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8 15:43: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區治理需求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高職教育 轉型升級 專業結構設置 產業結構
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高職院校培養的專業技能人才是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是推動高職院校建設的動力源泉。廣東省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正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因此，對廣東省的高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過對廣東省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設置和珠三角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現狀分析，力圖找出廣東高職專業結構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的方向，以促進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順利完成。
一、廣東省高職專業結構設置現狀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在粵高校中，具備招生資格的學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職院校79所、獨立學院17所。高職招生占高校總數的57%，高職院校占領了廣東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現有的這些高職院校中，位于廣州市的高職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廣東省2013年高職院校招生人數超過26萬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總數的一半以上，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擔任著重要的任務，尤其是基層一線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更是占領著無本科院校無法比擬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發展高職教育是廣東省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順利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必備要素，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廣東省79所高職院校的招生計劃中，財經、電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種大類專業規模最大。在三大產業中，與第二產業相關的開設專業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數占到總招生數的27%；第三產業達到62%，招生人數占到72%，基本符合廣東省“三二一模式”的產業結構。
上述數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廣東高職教育在專業結構設置上與廣東省產業結構的發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幾年來廣東省經濟快速發展，并進入轉型升級期，廣東省高職教育專業結構設置也呈現了突出的問題。
（一）增速過快問題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統一布局與合理規劃，高職院校在開設新專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各大高校爭相擴招，使得新增專業不斷增加以及各專業在招生數量上快速擴張。根據數據顯示，自2006年以來，廣東省高職招生人數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數增加了近39%。由于過度擴張，學校人均辦學資源相對減少，使得教學質量水平有下降趨勢，最終導致畢業生在就業上出現“畢業等于失業”等問題。
（二）特色專業不明顯問題
近些年來，學校間為了爭奪生源，新增專業缺乏專業論證的比比皆是。許多高職院校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以“人有我有”作為指導思想，缺乏長期利益的考慮，過度追求數量規模，最后導致學校間專業過度重復，并且缺乏特色。辦學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學校間缺乏統一性，在辦學硬件上差異較大，導致同一專業在不同地區的學校培養的學生在質量上差異較大，這不僅使得教育質量得不到保證，也影響畢業生的就業，造成有限的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歸咎原因：第一，對發展觀的誤解，擴大辦學規模成為學校發展的唯一標準，校舍、專業、招生的規模擴張帶有盲目性；第二，對教學質量的誤解，由于對高職教育的評價監控機制的不完善，學校為了贏得認可，只在規模上擴大，以吸引公眾的眼球。
（三）專業建設資金投入不合理問題
廣東省多數高職院校都設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專業的投入成本相對人均較少。與之對比，工科類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的專業，只有少數幾個重點高職院校開設，招生人數也較少，比例偏低。現實的勞動力市場上相對緊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類專業，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高投入專業本身的特點和高職院校自身的辦學定位有關。高投入專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昂貴的設備、較系統的實訓基地的開發運營與維護，其人才培養往往也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就使得很多高職院校望而卻步；而低投入專業則與此相反，具有靈活、容易控制、周期較短、易見效益等特點，相對容易贏得高職院校的青睞。
二、珠三角區域勞動力市場供需現狀分析
由于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勞動力需求改變，而教育改革卻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種制度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目前廣東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現為技術崗位缺口大與部分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失衡導致企業生產水平下降甚至停產，更有可能導致勞資關系不和諧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產業轉型升級缺乏適合的勞動力支持，無法順利轉型。廣東省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產業轉型升級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改變
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成為全部經濟大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對勞動力地需求規模巨大。大規模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吸引了無數的外省勞動力進入廣東，而這些勞動力絕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對較。廣東省到了轉型升級期，面臨著產業結構重新調整，材料、技術更新換代以及消費需求的改變，新的產品不斷涌現，許多產業日益衰退。改革開放初期所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的衰退導致某些行業整體性失業。而這些失業者短期內很難被其他產業所吸收，而勞動者本身的技術比較單一，再加上新產業的進入壁壘，如果沒有良好的新崗位技術培訓，這批早期為廣東經濟發展付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可能就會一直失業。而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為方向，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因此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高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需要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應情況顯然不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
