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7 16: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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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方法論；邏輯學；邏輯悖論；含糊性
邏輯學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學。作為哲學領域的眾多學科之一，邏輯在哲學中處于獨特的地位。正如芬蘭哲學家和邏輯學家馮賴特曾經說過的那樣，邏輯在我們這個時代（20世紀）是一種獨特的哲學象征。而直至哲學的出現和學科體系化的形成，人們才著手研究邏輯學，并在后期逐漸發展壯大，與各項學科結合，如邏輯學與數學結合的數理邏輯，與計算機科學結合的人工智能邏輯等，逐漸形成現在的邏輯學。
下面就以邏輯悖論和模糊性問題處理為例，簡要論述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價值。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運用
作為哲學學科，邏輯學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應用到社會科學方法論。本文將從對立統一規律、社會過程分析方法對邏輯悖論、含糊性問題處理的產生、發展等展開具體的分析。
（一）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特殊性與含糊性問題處理
含糊性，又稱模糊性，是指一種表達“邊界模糊”的詞語或命題時所具有的性質。含糊性在人們的日常用語中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人們幾乎每天都運用具有這樣性質的詞語來進行交流，比如我們用“高矮胖瘦”來描述一個人的外部形象等。盡管模糊性詞語通常被語言學者認為是人類語言所不足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認它在我們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是人與人之間成功交流的重要成分之一。
含糊性表達會造成累積悖論。例如我們普遍認為當一個人（假設這個人身高170公分）的體重達到100千克時，這個人是胖的。如果100千克是胖的，那么減少1千克，99千克也應該是胖的，那么98千克也被人們認為是胖的，照此依次類推下去就很容易得出，如果41千克是胖的，那么40千克也是胖的。而在生活中人們不會認為這個人40千克是胖的，這就讓我們陷入了悖論中。
雖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哲學家提出了解決這個悖論的方法之一，著名的超賦值理論，但是該理論引入新概念所帶來的諸多問題，讓人們不得不探求更好的解決這一悖論的途徑。
而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是解決含糊性表達所帶來的累積悖論問題的更有效途徑之一。矛盾的特殊性原則要求我們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根據這一要求，我們可以把一些具有含糊性的詞語放置到一定的語境中。如對身高的描述，對于籃球運動員來說175公分是矮的，但對于體操運動員來說175公分是高的。我們需要將詞語的取值范圍限制在一定的區間內，在限定的范圍內，對詞語所表達內容的真假進行判斷。
因此，我們在關注詞語或命題表達內容的普遍性的同時，還要關注詞語或命題表達的個性。根據同一詞語的不同的個性來劃定范圍，確定詞語使用的具體語境，創造一個精確化空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含糊性表達所導致的累積悖論。并且，根據含糊性問題的最新研究方向，運用基于模態可精確化理論的布爾多值解決含糊性問題的方法也采用了創造精確化空間的方法，所以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矛盾的特殊性來嘗試解決累積悖論是可行的。
（二）社會過程研究方法與邏輯悖論
整個人類社會就是一個過程，那么處在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或者說由人類社會的文明產生的一系列事物，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它們都是正在經歷事物本身的創造，發展甚至消失的過程，即從零到一到零的過程。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過程，不是從一到零的返回過程，而是從一到零的發展過程。
人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往復的過程。面對事物，特別是新生事物時，人們并不能從一開始就很好的把握事物的全部，特別是事物的本質。因此，人們需要結合自己的正確實踐，不斷對同一事物進行反復的逐漸深入的認識，然后再反饋給之后的實踐活動如此反復，最終找到真理。
邏輯悖論的出現，源自于兩千多年前著名的“說謊者悖論”，而悖論的產生，是因為當時絕大多數人們認為悖論，即邏輯矛盾，等同于辯證矛盾。在我國，自從悖論研究開始在哲學、邏輯學圈范圍內興起，大家便開始爭論邏輯悖論到底從屬于哪個矛盾之中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矛盾是否符合同一律是判斷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哪里存在不同的重要指標。但實際上，辯證矛盾和邏輯矛盾之間的相似性僅僅歸因于自然語言處理命題的方式，這種方式誤導了人們。
人們首先根據之前的自我實踐和對語言上的自我理解，先驗地將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混為一談，認為矛盾就是矛盾，不存在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的分裂，那么邏輯悖論就是矛盾。后來，經過認識在實踐之后的反饋，人們慢慢認識到，邏輯中的邏輯矛盾是非常不等同于中的辯證矛盾的。現在，人們更偏向于悖論是一種邏輯矛盾，邏輯矛盾是以辯證矛盾為基礎的，辯證矛盾比起邏輯矛盾，更多地推進人類社會的進步。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價值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通過對邏輯悖論、含糊性問題處理方法的介紹和分析，具體探討了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兩種具體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于邏輯研究中。而其對邏輯學研究的價值便可以從運用中見微知著的表現出來，其價值主要可以體現在西方邏輯學史的背景研究、邏輯學的內容研究兩個方面的價值。
（一）西方邏輯學史背景研究
自從亞里士多德在《工具論》中闡述了一些有關邏輯推理、判斷的內容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邏輯的研究，都是基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沒有進行大型的創新，從14世紀中期開始，往后的五百多年，對邏輯學的研究都處于“休眠狀態”。雖然處在那段時期的萊布尼茨也做出了成就，但影響甚微，直到20世紀初期才有學者從他的手稿中發現了他在邏輯學上的貢獻。19世紀中末期，邏輯學逐漸復興，這是由于當時的學術環境所導致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展開，使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追求達到一種熱忱的狀態，西方科學在這種狀態下逐漸發展成熟，成熟到自然科學家開始反過頭來反思自己所研究學科的理性基礎是否正確。
科學家不斷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觀點，使邏輯學的發展經歷了從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模式，對舊的邏輯學觀點進行批判，但不是全然否定，而是一種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過程，否定那些錯的，并在那些對的觀點的基礎上增加新的更新的觀點，從而讓邏輯學不斷適應客觀現實世界。正如人們對亞里士多德三格三段論不斷批判反思中，慢慢建立了現有四個格的三段論體系。
（二）邏輯學的內容研究
邏輯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在形式的方面研究思維和思維之間的關系，更多地是找尋一種用符號等形式語言來表達命題，并把從前提推出結論的過程演變成一種和數學相像的計算，如此一來，就可以消除人們因對語言的理解差異造成的各種偏差和誤會。
而即使邏輯學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也依然會受到研究當時所處社會背景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要運用馬克思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科學研究方法來進行內容研究。這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不能空洞的探索脫離環境的事物，而是要結合所背景描繪真實發展過程，特別是生產力關系和經濟基礎關系對事物發展的影響。同時，由于對邏輯學若干問題的處理都不盡相同，比如每個邏輯悖論的處理解決方式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對于傳統和現代邏輯，要以一種動態的和立體的觀念去認識，而不是靜止片面，否則就會陷入形而上學中。
三、結語
全文通過對邏輯悖論和含糊性問題處理方法的分析，從社會矛盾分析方法和社會過程研究方法兩個方面指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領域的廣泛運用。同時，通過對西方邏輯的背景和邏輯內容的研究，闡明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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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翻譯學習研究；學術研究意義
