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2-01 10: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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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道德治理；價值取向；和諧善治；價值實施
中圖分類號：C4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7）01-0017-07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傳統性消解、現代性生成的過程，其間伴隨著新舊交替、傳統與現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種價值觀碰撞，進而產生出新價值觀的過程。在這一價值背景下，有可能會導致價值生態失衡，引發信仰危機和價值理想失落，進而造成社會道德的紊亂與失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導向，以此引領和保證全體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個社會有穩定的內在秩序。”因此，需要通過社會道德治理將社會的正價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營造出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和諧善治的社會氛圍。
一、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黨的十報告明確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而良好的社會心態需要有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念來支撐。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就是將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治理實踐活動中去，以實現治理過程的價值取向正確和對社會上各種價值觀的引導，從而塑造出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念形態，促進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的形成。但是，伴隨著全球化浪潮和中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轉型時期的價值現象，共同勾勒出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顯著特征。當代中國不再是單一價值觀統攝一切的社會，多元價值觀共同作用于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外深度交流的客觀結果，在當代中國就主要存在著社會主義價值觀、儒家傳統價值觀、西方價值觀等類型。這些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既相互沖突，又相互包含和促進。然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會對核心價值觀形成挑戰，使人們容易陷入價值選擇的迷茫和混亂當中。近年來，西方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聯網、新興自媒體等途徑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沖擊著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和主流價值觀。與此同時，隨著傳統價值系統的消解，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價值系統尚未獲得廣泛的認同，造成了轉型時期的價值亂象、道德虛無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為社會道德治理的應有之意。
價值理性的邊緣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比較突出的價值現象。市場價值觀念的泛濫，會造成以工具理性為內核，以利益為驅動的社會道德評價體系成為經濟社會中比較強勢的價值取向，其缺點是忽略了社會行為的道德良心和人們的公共善良意愿，專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經濟人”的行櫸絞劍逐漸突破了與價值理性的倫理和諧，將價值理性邊緣化，導致道德實利化、庸俗化、虛無化，嚴重阻滯了社會公共道德和市場倫理機制的健康發展，消解了人們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傳統道德規范下的“道德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強化了個體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是，當這種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與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和個人的經濟沖動結合起來，視個人利益為首要價值目標時，就很容易脫離“社會性”的約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產生對社會和國家冷漠的觀念。這反而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精神世界的對象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物質主義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場經濟的兩面性，即“市場經濟把人從過去的人身依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是生產力的極大解放：但這種獨立性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因而容易誘發人對物的崇拜，導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市場經濟遵循的‘價值規律’，保證了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導致人的社會生活的‘市場化’，從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為‘物’”。因而，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脹和科技主義的泛濫，一方面解放了個人自由，凸顯了人獨立發展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們的行為和精神執著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現為物質本位的價值取向，具體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在日常生活領域里的休閑娛樂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尋求感官刺激的社會丑惡現象頻發：在消費生活領域的炫耀性消費、揮霍性消費、攀比性消費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義現象時常引起社會熱議。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脹、價值理性邊緣化的價值背景下，人們在追求效率和重視功用的過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異化，躲避崇高、極端自私、社會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機現象頻現。人們不斷地將自己的精神本性對象化到物質世界中，導致人們被現實生活所綁架，從而在自我本性的追問中迷失，產生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焦慮。
當代中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當下中國社會尚難以從“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相對獨立性”階段超脫出來。在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取向、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性弱化，人為物所奴役、對物質利益崇拜等價值觀因素將在較長時期內在人們的價值觀世界里占據著一定地位。社會道德治理旨在幫助人們找回與生命品質相符的核心價值，以提升人們的精神質量、滿足人的價值需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任務。要破除價值困境，社會道德治理需從社會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開，引導人們從“工具人”“經濟人”向“公共人”“和諧人”轉化，樹立起正確的價值取向。
二、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正確價值取向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善的社會的當代形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當代中國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社會道德治理要圍繞著核心價值觀來塑造善的社會氛圍和實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發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會道德治理的過程中必須明確中國特色的價值形態。當代中國正經歷由傳統社會式的家國同構的一元社會結構，轉型為現代社會式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民主政治為紐帶、公民社會為基礎的三元社會結構，價值取向多元化成為必然。公共道德、市場倫理、社會權力道德在各自社會領域就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社會公共道德的價值取向
社會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礎工程，它關系到公民素質和社會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養高尚道德情操的起點，民眾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會公德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它是“千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社會公德作為公共行為準則，是衡量人在公共領域善惡的基本標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的。
社會公德內容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建國初期，“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國民公德，一直是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這與計劃經濟時代百廢待興的基本國情是相適應的。基于國家視角提供社會公德規范，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公德風貌，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社會主義信念深入人心。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社會倫理轉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當務之急，社會公德的價值視角也就逐步從階級國家向公民社會轉型。至此“五愛”轉型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會公德內容從社會生活層面出發，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明確將社會公德內容概括為：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新的社會公德內容鼓勵人們成為一個好公民，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具有鮮明的和諧價值取向。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社會公德內容的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將成為常態。社會公德的價值取向也會順應時代潮流及時更新，為人們提供公共的價值需求。
（二）市場經濟倫理的價值取向
我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最明顯的表征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本質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我國社會制度的內在要求，這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取向，而是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導向。
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包括自由競爭、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誠實守法等價值取向。這些價值取向在求利動機前提下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和技術性，被窄化為中性意義上的價值取向。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社會性質取決于與它所結合的具體社會制度。市場經濟主體以獲取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具有利己性、謀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場經濟主體謀利必須為他人而生產，又具有利他性、服務性的一面。因此，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包含了個人利益與社會服務兩個方面。這樣中性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及其二重性，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場經濟價值觀僅局限于市場領域的工具理性層面，具有促進道德進步和阻滯人的價值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尤其是當市場經濟價值觀蔓延到市場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時，更容易誘發消極價值觀，突出地表現為極端利己主義、消費主義和拜物教等不良價值取向，給道德治理帶來了巨大難題。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市場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是對市場經濟價值觀的揚棄，更加彰顯人自身價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反映，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核心價值取向。它把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結合起來“合理的個人利益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原則是人民功利主義的核心內容”，抑制了市場經濟價值取向中的極端利己觀念和逐利行為，發揚了服務社會、利于人民的價值取向。這樣既肯定了個人合理利益的客觀性、正當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為個人行為的最高價值準繩，克服了狹隘的個人功利主義，實現了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統一，避免了西方“經濟人”和傳統“道德人”的倫理困境，使經濟人道德化、道德人經濟化，促成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和諧統一，為人們得以自由全面地發展提供了價值路徑。
“三個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義的具體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三個有利于”是檢驗一切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不同于傳統道義論只重動機而輕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義只重效果而輕動機的評價標準“三個有利于”是在綜合考慮動機與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義。為人民謀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是“三個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義取向的深刻內涵。總之，只要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
（三）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
“公民社會權力是指在社會關系中，民間組織和各種諸個人集合以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與國家權力的政府主體不同，社會權力的主體是各種民間組織以及各種個人集合體，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會權力有組織與群體、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根據共同的價值理念所形成的社會正能量。群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臨時聚眾形成的群體性力量，其價值取向具有不確定性。非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貪婪的私欲或錯誤的正義觀念而形成的社會惡勢力，如恐怖勢力、黑社會勢力等，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社會權力的雙重屬性，需要我們客觀辯證地對待，不能因噎廢食。加強對正義性、組織型社會權力的培養，對群體性社會權力的規范，對非正義性社會權力的遏止，才是現代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事實上，由于特殊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社會權力在我國的存在與發展并不樂觀。古代中國，君主專制、王權至上、人民無權，國家權力絕對支配著社會權力，社會權力附庸于國家。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欠缺合法性基礎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戰，無暇或無能顧及社會權力的興起，使其成為國家權力的對抗性力量。現代中國建立在人民廣泛同意的正當性基礎上，人民掌握國家權力，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民成為國家組建的各種組織中的一員，淪為“單位人”，社會權力完全被國家權力所涵蓋，基本上只是國家權力的社會延伸。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權力從未起到保護公民權利、監督國家權力的積極作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長期處于附庸或對立的狀態，未能形成良性互動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會權力本身的雙重性和受歷史傳統的慣性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對社會權力的接納也經歷了一個從控制到引導再到全面認可的過程。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隨著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諧社會的逐步形成，社會權力的發展迎來了春天。在全面推M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當下，民間組織作為社會權力的主體得以成為治理結構中的中間環節，成為國家與公民溝通的紐帶，為國家、社會、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條件。
當代中國民間組織參與到道德治理的過程之中，需要樹立正確的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才能夠發揮強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間組織道德整合所體現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對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具有強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進人道與公正、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政府善治、增強社會核心競爭力是民間組織開展志愿服務的倫理價值訴求”，必須重視民間組織的道德治理價值。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組織已步入正軌，救助弱勢群體、保護生態環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創造社會資本等，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全面推進。由此可以看出，民間組織在行使社會權力的過程當中始終堅持著正當性、合法性、公益性的價值取向。
社會權力道德的正當性價值取向就是要求社會權力必須維護和實現公民權利，推進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建立國家與社會、公民的新型合作關系，使國家權力社會化，實現還政于民的治理過程。公民自愿合作、認同政府權威是善治的現實基礎。“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穩定、廉潔、公正等十個基本要素。”民間組織既監督國家權力的有效實施，又推動政府治理轉型，參與民主政治進程，為民請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實現善治的各項要素，維護公民權利，制約權力擴張，擴大公民參與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義性的價值取向貫穿至社會權力運行活動的全過程之中。
