府干預也同樣會失靈，因此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對市場競爭過程的干預。由于國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的缺陷不斷暴露出來，人們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上，開始理解并普遍認可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法在70年代初開始逐步由傳統的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轉變。
在這個階段，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提起的針對支配地位企業行為的訴訟，除少數例外，大多以失敗告終。最高法院在大陸電視公司訴gte西爾代尼亞公司一案的判決中，將縱向非價格限制納入合理規則分析的范圍，推翻了10年前施維恩案確立的非價格垂直限制的本身違法性。最高法院特別引用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強調對經濟效果的分析，為評價托拉斯行為提供了合適的基礎。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案的態度轉變和處理結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壟斷執法從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的轉向。
在企業合并問題上，80年代對合并指南作了兩次修改，最明顯的變化是市場結構逐漸由“決定性因素”轉變為“參考性因素”，大大放寬了相關市場的邊界。1982年至1986年間，向司法部提交的5萬件合并申請遭到明確反對的只有81件，許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對的合并都得到批準。
(五)新產業組織理論與反壟斷綜合執法
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在美國達到頂峰時，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引入使得產業組織理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學術界通常也把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統稱為“新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不是被動地對給定的外部條件作出反應，而是試圖以策略行為去改變市場環境，影響競爭對手的預期，從而排擠競爭對手或阻止新對手進入市場。市場結構和績效是企業博弈的結果，并取決于企業間博弈的類型。這樣，哈佛學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邏輯上循環和反饋的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的互動關系。雖然新產業組織理論也認同效率作為反托拉斯法的目標，但該理論對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學派，采用更加動態的策略行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學派的靜態的價格一產出分析框架。新產業組織理論運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實現了對限制進入定價、默契合謀、廣告、產品擴散、技術創新、設置進入壁壘等策略行為的動態分析，對各種復雜交易現象的動機和效果的理解達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現意味著經濟學家開始找到對豐富多彩的行為進行處理的方法，使得現行的產業組織理論更加具體化、復雜化和貼近于市場現實。
柯達訴圖像技術服務公司案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案例。該案的關鍵問題是，柯達公司在主設備市場上沒有市場優勢，其在維修服務和零件市場上能否形成壟斷力。最高法院首次較大篇幅地運用博弈理論、信息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等新產業組織理論進行分析，強調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來代替對市場現實的細致分析是危險的。柯達一案標志著最高法院對芝加哥學派的分析方法和觀點產生了質疑，并且確立了一個新的原則：在法庭審判中有必要對策略行為加以詳細分析。自此，大企業的策略行為開始受到反托拉斯當局的認真對待，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執法機構和法院的采用，美國的反托拉斯政策也從前一時期的過于寬松逐步轉向溫和的干預。無疑“后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鼓舞了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提起對支配性企業的檢訴案件，但是反壟斷規則卻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
這一時期的反托拉斯執法還特別關注國外企業的競爭、國際卡特爾行為，甚至在反托拉斯執法中優先考慮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等外部因素，出現新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波音與麥道合并案洶’就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與麥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歐洲空中客車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這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政府分析企業行為是否構成壟斷，已不再局限于國內市場，而是從全球市場進行分析，還要考慮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和保護本國企業的問題。
二、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相關性的評論
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對應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的指導作用，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與經濟理論、經濟研究范式具有正相關性。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分析方法在反壟斷法的研究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反壟斷實踐需要“經濟理性”提供一種經驗支持。經濟學家及其經濟理論對美國反托拉斯體制做出了兩大重要貢獻：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競爭成為治理經濟的優位機制。整個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法與主張政府對經濟廣泛介入的政策艱難地共存。經濟學家在辯論中通過闡述壓制競爭措施的代價，來告知人們競爭的相對優勢。第二，經濟學知識在反托拉斯執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世紀前半葉，人們在法院的判決中很難發現經濟學的直接影響，到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影響開始增強。今天，隨著經濟學觀點在法學的日益滲透、司法對經濟學理論明確且廣泛的倚重以及經濟學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機構中的地位上升，經濟學和法學之間的聯系已經被制度化了。
