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31 16:36: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鄉村治理研究綜述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 美好鄉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研究 臨泉縣美好鄉村建設中的問題與對策 芻議美好鄉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南陵縣美好鄉村建設中的黨建研究 基于美好鄉村建設的安徽省土地整治模式研究 美麗鄉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措施 美麗鄉村建設中的文化引領作用研究 關于完善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問題研究 新農村建設中的新型農民培育問題研究 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問題研究 中原經濟區建設中的土地供求問題研究 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流轉問題 新農村建設中農民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新型城鎮化建設中農民土地流轉問題的分析 長豐縣美好鄉村建設的成效、問題及對策研究 美好鄉村建設若干問題的探討 基于美好鄉村建設的村莊規劃編制要點研究 關于美好鄉村建設幸福指數的研究 農村土地征用中的農民參與問題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2-11-09.
[2] 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安徽省美好鄉村建設規劃（2012-2020年）的通知[EB/OL].，2013-09-18.
[4] 安徽省和縣人民政府.和縣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 http：///include/web_view.php？id=21586，2012-06-15.
[5] 王小映.新農村建設土地政策十大要點[N].中國經濟時報，2006-03-10.
[6] 張正河.農民工準城市化背景下耕地流轉困境研究[J].學術研究，2009（10）：85-91.
[7] 徐元明.農村城鎮化中農民權益保障缺失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2010（11）：44-48.
[8] 蔡志榮.農村土地流轉方式綜述[J].湖北農業科學，2010，49（5）：1209-1212.
我國財政信息公開的階段性目標
我國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的三個方案比較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的價格監管問題研究
市場經濟與中國公共治理轉型
責任倫理、權利倫理與中西方傳統財政的現代轉型
以案析法兼論發票虛開定性的稅收法定原則
增信模式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信托融資成本的影響
中國《預算法修正案》實施的“瓶頸”和突破
“地方財政學”教學內容應考慮的幾大關系
資本與能源替代及互補關系研究綜述
我國失業保險制度運行效應的整體分析
現代社會家庭養老功能的維護研究
支持養老服務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我國養老產業現狀、前景與路徑選擇
政府購買老年活動室服務效果探析
基于國際經驗的老年保障多元主體及其演變
促進養老服務供求均衡的政府購買養老服務政策研究
基于公平與效率視角的老齡化財政政策優化研究
從減稅效應看增值稅的再轉型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民間公共資源的傳統利用與鄉村建設
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基于近年來幾起重特大事故災難的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持續運行的影響因素及對策
雍正帝財政改革的限度與帝國財政轉型的內因
年金計劃及其EET型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分析
論社會保險權的主體:社會保險法律關系中的“人”
基于生產要素替代的上海市節能空間研究
提升干部選用公信力:政治邏輯、制度創新與路徑選擇
推進大城市養老服務機構建設對策與建議
政治均衡下的環境政策選擇和影響
環境政策決定的誘因與環境改善的可能性
環境污染治理下的“工、商、住”共存
傳播與實踐環保理念的草根力量
我國省級經營性國有資產透明度調查報告
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的變化趨勢、原因及建議
加強對宗教團體財產與收入的稅收管理之研究
收費公路的定價機制:美國經驗借鑒
大學校園停車治理方式探究——以美國大學為例
中國城鎮可持續發展的區域差異與空間集聚分析
“最后一公里”公交供給創新模式及其績效評估
全面“營改增”后增值稅抵扣鏈和行業稅負銜接問題研究
宏觀視野下的“營改增”與新一輪財稅改革取向芻議
發達國家對比下日本的財政赤字與財政重建政策
論干部選任科學化、民主化與制度化的辯證統一
政府在購買公共服務中的行為研究與對策分析
基于省際差異的人口老齡化模式與養老保障發展指數研究
關鍵詞：土地整治；生態安全；環境保護；措施和建議
中圖分類號： F323.24 文獻標識碼： A
一、實施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可能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
1、不合理的土地開發往往會破壞生態平衡
增加耕地面積是土地整治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土地整治中為增加耕地面積，往往對原有河溝進行裁彎取直，從而改變河溝的自然狀態，使河流流速、流量發生變化，不利于水生生物棲息和繁衍；其次，許多地方在土地整治項目區域中，進行了大面積的填埋河溝和坑塘，不僅損害了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還會減少區域內的水面率，減弱滯蓄能力。
2、項目不具有可持續性，可能會引起土地退化
有些土地整治項目實施前的可行性研究內容和深度只停留在初級階段，往往不考慮項目后期效益的可持續性和管理的便利性。如在項目區的選擇上，可能某一區域較適宜耕種，但遠離農村宅基地，農民耕作很不方便，由于人力物力不足，項目結束后許多經營管理活動隨之停止，造成整治后的農田，往往第一年還在耕種，第二年就開始撂荒，項目后期效益難以實現。
3、忽略生態環境保護設計，可能會加劇水土流失
土地整治活動中容易出現各種土壤侵蝕的誘發因素。如土地平整過程中，地表擾動改變了土壤的原有結構，使土壤質地更加疏松易蝕；農田埂坎、田間道路建設往往形成陡坡；大面積增加耕地的同時，植被覆蓋率降低，尤其是處在體閑期的農地基本無地被物等等。由于土地整治甚少考慮生態環境保護的設計，即使有林草措施，大多也只是沿溝渠、田間道路兩旁營造防護林，施工過程中保護環境措施薄弱，因此忽略生態環境的大規模土地整治有可能造成新的土壤侵蝕和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的發生，加劇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
4、缺少生態景觀規劃，可能會降低生態系統穩定性
土地整治中，農田景觀結構被較大程度的改變，多處水域、荒草地、林地、園地等轉化為同一利用類型的耕地，降低了土地利用類型的異質化程度和景觀多樣性。同時，由于缺乏相關的理論和技術指導及科學的生態景觀規劃，黃土高原的土地整治若不注重生態環境建設和對景觀文化的保護，盲目追求“田成方、路成網、渠相通、樹成行”的標準化建設，使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空間布局不當，結構單一，極易引起物種數量減少、生物多樣性降低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使農業生態系統的抵抗力及適應力下降，生態系統穩定性降低，并導致孕育地域文化的鄉土風貌受損。
二、完善土地整理的對策和建議
1、注重生態環境治理，真正實現土地整治由數量向質量轉移
⑴ 建立農田防護與生態環境保持工程體系
開展農田林網、護堤、田螃、坡面防護和溝道治理等工程建設，因地制宜確定項目區防洪標準、溝、路、渠綠化率、應保留的水體面積及其周圍應設置的自然植被緩沖帶等。
⑵ 做好生態綜合治理工程
搞好坡耕地治理、溝道治理、成片造林、退耕還林與退林還耕、沼氣池等建設，綜合治理。同時對于農村新建居住小區要搞好村莊內部規劃，并且安排相應的環境保護工程，填埋和焚燒垃圾相結合，注意村容村貌建設，并考慮村莊內部綠化。
⑶ 重視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工作內容不是簡單的開方挖填平整，還需要根據地形地貌等自然條件確定土地平整方案，結合灌排溝渠、道路、林網布局，考慮機耕和田間灌水的要求進行耕作田塊建設，在平整過程中還應采取合理的地力保持措施以保證土地開發整理后的耕地質量。
⑷ 提高耕作層地力
土地整治工程不僅要保證項目區耕地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也要保證耕地的質量在工程實施后不降低，即達到提高上地利用率和生產力的目的。因此，土地平整應盡量避免或減少對耕作層的破壞，需對原有耕地平整時，應采取地力保持工程措施。
2、加強生態環境分析評價，因地制宜開展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應依據區域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進行廣泛深入的基礎調查，結合當地土地利用特點和總體規劃進行適宜性、可行性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選擇合適的土地整治區域，并本著因地制宜的原則，針對不同區域特點和類型，推進差別化土地整治模式，實行多樣化的技術標準、目標要求、管理模式與保障措施。在水土保持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土地開發的重點應轉向溝道造地。保證建成后的土地整治項目具有可持續性。
3、科學制定土地整治規劃，優化土地利用格局
根據區域地形地貌特點與水土流失規律，通過合理的規劃布局，讓耕地、道路邊坡等徑流產生區和林草等徑流滯納區在流域空間上相互平衡，可以有效控制流域的水土流失；同時，通過合理規劃耕地、道路、林網、壩系等景觀，優化土地利用格局，可以使生態系統結構多樣化，提高景觀空間異質性和景觀多樣性，改善生態系統脆弱的狀況，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在涉及廢棄宅基地復墾開發、空心村整治的土地工程中，根據空心村演化的“生命周期”規律來科學制定中長期戰略及規劃，同時注意鄉村景觀的生態價值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把丘陵溝谷、河川平地等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和土地整治中梯田、鄉村建設結合起來，營造優美的農業和鄉村景觀。
