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科學技術的異化及其反思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社會性世界　網絡社會　網絡化行動研究　網絡化個人主義　行動者網絡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3；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2)02－0050－09

人類發明的技術，一直在反身挑戰人類。技術總是“迎合”人類通往可能性世界的理想而四處滲透，從而無處不在與無所不能，出乎意料地悄然改變著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格局。在新舊世紀交替的過程中，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ehnology，ICT)的飛速發展與應用，猛然間將人類帶人了一個實然與超然交織的雙重生活世界。“我們已然進入文化僅指涉文化的新階段，已經超越自然，到了自然人工再生成為文化形式的地步。”換句話說，“我們的物種所達致的知識與社會組織水平已容許我們生活在一個根本上是社會性的世界(Social World)之中。”于是，純粹的個人和純粹的自然及其交互所成的熟悉世界，一回首便隱蛻為歷史似的背景；而數不勝數的個人及其行為不經意間就“轉化”成了一張巨無霸網絡里的一個個“節點”，生成了一個似曾相識的“社會性世界”。多少人被猛然投放到這個新興的社會性世界，面對現代社會的生活、行為以及結構所產生的劇烈變遷和潛在危機而惶恐不安。對此，人類作出的回應之一是，立足“技術社會化”，通過認同、改造與適應技術，關照社會性世界中的網絡化生活，以化解技術文化迅速發展所裹挾著的生存與發展危機。

與此同時，長期受“科技理性”支配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近幾十年里遭遇到了后現代思潮的沖擊，與之相關的傳統認識論(Epistemology)開始瓦解與轉化。一種試圖抹平本體論與認識論之差異、并引入價值觀念和權力向度的新型文化研究正悄然興起。行動研究以科學實踐觀為哲學基礎，強調反思理性，將改善社會實踐、發展科學知識及推行民主政治融于一體。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沉浮，具有深切現實情懷的行動研究際遇變遷時代中產生的網絡社會，催生出了“網絡化行動研究”(Network Action Research，NAR)，并得以迅速發展與應用。本文擬對網絡化行動研究進行理論背景的考察與發展成果的介紹，以期為我國行動研究的創新與拓展提供借鑒。

一、行動研究際會網絡社會

隨著傳統認識論話語體系的解構，對知識的追求逐漸轉向關注人的生存實踐與實用價值，尤其在直接觀照人類社會生活現實的社會科學中，研究旨趣更是徑直指向道德實踐的善與生活取向的美。這無疑為已有的量化研究以及質性研究設置了合法性難題，并提出了嚴峻挑戰。對此，社會科學家的回應是創新以實用為核心價值的更具包容性的“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肇始于社區開發的呼喚，繁榮于技術社會革新中的個人專業發展需求。文獻顯示，最早使用“行動研究”一詞的是莫雷諾(Moreno J.L.)。1913年，他采用集體參與和合作研究者的方式在維也納開展了社區開發的研究。1939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Lewin K.)在幫助一家新的制造廠解決產量低下的問題時也采用了將自己變成工廠員工的“行動研究”。在勒溫看來，行動研究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其中包括計劃、行動、發現事實、監察、再修訂、評價等環節，通過這樣的螺旋上升而慢慢接近解決實際問題的最為理想的方法。雖然“行動研究”在實踐過程中顯現出即時效應，但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傳統認識論的審視下，卻因缺乏嚴謹的實證基礎而很快就淡出了研究者的視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英國倫敦塔維斯托克人文關系研究所的發展，行動研究得以復蘇，它成為在監獄和戰場中處理社會和心理問題的一種新興研究方法。至上世紀60年代后期，斯滕豪斯(Stenhouse L.)和埃利奧特(Elliott J.)等人倡導“教師即研究者”，使得“行動研究”在教育研究領域內獲得了蓬勃發展。隨后經凱米斯(Kemmis S.)、尼克森(Nixon J.)和懷特海(Whitehead J.)等人的發展，“行動研究”發展成為了變革社會、幫助解決實際社會問題以及促進個人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透視“行動研究”發展的歷程，里面內隱著一種文化演進：從主客二分走向主客一體，從純粹的求知走向關注實際生活，從熱衷于“話語霸權”到打破權力一知識的等級結構而走向民主。在文化的視野中，“行動研究”實際就是歷史長河里社會研究范式進化生成的當代研究形態，不僅是包容性的而且是累積性的，它以實用主義為目標，消解了重在解釋的量化研究與旨在理解的質性研究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發展為一種認識世界、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結合的特殊的民主活動。在操作的意義上，“行動研究則指的是一種實現了理解人和發展實踐知識雙重目標的參與式過程。它整合了行動與反思，跨越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強調與他人合作，重視實踐問題的解決，進而促進個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文化的理想，給深切的現實情懷賦予了“行動研究”。于是，行動研究關懷現實社會進步及個人發展，關懷被歷史張力投入到社會轉型漩渦和嶄新而陌生世界里的無數“渺小”個人的生活際遇。隨之，一般化的合作式行動研究逐步發展為參與式行動研究，并繼續繁衍出多樣化的更為具體的個性化行動研究。

