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02 10:36: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中的經濟學現象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約翰?穆勒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二、對“經濟人”假設的批判與修正
(一)經濟學修正“經濟人”假設的開端
對“利己”本性的質疑是“經濟人”假設遭到的最早質疑和批判。以李斯特(F?List)為首的德國歷史學派主要針對斯密的“利己”觀展開批判。德國歷史學派指責說，“經濟人”的“利己”性被視為其經濟行為的唯一動機，那么人們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諸多方面動機激勵下去追求的社會利益將被排除在外，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和有悖常理的，并且強調了歷史與文化在形成人動機方面的作用，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
貝克爾(Gary S.Becker)對效用函數做出了突出貢獻，使得“經濟人”向“效用人”轉變，他把“利他”的行為寫進了個人效用函數，指出人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包含“利他”的行為會更符合實際，并且他運用包含“利他”行為的經濟模型分析了其他的非經濟行為，這樣就可以解釋人的經濟行為的多樣性和人會受到道德、情感等諸多因素束縛的事實，使“經濟人”看起來更能接近現實生活中的人，從而拓展了“經濟人”的“利己”本性，緩解了“利己”和“利他”的矛盾。
(二)經濟學針對“利潤最大化”批判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
斯密的“經濟人”假設源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活動，工場手工業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形式。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正處于迅速上升期，資產者與勞動者間的斗爭尚屬于初級階段，各階級之間的斗爭還不像產業革命后來那樣尖銳。社會中的經濟關系也比較簡單，斯密提出的“經濟人”假設從生產者的角度出發，但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不僅僅只包含生產者，還包括消費者、家庭、政府等各種團體，面對各種不同的團體，利潤最大化是不能解釋所有現實問題的。西方經濟學拓展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體，根據市場行為的不同把人劃分為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要素所用者以及官員四類，運用了不同的最大化理論來解釋說明，具體地說，就是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生產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員追求選票最大化。由此，利潤最大化理論向涵蓋所有行為人的最大化理論擴展，以使“經濟人”假設更能接近現實生活。
萊賓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提出“x效率”對利潤最大化進行全面批判，并指明最大化的行為和結果只能是一個特例，人們很難按照接近于完全的計算程序來做出決策，更多的情況下出現了行為的非最大化。
(三)對“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批判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是：“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西蒙不僅對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提出質疑，同時也批判了“經濟人”的最大化理論。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三、對經濟范疇人格化的理解
經濟學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并指明社會并不是單個人的簡單加總，人“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能獨立的動物”。馬克思在強調人的社會性和個人利益社會性的時候并沒有否認人不能追求個人利益，人類要想生存就必須滿足個人生存需求、個人利益的實現，這也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但是個人利益所追求的內容和個人利益的實現程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由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所決定。馬克思對人的分析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面對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中的人以及各種不同的行為動機，馬克思對人的行為運用了一定的“抽象力”，但是馬克思所運用的“抽象”與西方經濟學家研究“經濟人”時所用的抽象是不同的，馬克思反對把人抽象為永恒不變的范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才是解釋社會制度的變遷和社會形態更替的科學理論，人是社會中的人，脫離了社會這一大環境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并不是永恒不變的。馬克思提出“經濟范疇的人格化”，認為人并不是永恒的，因為經濟范疇是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是由外部環境決定的。
四、“經濟人”假設與“經濟范疇的人格化”的比較分析
(一)對人本質方面的比較
盡管西方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不斷地進行修正，但是并沒有逃出“個人”這一研究范圍，沒有把人融入到社會中，也就是獨立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約束來看待人的經濟行為。西方經濟學中采用個人主義的方法對“經濟人”的經濟行為進行分析，方法上的個人主義就是指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來自于對個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僅強調對單個人的研究，認為“只有個體才能進行選擇和行動，而群體本身既不選擇又不行動，如果所分析的群體同樣進行選擇和行動，則就不符合科學的準則。社會總量被認識只是個體所作的選擇和采取行動的結果。”在這種方法的指引下，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一個重要的分析傳統，那就是從單個的個人或者是魯賓遜似的孤島生活出發來考察問題，也就是拋開了人的歷史性、現實性和社會性來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質和人的經濟行為。
正是基于前文提到的抽象力，馬克思將人的本質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任何個人的經濟行為都不可能是完全主觀隨意的。它必定會受到社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要受到一定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制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的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們不能自由的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的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
(二)對“人”研究范圍的比較
【關鍵詞】海爾布魯納之謎；經濟學家；創新
海爾布魯納在其名作《世俗哲人―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中提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經6000年，然而沒有出過一位在舞臺上占主導地位的世俗的哲學家。奇怪的是，遠在法老時代以前，人類就為經濟問題奮斗，若干世紀以來，產生了不少哲學家，許多科學家、歷史學家、藝術家和大量的政治家。為什么獨獨沒有經濟學家呢？在中國，整個學術界對“李約瑟難題”謎底進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棟，而針對“海爾布魯納難題”卻沒有引起整個學術界足夠重視。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海爾布魯納難題”則更成為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一、中國古代宗法制度的影響
