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24 16:32:1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城鄉關系、二元結構、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回波效應、擴散效應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雖然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城鄉二元體制并未取得根本性轉變。經濟上，社會依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剪刀差，使農民處于經濟上的不利地位；制度安排上，社會依然延續多年的戶籍制度、財稅制度、教育制度等；社會保障上，農民基本上不享有社會保障，農村居民所得的公共服務及享用的公共物品，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因此系統深入地研究統籌城鄉發展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國內探討城鄉社會經濟統籌發展方面的研究綜述
國內在探討城鄉社會經濟統籌發展的突破口方面進行了諸多研究，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改變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韓俊（2003） 認為統籌城鄉發展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關鍵是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
二是消除勞動力市場分割統籌城鄉發展。鐘甫寧（2003）認為從長遠來看，創造非農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人力資本是增加農民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維持經濟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肖萬春（2003）指出，統籌城鄉發展的難點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實質是解決就業問題。景天魁、唐鈞（2003）認為城鄉統籌就業是打破二元結構的突破口。
三是壯大縣域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劉志澄（2003）認為應該以壯大縣域經濟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國家發展改革委地區經濟發展司（2004）認為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關鍵在于壯大縣域經濟，縣域作為城鄉經濟社會聯系的過度地帶，具有統籌城鄉發展的特殊優勢。劉奇，王飛（2003）認為城市化進程滯后，決定了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在于縣域突破。
四是改革現行的城鄉分割的體制統籌城鄉發展。顧益康（2003）認為，實現城鄉經濟統籌發展必須在城鄉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與人口布局結構調整、城鄉配套體制與政策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調整等方面進行重點突破。石憶邵（2004）認為統籌城鄉發展要構建城鄉平等和協調發展的制度和政策體系，應逐步消除城鄉發展中輕視農業、歧視農村、剝奪農民的不平等制度和政策，構建融合發展的制度和政策體系。韓俊（2003）認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力度。
五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統籌城鄉發展。陳進（2003）認為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是統籌城鄉發展，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提出必須采取切實的措施積極發展農產品行業協會和農民合作組織。顏華（2004）認為合作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載體，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利益的最佳保護者，在社會生活方面也可進行合作，如醫療合作、社會保障合作等等，通過這些合作，能夠切實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從而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
六推進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周昭玖、周波（2004）認為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就業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王建兵（2003）認為，城鎮化建設是統籌城鄉關系的有效途徑，加快城鎮化建設有利于完善城市化建設網絡，有利于吸納富余農村勞動力，有利于發揮城鎮的集聚效應，有利于開拓農村市場，有利于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產業化經營。韓俊（2003）認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舉，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鎮體系。
此外，姜奇平、陳家寶對統籌城鄉發展的道路進行了探索，姜奇平主張實行新型工業化道路，陳家寶主張通過資源的整合與對接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其他的研究還包括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關系、城鄉一體化、農村城市化、農民非農民化等等。
目前我國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的研究不斷深入，但從總體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所做的研究不夠詳盡，內容不夠豐富。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目前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涉及到，如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目標，因為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必須制定階段性目標；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也很少涉及。所以，關于城鄉問題的探討需要不斷深入。二是國外城鄉一體化經驗的研究很少，而國外的經驗往往具有借鑒意義。三是統籌城鄉發展的評價指標很少涉及，而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為制定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提供依據，所以需要深入研究統籌城鄉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三、從國內研究中得到的啟示
造成城鄉差距的原因很多，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狀況來說，"回波效應"遠遠大于"擴散效應"，回波效應使得城市吸走了農村地區的資源和人才，越來越發達，而它的"擴散效應"卻遲遲不能到來。在完全的市場中，"馬太效應"往往大于均衡效應，使得城市與農村的兩級分化越來越嚴重。單靠市場來實現城鄉一體化是不太容易的，因此需要政府努力構建一種良性的平衡增長機制。
政府應該按照以人為本、給農民國民待遇和統籌城鄉制度創新的原則，強化農民的權益保護、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運行環境，加快推進與城鎮化、與農業和農村發展相關的制度創新；按照"多予、少取、放活、協調"的原則，加大投入、整合資源、突出重點，促進農業和農村支持體系化建設；積極促進鄉鎮企業體制創新、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的良性互動，加快鄉鎮企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和融入現代工業體系的步伐；加快農村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探索農村社會事業以改革促發展的有效方式；以提高農民生產能力為主線，加強農民培訓體系建設，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從增強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結構調整和農業農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出發，將推進城鎮化與強化城鎮群的功能作用結合起來，完善統籌城鄉發展的規劃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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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蔣華東.統籌城鄉發展的理論與方法[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5]景天魁，王頡.統籌城鄉發展[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一、堅定信心，應對挑戰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國內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面對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堅定必勝信心，增強憂患意識，積極主動應對，認真貫徹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加快自主創新，提高發展水平，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力，保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解放思想，搶抓機遇
解放思想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一要結合實際，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二要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率，加強市場運作；三要積極拓寬投融資渠道，努力解決企業發展資金不足問題；四要營造敢干事、干好事的良好氛圍。
三、營造良好社會風氣，優化發展環境
軟環境方面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 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硬環境方面要加大投入，加強交通:請記住我站域名、電力、通信等基礎服務建設，通過環境的改善促進經濟的發展。
四、點面結合，突出重點
要加快發展，一定要結合實際，突出重點，真抓實干，促進全縣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1、把發展工業作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毫不動搖地堅持工業強縣的工作思路。把發展工業作為當前的最重要工作來抓，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抓。當前經濟形勢雖然嚴峻，但我們要迎難而上，搶抓機遇，主動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以及工業擴張，迅速擴大工業經濟的規模。
2、加強工業園區建設，為加快工業發展提供載體。要加快工業化進程，促進縣域經濟跨越發展，必須加強工業園區建設，使園區經濟成為我縣經濟新的增長點。加強對工業園區的規劃和管理，按照“一區多園”的建設模式，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努力使工業園區成為聚集產業、企業、資金、技術和人才的高地。
3、把招商引資作為加快發展的主要抓手，興起全民招商熱潮。一方面要獎罰分明，加強招商引資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另一方面要對招商引資項目實行全程服務，做到支持多、干預少，保證外來資金“低門檻進入、低成本發展、高效益回報”。
