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8 16:40: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活動的本質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做好提高三條社會保障線水平有關工作意見〉的通知》和市委、市政府統一部署，本市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自7月1日起上調。現就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從7月1日起，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中220元／月人部分上調30％，調整后為286元／月/人，門診醫藥費、獨生子女費不變。調整后下崗職工月基本生活費的構成是：286元＋70元門診醫藥費（第二年為10元）＋5元獨生子女費＝第一年361元（第二年301元）
二、由于最低工資標準從9月1日起由320元上調到400元，從9月1日起，下崗職工社會保險費中的養老保險由80元／月/人，調整為100元／月/人，失業保險由5.2元／月人調整為6元／月/人。
調整后，下崗職工社會保險費的構成是：市、區縣屬企業為：養老保險100元／月/人＋失業保險6元／月/人＋大病統籌50.16元／月/人＝156.16元／月/人。中央、軍事單位在京企業為：養老保險100元／月/人＋失業保險6元／月/人＝106元／月/人。
一、“反映”與“核算辨析”
“反映”是指按照反映論的原理，對經濟活動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即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對于將“反映”作為會計職能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反映”包括觀察、計量、記錄、歸納、綜合、分析、判斷、預測和決策在內，是深刻地認識客觀經濟活動的過程。即“反映”是對過去、現在的反映和對未來的預測，是對表象和實質的反映，是對客觀經濟活動過程的深刻認識。還有人認為“反映的過程就 是把大量會計數據轉換為財務信息的過程。”
“核算”是指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對企業的資金運動真實、準確、完整地進行記錄、計算和報告。會計核算往往貫穿于生產經營和業務活動的全過程，包括對經濟業務事項的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核算。《會計法》所規范的會計核算，主要限于事后核算方面的內容，即對基本的會計核算方法和程序作出規定，而沒有過多涉及事前預測、事中控制等管理會計的內容。
從上述“反映”和“核算”的概念中可看出，兩者反映的對象都是企業的經濟活動，通過采用專門的方法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信息，同時依據會計信息進行預測和參與決策。兩者的區別在于：!“反映”比較抽象、概括，“核算”比較直接、具體；"“反映”的范圍大于“核算”，并且“核算”側重于過程，而“反映”側重于結果。
在討論會計職能的過程中，究竟用“反映”還是“核算”的爭議最初來自于對“觀念總結”的不同理解，有人將其理解為“反映”，有人將其理解為“核算”，還有人將其理解為“反映或核算”。筆者認為，“觀念總結”是指運用貨幣作為價值尺度來反映會計對象。具體包括三層含義：!利用觀念上的計量標準和尺度（貨幣），客觀、正確地計量和反映經濟活動；"運用會計的專門方法記賬、算賬、報賬，對會計信息進行綜合、整理、分析；#對經濟活動進行考核、評價，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反饋作用。將“觀念總結”表述為“反映”源于馬克思關于會計性質、作用的論述，因此用“反映”作為會計的基本職能，既符合“觀念總結”的原意，又能體現會計的本質，還能彌補采用“核算”的不足。|
三、會計本科與會計職能
從會計角度看，“控制”是指會計依據一定的規則和標準，應用一定的方法對會計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所進行的駕馭或支配，即通過指揮、調節和監督等手段完成預期的目標。“監督”，一般理解為監察督促。會計監督是指會計人員通過對會計主體資金運動的反映來進行監察督促，使資金運動符合財經法紀和規章制度。監督一般應建立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利益沖突的基礎上，沒有雙方利益的矛盾存在，也就不會產生監督問題。由此看出，“會計控制”與“會計監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們也有聯系：“會計監督是會計控制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是與特殊的經濟環境相聯系的一種會計控制。”筆者認為應將“控制”作為會計的基本職能，其理由主要有：!從詞義上講，“控制”所包含的內容比“監督”要全面，控制包括預測、決策、計劃、監督、分析、考核等內容，而監督只是控制的手段和方法；"“控制”符合馬克思關于“過程的控制”的本意；#“控制”比“監督”的要求更高。如果在《會計法》中將會計職能規定為“控制”（代替監督），在貫徹實施中就很難操作。同時，應看到《會計法》中的“會計監督”包括“會計的監督”和“對會計的監督”兩個方面，從而形成了單位內部監督、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監督體系，而單位的內部監督是靠建立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來實現的。
三、會計本質與會計職能
會計本質上包括經濟信息系統和經濟控制系統兩個子系統。會計本質決定會計職能，經濟信息系統的基本職能是提供信息，即“反映”；經濟控制系統的基本職能是加強經濟管理，即“控制”。會計職能體現會計本質，“反映”主要體現財務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的職能；“控制”主要體現管理會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的職能。因此，會計的基本職能應是“反映和控制”，它高度概括了會計內在的功能，揭示了會計的本質特征。
《資本論》； 意義；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結構
【中圖分類號】G64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2）12-0075-02
1學習《資本論》的意義
《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經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經濟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它是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經濟理論成果，特別是古典經濟學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作的。學習和研究《資本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1研究與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 《資本論》對早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生產方式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研究。從商品的二重屬性入手，運用科學抽象法，逐漸深入到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本質，進而論述了勞動價值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和階級對立展現在讀者面前。再通過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還原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指出平均利潤、生產價格、利息等式怎樣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的。
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一些經濟現象，而資本主義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已經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認為《資本論》已經過時了。但最近幾年，特別是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學者和政府重新開始重視對《資本論》的研究，認識到馬克思所闡述的基本理論和原理對于研究和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2進行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 從事經濟學研究，分析解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離不開深刻的經濟學觀察力。要取得這種觀察力需要經歷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1]學習《資本論》，我們不僅是要學習其中的理論知識，更是要訓練經濟學思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經濟理論的過程中，運用了大量的邏輯和數學推導，通過對《資本論》的學習，讀者跟隨作者的思維，會使我們逐漸養成這種嚴密的思維習慣，對于我們學習其它的經濟學知識和進行經濟學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2.1馬克思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2.2學術界的不同理解： 對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沒有取得統一的看法。主要的爭議來自對“生產方式”的理解。通常我們講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但《資本論》中用的“生產方式”的概念，與通常意義的生產方式并不一致。這里的“生產方式”，可以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也可以是生產的社會方式。基于此，學術界對生產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1）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礎性的生產關系，是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即狹義的生產關系；（3）它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如胡鈞認為應把《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屬于生產方式范疇的勞動方式、生產方法……恰恰是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獨立經濟范疇。