4、強化生態化設計，營造保護型生態環境
土地整治過程中應考慮生態化設計。如防治水土流失，一方面，農田采用自流或噴灌的灌溉方式，可攔蓄地表徑流和泥沙，增加水資源的有效利用，減少農田的土壤侵蝕；另一方面，綜合考慮開挖面、道路溝渠、溝頭、壩坡埂坎等易發生水土流失區域的林草建設，并修筑淤地壩、谷坊、溝頭防護等水土保持工程，采取林草和水土保持措施相結合的方式護坡治溝，攔蓄泥沙，減少水土流失。在穩定生態系統方面，道路、溝渠等承擔著生物遷徙、物種交流功能的廊道，應進行生態化設計面非過度硬化；林草建設時構建喬灌草相結合、針闊混交的防護林帶，不僅可以提高林草植被的成活率，而且能夠增加區域內物種種類，使植物群落結構多樣化，健全區域生態系統。
5、重視生態效應評價，提高土地整治效益
鑒于土地利用改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及其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在土地整治中應重視生態效應評價，以水土流失等生態過程為主，明確辨別影響景觀生態環境的因素，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評價。通過評價結果，了解各個因素對區域生態環境影響的性質和程度，為今后地區土地整治的規劃設計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并對可能產生的加劇水土流失、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充分的預測和評估，從而全面提高土地整治的管理水平和實施效益，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結束語
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著重于鄉村的生態環境保護，遵循土地多功能性、生態性、鄉土性、地方性、景觀性等原則，建設生態文明鄉村。實現數量、質量和生態的“三位一體”的綜合整治活動，傳承鄉村的傳統文化，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林奇勝，劉紅萍，張安錄，我國農地整理中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J]，生態經濟，2003(10)：169～171。
關鍵詞鄉村旅游 環境資源 資本化中國
基金項目：本文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廳立項課題：“旅游環境法律保護研究—以廣西北部灣經濟開發區旅游業的發展為視角”的階段成果。項目編號為200803lx168。
作者簡介：羅亞萍，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法學，講師，華東政法大學2010-2011年度訪問學者，研究方向：商法、經濟法。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1)03-210-03
一、引言
廣西的旅游資源豐富，特別是自然資源，如桂林山水就是享譽國內外的旅游勝地。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特別是城市人口，越來約追求精神享受，把回歸自然，體驗鄉村生活和少數民族風情，欣賞田園風光作為逃避城市緊張生活的替代。廣西是農業大省,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地域風貌；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跨境旅游資源，以及歷史遺跡，這些正符合了現代旅游發展趨勢。因此，近些年廣西的旅游得到了迅速發展，從最初的自發性的、小規模的經營發展到現在的規?；洜I，范圍也越來越廣，使廣西的旅游業成為廣西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wWW.133229.CoM
鄉村旅游主要依托農村的自然風光與農村人文活動等資源，以城市居民作為目標市場，滿足消費者觀光、休閑、度假、體驗、購物等各種消費需求。該類旅游活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尤為重要，由于無節制的消耗，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嚴重，因此，環境問題顯得尤為突出。而農村的環保一向投入甚少，很多地方甚至沒有投入。在自然資源變得越來越緊缺，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的情況下，人們也越來越關注鄉村旅游的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和諧統一。
但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目前我國關于旅游環境的法律非常欠缺。當前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是以“市場失靈”①作為理論基礎的，因此相關法律法規多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規制，以期通過政府干預的手段解決環境保護的“外部性”問題。但是，由于政府部門也有自己的私利，在保護與治理環境上總顯得動力不足，特別是鄉鎮政府，有著更為強烈的脫貧致富的愿望，單純發展農業在大多數農村都很難實現這一目標。因此，吸引外資，發展工業，如鄉鎮企業就成為鄉鎮政府的優先選擇。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發生沖突時，政府肯定會犧牲環境而選擇發展經濟。盡管有人建議把環境保護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可是官員們除了有謀求政績外，更有謀求經濟利益的愿望。這就是所謂“政府失靈”?，F有的法律體系不能很好地滿足發展旅游與環境的矛盾沖突，需要尋找新的路徑解決發展鄉村旅游與環境保護的和諧問題。
二、廣西鄉村旅游的基本情況與主要問題
近年來，廣西鄉村旅游得到較好地發展，截止2009年底，廣西建成常態性經營的鄉村旅游點達300多個，“農家樂”500多家，創建農業旅游示范點192個，分布在廣西14個市80多個縣（市、區），其中國家級農業旅游示范點34個，廣西創建的國家級農業旅游示范點數量排全國第9位，西部省區第2位。廣西旅游局與農業、建設等部門合力打造了15條農業生態旅游精品線路，培育了一批特色旅游名鎮名村。目前廣西主要的鄉村旅游開發模式有以下幾種:1.農家樂(漁家樂等)；2.現代農業新村；3.民俗（族）文化寨或古村落；4.集觀光、體驗、購物于一體的農園；5.高科技生態農業觀光園；6.依托鄉村名勝開展鄉村旅游；7.鄉村紅色旅游。
雖然廣西的鄉村生態旅游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礎薄弱，缺乏整體科學規劃，暴露出很多問題，制約了廣西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體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對鄉村生態旅游的本質、內涵、資源條件和客源市場認識不足，不能夠準確把握和認識自由資源，及資源的開發，也沒有很好地針對目標客源進行開發。
2.宏觀管理力度不夠，缺乏整體規劃，體現為分散、小規模無序經營。
3.基礎設施較差，如交通不便，衛生條件較差等，影響鄉村生態旅游的進一步發展。
4.旅游服務整體質量不高，從業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5.由于法律缺位，監管不力，規劃欠缺，出現生態環境質量下降，人文環境特色弱化甚至惡化等問題。
廣西已提出將旅游也作為廣西的支柱產業，打造旅游大省的口號，而鄉村旅游又是廣西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方式。對于當前已出現的問題，已對方興未艾的鄉村旅游造成阻礙作用，使鄉村旅游處于較低層面的發展，而消費者對旅游服務的要求卻越來越高。要解決這樣的矛盾，以及上文談到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現象，我們需要重新設計符合當今經濟與環境關系發展規律的法律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旅游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而且使兩者能夠相互促進，和諧發展，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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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構建鄉村旅游業發展的環境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當前農村環境問題的嚴峻性
對于發展鄉村旅游，自然資源是最為重要的條件，特別是對于鄉村旅游更多地依重農村或山區自然資源?？墒乾F實是，政府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幾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對農村幾乎沒有投入。雖然自去年起，政府相關部門已經開始重視解決突出的農村環境問題，甚至中央財政安排了10億元的專項資金，進行農村環境綜合整治“以獎促治”政策的實施，但是在具體的防治工作當中還是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例如，目前我們的環境管理體系基本是針對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的，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適用性不強；同時由于我們在開展農村環保工作中普遍存在重工程、輕制度的現象，使得農村環境治理政策措施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等。再加上農村地廣人稀，污染太過繁雜分散，農村環境保護的機構隊伍薄弱、基礎能力薄弱、法規制度薄弱、管理手段薄弱、技術支持薄弱，農村環保問題嚴重。
（二）傳統環保法律制度的弊端
在我國，在傳統勞動價值論的影響下，自然資源是沒有價值的，更談不上將之作為資本來看待。長期以來，中國資源行業的發展一直是行政權力為內生變量的，包括對自然資源的配置，也大多是通過無償的行政委授實現的。從法律上來說，自然資源只是行政管理的附屬，其自身的價值或是資本屬性無從談起。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環境只是經濟的一個子系統,市場機制的目標是人造資本的最大化,并以此實現經濟在總量上的增長,環境要素在此僅是作為生產對象存在,市場機制對人造資本最大化的推進同時意味著對自然資源消耗的無限擴張。由此也形成了“環境保護與市場機制天然排斥”的普遍觀念。對應到旅游業的發展與環境的關系，也同樣如此：旅游開發程度越高的地方，往往自然環境，乃至人文環境破環越嚴重。就是由于傳統理論下，自然資源等環境要素是排斥在市場之外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本化，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由于公共產品的“外部性”，市場主體不愿意付出成本進行環境保護。不僅如此，由于使用自然資源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再加上監管不力，經營者往往無節制的地消耗環境。對于行政監管，由于認識上的不足等原因，也顯得力不從心。