4、認真落實政策，引導個私經濟蓬勃發展。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落實好財政、稅收、用地、信貸、勞動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除國家明確限制的投資領域外，都要對個私資本開放，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競相發展、平等競爭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
5、加強小城鎮建設，構筑二、三產業集聚平臺。把小城鎮建設與工業園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與工業發展形成良性互動。加強縣城舊城改造力度，加強對小城鎮建設的規劃和管理，加快中心城鎮建設步伐，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增強中心城鎮的輻射能力。
6、加強干部教育管理。建設一支作風優良、效率高上的干部隊伍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前提。要加強干部的教育管理工作，獎罰分明，真正讓干部流血流汗不流淚。
一、區域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
德裔經濟學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發展理論，他認為經濟增長過程實質是一個不平衡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應該在資源和資本有限的實際情況下，優先發展少數“主導部門”，尤其是“直接生產性活動”部門，通過“關聯效應”和“資源優化配置效應”，逐步擴大對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帶動后向聯系部門、前向聯系部門和整個產業部門的發展，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經濟增長。不平衡發展理論蘊涵了通過有計劃發展重點產業和重點地區，促進經濟整體增長的思想，被許多國家和地區應用于區域發展規劃，并產生了兩種重要觀點――增長極理論與累積性因果循環理論。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的概念，他指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出現在增長點或增長極，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擴散，對整個經濟具有不同的終極影響”。后來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對佩魯的抽象理論進行了具體化。布代維爾(J.B.boudeville)把抽象的經濟空間轉換為地理空間，認為增長極是若干推進型企業在地域上的聚集，主張在經濟落后地區建立大型推進型企業，并以此為增長極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結合城市中心論，提出經濟的空間發展經歷了以下階段：第一階段，只存在一些孤立的區域性中心；第二階段，以中心點為基礎形成了一些區域中心城市；第三階段，以中心城市為極核向周圍地區擴散，形成第二級城市；第四階段，中心城市和第二級城市相輔相成，形成現代化的城市體系和完整的空間點軸網絡系統。增長極理論在政策操作上帶有強烈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傾向，其政策主張使城市成為所在地區的增長極，圍繞城市建立區域發展規劃。
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以社會過程理論為基礎，提出了著名的“累積性因果循環關系”原理。該理論把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看成是一種動態發展過程，并把經濟社會環境內的各種因素看成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經濟社會諸因素之間的關系不是均衡或趨于均衡，而是以具有積累效果的循環方式運動，是累積性因果循環關系。他把一個國家分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結構。發達地區產生兩種效應：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極化效應是指正在擴張的產業中心地區對周圍地區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以及儲蓄的吸引所形成的地區發展向心力引起這些要素向發達地區流動，并導致周圍地區的衰退；擴散效應起相反方向的作用，指的是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各種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擴散又流向周圍落后地區，從而促進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者從不同的方面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累積性因果循環理論關于地區經濟由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的過程和條件的合理闡釋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并被廣泛用于各國的地區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制定。
二、不同層級區域發展規劃模式及評述
伴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我國也在學術上和實務上探索編制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自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20世紀末的宏偉目標后，各省、市、區先后開展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并根據本地條件制定了相應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已經形成了國家、省、市、區（縣）四級規劃體系，各級規劃形成了自身的模式和特點。
全國性的發展規劃即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十一五”之前稱“五年計劃”），除規劃總體發展指標外，主要以部門和地區發展時序、生產力布局等為主要內容，形成了梯度推進的規劃模式。如我國“七五計劃”把全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發展區域，指出要先重點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再逐次發展中部和西部地區，具體應用實施了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推移發展的梯度推進模式。
省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大多以點軸規劃模式為主。隨著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一些城市或區域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各省將這些城市或區域看作增長極，通過規劃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使產業和人口向交通干線聚集，沿線成為經濟增長軸。
市及市級以下區域發展規劃主要是中心城鎮規劃模式，即以區域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鎮為規劃的主要對象，通過中心城鎮對周圍地區輻射作用，帶動區域發展的一體化。市縣一級由于區域層級較低，不可能像省級發展規劃的點軸模式一樣多“點”開花，一般確定一個主體城鎮作為中心，資源、人口向中心城鎮集中。
總體來說，現有國家、省、市、區（縣）四級規劃體系和規劃模式與我國現階段發展水平是基本適應的，但并非十全十美，還有著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發展目標體系和目標值的設計存在局限。由于政府體系的層級性，本級發展目標體系的主體框架多由上一級發展目標體系引申而來，體系中主要指標的目標值也多由上一級指標的目標值分解而來，但由于各區域特點的不同，這種依葫蘆畫瓢規劃方式并非完全科學。第二，省、市、區（縣）規劃模式中增長極的選擇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論是省一級的點軸規劃模式還是市縣一級的中心城鎮規劃模式，其規劃的核心是對增長極的選擇，并且大多以城市或區域現有發展水平作為選擇增長極的基礎，即將當前經濟總量大、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或區域作為增長極。但選擇增長極最主要的標準應該是其具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來源于經濟地理位置、要素稟賦以及政策資源等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現有的發展水平并不代表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第三，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市縣一級中心城鎮規劃往往將城鎮化與工業化結合，重視經濟發展目標，忽視社會和環保目標的規劃，重視工業發展和規劃，忽視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規劃，等等。
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模式設計
為彌補現有區域發展規劃模式的不足，本文嘗試建立一個系統的規劃模式，以適用于各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一）規劃模式設計的基本思路
自然條件、區位條件、經濟社會條件以及可供開發和利用的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資源是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這些資源和條件確定了區域發展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之所在。因此對一個區域進行發展規劃的前提是對一個地區自然稟賦、區位條件和經濟社會資源做出準確的分析評價。
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說明了區域發展的優勢和潛力，而現狀是這些優勢和潛力發揮的結果。這些優勢和潛力發揮的效果如何，區域的發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和水平，需要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現狀進行正確評價。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一個地區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它們通過資源、勞動輸入以及自身的功能運動，生產出物質和精神的產品，以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需要。評價一個地區的綜合發展水平時，應從系統論的角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對這個地區的各個子系統進行綜合全面的評估，并綜合各個系統的指數，形成這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規劃的最終目的是對未來進行設計，在充分利用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準確評估現有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發展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及技術經濟、數理統計的方法，預測未來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指標的目標值，并建立發展目標體系。對照發展目標，就基礎設施與生產力要素等直接影響發展目標實現的方方面面，展開定性定量分析，找準區域發展“瓶頸”制約，確定相應對策。
（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模式構建
根據綜合評價的思路，從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對策建議四個層次構建綜合評價模式。框架圖如圖2所示：
1.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評價