中圖分類號：C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從學科性質角度出發，社會科學是指：以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及由此行為產生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以探討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主要任務，因此具有追求統一性、一致性、簡單性、必然性等特征。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地理學、教育學等。而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論同世界觀是統一的，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論。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現狀。
如何認識和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規律，是一個重要、復雜的方法論問題，而這個問題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有關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如社會科學史、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學，仍然不被看作專門的學術領域，至少可以說，遠不如自然科學史、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意義。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或哲學研究，不僅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規范的建立，對于社會科學的規劃、組織和管理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于加強理論的宣傳、加強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用于翻譯學習研究的路徑和方法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社會科學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要重視社會科學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和規律；要立足于社會科學總體結構，來探索和使用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時還要重視社會技術的研究。
（一）哲學思辨與社會實際相結合。
第一，必須從社會科學史入手展開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和方法論研究，探討現代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在近現代，社會變革中來探索和把握社會科學這一研究方式和知識體系的性質和作用，避免作簡單的哲學思辨。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維，避免將方法論與學科研究脫軌。
（二）分科研究與綜合研究相結合。
第二，在學科史研究的基礎上，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功能和方法，揭示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勢。應該重點把握社會科學的現代性背景，研究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的發育、發展的貢獻，以及現代社會的結構和特性對現代社會科學這種知識形式的影響和結構化的作用，在這種互動中來把握社會科學的功能及其發展方向。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就要把基本學科與分支學科結合起來，翻譯學包含很多分支：應用翻譯、文學翻譯、經濟翻譯等等，分支學科與綜合學科有共性也有個性，運用特殊問題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學者更好地把握綜合學科的統籌作用和分支學科的具體作用、更好地指導實踐。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對社會科學的總體結構和關系的理解，探索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內在的認識，從而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找到適合具體研究對象和具體條件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要求學者著手于總體構架，多維分析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開發有效技術。
第四，探討社會科學理論的技術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把握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溝通的橋梁。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終究是為了社會實踐，技術這個概念不僅適應于自然科學，也適應于社會科學，開發有效的社會技術，提高社會規劃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課題。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當然也離不開社會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翻譯這門學科也是如此，翻譯理論加之翻譯的先進技術，就如同先進的知識與先進技術相結合，定會產生先進的研究成果，用以實現學科研究的真正意義。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社會科學方法論內涵、現狀、意義的分析，多角度、多層次、深刻地分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認識并掌握科學合理的方法論會在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具有積極地推動作用。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倡導把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相結合，旨在培養人們在而對和處理理論思維的能力，進而幫助我們掌握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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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從<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學位委員會、四川省教育廳研究生教育改革創新項目：西華大學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川學位[2014]1號）成果之一；西華大學學科平臺項目：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王婷婷（1991—），女，漢族，山西原平市人，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2014級研究生，翻譯碩士，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研究方向：英語文學及翻譯理論研究。
關鍵詞 范式 社會科學范式 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更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上并不在意理論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為行動的向導、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實用主義學家們不在意社會本身是什么樣的、應該是什么樣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在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居住在這里的人類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聽從內心的呼喚，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努力改造。他們信奉的是這樣的信仰，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有很多時候想象力比知識重要，想象力無限而知識有限。”按照實用主義的思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他們還信奉另外一句話，就像皮爾士所說的：“每一個真值的句子都是為某一種信仰服務的。”而在這里，人類的興趣就是他們的想象力的向導，他們在這樣的想象力的條件下探索社會科學，就像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實用主義哲學剖析社會科學是需要我們以人類需求為本，以興趣為出發點，以效率為落腳點。在這個問題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延續了實用主義探索社會科學的精神，在新時期展現出他與前輩和同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家不同的新特點。