恰逢此時，技術創新已為新型“網絡社會”的誕生奠定了物質基礎。信息網絡技術借助數字化媒介創生出虛擬的日常生活世界，將活生生的現實人與物轉化為“數字符號”與網絡節點，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網絡社會演變為公域與私域并存、有序與無序共在的復雜性世界。過去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鐘擺常常往來于“人依賴自然”與“人主宰自然”之間，但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性介入突破了這一窠臼，創生了新的自主性文化，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演變為人與文化的關系，進而使分離對立的“個人世界”與“自然世界”走向整合，從而創生了“社會性世界”，即當今的“網絡社會”。

在網絡社會里，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已凸顯為一個核心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存在著“技術決定論”和“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兩種傾向。“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尤其是信息網絡技術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工具。與之相反，“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則強調社會對技術的支配性作用。不過，正如沃爾帝(Volti R.)所指出的，“一個理智的人不會否認技術是創造我們生活世界的一種重要力量，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技術不能脫離它所處的社會而獨立運行。”因此，我們相信技術與社會是共同發展的，單一的建構主義或純粹的客觀主義都是難以圓滿解釋技術的發展的。事實就是“技術與社會是相互塑造的。技術塑造了社

會和文化，反過來，社會文化也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技術，規范著技術可能的發展方向、方式和途徑”。如今，信息網絡技術滲入現代社會后便催生出了以“網絡化生活”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性世界。

社會性世界的誕生，首先帶來的是“社會”本質的變化。這里的“社會”符合對稱性原則，融科學技術于文化模式之中，強調社會主體(Agency)的能動性，它更適合被理解為一種“歷史質(Historici-ty)”。其次，社會性世界改變了人的生存境遇。處于這一世界中的個體內在地被要求不斷追尋和建構認同，這是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一種新的人類尺度已出現，轉化行動對此已經作出了有效的嘗試和探索，它強調在社區的層面下行動，人類的社會性也將被重新塑造。㈣最后，社會性世界也全面挑戰著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新媒體(New Media)的出現從內容、技術以及社會三個層面重構了社會。并進一步影響和改變著人的認知結構、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由此，嶄新的社會學知識標準也應運而生，它倡導在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動態地發現、理解、闡釋和形成關于行動者本身的真切知識。正是基于這樣的訴求，以實踐為導向且形式靈活多樣的行動研究，在滿足當代“網絡社會”發展需求的過程中創生出一種新的形態：網絡化行動研究。