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對某一區域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資金、勞動力等方面進行分析、評價，全面了解一個區域的發展基礎，確定區域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之所在。主要包括區位條件評價、自然條件評價、經濟社會條件評價等方面。
區位條件評價包括對區域自然地理位置和經濟地理位置的評價。通過自然地理位置的評價明確區域所在區位的優劣勢；通過對經濟地理位置的評價明確該區域的經濟資源和一段時期內某些資源的突出價值。
自然條件評價包括自然地理評價和自然資源評價。其中自然地理評價主要通過對區域氣象氣候、水文、地質地貌、土壤、植被等情況的描述、評價，摸清區域生活生產的基本條件。這些因子雖然不能進行開發，并投入生產過程，但對經濟社會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地質地貌主要影響資源和市場的可達性，氣候、水文、土壤主要影響農業的生產。自然資源評價主要通過對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旅游資源的分析、評價，明確區域自然稟賦方面的優劣勢，這些資源是決定經濟社會發展區域差異的關鍵因子，其優劣和豐歉程度表現了一個區域的基礎素質。對自然資源的評價一看豐度，二看可開發性，三看多項資源的配合情況。
經濟社會條件評價是對經濟社會發展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分析，主要包括對城市建設、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水利設施、能源、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分析、評價，明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優勢與“瓶頸”，這些環境因子對市場微觀主體的發展極為重要。
2.構建指標體系評價發展現狀
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評價的關鍵在于構建綜合評價體系。綜合評價體系主要由綜合指標體系、參照系以及相關技術方法有機組合而成。一套合理的綜合評價體系，可以科學衡量現階段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發展的協調程度，集評價、分析、監測和預測多功能于一體。
參照國內外評估標準和要求，結合中國區域經濟的實際情況，遵循系統全面性、穩定可比性、簡明科學性、靈活可操作性等原則，嘗試從經濟、社會、生態、制度四個方面，設計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人口素質與科教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進步五個大類指標，構建區域經濟社會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類指標。主要評價經濟水平、經濟結構與經濟效益，包括人均GDP、經濟增長率、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出口額占GDP比重、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等。
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類指標。包括城鎮實際失業率、每萬人醫生數、平均預期壽命、恩格爾系數、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每百戶居民擁有電話、城鎮社會保障覆蓋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城鄉人均純收入、城鄉居民人均居住面積、每萬人治安案件發生率、基尼系數。
人口素質和科教發展類指標。包括R&D占GDP比重、教育經費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萬人農業科技人員數。
生態環境保護類指標。包括耕地保有量、工業“三廢”處理率、環保投資占GDP比重、城鎮綠地覆蓋率及森林覆蓋率、水環境質量指數、大氣環境質量指數、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況。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制度環境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制度雖然不能直接產生生產力，但是它影響了市場運行效率和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從而影響到資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諾斯認為：“一種經濟長期變化的主要來源是結構變遷，……結構變遷的參數包括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政治―經濟組織的變遷及其相應的激勵效應是將結構變遷的所有來源理論化的基礎，而且還有包含著有目的的人類活動的制度改變。”根據中國發展的政府主導的特征，在制度評價中將重點放在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的評價。在評價指標體系方面，以建立行政體系為中心內容的評價指標體系，用以反映政府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情況。在具體指標的選擇時盡量選擇能反映制度因素的指標來評價，這樣可以避免與經濟社會評價指標的重復。
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的合理性與完備性最終都會以各種方式對處于制度環境中的經濟、社會及政府自身產生影響，得到直觀的體現。因此，對制度建設的評價可以通過以定量的方式構建與行政體制相關制度實施后的績效評價體系并結合行政體制相關制度的合理性和完備性的定性分析來進行。
定量評價內容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機構的評價。經濟制度方面，評價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運行環境（財稅制度、信貸制度）、非國有經濟發展、商品市場發育、要素市場發育等。社會制度包括：社會安全（城鎮就業、社會保障、社會治安、自然災害等）、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教育與培訓。環境制度包括：環保投入、三廢處理率等。機構及能力包括：政府運行效率、中介機構發展狀況。
定性評價從制度建設自身的合理性、完備性和現實性出發，對定量評價進行解釋（原因）和補充（定量評價未包含的內容），關注三方面：①政策法規的完備性（制度有無）。如：財政政策、產業政策方面、招商引資政策、城鄉統籌、民辦教育制度問題、政府信息公開、市場體系及管理制度、非政府組織發展等。②制度的現實合理性，如是否與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是否與非正式制度相協調。③制度落實執行情況和制度創新情況。明確制度績效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制度建設的方向和措施。
3.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預測
在確定具體發展目標之前，需要總體把握區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確定區域發展戰略。根據發展條件和發展現狀的分析評價，通過SWOT等技術手段進行要素的匹配綜合，分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內部條件和面臨的外部環境。
發展目標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保持對應，這樣即便于運用歷史數據對發展目標進行預測，也便于將規劃目標與現實狀況比較，體現規劃的效果。
綜合評價體系說明了“現在是什么樣”，發展目標設計了“未來會成什么樣”。如何實現現實到未來的飛躍，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和各種生產要素支撐。根據所確定的發展目標指標值，可以分析、測算實現發展目標對基礎設施和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對比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現狀，計算出相應的土地、資金、勞動力、技術、能源等要素需求缺口和交通、城市建設、水利設施等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
彌補要素缺口和打通“瓶頸”制約的載體是項目，也就是解決“應當做什么”的問題。如交通運輸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就應該設計交通建設項目。各級政府都制定了中長期重大項目規劃，通過基礎設施和生產要素缺口分析，可以評價政府中長期重大項目規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對不足之處提出項目設計建議。通過項目設計，找到了區域規劃走向實用性的途徑，從而實現 “區域分析―區域規劃―項目設計”的高度統一。
4.參照系的選取與運用
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的評價還是發展目標的預測，僅僅局限于本區域進行歷史分析，并不能判斷區域發展的水平和程度，必須與其他區域進行比較分析，通過對比作出更加準確的評價和預測。參照系可以選取國家或省（市）的平均水平，省內其他區域或周邊區域，及國內條件相似的其他同級區域等也是選擇的對象。
參照系選擇和運用應該注意三個方面：一是可比性，參照系應該從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相近，或區位條件、資源條件和政策條件等相似的地區中選擇；二是差距性，參照系中除了有代表平均水平的區域外，也要有與本區域拉開差距的區域，為目標設計提供空間；三是連貫性，選取的參照系既可以運用于現狀的比較分析，評價現階段的發展水平，也可以與預測目標實現后的綜合效應比較，評價規劃完成后的發展水平。通過與參照系的比較，在更加寬闊的視野上發掘本區域的比較優勢與比較劣勢，從而以此為基礎，確定區域發展的定位。
5.區域發展規劃的方法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要研究的對象是區域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所以規劃應堅持系統論的觀點，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外，常常應用一些模型來做定量研究，從而更簡潔地揭示復雜經濟過程中的本質特征，更準確地描述、評價區域發展的現狀和基本趨勢。
對于發展目標的預測設計主要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在收集統計資料的基礎上，選取模型參數，并通過樣本數據來做擬合對其結果進行檢驗，主要包括ARIMA模型預測、二次指數平滑法預測、線性回歸預測、Logistic回歸預測和組合預測。計量經濟模型以模擬歷史從已經發生的活動中找出變化規律為主要技術手段，但是并沒有系統地反映經濟發展各部門間的相互關系。為了反映各經濟生產部門投入與產出之間密切的生產技術聯系和經濟聯系，還可以采用投入產出模型。由于投入產出模型結構復雜，投入產出表的編制工作量十分巨大，在區域規劃中運用的還不多。
對于發展規劃，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層次分析法、正特征矢量法、系統動力學方法等。層次分析法（AHP）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運用這種方法，決策者通過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層次和若干因子，在各因子之間進行簡單的相對重要性比較，從而得到各相關因子相對重要性的矩陣形式，然后通過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對應的特征向量，計算出各因子的權重值。正特征矢量法是根據區域經濟規劃的實際背景，把正特征矢量法與網絡技術結合起來，給出一類區域經濟網絡模型，并提出一種尋求有效解的Pareto最優算法。系統動力學方法是一種以反饋控制理論為基礎，以仿真技術為手段的研究復雜社會經濟系統的定量方法。系統動力學模型本質上是具時滯的一階微分方程組，其特點是強調結構的描述，處理具有非線性和時變現象的系統問題，能對經濟社會系統進行長期、動態、戰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與研究。
四、完善政府區域發展規劃的建議
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規劃的作用，著手編制從經濟社會發展到專項領域各個層級的規劃，但由于政府規劃模式自身的特點，政府主導的區域發展規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1.發展目標的設計要以區域發展條件為基礎