從總體上看，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和司法實踐與經濟理論分析的融合越來越緊密，反托拉斯實踐變得更具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經濟學的參與和經濟邏輯的引進，推動了美國反托拉斯法律實踐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壟斷實踐的一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評析美國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發展歷程的影響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時，要認識到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經濟理論是特定時期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結果。之所以出現不同經濟理論主導不同時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實踐，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理論是衍生物，需要密切關注經濟理論背后所隱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同時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僅僅是個法律
問題，涉及到經濟發展、政策取向、傳統競爭意識等多種因素，相對于其他法律部門(或者部門法)而言，它更具有強烈的社會特征，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各方面的綜合反映。比如，《謝爾曼法》的出臺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既有美國早期反抗英國王室的特許經營而形成的反壟斷傳統以及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有出自于對早期自由競爭理論的信仰，信守小企業和農場的存在才是代表獨立和平等的產業組織形式，進而認為經濟集中會影響政治民主，要把經濟分散化作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這些經濟理論和思潮都是在美國內戰后工業飛速發展、社會出現商業巨頭和濫用市場支配力的大環境下才進一步進發出來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謝爾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行，經歷了結構主義、行為主義和綜合執行等不同歷史時期，出現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適用上的搖擺、徘徊與交叉，時而嚴格時而松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情況出現了變化，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執法指導思想和執法方式，適用不同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方法。因此，惟有從經濟理論與社會現實交互作用的視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認清經濟理論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實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理。
2.經濟理論要指導或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難題。首先，經濟理論自身的多樣及繁復使得法官和執法人員都面臨著判斷與選擇的問題。美國反托拉斯經濟理論經歷了早期自由放任經濟理論、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和新產業組織經濟理論等幾個階段，而這些理論發展過程并非一種單向的“歷時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時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聯邦執法機構和一些司法判決將經濟效率作為合并分析的主要組織原則，但這一定向被批評為弱化了立法歷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對有關經濟、社會及政治分權的強調。在效率考量構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義仍然可以并確實影響著對特定交易的評估。“”這說明了經濟理論發展及其適用不是沿著一條直線前行，而是一種交叉存在。因而，不難理解哈佛學派理論雖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與芝加哥學派、新產業組織理論共存，成為“后芝加哥時代”反壟斷經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種經濟理論的共存，選擇問題就成為反壟斷立法與執法過程中的首要問題，而選擇的過程往往要受經濟、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影響，也受立法者與執法者的“前見”和“偏愛”影響，這些都造成反壟斷實踐的不確定性，增加反壟斷法的不可預見性和復雜性，從而呈現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實踐指導的“漂浮不定”。其次，復雜的經濟模型和數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執法人員依據經濟理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了執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經濟理論多以假設作為立論前提，初始假設條件的細微變化都足以導致有關結論失去賴以立足的基礎，甚至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使得經濟理論的運用多變且難以把握。因此，要讓經濟學理論更好地指導反壟斷法實踐，至少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要設計出一種能夠將復雜的商業行為準確地定性為促進競爭或者違反競爭的分析方法。二，將這些方法表達為適用于執行機構和法院的規則，并且給商業機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制定商業策略的基礎。
三、美國經驗對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啟示
作為反壟斷經濟學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中的經濟理論運用情況，對于還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反壟斷法治實踐，具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在實踐中，我國已在反壟斷法及相關配套規定中借鑒了美國一些反壟斷經濟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規定了界定相關市場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壟斷者測試分析思路，充分借鑒了美國《橫向合并指南》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但是，僅僅借鑒反壟斷執法中一些概念和具體分析方法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壟斷法發展與經濟理論交互影響背后所蘊含的機理，借鑒其發展歷程所折射出來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從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的交互關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和可資借鑒之處。
1.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經濟理論立基于市場實踐，是市場實際運行的理論衍生物。經濟理論在美國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運用，反映出了美國在反托拉斯法律實踐中重視市場的理念，而不是簡單地用政府干預去取代市場。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預市場，其目的還是在于構建和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經濟學的滲透對于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經濟分析的邏輯性和客觀性減少了尋租活動滲透到政策中來的可能和空間。中國30年經濟改革主要就是圍繞如何科學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而展開的，改革雖有成效，但隨著改革的深入，障礙與“瓶頸”逐漸顯現。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場、企業三間的關系還不夠明晰，缺