二、社會性世界哺育網絡化行動研究

在社會性世界中，人們的生活已然超越了依賴自然世界的傳統技術時代，追求自由的價值目標則依然引領著人們不斷地挑戰自我，以便在新的文化僅指涉文化的時代重新獲得自主性。歷史證明，過去為了生存而發展起來的理念本體論和自然本體論都硬生生地割裂了原本一體的人與自然，并使二者關系愈行愈疏，導致今日環境惡化、人類危機的悲劇頻頻發生。惟有找尋到意義源頭方可幫助人類走出困境，難怪卡斯特會說：“在財富、權力與意象全球流動的世界里，對于集體或個人、認定或建構之認同的追尋，變成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社會性世界生成了“網絡化生活”的根本特質，置身其間尋求認同這種新型文化的需要與驅力，將人類的“文化自覺”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它需要彰顯與開發反思性實踐能力，于是便哺育出了新興網絡化行動研究。

(一)網絡化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網絡化行動研究”譯自英文“Network Action Research”，“Network”是其中的關鍵詞，它包含有三層意思，一是作為名詞，它不僅指大家一般所認為的互聯網，還指網狀物以及非正式聯通起來的人群或組織；二是作為及物動詞，主要指的是連入網絡或以網絡的形式覆蓋或聯播；三是作為不及物動詞，表示正在網絡化的過程。“Network”是一個組合詞，由“Net”和“Work”組合而成。Net可指稱一種新型網狀結構，為我們描繪出一幅靜態的社會文化圖景；Work則指代“活動”，是內含著人的感性的物質活動與理性的認識活動的“實踐”。二者相互交織形成了當前社會性世界的根本特性，創生了動態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社會文化景象。于是，“網絡化”成為了當代人生存的基本狀態，它一方面要求人們被動地反映它，進而影響到當代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另一方面又常常被人們的主體意識所牽制和引導，不斷創生出新的網絡文化。站在生存論的視野上，“網絡化”實質上成為了當代文化的本體，它包含著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指與人的本質相聯系的、體現人網絡化的生命價值結構，即網絡化存在；二是指人的精神、生命結構的外化和客觀化的活動，即網絡化行動。這樣一種文化存在為網絡化行動研究奠定了本體論的基礎。

人類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投放進了社會性世界之中，進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了新的發展。回望漫長的人類歷史，馬克思(Marx K.)早已發現和揭示了人發展的基本線索，這也成為了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整個歷史線索：異化的人――社會的人――文化的人。這一線索反映在認識論中則表現為：經典科學認識論――交往認識論――文化認識論。基于文化認識論，“認識的本質是觀念地反映與客觀地表現的有機統一，也就是在人化活動基礎上以主體為載體的客觀性的反映與以客體為對象的主體性的表現的有機統一。”它包含了主體與客體互為載體的交互性“主體性表現”和“客觀性反映”兩層活動。因此，站到文化認識論視野上，為了實現并優化網絡化生存，社會性世界中的人必須付諸網絡化行動，而這一行動又必然包括實物操作層面的“網絡化行動”以及思維運演層面的“網絡化的行動研究”。前者包含了認識的生存要素，后者則更為注重認識的理智因素，二者共同融匯到“網絡化行動研究”之中。顯然，“網絡化行動研究”從一開始就蘊含了兩個層面的認識，其反映在社會性世界中則表現為網絡化生活(實踐)與網絡化研究(認識)。

一方面，眾所周知，符號的誕生曾經使人從自然實踐走向文化認識，如今網絡技術這一新型符號的發展，使得人幾乎完全可以擺脫自然而走向純粹的符號指代符號的生活世界，而這樣的生活世界是在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的。處在網絡化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由于文化的歷史慣性而尚未建構和形成網絡化生存的意識，尚未充分做好網絡化生存的準備。網絡化生存不期而至的境遇需要在網絡化行動的過程中逐步養成這種意識，并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不斷改善這種生活。為了滿足這一文化自主的需求，人們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不斷實踐，不斷反思，不斷改進，自發的網絡化行動很快就上升為自覺的“網絡化行動的研究”。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而具體的行動研究方法，“網絡化行動研究”指的是將信息網絡技術轉變為社會行動工具而展開的網絡化的行動研究。盡管技術導致的生態危機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那是被人濫用的后果，技術本身是具有社會與自然親和性的。尤其是信息通訊技術，它努力追求“更多的環境改造界面，更廣的人際交往互動以及更好的用戶中心開發，具有很強的實踐取向”。它促進人類的多元交往和社會互動，生活在網絡社會中的人們已經把交往方式演變為“在線與離線”、“全球化與地方化”以及“集體式與網絡式”相互交錯并存的新型的“交往生態(Communicative Ecology)”。因此，傳統的單一集體式人際交往模式被打破，社會與個體、政府與公民、集體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方式也開始發生變革。它在減少傳統集體交往的同時又為增進個體的社群性(包括虛擬的與實在的)提供了新的契機。據此，傳統的個人主義走向了既體現自我中心又建立起良好社會關系的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借助信息通訊技術前所未有的強大實踐性與社會支持性，“網絡化行動研究”實現著在參與、行動、反思與改進的循環過程中不斷向著元網絡化(Meta-network)深化，最終發展為促進網絡化社會轉向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方法。

