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11 09:18:1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分析范式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經濟學的理論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 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 （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
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經濟學把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 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克思繼承和發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一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 考察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選擇， 還討論了市埸結構，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 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 所謂規模經濟， 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約和利益； 所謂市埸結構， 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 而技術選擇， 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成本， 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 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 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 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 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 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 也就是說， 在新古典理論看來， 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 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系和物質技術特征。
論文摘 要： 本文通過調查了解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實際情況，以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教學面臨的一些實際困境為例，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尋求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保證和提高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對策。
根據美國學者馬丁·特羅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指標，則可以將高等教育發展歷程分為“精英、大眾和普及”三個階段。他認為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于15%以下為精英化教育階段，當毛入學率達到15%時，高等教育就進入了大眾化階段。20世紀末，我國開啟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碩士研究生教育在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眾化高等教育的過渡過程中，其質量問題日益受到重視。
本文以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為例，結合碩士研究生的自身特征，對現狀進行調查，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對于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來講：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群體有其自身獨有的特點，數學學科側重培養學生具備扎實的基本理論功底，掌握并熟練地運用基本的科學研究方法，因而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需要經歷模塊化的高層教育后，進入系統專業化的精英教育。在現如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研究生學習從最初的“師徒”式學習到現在的“從游”式學習，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的下降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本文通過對師范類院校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教育實際情況的調查和分析，探索和尋求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以江蘇省徐州市多所大中專院校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碩士生導師、碩士生管理工作者為調查對象，了解當前高等院校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現狀。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200份，有效問卷196份。問卷涉及導師對碩士生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管理工作者對碩士生的課程設置和培養方案的看法、學生對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數學學習的信念，以及學習后對未來的態度，等等。
一、調查現狀
通過對回收問卷的整理和匯總，綜合考慮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在當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的學習現狀有以下特點。
1.教育理念過于傳統。
素質教育在中小學已經全面展開，但似乎并未深入到碩士研究生教育里，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教育更是如此。碩士研究生教育雖然沒有升學的壓力，也不需要一味抓成績、抓教學，但是在碩士研究生的實際教學工作中仍然缺乏學生是學習主體的意識，忽視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可見，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的教育理念還是比較傳統的。
2.研究生課程設置過于單一化。
對于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來說，每天除了上課，就是研讀文獻，可以說，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的學習生活還是很單一的，不注重實踐能力。因此，我們認為，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在課程設置上過于單一化。
3.研究生學習過于被動。
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專業很多，不管是基礎數學還是學科教學（數學），都是數學自身的特點，學習時需要自己主動，耐心鉆研，冷靜思考。然而，當前的大多數數學學科碩士研究生仍是上課聽講記筆記，課后完成教師布置的任務，沒有養成主動讀文獻、聽學術講座的習慣，學習過于被動。
二、研究反思
1.碩士生導師的教育教學模式需多元化發展。
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后不能僅僅為了去中小學當老師，而應該多元化發展。這里所說的多元化發展不是針對一個學生而言的，而是針對一個學院群而言的。如何才能做到多元化發展？這就需要碩士生導師的教育教學模式多元化發展。
2.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模塊化和專業化高度融合。
通過問卷調查我們發現，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課程設置過于單一。考慮到數學學科的碩士研究生課程也有必修與選修之分，我們可以結合專業特點，嘗試將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模塊化。
3.引導研究生認清學習目標，主動學習。