對于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很多者認為：著重研究了經濟的一些本質的關系，而所謂正統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的一些現象形態，即層次不同論。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研究的是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發展變化的規律，而正統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市場經濟的日常運行機制。對于這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經濟活動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質生產問題，二是社會交往或經濟關系問題。樊綱認為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對這兩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們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西方經濟學重點研究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生產問題，即如何對有限的資源進行配置以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經濟學重點研究經濟關系問題，即經濟活動中人們相互間歷史地發生的社會關系及其發展演變的原因和規律。
3《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4現實意義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增長，不僅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論證，而且對經濟現象背后人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資產階級經濟學逐漸傾向于對經濟現象的論證，對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本質問題卻不做分析。從W.S.杰文斯開始，逐漸用“經濟學”來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這樣更符合學科的對象和主旨。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回歸，使經濟學理論重新回到研究經濟關系本質上來。《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經濟關系的分析，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看到了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必然規律。雖然在解決一些具體的經濟問題時，應著重對經濟變量的數量關系進行論證，但是要把握經濟活動的發展規律，就必須分析經濟活動的本質。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也是為何馬克思要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張銜：《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專題研究講義綱要.2007年
注釋：
【關鍵詞】市場規模 會計發展 會計的標準化
一、會計發展的簡要歷程及會計的本質
（一）會計的簡要歷程
根據現在已發現的歷史資料記載，會計活動最早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以及古代中國的周王朝已被發現。但是，當時的會計活動均是人們出于對生產的消耗和結果的關心，而做的一些簡單的記錄與計算。直到1494年，意大利的盧卡·巴其阿勒在他的著作《算術、幾何、比與比例概要》中，將威尼斯一帶的復式記賬法做了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并且做了必要的理論闡述之后，會計才得以在歐洲以及全世界廣為傳播。其實，這也標志著現代會計的真正開始。所以，1494年被會計學家們譽為會計史上的第一個里程碑。當時間發展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時候，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爆發，這就無可避免地引起了經濟社會中生產組織及經營形式的進一步變革。也正是這種變革致使會計又一次產生了質的發展。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現，可以說對會計的發展有特殊的意義，為了保證不參與公司管理但又必須關心公司效益的股東們的利益，會計便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機構。1854年英格蘭的愛丁堡會計協會的成立，被譽為會計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至此，會計的監督職能在經濟生活中變得越發重要。但是，會計的理論及其實務方面的方法技巧的基本完善和成熟，卻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實現的。在這一百年的時間里，社會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這便對會計的發展產生了客觀的必要性。加上隨后信息產業的高度發展和經濟、金融的全球化趨勢，會計的作用和重要性必然會被人們越來越重視。
（二）會計職能的演變
縱觀會計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出會計的職能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生相應的演變的。早期的會計，人們只是為了對自己進行的經濟活動有一個全面和系統地認識，而做的一些關于經濟活動中的必要的、簡單的記錄和計算，其主要是為了反映生產過程中的實際情況。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計的職能也在隨之發展。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誕生，使得會計在生產中不僅要行使反映的職能，還必須對生產過程進行必要的監督。直到現在，在經濟的飛速發展過程中，在經濟、金融的全球化趨勢不斷深化的進程中，會計學家對會計職能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深化。他們認為會計的職能就是通過對經濟活動的記錄和計算，使得生產活動得到正確反映，進而對整個生產過程進行控制——分析過去，進行預測，進而決策未來。
（三）會計的本質
從會計職能的演變過程中，我們不難對會計的本質有一個深入的認識。會計的具體工作就是對經濟活動的記錄與核算，而會計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具體包括分析、預測、決策）的實質應該歸結于會計工作的延伸。所以，會計的本質應該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工具”，即，會計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會計的語言把經濟過程中的各個經濟活動記錄下來，為經濟主體提供一種必要的經濟信息，以供其經營和管理之需。其實，也正是會計的這種本質，造成了會計從古至今的發展軌跡的一種必然。
二、市場規模的擴展對會計發展的影響
（一）市場規模的擴展
從古到今，市場規模的擴展總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小規模的交易市場；第二，十二世紀左右，在歐洲的南部興起了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薩、阿姆斯特丹等，在這些地方經常會舉辦一些商業交易會，這就使得市場的規模得以擴展；第三，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使得市場的規模從歐洲擴展到了美洲，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歐洲隨即陸續爆發了工業革命；第四，就是現在的金融和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市場的規模擴展到了全世界。結合這市場規模擴展的四個階段，再看一下會計發展的幾個里程碑性的階段，二者的時間可以說吻合得非常的好。難道這種吻合僅僅是一種巧合嗎？其實不是的，在二者之間，是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的。