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規范三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在反壟斷法領域表現為產業政策偏多，在一些領域產業政策優先于競爭政策，自由競爭的市場規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國的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政府是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直接參與了市場的建設、培育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形成了政府干預過多而市場無法發揮作用的負效應。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對政府轉變職能提出了迫切要求。雖然在某些領域還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實現從市場建設者到市場監管者的轉型。我國一些經濟法學者提出，由于壟斷、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公共產品等原因造成市場失靈，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預，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就是市場干預之法。我們認為，市場失靈并不意味著就需要政府干預，而且政府干預也會失靈。因為政府干預需要成本；政府干預所依賴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流失對政府來說同樣難以避免；政府干預過多還會出現尋租問題。在市場和政府干預同樣存在失靈的情況下，似乎應該對比兩者孰輕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選擇。然而，放在中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干預經濟的思維和慣性仍然強大、經濟改革目標是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形勢下來考慮，答案就比較清楚了——應當強調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干預。因為政府不是干預太少，而是干預太多，我國市場化程度仍然較低。
2.要明確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美國反托拉斯的目標雖然幾經反復，但效率作為最主要的目標最終被確立起來了。新產業組織理論對效率的評價標準和分析路徑與芝加哥學派盡管不盡一致，但是他們對效率作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標的認識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差異是“效率范式”內部的純粹技術性的差異。從邏輯上講，只有把效率作為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經濟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過經濟分析獲得確認，而像公平、自由之類的抽象目標，無法通過經濟分析獲得結論。國外歷史上曾發生過不考慮經濟效率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它們給經濟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一點對反壟斷法后起的中國來說，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是，國有企業經過30年改革才初顯效率，甚至有些經濟績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業自身生產效率提高、經營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結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資源的優勢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發展也遠未達到效率顯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沒有一家中國的民營企業。可以這樣講，中國企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效率作為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那么反壟斷法的意義何在?我國反壟斷法第一條規定：“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不難看出，我國反壟斷法承載著公平、效率、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四重價值目標。也許從理論上分析，這些價值目標可以協調一致，但放之于實踐，其矛盾與沖突就很快顯露出來：公平與效率的沖突、企業效率與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沖突甚至消費者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等等。面對這些沖突，反壟斷法能夠承受這么多的價值目標嗎?會不會成為“不可承受之重”?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許可以設置多重價值目標，但從實踐運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視角，務實的選擇應當是突出一種價值目標。就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應當突顯效率這一目標。也許反壟斷法規定的其他價值目標可以兼顧，保護消費者利益、保護中小企業利益等價值目標也要得到應有的重視，但這些目標主要由其他法律來保障。正如波斯納所言：“沒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來達到與效率無關甚至對立的目標，比如促進小企業群體的發展，這是一個無論如何有什么內在價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則和程序框架下實現的目標。”
3.要培養法經濟學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實施離不開專業的執法和司法人員。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反壟斷法具有更加明顯的“空缺結構”，這是由壟斷問題的復雜性和經濟社會的變動不居性所共同決定的。反壟斷成文法相對開放的特征，要求反壟斷執法人員和法官發揮“拾遺補缺”的能動作用，以填補法律空白。經濟分析方法既是一種分析判斷企業行為是否具有反壟斷效果的恰當方法，也是一種填補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經濟分析方法運用于反壟斷實踐之中，要求執法者和司法者不僅要具備反壟斷法律知識，還要掌握經濟學專業知識。正如理查德·維思(richard whish)所言：“競爭法是關于經濟與經濟行為之法，對其從業人員來講，掌握相關經濟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雖然反壟斷法已出臺多年，但是由于緊缺具備專門經濟學知識且又通曉反壟斷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反壟斷法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而在美國，不僅有一大批經濟學家從事反壟斷研究，而且像波斯納、博克這樣的經濟學家還被任命為聯邦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