（二）高職教育不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
產業轉型帶來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來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暴露出高校教育的專業設置問題，大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勞動力市場不能對接。廣東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與高職教育缺乏統一規劃，在發展速度、發展層次、特色辦學等方面缺乏長期規劃，成人高等教育泛濫嚴重，重學位輕崗位培訓。另一方面，專業設置缺乏統一規劃，其比例和經濟結構比例不協調，人才培養結構失調，培養質量得不到保證等。其結果是，大學生畢業后不能順利就業。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隨著我國中西部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在中西部落戶，這些企業一方面能夠提供優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夠提供新時代的發展平臺。廣東的高技能型人才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西部地區，他們企盼回到家鄉發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識能力為家鄉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導致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來較缺乏技能人才供應情況更加嚴峻。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方面，高職專業設置應以產業結構調整所催生出來的人才需求作為出發點，高職專業設置的方向和思路應以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來決定；另一方面，合理設置高職專業，是高職院校成功培養出社會急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關鍵，也是產業結構發展目標能夠實現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廣東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背景下，廣東省高職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的高度融合，以培養出能夠適應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實現廣東省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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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公益；微創投；自我治理
1社區公益微創投的存在必要性
社區公益微創投是針對社區服務領域公益項目的公益資本投入，目的是通過資金、管理和技術支持，培育充滿活力的社區公益性社會組織，其出現主要是為了彌補政府功能的分散化和社區結構的碎片化而產生的社區治理危機。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為原則的官僚科層體制自身的弊端造成的，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發育不良則是社區碎片化難以進行自我療傷的深層次邏輯。非居民需求導向的街居體制使社區許多現存與潛在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社區居民缺乏共同治理的情感與人際基礎，及自我治理的能力。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條治理路徑均面臨困境時，社區公益微創投應運而生。它強調明晰行政資源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的各自邊界，最終實現社區內部組織從“自娛自樂”到“參與治理”、從“單一活動”到“項目運作”、從“各自為陣”到“抱團取暖”的轉變。
2從公益微創投到社區自我治理的路徑探索
一個個公益組織構成了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元素。在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的過程中，有如下四個重要階段。
2．1為激活社區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社區草根組織
在社區開展公益微創投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外來提供服務類與社區內部組織兩類，而公益微創投的真正起點是社區內部組織的草根組織。其可以從居民最感興趣的、成本付出更少而生活收益更高的地方開始，通過社區動員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與積極性，在專業社工隊伍的帶領下，挖掘社區能人，通過街道層面的新型平臺，申請微型項目，建立起更多的草根型社區組織，為了滿足居民多樣化的需求發展。
2．2實現責任主體從基層政府到草根組織自身的轉移
公益微創投的最終目的在于培養社區自我治理能力，同時為社區居委會減負。公益微創投所運用的項目指導型“三社聯動”機制，有利于發揮專業社工啟發草根組織自我意識的作用。結合我國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經驗，專業社工可以引導草根組織確定組織發展目標，啟發社區草根組織解決社區難題，而且可以長期陪伴草根組織，逐步培養其自治能力。在這個過程中，草根組織逐步建立自我意識，獨立解決問題，開展工作。治理責任隨著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加強，自下而上的草根組織開始分擔居委會的功能，為居委會減負，還可以實現從社區草根組織到社區自治組織的轉變。
2．3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承接組織資源
政府購買服務環節是對草根組織治理能力的檢驗與歷練，這必須建立在其治理能力到達一定高度的基礎上，這一階段社區草根組織的關注點從文體娛樂上升至志愿服務及社區自治。如果基層政府通過購買服務這一規范化的方式給予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更多的資源，那么社區難題的治理將更加便利，同時通過與外來社會組織的競爭和社會購買服務項目的評估，內生型社會組織的專業性會進一步提升，也更加契合居民需求，基層政府的負擔將減輕。
2．4社區實現自我治理
經過公益微創投，居民需求導向的社區草根組織紛紛建立，并在專業社工的引領下獨立承擔風險與服務責任，在治理能力提升后承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成為與專業社會組織相競爭、相補充的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不斷為基層政府減負，解決居民關心的社區難題，并通過公益微創投平臺，吸引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形成社會治理網絡，居民的自我意識與參與度得到質的提高，社區實現真正的自我治理。
3結論
我國當前的公益微創投仍處于建立社區草根組織的初級階段，而且受到行政考核體系的制約，草根組織給街居體制帶來的更多的是增負效應。而公益微創投平臺的年度項目制、退出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造成項目的不可持續發展問題，也在制約著社區草根組織向更高治理層次的轉變。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依舊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政府的配套改革、社會工作體系的完善與居民自我治理意識的提高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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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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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銅官山撤銷街道辦剛一年時，《決策》雜志曾以特別策劃《去留街道辦》予以關注。三年后，本刊記者再訪銅官山，一開始想以社區減負的角度透視其社區體制改革，但隨著采訪的深入，發現銅官山已經跳出社區，在社區之外的諸多領域展開了創新。
改革四年以來，銅官山人不斷試錯前進，點滴進步，點滴積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解決。解決一個問題，鞏固一項機制，轉變一種觀念。不斷的改革和優化終于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系統，而社區減負也成為其一系列改革紅利之一。
