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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服務型社會 經濟法 “治庸問責”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6-0318-02

“庸政”、“懶政”現象成為中國各地政府著力破解的難題，各地掀起了治庸風暴。武漢市以“打造全國發展軟環境最優城市”為目標的“治庸問責”行動，堅定的問責決心，完善的查處途徑，嚴厲的問責措施，鐵腕推進“治庸問責”風暴，昭示著政府運作模式的轉型和變遷，必將催生一個以民為本的服務型政府。這無疑是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碩果，但是我們不可盲目樂觀，而應對此熱潮進行冷思考，理性分析其中的不足并不斷加以完善，使其規范化和制度化，喚起政府官員對自身權力來源、權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權力的深刻認識和反省，并內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轉化為對人民負責的自覺行動。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服務型政府的政體改革，更加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一、“治庸問責”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服務型政府是在我國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經過對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角色定位的長期思考，追求的是是整個政府管理模式從管制向服務的根本性轉型，是一種更好、更高形態的政府模式。這種政府應該是是關注服務的政府，是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參與性政府、以人為本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

從2004年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至今，我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實踐哄哄烈烈的展開著，從中央國家機關機構改革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創新，從注重形式性的便民服務方式到內涵式的以人為本思想，可以說，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績是突出的，不足也是存在的：權力異化導致權力尋租現象嚴重；部分公務員慵、懶、散，公共服務意識淡薄；群眾對政府轉型缺乏信心，態度冷漠等等都使得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受到抑制。

“有權必有責”，一直以來，我們對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失職的問責往往都局限在一些大的領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設等等，只要不出大的差錯，就可“高枕無憂”，這使得一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得過且過，服務意識淡薄，服務能力低下。“庸”看起來是小毛病，卻能直接導致政府職能部門辦事效率低下，破壞投資環境，影響政府形象。而“治庸問責”風暴則是在政府職能部門的日常工作中引入問責制，問責“庸懶散”，嚴懲“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工作人員，加強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責任約束，使各級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把公共服務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將建設服務型政府真正落到實處。

二、經濟法與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契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方針，過多的關注GDP和增長率，長期以來的政府經濟強勢使我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經濟建設型政府”模式。這使政府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實踐證明，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失衡等，都與這種政府模式有直接、內在的聯系。我國要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的轉變。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必然選擇。

“服務型政府”應該是對“經濟建設型政府”的 “揚棄”：并不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主張政府主要在行使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也多關注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以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經濟法視野下的政府在理想狀態下就是職能得以合理界定并得到充分發揮的服務型政府。經濟法基本原理認為，經濟法的主題是合理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定位在于保障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其功能在于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在依法治國的主題下，服務型政府首先必然是法治政府，那么，經濟法則在服務型政府的塑造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處在轉軌期的中國，更多的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錯位而導致的市場不完善等現象。基于此，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法就要求政府模式由原來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即政府干預必須做到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轉換，政府干預權必須被界定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嚴格限定在只涉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公共事務領域內，不得任意侵害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

三、回應武漢市“治庸”行動，反思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實踐

“治庸問責”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制度創新，從細節出發，喚起政府官員對如何行使手中權力的深刻認識和反省，并內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積極嘗試。我國雖然著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但離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思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確存在許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第一，我國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理念，常常出現權力“缺位”、“錯位”、“越位”的現象，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受到抑制，政府的社會公信力降低。第二，政府不能很好地實現對社會公共領域的關注和介入，公共服務職能不到位，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失衡等嚴峻的社會問題。第三，政府服務效率和質量仍有待提高。由于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地位的認識與實踐發生了偏差，當下的政府服務就很難說得上人性化，嚴重違背了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和宗旨。第四，服務型政府構建呈現政府熱、公民冷的現象。服務型政府建設沒有得到群眾的擁護和響應。群眾的冷淡，是由于建設思路和措施并沒有真正反映人民的需求，第五，經濟民主觀念的淡薄，官員在經濟決策時搞“一言堂”，普通民眾缺乏民利意識，習慣于被動接受政府的經濟決策，在依法實行民主程序時，流于形式和“走過場”等等。