總之，網絡化行動研究充分關照社會性世界中人的網絡化生活，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認識活動，既涵指一種融“虛擬”和“實在”為一體的生存實踐――網絡化行動，又關涉對網絡化生活的自覺反思――網絡化行動的研究，同時還指涉以信息通訊技術為工具的思維創造――網絡化的行動研究。某種意義上對人來說，網絡化行動研究既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為了實現新的自由而在生存過程中不

斷參與、改進、理解和認識行動的研究方式。

(二)知識論的文化轉向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深入知識論的層面考察網絡化行動研究，不難發現知識論的文化轉向為網絡化行動研究鋪墊了基石。傳統的認識論把真理性的知識理解為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結果，卻未深入追問知識何以可能的真實前提：真正的知識與人類的生存實踐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海德格爾(Heidegger M.)的回答是，知識就是一種此在在世的樣式；叔本華(Schopenhauer A.)則直截了當地將知識的真理性標準與人的生存意志聯系起來：而馬克思則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就精辟地闡明了知識、理論與人類生活實踐活動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也深刻地揭示了認識的文化本性。基于知識論的文化轉向，網絡化行動研究形成了獨特的知識論基礎，它從新的視角回應了知識論的三大基本問題：網絡化行動研究所認可的知識是什么?這樣的知識是如何產生的?檢驗知識的真理性標準又是怎樣的?

1、“地方性知識”合法性地位的確立。隨著傳統認識論基礎的瓦解，新的知識觀正悄然興起，“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作為當地知識，恰好是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得以明晰和確立的。“地方性知識”最初起源于闡釋人類學，如吉爾茲(Geertz C.)在《地方性知識》中所分析的，它“旨在認知的具體性、穿透性和闡釋性”。“地方性知識”十分強調知識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辯護的，它關注知識生成的情境條件。

當前，網絡化生活已從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步走向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而網絡化行動研究正是立足于網絡化生活，將研究對象定位于自然一社會之間，即一種自然的與社會的“雜交物(hybrids)”，通過發展具備現性特征的社會行動工具――技術，來搭建溝通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橋梁，以“社區”或“共同體”作為人類新的尺度來開展有效行動，進而發展地方性知識。

2、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反思性實踐。知識觀念的更新悄然帶來認識方式的轉變。無論是哲學還是社會學，也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對地方性知識的追求催生出了各種深具“實踐”或“行動”特性的認識理論。當然，強調通過“實踐”來認識、理解世界，進而獲得知識的思想古已有之。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維科(Vico G.B.)和尼采(Nietzsche F.W.)，再到馬克思和杜威(Dewey J.)等，哲學家們早就意識到了，“如果不通過人們在互相的提問與回答中不斷地合作，真理就不可能獲得。因此，真理不像一種經驗的對象，它必須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活動的產物。”以法國新社會學派代表人拉圖爾為首所倡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強調關系本體論，堅持非還原論實質觀，并提倡認識論的同等效力原理，強調工作、互動、流動和變化的過程，等等。作為網絡化行動研究的認識論基礎，行動者網絡理論從嵌入其中的社會聯系的視角很好地闡明了在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中知識是如何產生和建構的。