社會權力道德的合法性價值取向意味著民間組織的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推動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經過正當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民間組織往往能夠代表一定范圍內的群眾意志，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決策中體現群眾意見，社會權力的積極參與可以保證社會公意的進入從而做出良好的決策。在中國當下，法律法規是民主產生并旨在保護公民權利的，體現了人民意志，社會權力必須嚴格遵守和執行。因此，社會權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須合法，這是社會權力應有的德性內涵。
社會權力道德的公益性價值取向要求民間組織必須有利于公共利益，保護公共利益不受權力威脅、不被私利侵吞。民間組織具有相對獨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價值取向上可以毫無規制。尤其是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應該以倡導和實現人道與公正、提升公民素養、增強社會競爭力為基本價值取向，從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構建和諧的倫理秩序。在社會公益領域，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時而出現失靈的尷尬，政府以強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覺自愿性、市場以私益激勵產生客觀公益而易被私利異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質低效的風險。相反，秉持公益價值取向的民間組織具有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公益特性，能夠高揚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會公益的服務效率和質量。民間組織運轉的基礎應是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權力或私利的驅動。在公益實踐中，民間組織通過踐行公益價值觀，不斷創造出社會信任、公民合作、優良的社會關系等社會道德資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參與意識和社會誠信水平，增強了社會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路徑
黨的十提出和強調“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的戰略任務。這就為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目標指明了方向。社會道德治理通過調節道德評價、整頓價值規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徑以實現善治的和諧社會。但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全面推進，利益格局多元化、價值取向多樣化“西潮”沖擊、價值中立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等都挑戰著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社會道德治理必須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導市場倫理、發揮社會權力德性，才是引導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的有效途徑。
（一）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發展
“如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生態領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樣，一個社會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道德人心領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這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取向，引領著社會道德的發展，促進善良的社會環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傳統落后思想的束縛、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我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仍要面臨著許多問題，如道德信念淡化、社會誠信喪失、道德冷漠、人們內心秩序紊亂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舉地營造出善良的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良性發展。
古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主要以輿論、內省和習慣等為評價方式，通過樹立各種名教觀念，借助各種賞罰利誘手段，從而實現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統治。這種社會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識，對中國影響深遠，使得臣民意識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頭腦之中，制約著社會主義道德主體的健康發展。即便是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也存在脫離實際的現象，如慣于自上而下的輿論宣傳和空洞說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強調義務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會道德治理的實效。因此，應該揚棄傳統社會道德治理觀念，在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基礎上，把整體本位道德原則與個體取向道德原則相融合，探索出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徑。
我們要融合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的發展，多維度地治理社會道德問題，關注道德主體間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規避道德風險尤其是道德突出問題領域的法律法規，以形成道德體系的法律支持；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善惡觀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傳統的風俗習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營造出公序良俗環境；充分發揮政府的道德職能，構建道德秩序，緩解道德危機，推進道德變革，健全道德賞罰獎懲機制。總之，社會道德治理要引導全體社會成員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確立客觀公正的道德評價標準。
（二）規范市場倫理機制，踐行人民功利主義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最根本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這種變化相應地伴隨著社會利益結構多元化，個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認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勵，進而觸動了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由此，在經濟倫理領域出現了“爬坡論”“滑坡論”“道德代價論”等爭論。不可否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出現了諸如更加重視個人而忽視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為人的行為動機、傳統美德淡化、有償服務代替無私奉獻、實現經濟利益成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現象。由于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人們的道德判斷往往依據傳統的價值標準，從而出現普遍的道德憂慮。經濟發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應付出的道德代價。利益結構的調整引發了新舊道德的沖突，表現為經濟道德的危機。道德變遷是由舊有價值觀念向新塑價值觀念轉型的過程，要分清新舊道德兩種不同的道德危機。只要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觀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舊道德的轉型，消除新道德危機，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是市場道德治理的基本價值目標。
市場道德規范與其他社會道德規范的價值取向是不同的，它們不能相互評判或侵入他方領域，否則就會出現嚴重的道德失范現象。交換化、金錢化的泛市場行為進入社會生活就會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極端扭曲的價值取向出現。黨的十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就是針對泛市場行為的道德治理。積極引導市場倫理機制建設，糾正不端道德行為，倡導踐行人民功利主義是集體主義價值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客觀反映。
市場倫理機制建設必須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義的市場道德原則進行。利群原則就是指經濟發展要有利于全體人民，維護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做到效益結合速度、效率兼顧公平、局部和目前服從整體與長遠，所有經濟決策和市場規范行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倫理合法性。互利是對市場倫理運行機制的要求，通過正當手段使個人利益與他人或社會利益得到共同增進，在必要時放棄個人利益以圖社會利益的發展。互利是低層次的集體主義，不同于大公無私的高層次集體主義，互利是兼顧集體與個人利益。利他是對市場交往倫理機制的規范，表現為無私奉獻和先公后私兩個層次。為了最大限度地增進全體成員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犧牲，是人民功利主義利他精神的價值體現。將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契合到市場倫理機制的建設當中，是治理經濟道德危機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發展民間組織，發揮道德治理功能
民間組織是社會權力的主體，作為社會道德治理力量發揮著社會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轉移的職能而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權力。我國的民間組織的產生具有深厚的社會根源。慈善傳統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影響著現代民間慈善事業的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了社會活動空間，為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活動場域，政府體制改革向服務性職能傾斜，使得民間組織的社會能力得以擴大，中產階層的形成充實了民間組織的人力資源等等，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現代民間組織在我國的興起。民間組織具有市場和政府無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場域很好地彌補市場或政府調控的失靈。尤其是在社會公共事業領域，民間組織提供的無償公共服務更具時效性和針對性。
【關鍵詞】城市建筑；建筑設計；智慧城市理念
1 引言
基于智慧城市理念開展的城市建筑設計，能夠提升城市資源的應用效率，讓城市建筑設計發展更為明確，實現城市管理服務的全面優化，對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行改善，推動我國城市建筑的持續發展。
2 智慧城市建筑設計
2.1 基本理念
智慧城市的建筑設計主要體現在生活數字化以及大樓人性化理念。簡而言之，智慧建筑設計工作的開展能夠給予建筑物相應的靈敏系統，建筑物能夠察覺周邊各項因素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既定反映。在充分應用科學技術的前提下，能夠給予城市居民更好的生活。智慧城市的設計核心理念為：要為城市居民打造便利高效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的建設能夠幫助人民及時發現城市內部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而開展相應的資源部署。智慧城市與城市建筑設計相結合，可利用數字化信息技術以及建筑設計對人們的實際生活場所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按照設計發現的問題制定相應的智慧城市建筑設計方案。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的開展能夠提升建筑設計工作的效率，為人民提供良好的工作服務，同時也能保證設計建筑物在保留美觀性的基礎上，提升建筑物的實用性。
2.2 基本特征
1 ）集成化智慧城市概念的實際覆蓋范圍較為廣泛，在互聯網技術以及云計算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城市環境中所覆蓋的內容將會由同一個母系統進行調動分配，雖然城市網絡系統較為繁瑣，但是城市網絡系統的協調性極高。每一個子系統都對應了各自領域的數據信息，經由母系統進行統一處理反饋之后，實現相關事件內容的有效處理，為此智慧城市具備集成化特征。2 ）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就是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隨著信息時代的帶來，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力，智慧城市的主要運作方式為獲取信息、處理信息、分析信息以及對信息進行反饋。智慧城市主要利用傳感器技術或是射頻識別技術對智慧城市中的海量信息進行獲取，經由終端處理器對數據信息進行處理，對智慧城市中存在的城市問題進行反饋分析。智慧城市管理的本質就是信息管理，因此智慧城市具備信息化特征[1]。3 ）全球化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全球化趨勢愈發明顯。如智能手機能夠在數秒內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爆炸性新聞，國外發生的臺風、地震、化工廠爆炸等事件，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人們就能經由智能手機了解事情發展脈絡。智慧城市中應用的互聯網技術能讓每一位城市居民能夠與他人產生互動交流，不會受到時間、空間的制約。智慧城市建設下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共享思維，給城市建設提供了新的視野范疇，因此智慧城市具備全球化的特征。
3 城市智慧理念對于城市建筑設計的影響
3.1 推動傳統建筑設計發展
將傳統建筑設計與智慧城市理念有機結合，對促進傳統建筑設計發展極為有利。在智慧城市理念的支持下，能夠為建筑設計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持，制作出令人滿意的建筑設計作品。新常態背景下，傳統建筑設計理念與城市發展背道而馳，在城市建筑設計中實現智慧城市理念的有效滲透，不僅能夠實現傳統建筑設計的有效創新，還能基于人們對于建筑物的美觀性以及實用性進行系統性分析，結合城市建設的整體化發展，制定相應的建筑設計方案，確保城市建設工作能夠合理發展[2]。
3.2 擴大建筑設計交流渠道
建筑設計工作的開展是需要滿足城市發展需求，為此建筑設計工作人員需要對先進設計理念進行系統化學習，確保能夠設計出適應城市建筑發展的設計方案。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為信息技術，借助信息網絡技術能夠對相關信息進行收集傳遞，為此建筑設計需要在網絡平臺上開展交流學習。智慧城市理念能夠拓寬城市設計的融合渠道，確保我國建筑城市設計行業實現可持續性健康發展。
4 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的必備條件
4.1 來自高新技術的支持
在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建筑物作為人們工作生活的重要場所，在城市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滿足人民的舒適性需求，滿足人民對于建筑物功能性的要求。為此智慧城市建筑設計需要充分利用高新技術，以人們實際需求為基礎，借助高新技術為建筑物設計的合理性提供參考，同時利用高新技術開展整體化分析，確保整個建筑物設計方案的合理性[3]。
4.2 來自設計人員的支持
建筑設計人員的個人觀念以及設計理念對于建筑物最終設計效果有著極大的影響。在建筑設計環節中設計人員缺乏合理的設計理念，最終設計出的城市建筑將存在較多的問題，不僅不利于城市建筑發展，同時也無法滿足人們的舒適性要求。為此建筑設計人員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對智能城市理念進行合理化分析，對城市建筑設計的知識面進行擴展。此外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對建筑設計領域中的新型知識全面掌握，確保建筑設計方案能夠順利實施。
4.3 來自先進設計理念的支持
為了推動我國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發展，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實現對先進設計理念的全面掌握和靈活應用。國外城市建筑與我國的城市建筑存在極大的差異性，如歐美國家的城市建筑主要用料為加強舒適感的普通材料，旨在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體驗，但歐美國家的城市用料并不適用于我國，這是由于歐美國家與我國氣候條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因此不能照搬套用，但在進行城市設計過程中可結合歐美國家的設計理念，將歐美國家的設計理念與中國建筑設計實況相結合，在提升設計建筑物整體美觀性的同時，還能加強設計建筑物的適用性。
5 城市建筑設計中智慧城市理念的滲透路徑
5.1 對建筑空間內部的安全性能進行優化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建設過程中，隱藏的安全隱患問題不斷凸顯。如城市建筑過程中應用的有毒建筑材料以及施工建設設備，不僅會給建筑施工人員的身體健康帶來影響，同時也會給入住居民的生命安全帶來威脅。同時建筑項目施工期間無可避免會應用到新型建筑材料，這些建筑材料存在無法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可能性，嚴重影響人們生活安全。因此在開展智慧城市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增加建筑設計的安全性，確保人民工作生活的安全，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營造安全舒適的環境。智慧城市安全建筑設計主要體現于建筑物的外部結構以及內部空間。建筑物的外部構造主要為色彩與造型同時也包括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在進行建筑設計工作開展過程中，需要選擇相適應的建筑設計材料，充分考慮樓與樓之間的距離，確保樓內的建筑空間陽光充足，讓建筑物的入住居民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4]。
5.2 借助物聯網技術加強建筑空間內部感應性能
物聯網技術對于智慧城市建設極為重要，物聯網技術的應用研究已成為突破智慧城市事業發展的突破口。如可利用Living3.0 展示智慧居住空間，在建筑物主人不在家的情況下，有客人拜訪過程中，相關信息可直接傳遞至建筑物主人的手機上，若建筑物門口有攝像頭，建筑物主人能夠看到來訪者的影像，利用通話功能與來訪者進行通話。建筑物屋內的濕度以及溫度能夠借助感應器感知，窗簾的開啟與關閉能夠借助光照感應器，在建筑物的書房空間一旦有人入座時，在感應器的作用下臺燈能夠自動開啟。為此智慧建筑工程建設需要在物聯網技術的應用下，促進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發展。
5.3 建筑設計作品需突出人文關懷理念
每一個設計出的建筑物都能夠體現出建筑設計情感，因此建筑設計作品與建筑設計人員個人情感存在極大的關聯性。建筑設計作品與建筑設計人員的文化素養、生活經驗有著一定的聯系，建筑設計作品能夠體現建筑設計人員的個人品味。部分建筑設計人員由于缺乏生活素材的積累，因此在建筑作品設計過程中一味模仿他人的設計理念，因此設計出的建筑作品未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建筑設計過程中，建筑設計師需要不斷學習新型高新技術，對各種類型高新技術進行靈活應用，充分體現出建筑設計作品中的人情味。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實現設計風格的不斷創新，在建筑設計路程中不斷積累價值素材，在充分整合當地區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讓建筑物使用人員能夠感受到區域特有的風土人情。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在建筑作品設計過程中自主融合地域文化，實現建筑物情感特征的有效增加，通過賦予建筑物無聲化的表達形式，繼而激發使用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給使用者帶來良好的視覺享受。建筑物設計只有突出人文關懷理念，展現當地的區域文化特征，才能確保建筑設計作品滿足建筑物使用者的內心需求。
6 結語
總而言之，智慧城市理念滲透進城市建筑設計之中，滿足城市居民對城市建設規劃設計的高要求，為此在智慧城市建筑項目規劃過程中，需要把控智慧城市建筑項目施工質量，考慮高新技術應用的可行性，借助先進智能化技術以及現代化設計為人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參考文獻
[1]苗延旭.探究智慧城市中物聯網及云計算技術的應用[J].科技創新與應用，2020 （18 ）:165-166.