數學學科的任一專業學習起來難度都很大，學生剛剛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就得認清學習目標，根據自己所學專業特點，從一開始就制定完整的規劃，提高學習的主動性，并努力向目標奮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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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經濟學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經濟學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價值觀、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個體理性分析方法、經典物理學與現代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放在制度變遷的演化中，通過制度的供給需求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對象(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具體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的影響，同經濟學有相通之處。這樣，就決定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是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統一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對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繼承與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硬核”，借鑒與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進行經濟學的科學綜合，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一、經濟學范式實質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經濟學范式主要具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觀，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論。從世界觀的意義上講，經濟學范式所表明的是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基本信念和價值標準等。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經濟學范式是指被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從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來看，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其內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二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與具體分析方法，三是以生產方式范疇為核心的概念體系，四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與具體結論。從其基本內容看，經濟理論本質上是制度經濟理論，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較早地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定義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涉及并從本質上剖析作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固定化和規范化表現形態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體系。
在經濟學說中，制度范疇的內涵就是社會形態的“生理學結構”，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社會生產方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這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作為生產關系主要內容的生產過程的管理制度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制度，這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這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并決定的上層建筑。在經濟學中，“制度”分為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即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這是僅限于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廣義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即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這是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的社會制度。的制度結構細致縝密，涵蓋并詳細界定了各種制度內容，科學地揭示了它們之間內在的本質聯系，以一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探討了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貢獻就是它以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內部矛盾為根據闡明制度變遷的動力。經濟學闡明了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制度的“外殼”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總體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的“外殼”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筑。從二者關系來看，制度的“內核”是基礎和內容，制度的“外殼”是結果和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反映與包含前者。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矛盾作為制度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制度發展變革的決定力量，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能夠容納并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能存在與發展：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不能容納與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要被炸毀并被新制度的外殼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運用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框架論述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更替，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制度變遷的浩大歷史畫面。馬克思還具體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發展引起社會制度變遷的機理：生產方式變化(物質生產方式變化——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生產關系變化——上層建筑變化。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問的矛盾。這實際上是指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制度經濟學，或一種關于社會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經濟學不僅科學地確定了以社會制度為內容的研究對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種社會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范疇與概念體系；不僅具體分析了各種制度因素之間的唯物主義的辯證聯系，而且科學地闡述了社會制度的矛盾運動過程及客觀規律。今天，我們要實現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就必須繼承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在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吸收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進行科學綜合，實現理論創新，努力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應當現代化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我們不僅要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而且必須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吸收現代經濟學發展的新成果，推動經濟學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本框架的馬克思經典范式是迄今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同西方經濟學相比，它無論在世界觀方面還是在方法論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科學性，無論是對社會經濟變革還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解釋力與指導力。其次，我們之所以要實現經濟學范式的發展、創新、現代化，是因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兩類十分明顯的“反常現象”：其一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大量“反常現象”，其二是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大量“反常現象”。