二、新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發展
20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似乎越來越不能很好地處理實際問題。一種繼承并發揚經典實用主義的新實用主義油然而生。新實用主義繼承了經典實用主義的主要精神，即以人類需求為出發點、以興趣為研究起點、以信仰為真理的判斷標準、以效果為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在我們可以找到的參考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實用主義有它特有的理論觀點。而新實用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羅蒂。羅蒂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經典實用主義思想的聯系和區別是清晰可見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后現代哲學思想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基礎地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給了我們新的視野。所以我們選擇對他的觀點進行說明和解釋，后現代哲學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實用主義的理論特點。后現代哲學思想主要強調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視經驗對哲學的重要影響，而是注重我們的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贊同哈貝馬斯那樣：“交談理性代替了主體核心理性”。交談、互動的研究方式，不僅表現出對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繼承，同時也看到羅蒂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溝通的語言中來。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的完美結合。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學者對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問題上多少都有分歧。社會學家涂爾干堅決支持方法論整體論。堅持整體論的哲學家必然會忽視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而很多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偏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非常注重個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忽視整體的作用。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找到的是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規律或是較為普遍的特征。但鑒于社會環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我們在此討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是整體論就十分不妥。羅蒂在他的后現代哲學中認為：“把個人的自我創造和社會的團結同等對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這里我們可以說他把這個問題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說他把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分別做了限制性的解釋，即社會的發展是由個人做的，但個人的才能和價值需要有社會的發展來體現，在不同范圍討論不同的內容。
二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文我們已經對實用主義真理觀有所討論。對于一個句子的真值的判斷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種信念作為標準。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會帶來不同的信念，雖說這個會隨著該地區的人類的不斷認識的變化而變化，但信念還是有較強的穩定性。信念來自于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習慣性認識或習慣。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有時候會帶來一定的惰性，習慣于這樣認識和行為的人不再會為更先進的發展而勞煩。羅蒂在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進的真理觀：真理便是可以指導我們成功的與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為我們的信仰提出了檢驗性的標準。較以往來說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與世界打交道，每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是另一處人類需要打交道的對象。打交道時雖然要以自己的信念為出發點，但只有那些可以與對方達成共識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學的概念。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時候都很清楚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心理學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但其實這些學科都有較為嚴密的邏輯、嚴謹的思想和他們獨有的名詞及屬性。他們同樣是由被系統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義組成。比如《社會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心理學原理》這類的書籍，它們包含了作為這一學科共同的、普遍的、較為一致的內容。因此，這些學科知識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們同樣來自于理性的總結和概括。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相比較而言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觀意識參與的較多，對于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論性更為弱，但地域性和社會背景的限制會更多，這樣的研究更加符合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羅蒂并不局限于對哲學認識論的擴充，還有對方法論的豐富。他更加欣賞用文學批判的方法來與世界和不同的人類打交道。他認為：“實用主義的復興超過了哲學的界限，還涉及文學的批判、社會政治問題而較少地關注自然科學。”這個思想與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學的基礎地位，從而更加突出人類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終側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語言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羅蒂所強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手段都是為了了解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生活，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發生在那里的社會矛盾，最終促使社會進步、生活幸福。因此，語言在他的研究中是關鍵性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也是新實用主義與經典實用主義標志性的區別。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經驗；后者最重要的是語言。”這與他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羅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實際與應該的區別、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最終找到實際和本質，而是忽略此問題，找到對話中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我們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對方語言中的真正含義，就要了解表達人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對于研究人員而言便是要了解這其中的差異，為我們的語言環境提供這種差異。找到了差異就找到了沖突，找到了沖突就找到了矛盾。當我們解決矛盾之時就是我們達到共識之日。這樣我們即可順理成章地找到對話中的共同點，進行有效的溝通。不難看出，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思想其實就是用文化的思想來豐富哲學的內涵。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一定會在保持中心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豐富并蓬勃發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承載著歷史使命比其他哲學學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使命要豐富、多樣并且有效。因為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基調就是為解決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的。他的檢驗標準并不是理論的嚴謹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而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種工具書，更是一本洗滌心靈的書籍，它會為我們帶來陽光般的色彩。