[2]劉釗.智慧城市理念下的城市建筑設計問題分析[J].智能城市，2020 ，6 （9 ）:53-54.
無論是“創文”還是“創衛”，政府的各種創建工作很容易變為運動式的活動。政府的評估是上級對下級的檢查，下級只能唯唯諾諾疲于應付，應付和作假情況層出不窮。作為第三方機構，和居委的關系是平等關系和伙伴關系，有著共同的目標和追求。居委可以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對評估工作的意見直接向評委表達，評委也必須及時做出回應。這種關系能減輕居委人員的心理壓力，更容易得到居委的肯定。
（二）第三方評估“幸福社區”創建工作的不足處
1.評估操作層面需要繼續完善
H市政府購買第三方評估服務也是這兩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評估機構并沒有現成的符合H市市情的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是在摸索學習中前進。比如評估指標的設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參加座談會的居民理想抽樣情況與現實中基本都是老年人來參加的差距等，都說明進一步增強評估機構的專業技術水平和積累經驗的重要性。
2.第三方的角色需要持續堅守
雖然評估機構和評委從法律層面上看是第三方的角色，但畢竟政府是服務購買方，機構不可避免會受到政府價值觀和權力交錯的影響。不同的利益方對評估結果的意義和重要性會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差異為各方之間的可能沖突埋下了隱患。比如本次評估每個社區都有若干萬元的創建經費，如果評估結果不合格，對居委會和街道辦的人員會產生什么后果？評估機構經常會被類似情況所掣肘，在我國目前這種人情社會中，更多需要依賴于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以及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操守。
3.評估結果要注重“二次傳播”，調動居民參與度與知情度
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關心社會生活環境改善成效的公民，都會關注社會項目評估及其結果。評估結果若要被使用，必須向評估對象和大眾傳播。評估如果不能被普通居民所了解，就很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居民的意見尤其關鍵。本次評估的結果會提交給民政局以及各創建單位，但是還沒有給社區居民公開的有效操作方法。雖然居民與評估結果的關系最為密切，但他們通常也是最無意發表意見的人群。通常的評估報告只有同行會有興趣閱讀，很多居民對創建“幸福社區”并不了解甚至并不關心，不知道“幸福社區”的創建對自己生活有什么關系，居民的評估地位往往被忽視了。這就需要評估團隊及創建主體加大宣傳力度，想辦法激活居民的參與熱情，并在現實條件下，不斷增強居民的知情權，努力消除多方的信息不對稱。
參考文獻：
[1]金斯伯格.社會工作評估:原理與方法（第1版）[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2]陳錦棠.香港社會服務評估與審核（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關鍵詞：復合專業教育；后信息社會；跨界職業人才；課程模塊
作者簡介：陳瀧（1979-），女，浙江杭州人，浙江科技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周明星（1957-），男，湖北荊門人，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職業教育基本理論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課題“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概念、范疇與邏輯”（編號：BJA130096），主持人：周明星。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10-0038-05
培養跨界職業人才是現代職業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由后工業社會邁入后信息社會的生產形式變革引發了人才需求結構的變化，除高精尖專才之外，知識面寬泛、適應能力強的通才同樣具有廣闊的就業市場。跨界型職業人才是通過學校教育或是職業生涯轉換具備兩個及兩個以上行業的專業知識，因而可以整合更多資源，勝任更多職業角色，擁有多重方向的職業發展機會的復合型人才。梳理當下復合專業的多種辦學形式，進一步探討跨學科專業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機理與途徑意義重大。
一、跨界職業人才蘊育的社會需求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以理論知識為中軸，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知識的競爭，科技精英成為社會的統治人物。這一理論在學術界引起極大的震動。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尼葛洛龐帝在丹尼爾的基礎上通過《數字化生存》一書提出了新的概念――后信息社會。后信息社會的根本特征就是實現了“真正的個人化”，個人的選擇豐富了，個人與環境更加的匹配。
（一）后信息社會生產的基本特點
產品代加工模式日益普遍和強大。產業分工日益精細化，規模生產在實質上成為大規模代工集成的過程，直接從事加工、生產、組裝的人力更少，行業壟斷的壁壘消除，資金和技術入門的門檻變低，產品生產對大部分生產者的知識技能精度要求更低。
產品研發的新形式。產品更新換代加速，創意產品小批量低成本，汽車廠商每年推出新車型，電器商每年推出新型號，企業推新遲緩便可能遭到冷落甚至被淘汰。
產品應市周期大大縮短。企業從獨立研發新產品直至投入生產的完整產業鏈，演變為多個上游企業的共同合作，從購買配套、委托設計到產品生產，甚至是以企業并購的形式豐富自身的知識產權庫容，促使產品迅速進入市場，搶占先機。
產品特性的新變化。生活中習以為常地使用一次性用品，產品往往因為技術壽命、時尚壽命而不是使用壽命更新換代，人們甚至接受了附加值高的產品更新周期短的消費觀念，如電子消費產品。
（二）后信息社會對跨界人才的需求
通信與交通的極度便捷促使信息、物資、資金甚至是人才流動通暢速達，社會變革加速加劇。后信息社會提出：一切符合時代、一切順應潮流、一切圍繞市場、一切服務社會的觀點。后信息社會對人力資源提出了更高的綜合素養要求，引導了職業人才培養的變革趨向。市場既需要專業精尖人才，還需要業務應對人才，分工于研發設計、生產協作、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客戶支持等職業領域，如果簡單用“服務業”一詞涵蓋這種產業型的屬類，無法充分、明確描繪社會分工及要求的實際趨向。在當代社會的人才結構里，能獨當一面的人才和能面面俱到的人才機會均等，一人一生要變更不同的崗位，要從事不同的職業，需要轉崗進修提高，職業教育應因需教學、因人施教。
（三）畢業生對職業跨界的期望
課題組對271位工科專業畢業生的相關調查表明（面向380名畢業生實名調查，回收率71.3%），有近三成的畢業生第一年愿意考慮從事專業倚重性不高的工作，隨后興趣持續向專業寬泛崗位轉移，五年時該熱衷度達四成多，如圖1說明了畢業生對未來工作的期望趨勢。
調查發現，對多學科交叉，培養跨界職業人才的教育方式，受訪者的看法如圖2所示。
對專業寬泛化的教育形式畢業生表示比較認同，我們對跨界培養的人才職業適應度做了認同排序（見表1）。
（四）企業對人才需求的結構
后信息社會對專業需求和職業發展的演變趨勢，實際上是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從人力資源配備看，可以形象地虛擬出一個現代產品形成的人才隊伍構成：
這種屋脊形等比、甚至是幾何數列的人才結構說明了現代產品的研產銷對人才的專業修養由深到廣、由精到泛的遞變；他們在生產的同時也是消費群體，同樣需要接觸和接受相當要求的服務對待，直接工作于產品研發制造的專業人員人數遠不及產品集成和市場服務的綜合素質人員，也說明了社會對復合專業、跨專業、泛專業人才頗大的需求量。
二、跨界職業人才培養的教育現狀
社會生產形式的變化必將引發人才知識與能力需求的結構性變化，對復合職業人才培養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和可能。
（一）單一專業人才培養的困境
毋容置疑，職業教育已經為國家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合格人才，同時如何更好地兼顧培養目標、培養標準、培養質量、培養方向等要素是職業教育需要不斷突破和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既要達成培養目標，又要兼顧學生特質；既要保證教學質量，又要適應社會需求，所以更新培養方式和調整培養方案是不可回避的。
1.教育教學中的若干矛盾。教學過程實質上是諸多教學元素的交集，統一的培養方案、教學要求和考核標準，卻要面對形形具有不同特質的受教育者，教學過程中難以做到真正的“一刀切”；若是因人而異地處理教學要求和考核標準，又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公共教育始終面對著標準化和個性化的兩難選擇。
恰當把握一般基礎、專業基礎、人文素養、實踐能力、綜合素質各環節的比例側重，施教方需要面對求全面與求專長、重基礎與重專業的兩難選擇。
個人興趣、特長、志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生的學業質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在某個指定的專業中發揮潛能，這種偏離成分如果過大，勢必會影響個人的發展，受教育方可能面對個人傾向與限定方向的兩難選擇。
2.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差異。當前從職業高中、技校到高職高專和普通高校，其專業構成都是按國家規劃的學科專業門類設置的，體現了學科意義上的獨特性和專門性，其主干課程體系均設有一定的框架。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專業的系統性與職業的多樣性，培養方式的局限性與產業升級、實體經濟快速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不斷凸顯。增設由不同專業交叉組合而成的新專業，為部分志向趨異的學生提供跨專業、多專業、專業融合的選擇，是破解人才培養供需矛盾的重要對策。
（二）德國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經驗啟示
發達工業化國家教育體系遭遇同樣的困境，如何為求學者提供多樣化的有利于個人發展的選擇，不同國家、地區的辦學經驗各有側重和亮點，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德國為了強化培養人才的應用能力而推行“雙元制”，“也稱現代學徒制度，是指青少年既在學校里接受專業理論和學習普通文化知識，又在企業里學習實踐技能。這是一種將企業與學校、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緊密結合，以培養高水平的專業技術工人為目標的職業教育制度。”[3]在跨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德國始終重視傳統主干專業的建設，在此基礎上通過課程模塊實現多專業融合。一種是基于某種主干專業的、側重該專業某個方向的課程體系，如食品工程的奶制品專業；一種是不同專業課程模塊組合的適合市場需求的新型專業，如電子信息及市場營銷、機械工程及市場營銷等專業。德國高校施行的第二學位規定，第二專業必須選擇與主修專業不同的學科大類專業，比如主修工科專業的學生第二學位可以選擇人文社科專業。對未能通過某專業課程考核的學生按規定不能再讀此專業，只能申請更換其他專業[4]。
（三）職業心理學的理論支撐
現代職業心理學在充分研究人的個性特征與職業性質的基礎上，提出了“人職匹配”理論，成為現代人才測評的理論基礎，職業心理學家約翰?霍蘭德認為，不同個體有不同的個性心理特征，不同的職業之間在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工作方式上均有所區別，對應職者的能力、知識、技能、性格、氣質、心理素質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所以，在進行職業決策時，求職者應理性地選擇與自己的個性特征相適應的職業。
由此回溯至求職者在求學期間，就應參考其個人的人格類型，學校創造條件給予學生更寬泛的選擇余地和空間，促使其更加順利地就業，未來的工作效率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職業心理學家霍蘭德提出六種人格類型和斯坦福等高校提出的九型人格等等，對個體差異都做了充分探索。承認差異，并為這種差異提供發展的可能性，是職業教育正視現實謀求發展的最佳思路。
創新專家弗朗斯?約翰松把人的思維分為單向思維和交叉思維，當不同領域發生碰撞交叉時，優勢和觀念之間就會產生相互碰撞、融合，甚至可能獲得1+1>2的效果。職場也是這樣，隨著人才市場的日益細分，跨界型復合職業人才將不斷涌現[5]。
綜上所述，新社會形態下我國加快城鎮化進程、產業調整轉型升級的經濟發展新常態對人才結構有著更獨特和更廣泛的需求。跨界型人才培養應注重學科交叉融合與行業產業協同創新，注重綜合知識與實踐技能并重，適應創新社會對各類人才的要求。
三、跨界職業人才培養的實現路徑
專業與職業教育不僅要適應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應盡可能尊重學生個性與發揮其興趣。我國教育系統對于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做了多樣化的有成效的探索。比如專業方向分類、第二學位、輔修、轉專業、專業大類招生、新型交叉專業、專業融合、精英學院、書院制等等。職業院校如何適應社會生產的需求，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兼顧學生的個性發展，是值得我們不斷研究和突破的難點。
（一）跨界職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構想
跨界職業人才的培養模式可以通過改革課程模塊來實現，學生以主修專業為基礎，允許其交叉選擇不同專業的課程模塊，合格完成規定的各教學和實踐環節，達到畢業要求。這種方式是上述諸多形式的補充，適用于一部分學生，他們或者不適應某單一專業學習，或者不滿足轉專業的條件，或者有更廣泛的興趣愛好，或者有某種明確的職業目標需求等等。為充分發揮學生個性、興趣、學習激情，幫助其形成職業生涯雛形，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二）跨界職業人才培養的實施路徑
跨界職業人才的培養在于學校教育需設置跨專業的教育形式，側重于綜合素養適應社會需求，淡化專業限制，允許一部分學生交叉選擇不同專業的課程模塊來完成學業。
1.實施課程模塊教學，便于學生的跨專業學習。為了解決課程的系統性與多樣性的矛盾，可以考慮以課程模塊為基本選擇單位。通常課程有多種組合形式，小到一門課為單位，大到一個專業課程體系或者一個專業方向課程群為單位。課程模塊不應過大，一般由2～3門課程組成，大約6～9個學分，在一到兩個學期內完成，模塊內的課程具有直接的依存關系，既有基礎知識的鋪墊，也有專業技術的展開，并配合必要的實踐環節。對施教者保證了一個完備的專業知識技能點，對受教者提供了充分的方向選擇與學習機動。由各專業設計提供一批附有類別屬性、級別難度系數與選學要求的課程模塊。不同類別和級別的課程模塊學分完成情況將作為學生畢業的基準。課程模塊及屬性定義用類擴展巴科斯范式描述為：
課程模塊=模塊名稱，模塊學分，模塊類別，級別限制，選學要求，歸屬學科，課程；
其中名稱、學分等僅為字符或數字，其他屬性為：
模塊類別=基礎通識 | 專業基礎 | 專業 | 一般通識；
級別限制=“A” | “B” | “C”；
選學要求=必修 | 限制選修 | 選修；
歸屬學科=學科名稱；
課程=課程名稱，課程學分，課程性質，開設學期；