這兩類“反常現象”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理論提出了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學只有實現理論創新，才能對新的大量“反常現象”具有適應性，才能形成適應現代社會生產方式新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在信息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在馬克思經典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下，科學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形式所發生的新變化，提出新觀點，建立新理論，形成具有現代特征的經濟學。再次，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迅速發展，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經濟學應充分吸收這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形成制度經濟學范式。最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運用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基本原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特征和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模式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并對其進行的科學解釋，形成了引人關注的經濟理論成果，這為我們進一步進行科學探索，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目前，“經濟學范式經過創新發展已經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論成果，構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框架，將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進來，是該范式今后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其自身發展趨勢看，也需要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興經濟學門類進行科學綜合。一般說來，經濟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與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胡進，2004)。西方經濟學范式的發展是一個“建立——革命——綜合——革命——綜合”的過程。經濟學范式的發展過程，不僅是一個縱向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自我揚棄過程，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成果與方法的橫向綜合過程。從歷史上看，經濟學經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當時經濟學成果與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構建現代制度經濟學范式，應當而且必須充分吸收和廣泛借鑒當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與科學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特征是堅持“理性——個人主義——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數學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這種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方法把經濟學看成是以事實、感覺、經驗為依據，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科學。二是個體主義占主導的方法論原則與基本內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的假設，這是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繼承了個體主義的原則，并進一步強化了“經濟人”假設，使它成為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三是堅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因為“經濟人理性”要求行為的一致、有序和可觀測，而只有處于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具有可觀測性或實證性，才能表現出“理性”。四是廣泛應用數學方法作為主要分析手段，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方法最顯著的特征。總的來說，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臨經濟社會生活的挑戰，但其實證分析方法、個體主義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數學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學性和應用價值，因而是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應科學借鑒和利用的。如果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為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經濟學門類的發展則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20世紀以來，新制度學派、西方馬克思學派、結構主義和演化經濟學等學派廣泛發展起來，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總體上看，西方經濟學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許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學的影響，堅持“制度——歷史——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義的研究方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經濟學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主張，接近于經濟學，成為構筑現代經濟學大廈的重要理論來源。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新流派中，新制度經濟學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鑒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拓寬到制度領域里。新制度經濟學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方法。如，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給——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經典物理學和現代數學的方法，特別是引入實驗室實驗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的方法。二是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經濟實績與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確定上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理論的影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存在許多重要區別，但二者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性及相通之處。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特別是動態的歷史分析方法，因而這兩種理論都具有歷史感。“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第二，兩種理論都重視意識形態在制度穩定與創新中的作用，都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變化滯后性。第三，在制度創新的動力問題上，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尋求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源泉。因此，當代經濟學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特別是吸收和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與成果，進行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不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過現代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體系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的綜合，不僅可以實現“優勢互補”，而且還能在尋求融合的基礎上帶來重大的理論創新，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三、怎樣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總體上說，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就是以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制度經濟學理論，建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嶄新形式。