在筆者看來，這與法治不健全有很大的關系，因而，必須在法治視野下反思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缺失，加強法治建設尤其是經濟法治建設是不可忽視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是一場革命，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府觀念，同時也需要進行制度的創新重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服務型政府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雖然我國的經濟法制度正逐步完善，管理者管理之法也發揮出應有之用，但服務型政府建設畢竟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工程，因此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多，比如立法體系比較紊亂，宏觀體系構造的松散和雜亂，以及微觀制度安排上的偏頗與欠缺等。

四、經濟法視野下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制度完善

服務型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只有政府職能的法治化，才可能建設真正意義上的服務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是打造服務型政府的關鍵，而法治的服務型政府建設還應落實于具體的制度建設中來。在經濟法視野下，首先應明確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定位、權限、法律責任等問題，然后應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領域對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進行相應的制度完善。

（一）合理定位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近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職能的轉變基本上都是圍繞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展開的。我們充分認識到市場雖然有其內在固有的缺陷，但政府同樣是不完美的，政府干預并不一定能矯正和克服市場失靈。只有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的有效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要建設的服務型政府正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矯正和克服對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的缺陷和不足的有限政府，是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中心并通過構建一套程序民主機制實現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民主政府，也是對市場負責、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政府。

（二）明確服務型政府的權限

服務型政府作用于市場經濟，主要是運用權力來介入、干預經濟運行和為市場提供社會公共管理與服務。服務型政府作用于市場的權力也是通過法律，特別是經濟立法被授予的，于是服務型政府干預經濟和為市場提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就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具體來說，這些權力可以分類為宏觀調控權、市場監管權和公共服務權。

（三）確定服務型政府的法律責任形式

在經濟法視野下，服務型政府也可能背離服務的宗旨和要求，對市場產生副作用，因此應規定和量化服務型政府承擔違法的法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政府樹立起責任意識，使服務型政府真正具備“責任政府”的內涵。具體來說，在對服務型政府承擔責任的追究上，應該建立公益訴訟機制，使公眾通過司法手段來追究政府干預權的怠于履行、不適當履行或越權履行，以至無法維護好社會整體利益的法律責任。

（四）相關法律制度完善的具體對策

1.政府經濟調節職能的法制完善

經濟法視野中，經濟調節法律制度主要是對我國的宏觀調控進行法制化的表現形式。其中不僅規定了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領域和方式，同時更應通過立法規范其行為使其受到法律的制約，保證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合法運行。一套完整的宏觀調控法制體系應該包括：一是宏觀調控基本法，即對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基本規定，即對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目標、原則、手段、宏觀調控主體的權限職責、具體程序及法律責任等要做基本規定。是此法制體系的核心與總綱；二是分支法，主要有產業調整法、規劃計劃法、財稅法、金融法、價格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

2.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法制完善

經濟法視野下的市場監管是通過政府對企業等相關市場主體的監督管理，致力于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是必要的，但必須確定適當的范圍，并采取合適的方式。服務型政府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保證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對金融、期貨、房地產、產權、信息、食品藥品、公用事業等市場的監管布局，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分行業監管法律制度。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監管受計劃經濟和傳統行政模式的束縛，監管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整合，出現了許多監管過度與監管真空并存情況。因此，圍繞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實現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三個重大轉變：一是市場監管主體從主管型向監管型轉變，防止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二是政府監管從行政取向向市場取向轉變，淡化監管部門的政治色彩，變監管機構為專業性機構，真正建立起順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服務型政府；三是由被監管企業產權與政府脫離，從而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監管體制。

3.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法制完善

所謂公共服務，就是指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提供的資金、設施等各種公共產品支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也從偏重經濟職能向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把過去由企業承擔的和不應由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服務供給職能收回來，把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承擔起來，切實履行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職能，并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調整和完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注重民生和社會公共利益，建立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制對化解社會矛盾和建設和諧社會、緩解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中的作用不可小覷。我認為應當關注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完善公共財政法律制度、就業服務法律制度、公共醫療衛生法律制度，不斷推動民生建設，更好地服務公眾。

參考文獻：

[1]李清偉：“論服務型政府的法治理念與制度建構”，《中國法學》，2011年第2期

[2]苗延波：“論我國市場監管法律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3]王曦：“我國宏觀調控基本法的立法研究”，南京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3月

[4]單飛躍、盧代富等著：《需要國家干預：經濟法視域的解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