三、未來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升華保障
基于對經典的和新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特征及其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其研究和發展趨勢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實用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方法論，用它來研究社會科學不難想到它的范圍會擴大。這里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擴大，還有研究方法的擴大。從研究的學科內容上來說，經典實用主義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局限在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方面。但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研究已經拓展到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可以說在以后的研究中還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領域。只要社會中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地方，都會是實用主義方法論下所要研究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的發展趨勢勢必會向著更加注重人的情緒、欲望、夢想等人類特有的方向發展。這與所談的中國夢是一脈相承的。“夢”就是實現民族復興、增強民族自信的夢，這個夢是現實的，是可以實現的，推而廣之，世界的“夢”也會實現的，關鍵要立足于“人”。在對這些學科的觀點上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并行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是相互交織并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為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會認定某種理論是正確的，因為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但我們很難說哪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會背景下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權利。”從研究學科的方法論上來說，實用主義的理論淵源非常豐富，這就不難看出它的方法論是開放性的。用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為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不僅如此。同樣是由于社會學科的特殊性，筆者不難看到研究各個學科的學者們同樣具有研究他們那個學科領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也有這一特點，但是社會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幾乎是淋漓盡致。
第二“，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靈活的、豐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極強的哲學，所研究得出的理論也是開放的。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來源于詹姆斯意識流原理，發展于杜威的生物體間的互動理論，在羅蒂這里演變成為較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學批判”模式。但無論是什么樣的表現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行為———反饋”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對話，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碰撞，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思想碰撞。這種碰撞是明顯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決方式，解決后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達成最有效的共識。這種共識是有益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當然，這樣的對話不僅僅體現一種思想的碰撞，還顯示出語言對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方式，我們要通過語言研究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同樣也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對于語言的研究還會有較大的困難。在蘇格拉底時期，我們認為“：如果語詞能夠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們就得到完善的語言，然而世界語言卻總是由約定來加以補充。”
洛克對詞語的認識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他認為“：一個詞語的意義不是要表達這個事物本身，而是要表達說話人的觀念”。這樣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對話交流的意義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溝通，達到基本共識，在有限的范圍內找到社會的基本規律和內在本質。而洛克這樣的解釋與新實用主義的“詞語的意義僅限于對話范圍內”的觀點是一致的。很顯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將會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社會科學的主要指導思想。“科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神秘的詞語。很多非專業人士感覺它離人類生活和日常活動很遠，因為，當我們一提到“科學”一詞時，首先想到的都是難懂、生澀的專業名詞，嚴謹的理論思維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那些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有天賦碰觸到的神秘領域。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實用主義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對那些領域感興趣；其次，那些領域的專有名詞當下記得，因為不常用所以隨后就忘記；再次，能夠有嚴謹的邏輯一定不與繁雜的生活打交道。但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便不再讓“科學”神秘，他們會使得“科學”親民化。
“科學”知識本應該為人類生活服務，很多人認為“在大部分的時間里，科學家們通常會把精力放在理論的爭辯中，至于可行性的問題，他們考慮的略微少。”實用主義則不同。他們并不對“現象是否反映本質”的問題爭論、也不為“當一個人說話時候牽動了多少塊肌肉”這樣的問題而煩憂。當他們研究孩子的教育應該著手于他們感興趣話題的時候，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要想使孩子們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興趣是起點，當他們找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自然會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就是“對話”，對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的方法論理念把“科學”帶到了生活中，而隨著實用主義方法論在研究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廣泛運用“，科學”就會俯下身子與他的“子民”親密接觸。綜上所述，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學科。它不僅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最有效的“工具”，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為我們的思想提供養分，讓我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拓展視野。