（二）市場規模對會計的影響
由會計的本質，就決定了市場的規模會對會計的發展形成一種內在的、必然的影響。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小規模的交易市場中，經濟的組織和經營主體只是一些家庭個體或者小作坊，所以，會計的作用和方法對于這些經濟主體來說，往往是比較簡單的。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展。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經濟組織和經營主體的規模也在跟著相應地擴大，專業化的手工廠開始在社會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正是這種專業化的手工廠對會計的內容和形式有了進一步的要求。于是復式簿記應時而生，會計理論實現了第一次質的發展。在地理大發現之后，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也隨之爆發，為了匹配市場規模的猛然擴展，股份有限公司這種科學、高效的經濟組織和經營形式開始出現。這種嶄新的、科學的組織和經營方式不僅推動了會計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賦予了會計新的內涵。社會經濟發展到現在，金融和經濟的全球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會計學家不僅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會計在現今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他們對會計理論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會計理論也正在他們的努力之下，變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現代會計發展的趨勢
（一）會計的標準化進程
由于會計是一門應用性非常強的科學，所以，會計的標準化就變得格外地重要。現在我就針對會計的標準化進程做一個簡要的回顧。會計準則是指會計人員從事會計活動所應遵循的基本規范和標準，也是評價和鑒定會計工作質量的依據。會計準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創建時期、成長時期、成熟時期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最早的會計準則是美國在20世紀初產生的；而1959—1973被認為是會計準則的成長時期；1973—1989是會計準則的成熟時期；1989年以后會計準則開始走向了國際化。從會計準則的歷史發展進程，我們不難得出：會計準則發展趨勢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范圍上都越來越標準化。
（二）我國會計理論發展的簡要歷程
會計在我國雖然有很早的淵源，但是，真正意義上對會計理論的探索應該是在建國以后開始的。對于建國初期，我國會計理論界對會計理論爭論的焦點，是會計是否具有階級性的問題。由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理論界對會計理論認識的不足，導致當時理論界幾乎一致認為，會計是具有階級性的。建國初期的三十年，我國的會計理論研究可以說是非常艱難曲折，直到1962年才由顧準同志首先提出會計主要是一種經濟計量系統，是無所謂階級性的。這種論斷的正確性當然也隨著我們對會計本質認識的深化，而得到證實。其實，這也是關于會計本質的認識方面的一個較好例證。1978年，中國的經濟開始在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推動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代。當然經濟的發展必然需要會計的發展來推波助瀾，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會計學會與1980年成立，至此，我國的會計研究才真正地進入了洋溢著生機的春天。
四、結論
會計的本質應該是，為了給經濟主體提供一種必要的經濟信息，以供其經營和管理之需，而對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所采用的一種“特殊語言”的記錄和反映形式。也就是說，會計是經濟主體對經濟活動的一種記敘和解閱的方式。所以，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規模相應地不斷擴大，企業之間的聯系必將越來越密切，這無疑也要求會計這種語言也必須相應地越來越標準化，就像全球化環境下國際語言的出現一樣，是交流的必須條件。因此，會計不僅不應該具有階級性，并且，會計必將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展的推動下，走向全球性的標準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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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紅琨.會計基本理論與實務學習資料[M].云南財經大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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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榮.經濟學理論對會計學研究的滲透[J].財會通訊，2004，（10）.
研究會計學，會計的本質和職能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認清會計的本質和職能，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對研究會計學，更好地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會計的管理、監督作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會計的本質
探析會計的本質，首先要明確什么是事物的本質。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本質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質，是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內在聯系。本質是由事物內部特殊矛盾所決定的一事物區別于它事物的根本屬性。
在我國，對會計的本質的爭議集中為兩大觀點：（1）信息系統論，認為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2）管理活動論，認為會計是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其本身具有管理的職能。我認為會計的本質可以將上述兩個觀點合二為一。會計的本質是信息指導管理，管理反映信息的系統工程。
下面對會計本質問題的研究成果作一簡要的歷史回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會計本質問題的結論已為中國會計界非常熟悉，“觀念的總結和過程控制”作為會計定義的一般表述，闡述了會計本質是“觀念總結”和“過程控制”的兩者合一。
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本質是理性獲利”，而“理性獲利過程和行為是靠會計來調節的”。根據這種論斷，會計的本質應該是“按理性原則來核算和調節經濟活動”。
霍斯金與邁克夫兩位美國會計學家認為，會計的本質是試圖為現代市場經濟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資源配置和運作的考試制度。
美國著名會計學家井夙雄治在其1975年出版的具有國際影響的《會計計量理論》一書中闡明的基本觀點：會計是便于協調各利益集團之間財產經管責任的系統。
美國耶魯大學夏思·桑德教授1997年出版的《會計與控制理論》一書。按桑德的觀點，會計本質，從微觀角度看，會計保證組織契約的實施和推行。
從歷史回顧可見，關于會計本質的理解無非是總結、控制、核算、調節、制度、系統、保證等。從企業管理的情況看，企業總是通過會計信息的反饋來指導自己的管理，最終管理的成果再反映在會計信息上，然后再優化管理，循環往復。可見會計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是信息管理信息的循環系統。因此說會計的本質是信息系統和管理活動的結合，是信息，管理的混合體。會計的本質是一個經濟信息管理系統。
二、會計的職能
會計的職能是指會計的本質功能，是會計本質的體現，是會計在經濟管理活動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所起的作用。換句話說，會計職能就是對會計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的概括。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簿記有過這樣一段描述：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這段話深刻揭示了會計作為一個過程所具備的功能。