我國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周公制禮的宗法制經過確立之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論化和佛道的制衡作用后，宗法制度在社會中便起著凝聚的紐帶性作用。祖先崇拜是我國古代宗法制的一個重要特征。祖先崇拜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使得世人都以此為一切“正義”的標尺，具有了排斥其他思想的主導地位。只專注于個人小生產之中導致了人們的思想僵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認識和思考。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對祖先的崇拜而不敢去發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態使得整個社會缺乏進取的精神，缺乏創新的意識。親緣有序是我國古代宗法制度的另一個主要特征。各自憑借其與宗主之間的血緣關系作為社會內部區分親疏關系和社會等級的一個標準。整個社會中，任人唯親、注重私利現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個人得不到重視，人們生產發展的積極性相對較低，這樣情況下古代社會的發展始終處于一種相對沉寂的狀態。這種世襲宗法制把一切都用血緣安排好，社會靠是通過血緣關系來維護，整個社會都早已被安排，普通人很難通過自己努力來進入統治階級來管理社會。
二、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影響
我國科舉制度興起于隋唐時期，在當時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封建經濟進一步繁榮，封建社會開始進入鼎盛階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隨著科舉制的成熟與發展，讀書考取功名的思想日益普遍，同時官本位現象也日趨嚴重。人們的思想逐漸僵化，被科舉考試的八股文牽制，按照固定思維去思考問題即統治階級的自身的思維。到了封建社會后期，科舉制最終被封建保守派用來抵制思想進步，這樣的思想狀況下自然很難出現經濟學家的影子，封閉保守的思想使得整個社會難以進步。科舉制度將教書育人培養出優秀杰出的人才這一最主要的功能異化了，科舉制度逐漸成為奴化和禁錮知識分子思想的工具，使社會中的優秀杰出的人才思想僵化，投身于服務統治階級的仕途中。在科舉制僵化的體系下，社會精英的思想隨之開始僵化，整個社會處于相對沉寂狀態，社會發展缺乏活力，自然培養出的所謂“人才”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三、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思想影響
重農抑商又被稱為“重本抑末”，是一種強調發展農業生產，限制甚至打擊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的思想制度。重農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會中地位底下，從事商業活動的人自然較少，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大量商人通過商業活動賺來的錢幾乎全部都用來購買土地，而不是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商業活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業活動的范圍和影響力始終不能超過農業活動。整個社會的思想對人的行為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商業最終還是在為農業服務，商人也是向地主階級看齊，希望通過購買土地使自己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重農抑商的政策的持續實施，使得我國古代商業發展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很難通過觀察社會市場而形成，所以說，重農抑商政策是我國古代不能產生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中國古代未形成公理化體系
現代科學的基礎是數學，是公理化的形式邏輯體系。我國古代數學的發展，偏重于算學，幾何長期成為算學的附庸。我們知道數學對經濟學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出色的經濟學家不能說是一名數學家但也是精通數學的人。我國古代數學側重對算學的研究，以至連公理化的基礎都沒有，而沒有第二代數學模型的話，算學是無法走向公理化的。由于漢語是天生適合表達算術的語言，所以，中國人在前科學時代，在算學方向上走得太遠，以致錯過了利用幾何發明公理化的形式邏輯體系的機會。這就使得我們未形成公理化的邏輯體系，數學難以進一步向前發展，經濟學的土壤并不肥沃，難以培養出經濟學大家。
五、“海爾布魯納之謎”給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經濟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在后，我國堅持改革開放，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是，絕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國人均值仍然不高，我國至今仍然沒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重要機遇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提供動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真正發揮有效發揮市場的作用，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改革力度，逐漸實現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我國杰出經濟學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進一步完善人才培養機制
經濟學家的形成同時也需要完善的培養體系，有一套完善的培養體系和機制能夠有效培育出國家需要的人才。古代科舉制也將大量優秀的人才、社會精英引入到仕途，在科學研究領域的人才稀少。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科學的人才培養機制對我國經濟學家的成長是很有必要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特別對教育公平等問題進行改革，取消重點學校重點班，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信息化縱向流動，高考改革等，這些措施在我國教育發展中邁出了一大步，為我國完善的人才培養機制形成提供了條件。科學的人才培養機制是經濟學家成長的一個重要沃土，能夠使其更加專業化科學化。
（三）著力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建設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國家需要提高創新能力，經濟學家的成長也需要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正在加快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通過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而針對到經濟學家個人，應該立足于我國的國情進行學術研究，學術研究要堅持原創性和提出自己的創新的觀點。在學術研究中不能進行學術作假、學術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絕不可能是通過抄襲作假得來的，經濟學家一定要對自己的學術負責，要通過觀察社會，研讀經典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觀點，形成自己的體系。國家的崛起是每一個國人的責任，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模仿復制中崛起，需要創造創新。
【參考文獻】
[1]李谷成，范麗霞.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歷史使命[J].經濟導刊，2007（4）.