在政府主導的規劃中，發展目標多數來源于上級規劃目標的分解和政府的需要，帶有很多主觀性和指令性的成分。雖然政府能夠對目標的實現起到重要的組織推動作用，但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自身的客觀規律，是多方面的條件和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條件、區位條件以及能源、資金、土地、技術、勞動力等經濟社會資源存在著客觀的可開發利用能力和承載能力，這種承載力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發展目標的設計一定要對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評估，尊重客觀條件，尊重客觀規律。
2.發展規劃要注重要素瓶頸的分析
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為基礎規劃設計的發展目標，是經濟社會各要素綜合效用的結果，但要素的配置在各個區域并不是均衡的，必然存在部分要素的現有供給與實現發展目標的需求之間的缺口。這些要素供給不足的問題，很可能因為“短板效應”，成為制約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影響規劃目標的實現。因此在政府區域發展規劃中要注重對要素“瓶頸”的分析，對短缺要素的種類、數量做出科學的預測，從而通過相應的政策引導和項目策劃，增加這些要素的供給，打通“瓶頸”要素的制約。
3.發展規劃要注重制度建設的規劃
制度對經濟社會的運行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劑和助推力。政府是基礎設施的主要融資者和投資者，是區域發展的領導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與創新主體，擔負著區域規劃、建設、經營、管理的重任。以行政體制為中心的相關制度在整個制度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它的合理性與完備性最終都會以各種方式對處于制度環境中的經濟、社會及政府自身產生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要注重對制度建設的規劃，尤其要注意政府對中央和上級政策的落實，對本地相關制度的創設、實施與調整，對自身良好、高效機制的構建。要將制度建設規劃納入規劃的范圍，作為整體規劃的一部分。
4.發展規劃要注重區域協作與配套
2009年12月底，筆者任北京市石景山區副區長，分管統計工作，從那時起與統計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任后調研的第一家單位就是石景山區統計局、石景山區經濟社會調查隊，隨后主持召開統計工作專項會議。2010年，筆者更是與統計工作進行了一次最親密的接觸――擔任石景山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組長，致力于石景山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領導工作。這一年來，通過對石景山區統計局、調查隊的工作調研以及全面參與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筆者對統計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石景山區是北京市新城區之一，是北京市第五個沒有農業戶口的城區，總占地面積84.38平方公里，2009年底常住人口60.5萬人。在區十次黨代會上，石景山區確立了“打造北京CRD，構建和諧石景山，建設現代化首都新城區”的中長期發展定位。結合石景山區的空間形態和“山水軸園”優勢，著眼于京西區域聯動發展，規劃了“一軸、一核、一園、一帶、多支點”的特色空間發展格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提高。從2006年至2009年，石景山區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31%增長至近55%。而在區域經濟不斷發展的背后，是石景山統計人一直用數字客觀地反映區情、區力，悉心記錄經濟社會的每一次變遷，描繪出一個京西新城區崛起日漸清晰的畫卷，為助力區域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普查調查不可替代的政府統計職能
和大多數人一樣，筆者對統計的了解是從一次次的統計調查開始的。
經濟普查，基本查實了全區二、三產業的規模、布局和結構，查清了二、三產業的效益情況、技術現狀、生產要素以及常規統計無法全面反映的服務業發展狀況等情況。
人口普查，一個異常龐大而嚴謹的系統工程，一項艱巨而光榮的重要任務，一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社會行動。做好人普工作對于摸清區域人口數量、結構、分布，為石景山區戰略轉型、CRD建設和“十二五”規劃制定提供準確人口數據，更好地貫徹“大調整、大建設、大發展”的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另外，統計部門的各種非經常性調查，比如“發展西五環體育產業帶及奧運場館賽后利用調查”、“石景山區人才資源狀況調查”、“首鋼職工（家庭）對首鋼搬遷后社會建設需求調查”等專項調查，建立并暢通了反映企業訴求、民情民意的渠道，為各級黨政部門進行決策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突況優質的統計服務至關重要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國內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明顯增加。做好統計工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保持經濟平穩發展提供準確的數據、科學的判斷和政策依據，具有特殊意義。
石景山區統計部門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礎上，啟動應急統計機制，建立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指標信息旬報制度和數據旬報制度；增編《統計專報》，及時將經濟發展新動向、新情況和分析建議報送區主要領導；加強部門合作，形成發展合力，結合工作職責，不斷提高統計快速反應能力；創新統計服務模式，利用移動短信發送平臺，將統計數據及時、準確地發送給兩會代表和政協委員；印制發放兩會專刊，為兩會代表參政議政提供了參考依據。
戰略轉型為謀劃區域藍圖獻計獻策
當前，石景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和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進入了“大調整、大建設、大發展”的關鍵時期。
隨著首鋼涉鋼產業遷出以及永定河綠色生態發展帶建設的全面展開，今后五至十年，石景山區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
長期以來，首鋼對石景山區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涉鋼產業的搬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石景山區產業的空心化，也為石景山區戰略轉型提供了良好契機。市領導在多次調研后，提出要把石景山區建設成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示范區，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區，更明確要求首鋼區域的打造要“跳出房地產、超越CBD”，成為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有機板塊。
在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的階段，區統計部門加強統計預測和統計分析，及時采集相關信息，完善重點企業跟蹤方法和途徑，為區域經濟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提供統計服務。對特色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統計監測和分析，并結合發展現狀和產業特點，提出發展建議。
招商引資用獨特的筆觸展現發展成果
近年來，石景山區不斷尋找著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最佳契合點。并確定了以招商引資為突破口，努力提升經濟總量和發展質量，加快新興產業培育和結構調整的產業發展思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已經到了必須更多依靠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前不久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強調要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這充分反映出，我們黨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趨勢和內在規律有著準確的把握，并根據國內經濟發展階段提出了新的重大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重大意義，切實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不斷加快，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新材料和先進制造技術、空間和海洋技術等不斷取得新進展，尤其是高新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越來越快，科技進步和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企業，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不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就把握不了未來發展的主動權。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也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對此，我們必須具備清醒的認識。從國內的情況看，我國經濟要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要加快，對外開放范圍要擴大、領域要拓寬，同國際社會的聯系也將更加緊密。因此，我們只有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才能為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只有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依靠科技進步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和開辟新的科技產業，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才能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供重要支撐；只有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開發能力，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突破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爭取更為有利的貿易地位和競爭優勢，才能為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提供重要支撐。
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不斷強化創新意識、完善創新機制、培育創新人才，努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要致力于建設創新型國家，正確把握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的關系，充分利用現有基礎，大力推進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努力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堅定不移地把立足點從過多依賴國外技術逐步轉移到主要依靠自主創新上來。要在引進的基礎上加大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力度，對我國具有規模優勢和較大市場潛力的產業領域，應堅持以我為主，有效整合國內外科技資源，重點推進集成創新；對難以引進技術的產業領域，應大力推進原始創新，力爭在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上取得新的突破，并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我們既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效調動國內優勢科技資源，在一些重要領域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的跨越式發展。