首先，從過程的控制來看，對于過程，有人狹義地將其看作生產過程。而對于控制，也有人理解為監督。我認為，這些都是不夠完善的。其一，會計監督是會計按照管理的目的和要求，審核經濟業務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對經濟行為進行必要的干預，滯后性是它的顯著特點。而現代意義上的會計更需要將會計傳統的單一反饋功能轉變為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分析功能，從而形成一種前導型會計。人為將會計監督概念賤予廣泛的含義只會造成人們對會計監督職能理解上的誤差。其二，會計監督的依據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界環境所制定的標準，這些標準具體表現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各種法律、法規制度。因此，會計監督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環境在施加于會計工作時所形成的功能，并非屬于會計自身之中，它實際上只是構成會計管理過程的一個具體的分支職能而已。由上所述，我認為，會計本質上作為一種管理活動，其過程的控制應被理解為對廣義的生產過程，即包含流通的再生產過程的事初、前中及事后的管理。簡而言之，即管理職能。會計也只有作用于這種具體的再生產過程，它的具體職能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另外，由于管理活動包括了事前、事中及事后整個過程，所以，管理職能又可分為預測、計劃、決策、控制、分析、監督等具體職能。
其次，在觀念總結的理解問題上，也有不同意見。有人將其解釋為反映，也有人將其理解為核算。我認為，將觀念總結理解為核算似乎比較合理。反映過程是會計把大量的數據轉換成財務信息的過程，也就是說，反映不過是對客觀經濟活動事后的真實寫照而已。因而，反映的內涵是消極和被動的。而會計核算則是一種能動的管理活動，從過程看，它可以包括事后核算，也可以包括事前、事中的核算；從內容來看，它既包括記錄、計算和反映，又包括預測、控制、分析和考核。會計人員在工作過程中，不僅對復雜的經濟業務進行搜索、分類、整理、計算及反饋，還要對會計資料進行比較及分析，而這些又都屬于會計核算的職能范圍，所以，我們可以說，核算職能是會計的另一個基本職能。
會計既然是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它就必然要求會計具備相應的職能去體現會計本質的要求，以充分保證會計管理活動的順利進行。會計的核算和管理兩大職能，正是在充分體現會計本質的基礎上存在的。會計的本質表明，會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產生于管理的需要，并以經濟管理的形式出現。在實際工作中它通過其特有的方法，對經濟信息進行核算處理，并依據自己處理的信息作出分析和判斷，并進而作出決策，以實現管理的職能。決策是一個過程，包括有確定解決的問題、擬訂各選方案和選定方案三個主要步驟，而會計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顯然是最關鍵的，它實質上充當著管理者和決策者的角色。如果會計核算不正確、反映不真實、預測不準確、分析不透徹，都會導致決策的錯誤。所以，我認為會計的核算和管理職能是充分體現會計是一種管理活動的本質的。
根據上述認識，我認為會計的兩大職能是核算和管理。核算職能是指通過一系列專門的技術方法，對經濟業務進行完整地、連續地和系統地記錄和計算，為經營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它是會計工作的基本環節。而管理職能是指會計為滿足國家宏觀調控、企業所有權人、企業經營管理當局等的需要，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功能。管理職能可具體分為預測、計劃、決策、控制、分析、監督等具體職能。會計的核算職能和管理職能是相互滲透、緊密依存的。核算職能是管理職能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核算職能，管理職能就失去了基石;同時，管理則是核算職能的目的和下一核算過程的出發點。離開了管理職能，核算職能將會失去目標和方向。雖然，核算職能、管理職能都是會計的基本職能，但是，會計作為管理活動的本質又決定了核算職能只是為管理職能提供鋪墊和服務，管理職能才是會計工作最基本的職能。
關鍵詞：經濟行為；“經濟人”；道德；價值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011-03
一定的經濟體制需要建立怎樣的道德規范，這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取決于經濟運動的客觀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的，道德‘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產物’。”[1] 通常我們認為，經濟和道德是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但實際上，經濟和道德始終是相互依存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經濟的產物，而經濟也并非是沒有價值目標的自然現象，任何經濟發展的目標中都內涵著相應的道德目標。經濟是目的與具有可供選擇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2]，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及他人的行為規范，在哲學層面它將被提升為人內心情感的一種滿足，這就說明了道德也是具有效用性的，因而我們可以利用經濟的與道德的效用這一共通點，證明經濟與道德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所以，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遵循道德的要求。
一、經濟行為主體的道德分析
經濟與利益是社會運行的條件和目標，是人們生活的核心內涵，也是人們社會活動、社會工作注意力的焦點及行為動力所在[3] 。對于市場經濟的形態而言，勞動產品表現為商品的形式，或者是商品的價值形式，可以說這就是組成該形態的細胞形式。在經濟形態的運動中，涉及人的經濟范疇是由一定的人來承擔的。在經濟哲學層面，經濟范疇人格化之中蘊涵著“經濟人”和“道德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經濟范疇人格化表現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市場經濟的活動中，經濟活動和道德作用之間有著相互作用的能動關系，而經濟范疇人格化使得這種能動關系更具體化。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中，作者亞當·斯密成功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創造性地使“經濟人”這一概念成為一種真正的社會經濟哲學，并賦予它嶄新的價值。可以說，是斯密第一次把最初以道德哲學問題形式出現的利己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轉化為經濟學問題。作為經濟行為的主體，從“經濟人”的觀念出發，人之所以擁有自利的屬性，是因為他被置于貨源相對稀缺的并且彼此競爭的社會環境里面，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存在機會主義的行為傾向。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領域的道德現象，不過是以人的經濟行為作為載體而表現出來的道德，是道德的一種具體的、特殊的表現形式[4] 。在斯密看來，當時的英國正在逐漸走向一種“進步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高質量的生活標準由上而下普及全民，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是豐富的商品和較高的工資，而非貧苦的生存壓迫。對于斯密的這一見解，很多人指責他是給無限追求物質享受的貪婪帶上美麗的光環。對此斯密認為，人們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有利于促進人培養自身的可貴品質，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還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制度的變革。
人是一切社會屬性的總和，“經濟人”則是人類理性對自身屬性進行抽象思維的產物。“經濟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通過對人的具體經濟活動的考察，揚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非本質屬性，抽象概括出它的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屬性；“經濟人”也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它能夠充分體現每個參與經濟活動的人的行為的多樣性，能夠說明人的經濟活動的普遍本性。黑格爾指出：“概念在個別中既在自身中，而由于個別性，它又將在自身之外，并進入現實。”[5] 因而，“經濟人”這一概念包含著豐富的人的經濟活動的具體內容。在市場經濟中，人實踐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無論從動機上還是效果上都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并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經濟回報，這一目的反映了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本質屬性，而這種本質屬性的人格化就是“經濟人”。
二、經濟邏輯在道德分析中的體現
