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5 17:40: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激勵理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作者簡況及本文獻的誕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會計學家、會計教育家，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畢業于澳大利亞的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獲得學士學位，并分別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瓦茨曾在《會計評論》、《會計與經濟學雜志》、《亞太會計雜志》、《會計研究雜志》、《英國會計評論》和《金融經濟學》等許多著名雜志上撰寫及與人合著了多篇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1978年與1979年的9月，瓦茨與齊默爾曼合著的文章連續兩次獲美國注冊會計師會計文獻杰出貢獻獎；1986年，他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獲會計領域杰出貢獻獎；1996年羅切斯特大學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獎。齊默爾曼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國會計學會的重要成員，國際會計理論著名的會計學家，曾擔任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訪問學者。齊默爾曼的研究和教學領域主要集中于財務和管理會計等方面，因其獨到的見解與高質量的理論價值而多次獲獎。
20世紀60年代，受經濟學和理財學對有效市場假說(EMH)和資本資產計價模型(CAPM)進行大量經驗性檢驗的影響與啟發，美國一些年輕會計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徑，開始嘗試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早期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年輕學者，多數來自實證經濟學和財務學研究較強的芝加哥大學，包括鮑爾、簡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來，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以瓦茨和齊默爾曼為代表所創立并逐漸形成的實證會計學派，更是為現代會計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70年代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大量涌現，瓦茨和齊默爾曼合著的《關于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和《解釋》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獻。該文原載于1979年4月《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釋》的基本結構
《解釋》_文共分五個部分論證和闡述了作者的學術觀點，其基本框架如圖1。
瓦茨和齊默爾曼在該文中首先提出了絕大多數會計理論都是規范性的原因和為什么沒有單一的可廣泛接受的會計理論。該文將會計理論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進行分析，認為會計理論的產生是為了適應需求。論文首先驗證了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接著驗證了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通過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個人對會計程序的院外游說活動，在院外游說活動中會計理論是一個有用的辯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產生了對會計理論多樣性的需求。因為每一個被會計程序變更影響的利益集團需要一個會計理論來支撐它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阻止了會計理論的一致性。會計理論之所以規范，是因為其被用來作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釋》的主要學術觀點
(一)會計理論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據以往的觀察提出問題：會計理論在決定會計實務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時說明研究的目標是構建一個決定會計理論的理論。該理論傾向于是一個實證理論，即一個理論能夠解釋決定現存的會計文獻因素，預測隨著因素的變化會計理論研究應如何變化，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中，解釋該理論的作用。作者的假設是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多的是一個政治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完美的邏輯或經驗的結論。其研究的初步結論與Zeff和Horngrett的觀察結論是一致的。他們預測會計理論將被用來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進而解釋其原因。作者進一步指出相對Zeff和Horngren的觀點，其貢獻在于給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對會計理論作進一步的預測。這個框架來源于經濟學，將會計理論作為一個經濟產品，并且驗證這種產品的需求與供給的本質。
(二)不同經濟條件下的會計理論的需求差別一方面是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在自由經濟條件下，政府僅有的作用是加強契約。在政府強制要求審計之前，公司財務報告已經開始自愿進行審計。瓦茨對關系的分析認為，在自由經濟條件下，被審計過的財務報表的功能是減少成本。該理論預測會計實務在不同的公司出現取決于成本的性質和數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債券數額和經理持有權益相對份額的函數。這些數量影響了經理采取行動從而解除與股東和債權人利益沖突的積極性。成本隨著監督經理成本的變化而變化，同時，監督成本取決于公司的規模、股權的分散程度和復雜性。此外，規范財務會計報告的會計實務將在不同公司之間不斷變化，因為會計實務能最小化一個行業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業的成本。為了減少權益和債務的成本，幾項契約策略被用來減少經理和股東降低資本股票價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個固定的利潤百分比，該條款被當作一項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須保留固定金額的儲備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資產被作為一個價值變化與利潤密切相關的存貨賬戶。自由經濟條件下會計理論的作用表現為：一是教學需要。會計程序的設置是為了降低契約成本。由于不同企業的契約成本各不相同，會計程序也將迥然不同。然而，會計程序的多樣化增加了會計實務教學的難度。如果缺乏實證會計理論，教師只能自己建立教學法(經驗法則)來分析實務中的差異。為了滿足這一教學需要，研究人員考察了現存的會計程序，并總結了不同程序之間的異同點。對會計實務的描述著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屬性的企業傾向于遵循特定的會計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經理、審計師、債權人和財務分析專家需要會計理論來了解和預測會計政策選擇對其財富的影響。同時審計師還需要了解管理當局所選擇的會計程序對契約成本的影響狀況。三是辯解需要。早期，經理曾就人們指責其改變折舊方法以增加“利潤”和其自身的報酬是以犧牲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觀點進行辯解。會計教科書和文章不僅為審計師反對經理的論點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經理進行辯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一方面是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由于財務會計報表在財富轉移過程中起一個主要的作用，因此，財務會計報表直接或間接受到政治過程的影響。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獻也證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將尋求或反
對那些通過直接或間接財富轉移影響公司價值的會計程序。政府對會計理論需求干涉的結果表現為：一是政府對企業管制而形成的各種規章制度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教學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辯護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實證研究來幫助其權衡各種決策，還需要向新聞界和選民表白他們的活動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對以公共利益為理由的規范會計理論的需求，也就是說，之所以要采納那些會計程序是因為它們會優化投資者的決策。可見，理論可以成為政治活動的有效辯護這一命題與實證信息和結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會計理論供給的本質 會計處理方法需求是多樣化，作者期望發現各種各樣的規范性理論。會計理論學家認為會計理論應當用于決定會計實務或標準，大部分會計理論學家認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論的原因在于最終促進會計實務的發展，而不是提供所謂的“解釋”。瓦茨和齊默爾曼則認為對于會計理論最顯著的需求(在管制經濟中會計的需求)是對理由――“解釋”的需求。那么，會計研究的供給是如何對所需求的經濟物品的性質和數量變化進行反應的，Stigler(1976)的觀察簡要的總結了只要存在大量的個人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理論，供給就能夠回應需求。 在政治過程和市場活動中都存在辯解需要，消費者(既得利益者)通過對會計規范的需求決定著會計理論的供給。一個會計研究者的聲望和表達力越強，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學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學生和資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學。研究者受到的激勵是非物質的，其回報是較高的工資和大量的研究資金。如果會計研究者的成果與現時利益相關，那么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學者就越有可能知曉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驅動的研究者會傾向于關注會計中的現時問題。當既得利益者對會計標準有分歧時，會計爭論就產生了。
會計研究者經常將政策建議作為其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的建議不可能成為那些處于自身利益而傾向于推薦程序的公司經理、實務工作者或政治家們的“解釋”。不過，研究結論會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聲譽則越高。同樣，對備選會計實務的批評將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將提高研究者的聲望。會計務所的合伙人、政府機構的官僚和公司經理會尋找有說服力的提倡某種符合這些實務工作者、官僚和經理自身利益的特別實務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為咨詢專家，或授權其從事有關會計問題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權一方可以更加準確的預測最終的研究結論。這樣，研究和顧問資金將會流向最具有說服力和一致性的會計實務方向，而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將會從這些會計實務的采納或摒棄中獲益。
由于會計標準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各會計標準之間的理論基礎并不相同。結果取決于參與其中的各方的相對成本。這些成本隨著預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標準的理論基礎是勝利方的理論基礎；如果是妥協的結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號，其理論基礎即是折中的產物。同一團體并不是每次都獲勝；有許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參與。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也較少給予相同的理論基礎。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場合支持歷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個場合可能會支持市場價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對解釋的需求，因為其在政治領域是一個有力的武器。如果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取決于對解釋的需求，且如果需求決定了生產，則會計理論將會由政治爭論所產生。可以觀察到會計理論的性質隨著政治問題的變動而變動。會計理論同步或滯后于政治問題。無法觀察到會計理論引導政治行為。
作者指出與其在備選會計理論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夠部分明確的備選理論是在會計文獻中有助于“公眾利益觀”的理論。如果文獻中理論的出現引導或滯后于管制時，就可以辨別作者所提出的理論和備選的公眾利益理論之間的不同。如果是引導，公眾利益假設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滯后，作者的理論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獻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無法辨別兩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公眾利益觀”，推動了理論和管制的產生，但是理論的出版卻滯后于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利益觀和作者的理論都無法解釋。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樣會產生對會計文獻的另一個解釋或會計理論。
(四)政府對現存會計理論干涉的影響具體研究了會計實務和理論如何受到鐵路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三種主要法律的影響。
(1)鐵路立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許多會計人員認為鐵路的發展在會計理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將之作為1800年至1930年間影響會計理論發展的主要因素。利特爾頓也描述了折舊會計的發展和19世紀有關折舊文獻與鐵路發展之間的關聯。毫無疑問美國和英國的鐵路發展影響了關于折舊本質文獻的發展，包括將折舊作為費用處理的問題。20世紀之前，折舊一般并不作為一項費用，而是被視為利潤的分配。隨著政府對鐵路的收費標準進行廣泛管制，這些標準又與利潤聯系在一起。早期美國鐵路包含了鐵路部門有權根據利潤調整其收費標準的條款。英國國會早期有關鐵路問題的私法也明確限定了鐵路的最高收費標準，如果沒有管制，企業確定凈利潤時就不必每年系統計算折舊費用。由于管制是為了限制壟斷企業的經濟利潤或消除“破壞性”競爭，這也迫使企業解釋折舊為何當作利潤扣除的一項年度費用。