四、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有聲戰爭，而是以市場和國民生活水平為主的無聲無息、無硝煙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所有的國家都在奮力保衛自己的經濟領地并以此為依托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這是經濟實力的比拼，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就算沒有戰火，也要知道戰爭其實已經悄然開始。這個現實讓我們明白，在處理與別國之間關系時候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經濟基礎，對他國的實力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生活在本國的百姓對經濟的發展體會最深。因為，經濟的發展會給國民帶來快樂。怎樣能夠使國民生活得快樂，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課題。在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也需要“對話”，但首先我們要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那么，平臺的高低取決于我們的經濟實力。具體而言，涉及到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兩個方面。然而，怎樣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自身發展既有約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觀調控怎樣才能做到不對市場自行發展進行過多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國民幸福和快樂。
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應該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國富論》還是《經濟學原理》都體現著這一研究目的。而我們的經濟理論指導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實踐來完善經濟理論。無論怎樣，經濟理論是一種方法，它告訴我們要切實發展，以國民生活的幸福感為一切理論研究和政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發展即開放，我們同樣要抱以開放的態度來發展經濟。例如，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我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從來都是國家嚴控的范疇。但是我們很清楚，多種方法的比較才能為資源開發選擇到價值最大化的方法。這就需要政府抱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私人或團體優秀的經營理念。與此同時，我們深知資源是有限的，重商主義不能完全流入資源領域，這就需要宏觀調控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該行業進行調控。無論用怎樣的方式，我們都要在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下努力發展經濟，國家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證經濟體系健康快速的運行、其實我們都已經體會到這樣的好處。在這種既有外界壓力，又有內在需求的環境下，深入研究經濟理論更加有必要。
關鍵詞：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論
一
后來的學者對“價值關聯”或“價值無涉”做了深刻、廣泛的探討，有的學者走得更遠。一方面，托馬斯·庫恩提出，科學的階段性發展都是“范式”的變動，都基于世界觀的變化，“科學是以價值為基礎的事業，不同的創造性學科的特點，首先在于不同的共同價值的集合”。[1]（P326）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價值事實”則更進一步指出，價值與事實不可分，價值就是事實的價值，事實也是有價值的事實，“每一事實都含有價值,而我們的每一價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實”。[2]（P212）
另一方面，韋伯等人的方法論立場，基于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前提，即相信有客觀的、確切的“意義”存在，相信主客觀的統一，亦即對客觀存在著的“意義”的科學認識。但當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將施萊爾馬赫、狄爾泰奠定的方法論闡釋學發展為本體論闡釋學的時候，韋伯等人堅持的“科學性”神話就被打破了。
海德格爾指出，人的存在是語言性存在，理解因而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由此，理解不是一個方法論問題，而是本體論問題。伽達默爾則進一步區別了自然科學中“科學認識的真理”與精神科學中“理解的真理”的不同：理解的真理，不是與認知對象相一致的正確認識，而是理解過程中創生出來的新的東西；這樣，方法論無足輕重，重要的是理解本身；理解就是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視域融合”的過程；因此，沒有客觀、明確的意義存在，意義是在理解過程中產生的，是相對的、流動的；所以說，任何讓文化科學獲得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性的要求都是荒謬的。[3]
二
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很快就使“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為這個時代的總體特征。他們不承認有一個固定的、神圣化、中心化的、形式化的、不變的居家之地和基礎，其基本趨向是從中心到邊緣。他們反對任何一種在統一的、所謂科學化綱領下的對所謂宏大總體理論的研究，卻試圖在一個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尋找差異本身的中心性，在一個解構了的世界中尋找解構的實在性，尋找“解構戰略”本身的意義所在。而本體論上的反本質主義、認識論上的反基礎主義、人性論上的反人道主義，更把后現代主義的非中心化推向極致，他們不僅沒有設立自己的價值理想，而且把主體的人化為烏有，從而否定一切價值。[4]這在德里達的“解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他對結構主義發難時，雖明確肯定了結構主義對中心概念的批判；[5]但也認為，結構主義的非中心化是不徹底的，而且還形成了一個悖論：中心既在結構之中又在結構之外，因為中心雖然構成主宰結構的因素，但中心本身卻不受結構的制約；承認中心，就必然要陷入這樣的矛盾；要走出這樣的悖論，就必須消解中心。[6]
三
近年來國內出版的方法論著述《科學基礎方法論——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陳其榮、曹志平2004）“汲取并發展了皮亞杰提出的認識客觀化的‘非中心化方法’，經過詳細論證將之闡述為‘科學認識發生的基本條件’，在充分考慮人文、社會科學認識‘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認識對象帶來的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認識手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主導觀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基礎上，確認‘非中心化方法論’是推動我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的科學認識論”，[7]（P7）因而從紛紜的文明史中梳理出人類科學認識“非中心化”的發生、發展過程是很有必要的。
從皮亞杰提出的認識客觀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陳其榮、曹志平提出的“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與從李凱爾特的“價值聯系原則”到馬克斯·韋伯的“價值關聯”與“價值無涉”及“非中心化”思潮，有著重要關聯。可以認為：“非中心化”思潮的興起是和人們討論“‘價值關聯’與‘價值無涉’”并開始關注 “‘中心化’與‘非中心化’”有關的；隨著后現代主義的泛濫，“非中心化”走向極端，但必然在“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路線中得到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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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德里達.德里達中國講演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陸先生反對將西方文藝學方法的引進看做“名詞術語大換班”一類的說法，依他之見：“關于文藝學方法論的熱烈討論，從積極的意義上講，這是一種理論自覺的表現，說明我們的理論思維正在努力走向規范化和科學化。”這既是民族振興、民族發展的需要，也是適應世界文化大趨勢的需要。陸梅林的上述看法是頗有見地的，因為在文藝思想史上，許多有重大貢獻的理論家，首先，由于他們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所以，才能在理論上做出巨大貢獻。