（三）環境資源資本化的轉變
人類發展到今日，人類已面臨著資源緊缺制約經濟發展的嚴峻環境局勢。因此，有學者提出“生態經濟理論”。在該理論下，宏觀經濟被視為一個包含內容更多，更有支撐能力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即經濟只是生態經濟的一個子系統，而將環境保護提到比經濟發展更優越的地位。以生態規律影響和支配經濟發展的進程。在生態經濟的理論基礎下，要求立法將自然資源作為自然資本的基本構成，并不斷提高其生產效率和通過投資擴大供給。
基于生態經濟理論，法律應將生態環境等資源納入到物權理論框架中。在傳統的物權理論框架中，土地和海域早已納入物權中，對除所有權以外的他物權構建的較為完善。其他的生態旅游資源，也可以按照使用權等他物權的創設②，賦予自然資源一定的權利，按照物權制度，將這些權利市場化，通過拍賣，由經濟實力強，開發最為合理者獲得使用或開發的權利。旅游環境資源不再是無償的公共資源，而成為“自然資本”。如果要獲得自然資本的使用權或利用權，需要通過市場交易。
通過環境資源的資本化設計，將原來視為公共產品的自然資源等環境資源“內部化”，使環境資源的利用不再是“免費的午餐”。一旦環境資源權利成為資本，納入到投資者的成本之中，對環境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就成為他們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政府通過自然資源的使用權或利用權的拍賣，而獲得資金，專款專用與當地旅游環境的治理與保護。這樣既解決了政府在環保上資金投入不足和“政府失靈”的問題，也可以真正實現“誰使用誰治理”的原則。
轉貼于中國
四、對廣西鄉村旅游環境保護制度框架的構建
針對廣西鄉村旅游發展的特點及所面臨的與環保發生沖突的困境，基于環境資源資本化的制度設計，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構建相關法律制度：
（一）制定地方鄉村旅游發展法規
目前有不少地方盲目開發鄉村旅游項目，無序經營，沒有對環境污染的評估，造成環境資源的破壞與浪費。要避免這樣的惡性循環繼續發展，應根據當地旅游資源的特色，制定符合旅游發展與當地自然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地方法規。法規應制定當地鄉村旅游的目標和宗旨，對環境保護的措施和手段；禁止性行為；法律責任等。在地方法規的指引下，地方各級旅游部門應制定鄉村旅游發展規劃，引進投資及項目開發應符合規劃要求。中國
（二）旅游環境資源資本化
對于自然資源，可以根據其所有權的不同，設置不同的權利，如開發利用權，使用權等。鄉村旅游所依托的自然資源所有權有兩類:國家所有權和農村集體所有權。而經營者也有兩類：外來旅游企業和本地農戶。將旅游環境資源資本化，就是要經營鄉村旅游服務的經營者有償使用青山、綠水等傳統上屬于公共產品的資源。對于旅游企業，如果使用屬于國家所有的資源，應按照法律的規定支付自然資源使用費，這個制度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權的制度設計；對于農村集體所有的資源，應與該地的農村集體組織簽訂承包協議，有償使用。而經營者是當地農戶的，由于經濟能力弱，他們經營旅游也是在其傳統的生活習慣基礎上進行的，原則上不需要象旅游企業一樣付費，但應當繳納適當的，相當于環境保護的保證金。
（三）設置較高的進入門檻
目前廣西的農村生態旅游規?；洜I的不多，很多都是當地農民自行個體經營。分散式、小規模經營往往經濟實力較弱，沒有長遠規劃，比較急功近利，帶有較強的“靠山吃山”的心態，很少關注環境問題。對此，應制定地方法規，規定較高的進入門檻，引進具有先進開發與管理經驗的旅游經營企業進行整體性開發。這樣可以對當地的自然環境較為有效、協調的利用。地方政府在進行招標引進旅游項目時，應重點考核其對當地環境保護的措施的可行性，使環境資源合理利用及環保納入經營企業的運營成本之中，從而達到旅游開發與環境和諧發展、經濟發展與環保雙贏的局面。
設置較高的進入門檻并非指僅投資多的旅游企業才能經營鄉村旅游產業，而將當地農民排除在旅游發展之外。這里所指的高門檻，更大程度上是指對環保的貢獻。對于當地農戶經營旅游行為，更多的要靠行政力的約束，如收取排污費等。
（四）有效地將農村生態旅游目的地農民納入旅游產業中
對于風光秀麗的生態旅游景區，往往也是相對貧困的地區，如廣西的大化縣、田東縣、東蘭縣、巴馬縣都是有名的貧困地區，近幾年由于大力發展旅游業，當地的經濟與農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如果鼓勵當地農民從事旅游，農民分散的、小規?？赡軐β糜萎a業發展與環境保護都不利。引進外來投資，又可能將當地農民排除在旅游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之外，而他們還很有可能要承受因為開發而帶來的負面效應。如何讓當地農民參與旅游業，享受到開發當地旅游資源所帶來的實惠，同時又不會造成不經濟、不環保的效果呢？
這需要當地政府在引進投資時，要求旅游經營者做好規劃，將當地農民作為其經營的有機組成部分。雙方的合作可以是多種形式的：
1．農民可以通過村委會等集體組織與經營者簽訂協議，以他們集體所有的自然資源作為資本入股。這要求首先將集體所有的自然資源他物權利劃分成股份，并且作價，轉化成資本。這種方式的合作，恰恰與上述制度設計相吻合，也是當地農民最深的參與旅游開發的一種方式。通過自然資本入股，農民成為股東，可以參與開發與經營決策，對當地資源的開發、利用具有表決權，這也遵循了環保民主原則。
2．無論當地農民是否有自然資本入股參與，都可以加入旅游服務、甚至經營管理行業之中去。當地農民世代居住在本地，與當地資源形成天然一體，其實他們也是當地旅游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點，在以民俗資源作為開發旅游的重點的地區，顯得尤為突出。例如，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主要是苗族風情，消費者除了欣賞秀美的山水風景之外，更是想要體驗當地的民族風情。當地農民的生活和民俗，通過旅游企業的良性包裝，呈現給消費者。而當地農民可以在保持自己的生活傳統和習俗，同時又不離開家門的情況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參與的方式有二：第一，受雇于旅游經營企業；第二，與旅游經營企業簽訂協議，將具有當地特色的旅游項目承包給農戶或農戶聯合體。協議中明確約定承包項目與范圍，旅游經營企業統一管理，指定服務標準，由經營者就農戶經營項目對消費者承擔責任。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開發民俗資源的時候，法規應做適當的引導，避免將民俗風情展示舞臺化、商品化。在開發的同時，注意外來文化對當地傳統文化的破壞與沖擊。經營者應配合文化部門對當地的民俗文化的研究與保護。
3.對于不愿意或者沒有勞動資源的農戶，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分享利益：第一，通過所在農村集體組織所有的自然資源入股方式獲得分紅；第二，在當地政府的協調下，按照與經營者的協議，從旅游經營者處獲得補償款。該補償款是用于彌補因開發鄉村旅游使其遭受到對原有安寧生活破環的損失或容忍。
（五）當地政府成立專門的監管組織
通過將自然資源資本化后，環境與資源通過市場機制調節得以有效利用與保護，政府的環保壓力大大減輕。但并不是說政府對此就可以無所作為，而是要轉變職能，從執行者變為監管者，保證市場的良性、有序運行。針對農村生態旅游發展的特點，政府監管組織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制定鄉村旅游服務標準；2.按照相關法規，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引進旅游開發經營企業；3.監管自然資本權利交易過程；4.監管經營企業與農戶的行為，如果他們有破壞環境與資源的行為，依法采取行政手段；5.對農戶分散經營進行必要的組織與培訓。
在進行行政監管時，要特別注意防止行政權的過分膨脹。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政府常常喜歡當場上的“運動員”而不是“裁判員”，因為直接參與經濟，可能會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立法就是要政府回歸本位，成為市場的監管者，防止惡性競爭或破壞競爭的行為。對于難以資本化的，具有較強公益性的公共資源，難以用市場手段調節的，需要政府投入加以保護。
五、結語
良好的資源是發展鄉村旅游的有利條件，但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優勢可能難以發揮，最終成為制約產業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障礙。筆者試圖跳出傳統環境保護的思維，在生態經濟的視角下，構建一個農村生態旅游產業發展的法律制度，將原本作為無償使用的自然資源資本化，從而將“外部化”的問題轉為“內部化”，以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問題。制度的具體構建仍需不斷探索，本文只是做了一個初步的探討。
注釋：
①所謂“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機制不能使資源的配置達到最優化的狀態，特別不能按最優化原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自然資源一直以來作為公共產品，存在產權不明的狀態，市場運作無法組織和實現自然資源的提供。自然資源被排除在市場交易之外（外部性），市場交易主體不會為消耗自然資源而付出成本；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等，這類外部性和搭便車一般不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
②對于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我國的法律已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自然資源國家和集體所有。這樣的制度設計也是基于我國公有制和當前的政治體制，具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這一點已達到基本共識。所以這里討論的權利為非所有權的他物權。中國
參考文獻：
[1]余小軍，馬融.廣西鄉村旅游發展綜述．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8).
[2]走進新農村“2010廣西鄉村旅游”正式啟動.人民網廣西視窗.people. com. cn/gb/179409/179464/10817241.html.2010-1-15.
[3]謝曉崗.廣西鄉村旅游開發研究—以百色市為例．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4]張璐.生態經濟視野下的自然資源權利研究．法學評論(雙月刊)．2008(4).