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也常常宣稱它超越了傳統的理論與實踐的鴻溝。的確，“網絡化行動研究”中包含的兩個關鍵詞――“行動”與“研究”，本身就顯示了其努力超越“實踐”與“理論”分離對立的旨趣。杜威所提出的“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xis)”從認知機制層面溝通了“理論”與“實踐”，揭示了科學探究活動并非是脫離實際生活的。舍恩(Schsn D.A.)在杜威的研究基礎上，基于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將“反思性實踐”發展成為一種有效的學習理論，這也進一步從內在心理機制層面論證了網絡化行動研究的反思性實踐認識本性是何以可能的。

3、實用主義真理觀。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面向“網絡社會”，將價值取向定位于“改善實踐”、“創新知識”與“追求民主”。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實用主義真理觀則為其確立起了檢驗知識的標準。在實用主義看來，知識是否為真，不在于認識與客觀實在的符合，也并非簡單地通過推理和證實即可，最根本的在于知識的“效用”。“基本上思想狀態的真理意味著一種有價值的引導作用。當我們在任何種類的經驗的一個瞬間，受到真的思想的啟發時，這就意味著遲早我們會由于那種思想的指導而又重新投入經驗的各種細節中，并且和它們發生了有利的聯系。”實用主義整合了符合論與融貫論，將真理視為動態的、相對的、可變的過程，并通過直接或間接與經驗聯系來獲得證明；同時，真理已不再是外在于生活實踐的絕對永恒的東西，而成為了幫助人們走向自由、幸福的工具。這樣的話，網絡化行動研究所孜孜追求的真理就在走向網絡化的過程中不斷接受檢驗。

(三)人、技術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作為文化認識的一種具體形式，網絡化行動研究充分體現著文化的自覺性，具體表現在“主體自覺”、“方法自覺”和“價值自覺”的實踐與意識等方面。

以人為本，追求實現文化主體的自主性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核心價值取向，也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首要原則。一方面，面對網絡社會的生成，網絡化行動研究重視主體參與，既強調個性化，更關注理解網絡社群中的個體。所有行動研究者在網絡化生活過程中實現著自我超越，通過反思性實踐展開自我生存研究，文化自主性得以凸顯，網絡化個人主義開始誕生并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具體行動研究方法，網絡化行動研究同樣強調主體參與，堅持“以人為本”。所有的行動，包括技術的設計與應用都需要考慮到用戶的基本需求，同時用戶本人也以研究主體的身份參與到行動中來，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取甚至被適當采納，自主性獲得充分體現。以人為本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一大基本原理。

以技術為基本手段，實現技術的社會化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二大基本原理。基于信息通訊技術的網絡化行動研究，技術成為重要的研究工具。網絡化行動研究一方面強調提高技術的社會適應能力，發揮技術的積極效應，改善“網絡化生活”，與此同時，它也必然需要通過“不斷地改造、調適與整合技術”來改善“網絡化技術”，二者相融相促，協變互惠，共同發展。

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還努力追求行動質量，并重視提升理論與研究的能力。如果將網絡社會生成視為一種新型文化，那么網絡化行動研究可謂在努力實現一系列的文化欲求，它包含著多元的價值取向。在垂直意義上，網絡化行動研究聚焦行動本身必然追求行動質量，而同時它又直接關懷著人的網絡化生存，對各種生存與幸福欲求的滿足則使得它的價值不再僅僅停留在行動質量上，還會關注知識的發現與理論的提升以滿足精神文明的需要。在水平意義上，網絡化行動研究將聚焦之光徑直投照于生活在網絡社會中的人，價值之波由此蕩漾開去，各級各層的個體，包括技術人員、行動參與者、理論研究工作者、管理者等都將受惠而獲得發展。因此，價值多元化成為了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三大基本原理。

三、網絡化行動研究關照社會性世界

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關照社會性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人與技術、文化與社會相互塑造，彼此融合，進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存整體。面向社會性世界，作為堅持以人為本、追求技術社會化并內