陸梅林在充分肯定文藝學方法論討論意義的同時，還從文藝學方法論基本層次的劃分入手，就文藝學方法論問題做了有益的探索。關于方法論體系的層次結構，我國文藝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認識。陸梅林按照研究方法的概括程度和適用范圍，把文藝學方法論分為三個層次：一般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具體研究方法。
一般方法論的基本原理適用于一切科學，即適用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具體地說，一般方法論也就是唯物辯證法，它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它的三大規律是從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中概括出來的，所以恩格斯說：“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在文藝學方法論中，它居于最高層次。社會科學方法論處于中間層次，具體研究方法處于最低層次。一般方法論指導和規范著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文藝學的具體研究方法。它的原理、規定在中間層次和最低層次上具體地體現出來。
陸梅林所倡導的是堅持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引，并把它放在文藝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中，這在文藝學方法論分層問題上是一個質的飛躍。毋庸置疑，陸先生關于文藝學方法論分層的考察是宏觀的、辯證的，他抓住了文藝學方法的特殊性，凸顯了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作用，從而為文藝學方法論體系之建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然而，當人們充分肯定文學研究新方法論的功績的時候，又勢必要碰到這些新方法與的原則和方法的關系問題。有的學者由于理論準備和知識積累還不太充分，因而，也提出了一些偏頗的觀點。如“多元化”理論，“所謂‘多元化’，就是說：不過是百家里的一家，多元里的一元。”陸梅林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這無疑否定了及其指導地位。沒有，也就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沒有社會主義、沒有人民民主。陸先生在《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方法論放談》等文中，反復提出“一元論”和“多樣化”的原則，反對這種“多元化”的主張。也就是說，“我們要在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上堅持的一元論，但在具體研究的方法上要多樣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我們必須堅持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應當多樣化，以達到多樣的綜合和統一。
綜上所述，陸先生的“一元論”與“多樣化”原則的提出，開辟了一條正確理解文藝學方法論的新道路，在文藝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體現了文藝學方法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無窮無盡的生命力。陸梅林的“一元論”與“多樣化”原則對于我們怎樣發展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首先，“一元論”與“多樣化”原則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特征。其次，“一元論”與“多樣化”原則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再次，“一元論”與“多樣化”原則是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多元論”的銳利武器。
[基金項目：國家“十一五”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時期文藝理論家研究》的部分內容，批準號07BZW006。]
參考文獻：
[1]陸梅林：《唯物史觀與美學》，光明日報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
[2]陸梅林：《文藝學論綱》，載于《文學評論》，1994.4。
一、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的比較
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比較的基礎上形成的。他的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規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學起源于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對自然規律的發掘總結中發展
起來的。然而規律是對現實的某個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規律認識對象是有限的，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無論是歸納的方法還是演繹推理的邏輯所得到的的結論都是有限的，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馬克斯?韋伯認為不能把規律作為科學唯一“根本的東西”。
（二）規律的價值性
對于精密的自然科學來說，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對歷史現象的前提條件的認識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內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韋伯認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是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而是認識社會現實的工具；關于社會科學的認識，如果不是在個別的關系中建立在個性的生活現實基礎上是沒有意義的。
（三）社會科學的易變性
韋伯把自立于認識生命現象的文化意義的那些學科稱之為文化科學，文化科學是狹義上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文化科學認識關注的現實和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無論如何間接都是受主觀前提制約的，那些價值理念是主觀的，文化問題的范圍是經常變化的，用來觀察和考察它的理論、方法也經常變化。而自然科學往往是對客觀世界特別是自然事物的反映，盡管客觀世界處在絕對運動中，某個或者某種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對不變的，不受主觀限制的。
因此，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有差異的，自然科學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規律，只有合規律的才可能是科學上本質性的東西，自然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對象的共性或可重復性；而社會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則是個性或不可重復性。社會科學當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會科學的共同概念是價值的復合體。
二、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意味著從現實世界的無限中做選擇，那么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韋伯首先對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做了嚴格區分，重點說明不可能從經驗知識中推論價值判斷，正是這種區別才導致了客觀性問題的出現。
（一）經驗知識的有效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關于經驗知識的特性，韋伯說道，“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前提條件的，受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在社會科學領域，經驗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依據那些唯一賦予它們認識價值的價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說社會科學在經驗上的有效性決定了社會科學認識的客觀性。把經驗的東西還原為規律被視為科學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義，對文化事件進行客觀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二）經驗知識的變動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任務
盡管經驗知識獲得意義所根據的具體觀點是不斷變化的，價值關系的具體形態是變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的真正任務是追逐和構思新的觀點和概念，相反社會科學應服務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概念、概念批判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社會科學領域，“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是片面的。