(2)所得稅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直到19世紀80年代將折舊作為費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鐵路會計文獻中。作者觀察到在一二十年間英國大量涌現出討論折舊問題的期刊論文和教材。但沒有觀察到同一時期的美國有同樣的現象。作者認為折舊問題在英國出現于19世紀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國的稅收法并沒有折舊免稅額。“1878年修改稅收法允許扣減合理數量的產生于損耗的機器設備價值的減少。法案中沒有提及折舊。”瓦茨和齊默爾曼認為他們找到了對年折舊概念爭論的另一個原因，即稅收。第一個有效的美國所得稅法是1909年的國產稅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驅動折舊爭論的聯邦法案。美國1880年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潤”。所得稅法不但影響折舊爭論的時間，而且還影響了各種折舊和會計盈利概念。在核算“來自利潤的股利”的過程中，折舊被視為估價程序。如果期間價值以歷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話，執行稅收法的成本較低。早期的文獻確認了這一成本節約，而這也很可能是美國和英國的折舊所得稅免稅額基于歷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尋找這一程序和其他應計制的理論基礎的需求最終導致了基于配比原則和實現原則的收入概念。
(3)證券法對會理論的影響。1933～1934年的美國證券法案對會計文獻至少有兩方面的影響：促使會計研究的目標轉向“信息觀”；推動了會計原則的研究。兩者均由于證券法案的頒布而開始。證券法案頒布之前，理論學家傾向于基于會計的多重目標進行描述和設定，并列示了多個使用者。人們通常強調管控
和經管責任。Daines將傳統和主要的會計目標描述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潤”。Sweeney認為“會計的根本目標應是試圖區分資本與收益的不同”。證券法案后，為有助于投資者和貸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資決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為會計的主要目標。作者稱之為信息觀。最早解釋強調投資者決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會計原則的暫行公告”。討論了許多“不令人滿意”的會計程序，包括資產的重估增值。作者認為信息觀的主導地位源于與證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眾利益觀的提出。證券交易委員會是為了維持資本市場的有序發展。尤其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為了保護公眾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場崩潰。市場崩潰被認為部分是由于企業的不充分披露，盡管幾乎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觀點。
關于信息觀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設不僅從現代學者引用公眾利益觀作為伴隨信息觀的一個目標的趨勢中得到了支持，而且從認為滿足信息目標對于“公眾利益”是必要的這一趨勢中也得到了印證。后者的例證來自FASB：財務會計和報告是作出投資、借貸和相關決策所需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財務信息不僅在確保資本公平分配的個人決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確保對自由市場體制持續的公眾支持中很重要。近來在文獻中出現的關于會計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現生產不足的觀點例證了信息觀與“公眾利益”之間的緊密聯系。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公眾利益”可能要求頒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資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討論表明很多會計理論是追隨政府干預的。作者指出證據與他們的假設相符，即很多會計理論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且會計理論滿足了對解釋的需求。證據與他們所謂的“公眾利益”假設并不相符。毫無疑問應存在有另外的備選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文獻出現時間的不同。對于那些支持備選理論的理論學家而言，其挑戰在于應明確這些理論，并顯示這些理論與作者所提出的相比與證據更加相符。
(五)研究結論作者認為，會計理論在決定財務報表內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可能沒有被理論學家所看到。會計理論不是為“恰當的”的財務報告實務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從方法上支撐一個人預先設想的觀點”。會計理論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學角色以外，還一直扮演著辯護的角色，政府干預拓展了會計理論的這種辯護功能。會計理論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滿足需求的解釋，這種需求由政治進程引起；結果會計理論不斷變得規范起來。論文指出作者討論的是在現有的經濟、政治組織，政治家、經理、投資者等開始參與會計標準制定過程的情況下，提供與觀察到的現象相符之規定的唯一的會計理論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現有會計文獻中不存在其他理論或規范理論能夠解釋或被用于解釋所有的會計標準，因為：一是運用受益于會計標準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論證明會計標準是正當的；二是既得利益者運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不同的問題；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獲勝。即使自利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標準，此理論也不會被用于證明會計標準的正當性，因為自利理論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適宜的。因此，能夠證實會計標準的公認會計理論不存在。
四、《解釋》的學術貢獻及評價
《解釋》一文是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齊默爾曼運用經濟學的市場供給理論，對會計理論的供給和需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最主要的是兩人通過對政府干預和會計理論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領域。一直以來，會計理論都以規范性研究為主，試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來概括會計的理論概念，并試圖導致“良好的”會計實務，這種理論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實證會計理論回答的則是“實際是什么”。該文即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瓦茨和齊默爾曼分別研究了英美兩國的鐵路立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對會計的影響，通過對兩國出現的不同的現象進行分析，來驗證其提出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實證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科的運用和發展。
美國實證會計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階段是EMH和CAPM為基礎研究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調查會計數據與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但未對會計實務做出解釋和預測。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是以經濟學中企業理論為基礎，試圖解釋企業為什么選擇某一會計政策而沒有選擇其他會計政策：試圖解釋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選擇某一會計處理，以減少成本。《解釋》一文正式發表于1979年，正是美國實證研究兩個階段的轉承之時。此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英美兩國會計問題(折舊)爭論出現時間的不同做出了解釋(雖然沒有對其他會計實務作出預測)。由此可見，該文標志著美國實證研究第二階段的出現，對其后會計學科的實證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重要的意義。
五、《解釋》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會計科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具有重要意義。所謂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把握會計的途徑、手段、工具和方法的總稱，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正確的認識會計”。方法是指導學習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進行理論研究的科學的方法，才能做好學術研究。在會計科學的發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會計科學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會計科學發展目標的實現程度。在我國會計科學得到迅速發展的20世紀，在會計研究方法上重演繹、重抽象、重定性、重邏輯思維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著一定的主導作用。由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對滯后，因而會計理論工作者基本上是處于一種個體性勞動和個體操作的狀態；加上研究信息傳遞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溝通與運用，由此而導致研究內容上重復性勞動也造成了一種研究資源上的不應有浪費，從而對會計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21世紀我國會計科學發展的基本方式就是應當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認識規范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的利弊，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在高考招生中，獨立學院為本科第三批，總分相對較低，并可以適當降分錄取。這就導致獨立學院的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特別經濟學類的專業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數學基礎相對更差，而在宏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導，使得學生學習起來有困難。基礎知識較差的原因大多是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的問題，這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改正，所以很多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感覺難跟上，聽不懂。
（二）學生綜合素質較高，學習新生事物能力較強獨立學院的收費較高，所以能上的學生大多家庭條件較好，家長一般對教育比較重視，學生思想活躍，情商高，興趣廣泛，大多有文藝特長，對計算機、網絡技術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現代技術學習。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有很強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討厭刻板的理論學習。
（三）學生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學生在高中階段沒有養成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自控能力較差，在大學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學習習慣很難改正，導致學習事半功倍，學習效果不顯著；學習方法也缺乏靈活性，由于習慣了高中的填鴨式的學習方法，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不會自己總結和解決問題，嚴重依賴教師。此外，由于家庭條件較好，學習上缺乏刻苦學習的精神，對較難的問題往往不愿深究，考試前臨時抱佛腳。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方法探討
針對以上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我認為應該扎實基礎、加強課程教學的互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習精神。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獨立學院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畏難態度，使學生真正把宏觀經濟學學好
（一）扎實基礎知識
主要體現在數學和經濟學原理兩門課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數學的學習中應該拿出相當的時間復習高中的數學知識，另外，在高等數學的學習過程中還要使學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既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又可以打實基礎。在經濟學原理的學習過程中，要通過各種手段，例如案例教學、實際問題分析等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能培養他們學習的信心和動力。
（二）加強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因為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源于歷代經濟學學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經濟問題的解決。因此，在教學中，應該將經濟理論和歷史或現在的經濟現象聯系起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和獨立學院的學生注重實用性的特點是想符合的，通過形象的各種實際案例可以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生動的現實問題，逐步培養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建立起正確的經濟學思維模式
（三）創新教學手段
在教學方法上，也不能單一的利用教授法，這樣難免使學生感到枯燥，失去學習興趣。而應該充分理由學生知識面廣、才藝突出、對計算機和因特網的熟悉來創新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對于通貨膨脹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去采訪自己的親朋好友的通貨膨脹經歷，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現出來，既可以發揮學生的特長，又可以提高學生的主動性；對失業問題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互聯網上查找典型國家的失業率指標，然后用PPT的方式進行演講；而對于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這樣理論性比較強的章節，就可以通過課程提問的方式互動，多做練習，多多激勵和表揚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總之，不能采取單一的教學模式，要根據不同章節的特點，相應的選取合適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四）完善激勵制約機制
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自制能力較差，逃課現象比較突出，上課不專心聽講。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學習也同樣如此，因此，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對學生形成良好的制約。例如，在上課時，對積極互動發言的同學加平時學分，對上課玩手機不認真聽講的學生和遲到曠課的學生減平時學分，對曠課嚴重的學生給予退課處理等。通過獎懲兩方面的作用，從外部起到激勵和制約的作用，并轉化為內在的學習動力。
三、總結
關鍵字:行為;動機;欲望