8月底，當記者來到銅陵市銅官山區陽光社區時，書記周云正在社會組織孵化中心與社會組織的負責人座談。社區干部能騰出時間了解社情民意，而不再疲于應付條塊下派的任務，源于一場始于今年5月份的旨在減輕社區負擔的“三減一加強”專項行動。
9月初，民政部社區建設司專家組成員宋慶華，再次來到銅官山，與社區辦工作人員一起商討“參與式治理”具體項目的實施。
無論是上一級政府主動為社區減負增效，還是向下的旨在培育社會力量的參與式治理，都指向一個主題――社區綜合體制改革的深化。
相對于四年前撤銷街道辦引發的外界集中關注，今天銅陵市推進的“三減一加強”和銅官山區的“參與式治理”雖不那么具有眼球效應，卻極具深遠意義和可持續價值，在這個縝密的改革路徑設計中，兩者互為推動，公共管理職能的實現和社區自治，當然還有社區減負，成為其自然而然的一個結果。
作為頂層再設計
的“三減一加強”
銅官山改革不同于其他地方之處是社區改革在整個政府治理體系改革中產生了撬動效應。
“社區綜合體制改革是整個城區社會管理的創新，不光社區在改，社區改的同時政府也在改。這是一個系統，社區變了，政府運行方式也要變，職能部門的工作方式也要轉變，如果你不轉變，仍舊以過去管街道的方式去管社區，只會把社區變回街道。”銅官山區政協副主席、區政府辦主任都斌告訴《決策》。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今年5月份，銅陵市開展了“減牌子、減考核、減事務、加強社區黨工委”的“三減一加強”專項行動。
據了解，銅官山一個社區之前平均承擔280多個事項，掛牌60多個。減負之后，事務減了將近一半，牌子只掛“社區黨工委”、“居委會”和“社區公共服務中心”三塊，考核只剩“社區工作目標管理考核”和“文明創建考核”兩項，社區負擔大幅減輕。
“三減一加強很通俗很實在，說起來上升不到模式和理論的高度，但它是社會治理體系的再造、完善和細化，是一個頂層再設計。退出去的公共服務職能勢必要購買服務，或減掉形式化的東西，倒逼政府轉變職能。唯此，減負才能真正的走出反彈。”區委書記昌紅梅說。
為防止減負反彈，銅官山正在開展政府職能部門公共服務的改革，目的是整合、融合部門的公共服務與社區的公共服務。
在昌紅梅看來，社區工作最核心的是提升服務，公共服務基本到位，做到不欠賬。“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拓寬公共服務的面，均等化公共服務比單純強調自治要重要得多，而且政府資源下沉客觀上也推動了社區自治和社會力量的發展。”昌紅梅說。
作為社區負責人，周云的觀點與昌紅梅不謀而合：“社區治理并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提升服務，去行政化不是目的，很多部門進社區的工作也是為居民服務，兩者不矛盾。以前社區就幾萬塊錢經費，幾個人在那里忙活，現在經費幾十萬，幾十個社區工作者，服務老百姓的能力大大加強，公共服務與社區自治并非兩張皮。”
4年前，銅官山撤銷街道辦引發了“社區再行政化”與社區自治關系的質疑，今天在銅官山這顯然已經是一個沒有多大討論價值的話題了。
在銅官山區領導看來，改革最大的紅利不是社區減了多少負和社區資源增加了多少，而是人觀念的轉變和社區干部工作方式、工作能力的提升。
“之前我在街道任副主任，雖然也跟老百姓打交道，但更多是把社區干部叫來，把事情分派下去，是被動的。現在到社區，方方面面的改革和變化逼著你學習和思考，個人收獲很大。”周云告訴記者。
天井湖是銅官山18個社區里唯一一個書記和居委會主任不是一肩挑的社區，這源于社區書記高鵬的建議。“我剛來時就建議不搞一肩挑，為的就是讓政府的意志和職能與社區自治之間相對有個空間。比如居委會想成立什么組織，做什么事情，由居委會主任跟我說，黨工委開會討論再向上申請匯報，應該是這么一種關系。”高鵬說。
采訪期間，給記者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社區干部的視野早已超出“減負”，開始思考更深一層的東西了。
參與式治理的潛移默化
3月11日上午，在銅官山區政府的一間會議室內，社區干部和專家展開了一場經驗與理論的對話，來自5個社區的主要負責人與北京參與行動服務中心的專家就社區綜合體制改革進行了激烈討論。
隨后的幾天里，社區干部陪同專家組成員走訪調研社區，每場調研結束，雙方都就具體議題展開座談。幾天磨合下來，一個集改革經驗和專家智慧二者精華的參與式治理項目正式啟動。這場對話源自銅官山對另一個對話的重視。
“在實際工作中，社區工作者有個困惑，我們政府在上面使勁喊，居民和社會組織卻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興趣不大，不能有效互動。”銅官山區民政局局長姚學明告訴記者。
在都斌看來，“參與”是社區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一個基礎和前提”，參與不光是居民和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治理中來，政府也參與到社會力量的成長中去，互相不斷磨合，同時各取所長、所需。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參與式的理念、規則和機制逐漸形成，并扎根到社區工作和政府的運行方式中。
參與式治理的第一階段是參與式治理能力的培訓，培訓對象有區政府工作人員、社區負責人和社區工作者，有的社區還邀請社會組織負責人和部分居民參加。
“它不是手把手教你怎么治理社區，更多的教給你一些理念和工具。讓你怎么跟居民溝通，怎么組織開展活動，怎么開會。以前討論一件事情，是我們在上面，他們在下面坐著，現在是大家圍成一個圈，讓每個人都講話。”銅冠山區社區辦工作人員周若瓊介紹說。
這場培訓也“顛覆”了高鵬的一些工作理念和方法。“完全不一樣，過去我們一般是把方案制定好，然后喊大家來討論，提修改意見，現在是‘你們想怎么搞’，然后頭腦風暴，在對話、爭論和妥協中達成決策。”高鵬感慨地說到。
在天井湖社區居委會主任潘美香看來，培訓最大的價值在于教居民怎么自治。“這些自治工具和議事規則看似細微末節，其實很關鍵。說白了，就是教你怎么民主怎么集中。我們的理念也變了，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你的發言都是有價值的。”潘美香說。
培訓的價值固然不容低估，最豐富的治理創新永遠在課堂之外。采訪期間，天井湖社區參與式的糾紛調解和自治拆遷給記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遇到糾紛，社區先把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召集到一起，再邀請律師、法官和相關專家等專業人士，有時候還邀請記者過來。“什么事情都擺在桌面上說，有專業人士的意見，有媒體的監督，結果大家都很滿意。很多事情讓居民自己參與進來，不管結果怎么樣，他心服口服，更重要的是有了參與感。”潘美香說。
天井湖有個老舊小區還不到拆遷的標準，但居民要求拆遷的意愿強烈。為此，社區組織居民選了5個人成立自管小組，由他們和政府談判，規劃、國土等部門過來測算后，詳細解釋拆遷標準和政策，然后由自管小組向居民解釋為什么不拆遷。
高鵬稱這類糾紛調解小組和自治拆遷小組為臨時性社會組織，既解決了問題，又減輕了社區的負擔。這類有明確議題的臨時性社會組織在政府與居民之間營造了一個緩沖空間，政府面對的不再是原子化的怒氣沖沖的個人，居民也找到了與政府對話表達訴求的渠道。
無論是參與式治理能力的培訓，還是社區在實際工作中參與式治理的實踐，既培育了居民的自治能力和社會力量，也提升了社區干部和社區工作者治理社區的能力，社區的負擔大為減輕。參與式治理最需要的是常態化的載體和平臺，有生長能力、可持續的載體無疑是社區社會組織。
培育社會組織
“糅合”了什么？
在姚學明看來，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對于提升居民自治和加強公共服務是“一個保障”，說到“保障”時，她特別停頓了一下，以示強調。社會組織對于提升居民自治這個作用自不用說，為何政府的公共服務需要它來保障呢？
采訪期間，幾個社區的負責人都告訴記者，現在居民可以分為兩種，政策需求群體和非政策需求群體。前者需要的是通常意義上的公共服務，職能部門通過在社區的公共服務中心就能基本滿足他們。而隨著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居民的需求呈現差異化，很多時候他們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一些個性化的需求，但他們也求助于社區。社區的精力和資源有限，要滿足這個群體的需求，唯有培育社會組織。
另一個動力則是街道撤銷以后，政府、社會以及居民對社區的需求，或者說社區承擔的責任比過去的街道和社區都要重，光依靠政府資源顯然難以為繼。
與全國多數城區一樣，專業化、市場化的能獨立承擔公共服務職能的社會組織在銅官山還是不多。那就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何培育和扶持他們？
2013年，銅官山全區健康體檢18399人，投入1755萬元購買基層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投入135萬元開展居家養老服務；投入1877萬元推行社區基礎性物業管理服務。此外，城建、市容環衛包括民政的一些項目全部拿出來向社會購買服務，社區里的一些小項目比如關愛精神病、關愛空巢老人、關愛重病患者等十幾個項目，都交給社會組織。
“必須要讓社會組織在成長的過程中有一杯羹。它要運轉，政府必須要給項目，通過項目給資金。項目化扶持既提升了其服務能力和專業能力，又鍛煉了隊伍。如果有序引導，社會組織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共同把大公共服務這塊蛋糕做起來。”都斌告訴《決策》。
都斌所說的項目化扶持就是過去幾年銅官山著力推進的社會服務項目化。具體來說，就是把公共服務職能項目化、清單化，然后通過公開競爭、擇優的形式把它市場化、社會化。
“這個是真正落到實處了，而且是我們所有各項工作的一個糅合！這里面不是簡單的培育社會組織，還有政府職能的轉變、觀念的轉變、公共資源供應方式的轉變。政府把一些治理的職能剝離出去，社會組織參與到政府治理中來，互相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不斷溝通磨合，共同成長。”昌紅梅告訴《決策》。