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或群體的生存及發展的行為規范，不管它是自然篩選的結果，還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它的形成以及發展需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就是道德與經濟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經濟行為的實踐過程并不存在于單純的倫理道德的活動中，但是實踐每一經濟行為都體現著一定的倫理價值和道德精神。任何道德規范的產生、存在以及發展的客觀基礎，都是以社會物質生活的產生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存在，理論層面，經濟行為在實現了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應當具有一定的道德價值。
正像所有的動物都為快樂所向導一樣，無論人的發展比動物高級多少，也是在追求快樂滿足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不同的是人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理性對滿足程度作以比較。在經濟學上，把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得到的滿足程度稱為效用，是對商品使用價值的主觀評價，它或者是對人自身生理需求的滿足，抑或是對人心理層面的一種體現。商品效用具有邊際遞減的規律，其原因在于，從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看，隨著相同商品的連續增加，人們從每一單位商品消費中得到的滿足程度是遞減的[6]。該規律具有普遍意義，即社會對某種物品或行為的評價也會隨著其對該物品或行為的擁有而增加，以及該物品或行為的普及而減少。消費者行為實踐效用最大化，要使得消費某一商品的邊際效用等于他付出貨幣的邊際效用，此時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費者均衡的狀態，人們從商品上獲得的內在滿足通過貨幣的支付而取得了外在的表現形式。這一規律同樣表現在人們的行為上，從道德行為的付出上得到等量的內在滿足，付出越多的人就得到的越多，沒有付出的人也就沒有得到，道德行為的付出也成為人們內在滿足的外在形式。
微觀經濟中的長期函數和短期函數也體現在人們實現滿足程度的過程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情況下人們既會考慮行為的短期效用，也會有考慮行為長期效用的傾向。但是卻往往因為誘惑而看不到未來的利益所在，就算有看到也因陷于“路徑依賴”[7]或無奈的情況下顧不得考慮未來，這是一種非可持續發展的做法。如此只顧眼前利益，其所得的不論是外在利益還是內心的快樂程度，都是有限而短暫的。拓展到道德領域，更多不道德的選擇不是由于人們只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因為他們往往只考慮現在的收益而不顧明天的所得。可以說，若是在人們的效用函數中加入長期效用這一自變量，那人們的非道德選擇將會大為減少。在商品經濟活動中，很多企業都意識到強調品牌信譽建設的重要性，例如海爾“真誠到永遠”、“信念、信賴、信心，中信銀行”等。“誰要生產商品，他就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社會的使用價值。”[8] 雖然在品牌信譽建設上有較大支出，前期的銷售可能無法提供凈利潤的回報，但是隨著產品交易規模的擴大，信譽品牌產品的銷量將持續增長，相比較粗工濫造、以次充好的企業，信譽品牌將占有比例較大的市場份額和穩定的購買群體，企業收益也會持續增加。
三、市場經濟的道德存在
美國倫理學家諾蘭有說過：“每一種經濟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9] 縱覽世界近代經濟史，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原始的、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幾個階段，與其他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相同，市場經濟有自己內在的一套道德準則，而且是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交換經濟，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方的所得都必須經由相應的付出，這樣就決定了參與市場經濟的人的利益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又有協調合作的一面。可以說，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并非極端的利己主義，而是利己與利他相結合的互利主義。“真正激勵一個經濟學家的不僅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家的贏利熱情，而是這種他在探索中發現的經濟學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10] 因此，權利平等、自由競爭、公平交易、誠實守信等等便構成了市場有序運作的基本道德觀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日益發展壯大，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不僅是外部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更有市場經濟內部的自我運行機制未能形成。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發展和體制轉軌，隨之而產生了一些道德敗壞、誠信缺失等不可爭的事實，改革使得人們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趨向于拜金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裸的金錢關系。少數人利欲熏心，妄圖利用別人的信任而進行坑蒙拐騙以取得不義之財；很多企業唯利是圖地把有損消費者生命安全的產品投放到市場，如雙匯“瘦肉精”火腿、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這些行為嚴重違背信用準則，破壞了市場的秩序，也損害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
在市場經濟發育逐步成熟的歷史進程中，信用與反信用的矛盾沖突中，最終必然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觀念——信用，從其深層分析，乃在于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形成的一種合力，一種客觀上的市場制衡機制，這就是優勝劣汰[11] 。市場經濟的道德是由“經濟人”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維發展演變而來的，在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和保障的前提下，做好事的行為能夠上升為情感的需要，從而符合實踐者的利益追求，這種實現具有雙贏乃至多贏的性質，也使得市場經濟的道德具有相對可靠的成長性。
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兼顧社會道德的問題可以概括為義利關系的互動，可以說義利關系是任何經濟活動都無法回避的貫穿始終的問題，二者之間有其沖突的一面，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8] 由于兩種價值在動機、結果和影響等層面并不一致，往往使經濟人行為偏向拜金主義；二者也有其協調的一面，義與利并非完全對立，而是與正當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它創造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空間，也提供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導向。
四、結語
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利益導向經濟，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如此就會產生競爭—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積累—開拓市場，從而最終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斯密的這一理解是詮釋“利益動力論”的經典，改革開放三十年多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也印證了利益的無窮動力。
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市場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差異性;調控信號是包括工資、利率、產權價格、生產資料價格與產品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調控方式是各微觀經濟主體在獲利目標的驅動下,根據變動著的價格信號所提供的市場供求信息,對自身經濟活動作出調整,進而引起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簡言之,市場調控機制作用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與相互協調所表現出的整體的合目的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由于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時信息、短期信息,便決定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結果具有即時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質。