論文摘要：本文總結了關于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垂直連接的研究。國外方面，該創新始于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研究較少，才剛剛起步，但近年來，也有很多學者進行了關注。
一、國外研究
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部門的垂直合作屬于典型的金融創新，該創新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場的專家和政策制定者對非正規金融帶有偏見，認為非正規金融服務太窄、零碎和無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村金融小組，就發展中國家對私人和機構性的非正規金融中介的許多誹謗給予了糾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適宜的非正規金融市場，作為金融服務項目創新的一種來源，能夠服務于窮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紀80年代起，有意義的努力是將非正規金融機構結合到正規金融項目中去。例如，馬拉維的lilonwe土地發展項目、津巴布韋的儲蓄發展基金會、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印度尼西亞的phbk（連接銀行和自助小組的項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為通過直接的補償計劃把貨幣放貸人和銀行聯系在一起，貨幣放貸人的工資隨著貸款的償還而變化。研究還表明，治理鄉村生活的規范和準則有助于約束人可能的策略行為，從而幫助金融機構。varghese（2004）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篩選、監督和狀態核查問題以及執行問題，通過對銀行自己發展發放貸和銀行與非正規貸款人聯結起來發放貸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較，得出了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聯結的激勵相容條件。條件表明銀行應當根據貨幣放貸人的機會成本和信息貢獻補償貨幣放貸人。
二、國內研究
左臣明，馬九杰(2006)提出在農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視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的關系，前者有成本優勢，而后者有信息優勢。正式提出將二者連接起來為農村金融服務的設想。
武翔宇（2007）在綜述中總結道，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有三種聯結模式。第一、正規金融雇傭非正規人，如私人放貸者、合作社、資金互助社或小額信貸機構等，由其代為篩選、監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貸款。非正規人貸款的條件、傭金水平等由正規金融決定。第二、轉貸。即正規金融向非正規機構貸款，非正規機構再將從銀行所得到的貸款轉貸給農村借款人。非正規機構向農戶貸款利率、貸款條款等不受正規金融干涉。第三、正規機構隱含的利用非正規金融的信息。如正規金融通過“信貸配給”來利用非正規金融的信息，非正規貸款人通過提供貸款給非意愿違約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繼續獲得銀行貸款，并與其共享未來的盈余。并說明了金融聯結的兩個主要研究方向：聯結條款的設計和聯結的效果。并通過構建模型，研究了銀行雇傭鄉村中介篩選和監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貸款時補償方案的設計。提出我國農村可能作為聯結中介的主體有以下幾種一是金融類鄉村中介，如農村資金互助社、社區發展基金、信貸協會、互助會等；二是村莊資源如村莊的供銷社、衛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產性的組織,如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四是非政府組織。
邵興忠（2008）以浙江省為例進行了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的對接研究。提出了水平連接和垂直連接的幾種模式。他認為，垂直連接主要有三種方式：正規金融與專職放貸者的連接：正規金融與捆綁信貸（商品信用）的連接；正規金融與小組金融（合會、小額信貸）的連接。
楊福明、黃筱偉（2008）以溫州為例，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具有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協作的關系，并將其定義為協同性。從金融生態的角度出發，認為這種協同性是金融生態體系自我調節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主張把民間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生態主體，在對民間金融的改革和規范過程中，要考慮金融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
吳成頌（2009）提出了我國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進行水平連接和垂直連接的幾種模式構想,在相關的制度安排上建議讓非正規金融合法化、加強金融監管、完善服務體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4倍為標準。只要合法的放貸者和金融小組就近簡單備案，就可以進行放貸活動，以實現垂直連接。
劉杰（2008）對垂直連接的前提條件、效率、可行性進行了完整的理論分析。并得出結論。認為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的“互補”關系是實現“垂直連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響“互補”關系形成的相關因素。另外，“垂直連接”的效率與農村信貸市場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結構有關。非正規金融市場結構既有可能形成競爭也會造成合謀。競爭的局面是“垂直連接”所愿看到的。進一步放寬假設的情況是，我國大多數地區非正規金融表現為壟斷市場結構特征。“垂直連接”的剩余可能會被壟斷者完全占有，但同時加大了農村資金的供給，其代價是加劇了農村的不平等。而我國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業龍頭企業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規金融壟斷組織形式，而這些組織并不會完全占有剩余，所以應當被視為“垂直連接”的重要參與主體。總之，“垂直連接”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可行的，但是這種可行是有條件的。因而在實施過程中應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確立各自的政策預期，不能搞一個模式。農民組織化程度越高，商業化程度越高，“垂直連接”越有效。
萬川川（2010）以遼寧農戶家庭為例，通過實證分析得出：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存在著協同效應，兩者通過‘垂直連接’是能夠增加農村金融供給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構想我國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垂直連接’采取的模式，認為我國正規金融可以考慮跟商品交易互聯以及和自有資金放貸者和金融小組的合作。
參考文獻：
[1] 武翔宇.我國農村金融聯結制度的設計.金融研究.2007
關鍵詞：小額信貸機構；效率；DEA；對比分析；西部地區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3－0102－05
相對我國中東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扶貧力度勢在必行，且要多措并舉。小額信貸機構的出現對西部扶貧事業的發展大有裨益，其運行狀況直接關系到扶貧效果。小額信貸機構自身的運行效率是其持續有效運行的關鍵所在?；诖耍疚倪x擇西部4省小額信貸機構數據，運用DEA方法、選擇投入導向BCC模型對西部小額信貸機構的運行效率做對比分析，并解釋其影響因素。本文共分為四部分：相關研究的文獻綜述；樣本及變量指標選擇；運行結果分析及解釋；相關結論。
一、文獻綜述
杜曉山最早開展了相關研究，他從實踐出發(1993，1994，2000)，借鑒國外小額信貸研究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開展對小額信貸發展的路徑、模式、資金來源及機構合法性和監管渠道等方面的研究；吳國寶(2001)開展了中國小額信貸扶貧研究，側重小額信貸的扶貧效果研究，涉及多種組織類型；姚先斌、程恩江(1998)也分析小額信貸的原則和在中國的實踐；湯敏(2002，2003)和茅于軾(2005，2006，2007)側重對利率和機構困境的研究，認為高利率是關鍵；汪三貴(2000)、王曙光(2006，2007)分析了小額信貸發展的障礙問題和需要的制度環境。這些研究從宏觀上分析小額信貸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構造，組織、資金、利率是其關注的重點，對機構本身的研究較少。
對機構的研究也是以杜曉山的研究(2003，2004，2008，2009)為主，他在2003年研究了國外小額信貸機構的管理、操作及局限，并分析了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類型和特點，指出其可能的發展形式。他在2004年側重對民間或半民間機構小額信貸的研究，認為應該給予這類機構政策上的扶持和資金上的支持。2008年他主要關注非政府小額信貸組織的發展困境及所需的政策支持，以及這類機構可能的發展前景。2009年他呼吁中小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并總結開展了各類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的現狀。其他學者對機構的研究側重于只貸不存機構和資金互助社，并對機構的研究做了推進，開始研究效率。何廣文(2006)分析了只貸不存機構的特征與創新點。2008年他利用調研資料在博弈論基礎上分析資金互助社的運行機制及效率。該研究發現此機構違約率低，資金融入者和資金融出者成本較低，資金融通的制度效益顯著，社會效益突出。后來小額信貸機構的研究從外部轉移到內部，程恩江主要側重于內部研究，細化小額信貸機構的研究范圍和對象。程恩江(2007，2008)主要研究小額信貸機構(項目)的覆蓋率和目標客戶的瞄準問題，把對機構的研究內部化。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研究對象從管理、操作和形式過渡到機制、效率以及覆蓋率和目標客戶，研究對象從外部轉移到內部。研究方法從傳統的定性分析過渡到定量分析。