涵多元價值取向的新興方法論，網絡化行動研究正在努力涵養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這一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文化知識論基礎上，逐漸演繹出和建構起既強調網絡化社會整體又重視網絡化個人的網絡化行動研究體系。這個新興體系從社會出發，逐步形成從“展開”到“穩定”再到“創作”的螺旋式主題域，同時也著眼社會中的個人活動，建構“流通”、“識知”和“多樣”的動態化原則，并開發“子網切入”、“交流反饋”和“核心價值驅動”的有效性策略。

(一)螺旋式問題域

網絡社會形態的轉型亟待我們融入其中，采用將社會改造與社會認知相結合的方法，對社會性世界的“展開”、“穩定”以及“創作”螺旋式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目前，網絡化行動研究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信息技術的研究領域內得到廣泛的應用。縱觀已有的研究，其聚焦點主要集中在“描述網絡社會的展開”、“促進網絡社會的穩定”和“追求網絡社會的創作”等主題上。

1、描述社會的展開。新型網絡社會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它需要我們通過追蹤生活世界中的各種不確定性來予以展現。這一主題涵括著各種各樣的子問題：網絡社會組織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它具有哪些特征?網絡中各種資源流(物質的、符號的、情感的)是怎樣運轉的?網絡中各種聯系的數量、方向、密度、力度如何?等等。這里的網絡社會組織包括了基于網絡技術而建構起來的虛擬社區以及虛擬社區與真實社區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網絡社會組織。國外已有研究者開展了相關研究，如卡羅爾(Carroll J.M.)等人專門展開了社區網絡的發展軌跡研究；文卡特什(Venkatesh M.)等人則提出了專門考察網絡社區的理論框架：網絡社區的生命周期――產生、固化和變動；等等。

2、促進社會的穩定。基于實用主義真理觀，網絡化行動研究首要的目標就是改善社會實踐，即借助新媒體去跟隨行動者解決各種實際的問題，進而把這種處理方法繼承下來并傳播開去。這一主題也包括了許多子問題，如優化和提升網絡社區質量的方法和策略有哪些?技術對于促進社區生活起到了哪些作用?等等。如福斯(Foth M.)等人從2002年末開始對澳大利亞一個中心城市內的一個住宅區展開長達大約4年的網絡化行動研究，該研究旨在對城市內鄰里居民之間的社會網絡進行分析和解釋，進而發現新媒體和信息通訊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等工具及其應用是如何改善鄰里關系和住戶之間的社會結構的。網絡化行動研究一方面需要關注網絡化這一行動會如何改善社會生活，與此同時，它也在參與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完善技術，重構和優化網絡化社會組織。

3、追求社會的創作。網絡社會的轉化過程必然會影響到文化與權力，信息與知識的流動將重構社會的權力結構。在此，權力也有了新的定義，它不再是專制，而是具有了生產性、積極性和策略性。權力在我們與他人交流時得以行使，它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徑進行分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權力就在行動之中。在福柯(Foueault M.)看來，權力不僅依存于關系之中，更與科學知識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新媒體專家的知識與使用新媒體的社區成員或員工的知識都與權力有著內在相連，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倡導參與，賦予行動者創造和享用知識的權力。這一主題下包括的子問題主要有：知識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是如何擴散和增長的?它對網絡化組織帶來了哪些影響?網絡社會組織的權力分享機制是怎樣的?網絡社會中如何實現民主?等等。

(二)動態化原則

作為文化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關涉社會性世界中的生活實踐，因而它富有靈活性與動態性，呈現網絡化的結構特點，需要一定的措施予以保障；同時，網絡化行動研究具有極大的文化包容性，因而它采用的具體方法與技術具有多元性；且由于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必然涉及政治性。基于這些特性，人們在開展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中須遵循以下動態化原則：