一、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狀
（1）發展速度較快，結構與區域發展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呈現多樣化趨勢。但數量少，規模小，且發展不均衡。沿海、發達省份農村中的社會組織較中西部地區更為活躍，專業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優勢。此外，由于政策導向以及農村社區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經濟類、娛樂類社會組織發展較快且數量較多，但教育類、環保類、慈善類社會組織發展滯后。（2）參與領域拓寬，社會影響不足。當前，社會組織已經逐步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并提供多樣的社會服務。但隨著新型農村社區中居民職業的多樣化、需求的多元化，社會組織的專業素質、組織運行等都不能滿足新型農村社區發展的實際需求。（3）參與意識增強，社區信任度低。近年來，社會組織以各種形式積極地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如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務等。但社區居民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員素質較低、運行機制不健全等導致內部管理混亂，服務質量不高；其次，社會組織缺乏必要的內外部監督，加劇了社區社會組織的信任危機。最后，居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也影響了其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
二、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
（1）治理主體責任不明確，忽略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獨立性。當前，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但在現實中，各主體之間卻經常相互沖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層政府與社區組織之間。基層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認識不到位，主管部門介入太深、干預過多，從而忽視了社會組織應有的獨立性，致使其功能發揮不佳。（2）農民認知不到位，弱化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新型農村社區建成后，農民由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群體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日趨弱化，不愿參加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其次，農民合作意識不強，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為判斷，缺乏長遠視角，容易對社會組織產生抵觸情緒。由于農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弱化了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3）監督考核機制不健全，制約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規范化發展。首先，社會組織相關法規不完善，缺乏規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責權利不明，導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評估缺乏落實，一些社會組織沒有統一的服務標準，不遵守職業準則，不注重社會信譽，導致其發展陷入困境，難以形成社區內民主公開的氛圍，影響社會組織、基層政府以及社區居民的有效互動。
關鍵詞：社區治理；社區自治；居民參與；社區服務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社區治理內涵與我國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內涵
社區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區治理成效如何將直接關系著一個社會的穩定程度。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社區治理的實效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城市治理的微觀體現，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首先應當從社區治理開始。
“治理”與“統治”相對而言，社會治理理論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是社會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對我國的社區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它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是一個社會層面上所有行動者參與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種社會機構或私人機構都不是獨自解決復雜、動態和多樣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不可能各自擁有解決問題的所有資源。因此，只要在這個社會層面上得到公眾的認可，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第二，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有一定的互動。治理理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存在著界限的模糊性，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治理主體的參與結構往往具有多樣性，可以是一種契約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讓渡部分管理權限給其他的社會組織，不再堅持政府職能的排他性和專屬性，而是更加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第三，強調參與的主動性。按照治理理論進行社會管理時，強調參與者的自愿主動，而不是強制的被動行為。治理理論期望達到的最佳狀態是在整個治理系統內部形成一個自組織網絡，加強系統內部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創新。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再囿于傳統政府社會治理模式的束縛，主張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術，以提高社會管理的績效。
單位體制、單位人作為中國的重要政治社會遺產，上世紀40年代開始萌芽，50年代逐漸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鞏固，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弱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社區中的街道職能慢慢的被強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體、動態化的資源配置結構。根據西方理論視野下的治理觀點和我國目前的城市治理實際，我們可以把社區治理定義為：以社區為基礎，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在管理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不用的治理主體依托各自資源而進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社區治理作為社區發展的一個目標，其治理模式也是隨著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調整變化。目前看來，我國社區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行政型社區、合作型社區和自治型社區。