中圖分類號:F01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1-0046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經典著作《經濟學原理》運用大量的篇幅展開了一系列關于人們的經濟活動分析,在導言、概念、需求及滿足等篇章中闡述了“行為理論”,“將動機和機會視為行動的理由,人的活動最終形成了其行動的動機”。由宏觀到微觀,從關于金錢、財富、活動的刺激與激勵、需求、欲望的各種闡述中演繹行為理論的觀點。
一、宏觀層面行為機制分析
從宏觀層面來看,理解“行為”產生的原因。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務中過活、活動和思考的人們的學問。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務方面最有力、最堅決地影響人類行為的那些動機。
(一)、行為的經濟動機分析
“將貨幣作為衡量手段對于物質的滿足的意義――貨幣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動機,在我們這個世界里,貨幣是大規模地衡量人類動機的唯一便利的方法。貨幣或物質財富被當作人類努力的主要目標。”金錢是一般購買力,且被奉為是一種達到各種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的手段。
(二)、行為的社會動機分析
“對金錢的欲望并不綁斥金錢以外的影響,人們對于行為的其他追求產生了強大的動力。”行為的產生不可避免心里因素的刺激,要得到周圍的人的贊美、避免這些人的藐視的欲望,也是對活動的一種刺激,也許也是是因為受到高尚的好勝心的鼓舞,而非完全因為愛好財富的緣故;行為往往受到外在非物質因素的誘導,例如自豪感;行為又受到了習慣的約束,“習慣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識的選擇,經濟學特別關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為的最深思熟慮、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總是先考慮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他的生活的這一面上,當他確是遵照風俗習慣,暫時對一事不加考慮就去做的時候,風俗習慣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細心地觀察不同行為過程中的利害得失的產物。”
二、微觀層面行為分析
關于行為動機的分析,馬歇爾開創性的采用了“邊際效用”的原理展開人們行為作為一種結果的原因所在。從“邊際效用”的變化規律解釋行為建構與解構。那么在市場條件下不得不必須考慮貨幣效用的變化。貨幣效用變化的發生,是因為必須考慮同額貨幣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滿足,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環境之下多寡不同。那么考慮到這一點就不可忽略需求的飽和性和彈性,需要理性對待欲望與需求的關系。對于解釋人們在活動中的努力和活動的關系時,必須考慮到需求的飽和性規律。
盡管人們的欲望是多樣的,但是關于一個人對一樣商品的普遍規律就是:如果其他情況不變,這種欲望每隨他對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遞減。所以,當人們在活動中,欲望得到了滿足,那么這種欲望得以滿足的動機對于行為的驅動就會降低,人們也不會竭盡全力的去努力以追求更多的滿足。
由此可以推出,“財富的效用使得人們將貨幣或物質財富當作努力的主要目標,熱衷追求”,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內,對財富追求的過程中,人們的活動積極性受財富的驅動,人們的行為受金錢的刺激,出于貨幣的動機。然而當財富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新財富往往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
三、行為理論的啟示
在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中,馬歇爾的行為理論為社會生活的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關于行為理論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運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消費行為的詮釋。個體消費行為遵循效用變化的經濟規律,消費者尋求最大效用產品的結果如何,除了受價格、需求偏好影響外,還取決于他擁有的產品的信息量、產品選擇自由度、市場競爭、個人收入等因素.邊際效用遞減,消費者消費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滿足感遞減,購買行為減弱.購買額越大,購買行為越慎重;收入越低,購買行為越慎重。可見,消費行為是一些列復雜的行為機制互相牽制的結果。
經濟學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演進歷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經濟自由主義只能產生警察行政法觀，國家干預主義可以產生福利行政法觀。而當代行政法是實質的服務行政法，服務與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進社會福利，謀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價值追求。
「關鍵詞行政法治理論
行政權力
政府干預
市場機制
西方國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也是多元的。時代的發展、行政法的演變需要我們以更廣博的視角來審視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我們在關注其哲學基礎、法理學基礎的同時，亦不能忽視經濟學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行政法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經驗表明，盡管“市場失靈”和對公平的關注提供了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基礎，并由此誕生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和福利經濟學，但市場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等同樣導致“政府失靈”，而試圖以政府替代市場的做法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市場失靈置換了市場萬能的觀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國家的神話。可見，沒有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促使我們再次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場邏輯的前提下建設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為全世界重新關注的焦點。本文擬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釋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洞察其歷史脈絡及深層次的發展規律，并窺探其發展趨勢。這對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紀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自由主義與警察行政法觀
17～19世紀是資產階級奪取并鞏固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尚未擺脫封建統治陰影的籠罩，深感喪失自由和財產的恐懼。因而，他們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論證并且實現經濟自由，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這使得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各國無不圍繞“行政權力”構建本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稱的法國，19世紀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論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權力說”為主流。按照“公共權力說”，行政行為被區分“權力行為”和“管理行為”，前者是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的授權下執行國家意志的一種行為，受行政法約束，并接受行政審判權的監督；而后者則是行政機關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組織者而為的一種行為，屬于私法范疇，接受司法審判權的監督。通過這種區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務被確定為劃分公共權力與私人失誤之間的界限，并對超過這一界限的“越權行為”予以制裁。這樣，行政權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國防、外交、警察和稅收等以“權力行政”為特征的狹小范圍。“公共權力說”確立后，影響到整個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理論。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行政法治理論稱為“警察行政法觀”。
這種行政法治理論不僅是當時生產關系狀況的反映，而且也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相一致。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將整個經濟系統分為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國際貿易、政府預算、居民收支等緊密相聯的組成部分。“看不見的手”并不是簡單地調節其中某一個市場，使其實現供求平衡，而是通過價格信號同時對整個系統發生作用。任何一個外來沖擊，如某種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變化，某項政府政策的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系統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話，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來的沖擊破壞了初始的均衡狀態，那么，“看不見的手”將通過價格調整，使其轉向另一個均衡。
新古典學派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很可能會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給經濟系統帶來扭曲，從而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有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預了。但是，新古典學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把政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即政府應當保證發展生產、公平貿易和積累財富的外部環境，并且向社會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擔當起社會“守夜人”，行政職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國家的安定、社會安寧，維護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
二、國家干預主義與福利行政法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斷發展壯大的資本主義創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會都要豐富的物質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由自由競爭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爆發。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社會關系更趨復雜，社會形勢的變化更趨迅速，但個人的生存能力卻受到社會的嚴重制約，就業、教育、衛生、交通以及環境等都已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釋經濟危機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挑戰。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L.Walras）的均衡理論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下，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K.G.Myrdal）和林達爾（E.R.Lindahl）提出了動態均衡理論，以德國經濟學家施穆勒（G.V.Schmoller）為代表的新歷史學派和以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T.B.Veblen）為代表的制度學派也相繼產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上述理論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它們主張政府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強調政府在調節和管理經濟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們宣揚階段利益調和，迎和了資產階級加強統治的需要，因而對當時西方各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②于是，在西方國家，行政權的作用范圍開始拓展。政府在實施有限的間接調控的同時，也開始少量地直接投資，從事教育、衛生、交通以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典型的“權力”特征已經很微弱。但這些活動又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為，因而不受民法規則支配而適用行政法規則。在這種形勢下，法國行政法上傳統的“公共權力說”開始動搖，以狄驥（L.Duguit）為代表的波爾多學派提出了“公務說”。“公務說”認為，“行政法是公共服務的法”，行政行為也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個別性行為。”③按照這一標準，行政主體直接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活動都是公務行為；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服務與合作的信任關系；政府的服務是一種通過執行法律為公眾提供的服務即公務，因而服務與合作關系就是一種公務關系；公務構成了行政法的基礎，行政法將隨著公務的需要而變化。“公務說”產生后，對大陸法系國家以及一些其他國家的行政法都產生了影響。從此，發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發展史上的偉大變革。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帶來了致命的沖擊。這次經濟危機的時間之長、程度之深都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按照傳統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無論經濟繁榮或衰退，政府都不應當積極干預經濟活動，“看不見的手”會自動把經濟導向穩定狀態。可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面對嚴峻的挑戰，政府顯得軟弱無力。資產階級理論家們認識到，對這種社會形勢，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能夠應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時代呼喚出來一個全新的經濟理論———政府干預主義。凱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凱恩斯認為，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關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經濟行為的外部效應以及交通運輸約束等情況的存在，使得市場機制失靈（marketfailure）。凱恩斯認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來解釋這一命題，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必然會產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總需求，就會產生相應數量的總供給。