課程性質=基礎課 | 專業基礎課 | 專業課 | 實驗課 | 通識課；
開設學期=“單” | “雙”；
這些屬性的元參數既可以是字符，也可以定義成數字便于運算，如級別限制表示配屬該課程模塊的課外時間，若用數字表達，則意味著不同難度級別的課程模塊可以折算沖抵。
結合學分制的選課、確認、考核、重修等過程，所有課程的考核應保持標準和規范。在高校當中，除參與基本專業的畢業設計（論文）外，跨學科專業的學生也可以通過選擇做某專業方向的研究論文、做研究報告、做調研報告等方式參加畢業教學環節，還可以補充學習部分課程模塊。獲得所有規定學習環節的學分后，學歷學位可以按主修專業或側重專業認同。畢業專業可以是復合型的，如車輛工程―市場營銷專業畢業，市場營銷―車輛工程專業畢業；軟件工程―動畫設計專業畢業，動畫設計―軟件工程專業畢業等。這種形式可以演化成另一種2.5+x+1或3+x+0.5的三段式實踐教育形式，x為起點一年的就業或實習過程。學完先期主干課程后，先頒發部分學業證明證書，再結合企業或創業工作完成其余學業畢業。
2.條件要求與方法要素。跨學科專業模式是以市場為導向催化衍生的一種局部化的教學改革，需要相應的保障條件。
所謂局部化的教學改革，是依托基礎學科專業面向部分希望多面發展的學生開展的教學形式。
職業教育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人才培養一定程度上超前于社會形態。教育學生認真規劃和實現自己的職業生涯目標，通過學習認識世界完善自我。
加強宣傳說明，使社會逐步認可并且參與這種培養模式。
開展課程模塊的建設，開發、組合形成多樣化的課程模塊，并提出修讀要求。在專業系統中的節點位置，整合資源條件配屬、建設教學團隊等，為課程開發、教學實施奠定基礎。
設計、公布專業學習路線圖樣本。基于以上范式描述可以推演出表2的課程模塊關系，用于指導學生設計學習規劃，也用于核算學業成績，判斷學位學科。
建立適合課程模塊選擇的教學機制，課程模塊是學生選課、選擇個人專業方向的基本單元。對于一些基礎性的、廣受偏好的課程模塊，應提高開設頻次。
學校教務部門應具有課程宏觀建設以及認證監管功能。完成各專業課程之間的協調；融知識教育、能力教育和素質教育為一體，隨時更新反映科學技術、人文社會進展的課程，形成一個開放的、有關聯的課程模塊體系；甄別課程模塊的屬性與級別，認定滿足學科學位和專業定向的基本學業要求；審核確認學生研修的學分符合某專業或某跨專業的畢業要求。
設置課程指導中心。由專人負責解答學生選擇專業方向和選擇課程模塊的問題，說明課程的特性與學習要求。
完善教學教務管理方法和網絡管理信息系統。利用規則和方法體現出教育思想內涵，管理課程的選擇與開設運行，保障教學質量，引導學生逐步明晰自己的學習方向和規劃自己的學習計劃，確保完成必須的教學環節。
為了順應后信息社會的變革，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多樣化人才，滿足學生的不同學習興趣與職業發展需求，教育機構應不斷轉變觀念，完善多種類型、層次的職業教育體系，開發全新的課程教學，提供豐富、適度、靈活的學制選擇。
參考文獻：
[1]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M].高，等譯.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2]（德）烏爾里希?森德勒（Ulrich Sendler）.工業4.0即將來襲的第四次工業革命[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3]周明星.中外職業教育工學結合模式的比較與借鑒[J].職業技術教育，2008（4）：82-85
關鍵詞：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DF5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6
在以往的商業實踐中，公司往往逃避社會責任的履行。這主要是因為公司追求成本最小而利潤最大的經營目標。承擔社會責任對于大多數公司來說，雖然可以得到社會聲譽等無形價值，但卻不可避免地產生成本。對于股東來說，為社會其他人的利益買單并不是其設立公司的目的。上述理念在商業公司出現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占據主流地位，之后被學者歸結為“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它認為商業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公司的管理者應該對股東承擔一種受托責任，至于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雇員、消費者和公眾等等，法律不應該要求公司對他們承擔義務。如果公司認為需要對利益相關者承擔一定的義務，那么公司作出這種決策也應該是以股東的利益為出發點。這一理論極大地影響了各國的公司治理理念。
一、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
實踐的發展總在不斷地修正人們的觀念和認識，公司發展的實踐也不例外。作為現代社會商業活動的主體，公司行為對社會產生著越來越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逐漸延伸至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一些公司規模之大足以影響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而那些具有壟斷地位的公司就更是如此。生態環境和消費者權益首先受到來自公司的威脅和損害。然而，如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一樣，公司經營給環境和社會帶來的破壞和影響最終將使其自食苦果。公司股東和經營者們也逐漸認識到，竭澤而漁的做法并不可取。對公司長遠利益的考慮能給公司帶來難以估量的財富和價值，盡管會產生一定的成本和風險。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更加關注公司的長遠利益，并在商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公司的生存和發展不僅與股東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且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也緊密相關。這一理念逐漸發展成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理論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各國公司治理理念的發展。
在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眾多學者爭論中，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多德（E?Merrick Dodd Jr.）的討論最為激烈突出。多德認為商業公司既有營利功能也有社會服務功能。伯利教授則認為商業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股東賺錢。隨著公司實踐的不斷發展，社會責任理論也在爭論中不斷完善。最終，多德教授的觀點得到了包括伯利教授在內的普遍肯定和接受，并形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即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的管理者不僅僅要為股東利益服務，還應當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1］。這一理論以社會契約論為其理論依據之一，將現代公司視為“一組契約的聯結點”，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契約只是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之間契約的一種［2］。這種觀點被認為是對傳統“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的極大挑戰，因為它“弱化”了股東在公司中的地位。表面上來看“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似乎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前者以股東為中心，強調股東的利益即為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一切行為都應該服從并服務于股東利益。而后者則認為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納入公司決策考量，甚至應當與股東利益平分秋色。然而，進一步分析上述兩個理論，它們實際上揭示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首先公司在為股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間接地為社會創造著財富。特別是在規模較大，股東人數較多的公眾公司。其次，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公司得以存續和發展的要素。因為，“利益相關者”被界定為那些離開了他們的支持公司組織將不復存在的群體。［2］149兩種利益實現的共同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業績和運營。確實，只有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才有能力承擔所謂的社會責任，也才能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和兼顧相關者利益。概言之，公司社會責任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即創造財富的經濟責任和兼顧公平的法律責任。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二者之間的內部關系：是主次有別還是平分秋色？
從理論上來說，公司對社會責任的承擔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時達到在保證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兼顧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只是要實現這樣一種理想狀態并非易事。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核心問題在于公司管理者如何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從現有的理論和實際出發，本文認為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需要兩個前提要件：首先，停留在“股東利益最大還是利益相關者利益優先”的爭論上沒有意義，傳統的“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都存在明顯的瑕疵，必須加以修正，以使之更加符合實踐的要求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應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構建中，將修正后的理念作為構建的理論基礎之一，灌注到現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各個方面。
二、傳統理論的演進：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
追溯歷史，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與公司社會責任出現了全面的融合［3］，并對公司治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該理論的影響下，傳統公司治理機制存在的缺陷遭到了進一步的批判，加之公司特別是大型公司在公司兼并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忽視利益相關者權益的做法受到廣泛的指責。面對備受指責的困境，公司的管理者們必須采取措施。由此，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結構浮出水面，主張利益相關者可以與公司股東一樣參與公司的管理，并享有選舉與罷免董事的權利，有權監督公司的內部事務［4］。
支持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結構的人不在少數，并且他們認為這是用一種公司內部控制的有力手段保證了社會責任的實現，為現代公司治理機制注入了新的活力。這種觀點的瑕疵在于：動機正確，方法欠妥。正如“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的代表人物詹森（Jensen）所指出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本身有著固有的缺陷。首先，利益相關者的多重價值最大化目標模糊了企業的經營目標，無法給企業的管理者提供一個完全明確的目標函數，而沒有這類目標函數，勢必導致管理上的混亂、沖突、無效率甚至完全失敗；其次，這一理論本身沒有包含如何在各類相關利益者之間進行權衡的概念框架。因此，即使認可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需要，也無從在多重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進行選擇；第三，該理論無法對管理者進行根本性的評價，反倒讓管理者和董事會無法善盡他們對公司資源所應承擔的責任，從而使管理者可以追求他們自身的利益，提高了經濟生活中的成本［2］175。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的角度，利益相關者的范圍十分廣泛，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要整合各個利益團體的不同利益是十分困難的。況且，“利益相關者”本身是一個沒有精確外延的概念，如何選出利益相關者團體之代表進入公司，對于雇員來說尚且可行，但對于其他的利益相關者而言，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4］134。可見，這種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模式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踐中的障礙，如果僅僅是出于對社會責任的重視而認為需要用該模式來改造現有的公司治理結構，那么將造成公司內部管理的混亂和成本的增加。