政府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調控信號是政府、各級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計劃部門發出的各項行政指令與法律部門的各種法律條文;調控方式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認可與維護,按照政府部門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整,進而引起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凌駕于一切微觀經濟活動之上的國民經濟總體利益的代表者實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協調與控制,因而政府調控機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而是一種外在的、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非自我調控機制。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使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則必然離不開事先設定的調控目標。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調控是一種事先的自覺調控。由于政府調控目標是事先設定的,這一目標不過是作為調控主體的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長期變動趨勢的預測與自覺意識的外化,故政府調控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長期調控,而非即時調控、短期調控。
市場調控機制本質上是各市場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系,經濟資源宏觀配置均衡是這種機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調控機制,雖然伴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與市場調控機制的完善,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控作用曾一度減弱,并退居為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場調控機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調控機制的結論。歷史的辯證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更高階段的發展,市場調控機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政府調控機制得以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條件與手段卻日趨成熟。人類的經濟生活正步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各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的補充,從而實現二者有機的辯證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補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從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二者作用的最終結果看,二者都是實現經濟資源宏觀優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不可替代性,才決定現代經濟的調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也正是因為兩種調控機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個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與配置問題。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組合的選擇。
二、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與配置的標準
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依據的標準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必然存在差異。我國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推崇政府調控機制,貶低市場調控機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對經濟調控機制的評價與選擇,依據的不是經濟標準,而是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認為市場調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有悖于廣大勞動階層的利益,故必須摒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人們逐漸認識到,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符合經濟的本性及其發展要求,依據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們開始從對經濟發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尋找選擇經濟調控機制的依據。這種做法顯然是正確的。但由于這種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層次,故仍難為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提供科學明晰的依據。
筆者認為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依據,只能從經濟調控活動相關的成本與收益量的對比分析中去尋找。人們要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宏觀經濟效率。由經濟調控活動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視為是經濟調控活動的產出或收益。進行任何經濟調控活動,都要有一定的投入,這種投入是為獲得經濟調控收益而支付的經濟調控成本。經濟調控收益扣除經濟調控成本后的余額,即為經濟調控凈收益。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實質,就在于找到一種經濟調控機制組合,通過其運行,使所獲得的經濟調控凈收益最大。
為了進行經濟調控成本與收益分析,有必要引進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三對范疇。
市場調控成本,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由于市場調控機制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作用,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不過是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市場調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觀經濟主體間的交易成本(比如純粹流通費用、信息費用與契約費用等)和市場調控損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備性、短期性與調控時滯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波動性損失,由市場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浪費等)。
政府調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政府調控活動是一種通過行政指令而實施的調控活動。就某一調控活動的全過程而言,政府調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擬定與費用;指令的傳遞與接收費用;對指令執行的監督、協調控制與激勵費用;指令執行反饋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分析費用四大部分。政府調控成本還應包括政府調控損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員的主觀原因或決策信息的不完備而錯誤指令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在傳遞過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確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的強制性而對指令執行者創造性、主動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經濟效率的損失等等。市場調控收益,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政府調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成本。在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就一般情況而言,由于市場調控成本、政府調控成本分別與市場調控力度、政府調控力度正相關,故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的此消彼長,便意味著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此消彼長。假設總調控成本為E,市場調控力度為X,為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a,政府調控力度為Y,為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b,則Z=aX+bY。等調控成本線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投影,亦即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不同組合的軌跡。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可以有無數條互相平行的等調控成本線,等調控成本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高;反之,等調控成本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低。