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是強化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技術創新不僅在于產生成果，更重要的是成果轉化、產業化應用和市場開拓。要把大幅度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鼓勵大中型企業建立研究開發中心和加大研發投入，支持有條件的企業承擔國家研究開發任務，更多地吸納企業參與實施國家科技計劃，努力形成一批集研發、設計、制造于一體并能提供系統集成服務的大型企業。
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還必須形成鼓勵創新的良好環境。要強化激勵機制，支持和鼓勵技術要素參與分配，著力完善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增強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要實行有利于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財政、稅收、金融和政府采購等政策措施，加大對知識產權特別是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要改善市場條件，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大力發展為企業服務的各類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促進企業之間、企業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間的知識流動及技術轉移。要加強科技隊伍建設，健全人才激勵機制，努力形成一支德才兼備、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科技人才隊伍，使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施展才干，充分發揮人才在自主創新中的關鍵作用。
【關鍵詞】中國經濟 消費 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就一直在談經濟轉型問題，現今，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完成從政府命令性經濟（計劃經濟）到政府主導型經濟的轉型，但是從轉型的目標和結果來看，轉型遠沒有結束。從目前來看，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目標和方向。當然，在實現市場主導型市場經濟的同時，實現從粗放式經濟增長轉型到集約式經濟增長道路也會成為轉型后期令人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
利用市場來對經濟進行調控和實現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一個方式是通過增加國民需求量，刺激消費從而提高生產，拉到經濟增長。下面我將圍繞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市場經濟下，消費需求是市場的主導力量，對經濟的約束作用和拉動作用都非常明顯，并且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其消費規模、消費結構和消費增長速度的變動，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具體來講，人們消費需求的變化體現在實際購買力的變動和消費者預期的變動上。由于實際購買力的變動引起消費需求的變動主要表現在消費需求的總量變化和消費需求的結構變化上。消費總量的變化可以引起企業的投資變動，從而引起國民收入即經濟增長的變動，而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可以促使產業結構變動，引起資源配置效率的變動，最后促使經濟增長。對于消費者預期的變動，主要是引起現期消費需求的變動，進而引發市場供需矛盾的變動，間接影響廠商產出的變動，最后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可見，消費需求的確是決定國內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看看中國經濟情況，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度依賴“三大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對投資和出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而消費需求卻嚴重不足，這進一步縮小了國內的發展空間。經濟增長長期依賴于外部需求，受國際市場需求的制衡，而國內消費需求以及發展潛力得不到有效開發，經濟發展動力長期不足。20世紀的中國，國內居民消費率偏低，由于社會保障等的不完善使居民過分傾向于儲蓄，這既不利于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提高，也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這與經濟發展的初衷是相背離的。因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消費內需不足就成為我國啟動內需的一大障礙。
現今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轉型下，國內的消費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消費需求已成為并將繼續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
首先，新增人口及人口結構變化將產生剛性的消費需求，將繼續推動消費增長。人口數量與人口自然增長率發生巨大變動，人口增長模式明顯轉變。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衛生事業的進步，使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齡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使人口的文化素質得到較大提高，等等。人口結構的這些變化，有力地推動著內需的增長。
其次，城鎮化進程加快直接提升我國的消費水平提高。有研究標明，城鎮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近幾年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已步入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無論規模還是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
再次，社會集團消費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快速增長，對國內消費需求增長影響顯著。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各種公務性、商務性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增加，由這些活動引發的各類消費也日漸增多。
關鍵詞：世界經濟形勢；中國經濟；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7-0010-02
面對金融危機沖擊，中國經濟總體先回升。肯定的同時，也需自明：回升基礎還不穩固，回升動力依然不足，結構性矛盾尚嚴峻。2010年2月3日，同志在省部級干部落實科學發展觀研討班上講話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我們應將這作為重要目標與戰略舉措，完成中國經濟安全優質之轉型。
一、中國經濟轉型的合理緣由
（一）中國經濟轉型之必要性
經濟轉型符合中國國情與現實，是科學發展的必由道路。當前，中國已然進入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唯有轉型經濟，持續發展才可能實現。
第一，為貫徹國家科學發展，經濟轉型是高戰略、大舉措。唯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有解決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之問題的可能，發展才有條件走上科學之軌道。第二，為深化國家發展實踐，經濟轉型是中肯經驗之總結。早在“九五”時期，國家即提出根本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黨的十七大又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任務，基本指向產業、要素、需求三結構。第三，為解決國家現實問題，經濟轉型是適應發展新階段之迫切要求。全球發展模式轉型、經濟結構調整所造成的“倒逼機制”以及現實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各式矛盾化解的需要，無時不在壓迫與內在推動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為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為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為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適應小康社會新要求、美好生活新期待，經濟轉型勢在必行。
（二）中國經濟轉型之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其中，我們打下了必需的物質基礎、制定了必要的體制保障。正因此，中國經濟轉型即成可能。
“十一五”時期，是中國發展史上極不平凡的五年，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挑戰，黨團結領導各族人民，牢抓發展興國之要務，積極應用政治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讓國家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五年艱苦奮斗，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快速，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影響顯著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之建設以及生態建設與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篇章。五年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積來的經驗彌足珍貴，投射的精神財富意義不凡。
二、中國經濟轉型的客觀環境
從上看，外國敵對勢力明暗兩化的戰略圖謀依舊。或分化或西化，從未改變；保護主義抬頭，花樣雜多而偽善；國際與區域熱點問題愈加突顯，極端天候、短缺能源、公共衛生報警等此起彼伏，正是各種全球問題交互激蕩，致國際經濟增長速度趨減。誠然，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不小地沖擊了世界整體經濟。然而總體上，國際環境仍不累中國和平發展。堅持科學的立場，中國在國際樹立了良好的威信，明顯提高了事務地位，各國主動對華開展進一步經濟與技術之合作。不僅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及世界大國之間關系也發展得平穩持續。在全球化與多極化的演化中，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往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主題。
從內部來看，有利條件的積極創造、廣闊空間的適時提供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保持良好勢頭作了鋪設。由上往下講，盡管中國一些社會性矛盾特別是各種“兩難”問題存在，可政治大局依然穩定；盡管中國民生改善及保障工作的壓力繁重，可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國內市場潛力依然巨大，勞動力就業渠道依然豐富，國民儲蓄率呈較高水平；也盡管中國不可持續、不協調、不平衡之發展問題突顯，但隨著各方面體機制不斷完善，落后的經濟結構勢必得到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勢必應時轉變，這些都是好的方面。
綜合考察內外情勢，可以非常堅定地說，縱然發生新變動，重要發展戰略期的基本條件依舊存在，國家發展機遇大于挑戰的基本面亦未產生根本性改變。十六大作出關于中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之重大判斷是客觀的、正確的。
三、中國經濟轉型的現實踐履
（一）中國經濟轉型之理念先導
踐履之前，理念先行。馬克思說過，“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1]