既然“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那么就應當讓政府擔當起調節供求關系的責任。據此，凱恩斯認為應當放棄主張自由放任、無為而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國家應當積極地干預經濟，擴大政府職能，刺激投資和消費。同時，他認為政府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以維持國民收入的應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筆凈投資，還可以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使國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凈投資額有成倍的增長。因此，凱恩斯“希望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④總之，政府的責任就在于運用各種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保證資源優化配置，撫平經濟周期波動的創傷，促進經濟發展。只有政府為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來，這一理論發展為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經濟學”。于是，行政權力開始大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資本主義由一般壟斷階段過渡到國家壟斷階段以及各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行政權也日益膨脹，行政立法大規模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行政權的作用已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以促進公共福利為目的行政服務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面對新形勢，“福利國家論”應運而生。盡管隨著“福利國家”等現象的出現，“公務說”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現了行政法理論基礎多元論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論中服務與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變，即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給相對人以“生存照顧”是行政主體的職責；享受服務、得到“福利”是相對人的權利。在這一時期，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主體范圍不斷拓展。同時，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關系以及因行政事實行為引起的關系也都被納入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范圍。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甚至開始將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觸角伸向了傳統的民法領域。總之，這一時期行政法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斷地縮小市場機制作用的領域，擴大行政權力作用的范圍，才能為相對人提供更為廣泛的服務，公共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行政法觀”。
三、政府干預主義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重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風光了幾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預主義的西方各個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并沒有遭遇到較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經濟卻遇到了麻煩———“滯脹”現象，即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并存。盡管各國政府按照凱恩斯的主張采取了各種藥方，但是經濟衰退仍越來越嚴重。對此，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以解釋，又不能提出有效對策。特別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更是動搖了政府干預主義的基礎。于是，主張經濟自由、減少政府干預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者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西方各國也相繼放棄政府干預主義，而選擇經濟自由主義為制定政策的指導原則。到80年代末期，過度的放任自由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又一次出現衰退，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得勢。
看起來，似乎新古典學派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與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干預主義在經濟學舞臺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無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都在不斷地汲取對方的長處，修正自己的觀點。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學說稱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或“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1985年以后又改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又如，克林頓政府強調政府干預，不過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強調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強調需求方面，又強調供給方面的兩手政策。克林頓也認為，自己的經濟政策既不是新經濟自由主義，也不是政府干預主義，而是一條結合兩者長處的新道路。⑤總之，兩大學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觀經濟學正在加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探尋政府權力作用的最佳范圍，整個資本主義也“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保持公私兩個方面主動性和控制權的混合經濟。”⑥面對宏觀經濟理論各派林立，爭論不休，國家政策頻繁變動的新情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行政權作用范圍的有限縮小。學者們認為，在現代社會，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體”：“公共產品”除了可由行政主體提供外，還可以由其他公共體———社會自治組織提供。這是因為，非政府的社會公共體行使公共權力，可以避免或減少行政國家異化的許多弊端，如腐敗、低效率、濫用權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貼近公眾，公眾可更直接地參與其運作和更直接對之進行監督。除此之外，學者們也認為，過分強調為公眾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顧”會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退化；行政權的過度延伸不僅不會使公共利益進一步擴大，而且還會對其產生抵銷作用；應該重新重視市場機制激勵作用，“只有在個人無力獲得幸福時，才由國家提供服務。”⑦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對行政權重新估價，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政府也將一些政府壟斷項目轉到市場競爭領域，或者引入市場機制到公共領域適用。于是，國家行政、社會公共行政的結合和對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構成了維護、分配和發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結構。⑧第二，行政強制的弱化。西方學者認為，行政行為既然是一種服務，在相對人能自覺合作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夠實現的情況下，也可以不運用強制性的行政行為，而運用一些非正式、非強制的行政行為來服務。并且，傳統上以“公權”和“強制”為特征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為：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形式或者原來在行政法領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規劃、行政給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經或者將在行政中發揮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規劃在法國，行政指導在日本以及行政給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這些行政行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又體現了相對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權力的因素，又有市場自由的精神。它們所具有的應急性、簡便性、溫和性和實效性等特點，也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強。學者們普遍認為，新時期行政法治不僅應重視服務的結果或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而且還應強調行政程序，即服務與合作的過程。通過行政程序，擴大行政民主，調動相對人對服務的合作或參與，增進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信任，使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對人的意志，使行政行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準確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權在其作用領域中的濫用，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因對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損失。而行政強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觀念的增強，必然會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實現。為此，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仍然方興未艾。
【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發展趨勢
一、管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綜述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有組織的活動，就有了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的出現促使一些人對這種活動加以研究和探索。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總結，對管理活動有了初步的認識和見解，從而開始形成一些樸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管理理論。管理理論最早出現于西方，先后出現了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和質量管理理論等許多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價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論形成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歐，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和以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組織管理理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論對人類生產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為管理理論始于20世紀20年代，梅奧的霍桑實驗揭示了人是社會人，除了物質方面的條件外，還有社會、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視社會和心理因素對人積極性的影響。數量管理理論產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間，它是以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果為手段，運用數學模型，對管理領域中的人、財、物和信息資源進行系統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優規劃和決策的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是指應用系統理論的范疇、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重視對組織結構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統模型以便于分析。權變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把環境對管理的作用具體化，并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質量管理理論則出現在日本，它強調產品質量的不斷完善和再造，從而實現企業的節約型生產。
二、知識經濟時代更需要管理科學
知識經濟時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須改變；管理科學理論依然需要，但必須有新理論取代。因為管理科學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海外，都是現代國家的興國之道。在科技興盛之世，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企業乃至社會各系統都必須全方位管理，必須科學化，同時還將人性化。因為分散式的生產方式和資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種管理的式樣，有序則生氣盎然、萬事俱興，無序則無以繁榮、發達。各國企業經營多角化的過度展開或收縮使企業界面臨著不同的命運，IBM與聯想的購并、波音與麥道、埃克森與美孚、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與美國及德國公司合作等新趨勢，不僅強化了人們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也使人們到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管理問題的判斷、決策、實施、反饋等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哲學思想來指導；越來越感到管理活動中不僅有著數理方面的科學方法問題，而且也還大量地存在著屬于管理文化范疇的問題。我國日前要解決的不僅是具體方法和理論的問題，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會屬性的各類問題。管理科學的哲學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說哲學本身面臨著一場革命，那么，管理科學取得哲學的靈魂后也會發生一場革命。這種“雙重革命”，將使管理科學變成具有“靈魂趨使”的巨大力量，變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嚴密體系。知識經濟時代呼喚管理科學的發展。