在對“利益相關者理論”加以批判的基礎上，詹森（Jensen）進一步提出了“改良的價值最大化理論”。這一理論接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絕大部分分析框架，但將價值最大化作為權衡公司各個相關利益者利益的標準。因此，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改良的價值最大化理論”同時也可以看作“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側重于滿足公司所有重要成員的需求，同時明確將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的目標。給管理者指出一條如何在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思考和決策的清晰思路，致力于解決傳統利益相關者理論因多重目標所產生的難題。同時告訴管理者如果不處理好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企業將無法創造價值。這一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在于如果忽視或踐踏了與重要利益相關者的任何關系，將無法最大化公司的長期市場價值［5］。可見“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將公司的目標確定為公司長期市場價值的最大化，它不再將股東看作凌駕于其他利益相關者之上的特殊成員，允許管理者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權衡，而股票的長期市場價值被看作公司價值的一項重要標準［6］。國內學者也指出，“公司的經營活動，不僅應注意實現營利的目的，還應注意社會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能不顧及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但是，公司畢竟是‘擴大了的個人，而不是縮小了的社會’，它的法利益目標仍是股東長期的最大利益。”［7］并且，“公司價值最大化”作為公司財務管理的目標更科學。它要求
通過公司財務上的合理經營，采用成本最低的財務政策，充分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和風險與報酬的關系，在保證公司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使公司總價值達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將公司長期穩定發展擺在首位，強調在公司價值增長中滿足各方利益關系。”［8］通過分析上述觀點，不難看出“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具有以下三個特點：1.肯定了股東利益在多種利益體系中的重要地位；2.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一并納入公司價值體系；3.為公司的管理者進行價值判斷提供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公司的長期市場價值，這也使管理者的行動有了評判的依據。申言之，“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既不是傳統的“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它在上述兩個理論之間實現了優勢互補，應該成為構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將股東利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以及公司價值統合在一個綜合的價值評價體系之下，使之在有所區別的前提下又相互關聯，并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提供了一種普適價值，防止了公司管理者在利益權衡時的左右搖擺，是我們在進行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和探索的過程中應該堅持的，并且也為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引入利益相關者概念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路。對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而言，該理論應該成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我們需要根據該理論對現有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局部調整，從而在公司內部形成一種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氛圍和機制，使得公司社會責任的承擔與股東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從長遠來看趨于一致。
三、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前提下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路徑
公司治理制度的發展具有路徑依賴性。就如同一棵樹，最初在哪里生根也就會在哪里成長，即使經過嫁接之后會結出不一樣的果實，但是最初生長的地方卻不會改變。不過路徑依賴并不是影響公司治理特性的唯一力量。如果現有制度無法與其他類型的制度相競爭，那么，最終它們將無法幸存。選擇機制促進了更有效率的結構的功能趨同和形式趨同。并且，功能趨同首先出現，而形式趨同將最后出現。當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幾種公司治理結構并沒有出現形式趨同，僅僅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功能趨同，例如在對公司高級經理人的監管方面［9］。公司治理將在選擇機制的作用下作出不斷調整以適應環境的發展。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在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前提下，應該強調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調整而不是形式調整。
美國公司治理的歷史是一個圍繞“股東利益”而發展的歷程。其公司治理結構在建立之初即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為基礎，產生了美國“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單層公司治理結構。即股東通過在股東大會上的投票，選任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會是公司的經營決策機構，負責選任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公司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受到董事會的監督，同時其經營業績也受到證券市場以及股東的評價。然而隨著社會責任運動的深入和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研究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期間，美國已經有48個州通過明確支持注冊公司可以不通過特別章程條款來資助慈善事業的法案；1983年，賓夕法尼亞州開“其他利益相關者條款”之先河，率先立法授權公司董事作出決策時可以考慮股東以外團體的利益［10］。其他州也開始修改公司法，允許公司管理者為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拒絕“惡意收購”。
在歐洲，一些國家在二戰之后有愈來愈多的壓力，促使員工參與公司董事會，促進員工在公司經營上扮演更積極、更重要的角色。劉連煜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116以德國為例，公司治理采用雙層結構模式，股東會產生監事會，監事會選舉理事會來負責公司的經營，職工與股東一起共同參加公司重大決策，在進入監事會和董事會時與股東有同樣的機會與權利。這樣的公司治理模式被認為是“為保護相關人士的利益”而設計［4］118。這種體現了勞資雙方公平待遇的做法與德國工會力量的強大有關，在市場經濟國家是較為典型的立法范例。
對比上述兩種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國采董事會與監事會并列的雙層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會和監事會由股東會選舉產生，董事會是公司的經營決策機關，監事會是法定的監督機構，與董事會相互獨立，各司其職，董事會和監事會同時受到股東會的監督。在社會責任的立法方面，《公司法》首先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加以肯定
《公司法》第5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其次還規定了工會參與公司重大事項決策的議事規則，允許在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設置職工董事，要求監事會中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對國有性質的公司，在社會責任的承擔上則有著更加嚴格的規定：要求在國有參控股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中設置職工董事，并且這一類公司或企業在從事經營活動時，應當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并對出資人負責。《國有資產管理法》第17條規定：國家出資企業從事經營活動，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加強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機構依法實施的管理和監督，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對出資人負責。2008年出臺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中央級的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指導思想、總體要求、指導原則乃至主要內容與措施等方面都做了規定。通過上述三個國家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在社會責任方面立法的比較，可以看出美國法律并沒有對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作出明顯的強制，即使有，其范圍也十分有限。社會責任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司董事會的價值判斷和決策。美國公司治理的結構也沒有因為社會責任發展的深入而產生改弦更張之念。在美國有人甚至認為，德國的職工共同決策模式過于激進，不適于美國［11］。概言之，美國主要是通過確認董事的責任體系并結合外部控制機制來解決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問題。在“改良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引下，董事的價值判斷將以公司的長期市場價值作為標準。市場成為利益平衡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說，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正在滲透到公司實踐的各個方面。對于該理論的發源地美國而言，這種滲透更加徹底深入。德國以勞資平等的思想構造企業機關的公司治理結構，體現了對人力資本和作為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勞動者的尊重，與公司社會責任的要求是相符合的［12］。職工參與管理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股東利益至上，在督促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德國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例如：消費者與主要債權人）的保護并沒有比別的國家走得更遠。同樣的，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沒有因為利益相關者理念的深入而發生深入改變。但是針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中國法律在規范的全面和強制的力度方面都已經超過了很多國家的立法。這或許可以從經濟倫理學者那里找到答案：中國的私人性和公眾性公司治理體系是一種輕度的包容性管理體系。這種模式對非國家的大股東們可以強力限制，以預防這些人傷害國家、利益相關者們和社會的利益［13］。這一特點對中國的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我國《憲法》確立了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這使中國的公司治理在保護社會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時更具有明顯的傾向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立法要求國有性質的公司，特別是大型的國有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可見，在全球公司社會責任理念和實踐發展潮流的推動下，對于那些社會責任理論研究并未十分深厚的國家，其本國內長久存在的制度環境彌補了現有理論發展的不足。這不僅體現了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徑依賴性，而且說明在外國理論的影響下也會衍生適合本國的公司社會責任制度。在公司治理結構層面，這體現為一種功能性的調整。
四、結語
對我國的公司發展而言，在審視公司社會責任實現的過程中，必須承認，盡管公司社會責任的承擔和履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指引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認同，但是，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研究仍需要深入。在實踐中，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形成仍處在它的嬰兒階段。大多數公司尚未充分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發展中的潛在貢獻［14］。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對社會責任的履行還要盡量避免回到以往“企業辦社會”的老路上去。總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也不是宣誓性的法律條文就能使之實現的。現有的法律規范在一定層面上能起到監督和制裁作用，社會的道德評價和輿論導向也能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對于公司承擔社會責任這一問題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讓那些有實踐價值的法律規范得到貫徹和執行。簡單地說，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不是靠我們怎么說，而是靠我們怎么做。在我國現有的公司治理結構中，需要通過治理結構的功能性調整讓公司的獨立董事、職工董事、監事、職工監事以及監事會有效地參與公司的經營決策，保障監督職責的履行。并且，為了保障監督功能的實現，可以嘗試在上述監督主體中適當安排利益相關者代表參與監督。JS
參考文獻：
［1］盧代富.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結構的創新［G］//顧功耘.公司法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沈洪濤，沈藝峰.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9-180.