1.行政型社區。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實際上處于社區治理的核心地位。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居委會是居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操作當中，都是把居委會納入到政府管理體系當中，與街道辦一樣變成政府的派出機構。而居委會作為最底層的一級，直接聽命于其所在轄區的街道辦，平時辦公經費來源以及工作內容的決定都要根據街道辦的安排，因此，時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種行政事務的困擾，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不僅僅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功能發揮受到限制，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活動和建設的積極性無疑都會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區是目前社會管理格局中最活躍的一種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國政治社會發展中人治思想的影響深厚。究其根源，單位制作為上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重要特征，在當時環境下，對社會資源配置、滿足社會成員需求以及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當時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發揮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街道職能的不斷強化，人民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單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斷弱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就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轉型變遷的進程而言,“單位社會的終結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2.合作型社區。政府通過授權，把原來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權限轉交給社會組織來承擔。實際上是政府放權，通過找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利用其自身豐富的資源，達到更好的社會管理效果。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對社區的資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政府的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的職能加強同步進行。這種模式是在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逐漸弱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這種“非單位制”型的社會格局改變了我國傳統的政府管理的微觀基礎，政府無法再通過對其直接控制的單位將社會成員納入到整個社會管理體系當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會資源，通過調動社會組織，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將自主但分散的社會成員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對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說，這其實是一種雙贏的過程。至此，我國的社區治理應當說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模式必然會遇到其發展瓶頸期，居委會，業委會，社會組織，和街道，政府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種多元社區治理主體的博弈勢必會影響到社區治理的長期效果。
3.自治型社區。由社區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政府從法律上、制度上為這些組織提供的發展提供保障，并進行監督。根據目前學術界圍繞社區自治的各種觀點來看，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論哪一種取向，對社區自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與社區之間的簡單割裂，也不能理解為社區完全自組織的自我治理，而是與社區治理相關的各方利益相關者通過社區內的決策中心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共同治理，盡管實現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還有很長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發展的最終歸宿。
二、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法律缺位
進行社區治理并最終實現社區自治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對居委會的地位、性質、任務、工作制度等作了規定，但是明顯過于原則化，實際操作性不強，像對社區的界定，社區自治的性質，管理運行方式等都處在無法可依的狀態，給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帶來了很大的模糊性，也為各級政府把居委會當做一些行政事務的落實層和最終操作層留下了空間。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居民自治依據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其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社區建設的新形勢，存在明顯的滯后性。比如，第六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根據居民居住狀況，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則，一般在一百戶至七百戶的范圍內設立。 而在許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漢等地，一些住宅小區規模明顯擴大，這項規定明顯已不符合現實情況。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從立法層面予以解決。
居民參與度不高
首先，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不高，從觀念層面上分析，舊有的“單位參與意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阻礙了社區居民社區自治參與意識的形成與塑造。其次，參與社區事務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對社會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還大量存在，社區居民某種程度上也習慣并認同了政府行為，被動接受安排的多，主動參與管理的少。即便參與到社區事務中，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參與具體實施過程，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參與則普遍不多。另外，社區志愿者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不夠成熟，沒有形成全社會都來參與社區建設的氛圍和環境，影響了社區管理工作的深入展開。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區功能主要體現在社區服務上，如在上海，主要是為老年人、殘疾人、少兒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居民提供家務勞動、文體活動等便民利民服務，服務對象相對固定，服務內容比較單一。另外，從總體上看，發展社區服務，完善公共配套設施的主要困難是資金不足，缺乏資金保障的長效機制
職能異位
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政府工作職能，而這些街道承擔的行政事務，其中大部分又攤派給了下面的居委會來承擔。目前，居委會的成員組成中，年齡多在40歲以上，以中老年群體為主，每天疲于應付街道交派的各項任務，本應面向社區居民服務的居委會，在大多數時間卻為政府和社區其他職能部門做許多份外的或與社區居民聯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異位，居委會服務基層群眾自治的功能難以發揮。
三、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的幾點建議
實現社區治理形態從政府主導到公民自治的變革，其實質就是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盡管目前，實現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從理論層面進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討。
加強法制建設，確保有法可依
修訂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社區治理有法可依。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問題新情況，流動人口的遷移、人口老齡化、動拆遷的轉移安置等問題，使居委會在管理上力不從心。因此要通過立法或對現有法律的修訂，廓清居委會的職能，權限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從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社區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區居民自治參與意識，完善參與機制