三、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內涵
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科學是以自然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科學體系為母體和父體孕生出的子體科學。管理科學是充分運用兩大科學體系的現有成果全面地轉化為生產競爭力，通過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措施的優化，激勵人們的行為優化，從而導致總體生產力的最大化與成本、質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學的現實價值更在于為解決各種社會提供有創新意義的、切實可行的科學管理辦法。知識經濟時代決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體知識水平。“五商”素質和創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體商）。知識是寄生在人頭腦里的最寶貴資源，而且是一種“綠色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無污染的、可再生資源），中國擁有大量的這種深埋在人力礦山里面的初級原料資源，管理科學就是從開掘人力礦到冶煉、加工、應用、輸出高級人才并促其發揮巨大作用的現代科學手段。管理科學研究的范圍很廣，凡是有人群行為的地方，便應有管理科學的介入，以求得組織的科學化、行為適應化、內耗的最小化、產出與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錯誤與風險的最低化。管理科學是多層面的。
1.管理科學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學的知識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業的決策者們分析決策形勢，防止出現難以應付的局面，識別新的機遇，經常能使政府和企業取得政治或經濟價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學在適當條件下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源泉之一，擅于運用管理科學的組織較其競爭者更能形成成本優勢。
3.管理科學還是由成百個公司及眾多個人組成的行業，他們給工商業、政府和個人提供管理科學服務。大至國家的科學管理，如政體、法治的演變與設計；研究各級政府、議會、司法、監督機構的設置、制衡、運行、反饋、糾偏、防腐；同時采用計算機網絡系統與“專家程序決策系統”，“風險評估否決系統”建立起“電子政府”設立政府各級官員、議員、司法執法人員的資格標準與核查辦法，候選人先通過公開資格選拔，然后競選或任命上任，使權力處于相對透明被監督之中。管理的科學性就在于設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構架運行機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敗”。
四、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發展趨勢
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和實踐將在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方式、目標模式、組織模式、效益模式等六個方面發生變革。
1.管理理念：從基礎型、理性型轉向發展型。管理理念是領導者在管理科學活動中所持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作為觀念形態的管理理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知識經濟的崛起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英國城市大學羅尼·萊森首先提出了一種與傳統的基礎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發展型管理理念。萊森把管理理念作為生長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樹來描述三者的區別：從生長的土壤來看，認為基礎型管理生長的土壤是古典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濃郁的人文思想。從三者的根來看，基礎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學、行為科學，發展型管理的根是發展生物學和社會生態學。從三者的枝干看，基礎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發展型管理的枝干是發展中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學習型組織。從三者的結果來看，基礎型管理的結果是最終導致經濟的個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化(發展型管理的結果是個人、企業和社會都獲得了自我實現和發展。因此，發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現為個人對財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強調科學和理性、硬性和數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強調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共同發展；決策的目的是引導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交易行為，促進企業與全球社會的相互依存；決策過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個人、信息、資本、設備，而是行動、思想和感情。這三個基本要素不斷成長和組合的過程使決策不斷優化，而承擔這種成長和組合的載體是“學習型組織”。
2.管理對象：從有形生產要素為主轉向無形生產要素為主。傳統的決策主要是對勞動力和物化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等有形生產要素的管理。隨著社會財富生產過程和結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識等無形生產要素對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越來越舉足輕重，從而知識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逐漸成為重要的管理科學方面的課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和作用超過資本的價值與作用，知識生產力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任何國家和企業都必須重視知識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迅速將知識轉化為直接生產力，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運行節拍，求得自身的發展。
3.管理方式：從傳統管理轉向綜合集成管理。信息網絡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企業面對一個全球的競爭環境和經營形式。傳統的依靠企業自身可利用的資源來建立競爭優勢的決策方式，將束縛企業的視野，限制創新思維，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應用能力和經營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礎。集成管理實際上就是將集成的思想和觀念創造性地運用于管理科學的實踐過程。也就是說集成管理是以企業內外軟硬資源要素為基礎，以創新機制為動力，以實現社會責任為條件，以整體優化、優勢互補、聚變換大為手段，兼容各種決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對象連鎖互動、共同得益、協同推進中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決策方式。
4.目標模式：從注重經濟目標轉向更注重社會目標，實現雙重目標統一。在工業經濟社會初期，企業管理的目標是裸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主可以犧牲工人的利益、顧客的利益、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企業利潤幾乎成為企業管理的唯一追求。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對資源利用、生態平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消費者的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部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為投資者帶來應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中，就會被淘汰出局。追求企業利潤和社會責任雙重目標的統一，是22世紀企業管理科學領域的基本趨勢。
5.組織模式：從縱向層次結構轉向橫向網絡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變革，是技術革命特別是信息網絡化的必然結果。傳統的組織形式一般是根據物流程序設計的。專業分工和職能部門是物流的基礎和程序。在傳統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協作關系中，分工越細、越專業化，企業協調監督就越復雜，導致了管理環節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業效益降低，突出的問題。在信息化的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管理組織結構與信息開放性和企業快速應變的要求不相適應。信息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標準化的信息可以通過計算機進行適時處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業決策中凡是屬于標準化的信息，如生產、技術、財務、勞動工資等都有條件實現電腦操作；而非標準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場信息和環境信息，則可以通過信息網絡提供給人腦進行分析決策。這樣，企業管理的部門和層次可以大大減少，使“企業流程再造”成為可能。
關鍵詞：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核心定理；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1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2-0095-05
新制度經濟學（NIE）是最近四十多年興起的一門經濟學子學科。雖然R·科斯早期的兩篇文章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卻長期處于“引而不用”的尷尬地位。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一批學者開始推進科斯的思想，逐漸實現了制度問題與經濟分析的有機結合，有價值的成果不斷涌現，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而深刻的研究領域。人們習慣于將這些理論歸入NIE之列，其中包括諸多分支，例如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等。但這些理論所用的假設、概念、視角等并不完全一致，我們往往很難把握NIE的理論體系，以致NIE似乎只是一些松散觀點的堆積。一些學者已試圖歸納出NIE的分析框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T·埃格特森的《經濟行為與制度》以及E·弗魯博頓和R·芮切特的《新制度經濟學》。[1][2]這些工作加深了我們對NIE體系的理解和把握。不過，前者對各分支之間的關系還缺乏歸納和提煉，而后者雖然進一步歸納了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把基準立于不完全契約之上。除此之外，目前NIE還存在與傳統制度經濟學交叉和互補發展的趨勢，S·鮑爾斯對此趨勢做了理論概括。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從研究思路、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來重新審視NIE，從而指出其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
一、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
總體看來，20世紀以來研究制度問題的經濟學者主要可分為兩個陣營，即傳統制度經濟學（OIE）和新制度經濟學（NIE）。M·盧瑟福用五個標準仔細區分了二者，即形式主義與非形式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理性與規則遵循、演進與設計、規范性判斷的基礎及政府干預經濟的適當作用。其中NIE強調形式主義方法，相信個人創造制度，強調理，秉持自發過程、個人主義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有限作用；OIE則強調非形式化的方法，相信制度造就個人，強調習慣和社會規范、集體選擇，秉持社會規范標準以及提倡政府的更大作用。這種區分有助于我們把握它們的主要特征。[3]不過，根據這些標準，即使同一陣營學者的觀點或方法也有差異，而不同陣營學者的觀點和方法也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該標準很多時候并未能對二者進行準確概括和區分。
我們采用“范式”概念從學科的高度來把握這種差別。范式概念是由T·庫恩最早提出，并經過了I·拉卡托斯的發展。[4]范式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形成了科學家的共同信念。庫恩把范式的形成看作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稱為科學，否則就不能稱為科學或稱前科學。而科學革命的實質則是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拉卡托斯繼而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他把一門學科分為兩個部分，即該范式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防護帶。對研究方式的修正是重新調整其保護帶，而對內核要素的改變則是形成了新范式。從以上思路著眼，我們發現NIE與OIE的關鍵區別在于它們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系。一般而言，前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分析工具，而后者則與之關系松散甚至持排斥態度。進一步地說，NIE只是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防護帶，而沒有改變其基本內核。
新古典經濟學是在19世紀60年代隨著古典經濟學的解體和邊際主義的興起而發端的，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形成了較成熟的分析框架。它在秉持關注資源配置效率的經濟學基本視角的同時，強調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并采用邊際和均衡分析方法。這些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核。而它的保護帶則主要包括分析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即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經濟人，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商品及其價格。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充分顯示了這些特點。它表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社會資源可以達到最優配置。該狀態實現所需的四個條件都是技術性的，并不涉及任何制度因素。或者說，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可以達到帕累托狀態。而NIE在繼承這些內核的基礎上，又做了以下兩個相互聯系的重要發展。