制度經濟學之所以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是由于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具有涵蓋或涉及各門社會科學研究內容的理論廣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運用獨創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來解剖制度本質和制度變遷內在歷史邏輯的理論深度。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必須實現同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因為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它為我們勾畫的是一個遠距離、深層次、長鏡頭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但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歷史任務所決定，對短時期內的具體制度變遷過程，這種研究就無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深入的微觀分析，又未能采用現代分析技術對理論進行精細化的處理和數理分析。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進行綜合，某種程度上就是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是一項宏大的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工程，需要科學設計、正確推進。從總體上說，這一工程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構建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首先，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過對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一定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一研究是本質層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從本質上剖析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最終形成一個人類社會長期的、本質的整體制度分析的框架結構，以此作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礎。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吸收新制度經濟學一些相關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構建一個綜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學框架。二二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其客觀規律，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時代經濟學的新觀點。三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客觀規律，確立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中國化的新觀點。
具體說，進行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應抓住以下三個主要環節：
(一)在經濟學宏觀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礎上展開對微觀各項具體制度的研究，實現研究對象的制度經濟學綜合。總體而言，制度經濟學屬于宏觀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制度經濟學試圖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過渡的客觀必然及其各種主客觀條件，并從現存社會制度內在的矛盾推演出未來理想的社會形態。它既體現人類尊重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又體現人類理性構建能力和對美好社會制度的追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定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是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觀的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等具體經濟制度，這是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制度經濟學將這兩方面內容結合起來，一是要在生產要素所有制、勞動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礎上研究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和國家制度等各種具體制度，即在分析社會形態內在結構的基礎上分析人們的具體行為規則。二是要在分析各種法律、契約、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時，研究各種意識形態、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等各種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種制度本身的基礎上，分析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這樣，既可以從深層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質和變遷的真實過程，又可以用更簡潔、生動的語言和技術手段來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表現形式與運行方式，從而在本質經濟學與表象經濟學的統一上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
(二)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實現研究方法的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制度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質和真實演變過程的科學方法，顯然這是一種整體方法論。“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可以概括為總體性、社會性、制度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五個基本方面。經濟學中深刻地蘊涵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總體規定性、社會規定性、制度規定性、歷史規定性和階級規定性的理解”。同時，制度經濟學還應采用個體方法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是因為個體分析方法在細致描述和刻畫制度形成和變遷特征方面，在運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和分析具體的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過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個體方法論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從而使制度經濟學能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和描述方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總體過程進行更細致、更具體的描述，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來補充與完善制度經濟學。
(三)在闡明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實現基本理論的制度經濟學綜合。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張能力即物質生產方式的繁盛與生產的社會形式及其生產關系的適應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應當而且必須將社會制度的變遷歷史唯物主義地置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的變遷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給——需求”框架來分析，認為制度變遷主體對制度變遷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計較是制度變遷的動力。也認識到在人的動機背后決定人行為方式的客觀力量。前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后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構建制度經濟學，就是要揭示與闡明制度變遷兩種動力之間所存在的密切內在聯系：當生產的物質發展要求生產的社會形式進行相應變革時，必定同時存在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制度變遷主體會通過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比較來努力實現該種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如果僅僅停留在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分析上，我們將難以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體步驟、原因及制度變遷的具體方式和過程，更不能對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進行數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闡明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并將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揭示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