社區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參與、自治、共享。通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居民能否有效參與社區事務，一方面取決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區理念；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完善的參與機制。因此，一是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社區活動，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場所，塑造共同的社區價值。二是以人為本，堅持社區需求，用共同需求來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三是完善居民參與機制，通過法定程序制定相關規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參與機制，以保證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增強服務意識
在社區建設的同時，要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推進配套設施建設。一是通過搭建自治平臺，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自治作用。發展志愿者隊伍，推動社區志愿服務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治服務與管理。二是優化社區軟環境，打造特色服務，開展特色活動。三是利用電商打造社區服務平臺，實現從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服務。目前中國服務業產值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區服務的商業潛力，在我國亦大有可為。
對政府職能進行科學定位，拓展社區自治空間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的邊界，進一步明確政府、街道和居委會的各自職責，政府職責有專門的部門來履行，不隨意向居委會攤派。確需居委會協助的行政事務，要有明確的經費和人員，以減輕社區工作負擔，創造必要的自治條件，使居委會真正的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定位。
參考文獻:
關鍵詞：社區參與；城市；治理
中圖分類號：TU984.1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01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城市社區成為基層治理與秩序維持的基本單位。隨著居民利益訴求的多元化與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傳統的行政主導式的治理模式難以適應現代社區的需求。近年來，社區主體漸趨多元化，在這種背景下，需要調動居民的積極性，讓居民自主、自發地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居民的社區參與既是良好的社區治理體系建構的基礎，也是構建基層共同體、增強社區凝聚力的現實保障。但是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城市社區普遍存在著社區參與不足的問題，這成為制約社區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當前社區參與不足的現實表征
（一）居民參與意識不足，被動的動員式參與是參與的主要形式
居民的參與意識是參與的基礎。在很多社區的調查發現，很多居民雖然生活在社區，但是并沒有意識到也應為社區盡一份責任與義務。更沒有意識到居民自身具有參與社區治理、監督居委會工作的權利。很多居民認為，社區的決策是政府行為。即使參與到社區的事務中，也是通過社區工作人員的動員、勸誘、說服而參與（更確切的說是執行）社區管理機構已形成決定的事項，比如參加居委會組織的各類活動等。這種參與既不能對本社區內的事務進行決策，也不能對社區公共權力的運作進行有效的監督，屬于被動的動員式參與，其參與的效果有限、參與程度不高[1]。
（二）參與內容有限，大多停留在文體性娛樂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少
在參與內容上，居民的社區參與大多是參與娛樂活動。很多居民有室外鍛煉的需求，尤其是一些退休的老年人。為了滿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一些商品房社區一般配備了小區廣場、健身設施、開發了一些文體娛樂的場所。一些居民早晨共同鍛煉，活動內容有打球、跑步等。一些社區還成立了進出比較自由的娛樂組織，如很多中老年婦女在晚上跳廣場舞。一些居民出于共同的興趣和愛好，一起下圍棋、象棋等。對于社區的公共事務，一般的社區居民參與非常少。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很多事情，如小區保潔、物業收費等等，一些居民也關注，但是缺乏實質性的參與。一些公共決策大多是由居委會或物業公司做出，隨著物業公司進駐社區，侵犯居民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很多居民對物業公司有意見，但是缺乏正確溝通的渠道。
（三）參與人員大多是婦女或老人
在調查中發現，在社區舉辦的活動中，參與的居民大多是賦閑在家的老年人或婦女。這部分群體參與社區活動的目的是休閑或打發時間，參與社區的活動項目大多是娛樂性的活動。如社區組織的看電影活動、居委會組織的各種比賽。由于老年人的時間比較充裕，部分老人對社區事務也顯示出一定的關心，加之老年人和婦女的自主意識比較弱，也比較愿意服從居委會或物業公司的安排。居委會和物業公司也愿意讓老年人或婦女參與社區的活動，如安排一些老年人擔任樓長等社區職務。
二、社區參與不足的原因分析
在目前的社區治理體制中，缺乏居民參與的正式渠道。調查中發現，很多社區居民對于關切居民利益的小區收費、車位問題、公共設施維修等問題密切關注，希望維護自身的利益，愿意參與社區的一些決策。但是很多社區的公共決策均由居委會、物業公司等組織做出，居民很難有參與社區決策的渠道。目前，社區居民的許多參與活動都是根據上級統一部署安排，而并不是根據居民的需要而組織的，居民參與是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參與任務。社區居民的參與采用的是湊人數的原則，誰來都行，參與機制不完善，缺乏制度保障。更缺乏缺乏詳細、規范、操作性強的程序或規定作支撐的居民參與制度，其直接后果是居民參與的實效性差、社會效益低[2]。
隨著社會的轉型，大量的“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社區成為城市居民生活與社會聯系的重要基礎。由于多年計劃經濟的慣性，居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大多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被動式”階段，有參與的需求，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參與，更不會主動謀求參與的方式。很多居民缺乏對于社區的主人翁精神，認為社區建設是政府的事情，居民要服從政府與社區組織的安排。在參與動力上，對于跟自身利益不直接關聯的事情，不去積極主動去關心、關注。很多居民由于缺乏公共政策的知識，不具備現代公民意識，缺乏對社區公共事務的主動的、積極的參與意識。
三、推進社區參與的路徑
隨著社會的轉型，現代治理尤其要發揮多元主體的參與作用。促進居民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的提高是推動居民社區參與的路徑之一。要加強居民的主人翁意識，強化提高居民的現代參與能力。為有效推動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需要構建新的參與平臺。可以利用互聯網，建立公共事務交流平臺，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組織負責人參與其中，居民可以對社區內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同物業公司、居委會交流互動。也可以增加居民與物業公司、居委會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設置物業公司經理、居委會主任聯合接待居民日，傾聽居民的意見，加強物業公司、居委會等社區組織與居民的雙向互動。居委會和物業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功能定位改進公共事務的決策方式，動員居民參與決策。在關系居民利益的物業收費、停車位、公共設施維護等重要決策中，要強化民主決策程序、強化居民的監督作用。當前物業公司與居民矛盾突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涉及居民利益的決策中，物業公司缺乏與居民的合理溝通，導致矛盾突出，直接影響了社區治理的效果。因此必須給居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機會與平臺，提高社區治理的效果與能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因為工作關系，我和沈校長認識已有十多年了。雖然謀面不多，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和目標，大家走到一起來了，經常以文會友，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與情感，所以雖遠猶近，關系甚篤。有些時候為了討論或研究一個問題，深入一層，更是猶如故友至交。這次認真研讀沈著，掩卷三思，覺得有幾點感受，說來和作者、和讀者朋友，一起交流分享。