其一是研究對象的改變。康芒斯首先對交易概念內涵和外延做了明確界定。他認識到生產和交易構成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全部內容，并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區別。生產反映了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交易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交換不同，交易是一種讓予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法律活動，實現的是對所有權的法律控制。因此，它的本質并不是商品的單純讓渡，而是財產權利的轉移與控制。這一內涵使交易的外延大為擴展，大量的經濟現象被包括進來。根據各主體之間地位或關系的差別，康芒斯把它們劃分為三類，即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它們分別對應了市場上、組織內部以及政府與居民之間的經濟活動。可見，通過從權利角度認識交易，社會經濟活動的絕大部分就被納入了一個統一的分析范疇。因此康芒斯視交易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這些分析被NIE學者繼承和發展，從而成為其基本的研究對象。[5]
其二是行為假設的改變。F·奈特和R·科斯等學者對經濟人假設提出異議，要求對它加以修正，以恢復實際的人的顯著特征。根據對現實的理解，NIE提出了契約人的概念，即行為主體總是處于一定的交易關系中，該交易背后總是有某種契約支持。與經濟人相比，契約人具有兩個鮮明特征，即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前者是指當事人“意圖上追求理性，但客觀上僅有限地做到這一點”的行為特征；后者則指人們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個人利益的行為，尤其是采取見機行事的不誠實或欺騙手段。這兩個特征使我們研究問題的視角發生了很大轉變。在完全理性和誠實的經濟人假設下，當事人能夠達成完全契約以保證交易順利進行。可是，契約人的假設則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締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契約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因此，研究如何建立不同的組織或制度，從而選擇不同的契約以彌補事前契約的缺陷和解決事后爭端，就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可見，NIE只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它并沒有形成新的理論范式，而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修正了其分析主體和客體，從而實現了制度問題和經濟分析的結合。
二、新制度經濟學各分支之間的內在聯系
目前歸于NIE下的大量理論分支，往往被很多介紹性文獻或教科書簡單地分門別類敘述，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卻很少得到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使得我們在分別掌握它們的同時，也易于忽略從學科體系的高度來把握它們。總的來說，這些理論不管有多大程度的差異，它們都有一條主線貫串在一起，即科斯定理。我們下面結合NIE的幾個主要分支來具體闡述這種關系。
科斯定理，這種提法最早出現在G·斯蒂格勒1966年出版的《價格理論》一書中，它來源于R·科斯1960年的經典文章《社會成本問題》。此后二十多年里，人們從多個角度對它的內涵和意義做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它不僅出現在很多流行的教科書中，而且被寫入了《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它自身也有科斯定理1和定理2、規范和實證的科斯定理等等不同表述。我們把它概括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如何界定并不影響效率。
這個定理分析的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情況，或者說是一個“無摩擦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它的理論地位才變得無可替代。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問題的平臺，促使我們理解各種制度和組織存在的原因和意義。因為根據科斯定理，我們自然推出：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那么初始產權的界定就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斯定理2。各種制度或組織是與交易成本的節約相適應的，沒有交易成本也就不會有制度或組織問題。因此，面對資源低效使用的問題時，我們就會自覺地去考察阻礙效率的制度或組織因素，并探究解決或改進辦法。鑒于科斯定理的重要價值，許成鋼恰如其分地把它稱為現代經濟學五大“不相關定理”之一。[6]由該定理出發，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認識交易成本，從而發展了不同的分支學科。盡管每一分支都有大量理論，但我們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內容。
1.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的存在，要求屬性各異的交易與效能不同的治理結構進行合理匹配。O·威廉姆森1979年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契約關系的規則》對此作了詳盡闡述，從而開創了交易成本經濟學。通過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三個維度，他把各種交易仔細區分開來。這些交易要順利進行，就需要采取有效的組織方式。而市場、企業和混合型則正是針對不同交易而產生的治理機制，以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可以說，這個定理為我們研究千差萬別的組織問題提供了一個可操作性的框架。
2.委托—理論：成本的存在，要求組織建立一套有效約束和激勵人行動的制度安排。M·詹森和W·麥克林1976年在《企業理論：經理行為、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一文中正式提出了這個思想，從而開創了委托—理論。企業被視為各類合同關系的紐結，其中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成本問題，即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間利益和信息的不對稱，人并不會自動采取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為。該問題的解決程度將極大地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的諸多努力也正是致力于此。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企業的資本結構等一系列問題。
3.不完全契約理論：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組織的效率取決于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匹配和配置。S·格羅斯曼、O·哈特和J·莫爾在1986年發表的《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和1990年發表的《產權與企業的性質》兩篇文章中闡述了這一思想，從而開創了現代產權理論。不完全契約意味著權利被分為特定權利和剩余權利，而剩余權利才是最為重要的，它包括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其中剩余控制權就是真正的所有權。這兩種剩余權利的合理匹配，并且配置給恰當的主體，是企業等組織實現有效運行的必然要求。
4.法經濟學：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權利應賦予那些對權利凈值評價最高并且最珍視它們的人，事故責任則應歸咎于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沒有這樣做的當事人。R·波斯納在1973年發表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總結出有效率的法律安排的一般規律，從而推動了法經濟學的發展。它不僅滿足效率最大化的條件，而且對于指導事前的權利安排和事后的責任判定具有易于操作的特性。波斯納將這一定理用于對部門法、憲法和經濟組織的分析，從而表明經濟學是分析一系列法律問題的有力工具。
5.新經濟史學：國家的存在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D·諾思在他與R·托馬斯1973年合寫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最早對此做了論述，從而成為新經濟史學的基本命題之一。國家對于產權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往往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另一方面，國家有時也會為了一己之利而侵犯或損害產權。國家不能建立符合社會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包括統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機構問題、利益集團的沖突以及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等。
不難看出，上述五個子定理其實是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在交易成本存在時，經濟效率所受的影響以及我們為此所提供的解決方式。因此，它們都可視為科斯定理2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在科斯基準定理之上的不同發展。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而有機的研究主題，從而揭示了制度、組織以及國家的重要意義。
三、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分析上的三個統一
一般說來，我們判斷一種分析框架是否進步，主要是看它解釋或預測問題的范圍是否擴大或精度是否提高。做到其中任何一點，我們都可認為它是理論上的一個發展。新古典經濟學通過供求分析模型，實現了商品定價和收入分配的統一，這被視為經濟分析上的重要進步。NIE則實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統一。
（一）廠商和家庭的統一
廠商和家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分開的，它們分別構成了商品市場上的供需方和要素市場上的需供方。前者追求最大利潤，后者則追求最大效用。但NIE卻把這種差別給打破了。它向我們揭示，企業并不是一個“黑箱”或生產函數，而是有著多種結構的復雜經濟組織，不同結構對于企業績效有不同影響，因此企業并不能被自動假設為必然致力于利潤最大化。它也是由具有自身利益的人來組成和經營的，他們也會努力實現最大效用。于是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都被統一為效用最大化。[7]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其實都是在資源和制度等約束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可以說，正是由于NIE把視角深入到了組織內部，才真正做到了企業和家庭分析的統一。這不僅推動了我們對企業的性質、規模、結構以及兼并等大量問題進行深入考察，從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企業組織理論；而且推動了我們對家庭形式及其原因等問題的重新認識，從而發展了家庭組織經濟學。
（二）市場和企業的統一
市場和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市場通過價格來配置資源，而企業則主要通過指令計劃。作為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它們甚至一度被視為可以相互替代的。但NIE深刻指出了二者的同質性。I·麥克內爾在上世紀70年代根據契約的不同性質，把它們分為古典契約、新古典契約和關系契約三類，從而為我們分析交易問題搭建了一個框架。威廉姆森等人通過引入交易成本的視角而賦予了它新的理論意義，從而揭示：古典契約相當于市場治理，新古典契約對應于三邊治理，而關系契約則對應于雙邊或層級治理。現實中的絕大部分交易活動都是由上述三種契約支持的，它們與各種治理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這樣，市場和企業就不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只是不同的治理機制而已，其間還存在大量而連續的混合制。這些機制的主要差別就在于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等方面。市場是自發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具有高強度的激勵效果，交易各方處于自主地位，對彼此的控制能力很弱。而企業是自覺性適應作用發揮最充分的機制，它的激勵強度最弱，交易各方處于不平等地位，存在嚴格的等級關系。混合制則處于二者之間，它在適應性、激勵強度和行政控制方面都處于中間值。
（三）政府與微觀主體的統一
政府和微觀主體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也是分開的，它們按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各行其是。微觀主體關心的是個體利益，這不僅是普遍的而且被視為正當的，利益驅使他們做出各種抉擇。政府關心的則是整體利益，它被視為公益的維護者和促進者，從早期的“守夜人”到現代的彌補“市場失靈”的角色莫不如此。但NIE為我們揭示了二者的一致性。與其他組織一樣，政府也是由個人組成和運行的，這貫穿于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作為“人”所具有的特點，而一廂情愿地假定他們都是全知全能而大公無私的。他們也存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也有動力在一定約束下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政府于是就褪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環，它也會“失靈”而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失。這樣，分析政府和個人就可以采取統一的框架。我們由此可以理解政府諸多行為的前因后果，從而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政府問題受到了D·諾思等諸多學者的高度關注，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這從林毅夫[8]對此類文獻的綜述可見一斑。
四、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既然NIE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那么后者的基本分析方法，比如邊際和均衡分析，就仍為NIE所普遍采用。除此之外，NIE還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思路或方法，我們把它們主要歸為以下三類。
（一）制度因素分析
這個思路是最容易被大家想到也是運用最普遍的，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方法聯系最緊密。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分析行為主體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大化問題，薩繆爾森等人為該方法的規范和推廣提供了基礎。許多學者采用該思路來分析制度或組織問題，不過在技術上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其一是把制度視為相對獨立的要素；其二是把制度視為經濟決策的約束條件。M·詹森和W·麥克林1979年提出的一個生產函數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Q=FR（L，K，M，C：T）
在該式中，制度安排C和勞動L、資本K以及原材料M等要素處于同等地位，都為產出Q做了貢獻；而C的選擇則受制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R。它啟示我們要在考察制度環境的基礎上來確定可行的制度安排，進而分析它對經濟活動的意義。但該思路的真正困難在于如何衡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大小。如果我們像D·諾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經濟增長的原因而不是組成部分，或者像馬克思那樣把制度視為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那么這種衡量工作恐怕就是缺乏根據而難以企及的。