［3］Jawahar I. M., and McLaughlin Gary L., Toward a Descriptive Stake-holder Theory: An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Approa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Vol. 26(3):398.
［4］劉連煜.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120-125.
［5］Jensen Michael C., Value Maximization, Stakeholder Theory and the Corporate Objective Function, Unfolding Stakeholder Thinking, Greenleaf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77.
［6］Donaldson T., The Stakeholder Revolution and the Clarkson Principles, Business Ethnics Quarterly, 2002, Vol. 12(2): 108.
［7］王保樹.是采用經營集中理念，還是采用制衡理念［G］//王保樹.商法的改革與變動的經濟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梅慎實.現代公司治理規范運作論［M］.修訂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247.
［9］羅納德.J.吉爾森.全球化的公司治理：形式趨同或者功能趨同［G］//杰弗里.N.戈登、馬克.J.羅.公司治理：趨同與存續.趙玲，劉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0］劉俊海.公司的社會責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9-63.
［11］Thomas Jon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visited, Redefined,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Spring 1980): 59.
［12］盧代富.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學與法學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38.
［13］G.J 迪恩?羅索夫.公司治理：公司與社會利益的平衡［G］//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自由與責任：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14］Heidi von Weltzien Hoivik.中國經理人對西方‘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倫理準則和績效評估體系的理解［G］//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自由與責任：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Interest Balancing of Fulfill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n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更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在高等教育中，更應不斷強化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積極倡導“服務國家和人民的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造就“與時代同步伐、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齊奮斗”的卓越人才。本文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入手，著重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不同側重甚至畸變異化三個方面剖析了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的成因，并結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融合的理念進一步探索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的路徑，以期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社會責任感
DOI：10.15938/ki.iper.2016.05.019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6）05-0089-04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概念闡釋
理性，是指人運用知識概念，判斷、推理問題的能力，是人全面認識事物本質與內在聯系的能力。理性的最大特征是分析批判而不輕信。[1]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社會中，分析批判能力顯得尤為重要，高等教育領域更要注重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教育其明辨是非。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概念最早來源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兩種，即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2]工具理性即“技術理性”，強調活動的最終價值與利益，并為此制定有效的手段加以實現，更關注實現方法與手段的有效性及其效率，而不是最終目的或效益的合理性。價值理性也叫做實質理性，即“規范理性”、“倫理理性”，它并不注重實現目的的手段或方法，而是人類對基于某些大眾價值觀或特定的價值信條產生的價值目標的主動追求。簡而言之，韋伯認為，工具理性是指純粹以個人自身利益來行動的活動，強調效率、效益，重視目的而忽視正當性、合理性；價值理性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計算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而是基于某些價值信條之上，以某種特定的終極立場為依歸。
目前對工具理性及價值理性的概念研究基本一致，認為工具理性強調功利性、有效性，關心的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本質上重視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工作效率，而忽略精神價值。不可否認，這一思想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但一味追求個人欲求和功利，漠視精神價值和感情，容易造成物化。因此，工具理性最顯著特征是最佳問題解決途徑，并追求最高效率，逐漸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對價值理性的認識，是人們根據主體需要和意志進行價值活動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主體對價值活動的調控、平衡和組織能力。價值理性的產生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受其價值觀的指導，不斷積淀自我意識、完善自我認知、升華自我價值，增強對人自身本質屬性的認識、把握而逐漸形成與發展的。價值理性強調事物發展的終極目的，這是對所有社會成員都具有意義，意味著對主體價值需求的現實批判和取舍，在觀念形態上對現存客體的變革和對未來價值客體的追求及在實踐活動中的自覺調控。總而言之，它不是滿足單個個體的零散需要，而是要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整體需求。
社會責任感是隨著社會化的進程產生的一種情感體驗，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個人的內在精神價值和外部社會行為規范下產生的一種主動承擔一定責任、履行相應義務的高尚價值觀與人生情懷。對于大學生而言，社會責任感有兩層含義。首先，社會責任感是大學生對除自身以外的他人及社會群體的責任感；另一方面，由于大學生作為社會群體的一部分，對自身負責的意識也就成為了社會責任感的一部分。
高等教育的過程中，若是過于注重工具理性的培養思維，則容易培養出一群社會責任感缺失的利己主義者。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對于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競爭也越來越激烈，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擇業危機、通貨膨脹是每一位高校畢業生將要面臨的生存問題，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下，高校學生不得不傾向于工具理性的選擇。2005年，錢學森提出的“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一問，引發了我們對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反思，關乎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2007年，美國哈佛大學原哈佛學院院長哈瑞?劉易斯在《失去靈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中強調“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培養，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而哈佛在社會發展的洪流中，卻忽視這個核心問題，追求的是“失去靈魂的卓越”。[3]2012年，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關于“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是語驚四座，喚起人們對今天大學人才培養的深刻研討。
而價值理性的培養理念是高校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也是國家和社會真正需要的方向。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的核心包括“著力提高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2011年，在紀念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講話中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著力增強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2012年，在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指出“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引導大學生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是高等教育面臨的重要課題。
二、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缺失成因的理性分析
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的分析，學術界研究者達成基本一致，認為當前部分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模糊，表現出對社會責任感淡漠的趨勢。主要表現為：對社會責任感內涵的理解層次不高，重個人本位輕社會本位，實用性和功利性傾向明顯，奉獻、誠信、感恩等有所缺失等等。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專業，往往注重工科知識與科技原理的自然屬性，注重對工程技術內在科學依據的講授，而少于對社會價值及其實現的社會條件和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論述與討論，這使得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逐漸淡化。基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對當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缺失成因的分析可總結為：
1.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離
在古代和中世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互相滲透、相互統一、未曾分化的。啟蒙運動以來，隨著科學技術與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逐漸分離開來。尤其是休謨從理論上將“是”與“應是”分離開以后，工具理性，作為一種陳述自然事實的理性，與用來尋找價值的依據或給價值提供基礎的價值理性，進入了更加快速地分離階段。以目的為指導的工具理性強調的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價值理性則強調倫理道德等深層次的要求，對長期績效保持有著深遠的意義。
科學與人文的分離常伴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4]工具理性注重效益為先，以利潤最大化為價值追求，價值理性則強調道德義務。工具理性由于其實用性，備受推崇，由此所帶來的道德義務和精神價值缺失，導致人際關系的異化，不斷引發巨大的危機。[5]
2.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
近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分離的結果即人們偏重工具理性，輕視價值理性。這是由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科學技術與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及西方社會物欲極度膨脹，都導致了工具理性地位不斷提高。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脹，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和工業文明，但不可避免的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甚至是人與自身關系的惡化，最終將直接關系到人自身的全面發展。
現代高等教育大多重“才”，重智力開發，重專業知識傳授，輕素質培養。試圖通過專業知識的傳授把學生培養成各行業的專家，把人看作是可以帶來價值的隱性資本，衡量高等教育成功與否的主要依據是專業知識掌握得牢固與否。這種教學理念只會造成學生個性發展的異化。
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中，也多以科學理性為導向的價值體系，定量化的、技術化的研究特性和技術手段，直接導致了工具理性占了主導，價值理性日益邊緣化。工具理性把“效率”作為判定價值的唯一標準。當前越來越多的高等教育將目標窄化為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可以測量便于比較，符合盛行的潮流，但也容易導致利益至上現象。
高等教育是育人的搖籃，最高目標在與陶冶青年學子的情操和品行，完善人的個性。大學課堂應是青年學子“精神成人”和“靈魂發育”的搖籃，它的最高目的應該在于完善個性，施行成人之教，陶冶學生的品性。一旦高等教育服務于學生謀生或提升學歷的需要，傳授講解側重于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方法，使得大學生的個性、興趣、情操被壓抑，極易造成當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缺失。
3.價值理性的畸變與異化[6]
價值理性作為一種尋找價值依據的理性，是思想教育、社會倫理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不斷分離的過程中，價值理性有不斷淪落的可能，甚至還產生畸變、異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本末倒置以及工具理性的越位、價值理性的淪落，不僅影響社會發展進步，而且將深刻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和社會風氣、教育理念。
在家庭教育及社會影響中，一旦教育理念和社會風氣有所偏頗，則會導致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互對立，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占據上風，社會群體利益則被忽視。
在學校教育中，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僅偏重教化，將學生視為被動的客體；或者教育目標偏高，忽視了教育目標的層次性與循序漸進，都會導致思想政治教育脫離實際。
從大學生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來看，存在著過分功利化的傾向，彌漫著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緒，教育過程中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 [7]一方面，重“制器”、輕“育人”的教育理念和重效率輕倫理的社會家庭氛圍都不利于培養出具有高素質、有責任感的大學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學生有著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的思想觀念，不利于大學生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制約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和大學正確的辦學方向。
三、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融合下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路徑探析
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一方面高校需要注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注重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在提升科學技能和科學素養的同時，著力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另一方面，需要糾正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失衡，引導大學生以工具理性為基礎，以價值理性為指導，知識、能力、人格并重，培養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質。
1.目標設置層面，注重層次性和互補性