[2]劉海峰.多學科視野中的科舉制[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
[關鍵詞]群體；合作；分配；價格
中圖分類號：D4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7-0126-01
馬克思的價值轉型是以平均利潤率規律為基礎推導出來的，但是他沒有尋找價值轉型的深層原因。那么價值轉型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是合作，主要是不同部門間的合作。
一、合作下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一般關系
我們知道經濟學的基本前提是分工與合作，但是已有經濟學理論都是站在個體和分工角度觀察實際，并在競爭機制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都堅信“誰創造就歸誰”這個命題，所以在論證某人所得合理時，在論證某商品價格合理時，都一定是論證該人創造的就是這么多，一定是論證該商品的價值（或者效用、稀缺）就是這么多。現在我們從量的角度考察財富分配――即從價值角度考察財富分配。不管是不同部門間的合作還是不同工種間的合作，在合作體角度看，我們無法鑒別誰創造了什么，創造了多少價值，“誰創造就歸誰”這個命題在合作層面不成立。比如生產一顆螺釘，10道工序，15個工人，顯然每個工人都不可能生產出這顆螺釘，都只是生產出其中一部分。從結構上看，雖然每道工序可以按照必要勞動時間計量其價值，但是他們都沒生產出螺釘整體這個使用價值，賣不出去。按照馬克思的商品沒有使用價值就沒價值的基本原則，這些勞動都沒有資格形成價值。將10道工序合成后一顆完整的螺釘就出來了，有螺釘整體的使用價值，賣得出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合作勞動中每個個體的勞動不能形成價值，只有合作整體的勞動才能形成價值。
凡群體都是先協同獲取財富，然后分割財富，只是當群體過大時用秤稱用尺量這種原始的分配方式不可行。商品交換出現后群體的分配手段進入全新階段，其中價格所表達的不是財富的多少，不是商品價值的多少，而是要素分得價值（財富）的多少。將這個多少翻譯成馬克思經濟學術語就是生產價格（為了概念的統一性，下面將用分配價值代替生產價格進行表述）。馬克思的價值轉型在實質上就是價值的分配。
二、生產價格公式的一級推導
這里我們以例證的形式，且先從最簡單、最特殊的例子開始分析，然后讓分析逐步接近實際，最后導出價格互動規律。
例如，社會中只有A、B兩部門，它們的產量為，它們的價格為，兩部門勞動人數相等，問A部門生產率提高1倍后，A、B的價格？其中，為價值至貨幣轉換常量，等于單位貨幣分得價值的倒數。通常可以將當做貨幣單位“元”來看待。
不難知道，兩部門原來創造的價值為。
依照同比律（正比率），A部門生產率提高1倍后創造的價值為，多創造了的價值。這的價值要交給社會，在社會中平均分配。
由于兩部門的人數相等，所以這的價值平均分配后，兩部門各得。于是有：A部門創造的價值被分走后，剩下的價值為；B部門得到A部門無償贈送的價值后，有價值。
由于A部門的產量增加了1倍，所以A的價格為：
。
由于B部門的產量還是原來那么多，所以B的價格為：
。
依照等價交換原則，A與B的交換關系為：
可能會有人對這個結論不習慣，因為他們發現實際中許多商品的價格的確是隨其生產率的提高而反比降低。這里希望我們能注意到另一面，即有些商品的生產率提高后其價格還要上漲，如糧食、建筑品、印刷品。
在馬克思的反比律下有：，反比降低；，不變。于是A與B的交換關系為：。
二者最終交換比例都是，那么，°與°兩種分配關系誰更符合實際呢？將貨幣加進來后便有答案。
在的交換關系下，貨幣對A的購買力增強，對B的購買力減弱，且增強量正好等于減弱量，于是社會中貨幣的購買力不變，既不增值也不貶值。
在的交換關系下，貨幣對A的購買力增強1倍，對B的購買力不變，于是社會中貨幣的購買力增強，貨幣增值。
我們對這個交換關系不習慣，是因為這里分析的是特例。為了讓分析接近實際將部門數擴展為n個，此時A部門多創造的價值將在n個部門中平均分配，每個部門分得的價值，于是有：
，°°。
由于社會中有成千上萬個部門，n很大，所以和都可以忽略不計，于是有：
，反比降低；
，不變。
現象從來掩蓋實質，憑我們的直覺很難將和這樣的微量觀察出來，于是便有馬克思的反比律或者效用理論的遞減律。
三、生產價格公式的二級推導
上面的例子還是一種特例，因為實際情況是A部門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其它部門的生產率也要提高，只是不同部門提高的速度不盡相等。
很顯然，其它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后多創造的價值，也將按同樣的法則在社會中平均分配。
農業、建筑業、手工業、紡織業、印刷業等等的生產率也是在不斷提高的，但是其率速度總是小于社會平均值，于是社會給予它們的價值大于其拿出的價值，所以其商品的價格是不斷上漲。只有生產的率速度大于社會平均值的商品其價格才能降低，比如手機、電腦、照相機、釘子、繡花針、光纖、LED。
四、生產價格運動的第一規律――價格互動規律