學者們逐漸把研究重點從外部的環境轉移到內部的治理和績效上來。汪三貴、李瑩星(2004)利用118個農村信用社的數據資料分析了農信社的治理結構對其經營行為的影響，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農信社的業績表現與治理變量有密切的聯系；儲保金、張蘭、王娟(2007)運用DEA方法對14家農信社改革前后的效率做了比較，認為農信社改革后的效率逐漸提高，農信社市場占有率及自身的經營管理狀況等會對農信社效率產生重要影響，而政策性業務的承擔會對農信社效率產生負面影響；吳少新、李建華、許傳華(2009)利用DEA超效率模型分析4家村鎮銀行的經營效率，發現資本實力較弱、存款規模低、主營業務盈利能力差的村鎮銀行經營效率低；王杰(2010)運用DEA方法分析黑龍江36家小額信貸公司的效率，確定各地區機構效率的排名。由此看出，研究脈絡從機構的外部轉移到內部，從宏觀指導變為微觀分析，從定性分析側重社會效益到定量研究注重機構自身生存。雖然對效率問題有所涉及，但是不同地區機構效率對比研究仍十分欠缺。方法的運用上DEA方法逐漸受到重視并開始推廣開來。
國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及覆蓋率，極力主張小額信貸機構的商業化。效率問題是機構商業化繞不開的問題，對小額信貸機構效率的研究主要運用成本收益分析和DEA、SFA等分析方法。Abdul Qayyum，Munir Ahmad(2006)運用DEA模型選擇投入導向和產出導向兩種導向，以規模報酬不變和規模報酬可變兩種情況研究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的小額信貸機構效率。結果顯示，在規模報酬不變和規模報酬可變下各有2家和5家有效率的小額信貸機構。這三個國家小額信貸機構技術效率無效。Niels Hermes，Robert Len-sink和Aljar Meesters(2008)運用隨機前沿分析(sFA)對1300個小額信貸機構數據進行測算，結果發現小額信貸機構的覆蓋率和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Ben Sohane Bassem(2008)分別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對地中海35家小額信貸機構2年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小額信貸機構的規模與效率有負相關關系，中等規模的小額信貸機構更有效率。M.Kabir Hassan，BenitoSanchez(2009)運用Malmquist-DEA方法和一般DEA方法分析拉丁美洲、中東和南非、南亞214家小額信貸機構的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他們分別采用生產法和中介法分別計算，研究發現正規小額信貸機構(銀行型小額信貸機構和信貸聯盟型小額信貸機構)的技術效率要高于非正規小額信貸機構(非盈利性組織小額信貸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型小額信貸機構)的效率。其中，南亞的小額信貸機構效率要高于其他地區的小額信貸機構效率。這些小額信貸機構無效率主要是純技術效率無效引起。Mamiza Haq，Michael Skuuy，Shams Pathan(2010)運用DEA方法使用生產法和中介法來選擇投入產出指標，分析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39家4類小額信貸機構(銀行型小額信貸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型小額信貸機構、合作型小額信貸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的成本效率。研究結果是：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的效率在生產法下最好，銀行型小額信貸機構的效率在中介法下更為突出。從長期來看，銀行型小額信貸機構勝過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國外對DEA方法的運用已經非常的
成熟：一般DEA、Malmquist-DEA和SFA選擇、投入和產出導向選擇、規模報酬可變與不變、指標選擇、地區選擇、機構性質選擇都有涉及。研究的內容從國家之間機構的效率對比和效率高低的原因分析，到效率與覆蓋面和規模的關系，再到不同性質機構問的效率對比和效率高低的原因分析。除了范圍擴大外，這些研究分析更加縝密，側重點傾向于機構自身。在方法的運用上，以Malmquist-DEA方法的研究不多，主要還是一般DEA方法的運用。
吸收以上國內外的研究經驗，利用模型進行地區對比和機構性質的對比在研究小額信貸機構效率上值得嘗試。出于此目的，本文試圖運用BCC模型來分析我國西部4省16家小額信貸機構的效率和影響效率的因素。
二、樣本與變量指標選擇
本文選擇西部地區4個省、16家小額信貸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2009年的效率高低及構成。這16家機構是甘肅省渭源縣貧困地區兒童規劃與發展項目辦、甘肅省通渭縣鄉村發展協會、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城鄉發展協會、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城鄉發展協會、青海省尖扎縣LPAC項目辦、青海省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青海省貴南縣LPAC項目辦、青海湟源UNDP援助項目辦公室(縣鄉村發展協會)、陜西佳縣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陜西蒲城縣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陜西西鄉婦女發展協會、陜西省淳化縣婦女發展協會、內蒙古烏審旗貧困地區社會發展小額信貸管理中心、內蒙古赤峰昭烏達蒙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由于機構名稱較長，分別用機構l、2、3、4、5、6、7、8、9、10、11、12、13、14、15、16代替它們。這4個省相連，經濟環境和氣候比較類似，且數據完整。這些是小額信貸推廣省份，小額信貸效果容易顯現。選擇2009年數據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機對金融機構有很大影響，小額信貸機構也不例外。從2009年機構的效率狀況可以看出機構的實力及抗風險能力。本文的數據來自中國小額信貸聯盟，僅對數據本身作出分析。
小額信貸機構類似于銀行，為客戶提供貸款服務。用DEA方法來分析小額信貸機構具有可行性與操作性。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投入導向型BCC模型，對我國西部4省16家小額信貸機構1年的效率進行測量。關于變量指標的選擇可以參考他人研究成果。Abdul Qayyum，Munir Ahmad(2006)使用的投入指標：信貸官員數和每一借款者的成本；產出指標：已支付的貸款。Ben Soltane Bassem(2008)選擇的投入指標：員工數和總資產；產出指標：女性客戶數和資產收益率。M.KabirHassan，Benito Sanchez(2009)選擇的投入指標：總財務費用，財務支出，貸款損失準備金，操作費用，人員；產出指標：總貸款組合，總資金，金融業務收益，主動借款者數量；吳少新等(2009)運用DEA分析法的超效率模型，對4家典型村鎮銀行的經營效率進行了比較分析時選取職工人數、資本金和主營業務成本作為投入變量選取，主營業務收入、存款規模和凈利潤作為產出變量；王杰(2010)選擇小額貸款公司的總資產、職工人數、地區人均GDP為投人指標；選擇累計貸款總額、營業收入作為產出指標。參照以往研究經驗，本文選擇投人指標為：資產總額、貸款余額、信貸員數；產出指標為：貸款客戶數和還款率。資產和信貸員是小額信貸機構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資產是小額信貸機構放款的來源，其規模大小影響小額信貸機構業務的多少。信貸員小額信貸機構的主要工作人員，也是收款的關鍵人，其人數多少關系著小額信貸機構的業績。貸款余額是每年貸出未到期和沒有償還的貸款量，衡量小額信貸機構的業務好壞，算作投入變量。因為小額信貸機構不能夠吸收存款，資金來源有限，貸出未歸還的資金影響以后的貸款發放。小額信貸機構是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其產出是貸款客戶和還款狀況。小額信貸機構壯大要考核覆蓋率，所以選擇貸款客戶數作為產出指標。客戶數越多，證明機構覆蓋面越廣。小額信貸機構可持續發展要保證高還款率。還款率關系到小額信貸機構運行好壞及其發展進程，并關系到其貸款質量及資金的使用效率，所以選為產出變量。
三、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軟件選擇投入導向的BCC模型來測算16家小額信貸機構的效率。這16家小額信貸機構效率值，表1，4省均值，表2。表3、表4、表5、表6是各省小額信貸機構效率值。
4個省整體技術效率均值0.735，純技術效率均值是O.884，規模效率均值是0.824。16家機構有4家達到最佳狀態，處于技術效率有效前沿面上，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都達到1。這4家機構中青海有2家，分別是青海省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青海省貴南縣LPAC項目辦。內蒙有2家，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另外還有3家小額信貸機構的純技術效率達到1。l家機構位于青海，是青海省尖扎縣LPAC項目辦；1家機構位于陜西，是陜西蒲城縣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1家機構位于內蒙，是內蒙古赤峰昭烏達蒙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有2家機構規模報酬遞增。位于甘肅l家，是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城鄉發展協會；青海1家，是青海湟源UNDP援助項目辦公實(縣鄉村發展協會)。4家機構規模報酬不變，分別位于青海和內蒙，青海2家，內蒙2家。10家機構規模報酬遞減。陜西4家，陜西佳縣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陜西蒲城縣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陜西西鄉婦女發展協會、陜西省淳化縣婦女發展協會。甘肅有3家。甘肅省渭源縣貧困地區兒童規劃與發展項目辦、甘肅省通渭縣鄉村發展協會、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城鄉發展協會。內蒙2家，內蒙古烏審旗貧困地區社會發展小額信貸管理中心、內蒙古赤峰昭烏達蒙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青海l家，青海省尖扎縣LPAC項目辦。
這16家機構中只有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和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是金融機構型小額信貸機構，這2家金融機構型小額信貸機構是技術有效率的，其余的14家都是非政府組織型小額信貸機構，非政府組織型小額信貸機構14家中有2家達到技術有效。
各省相比較。技術效率比較，青海的機構技術效率平均值較高，達到0.876；其次是內蒙機構的均值，達到O.732；陜西機構的均值，達到O.722；甘肅機構的均值最低，達到O.610。青海的機構技術效率均值大于這4省平均水平，達到O.735；甘肅、陜西和內蒙的機構技術效率均值小于4省平均水平。純技術效率比較，還是青海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均值最高，達到0.954；其次是陜西機構的均值，達到0.923；內蒙機構的均值，達到0.892；最低是甘肅機構的均值O.766。青海、陜西和內蒙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均值高于4省平均水平，達到O.884；甘肅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均值