（二）比較制度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習慣于假定存在一種資源配置的理想標準，即帕累托最優，并以此來評價現實的資源配置效率。R·科斯對這種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認為它最終導致了思維的松散，因為所比較的替代對象的性質從來就不清楚。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一種資源配置都是最優的。即使存在低效率，我們通常也能從約束條件上找到原因，因為最優都是在既定約束下的最優。因此，這種思路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與此不同，NIE通常采用比較制度分析方法。它不是在理想標準與現實“不完美”的制度安排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比較可行的各種備選方案的效率優劣。如果一種制度在所有可行方案中是最有效率的，那么它就是最優的。
在比較各種制度或組織時，NIE主要考察它們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差異。這是因為交易成本是它們存在和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一個無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制度是不重要的。與之相應，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或組織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而我們評價制度更替的效率時，也主要看它是否實現了交易成本的節約。這個方法也可以間接地衡量制度的貢獻。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如果我們采取不同制度而產生了不同效果，那么就可以用制度來解釋這種差異。不過，要比較準確地做到這一點，需要保證初始條件相同或很少變化。
（三）博弈分析
博弈論與制度分析結合的時間較晚，最早可追溯到A·肖特1981年的著作。[9]與將它引入經濟學其他領域所起的效應一樣，博弈論的采用也推動了我們對制度問題的研究，這主要體現在制度演變方面。[10]制度存在的意義在于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以實現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一個組織、社區或領域內，單個主體的行為會影響其他主體的收益，因而各主體之間的行為影響具有相互性。而博弈論則是一種研究決策相互影響的理性人如何決策以獲取最大收益的理論。它既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均衡方法，即各理性人在既定約束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又考慮了他們之間存在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因此，博弈論不失為一種研究制度的有力工具，二者結合被視為經濟學發展的很有前途之域。
目前博弈論較多被用于分析制度變遷問題。一種制度無論是產生還是變遷，都是不同主體相互博弈的結果。在一定條件下，某種制度穩定意味著各參與者行為結果已是最優，因而無動機改變目前決策；而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使得參與者積極追求新的最大收益，原有制度就開始發生變化。我們可以認為制度是博弈規則，其創新與變遷分別對應著參與者對游戲規則的制定和修改。但制度并非像一個博弈規則那樣簡單，該規則如何形成以及為何變化也有待進一步探究。換句話說，除了理解理性人在不同規則下的最大化行為，我們更需分析這些規則自身的前因后果。
五、結論
綜上所述，目前NIE各理論分支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內在一致性。NIE一方面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硬核，堅持個體主義和理性精神，采用均衡和邊際分析；另一方面又有了一些重大突破，改變了行為主體和分析對象，實現了企業和家庭、市場和企業以及政府和微觀主體在分析上的統一。NIE諸多分支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定理展開的，它們只是從不同角度對科斯定理的具體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較制度分析以及博弈分析等方法也顯示了NIE的自身特色。本研究并未概括NIE的全部內容，尤其是與OIE相關的部分；而只是對其分析框架的一個提煉。這至少有助于我們理解NIE現存的主要內容，從而有助于我們對NIE的進一步研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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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培頓·楊.個人策略與社會結構——制度的演化理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an Qinggang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巨額資本高速游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后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由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
（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
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
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16，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454-463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巨額資本高速游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后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由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
（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
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
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關鍵詞：制度企業家精神 制度理論 制度經濟學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為動員資源變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擴展了制度理論的研究領域。制度經濟學家也引入了各種術語，例如“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產權企業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發起制度變革獲取經濟利益的人。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進為兩個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制度經濟學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
制度理論在歷史上集中研究組織的同質和同構行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來的文獻中開始研究制度環境的內生變遷。由此引發了大量的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文獻的出現，這些文獻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資源來改變或建立制度結構（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經濟學家也考慮在驅動制度變遷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獻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業家”術語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組產權及其他制度結構以利用經濟機會者。他們認為，傳統的企業家是那些通過采用新方法生產新產品的人，而制度企業家要設計新的制度安排，影響制度變遷以獲取經濟價值。
雖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學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論更接近于制度經濟學，將文化的和社會的觀點引入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的研究，使得制度經濟學更接近于制度理論。然而二者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離的狀態。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比較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學者都研究了制度企業家精神，認為個人在尋求自我利益時會能動地推動制度變遷。兩個流派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視角都背離了其學科關于個人和制度關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論的研究較大地偏離了其傳統的同構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點，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不滿，并且它能夠解釋人的行為。這兩個視角都強調了把人的行為和能動作用應置于經濟學和社會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論認為制度是在社會方面構建的規則體系或行為規范，以產生例行常規的行為（Jepersson，1991）。近年來，制度理論學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壞制度方面要強調能動的、有目標的行為的作用。這個方法假定個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中，改變制度環境使其與他們的個人目標相一致。他們使用“制度企業家”作為人，“制度企業家”利用資源改變或建立制度結構（DiMaggio，1988）。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集中于經濟和市場運行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制度的效應。制度是“人類設計的約束，約束形成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為推動處于持續演化和變遷的狀態（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著明顯的分歧。制度理論采用了更加社會學的方法，集中于組織學的領域及行動者怎樣合法地從事企業家精神的活動。制度經濟學更集中于通過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實施產權，這些學者常常認為制度變遷是成本和收益的權衡。
本文總結了基于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文獻，比較了兩個流派在解釋制度企業家的性質、制度類型、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制度變遷的機制以及經驗研究的集中點等方面的異同（見表1）。
（一）制度企業家的性質
1.制度理論。在制度理論的視角下，制度企業家認識到了制度的過時，設計新的制度安排，并從事各種策略（例如，貯藏資源，動員投票人等）進行制度變遷（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業家反映了制度狀況并且能夠挑戰現存的規則和實踐；制度化他們擁護的規則和實踐。
制度理論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視角的特征是：企業家是一個制度的創新者或者制度變遷的人，是由廣泛的動機所驅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環境中起作用。這些企業家被職能或經濟壓力所激勵、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所激勵，在實現他們的目標中，制度企業家會發現在其組織中或更宏觀的背景下制度重構的機會。
2.制度經濟學。在制度經濟學領域中，企業家被認為是驅動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角色。實際上，對于制度企業家的認識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們把商人和企業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創新的推動者。當明確地表述企業家時，制度經濟學家使用了很多術語：制度企業家（Anderson and Hill，2004），產權企業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眾的企業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內生的制度變遷（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業家（Ruttan，2006），制度創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設計（Ruttan，2006）以刻畫企業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較。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概念化了制度企業家作為制度創新者或者制度變遷的人，促進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論不追求經濟方面的自我利益，從而具有更寬泛的視角，其文獻中制度企業家被充分地概念化為制度的創新者。由于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限定了企業家在尋求制度變遷中是帶有經濟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者，因此，它對制度企業家的描繪較狹窄。
（二）制度類型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文獻中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種制度。例如：私人的協議和習俗（Leblebici et al.，1991），職業化實踐的變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術標準的發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絕大多數的制度類型可分為：
實踐。學者們研究了標準實踐的變化怎樣導致會計學（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會責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領域的變化。
標準。標準代表了把實踐組織成自愿的規則集合，能夠引導行業的演進。Rao（1994）認為，在高技術行業，標準的建立和使用已經影響了行業的發展。標準也被行業層面的貿易協議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為所影響。
政策。制度理論近來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業或者貿易協會層面的制度企業家，他們試圖影響國家層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詳細描述了連鎖店主努力影響法律環境并且合法化連鎖店模式。在這些分散的個人的努力下，制度企業家精神已成為國家層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環境政策的基本影響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有正式的書面規則（例如憲法、法律、產權）和非正式的約束（例如習俗和行為模式）。Williamson（2000）對制度從最高層面的潛在的規范、傳統、慣例到最低層面的組織管理結構進行了分類：