就本書的定位，誠如作者自己所說：“本書對現代社區教育轉型發展進行研究，不僅是為了解決社區教育管理與運行層面的具體問題，而且希望通過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從中尋找出社區教育發展的趨勢與規律，籍以促進我國現代社區教育的改革、發展與創新。”總的看來，這是著眼于基本理論研究，以應用理論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相結合為主要特征的一項研究成果。
一、著意社區教育基本理論
研究，尋求理論破題
本書中涉及基本理論研究的，大致有社區教育的相關概念辨析、本質屬性、功能定位、外部關系規律、內部關系規律等一些內容，作者都力求作出自己的理論詮釋。
關于社區教育的本質屬性，作者把它定位于“社區發展為本”和“居民終身發展為本”兩個屬性的有機統一體。“如果否定了社區教育以社區發展為本的屬性，也就否定了社區教育中‘社’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社區教育與其他教育形式的區別。”“如果否定了社區教育以社區居民終身發展為本的屬性，也就否定了社區教育中‘教’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社區教育與其他社區活動的區別。”最后得出結論：“社區發展本位與人的發展本位作為社區教育的本質屬性，兩者缺一不可，相互制約、相輔相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社區居民的終身發展寓于社區發展之中；社區發展離不開并依賴于社區居民的終身發展。一句話，社區教育的社會（社區）屬性與教育屬性的辯證統一和有機融合，即為現代社區教育的本質內涵。”“從社區教育發展趨勢看，強化教育屬性與社會屬性的融合，進而實現社區教育從教育主體本位向社會主體本位的轉變，是未來社區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第二次飛躍。”這些妙語實屬精彩之筆。
在論及社區教育與社區建設的關系時，引入了社會（社區）治理的新理念，對兩者的內涵也進行了最新的闡釋，并且引用了臺灣學者提出的社區營造和社區教育聯系融合的做法，指出臺灣社區營造的重心走過了一條從造景、造產到造人的轉變之路，最終把社區營造的重心放在造人上，而造人的關鍵就在于社區教育，給人們以啟示。
關于社區教育功能定位，在論及非功利和功利的爭論時，并沒有就事論事，簡單地評判是非，而是把這個問題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正確地指出：“目前社區教育的發展階段，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社區教育的功能定位必須符合現實社會發展水平。”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功利性也是無法避免的，它是開展社區教育的動因之一，也是社區教育不斷發展的現實基礎”。“只有將這兩種價值觀結合在一起，才能有助于社區教育的發展”，最終達到非功利性價值的目的。
關于社區教育的規律初探，作者借鑒潘懋元先生關于高等教育學基本規律的研究框架，分別從社區教育的外部關系、內部關系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對其規律進行研究。
作者指出社區教育不能不受到其所處的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制約，如果“就教育談教育”，就可能成為“空中樓閣”。作者以上海市的典型案例，說明經濟發展水平支撐、推動社區教育的發展；以全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說明經濟發展制約社區教育的發展。同時，作者指出不能簡單地以經濟規律或社會規律來代替社區教育的自身規律，甚至也不能簡單地以一般的教育規律來照套社區教育。社區教育是以滿足民眾需求為目標的新型教育形式，其價值追求主要體現在：一是民眾教育，一種平民化教育，直接為社區民眾服務；二是民生教育，以關注民生為目標，與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三是民權教育，是實現公民受教育權的重要形式，有助于實現教育公平和民主。社區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平民進步的階梯、教育公平的砝碼”。這些論述樸實中肯，可謂一語中的。
在論及社區教育內部關系規律時，作者指出需求導向是社區教育的內生動力，要以了解學習需求、掌握需求動態為前提；跟蹤調研、適應不斷變化的學習需求；主動引導需求，促進科學發展；最后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社區教育運行機制。
綜上所論，只要是熟悉社區教育的業內同行，就可發現，在社區教育還沒有擺上主流教育的位置，在理論還處于很不成熟、眾多研究還限于經驗總結或泛泛而論的情況下，作者專心致力于社區教育理論研究，論說了不少有見地、有價值的內容，給我們帶了一個潛心研究、深入研究的好頭。也啟示我們，社區教育需要社區教育工作者戮力同心，進一步以加強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有機結合為路徑，推動新時期我國社區教育的廣泛深入發展。
二、著重社區教育實踐問題
研究，尋求認識飛躍
在《實踐論》里指出，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提升，這是認識的第一次飛躍：“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實踐工作者要向理論工作者學習，就要學會理性思考，掌握飛躍的本領。而理論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以科學理論指導實踐，通過研究，對實踐問題做出理論詮釋。我們看一項科研成果（包括著作、論文等）有沒有理論價值和社會功能，有沒有生命力和影響力，關鍵在于能否緊跟形勢，緊跟時代，傾聽實踐的呼聲，總結實踐的經驗，重視理論提升。沈著的一個特點，就是適應了形勢任務發展變化的新要求，圍繞社區教育發展的新階段、轉型期遇到的新問題，力求把靜態和動態、歷史和現狀、宏觀和微觀、實踐和理論結合起來，對社區教育實踐加以理論概括，以期形成新的理性認識，指導社區教育實踐。
作者指出：“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我國社區教育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這是本書一個基本判斷及其立足點。然后緊緊圍繞這個新階段，以社區教育轉型發展為主線，以社區教育改革發展的實踐為主題，分別從社區教育的發展形態、地位作用、體制機制、途徑形式、服務對象等方面，簡要地分析了社區教育發生的變化，強調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命題之后，我國社區教育開始從以往的政府單一主體管理，轉向政府主導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隨著學習型城市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各類學習型組織、社區學習共同體、數字化學習、移動學習等新形式、新載體不斷涌現，社區教育朝著內涵發展、特色發展、創新發展的方向轉型升級；社區教育正在從邊緣狀態向中心地帶位移，成為我國學習型社會與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載體與途徑，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創新與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與形式。
本書的研究，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堅持以問題研究為導向。這里的關鍵是能不能發現真問題，精準地抓住真問題，敢于直面、緊緊抓住這些問題，開展深入的理論聯系實踐的研究，總結梳理實踐經驗。只有基于實踐，反思實踐，經過理性思考，概括提煉實踐，才能達到向理性認識的飛躍，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高于實踐，指導實踐。在這方面，作者長期在一個省級開放教育部門擔任領導工作，兼具管理者、實踐者、研究者的角色于一身，而且勤于學習，勤于調研，勤于思考，思想敏銳，思路開闊，善于捕捉區域的和全國的社區教育改革發展的最新進展和實踐創新成果。可見，具備了主客觀方面的基本條件，從而成就了這項研究。
從本書結構內容分析就可發現，作者把文獻研究和問題研究結合起來，梳理出了關于社區教育管理體制、政策、評估等管理方面的問題，關于社區教育資源整合、課程開發和管理、數字化學習和社區遠程教育、社區老年教育、社區職業教育培訓，以及學習型城市建設、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社區教育等社區教育改革發展中碰到的主要問題，都是一些真問題、大問題、難問題，對社區教育改革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作者勇于直面這些問題，深入研究，做出必要的理論詮釋和概括，體現了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和責任擔當。