通過研究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韋伯得到這樣的結論：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經驗材料總是與那些唯一使它們值得認識的價值觀相聯系，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適用的規律與經驗知識的目標不同，社會科學的選擇取向是文化價值或文化意義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經驗知識、價值密切相關，經驗知識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經驗知識受價值前提條件的制約，不能根據其有效性來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經驗實在，也不是經驗實在的模寫，而是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對經驗實在進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斷。
三、理想典型與價值判斷
與自然科學的“規律” 概念相對應，他提出了作為社會科學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做了簡單的論述后，關于如何做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指出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義
韋伯在書中是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為例，對理想典型進行了解釋，理想典型不是假設但要為假設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要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達手段。依據對韋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筆者認為理想典型的內涵在于它是從經驗給定的事實提取出設想的因素，綜合成為一個自身無矛盾的理想畫卷，抽象地描述和說明現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統地說明個體性、衡量和比較現實的純邏輯的輔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質上是為了衡量和系統地說明個體性，理想典型是比較和衡量現實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依據現實定向的、受訓練的想象力對理想判斷作出判斷。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認清楚意識到它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要補充說明的是理想典型、類概念與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韋伯強調理想典型絕不是類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統計學為例，認為類概念是對經驗現象共同特征的簡單概括，沒有一個類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質，歷史聯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帶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三）價值與理想典型
價值只有作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賦予明確的意義。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體系性價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它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并非緊密相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要先說一下作為實踐意義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這些理念不再是純邏輯的輔助手段，不再是用來對現實進行比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對它作出評價性判斷由以出發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經驗事實與價值發生關系的純理論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認識，而不是一個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與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種對評價性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與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綜上，理想典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較和衡量現實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理想典型的建構，對社會歷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現象進行理解和作出解釋。對價值判斷和理想典型的探討，可以得知對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終極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與目的、手段密切相關的，我們所希求某種東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價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務于最終希求東西的手段。
四、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
（一）韋伯的價值中立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不同，因為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與價值相聯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為了維護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他提出“價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經濟學為例指出人們各自有其自身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即使是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價值判斷也是因人而異的。為了消除人們主觀情感和價值偏見在社會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維護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韋伯強調要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祛除基于個人主觀好惡的價值判斷，從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做出科學判斷。
（二）韋伯價值中立的繼承與發展
韋伯所處時代社會科學仍處于意識形態的束縛下，社會科學研究充斥著政治、道德、宗教的影響。由于對這種情況的不滿，他提出了價值中立思想，不過價值中立思想并非韋伯首創，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和新康德主義哲學都有提出價值與科學的學說。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提出了可證實性原則，他們認為價值判斷是一種沒有真假意義的陳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辯護和證明，主張將價值判斷或價值知識逐出哲學領域；而新康德主義哲學則認為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一門價值科學，通過價值聯系可以揭示和闡明社會歷史領域中各種現象和事件的意義。在二者各執一詞的背景之下，韋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場，既從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繼承了價值中立的思想，同時又從新康德主義那里采納了價值聯系的主張。
（三）價值中立與偽價值中立
與價值中立相應的是偽價值中立，偽價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實際價值判斷的表面下，讓事實說話或讓經驗說話，以“價值中立”的名義不允許社會科學出現價值判斷或道德評判，認為絕對正確的價值判斷是可以從經驗科學理論中推導出來的。韋伯反對偽價值中立在社會科學中把價值判斷排除出去，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世界，對社會現象或事件的價值作出科學的、客觀的評價，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社會科學家能夠基于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作出價值判斷或評價，應當規避的是個人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而不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價值問題和價值判斷。