工程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往往也會對整個社會的傳統文化、民族心理、社會心理等產生深遠的影響。正是基于對社會發展現狀的把握，現有的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進程，通識教育愈來愈受到重視，部分省市的高中生培養和高考招生政策日益淡化文理分科等觀念，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也日益受到重視。
工程教育中對學生人文素養的教育，不應只局限于傳統的人文教育，更應當使學生在正確了解現代科技知識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工程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樹立正確的科學技術的價值取向。[8]
社會責任感的培養，作為工程倫理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工程倫理教育在工程院校的興起而發展。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高校開設工程倫理教育課程，制定完備的倫理課程體系，在教學方法、教學模式上探索出了相關經驗，同時在教育認證、工程認證等方面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9]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工程和技術認證委員會（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過認證的工程教育計劃都必須包括倫理教育內容。[10]
以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專業教學為例，注重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并重，注重理論、設計、技術并重，在建筑學、歷史建筑保護工程、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等專業的培養中，結合整個教育階段的層次性，相繼融入了建筑師職業道德、城市政策分析等理論課程，引導學生既注重設計技術層面，也注重公共利益等層面的考量，旨在培養具有“扎實基礎、實踐能力、創新思維、國際視野、社會責任”五方面綜合特質，引領可持續發展的專業精英與社會棟梁。
2.思政政治教育層面，注重針對性和實效性
立德樹人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核心所在，是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本質要求。因而，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價值理性是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方向目標，工具理性是必須具備的技術手段和現實條件；價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質內容，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形式。[11]
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理解人自身存在的意義，理解社會存在發展的過程，培養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12]；有助于大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明辨是非，志向高遠。
隨著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路徑應更加注重針對性和實效性，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多元化、個性化，積極推動啟發、討論、參與的教學方式以及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重視學生的情感體驗和判斷、選擇能力的培養；積極推動以學生全面發展為根本、科學多元的綜合評價制度，注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積極推動黨團建設、主題思政、網絡思政等線上線下互動結合的長效機制的建設。同時，也注重推動文化育人方面的創新實踐，如上海交大汪雨申主創的話劇《錢學森》，武漢大學徐冶瓊編撰的《珞珈風云》等。
3.教育實踐層面，注重多元性和長期性
在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教育實踐層面，要注重志愿服務、社會調查、科技創新、公益活動、就業指導等平臺建設的多元化和長期性。[13]
以輔導員引領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培養為例，有帶領大學生參與義務支教、重大賽事和災后重建等志愿服務。如華僑大學蔡立強每年堅持組織帶領港澳臺僑及留學生深層次地了解祖國發展。還有圍繞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社會熱點問題展開的科技創新，以及在傳統愛心捐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愛心傳遞網絡平臺建設等公益活動。
在職業生涯規劃教育以及就業指導環節，通過系統教育和具體指導進一步培養社會責任感，鼓勵學生選擇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奉獻智慧與青春。
4.榜樣示范層面，注重典型性和引領性
以西方高校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凝練為例，哈佛大學的“入則增長智慧和才干，出則服務國家和人類”，耶魯大學學生內森?黑爾的“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獻給我的祖國”，西點軍校的“忠誠、光榮、責任”，也是對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一種闡釋與引領。
在我國，以清華大學為例，在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勛章獲得者中有14位是清華校友。又如同濟大學，在汶川地震后快速反應，派出土木防災減災、結構、交通、道路等12個專業領域的專家教授組成“抗震救災專業技術志愿服務隊”支援災區，完成上百項安置點、重建規劃與文物保護等工作。同濟大學輔導員也親身垂范，面向甘肅定西20余年的定向幫扶，20多批百余名輔導員接力定西支教，引領和帶動大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實現青想。這些案例兼具典型性和引領性，可以作為各高校結合自身特色和校史校情，開展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養成教育的校本教材。
參考文獻
[1]袁媛媛.人文教育與高校德育――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角度看高校德育工作[J].高校教育研究，2005：49.
[2][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65.
[3][4][5][7]胡顯章.促進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培養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人才[J].北京論壇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危機的挑戰、反思與和諧發展：“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對策與發展”教育分論壇論文或摘要集，2009：189，190.
[6]劉珂珂，王彩云.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與出路――基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析框架[J].高校教育管理，2014（5）：89.
[8]陳偉華，王云梅.高等工程教育中的理性和諧[J].中國成人教育，2009（1）：126.
[9]喬佩科.工程師的責任與工程倫理教育[J].中國科技信息，2008（19）：255.
[10]李世新.借鑒國外經驗，開展工程倫理教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2）：48.
[11]劉珂珂，王彩云.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談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J].中國高等教育，2012（17）：43.
大學生高質量的就業離不開就業力的提升，而就業力內涵中的職業素養的提升尤其重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價值觀層面的最高層，具有較高的引領性，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來引領大學生的就業價值觀，從而提升職業素養。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就業力；探究
黨的十指出，要實現大學生畢業生高質量的就業，而大學生就業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和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近年來陷入了困境，這是一個看似矛盾而客觀存在的現象。大學生就業的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為大學生的就業觀念的影響，90后大學生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就業不僅僅是他們生存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展現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培養和樹立高校畢業生科學的內在就業價值理念，讓個人價值和國家、社會的價值相互融合，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路徑是通過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來完成。
一、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就業的時代意義
中華民族的復興已經到了關鍵時段，國家的深度改革給各行各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這個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90后的大學生畢業生在十年后將擔負起民族復興的沖刺階段，在某種程度上講，民族復興的重任要在90后這一代來擔當最后的接力棒。當代大學生高質量的就業關乎到民族復興，而高質量的就業離不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盡管只有24個字，但是高度凝練了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側，培育和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建構和諧的就業環境、推動積極的就業政策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就業價值觀的路徑選擇
積極的價值觀對人的一生的影響都非常重要，大學階段是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就業價值觀一般來說要在工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受人的整體價值觀影響比較大，而目前高校在大學階段關于職業生涯規劃、職場實踐等等都有一套科學完整的體系，而這些措施都對大學生的就業價值觀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以人職匹配理論的職業生涯規劃對學生的負面影響較大，目前高校的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基本都是基于人職匹配理論，然而剛畢業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往往是指初次找工作的能力，對于企業來講，目前沒有哪家企業完全按照企業的崗位能力要求來招聘應屆畢業生，而學生在校期間掌握的信息是要根據自己的就業能力來找工作，這種信息不對稱是目前就業困境的原因之一，會大大影響應屆畢業生的求職信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價值觀層面的頂層，具有較高的凝聚性和引領性，而且目前社會上倡導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風氣已經逐漸形成，高校校園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有具體的結合點，而以提升就業能力為核心的職場教育就是一個較好的結合點。具體措施如下：
以社會主要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形成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就業價值觀，高等學校一方面要以國家的重大需要做科研攻關，另外一方面也要為國家的重大需求提供可持續發展的人才。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自己的職業價值觀、就業實現和國家的價值觀融于一體，在實現自己價值的同時也要實現國家的價值。這就需要在職業探索中，特別是行業探索中要把握方向，積極投身國家和地方未來重點扶持和發展的行業，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積極探索。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形成提高大學生職業素養的濃厚氛圍，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一方面是學生，另外一方面也是即將走上職場，因而職業素養的提升對職業生涯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企業在大學生的需求上往往并不是特地崗位技能，而是溝通能力、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這些不能一蹴而就的職業素養上，剛畢業一年的學生最容易在自我管理、適應組織文化、職業發展方向迷茫，而應屆生的高離職率等問題也是困擾企業的重要因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民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國家對公民的要求，而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群體的公民，如果這些能夠做到，上面提到的一些現象可能就會少很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及其豐富，結合職業素養進行培育，針對性也會比較強，實效性也會提高。
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下大學生就業力提高的路徑選擇
積極構建培養就業一體化封閉人才培養機制，以就業為導向，在文化校園建設中，積極培養職場文化，提升大學生就業的軟實力。以往的誤區往往是重視學生就業崗位的硬實力，教學和思政兩條線，互不干涉，或者“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僅僅停留在口號上，思政教育要有主線，所有團學活等動校園文化全部都以職場教育實踐為主線，讓校園文化刮起職場風，職業理想和職業價值觀是學生成才的內在動力，以職業生涯規劃為載體，加大職業生涯規劃的適應教育，以職場教育為核心，加大職場文化的宣傳，宣傳基礎員工在工作崗位上的堅守和努力事跡，讓青年學子甘于獻身基層，逐步轉變大學生的功利觀念，接受平淡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亦是完美、幸福的。
拓寬校企合作領域，積極吸引企業參與人才培養過程。學校各專業積極和重點行業的龍頭企業積極開展合作。專業教師要積極走出學校，尋找行業和有影響力的龍頭企業進行校企合作，聯合培養。聘請企業的員工、校友擔任學生的職業導師，讓學生提前走進企業，了解行業、專業，從而形成自己的職業價值觀，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提升就業力。
四、 小結
大學生就業力的提高不能僅從專業崗位的硬指標著手，也要從就業的軟實力方面暨職業素養方面進行培養。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深入人心，而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在于踐行，當代大學生只有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形成自己的職業價值觀，從而提升職業素養，破解就業困境。
[參考文獻]
[1] 王雁飛，袁煒芻議人力資源管理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大學生就業[J]，管理觀察，2014（22）：137-138
關鍵詞：性別比；社會總動員；政府治理；公眾參與
中圖分類號：D92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3-0020-03
在自然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范圍為103―107（女=100）。自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偏高以來，我國已經經歷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且持續上升過程，特別是最近5年來，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維持在120以上（除2006年外），居高不下。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結構失衡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持續偏高，不單純是嚴峻的人口問題，更是重大的社會問題，事關男女平等和計劃生育兩項基本國策的落實，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產生直接和深刻的影響。