根本上講，我們應堅持基本原則的指導，以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率先描摹出中國經濟轉型建設的理論圖紙。具體開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與全過程，提升發展的可持續性、全面性、協調性，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中國經濟轉型之行動付諸
1.主攻方向：辯證式調整經濟結構。結構不合理，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主要癥結。我們理應針對突出矛盾，實施強力措舉，辯證推動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全方位調整，完成經濟結構初步升級。
經濟結構性的調整過程涉及兩個基本方面：組成內容本身的加固與整體結構形式的協調。就需求結構來說，著力擴大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是本身。針對近年來過于依賴出口和投資帶動的問題，應朝靠出口、消費、投資協調拉動轉向。就產業結構來說，基本工作是穩定第一產業，做強第二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針對產業間的孤立封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作轉變。就城鄉區域結構來說，順應規律穩妥推進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當務。針對城鄉區域間的狀況落差，協調發展堅持城恤農、工哺農與少取多予放活方針，促進區域良性互動。
2.唯物支撐：發展與創新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一個觀照時代精神的科學命題。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來看，科學技術已經、正在或將繼續發揮其應有作用。要轉型經濟，科技進步創新是實實在在的支撐。
發展與創新科學技術，首先是科技健康氛圍的營造。全社會堅守唯物科學觀，鼓勵自由創新觀，發揚人道技術觀。其次，應加大投入與創新自主。企業要加大資金投入，集聚創新要素，實現科技理論向生產力現實的轉化。政府要加大政策投入，客觀調查分析，制定益于自主創新的金融財政政策；其三是科技創新進步的平臺構建。加快建設有益于科技創新進步之市場環境、政策體系與激勵機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3.主旨：保障與改善民生之本。所謂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與改善民生是出發點，更是落腳點。
從根本上講，堅實的經濟是民生之源流所在。民生改善與保障的物質基礎在于經濟發展。首先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增強實力及增加財富，是題中之義；然而，經濟活動本身并不是目的，其追求的終極意義在于國計民生。故而，我們應該在經濟建設的基礎上合理統籌社會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以促就業重保障為民生之本貫穿于經濟建設的始終。
4.著力之點：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現代工業經濟的泛濫，讓我們陷入了空前的生態危機之中。資源約束和環境污染日益成為現時經濟發展的瓶頸，危及到中華民族的切身生存。建設生態文明被提上日程，已然成為經濟轉型的著力質點。
從技術層面講，我們要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開發新型能源；我們要深入貫徹保護環境基本國策，推廣低碳技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從社會層面講，我們要形成良好氛圍，在全社會大力宣傳培養生態意識；完善政策法律，使其納入法治范疇；加快體制與機制構造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5.強勁動力：改革攻堅與擴大開放。社會基本矛盾客觀存在，改革以一種量變的姿態解放發展著生產力，各領域之全面改革務必推進。世界日益一體化，“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國家開放成了客觀必然。
改革應嚴謹且全面，堅定推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改革要高屋建瓴，實現總體設計和頂層規劃。改革應明晰主次，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要深化要素市場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深化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深化政府自身改革。開放應拓展格局，東西協同；開放要由低端向高端，轉變外貿頹勢，開放應統籌“引進來”與“走出去”，創造新情勢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
（三）中國經濟轉型之法律保證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自然界、社會、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構成。整個系統一旦形成，其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等就具有了鮮明的個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大衛·格里芬的觀點，后現代科學的特征包括整體論和有機論。整體論認為，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擁有內在聯系。有機論認為，具有內在聯系的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是一種動態生成關系。整體有機論對“有機”、“整體”、“內在聯系”的強調提示人們：人類與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反對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機械作用的，無視內在的和整體的聯系的還原論的方法，主張科學應將其方法建立在整體的有機性基礎之上，只有用整體論研究宇宙與科學的統一性，才能超越個人主義、人類中心論、經濟主義、生態危機等種種現代性的消極后果。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正是在吸納和揚棄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這些科學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精神實質就在于它的有機整體性。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揭示整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要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有機聯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與經濟社會整體結構的合理性。科學發展觀認為，系統性表現在一切方面，正確使用系統思想進行分析，可以使人們從宏觀上把握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等各子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統）都是對立統一的整體，它既具有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時，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維護自己整體和統一的屬性。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的整體統一性。并認為，發展本身也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概念，內涵著增長、穩定、公平、民主、價值等要素，但發展并不僅僅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還應包括自然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發展的全面系統性，決定了任何發展都是一個開放的、充滿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過程。發展不僅是個理論概念，更是個實踐的概念。因此，無論在宏觀決策上，還是在微觀制度上，后現代系統理論始終應該成為人們的指導思想。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非有機、非整體發展的傳統思維模式，引導人們以片面的目標與狀態從事要素群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碎裂了系統的有機整體性，其結果不僅難以促進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相反還導致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有機整體的高度有效克服了這些傳統思維模式的弊端。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還在于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理性控制和現代社會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強調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對經濟社會發展邏輯的把握，盡可能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社會群體的不安定和環境的過度污染。而在信息社會和虛擬世界中，信息既非“純粹物質”，也非“純粹精神”，是主觀和客觀內容的統一。它作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義包含著很大的主觀性、虛擬性、建構性、能動性、多元性、不確定性、相對性、協同性及實用性，與人之生存狀態和歷史進程緊密相關[2]。科學發展觀認為，由于世界是由物質、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統保持一定結構、實現其功能的基礎。社會各子系統只有擁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做到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發展。由于經濟社會各子系統具有耗散結構，它們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引入負熵，各子系統之間存在密切的熵交換聯系，在熵交換的過程中，經濟社會本身的作用相當于經信息流來調控系統間的熵交換，減低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內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負熵，走向共同有序與發展。科學發展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在熵交換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統的人文精神，達到經濟社會整個系統的和諧，共享負熵，走向共生的發展之路。在國際上，通過融入國際社會的發展大環境，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發達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發展信息，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制定卓有成效的決策；在國內，使全體人民能夠及時獲得更多國際國內的最新技術及政治經濟、環境生態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這些信息的新內容與新知識，增加國內人們對于獲取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減少人們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不確定性，消除經濟社會系統的熵增現象。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更在于揭示了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平衡理論、非穩定性轉變規律、非突變式質變過程。