不僅如此，作者致力于把理論研究和實踐推進結合起來，以理論研究為先導，以理論應用、解決問題為目的，在研究過程中始終注意研究的現實性、針對性、操作性，重視闡明理論應用的路徑、策略、方式、載體，很接地氣，指導性很強。
在國外的教育理論研究中，有所謂大理論、中理論、小理論之分，這主要以對事物本質的概括抽象程度高低深淺而定，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發生作用影響和指導輻射的范圍大小、領域寬窄之分。大、中、小理論之間，也沒有一條鴻溝，小理論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可以上升為中理論，再依次上升為大理論。在教育研究的實踐中，往往需要有一個過程，企圖一步到位，搞出一個高大上的大理論，除了極少個案，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通觀本書，作者顯然不滿足或停留于一般性實踐經驗總結的層面，而是力求理論概括抽象的程度高一些，力求逼近對社區教育規律性的認識，以期更好發揮對社區教育實踐科學指導的作用。現在看來，書中涉及基本理論層面的有關研究，有許多真知灼見，而大部分的理論抽象及闡述，則達到了中理論的深度和高度。
就以社區教育的政策研究為例，作者分別從社區教育的政策界定和功能、社區教育政策的演進歷程、社區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社區教育的政策制定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概括和系統的分析，進而就社區教育的政策目標、政策主體、政策措施、決策程序、決策思路等，進一步作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和解讀。例如，在論及社區教育政策的制定思路時，指出確立合理的社區教育政策價值向度，保障社區居民自主學習權，追求教育公平正義，服務社會民生和個體全面發展；在論及制定社區教育政策的關鍵要素時，指出提高社區教育政策的決策水平，構建民主、公開與透明的決策機制，突出教育資源整合的協調機制，明確社區教育政策的分類試點與分步推廣。
對于所有這些具有一定深度而又專業的論述，試想作者如果不是兼管理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于一身，沒有勤奮學習、深入思考的嚴謹作風，沒有較為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開闊的理論視野，就不可能具備這樣的專長和優勢，就不可能把研究做到如此深入的程度。正如作者所言：“本章從社區教育的政策文本出發，探析政策的目的、主體，措施的變化規律和政策制定的一般程序，以期確立合理的社區教育政策的價值向度和逐步形成清晰易行的社區教育政策的體系，為進一步提高社區教育政策的決策水平，構建民主、公開與透明的決策機制和完善教育資源整合的協調機制提供借鑒。”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作者的研究成果，在社區教育同類研究中是屬于比較專業的那一種，在深化社區教育研究的征途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著力管理決策理論研
究，尋求科學應對之策
書中涉及社區教育管理決策理論，主要有社區教育治理、政策、評價等方面的內容。
作者站在現代治理理論的高度，對我國社區教育管理體制的實踐作了階段劃分，分析了特點及內在聯系，指出了管理體制經由改革創新從管理向治理演化的向度。作者把開展社區教育初期由教育部門直接主導開展社區教育活動的垂直型治理模式稱為“I”模型，把新世紀以來形成政府統籌、以社區教育委員會為基本形式、多個部門共同參與社區教育的模式稱為“Y”模型，并預測今后的社區教育治理，將會注重在政府指導之下形成以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為主要特征的社區教育治理的“X”模型。指出對于社區教育多元治理模型的構建，應體現以下幾點內容：實現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達成多方協同的目標共識；形成利益分享的資源網絡；促進社區教育的專業化建設。社區教育治理的發展方向，必將更加關注通過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格局來提供質量更高、數量更多的公共服務，政府主要在理念引導、規范制度、目標設置、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主導性作用。
在論及社區教育多元主體治理體系構建策略時，作者從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搭建信息化平臺、探索市場化機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比較周全的思考，并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最新理念融入分析與破解現實問題的研究之中。
筆者還注意到，作者將社區學習共同體作為社區教育治理的一個重點問題加以論述。書中將社區教育共同體與社區學習共同體，分為兩個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系的層級的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教育治理的一種創新形式與舉措納入社區教育治理體系的范疇，而且吸取了各地的實踐經驗，對其內涵與意義、推進策略等作了新的概括。
作者敏銳地指出，近幾年來，在一些社區教育示范區的示范和引領下，社區教育不斷向社區居民的自主學習、互動學習轉型發展，學習社團（學習共同體、學習圈）陸續產生成長，成為社區教育自主學習的主體力量。居民主體、社區自治在社區教育中發揮著廣泛的基礎性作用，成為社區教育協同治理的目標共識和愿景追求。進而指出：實現真正的多元參與下的協同治理，需要建立社區教育治理的協商決策機制、政策保障機制、資源共享機制、監督評價機制，以推進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將承辦社區教育活動的職能向民間組織適當地轉移，通過購買服務、經費補貼等辦法促進其自治功能的發揮。作者闡明的這些觀點，都體現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思維品格。
四、期待繼續深入研究，期盼
這項研究日臻完善
關于社區教育本質規律的研究，是一個深層次、高難度的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包括實踐、糾錯、提升、完善這樣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同時，由于社區教育規律的基本矛盾和關系是多維的，故可以從不同范疇、不同層次、不同角度來把握它們的不同關系。因此，書中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把社區教育的領導體制、機構隊伍、學習資源等方面的要素歸入內部關系規律研究，著重研究社區教育發展與社區居民接受教育服務的關系，這是從教育管理的角度來探討社區教育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研究的是條件性問題，尚未上升到從本體性問題來探討社區教育的內部關系規律，似覺有必要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社區教育內部關系規律研究，本質上主要解決社區教育和人的發展、特別是與社區居民的發展相互關系的本質聯系。可否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社區教育和人的發展（全面發展、充分發展、終身發展、自由發展），社區教育與人的生活（謀生型、發展型、樂生型、享受型），社區教育與人的價值（追求物質生活的利益型人生、追求生活質量提高的發展型人生、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型人生、追求回饋奉獻社會的服務型人生），從成人與成才的關系等方面深入加以研究。二是社區教育和底層民眾、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特殊群體的關系，以揭示社區教育最具人本性、人文性、全納性、包容性、普惠性的本質特征，它迥然不同于精英教育，社區教育不是以篩選與淘汰為前提的拔尖教育，而是補短板、促公平的平民教育、草根教育、兜底教育，是不讓一個人變差、不讓一個人掉隊的教育，是讓每一個普通人、底層民眾成人的教育。三是研究教育者與學習者、管理者與學習者、學習者與學習者，以及社區教育學習的生態圈里面，各種角色之間錯綜復雜、相互作用影響的關系，最后作用于社區居民素質的結果、成效。這樣處置是否更為符合所謂內部關系規律的研究邏輯。
這里還要注意的是，人的發展不僅和社區教育有關，也和一般教育或其他類型的教育有關。所以，從本研究主題出發，應該更加重視社區教育對人、特別是對社區居民的發展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與影響，這些作用與影響所能達到的范圍與程度，而不能把一般教育或其他類型教育的作用和功能誤讀為社區教育的效果。
在學術研究的語境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理論創新、理論繁榮的根本之策。相互之間的討論、爭論、切磋，都是正常的、必經的過程和路徑。這種討論不一定有對錯之分，但可以幫助和促使人們的研究和思考更為縝密，有利于理論走向成熟與完善。
總的看，《轉型發展中的社區教育問題研究》，堪稱沈教授在我國進入改革發展轉型期，深入思考和研究社區教育實踐和理論的一部力作，可喜可賀，希望再接再厲，期待更新佳作問世。
以上所言號稱書評，可能作為一種互動討論的感言更為合適，歡迎作者、讀者批評指正。
陳乃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