社會嵌入。在最高層面上，社會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組成，例如規范、文化因素、習慣、行為模式和傳統。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經過較長時間才能改變（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經濟學的學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識、文化、合作以及群體規范的出現（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環境。在中間層面上，制度環境由正式的規則組成，例如產權和政府職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環境是制度經濟學歷來研究的中心點，特別是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中。學者們首先研究了正式產權的作用，它界定了關于一項資產的優先權、責任和個人的義務（Libecap，1989）。20世紀70年代，在制度經濟學的文獻中開始出現評估產權的內生形成的研究，這些研究論述了個人采用新制度的動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機制和各種產權設計的經濟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產權之外，在此層面上學者們論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現，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決定因素、變化的過程和來自于政府立法的結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層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組織并被實施（Williamson，2000）。前兩個層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戲規則，而管制是指游戲怎樣進行（Williamson，2000）。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心點是制度企業家設計、執行某種制度并形成激勵的機制和合約。
盡管以上三個層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獻中也研究了不同層面或類型的制度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較。關于制度類型的研究，制度理論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會嵌入的制度。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觀層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產權安排。兩個流派盡管在制度的最高層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層面上是一致的，特別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層面。兩個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組織是內生地被設計以解決協作問題。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論主要強調私人協議和慣例的作用，制度經濟學更多地集中于訂立合約和自我管制方面的問題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的研究認為各種動機和條件在導致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發端中具有重要性。綜合各類文獻，將其分類為：
外部壓力（Oliver，1992）。制度企業家會對來自職能、政治、社會壓力做出反應以挑戰現存的制度結構（Oliver，1992）。職能壓力與環境變化有關，例如競爭和需求。政治壓力來自于權利和利益的變化，促使個人質疑制度的合法性，這種情況下制度變遷源自于政治。社會壓力（社會壓力出現于社會規范的變化和期望以及社會沖突中）也能導致制度變遷。
權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組織合法性的概念解釋為組織對于社會中恰當的或令人合意的實踐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為組織從環境中獲得并用來實現目標的資源。當制度企業家使選舉人相信他們提出的新的組織形式是必要的、正確的和有用的，則這個組織形式趨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權利對于合法化是一個穩定的因素，也是制度變遷的驅動力量，因為有權利的行動者能夠形成依賴于他們利益方向的制度環境（Lawrence，1999）。
組織結構。在組織中制度變遷的程度依賴于組織結構和企業家在組織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組織具有相對穩定的組織結構及行為模式。新興組織缺少合作結構并處于不確定的環境中，容易受到制度變遷的影響（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業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論的研究表明，背景、經驗、個人的社會資本影響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活動（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來自于執行了特殊實踐的組織中的企業家將更可能在他們的新組織中執行這個實踐。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背后的經濟動機。追求利益的行為成為制度變遷的動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當企業家從新制度的執行中獲得的收益超過執行成本時（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產生了新制度。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集中于對制度發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間權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沖擊例如需求、供給、技術和文化的變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討論了交易成本減少作為制度變遷基本動機的潛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與供給的變化。需求與供給的變化對企業家產生激勵以促使其變遷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當需求上升資源變得稀缺時，這對于個人對有限的資源推行產權具有更強的激勵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術變化。技術變化驅使企業家建立新的制度體制。例如，Ruttan（2006）認為20世紀50年代高產出的稻谷品種技術在菲律賓導致了制度的重新設置：用次租賃協議以分享原先的租賃合同、轉租的承租權制度均衡了市場條件。
文化方面。制度經濟學文獻近來更多關注思想意識和文化成為制度變遷的驅動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當一定的文化資源可得時，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行為更容易發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對激勵企業家進行制度變遷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與轉移、獲取和保護產權有關的成本，是一個經濟制度的函數。因此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減少交易成本是制度變遷中一個重要的激勵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較。在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時，制度經濟學文獻主要集中于經濟激勵；制度理論文獻則采取更寬泛的職能和社會的驅動力以設計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識和文化在驅動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獻中，制度理論也承認經濟因素和市場條件在影響制度企業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這些研究的進展也使得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業家精神機制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的文獻討論了企業家設計并實現制度變遷的各種機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體行動。制度理論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構建新的制度結構中合作和集體行動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實際上，制度企業家被變通性地定義為“具有社會技能的行動者”，制度企業家對于維持其集體身份并把不同群體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負有責任（Fligstein，1997）。他們的利益趨同集體行動，從而影響宏觀層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聯盟和激勵行為，這也是制度理論經驗研究的焦點。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特征描述為戰略行動。制度企業家精神被解釋為集體行動的人，而不是社會運動的領導者。
構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業家的政治活動中，他們構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們傾向的制度設計以吸引最廣泛的受眾。Rao（1998）發現構造框架在消費者協會的建立中有一個強有力的合法化效應。
理論化和職業化。理論化，對抽象的連鎖因果關系進行分類，一般被看作是對制度企業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發現理論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會計業公司的職業化中發揮支配作用。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變遷的決定因素和結果，而不大強調機制的引領作用。近年來這個流派重視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機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為兩個分支：
集體行動和利益集團的作用。制度經濟學文獻中闡述了利益集團在影響制度變遷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會朝向利益集團支持的方向變遷，因為利益集團的聲明使人們相信他們在正式制度的發展中傾向于積極的行動。
制度變遷選擇的資源和策略。盡管資源和權利的關系曾經被制度經濟學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經認識到資源在決定制度變遷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變規則時資源稟賦的重要性，主要評判了資源的邊際貢獻。在研究制度企業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經濟學文獻主要集中于個人怎樣組織各種管理機制（例如，契約的形式）以從事經濟活動（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較。在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文獻中，制度變遷的機制被描述為政治過程。事實上，兩者都認識到利益集團的重要性和制度變遷方向的沖突。在解釋變遷的機制中，制度理論的方法更關心共同參與和集體行動的作用。經濟學家也認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性，他們更多的焦點放在導致集體參與的特征上（集團的規模，資源的貢獻，不存在免費搭車問題），而非集團發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經驗研究的集中點
1.制度理論。基于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經驗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變遷的前因和機制（Maguire et al.，2004）。這個方法的性質強調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組織學的領域。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傾向于用長期的視野分析給定的社會或集團中的制度變遷。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說，經濟制度特別是產權，一般被經濟學家當作參數，但它們對長期經濟增長的研究是清晰的變量，歷史地受到根本性變化的影響。因此，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經驗研究的觀點，主要由一個相對長時期制度演化的歷史性的描述主導。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或在不同情況下對制度變遷的比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較。這兩個流派更傾向于定性的、歷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論領域，試圖利用大量的數據庫和統計分析檢驗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理論。因為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傳統上論述了個人的行動以促使制度變遷，這通常度量了一個較長的時期，制度理論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來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制度理論視角的研究機會
基于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組織學的領域作為分析的層面。在未來的研究中，制度理論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從制度經濟學引入若干方面進行整合：一是擴展典型研究制度的類型；對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論視角能夠得益于檢驗由制度經濟學家研究的制度類型。二是評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能進一步發展市場和制度設計之間的關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進一步研究制度變遷的后果和結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上，制度理論研究能夠促進研究制度設計的非計劃的后果和社會上有害的不利效應。
（二）將制度理論整合進制度經濟學視角的研究機會
制度經濟學家目標在于預測實現或禁止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未來的研究繼續進行這個層面的這個中心點的分析時，在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中制度理論能夠告訴制度經濟學很多信息。這樣的機會是特別成熟的在理解經濟發展怎樣被影響：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論的觀點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能夠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于權力—和它與產權的關系—怎樣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二是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明晰制度企業家精神本身怎樣被社會制度促進或禁止，以及社會制度影響內生制度變遷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能夠擴展他們對于制度變遷發生的機制的評估。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檢驗集體的動員和利益集團的資源配置怎樣影響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經濟學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檢驗宏觀層面的認識的框架和邏輯學，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質的認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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