1、保障流通渠道順暢以實現網絡化。在一般行動研究的基礎上，網絡化行動研究還需特別關注網絡內各節點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這是保障行動質量的重要環節，也是實現網絡化的關鍵。網絡化行動研究中包含著各種資源流(物質的、符號的、情感的)，惟有保證資源流流通渠道的暢通，節點與節點之間、子網與子網之間方可實現資源最優化，從而真正實現網絡化。同時，網絡化行動研究還特別提倡發展使各子網絡行動研究彼此交流、互動，進而組合成行動研究網絡群，繼而建立起更大范圍的元網絡，元網絡反過來又引導著所有子網絡開展團體行動與反思。

2、綜合采用多元化方法以追求知識。格林伍德提出行動研究應該采用“多方法的研究策略，只要這些方法是合乎情境的”。網絡化行動研究也同樣如此，只要能實現研究目標，更好地幫助描述、解釋和優化社會性世界，所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調查研究都允許被采用；同樣地，只要能更好地幫助理解網絡社會，所有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個案分析等也都需要被采用。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更強調充分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在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發展出更為適切的網絡研究方法，如網絡日志的收集與分析、網絡數據的挖掘以及網絡分析等新興研究技術的運用等。實際上，在網絡化行動研究中，不存在哪一種方法會優于另一種方法，所有的方法，包括各種具體收集資料和解釋資料的方法都服從于實現和優化網絡化生活這一根本旨歸。當然，同時采用多元方法以增進研究的信度，也是追求知識的根本性保障。

3、尊重參與主體的多樣性以促進民主。與一般的行動研究一樣，網絡化行動研究也采用計劃、行動、觀察和反思的循環往復的活動程序，但與之根本不同的是，為了提高行動者的參與度，網絡化行動研究者需要和組織中的所有成員接觸、交往。為此，我們需要遵守下列基本原則：一是尊重所有參與者的差異性；二是承認所有參與者對研究過程都產生影響；三是考慮到容易受忽視的女性以及邊緣人士：等等。各種信息通過扁平式結構進行流通，但要采用匿名等方式保障邊緣人士或反對派人士的積極參與。為了保證參與的民主性，網絡化行動研究還要求參與者公開他們的日程安排，表達各自的價值觀和觀點，從而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開明的交往環境中建立起和諧的關系。而且，從批判反思到再行動的過程中，它關涉到決策問題，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提倡決策過程透明化，從而保障參與的民主化。

(三)有效性策略

與其他所有類型的研究一樣，網絡化行動研究滲透了人們的秩序性與有效性訴求，因而從一開始就在努力開發甚至創新使用各種方式、技術和工具，以保障自身順利開展并取得一定成效，進而生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實施策略。

1、恰當選擇子網切入策略。“網絡是一組內部連接的節點，而節點是曲線圖形內部相交叉的點。網絡是沒有終點的，其包含的僅僅是節點。每個節點對于網絡來說具有不同的關聯性。”因此，網絡化行動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將對每一個子網絡，也就是節點的探究聯結起來，形成一個更大范圍的實踐性網絡群。研究者在承認網絡的流動性、動態性、群聚性以及混合性的前提下，依然需要粗略規劃和組織社會性世界中已存在的各種網絡(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從中選擇子網絡作為研究切入點。同時，網絡

化行動研究也鼓勵所有參與者從某一個子項目開始多元化的行動研究，然后這些子項目又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即元層面上組成一個更大的行動研究項目。透過對比網絡化行動研究與傳統行動研究的生態交際圈，便可清晰地發現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網絡化特征，如圖1所示。因此，網絡化行動研究特別強調選擇合適的子網切入再展開研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降低研究效果。

2、及時反饋交流策略。前已述及，網絡化行動研究十分重視行動者的參與度，因此它要求研究者能及時對每個行動研究參與者所作出的努力給予反饋，使參與者能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反思與行動是改善自身生命實踐的必要途徑，而不是一種額外負擔。同時，也要求各子項目的行動參與者能通過面對面或網絡、聚餐等各種方式與研究者進行溝通，進而形成更為寬泛的研究網絡。事實上，網絡化行動研究也十分提倡在一個元網絡驅動下開展團體協同行動與反思的不斷循環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