平均律的作用過程是：當生產領域多創造商品后社會必須給消費領域（終端消費）增加相應的貨幣，以購買生產領域多創造的商品。自然，增加貨幣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們的工資，包括退休金、失業金等等。在第二層次的價值分配，不管是宏觀上的分配還是微觀上的分配，在本義上都是對人不對物的，但是由于成本相關性和社會積累等原因，分配便扯到物上去了。所以有基本邏輯：一部門生產率提高后多創造的價值（商品）首先是用來提高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讓人們買得起。但是這又增加了生產領域的成本，于是又不能全部用來增加人們的工資，而是要留一部分給生產領域，以保證利潤率不變，維持經濟穩步發展。
這個規律表明價格成本不能相互催動。表面看工資上漲會導致成本提高，但是由于前提是生產率提高，商品量也同比增加了，工資被攤薄了，結果是社會中單位商品的成本不變。這就是說價格互動規律下，盡管人們工資上漲了，但是物價水平不變。這種結論與實際中的“穩定物價”相吻合，而馬克思的反比率和西經遞減率則不能解釋實際中總是要求“穩定物價”這種現象。
參考文獻
[1]《資本論》，馬克思，1954年版，人民出版社.
[2]《價格論》，曹國奇，2003年，延邊出版社.
什么是社會學?學了社會學能干什么?看到“社會學”這三個字,你的腦中是不是冒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說起來,社會學在中國仍是一個年輕的專業,對于很多人來講,這門專業似乎很新奇,很高深,很玄乎。
其實生活中處處皆有社會學,生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社會學家。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知道,動物中只有人是主動要穿衣服的,你會不會光著身子在大街上逛?上課的時候,你會不會隨意走動、高聲談笑?在公交車上遇到步履蹣跚的老人,你會不會讓座?……類似的情形數不勝數,面對這些情形,相信絕大部分人的行為都是一致的,因為我們正是在運用社會學的思維去看問題、想問題、處理問題。
你是一個社會人,是在這個社會中長大的,社會教會了你如何在其中生活,而你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樣的教化。知道“狼孩”嗎?同樣是人,他們就沒法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因為狼孩沒有社會學思維,他們無法理解這個社會。
當你呱呱墜地的時候,就注定了將成為一個社會人,你會慢慢學會如何去對待社會上的人和事。比如同輩之間可以嬉戲打鬧、不分彼此,面對長輩就要敬重端莊。但是,你想過為什么要這么做嗎?為什么我們直呼長輩的名字會被說成沒教養,而在國外卻沒有這樣的規矩?你可曾想過為什么你是這樣的你,而不是你同學那樣的或者你父母那樣的?你可曾想過你是誰?你又將在這個社會中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如果你想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想更好地了解自己、認識這個社會,那么你不妨走進“社會學”這個大千世界。
社會學專業,培養你的“社會學想象力”
所謂“術業有專攻”,每一門專業都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社會學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只要是這個社會中的人和事都可以成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比如“消費”這種社會現象,一直以來,人的消費行為往往被認為是經濟學研究的內容。經濟學里有個著名的“經濟人假說”,按照這個假說,人們作出的投資、消費決策都是理性的,在一定成本和約束條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但這如何解釋大街上跑著那么多奔馳、寶馬?桑塔納、QQ不是一樣能代步嗎?為什么有些人省吃儉用一年就為買一個LV的包包?……這些社會現象我們該如何去解讀? 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消費社會里,商品不僅具有物質形態上的使用價值,還具有文化意義上的象征價值,因而成為了人們“自我表達”和“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人們通過購買奢侈品或其他昂貴商品來向別人傳達一種信號,體現自身的身份和地位。
由于我們所處的社會包羅萬象,因此社會學也根據研究領域的不同分各個研究方向,比如家庭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雖然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五花八門,但研究的思路是共通的,都要用到“社會學想象力”。