從總體上說，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的主要內容，既包括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的綜合，也包括理論觀點的科學綜合。通過這些綜合，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得到豐富、完善、發展與創新，形成制度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制度經濟學這一科學范式體系包括兩大部分內容：一是制度經濟學的“硬核”部分，如，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及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及以此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體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關于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基本主體和主要內容等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經濟學的“保護層”部分。如，制度經濟學的綜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框架內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在馬克思歷史分析方法的基礎上運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談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邏輯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數理——模型”的數學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經濟學的新觀點：制度變遷的動力是根本動力與具體動力綜合作用的統一：制度變遷的范圍是宏觀制度變遷與微觀制度變遷的統一；制度變遷過程是長期制度變革與短期制度調整的統一；制度變遷的主體是社會集團的集體力量與個人參與的統一，等等。
實現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是一種理論的創新和思想的深化，這種綜合是經濟學價值判斷的綜合和演變過程。它既是一種方法論的創新，理論研究內容與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種關于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思想認識的深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論結構是科學的，它需要綜合和補充的是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論框架的進一步拓展和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發展為豐富和發展經濟學提供了營養，經濟學是一種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符合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
四、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研究的基本結論
(一)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有重要區別。無論從世界觀還是從方法論方面看，經濟學是迄今為止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應堅定不移地堅持經濟學的基礎地位與指導作用。同時，應把經濟學研究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努力實現其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
(二)新制度經濟學盡管在其階級立場、價值觀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錯誤的，但其研究對象和具體分析方法與成果等方面有許多科學因素和積極意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具有對立性而且具有互補性、相通性。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一、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對此有精辟論述,他說“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經濟史與經濟學的辯證關系
“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所以說,經濟史又是與經濟學相互獨立并平行的分支學科。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流,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在科學哲學意義上,經濟學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認為,任何科學或理論都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任何理論的假設或命題,都必須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只有經驗事實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這種方法的本質,簡單說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優勢。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實證工具,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或事實是大量的;第二,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試錯”式研究;第四,經濟史世界最適于經濟學“溯因法”研究。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一種假說是所謂“解釋性假設”:即建立一個假說或理論,用來解釋經驗和歷史,即闡釋歷史。但經濟學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說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性研究。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然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開始,已有的理論成就,具體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同樣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本來作為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一旦以假設作為研究起點,就有可能走進形而上學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所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于假設的正確與否。
三、經濟史學的范式及其創新
經濟史學家作為獨立的學科,也應有自己的獨立范式。但是,經濟史學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的邊緣學科,其范式必然介于兩者之間,既有經濟學范式的特點,又帶有史學范式的特點。但經濟史屬于經濟學而不屬于史學,它與史學的共同點僅僅在于考察對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疊,敘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時序性,以及用史料說話,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觀點和方法,特別是采用的理論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經濟學的。就西方經濟史學來講,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創新理論等等,都成為經濟史學有別于歷史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