一、治理現狀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采取以嚴肅查處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即“兩非”）為核心內容的公共治理政策，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查處“兩非”的法律法規，包括嚴禁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手術，處方管理終止妊娠藥品和促排卵藥品，嚴禁溺棄、殘害女嬰和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以及歧視、虐待生育女嬰婦女等違法行為。同時，在全國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幸福工程、春蕾計劃、利益導向和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等專項活動和社會公益活動。特別是2003年以來開展的關愛女孩行動，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以維護婦女和女孩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等基本權利和權益為目標，通過建立行為約束機制、利益導向機制和制度創新機制，改善女孩生存環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繼續升高，促使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趨于正常，促進性別平等，構建和諧社會，為中國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人口環境。嚴格意義上，目前政府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對策可概括為兩個字:“疏”和“堵”。“疏”主要指構建新型的生育文化，“堵”主要是對醫療機構運用B超等儀器進行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進行監督和管理。但總體上，無論“堵”還是“疏”，實質上都是政府在唱“獨角戲”。當前的治理現狀主要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運動式治理占主導。目前，運動式治理已經成為政府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常態化的路徑和策略。運動式治理具有間斷性、單一性和突擊性的特性，比如，集中打擊“兩非”行動，往往有具體的時間限定，行動的目標僅僅是打擊“兩非”，而推進社會性別平等則被認為不是(也無法是)行動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第二，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具有多樣性、復雜性、隨機性的特點。這使得政府的行為并非在所有的時候都能絕對無誤和有效，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政策的失誤可能會加重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事實上，實踐證明，不論是性別比升高治理目標的擬定還是政策工具的選擇，政府都要受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和法律傳統的影響，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干擾政府的選擇，使政府行為有悖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初衷。
第三，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具有廣泛性和社會性。與傳統的人口問題相比，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損害的是相當地域范圍內不特定的人，往往涉及廣泛的社會利益，公眾才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公眾的廣泛參與和大力支持，過分強調政府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管理權力而忽視公眾的參與，難以發揮公眾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積極性，不利于實現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目的。
二、社會總動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立足現實，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進行社會總動員十分必要。
1.社會總動員有利于提高全社會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危機意識。社會總動員的發展有賴于公眾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意識，反過來，社會總動員的完善又可以促進公眾提高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危機意識，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公眾出生人口性別比危機意識的提高使公眾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行為，這對國家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有著重大影響。危機意識使公眾樂于參與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實踐，為社會總動員提供了群眾基礎。同時，社會總動員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危機意識的提高。人們最初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的關注是自發的，隨著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危機意識的提高，公眾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的關注才變為主動的、自覺的。為公眾創造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機會，使公眾了解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狀況，自覺規范自己和他人的生育行為，可以使公眾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由本能的、自發的關注轉變為主動、自覺的參與，有助于形成人人積極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良好局面。因為，政策是公眾意志的體現，公眾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危機意識引導著政府的政策，而且，公眾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危機意識直接影響到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政策的實施效果。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最終損害的是公眾自己的利益，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才能變成每個人的自覺行動，性別比升高治理政策的實施才能順利；反之，如果人們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意識淡薄，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政策就很難實施。所以，每一項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公眾危機意識的增強。
2.社會總動員有利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法律在制定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這就使得這一法律極易存在缺陷，且在實施過程中逐漸暴露。社會總動員不僅應貫穿于實施過程，而且應貫穿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法律法規的立法過程。這樣，不僅能夠監督和促進這一法律的正常有效實施，而且也可以促進其日臻完善。此外，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是一項需要公眾普遍參與的社會活動。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治理僅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社會總動員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也應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缺少了公眾的參與，這個體系就是不健全的。有了強大的社會總動員無疑會增強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力度，強化執法的效果。
3. 社會總動員有利于提高性別比升高治理活動的效率。生育過程中的出生性別選擇問題的發現和確認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問題的重要一步，同時又是極為關鍵的一步。但是對于政府來說，在繁雜的社會事務中發現出生性別選擇行為并非易事。其中，難度最大的莫過于難以獲得及時、有效的信息: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門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獲得數量有限的信息；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獲得的信息在傳遞過程中，極有可能會因為各種的主客觀原因而改變。而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可以改變這種情況。公眾遍布于社會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最了解自己周圍的各種生育情況，因而，公眾傳達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實。而且，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過程可以直接與政府等其他決策主體交流，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有利于提高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效率和科學性。
4.社會總動員可以促進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執行。性別比升高治理政策的順利推行要以公眾的普遍接受和認同為基礎，社會總動員決策過程對于提高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群眾基礎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擴大了決策者的范圍，增強了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利益整合功能，因此，由公眾作為一方決策主體最能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能更好地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從而增強公眾對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在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中讓公眾參與進來，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發表自己意見和見解，可以使公眾認識到自己在性別比升高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提高公眾的人口計生意識和積極性；同時，通過這種參與方式取得的成果公眾也將更容易接受并更加珍惜。可見，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過程，可以使公眾更加容易地接受和認同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這種認同和接受會增進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感，以積極的態度推動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執行，減少政府推進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的成本，大大提高決策的執行效力。
三、現有社會總動員的不足
現階段，我國性別比升高治理中的社會總動員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其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有的一些關于社會總動員的規定，較為原則和抽象。現有的各級人口計生部門關于社會總動員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的規定，較為原則和抽象。社會總動員的途徑、形式和程序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如全國性的倡導性文件――《關愛女孩活動倡議書》中規定，性別比升高治理當有公眾的參與，但對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推動公眾進行參與未作規定；規定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可以以適當方式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但對“適當方式”也沒有明確的規定。
2.社會總動員沒有形成廣泛持續的規模。除了少數活動(如關愛女孩活動)，當前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還沒有恰當的形式和適當的渠道，社會總動員沒有形成廣泛、持續的規模，沒有產生持久的效應。雖然一些文件中規定公眾可以通過聽證會、論證會和新聞媒體來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但對于參與的途徑和方式沒有作具體規定，所以導致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事務沒有形成廣泛和持續的規模。
3.社會總動員的范圍較窄。一般來說，廣義上的“公眾”是指社會的所有成員，包括政府、企業、組織、公民等。但在“社會總動員”中，“公眾”指的是與政府相對的其他社會成員，主要包括公民和人口計生組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不僅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且需要發揮公眾的作用。社會總動員的范圍是指在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中，公眾可以在哪些領域加以參與。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能力和國家允許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的程度是決定社會總動員的重要因素。我國現有的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問題中一個重要的缺點就是社會總動員的范圍較窄。
4.缺少性別比升高治理知情機制。獲取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信息是社會總動員的前提，但是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知情機制尚未建立。就知情權而言，我國性別比升高治理雖然初步確定了社會總動員的原則，但是在信息公開問題上的規定遠遠不夠。公眾對性別比升高治理信息的內容了解不深，在參加各種活動時就很難做出合理的判斷、提出合理的建議。
四、促進社會總動員的方略
明確了社會總動員的重要作用和存在問題后，需要考慮的就是公眾應該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參與決策。筆者認為，社會總動員性別比升高治理決策不以提出具體的政策、規劃和法律的制定、執行方案為手段，也不以設計具體的項目方案為己任，公眾擁有的是否決權，未經公眾同意的性別比升高治理政策、規劃、法律不得通過，未經公眾同意的項目不得開展。這是由公眾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公眾不是法定的立法主體，不擁有制定法律法規的專門知識，不能制定具體的法律條文；公眾更不是設計專家，不能承擔設計和規劃項目的重任。公眾應對政府已經提出的決策方案加以分析和調查，通過聽證會、論證會和調查會等形式行使自己（下轉第33頁）（上接第21頁）參與決策的權利，從而在源頭上更好地參與性別比升高治理。
1.保障公眾充分知情。使性別比升高治理政策的制定過程得到公眾廣泛參與，就得激發公眾的參與興趣和熱情；要調動社會總動員的興趣和熱情，當然離不開公眾的充分知情和理解；要使公眾知情并且積極參與，就得做好宣傳與動員工作。公開透明是基本原則，政府所要做的是把信息準確地傳遞給公眾，采用的主要手段有公告、出版物、電視廣告、宣傳手冊、網站等。在向公眾宣傳中不能忽略使用民眾容易理解的語言，社會總動員不是專家論證，宣傳和介紹的語言要通俗易懂，把專業性的問題變成普通民眾能夠理解的大眾語言。
2.鼓勵自由發表意見。社會總動員的形式很多，名稱各異，各式各樣的公眾咨詢、民意調查、公眾聽證、立法聽證、圓桌會議、民意調查、公共對話、政策論壇、網上參與等手段，具體采取哪一種方式，完全根據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不拘一格，關鍵是能引起公眾的參與興趣、方便公眾廣泛參與、利于公眾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3.發揮非政府組織和利益集團的作用。非政府組織由于其無黨派性和中立性，在動員和吸引社會總動員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利益集團在參與的代表性方面也有它的特點，它們往往代表或聯系著龐大的社會群體，有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在政府政策的形成中，作為利益相關方，參與更加積極、更加活躍。
4.重視公眾意見。重視并積極吸納公眾的意見，才能持續提高社會總動員的興趣；如果把社會總動員僅僅當作一種形式或裝飾，那將會傷害社會總動員的熱情，并最終傷害到民主制度本身。良好的社會總動員原則還包括專心傾聽，將有形結果告知參與者，進行評估。將有形結果告知參與者，就是對參與者和民眾要有一個交代，有一定的反饋。評估就是衡量和檢查是否實現了預想的政策目標，是否出現了意外的后果以及過程本身是否有效，目的是根據需要微調或重新制定政策，參與的結果得對政策產生作用。
總之，完善治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中的社會總動員，大力發揮社會總動員的作用，是我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重要手段。為了促進治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充分認識社會總動員的重要作用并在實踐中促進社會總動員的發展迫在眉睫，完善我國的社會總動員必然會為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帶來新的活力，推動我國性別比升高問題治理。
參考文獻：
[1]穆光宗.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治理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7，（3）.
[2]吳帆.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調公共政策的困境與“帕累托改進”路徑[J].人口研究，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