低于4省平均水平。規模效率比較，青海機構的規模效率均值最高，達到O.919；其次是內蒙機構的均值O.806；甘肅機構的均值達到0.796；陜西機構的均值最低，達到0.775。青海機構的規模效率均值高于4省平均水平，達到O.748；甘肅、陜西和內蒙機構的規模效率均值低于4省的平均水平。
總體看，西部4省小額信貸機構技術效率低的原因是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低。相對而言，規模效率低于純技術效率。規模不足是小額信貸機構效率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并且管理等因素也對效率低下有主要的影響。西部4省各自小額信貸機構效率低，從而影響了4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的效率。青海和陜西小額信貸機構純技術效率接近最佳狀態，對4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產生很小的負面影響。規模效率方面青海省小額信貸機構對4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有較小的影響。
甘肅省選擇的都是凈利潤為正的機構。甘肅小額信貸機構技術效率均值為0.610，甘肅省內的4家小額信貸機構有3家小額信貸機構技術效率值大于省均值，1家機構技術效率均值低于省均值。3家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值高于省均值，1家機構純技術效率均值低于省均值。2家機構的規模效率值大于省均值，2家機構的規模效率值小于省均值。3家機構規模報酬遞減，1家機構規模報酬遞增。其中，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城鄉發展協會效率最低，它的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低下嚴重影響了甘肅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但是這家機構規模報酬遞增，擴大規?？梢赃_到規模經濟，改善效率狀況。
青海省選擇凈利潤為正的機構和數據完整的機構。青海省的4家小額信貸機構有2家機構技術效率值大于省均值并達到1，2家機構技術效率值小于省均值。3家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值都高于省均值，達到1，1家機構的純技術效率低于省均值。1家機構規模效率值大于省均值，2家機構的規模效率值大于省均值，達到1，1家機構規模效率值小于省均值。1家機構規模報酬遞增，2家機構規模報酬不變，1家機構規模報酬遞減。青海省尖扎縣LPAC項目辦效率最低，規模不足，導致其技術效率不高，從而影響了青海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效率沒有達到最佳狀態，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青海湟源UNDP援助項且辦公室(縣鄉村發展協會)純技術效率較低，影響其技術效率值，也拉低了青海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效率，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青海省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和青海省貴南縣LPAC項目辦的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都達到1，達到最佳狀態。
陜西省選擇利潤為正的機構。陜西省4家小額信貸機構有3家機構技術效率值高于省均值，1家機構技術效率值低于省均值。3家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值高于省均值，1家機構的純技術效率值低于省均值。2家機構規模效率值高于省均值，2家機構規模效率值低于省均值。4家機構規模報酬遞減。陜西西鄉婦女發展協會的技術效率值最低，影響了陜西省小額信貸機構整體效率值的提高。這家機構主要是規模不行，管理也存在問題，從而致使其技術效率很低。陜西省淳化縣婦女發展協會的技術效率最高，其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接近1。
內蒙選擇凈利潤為正的機構。內蒙4家小額信貸機構2家技術效率值高于省均值，達到1，2家機構低于省均值。3家機構純技術效率值高于省均值，達到1，1家機構低于省均值。2家機構規模效率高于省均值，達到1，2家機構規模效率低于省均值。2家機構規模報酬遞減，2家機構規模報酬不變。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均達到理想狀態，且規模報酬不不變。內蒙古烏審旗貧困地區社會發展小額信貸管理中心效率最低，其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很低。這個機構的管理和規模都要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內蒙古赤峰昭烏達蒙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的規模不足，影響了其技術效率的提高。此機構急需擴大規模以提高技術效率。
四、結論
整體而言，西部四省小額信貸機構效率低的原因是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低。相對而言，規模效率比純技術效率略低。除甘肅省小額信貸機構外其他3省小額信貸機構均是如此。相比較而言，青海小額信貸機構效率最高，其次是內蒙、陜西，最后是甘肅。效率達到1的小額信貸機構青海有2家，青海省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和青海省貴南縣LPAC項目辦；內蒙有2家，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和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綜合技術效率最差的是內蒙古烏審旗貧困地區社會發展小額信貸管理中心，它的純技術效率也是最低的；規模效率最低的是內蒙古赤峰昭烏達蒙婦女可持續發展協會。
西部4省小額信貸機構的管理和規模嚴重不足，尤其是規模小，規模不經濟，導致其規模效率低下，綜合效率不高。這些小額信貸機構規模要擴大，以廣覆蓋率和高還款率來降低單位貸款成本，從而減低經營成本。此外，這些機構的管理并非無懈可擊，機構普遍存在投入過多，資源冗余的現象，產出明顯不足。管理效率要提高，可以利用國際計劃無償轉讓的小額信貸管理軟件，合理投入、科學管理、增加產出。
基金項目：本文受到民族學院校內項目資助，項目名稱：西部農村小額信貸運行狀況分析，2010。
參考文獻：
[1]杜曉山，試論建立以扶貧為宗旨的鄉村金融組織[J]，中國農村觀察，1994，3(02)：34－40
[2]杜曉山，盂加拉國的鄉村銀行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農村經濟，1994，(02)：60－64
[3]杜曉山中國小額信貸的實踐和政策思考[J]，財貿經濟，2000，(07)：32－37
[4]吳國寶，中國小額信貸扶貧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5]姚先斌，程恩江，小額信貸的概念、原則及在中國的實踐[J]，中國農村經濟，1994，(02)：52－57
[6]湯敏，姚先斌，“鄉村銀行”的貸款政策[J]，國際融資，2002，(08)：49
[7]湯敏，從國外經驗看我國當前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的發展問題[J]，中國審計，2003，(08)：82－83
[8]茅于軾，興辦小額信貸的幾點經驗[J]，農村金融研究，2006，(02)：4l－42
[9]茅于軾，小額貸款扶貧還有三道坎[J]，上海經濟，2006，(11)：6，
[10]汪三貴，中國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和前景[J]，農業經濟問題，2000，(12)：18－20
[11]王曙光，我國小額信貸發展面臨的五大挑戰[J]，中國農村信用合作。2006，(06)：35
[12]王曙光，小額信貸：來自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啟示[J]，中國金融，2007，(04)：28－29
[13]杜曉山商業化、可持續小額信貸的新發展――德國、阿爾巴尼亞和烏克蘭小額信貸的研討和考[J]，中國農村經濟，2003，(10)：77－79
[14]杜曉山，中國農村小額信貸的實踐嘗試[J]，中國農村經濟，2004，
(08)：12－30
[15]杜曉山，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可能的發展前景[J]，中國農村經濟，2008，(05)：4－10
[16]杜曉山我國小額信貸發展報告，農村金融研究，2009，(02)：37－44
[17]何廣文，“只貸不存”機構運行機制的創新和特征[J]，銀行家，2006，(08)：118－121
[18]王瑋，何廣文，社區規范與農村資金互助社運行機制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8，(08)：23－28
[19]劉西川，黃祖輝，程恩江，小額信貸的目標上移：現象描述與理論解釋――基于三省(區)小額信貸項目區的農戶調查[J]，中國農村經濟，2007，(08)：23－34
[20]程恩江，Abdullahi D，Ahmed，信貸需求：小額信貸覆蓋率的決定因素之――來自中國北方四縣調查的證據[J]，經濟學，2008，7(4)：1391－1414
[21]汪三貴，李瑩星，中國西部地區農村信用社的治理結構、行為與業績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4，(06)：38－42
[22]褚保金，張蘭，王娟，中國農村信用社運行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蘇北地區為例，中國農村觀察，2007，(01)：11－23
[23]吳少新，李建華，許傳華：基于DEA超效率模型的村鎮銀行經營效率研究[J]，財貿經濟，2009，(12)：45－49
[24]王杰，小額貸款公司運行效率分析――以黑龍江省為例[J]，經濟研究導刊，2010，(08)：111－112
[25]Qayum，Abdul，Ahmad，Munir.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south Asia[c]，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Germany，2006，MPRA paper with number 11674，1－37
[26]Niels Hermes，Robert Lensink and Aljar Meesters.Outreach and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Working Paper Series，2008
[27]Bassem，Ben Sohane.Efficiency of Microfinanee lnstitutions in the Medterranean：An applicatoin of DEA[J]，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08，(15)：343－354
[28]Hassan，M Kabir.and Sanchez，Benito.Efficiency Analysis of Microftnance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orking Paper，2009