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收益,即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綜合運行對經濟調控總目標實現所作的貢獻。等調控收益線,就是在總調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不同組合點的軌跡。經驗事實表明,市場調控收益(或政府調控收益)與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呈非線性相關變動。具體說來,隨著市場調控力度增強(在經濟總調控力度既定的情況下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減弱),其邊際市場調控收益遞減(邊際政府調控收益遞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調控收益線是一條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且凸向原點的曲線。這條曲線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調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場調控力度增量)是處處不相等的。它表明對應于不同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隨著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強,單位市場調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調控力度(或單位政府調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場調控力度)越來越小(越來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同樣可以有無數條互不相交的等調控收益線。等調控收益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調控收益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收益越低。
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在于確定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所謂最佳組合,或者是可使獲得等量調控收益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調控成本所獲得的總調控收益最大。根據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的關系,可找到這一最佳組合點。經濟調控目標一經確定,所要獲得的調控收益值及等調控收益線也就隨之確定。這條等調控收益線必然與同一直角坐標系中的無數條等調控成本線中的一條相切,其切點就是使既定經濟調控目標得以實現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見圖3)。
在圖3中,R為等調控收益線,它與等調控成本線C1、C2分別相切與相交。E2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條等調控收益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均能實現所設定的調控目標,但E2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無疑高于E1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E3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等調控成本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卻低于E1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唯有等調控收益線R與等調控成本線C1的切點E1所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才是以最低的調控總成本實現預定的調控目標的最佳點。設市場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m與MRm,政府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G與MRG,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m,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G,總調控成本為C,則最佳組合點E1滿足下列條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線性也就是說,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點是在總調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單位貨幣所獲得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相等的點。
在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時,應該注意由于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因其自身的性質與所依存的環境條件的不同,對同一力度的市場調控或政府調控,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反應。換言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的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是各不相同的,進而兩種調控機制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鑒于此,在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作用的利弊得失進行評價與對其組合作出選擇時,切忌一概而論,而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同類型經濟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
三、幾點結論
1相對現代經濟活動而言,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是兩種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經濟調控機制,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就不是一種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選擇,而只能是對二者調控力度最佳組合點的確定。
2無論是市場調控機制,還是政府調控機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們既不是只獲益無需支付成本代價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價而無益處的。因而,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應樹立經濟觀念,嚴格遵循經濟合理性原則,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的依據只能是使達到既定的調控目標所付出的成本代價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價所獲得的調控收益最大”。背棄經濟合理性原則是不科學,不足取的。
一、會計本質相關研究回顧
“會計主要是適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M·查特菲爾德《會計思想史》）對會計本質的不同認識，可能與會計這門學科內容豐富而且發展迅速有關，也可能是討論者的出發點、看問題的視角以及所依據的理論基礎不同，但最根本的應是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對會計的需求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西方會計本質的主流觀點 西方關于會計本質的最早闡述可追溯到簿記階段，由于當時生產力低下，僅限于記錄和反映實物流，簿記階段的會計被定義為“觀念的總結和過程的控制”。隨著商品經濟的到來，簿記單純記錄財產的去向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簿記被看作是管理的工具，應當為公司的經營管理而服務，簿記逐漸走向了會計。但人們最初對會計的認識非常淺薄，把它視為一種應用技術（藝術），這或許與它從一產生開始就與計量技術密不可分有關。兩權分離的出現不斷推進著委托理論的發展，建立在企業契約理論基礎之上的會計契約論出現，會計被看作是用來保證組織契約的實施和推行。而“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的出現，為會計信息系統論的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信息系統論由此誕生。