首先，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不平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與制度、立法等來保證的。科學發展觀并不否定差別，更不是主張經濟社會絕對平衡的發展觀，而是堅持統籌經濟社會平衡發展，使差距控制在社會系統能夠容許的限度內，使經濟社會在適度發展差別中良性運行，從而實現真正的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一方面主張發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張發展的漸進性，要讓人民認識到，發展是分層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讓所有的人在同一個時點進入同一個層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現代系統理論承認發展的非穩定性，但是，更關注社會發展非穩定性的轉變規律。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穩定是動態的，是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狀態。這種動態的穩定，不是封閉式的絕對穩定，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開放式的相對穩定，是一種有著局部變化而全局相對不變的大局穩定，是一種通過對局部變化的制度化調節而保持全局穩定的動態平衡。例如，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各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銳對立，但它并不影響經濟社會總體的健康發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視發展中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并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調適疏導，就能達到更高層面的社會穩定。
再次，后現代系統理論主張社會發展的非突變式是常態，是和平演進的量變過程，而非沖突式的社會變革。按照系統的相變理論，如果中間過渡態是穩定態，相變過程就是漸變。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重視非突變式的常態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現階段，人們都更加注重社會變革中的非沖突形式和漸變過程，強調縮小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貧富差距，強調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人們的公平正義，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相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主旨之一。
二、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基本內涵在于它的動態共生
從后現代系統理論的角度看，所謂動態，是指一個具體系統如果不同周圍其他系統發生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即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轉換和交換，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發展，因此，系統運行狀況的好壞直接取決于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所謂共生，是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一種現象，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和趨勢，是全球化進程中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還包含和諧的基本指向，涵蓋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個方面。這種全面的共生觀念不是簡單的概念堆，而是應內化到具體的人的各種實踐活動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來說，動態共生是一個復合概念，在實踐中不可分割。
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觀認為，個體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改變的；開放系統隨著時間而改變和發展，并日益復雜化，而不像封閉系統一樣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狀態之間擺動；系統變化體現在其內部的各個參數內；系統內沒有一個發展狀態或階段是靜止的。動態共生的系統又是一個自組織、自糾正、自穩定的系統，發展過程存在多種可能性，但其結果卻具有普遍性。在動態系統的發展過程中有兩點非常重要：（1）子系統在與整體保持一致的過程中缺失了靈活性，但更加穩固；（2）如果整體內某一個部分顯著，則系統集中于那個部分，且這個部分有一個重要的頂點，在這個點上，當系統處在一個敏感狀態時，一個小小的變化都將改變系統的基礎狀態[4]。由此可見，發展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系統的變量互動變化的結果。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強調動態共生。以往的發展觀，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學的發展理論體系。現代社會的發展觀歷經了工業文明觀、增長極限論、可持續發展觀、綜合發展觀、“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六個階段。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多學科介入發展觀的研究，產生了綜合發展觀，加進了對“人”的因素的研究，但當時還并沒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上，“以人為中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才被提上議事日程。這些發展觀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在不斷地完善，但它們都缺乏發展過程中的動態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發展過程的本質特征，也因此都沒能進入科學發展系統理論所追求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境界。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后，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我國國內相繼發生的南方雪災、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災禍，因此，如何深刻總結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充分吸收和綜合人類社會發展研究的優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成為學界的重要課題。毫無疑問，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即不僅涉及自然界、社會，還涉及人的精神領域。這些研究，擺脫了以往各種片面的發展理論中單純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忽視人的倫理判斷和道德底線的設定，從哲學的高度豐富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而實現在揚棄中達到經濟社會動態共生發展的目標。
科學發展觀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學說還主張，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的過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樣性，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形形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前進中的問題，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前進中的問題只能在前進中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發展和科學發展來解決。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這個觀點的堅定持有者。
科學發展觀認為，后現代系統理論，特別是它的動態共生學說，來自于社會現實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這個規律同樣是對動態共生的科學發展邏輯的尊重。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吸收了其他發展理論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都推動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反過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又更好地促進了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特別是在社會發展領域，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在探索人口、資源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關系及其規律性等現實問題上，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眾所周知，人炸、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是全球性問題。對尚處于轉型期的我國而言，這些問題尤為嚴峻。在既有約束條件下，經濟增長太慢則難以滿足人們生活水平日益增長的需求，經濟增長過快又極易陷入人口、資源與環境的惡性循環。傳統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如西方人口經濟學理論偏好技術分析，而忽視人的因素；我國人口經濟學理論則側重制度分析，而忽視現實需求；新興的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理論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試圖破解面臨的經濟社會發展難題，雖然它們的闡釋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難免視角陷于狹隘，無法根治經濟社會發展所遭遇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問題。究其根源，或是過于陷入理論演繹，或是過于就事論事，因此，都未能從理論上真正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動態共生的核心要義。而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則能最大限度地闡釋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如關注人口增長的適度規模問題、資源利用的代際公平問題、環境保護的自律與監控問題，等等，無不可以動態共生的理論來開拓人們的思路，求得全面協調可持續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人與自然和諧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類自身，而不能善待人類自身顯然不符合人類追求自由發展與完善的終極目標。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就在于主張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如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改變消費模式，避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抑制人口膨脹，緩解地球生態環境壓力；提倡全球的綠色運動，倡導生態文明等，以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兩大變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諧。