[29]Haq，Mamiza，skully，Michael，Pathan，shgins.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Asia－PacificFinan Markets，20lO，(17)：63－97
【關鍵詞】汶川地震；人居環境；重建；管理
0 引言
人居環境科學就是以人類居住的環境科學這二大要領范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學科。它是探索研究人類因各類生存活動需求而構筑空間、場所、領域的學問，是一門綜合性的以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在內的以人為中心的人類聚居活動與以生存環境為中心的生物圈相聯系，加以研究的科學和藝術[1]。是對建筑學、城市規劃學、景觀建筑學的綜合，其研究領域是大容量、多層次、多學科的綜合系統。
吳良墉院士將人居環境定義為“是人類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與人類生存活動密切相關的地表空間，它是人類在大自然中賴以生存的基地，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場所[2]。
災后人居環境建設應注重居住環境景觀打造，而且需要與山區植被景觀的修復建設協作并進。特別是在川西龍門山區域，擁有如此優越的自然山水環境條件下，將人居環境建設與植被景觀的修復相結合，能構建出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新環境，更能體現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
1 居民安置點人居環境建設方法
居民點的災后重建應盡量突出其地域文化特點，尤其是要維護羌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活習俗、禮儀節慶、建筑形式、布局方式等，結合當地的地形、氣候和居民的生活習慣進行恢復重建。
居民建筑的性質與功能、內容與規模、標準與檔次、位置與高度、體量與體形、色彩與風格等，均應有明確的分區分級控制措施，并形成樸素的風貌特點，建筑布局與相地立基，均應因地制宜，充分順應和利用原有地形，盡量減少對原有地物與環境的損傷或改造，并保留出自然景觀視廊。
2 居民安置點人居環境建設綜述
2.1 居民安置點人居環境建設綜述
在生態敏感地區進行城鎮建設，應以城鎮生態安全為首要原則。從全局出發，立足區域協調發展，合理調整城鎮體系，謀求災后重建整體效益的最大化。規劃建設活動必須以對自然環境的生態復建為基礎，將生態復建內容納入各層面規劃之中，并作為重點。城鎮內部的物質空間規劃應強調對應急避難地的合理安排，提升城鎮應對極端狀況的空間能力[2]。
首先要利用災后地質現狀調查的相關成果，對存在極大安全隱患的次生災害進行排查、治理；同時開展適應性評價。其次工程的選址要全面考慮地質環境條件可能造成的隱患，做好地質災害評估，選擇安全穩定的場地，有利于長久的人居環境建設。
2.2 居民安置點環境建設要點
2.2.1 羌族特色，文化傳承
地震災區多數為羌族居住地，因此，設計必須體現羌族文化特色。傳承羌族的傳統建筑方式，并應用地域建筑材料來展現羌族特色、歷史文脈。使人立于此地，懷古惟風。
2.2.2 因地制宜，尊重自然
災區90%為山區地貌，高差、坡度較大，難以平整，因此，設計時應該結合地形，利用現有優良的地域環境，創造人工與自然的和諧景觀。源于自然，又溶于自然。
2.2.3 可觀可玩，可賞可游
居民安置區內除開有統領全區的標志性羌族文化元素建筑物外，它還應具有使用性，能融入普通平民生活，使人們在閑暇之余有休閑鍛煉場所，外來游客也能在這些場地里近距離感受羌族文化。
3 重建管理方法與對策
在人居環境重建上，應抓住產業重建和生態重建同步的歷史機遇，以生態保護為基本歸屬，以經濟發展為基本手段，通過合理布局和技術運用，重點解決當前一些對生態環境負面影響比較大的區域，特別是極重災區的治理。通過生態環境管理，實現地方經濟發展與生態恢復同步運行的協調發展格局。
3.1 建立環評影響制度
嚴格按照地震災區恢復重建規劃對區域主體功能的定位，建立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汶川地震災區恢復重建區劃分為“適宜重建區、適度重建區和生態恢復重建區”，三大區域的地理空間范圍也基本劃定。適宜重建區是指四川境內龍門山前平原和與龍門山脈接壤的淺丘地區，具體包括成都市受災區縣（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縣）的丘壩地區、德陽市受災縣的丘壩地區（綿竹、什邡等）和綿陽市受災縣（北川、安縣、江油等）的丘壩地區；適度重建區是指龍門山山后高原地區和山中丘陵地區，青川、北川、汶川、茂縣、平武境內的部分低海拔區域；生態恢復重建區是指龍門山地震斷裂帶的核心區和高山地區，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生態脆弱區云集于此。依據各主體功能定位，產業發展重點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因此，研究區域內的生態管理的重點區域是以山體修復為基本單元，制定與山區協調發展的循環經濟規劃并對規劃進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重點評價對環境影響比較大的破損山區，同時，加強區域內旅游產業發展、特色農牧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對區域內的農業產業項目、旅游項目、農田水利設施項目，同樣應進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
3.2 建立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建立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規劃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機制，重點評估區域內重大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重大資源開發項目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目標同步。在發展中結合地震災后特殊情況，注意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內容，特別是生態恢復重建的重大項目。由于產業發展項目、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固定投資等項目卻缺少相應的環境制約，所以需要制定完善的規范文件去進行管理。
針對研究區域以各自地域為單位，建立自然資源（如水能資源、旅游資源、農業資源、礦產資源等）信息庫并對開發狀況及其生態環境影響進行評估，縮減主要河流的水電站規模，關停一批對環境破壞比較大的高污染礦產企業，對地震造成的廢棄礦山礦坑進行恢復治理。減少或消除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原料性產業，重點發展清潔、能耗低三大效益均比較高的產業。
3.3 確定主導產業，扶持生態農業
農牧業以及林副產品采集業還是生態恢復區人口依存的產業。因此，生態主體功能區形成了以旅游和農牧業為主的（下轉第127頁）（上接第20頁）特色產業并以旅游業為主導產業。從生態恢復重建的角度，應將旅游業、農牧業發展與生態恢復項目相結合，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促成旅游業和農牧業的健康發展。充分挖掘農業的生態屬性，引導農業向循環農業發展。在大農業內部形成良性的產業循環和資源利用循環，減少環境壓力。結合特色效益農業發展，定位地域特色鮮明的特色產業開發。謹慎對待低效林改造工程，避免一些以改造低效林為借口，實施新的生態破壞。
3.4 建立生態發展考核指標，完善財稅制度
地震災區生態恢復重建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考核指標制約，在GDP為主的考核模式下，生態恢復重建區和限制開發區（適宜開發區）內必然會以各種方式發展經濟，完成GDP排名。這樣，很容易出現兩張皮的現象：一邊是熱火朝天的經濟建設，一邊是植樹造林，一邊是破壞。尤其是一些地下礦產資源豐厚的地區，將考核指標量化到鄉鎮。制定適應不同主體功能區的考核指標，弱化GDP功能引導產業健康持續發展。建立生態資源評價機制，通過生態資源的增值情況給予財政轉移額度。
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生態主體功能區的生態恢復重建任務。地方追求產業發展尤其是工業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財政收入。在我國現行的稅制之下，地方（縣）缺少穩定的稅源，轉移支付數量有限，為增加地方財稅收入，有資源的開發資源，無資源則招商引資，破壞本已脆弱的生態環境。因此，國家已明確劃定了國土空間利用方向，確定了不同空間的主體功能。依據主體功能定位，對生態主體功能區實施財政轉移支付，確保生態主體功能目標的實現。
給予環境友好型企業以稅收、信貸、資金、土地等政策優惠，鼓勵環境友好型產業的發展。對于環境污染較大、生態破壞明顯的企業，征收懲罰性費用，抑制這類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對旅游、采礦、水電等產業，增收資源枯竭稅和生態恢復費，用于被毀植被的恢復和當地群眾的利益補償?，F代社會離不開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利用，人類幾乎所有的工具、容器、機械、車輛等交通運輸工具和建筑物都是以金屬、木材、石化塑料等合成的。因而，礦山開采是社會發展的需求，對礦山開采征收生態恢復和污染治理費，可有效解決礦產資源對環境的破壞問題?？s減地震災區尤其是生態恢復重建區和生態脆弱區內的水電站規模，恢復河流應有的生態功能。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貧困標準；扶貧政策；回顧與展望
貧困測度是監測貧困狀態和制定反貧困政策和戰略的重要依據，貧困的識別和度量是把握貧困狀況、認識貧困對象、理解貧困深度的窗口。中國建國60年來，中國貧困線測度經歷了多次變化，扶貧政策以及扶貧問題的研究也經歷了多次調整，回顧與總結這些變化可以為將來做好扶貧工作提供借鑒。
一、關于貧困線的確定
(一)“生活救濟線”
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條貧困線。1978年以前，由于絕對貧困人口數量龐大，國家經濟實力薄弱，扶貧主要是通過緊急救濟計劃和依托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濟系統。在農村表現為政府提供的社會救濟、自然災害救濟、優扶等。這是一種單純的輸血式救濟扶貧，不能救濟對象從根本上最終擺脫貧困。在扶貧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僅局限于對貧困人口實施生活救濟，對邊遠落后地區(主要是老、少、邊、窮地區)輸送物資，進行外部支援和財政補貼。
(二)啟動線
政府有組織的扶貧工作開始階段所確定的貧困線。農業部1981年首次確定了中國用來劃定貧困縣的第一條收入線，即使用人均集體分配收入40元和50元來劃分1977-1979年的窮縣和窮隊。1986劃定國定貧困縣的標準是1985年農民年人均純收入150元以下的縣(老革命根據地縣和少數民族縣則為200元)，或者是1984-1986年3年平均人均純收入低于300元的牧區旗(縣)或低于200元的半牧區旗(縣)。
(三)攻堅線
“八七”扶貧攻堅階段確定的貧困線。1994年，國家制定“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對國家扶持的貧困縣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調整的標準是“四進七出”，即1992年全縣農業人口人均純收入低于400元的列入國家貧困縣，讓1992年全縣農業人口人均純收入超過700元的縣退出貧困縣行列，當時一共確定了592個國定貧困縣。