摘 要：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科學研究方法。當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問題意識、方法意識和規范的意識，且實際運用能力也比較低。對于研究生階段的學生而言，學習其是解決學位論文撰寫乃至今后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問題，也是解決以上問題的關鍵。結合現狀開展的《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課程，為加強研究生科學研究法訓練提供了渠道。
關鍵詞：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問題；訓練對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科學研究方法。當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問題意識、方法意識和規范的意識，且實際運用能力也比較低。近十年來，隨著研究生的招生和畢業數成倍增長，提升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日益成為研究生教育關注的焦點。中央從2011年秋開始在全國有關高校增設碩士生選修課《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為研究生加強科研方法的訓練提供契機。
一、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的主要任務
社會科學是人類認識和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指社會科學研究為發展和完善社會科學理論在搜集和整理社會科學實踐經驗數據并開展理性思維的過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徑、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一直都比較緩慢，更新也比較滯后，特別是研究生階段的研究方法訓練嚴重不足，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科學性不強。
研究生階段的人才培養是培養研究生綜合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進行科學研究，提升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科研能力。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教學的主要任務是提高研究生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論文寫作的質量。研究生階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實證研究，所以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實證研究方法訓練，使教育對象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培養理論聯系實踐的意識，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為社會科學發展做出貢獻。
二、研究生培養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系統給國家培養輸送了數百萬名畢業生，他們為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十年，隨著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漸向大規模教育模式發展，并且研究生的培養質量也大不如前，沒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漢大學的一項調查指出，導師們對于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價結果是：1.2%的人認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認為略有提高，25.2%的人認為基本穩定，45.4%的人認為略有下降，16%的人認為嚴重下降。[2]
首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應用基礎比較薄弱。一方面，一些碩士研究生的導師所掌握的資源不足，包括縱向和橫向的課題經費問題，這樣就不能給實證研究提供資金支出。另一方面，導師和研究生之間處于分離狀態，雙方沒能達成一種優勢互補的和諧團隊局面，研究多屬于理論分析，而缺乏實證研究。其中部分導師自身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掌握還不夠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論而輕方法。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教學的欠缺。平時學習生活中在與同學交流時，大家對關于論文方面的方法問題表現出很茫然的狀態，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知之甚少，這樣的問題亟待解決。比如不會選題，對研究問題的確定性偏重于依賴導師意見，難以在專業方向的領域里提出感興趣有價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論題。有的題目命名就不能過關，假命題問題嚴重，學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問題，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題，什么樣的命題能激發讀者興趣，什么命題有研究的潛能等等。部分論文沒有研究問題，研究的視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較含糊，將研究具體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夠。雖然不能說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學習缺乏導致的，但是只要通過這方面的指導引導，是可以改善的，并減少研究生在論文寫作中做無用功無效功。
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對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選題能力。雖然研究方法不能解決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選擇“合適”的研究題目，但在方法訓練的時候，應該在初期理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問題，接著通過實際案例，引導研究生意識到哪些是合適的選題或有研究價值的選題，同時給學生一定的自，讓他們自己去鑒別、分析、討論和思考。這樣，在提高學生自主選題之前，首先學會鑒別他人的選題，還能了解自己研究領域的重要刊物和相關人物的文獻。比如，對于我們教育科學院的研究生來說，我們可以多讀教育學報，了解教育最新動態，知曉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問題，這對于我們選題的幫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數據也是權威可靠的。
2.重點解決研究規范性問題。科學研究要遵循嚴格的學術規范，包括確定選題、設計研究課題、收集相關數據資料、陳述結果、安排論文結構等等，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規范要求，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初探者，不僅要清楚地知曉，還要嚴格執行。加強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重要的環節就是強調學位論文的撰寫必須遵循學術規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據；另一方面，要加深對研究方法和方式選擇的適切性確定，各種研究方法要如何結合使用才能達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樣的問題適合什么樣的研究方法等。訓練過程中首要采用的應該是研究生論文的案例分析，通過這種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其方法欠缺點在哪里，并找到優勢。從選題、研究問題、研究設計、研究分析、研究結論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規范，進行這樣的訓練，可以加深學生的直觀理解和印象。總之，用研究生的論文進行指導訓練是解決規范問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實踐訓練，從做中學。研究生階段的學習與本科和其他階段的學習是不一樣的，研究方法的訓練在深度及課時安排上不同之外，訓練方法和側重點也不一樣，研究生階段應該是掌握實際科研能力，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研究與論文撰寫上，構建知識與實踐能力的有效結合。所以，研究方法訓練要特別重視實踐活動訓練。結合課堂上的實踐并安排一定強度的課下實踐任務，通過自身訓練，讓學生在做中掌握科學研究的規范與技巧，激發其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情。訓練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獻綜述的寫作、專題寫作、調查問卷報告等，要重點關注的是在寫作過程中學生研究方式的運用、問卷調查的設計、寫做技能等，要想提高這些能力，都要親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參考文獻
[1] 林聚任，劉玉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