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從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原始物本強調構成客觀自然界的各種具體物質元素，把它們看成是構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問題；在中世紀，神本思想成為奴役人的工具，現實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隸；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為本”的口號，主張一切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利益，提倡個性自由。但資產階級革命后，又異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會發展理解為就是發展經濟，形成近代的“物本主義”。物本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經濟人”，物的增長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一切發展都應該以人為中心，最終形成了現代主義的“人類中心論”，強調人對自然的權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必然導致“人類沙文主義”，導致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度、無休止、破壞性的索取和掠奪，忽視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這種反自然的價值觀，不能不說是導致今天生態危機的根源。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內在的、本質的、構成性的，人與自然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的兩個部分，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反對人類優于自然的觀念。提出消除人與自然的敵對的或冷漠的異他關系，重建一種聯合的、快樂的人與自然的系統關系。主張人類應既充分有效地運用自然資源，同時又善待自然，反對那種靠大規模地破壞其他生物來獲得人類社會“進步”的形式，否則，人類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實踐價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這些內在邏輯。
1.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它強調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后現代系統理論看到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態觀，主張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和諧共生，其積極意義已遠超出生態本身的境界。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類的環境。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而“人態”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態、人格生態。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態健康、人格生態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實踐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和諧相處，才能真正實現哲學意義上的和諧。人當然有改造自然的權利和自由，但同樣有呵護自然的義務和責任。因為人與其他物種都是宇宙生物鏈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類的特權，而是一切物種共有的權利。要使人類和自然能夠共同發展，人類首先要在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倡導在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積極能動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無論是傳統生態觀，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都既沒有正確認識自然生態，也沒有正確認識社會“人態”，更沒有認識到發展的價值目標和倫理關懷最終是為了人的，同樣也沒有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實質上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關系制約著他們之間的狹隘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制約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6]當代社會，人類之所以面臨著生存危機主要就是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出了問題。其實，人的問題是社會的根本問題，環境問題歸根結底仍是人的問題，人如何對待自然界實質上就是如何對待自身的問題。
2.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在于它全面整合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構建了一種全新的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后現代系統理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與“人與人的關系”二者互為邏輯前提入手，把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作為其前提和條件，而且從人類發展的實踐困境和生態倫理學的邏輯困難雙重前提出發，將后者歸結到前者來解決，因而獲得了更有力的說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而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來衡量人與人的關系，因此，也是一種環境主義的價值觀，它實現了以人為本與以自然為友的結合。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觀是人口、經濟、環境等各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它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環境保護活動與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統一起來[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為尺度”和“以自然為尺度”之間的必要張力，明確在什么條件下以人為尺度，什么條件下以自然為尺度。正確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態環境演化規律，自覺而積極地協調改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復雜關系，真正達到生態—經濟—社會三者共贏和諧發展的境界。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并不尋求對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張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統治工具，而是維護并增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加劇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的命運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要求在更深層次上和更廣范圍內采取有效的協調行動，共同應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推動人與自然同生共存的發展。
3.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表現在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平等觀，主張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發展平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人與自然平等觀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資源和對生態進行“必要傷害”，而是指這種“必要傷害”必須設定生態底線。“必要傷害”是人類為了發展而對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損害。“必要傷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在自然界生態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傷害”現象，并以“傷害”的形式維系著生態系統的平衡，如森林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對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必要傷害”雖然有它的自然生態學意義，但不能因此就成為人類大肆揮霍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理由。主張，“必要傷害”的底線是：第一，它是一種條件傷害。即這種傷害是有條件的，主要是指傷害行為的實施只有在人類和自然發生沖突時進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夠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種限度傷害。這種限度，從個體上說，對個體的傷害不能危及到該個體的種的滅亡；從整體上說，這種傷害不能破壞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第三，它是一種特殊的保護。這一特征是從必要傷害的另一層面來表達的。如人類通過利用一種生物的天敵來限制另一種生物的過度繁殖，以保護生態系統的和諧；再如，令人通過科技手段采取節育來保持人口的生態平衡等[8]。設定“必要傷害”的底線，前提是生態安全原則。生態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環境安全和生態系統安全這幾方面組成的安全體系。生物安全和環境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基石，生態系統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核心。沒有生態安全，系統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只有在生態安全的原則下，“必要傷害”的底線才有現實意義。在人與人的平等觀上，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一部分人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既要求代內公平，也要求代際公平。代內平等的原則強調當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利益上機會均等，在謀求生存與發展上權利均等。代內公平要求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兩者的公平分配和負擔，主張誰污染誰治理，誰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環了自然的生態平衡，誰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發達國家對“全球生態赤字”理應負有更大責任。而代際平等的原則要求當代人與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開發自然的權利均等。人類應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不能以犧牲環境和后代人利益為代價換來現代人的高速發展，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特征的“綠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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