(四)世紀線
新世紀扶貧階段使用的貧困線。2001年5月第三次中央扶貧工作會議頒布并實施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扶貧標準基本延續了“八七”扶貧攻堅階段的標準，但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村級瞄準成為中國新世紀農村扶貧工件的基本出發點，同時在稱謂上也有所改變，“國定貧困縣”改稱為“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數量還是592個。
(五)“統一線”
2008年12月27日，國家宣布上調扶貧標準。對2007年人均收入1067元以下的農村人口將實施同樣的扶貧政策，扶貧對象共計4320萬人，占全部農村人口的4.6％。這一次調整可以被看成是又一次貧困線的調整，因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表示，從2009年起將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實施扶貧政策，取消將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區別對待的政策，因此與前面的政策在指向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把這次調整稱為“統一線”。
二、關于貧困標準的創新調整研究(代表性觀點)
(一)實行國際通行標準線
研究者認為世界銀行根據33個發展中國家貧困狀況的研究結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費1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而中國原有的貧困標準只相當于人均0.7美元左右，這就導致了對中國貧困人口多少的爭議，因此貧困標準有必要盡可能地與國際標準接軌。
(二)建立以人為本的綜合標準
研究者認為，在現有以經濟收入為核心的標準的基礎上。應該增加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非經濟收入因素。有的學者從廣泛的社會文化角度來考察貧困，認為貧困還應包括文化生活的缺乏、身心健康的不良、甚至權利和地位等政治因素的欠缺。
(三)貧困標準應包含生產標準
童星、林閩鋼等研究者認為現行貧困標準僅僅考慮收入和消費，排除了生產因素，屬于傳統農業的范疇，應該用特困線、溫飽線、發展線、小康線和富裕線的劃分來代替現行單一的貧困線、脫貧線，這樣才能更全面地反映農戶生活的層次及其差距，全面衡量農村的貧困狀況。
三、關于扶貧政策方面的研究
(一)現行反貧困戰略中的制度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關于反貧困戰略中的制度研究，開始逐步展開，到90年代在認識上取得了巨大進步。在這些實踐及研究中，有兩個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一是微型信貸即小額信貸的實踐，二是參與式社區發展的實踐。這兩個方面的實踐對貧困農戶的直接支持以及對扶貧資源有效利用的結果顯示了生命力。
(二)扶貧模式研究
中國扶貧的模式和策略大致有3類：傳統的扶貧策略，主要以救濟為主；把扶貧工作轉向依靠普及科技知識的軌道，但僅僅依靠各農戶推廣科技興農，很難抵御自然災害的風險；走科技+市場之路。研究表明，政府、公司和農戶是組建公司+農戶模式缺一不可的主體。政府是啟動、組織者，同時也是約束公司偏離扶貧目標的監督者。公司是農民進入市場、實現社會支持系統的載體。
(三)民間組織的扶貧狀況研究
所謂民間組織扶貧，就是“非營利性非政府組織”，相當于“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扶貧。在中國反貧困工作中，各類民間組織以不同方式在扶貧工作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由于民間組織自身的靈活性、專業性、公益性以及民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扶貧的不足。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專門研究民間組織的扶貧活動。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晚期，相關研究才逐步發展起來。
(四)中國在扶貧開發領域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情況研究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我國扶貧開發的偉大歷史進程》認為，從根本上說，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但是，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毫無疑問地會加快中國扶貧開發的進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工作有了明顯的進展。與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組織的合作，與荷蘭、日本等國政府的合作以及與福特基金會等的合作，都有很大的發展。這些合作對緩解中國的貧困狀況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這些合作項目的實施，不僅有利于解決貧困人日的溫飽問題，而且有助于通過借鑒國際社會多年積累的扶貧經驗和形成的科學方式，提高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整體水平，而后者的意義更重要、更深遠。
(五)中國扶貧政策、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研究
盡管中國政府在農村扶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扶貧實踐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經驗，但在扶貧體制和治理結構方面還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從而影響了扶貧投資的效率。
1、扶貧政策中存在的問題。資金短缺是扶貧政策失靈的一個重要因素?，F行扶貧政策中存在的問題遠遠比資金短缺要復雜得多。在扶貧理念上。重消極救助輕積極扶助；在扶貧目標上，重數量輕質量，短期行為嚴重，不注重對扶貧成果的鞏固；在扶貧主體上，重政府和行政行為，忽視了各種社會力量和因素對扶貧工作的貢獻；在扶貧客體上，重貧困區域，輕貧困村、貧困戶等類型；在扶貧內容上，重改善供給，輕刺激需求(即只重視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在扶貧方法上，重外部注入，輕內部培植經濟增長點：在扶貧資源上，重經濟和物質，輕思想和精神：在扶貧產業選擇上，重工業項目，輕農業項目：在扶貧組織實施上，重被動服從，輕主動參與和自我發展；在扶貧效益評估上，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心理效益。
2、中國當前扶貧機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扶貧開發工作還面臨著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扶貧對象瞄準上，還沒有形成動態的精準識別和瞄準機制；在扶貧項目選擇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選擇機制：在扶貧資金使用上，還沒有形成多元化、突出重點的投入機制：在扶貧管理工作上，還沒有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機制：在扶貧監管評價上，還沒有形成信息對稱、及時有效的監督評價機制。
3、中國扶貧在治理結構方面面臨的主要挑戰。中國扶貧治理結構方面的挑戰有：政府部門過度主導扶貧資源的分配和使用；財政體制不利于貧困地區的發展：商業銀行執行政策性扶貧貸款中存在利益沖突；缺乏有效的監督、評估系統和問責制度；非政府機構發展不足和缺乏生存的法律環境和與政府間的合作協調機制：貧困人口缺乏參與：扶貧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城鄉扶貧體制不協調。
四、新時期農村貧困標準與政策設定展望
綜合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各地區和當前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的農村貧困標準的設想應該與以往有所不同，扶貧政策也必須有所調整。
(一)新農村貧困標準設定應綜合多重因素
在新的歷史時期，貧困標準的設定必須考慮以下因素：現行絕對貧困標準：貧困地域農民面臨的不確定風險因素：文化教育因素；醫療保健因素；發展費用：休閑娛樂因素；權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等。貧困標準測定可以簡單表述成以下模型：貧困標準=現行絕對貧困標準+貧困農民面臨的不確定風險支出+文化教育支出+醫療保健支出+發展費用+休閑娛樂支出+權利缺失造成的不平等因素損失支出。
(二)政策設計要偏重非物質消費需求
在扶貧政策的設計上，應該從各地貧困鄉村和貧困人口的特點出發，將扶貧的重點轉向貧困人口的非物質消費需求上，強化教育，立足從根本上提高貧困人口自我生存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同時針對不同鄉村和不同人群的貧困狀況，實施分類扶貧。
(三)改變觀念，積極創新，提高現有扶貧政策與措施的效率與作用
完善開發式扶貧，在做好“自然資源開發”的基礎上，同時側重“人力資源開發”；實現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的有效結合，致力于建立一個以開發式扶貧為主并有針對性地結合救助式扶貧的綜合扶貧體系；建立城鄉統籌的一體化扶貧體系；建立合理的信貸扶貧體制：加強國務院和各級扶貧領導小組的政策制定和組織、協調、考核功能；發揮民間組織在扶貧中的作用，發動非政府組織來動員高收入人群，為低收入弱勢群體狀況的改善出錢出力；改變增長方式，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同時實現增長和公平的目標。
(四)嘗試“梯次移民”方式，實現異地脫貧
在扶貧方式上。局部地區可以從當地實際出發，通過“梯次移民”方式，適當集聚人口，依靠群體力量優勢實施脫貧。所謂梯次移民是指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實際情況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并有組織地把分散的村莊整體遷移到生存條件相對較好的區域，以便形成人口集聚效應，同時把村民按照標準進行分類，不同性質的村民按照他們的意愿和實際情況遷移到不同的區域，如中心村、集鎮、縣城、直至大中城市，成熟一批遷移一批；通過發展集群農業來提高農戶抵御風險能力和市場談判能力；通過鼓勵科技人員直接下鄉創業來彌補欠發達地域的人才真空，從而從根本上推進貧困地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高炎瓊。唐忠義，我國扶貧政策的演變及前瞻[J]，理論界，2006(5)
2、王榮黨，農村貧困線的測度與優化[J]，華東經濟管理，2006(3)
3、李芝蘭，中國現行的農村貧困標準需要調整[J]，調研世界，2005(7)，
4、童星。林閩鋼，我國農村貧困標準線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19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