但就中國的經濟史學來講,基本還是以史學范式為主導,目前的經濟史家大多還沒有習慣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一方面是由于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出身于史學界,所接受的經濟學訓練比較少,在他們的頭腦中還較少經濟思維;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濟學家大多不屑于經濟史研究,忽視了經濟史對于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作用,所以,還沒有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經濟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沒有實現與歷史學的良好結合,因而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史學范式。
對于經濟史,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經濟史是“經濟的歷史”,僅僅是歷史中的經濟部分,是用歷史學方法研究歷史中的經濟問題,經濟史不過是歷史學科“類”中的一個“種”;而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只是要“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即從時間上解釋經濟結構和實績的演變,是用經濟學方法來理解和闡釋的歷史。所以,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部分,其范式應該與經濟學范式更接近。換言之,經濟史學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實說話,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實說話,卻要依靠經濟學提供的觀點和方法。現代史學方法論認為,史料總是有限的,僅僅依靠史料作不出真正的歷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對歷史的過程進行分析和闡釋。這種史學方法論,與經濟史學方法論是一致的。所以,經濟史學范式革命的任務,就是采用經濟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以及經濟理論模式,實現經濟史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則，能夠對規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過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現代演化經濟學發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生”。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2、堅決捍衛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轉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展戰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關鍵詞] 法律的經濟分析；效率；研究范式；經濟的法律分析
[中圖分類號] D90-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11-0190-03
[基金項目] 200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法律經濟學研究路徑回歸的研究――從‘法律的經濟分析’到‘經濟的法律分析’”(批準號：JJ06214)
[作者簡介] 陳冬梅，井岡山學院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學；
葉國平，井岡山學院政法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為經濟倫理；
邱 萍，井岡山學院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江西 吉安 343009)
一
法律的經濟分析，即運用經濟學的范疇、原理和方法對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率和未來的發展等問題進行分析，是20世紀多學科融合交叉發展的最重要產物之一。20世紀60年代，貝克爾、科斯和波斯納等一批重量級大師帶著經濟分析工具“大舉入侵”法學。科斯于1960年發表了《社會面本問題》一文，其中創立的“科斯定理”被認為是法經濟學產生的直接理論基礎。影響最大者當為波斯納，他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幾乎全部法律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分析。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最終確立了波斯納在法經濟學派的旗手地位。
法律的經濟分析以經濟學的假說為前提。其一是關于行為人的假設，即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理性經濟人”會為外部各種因素所影響并作出理性反應。法律作為外部有效激勵要素之一，能影響“理性人”的行為。另一假設是“稀缺性”，即認為社會資源對于人的需求而言永遠處于稀缺狀態。法律的經濟分析學說的理論核心之一，即認為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是在發揮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的法律活動都應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即效率最大化為目的，所有法律活動基于此論斷都可以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以這些假說為前提，學者再運用各種經濟學分析工具和理論方法來研究法律制度規范和立法、司法過程等方面內容。基本分析工具主要由新制度經濟學提供，大體包括：成本與效益理論、供給與需求理論、均衡理論、邊際理論以及最大化概念。
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出現實質是法學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偉大變革，它的最大理論貢獻是，運用經濟學的價值觀念(效益觀念)去評判研究法律制度及其司法實踐，從而提供了一種別具一格而價值重大的法學研究方法，擺脫了傳統的就法律論法律的論證方法。在法律的經濟分析興起之前的19世紀，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法學走進了一個自我封閉、自我演繹發展的死胡同。學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純粹的法律現象及其意義之上，而將沒有所謂的“法”的意義的其它社會科學理論、觀點、材料都拒之法學研究之門外。這種自我封閉、專門化的做法給法學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正是為解決這一單靠法學自身無法超脫的理論困境而萌生。對法學而言，由于引入了經濟分析工具，從而使法學研究和司法審判從法律教條主義中掙脫出來。
法律的經濟分析既有規范性經濟分析，也有實證性經濟分析。規范性經濟分析對法律進行定性分析，解決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問題。它立足于效率，將效率作為衡量法律制度適當與否的根本標準，要求立法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效率置于自己的視野之外，同時也指導相關法律實踐活動，使之朝效率目標邁進。對法律制度而言，追求某種程度上的效率不僅不會和社會的發展相矛盾，而且也是必要且可求的。通過對法律制度規范和法律運行過程的成本――收益分析，考查法律制度的影響或產生的結果是否滿足“帕累托最優”或卡爾多――希克斯標準，來指出法律制度是否有效率，并在法律制度為取得預期目標而使用的方法無效率時，指出怎樣制定更有效率的規則來實現效率本身和目標價值。實證經濟分析是以經濟學常用的方法對法律進行定量分析，突破了傳統法學研究只能對法律制度作定性分析的缺陷，是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的最大優勢之一。實證分析將法律和經濟問題數量化，以明顯的定量分析優勢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實證分析已在侵權、契約、犯罪等法律問題的經濟分析領域作出了較大貢獻。
法律的經濟分析改變了許多法律人員和政府官員的行為哲學。北美和歐洲很多著名大學紛紛設立法律的經濟分析研究項目，一些大學創設了法律經濟分析中心。經濟學課程也成為各大法學院學生的必修課程。在美國，波斯納、博克、溫特等三位具有經濟學傾向的法學家被任命為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大多數聯邦法院的法官都接受了有關“法律與經濟研究中心”提供的法經濟學短期教程的正規訓練，不少聯邦法官已成為精通法經濟學的法學專家。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1年通過12291號總統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標準。
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對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都有重大意義。我國法學研究長期以來集中于意識形態和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的研究，忽視了法律和經濟的內在聯系，不對法律規范和法律運行的成本――收益進行探討。我國立法、司法中高投入低產出(甚至不產出)的情形比比皆是，法律規范不能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率的分配，本應當為市場服務的規范成為了市場的障礙，立法、司法以及其他社會資源浪費嚴重。借鑒西方國家進行法律的經濟分析已是當務之急。值得慶幸的是，國內有識之士正在努力地推進這項工作，一部分具有良好法學和經濟學素養的年輕學者在不斷地成長，中國傳統法學正在被變革。
二