（二）我國會計本質的主流觀點 國內關于會計本質的討論也是各執一詞，而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國外觀點的影響。建國初期，會計被視為對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的活動進行反映和監督的方法與規則。在這一時期，會計在財產核算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國家對企業進行全面財務監督的工具”，成為服務于計劃經濟的工具，會計工具論形成。的召開迎來了改革開放，使西方一些先進的理念逐漸引入，在這一背景下，會計發展成了兩派。一派認為，西方的信息論和系統論可以與我國會計實踐相結合，強調會計密切依附于生產的發展，提供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益的信息，但其本身并不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直接進行管理或決策。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將電子計算機引進會計領域，使會計信息加工技術更為先進，會計作為信息系統的功能更為明顯，這突出了在商品經濟下，會計為提高企業和各單位活動的經濟效益而以提供財務信息（能用貨幣來計量、記錄、預測的那些數量方面的信息）為主的特點（葛家澍、唐予華，1983）。而另一派認為，會計環境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只把會計看成一種自發地、真實地反映信息的系統并不全面，市場要素的不斷完善，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強烈要求內部活動的合理化，會計應向經營管理的多個領域、更深層次滲透，會計的內向服務功能開始凸顯（楊紀琬、閻達五，1982）。在西方管理會計一些方法的引入下，會計機能應發展為對外提供財務報告和對內進行管理相結合的趨向。不論哪一派，人們基于客觀環境的變化認為會計已從傳統的記賬、算賬、報賬型會計轉向現代會計。同一時期，隨著兩權分離的出現，受托責任觀形成。審計事業的蓬勃發展要求會計應當記錄和報告受托責任的完成情況，以便向人民、向一切托付人報賬（楊時展，1991），控制系統論出現。當然，隨著經濟發展的復雜化，把會計僅歸結為一種觀點似乎已經不能滿足于客觀環境的需要，為此，出現了一些融合的觀點，如“三論”都強調會計是一個控制系統，“從系統行為的角度看是一種管理活動，從元素功能角度看是一個信息系統；”“會計是一個以控制為核心的管理體系”等。
步入21世紀以來，會計欺詐案頻發，以全球誠信危機為背景，強烈要求會計反映的客觀真實性，會計控制論被用來對企業會計信息失真現象進行思考，提出“會計本質更多地表現為會計準則的本質，而會計準則本質在于客觀反映經濟資源運用狀況及結果”，即“會計本質在于合理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媒介”（楊雄勝，2002）。而知識經濟的到來，更加注重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計量，人作為其載體日益受到重視，會計被視為“以經濟活動的行為——價值形態為主要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立體動態反映與信息資源整合系統”（徐國君，2003）。與這一觀點（從人出發）不同，筆者將以知識經濟為背景來分析其對會計環境帶來的改變，以及提供的技術支持，從而以更加全面的視角解讀會計本質。
二、會計本質的重新定位
“會計是反應性的”。會計歷次重大的變革和創新，均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密切聯系。知識經濟的到來，使會計環境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對會計體系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一）知識經濟使人們對信息有了更深層次的需求 知識經濟之前，會計主要服務于協助領導、督促有關部門指導并及時調整生產，所反映的信息并沒有照顧到與企業有利害關系的各個方面，因而主要提供的是財務信息，對非財務信息的需求并不強烈，加之計算機技術發展還不成熟，實時反映不太可能。鑒于此，價值信息（主要是非財務信息）既無需求所依，也無技術所靠，無依無靠必然引不起人們的重視，而只是決策過程中的附帶信息。
知識經濟的到來，會計從完成經濟業務的反映發展為包括對未來的、尚未發生的行動的預測，使用者逐漸認識到非財務信息對于預測的重要性，對于信息的需求便已不再僅僅滿足于可靠的財務信息，還追求企業價值創造背后那些重要的非財務信息、前瞻性信息（鄭悅、陳志宏，2008），因此，會計信息應當包含更多的相關信息（如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行業的競爭狀況等），以充分發揮好提供增值性信息的功能。
同時，知識經濟對于信息的需求極為龐大，會計應更側重于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并兼顧受托責任的信息。基于此，筆者認為提供財務信息只能部分反映經濟活動，即使真實公允，未必都有利于決策。信息本身具有多變性和復雜性，有些真實的財務信息反映出來的可能是企業非增值活動的信息，然而，只有增值活動的信息（可能是非財務信息）才能使企業實現真正的價值增值，依此作出的決策才會真正服務于企業并最終創造價值。畢竟企業管理的根本手段是通過消除無價值行為、減少低價值行為、增加高增值來獲得競爭優勢，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的。如果不涵蓋某些至關重要的非財務信息，那么在今天這樣的環境下，這些信息的重要性必將削弱會計信息系統作為信息源所提供的財務信息的有用性。為了避免出現信息的“渾濁”，妨礙甚至誤導信息使用者，客觀上要求對會計本質所涵蓋的信息重新審視。
閻達五曾指出：“會計并非單純的信息處理技術，還需要服務于生產領域，與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和價值創造緊密結合，會計學應當重點研究如何對生產過程進行價值管理和如何實施有效監督以提高經濟效果。”（楊紀琬、閻達五，1980）這足以說明會計今后的地位以及此地位下會計信息內涵的廣泛性。
（二）知識經濟客觀上要求會計凸顯實時控制 知識經濟下，計算機逐漸代替了會計的部分職能如核算職能，使會計人員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但這并不意味著會計可以離開人而完全由計算機進行處理，知識的不斷更新和信息的瞬息變化更加強調會計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會計事項及其所帶來的會計問題進行控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而單純由計算機輸出信息是不能滿足的。這就要求會計人員進行事中的實時控制，轉變工作重點，更加關注如何將計算機傳遞來的信息進行分析、篩選、分類、推理、處理等，滿足于主體的不同需要，否則會削弱會計為決策服務的潛能。上世紀80年代，限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實時反映和控制還不現實，控制過程的簡化反而降低了決策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目前，計算機的發展使信息的運行成本大大降低，這就為會計控制擴大內涵、延伸邊界提供了可能，如根據計算機傳遞來的電話費清單，分析出客戶的分布及集中程度等相關信息，使有關責任人根據需要適時讀取，實現各利益相關者需求滿足下的企業價值最大化。正所謂管理離開了控制就不叫管理，會計如果沒有做好實時的控制，就會降低自身的地位而顯得無用。基于以上變化，筆者認為，會計的本質可以看作是“基于價值信息的系統控制論。”
三、會計本質的重新解讀
會計信息價值內涵的進一步拓展以及對會計行為主體的清晰界定，促進了對會計本質系統性控制職能的重新解讀。
（一）價值信息的內涵 傳統的會計信息是基于交易的用貨幣表現的可量化的信息，對于某些與交易無關、難以量化卻十分重要的非貨幣信息重視不夠，造成無法識別企業價值創造的關鍵或者真正驅動因素，滿足不了投資者等相關使用者全方位地了解企業信息的“饑渴”。而這樣的信息在某種程度上講其實是不可靠的，最終會降低會計應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對于這些重要的相關信息如果僅僅以自愿或附帶的方式提供，那么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去再尋找、再驗證、再確認，這等同于在做無用功，對整個社會資源來說意味著一種巨大的浪費。此外，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次關于會計本質的探討都是基于當時的背景而產生的。眾所周知，知識經濟時代下，利潤已不再是衡量企業好壞與否最重要的指標，只是在追求價值增值以期長遠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外在表現形式而已。這里所說的價值不僅僅指企業的利潤等量化價值，還包括非量化價值（如品牌、信譽等）。品牌效應對于一個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這在已有的會計所提供的信息中并無體現，其他有關會計本質的探討也未曾涉及，由此說明了現行的會計本質所固有的缺陷。因此，價值信息的內涵應當更為廣泛，能代表完整的經濟活動內容，包括企業在經營發展的過程中價值創造的總括信息，即能反映企業增值及非增值活動的貨幣性信息和非貨幣性信息以及一些前瞻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