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斷地陷入自身的理論困境之中。來自于法經濟學陣營內外的各種批評從未停止過，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對作為經濟分析之前提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質疑。決策者并不是絕對的理性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他掌握的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決策不能找到全部備選答案，決策者也不能完全了解備選方案的所有后果。第二，任何個人都有雙重性，既具有理性傾向又具有非理性傾向。這兩種傾向在個人身上的對立和并存，決定了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是一種極端和個別的現象。韋伯將人的社會行動區分為4種類型：工具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行動和傳統行動。作為法律經濟分析基礎的理性人行動只包括前兩種，后兩種行動被其排除在外。文化研究者也指出，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些非理性的傳統行為方式，這些都不是理性導致的行為。習俗是理之外最重要的一種行為方式，甚至為達到一個既定的目標，理性也并非時時事事都是最好的手段選擇，在很多情境中習俗行為優于理。在現實世界中，至今也尚未找到(應當說永遠也找不到)一件與“理性經濟人”完全吻合的事例，至多只是類似于或無限逼近。“理性經濟人”作為分析的前提假設，只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而出現的，這種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須將其限定于一定范圍之內，一旦超越其合理限度，就會導致錯誤結論。
其次，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學說所持的效率至上觀點的批判。法律的經濟分析通過成本、收益計算，以效率為惟一價值。學者宣稱：在侵權、合同法、財產法等法律領域，法官確立的幾乎每一項原則都可以用來表明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這一集體目標服務的；在相當多的案件中，法官明確地把他們的判決建立在政策之上，而效率考慮是政策的一個根據。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德沃金對效率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社會財富最大化”這種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晰的，用其作為判斷法律優劣的標準顯然很不確定。況且，財富增值雖然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但不是唯一的有價值的目標，也不是價值序列中的首要價值目標。社會進步的指標還應當包括道德、自由、公平和正義，那種認為法律應將權利賦予能夠最有效運用權利、創造更多財富一方的理論，嚴重損害了人所享有的“作為平等的人被看待”的權利。[1]與法律經濟分析學者的論據相反，證據顯示，就大部分情況而言，法官判決的依據的是公平而非效率。羅爾斯也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法律和制度只要不正義，就必須修改或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用社會整體的名義也不能逾越。”[2]在整體的社會價值序列中，效率相對于自由與平等而言是一種次級價值，其作為一種價值只有在不與自由和平等等高位階價值沖突的前提下才會受到重視。
在運用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法律制度時，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實證的定量分析要求對法律制度或法律運行的目標價值進行量化計算。但實際上法律制度或法律運行的目標價值只在極少時候是可以量化的，并非任何法律問題都可以復原為一定的貨幣單位來計算比值。因此，必須將量化的實證分析限定于合理范圍之內，不得濫用。
第三，波斯納主張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內涵”、“正統的法經濟學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野心去改變經濟學”[3]的論點遭到學者的嚴厲批評。作為法律經濟分析的旗手，波斯納為法經濟學研究作出了杰出貢獻，但他的這種主張讓許多人誤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將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理解為法經濟學的唯一范式，極大地縮小了法經濟學的范圍。以致于有人批評說：波斯納的觀點“表明法和經濟學的關系是單向的：法學更像是懇求者，依賴于經濟學向其提供的任何事務，但是卻很少或者沒有可以作為回饋的。”[4]針對波斯納的主張，法經濟學的奠基人科斯批評指出：“在法律制度運作中廣泛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而法律制度對經濟制度運轉的影響并沒有像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那樣得到很多的討論和檢驗。”[5]依照波斯納劃定的范圍，這門學科將不再能夠從其他學科領域吸收養分，熟悉的研究主題也已被挖盡。
三
面對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的困境，大量學者不斷地探尋突圍的路徑。美國的塞洛庫斯大學經濟分析法學教授羅賓?保羅?馬洛伊，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他批評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方法是“兩面鏡子的神話”。[6]
馬洛伊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以一種超越傳統法經濟學范圍的方法探究法律與經濟聯系的意義與價值，提出“法律與市場經濟”的概念作為理解法律與市場理論之間的聯系的新方法。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馬洛伊認為，財富形成和社會繁榮的主要動力是創造力，所以在法律與市場理論研究中，須更多關注創造力的形成和激發機制，效率分析不應放在重要位置。對創造力起實質影響的是交換網絡和模型。社會交換過程是動態過程，關乎文化的、歷史的以及交換的背景，因而須將經濟分析和文化政治以及歷史的目標、條件結合起來進行評估。針對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主要使用經濟術語作為分析特定社會法律規則的理論性解釋的缺陷，馬洛伊指出法經濟學是一個包容一切不同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的開放性創造過程。法經濟學的研究在本性上應當是可比較的，它應當集中考察經濟哲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在涉及社會安排選擇時三者的關系，比較、評價和選擇意識形態界定法和經濟學的對話過程。經濟分析法學作為一種比較研究，為認識法律安排作為特定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反映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評價法律安排中不同意識形態的價值，了解我們現在的狀況和法與社會的發展方向。[7]
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馬洛伊從外部突破了傳統法律經濟學的困境的壁壘，彌補了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反道德性缺陷。雖然法律關乎稀缺資源分配的基本觀點不變，但不論法律原則、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識形態的結構及內容如何，它們均可以被適當地放在馬洛伊的法經濟學的模型框架中加以分析。馬洛伊用他的理論向大家證明了法經濟學仍具有不可比擬的包容力和發展潛力。
與馬洛伊不同，科斯堅持從法律經濟學內部尋找走出困境的方法。在科斯看來，法律經濟學分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部分研究現已高度發展，某種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動了”。[8]就法律與經濟這個主題來說，僅僅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是遠遠不夠的，還應當重視經濟的法律分析，分析法律制度對經濟運轉的影響。
與法律的經濟分析相反，經濟的法律分析是用法律的原理制度規則分析經濟，法律成為分析工具而經濟成為被分析對象。馬克思說：法律不過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毫無疑問要反映經濟基礎，是一國或一地區在一定時間的經濟意識形態的反映。但這種反映是能動的，影響著經濟運行和增長。許多經濟學家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居于各種影響因素之首位。那制度是什么呢?包括法律和其它規范，而法律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可以說，法律是影響經濟運行的最主要制度。由此不難看出，從研究法律對于經濟的影響來判斷法律優劣的法律經濟分析范式具有重要價值。
就我國目前狀況而言，經濟的法律分析比法律的經濟分析或許更為重要，任務更為緊迫。我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產權、交易等一系列內容都要求有良好的法律加以規制，以保證市場的建立和良性運轉。但很明顯我國的法制還無力為市場經濟提供全面保障，還需不斷完善。同樣遺憾的是，我國的法學研究在為市場經濟服務問題上也缺位了，而且這種狀況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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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傳統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關鍵詞】博弈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80年代以后博弈論迅速地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健全、邏輯合理和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分析體系。博弈論不但強化了經濟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寬了經濟分析的廣度，從而不但使經濟分析以更加符合現實的方式揭示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也使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經濟學家的必備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論專家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獲得了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熠熠生輝，引人注目。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寡占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并形成了經濟學新的分支――信息經濟學。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博弈論做出開拓性的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澤爾騰和海薩尼。相隔十年，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授予在博弈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專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博弈論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各種經濟現象開拓了新視野，博弈論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中心地位。
博弈論之所以被經濟學家普遍使用，是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和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分不開的。傳統經濟學在談到人(或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時，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個人的效用也只決定于自己的選擇，其他所有人的行為都歸結在價格這個參數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壟斷和寡頭是特殊情況；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然而現實中這些條件都是很難成立的。第一，充分競爭的市場是很少有的(例如，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鋼鐵生產廠家屈指可數，占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彩電生產廠家也為數不多)，由于存在產品差異、地域差異和信息差異，任何一個廠商總是處于某種壟斷地位(正是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所以與充分競爭相比，壟斷和寡頭倒很常見；第二，每一主體在做出自己的選擇時不僅要受到其他主體的影響，而且自己的選擇也往往影響到其他主體的選擇(考慮一下1998年長虹大規模吸納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場競爭中信息幾乎總是不充分、非對稱的，獲取信息經常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是相當大的。如果不考慮以上這幾方面因素，經濟學所討論的決策其實僅僅是規劃問題，是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的決策，所解決的也只是資源分配問題。現實世界中決策者要在面對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對手與之激烈競爭時做出選擇。在競爭對手日益明顯、競爭越來越直接的情況下，博弈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經濟學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對經濟個體的研究，而在各個經濟個體之間，博弈是無時無處不在的。
博弈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論分析范式與新古典經濟學不謀而合；二是博弈論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1.分析范式的趨同。即強調個人理性，也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利益主體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實現均衡。可以說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鏈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設。任何一門學科都有一套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體系，而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學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設。對此，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大廈便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人類在其經濟選擇行為中是絕對理性的。這個假設意味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約束下爭取最大化報酬。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市場既定價格，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廠商根據外生的價格水平選擇利潤最大化產量。各經濟行為主體的趨利行為通過競爭，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實現均衡，這包括從單個市場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論研究范式是給出個人的支付函數及戰略空間，然后看當事人都選擇其最優戰略以最大化個人支付函數時將發生什么，這與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論從行為分析入手，堅持并突出了個人理性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論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還是后來的“納什均衡”及其精煉，都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并對理性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為背后心理作用的過程，加深了對個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論通過研究擁有不同利益的主體在發生沖突時是如何進行理性決策的，并研究利益沖突的主體如何通過理性決策最終達到均衡，從納什均衡到精煉納什均衡再到貝葉斯納什均衡和精煉貝葉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的研究是現代博弈論的主要內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趨同，經濟學家很容易用博弈論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使博弈論在經濟學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
2.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對于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歷來爭論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的分析方法應用于經濟學，試圖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他們把現有制度視為外在，只研究可以純粹用目的和手段來刻畫和判斷的人類理，強調將復雜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向物理學那樣可以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和論證盡量仿效精密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無法回避的規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實證分析，大量采用了數學方法。作為一種數學方法的博弈論，其創立之初就是為了是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用深奧的數學理論寫成的，對博弈論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論文最初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對存在利益沖突的理性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目標邁出一大步。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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