在社會學里,“社會學想象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個能力是社會學人的基本專業素養。它要求我們在觀察一個人或一件事時,要學會從社會這個大環境去看、去想,而不僅僅是停留在這個人或這件事本身。我們都聽說過“時勢造英雄”,英雄固然是能力很強、有膽有識的人,但英雄的產生更有其社會的、時代的原因。只有將視野放大,放大到社會環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你身邊的人、事和現象。社會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就是教你學會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及其社會背景。
社會學人的N種出路
總的來講,社會學學科專業性不是特別強,所以沒有特別對口的就業渠道。但是社會學學科涉及面廣,因而就業的面比較寬。從我身邊的同學來看,工作去向主要有以下幾種。
No 1. 各種公司的人力資源部、人力公司和獵頭公司。我的同學中就有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工作的,他們說大學期間學的“社會心理學”“勞動社會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公共關系”等課程,在工作中非常有幫助。
No 2. 專業調查公司,包括市場調查公司、媒體調查公司,如零點調查公司、北京賽迪數據有限公司等。這是社會學人的一大就業去向。社會學的課程中包含了“高等數學”“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和數據分析技術”等一系列調查統計類課程,因而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從事此類工作是非常適合的。
No 3. 各類媒體包括報紙、雜志、電臺、電視臺、網站等的策劃、采編、社會評論員等。社會學專業素養使得社會學人對時事、社會現象方面的報道、評論視角更獨特,也更有深度。很多大的媒體單位都設有社會調查部,這也是社會學專業畢業生非常適合的工作部門。
No 4. 公務員。學社會學的人對社會現象有著獨特且深入的分析視角,而這種視角正是公務員應具備的重要素質。一般而言,街道、社區、民政系統、統計部門、新聞出版系統等更傾向于招收社會學方面的人才。
【主干課程】
《社會學概論》《西方社會學理論》《社會統計學》《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社會統計軟件與應用(SPSS)》《高等數學》《國外社會學學說》《中國社會思想史》《社會心理學》《農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經濟社會學》《社會工作概論》《組織社會學》《社會問題》等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政府規制;規制政府
中圖分類號:F270-05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生活中以計劃經濟為主,企業―政府―社會關系模型以主導模型為主,即企業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決策,企業成為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微觀管理的工具,經濟生活政治化。同時企業的行為又會影響到政府的決策,實質上政府又被企業所俘獲,又出現政治生活經濟化的現象。此時企業社會責任以經濟責任為主導,但由于計劃經濟下必然會出現短缺現象,因此可以說,企業的經濟責任也未能很好的完成。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關系逐漸捋順,企業社會責任逐漸趨于合理化,其行為邊界進一步清晰化,但由于改革的漸進性及路徑依賴等因素的影響,企業―政府―社會關系還未真正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企業社會責任出現扭曲,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核心的經濟責任并沒有很好的完成,其他社會責任,如環境責任、法律與道德責任更是出現了嚴重的缺失,怎樣解決這一問題是我們急需探討的一個課題。
一、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演進
一般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起源于美國(Sheldon,1924),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一直是理論界討論的熱點,但一直沒有統一看法。Bowen(1953)、Davis(1960)、Carroll(1996)、Wood(1991)等人從不同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進行了界定,經濟發展委員會(CED)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闡述更加完整,它提出“企業的職責要得到公眾的認可,企業的基本目標就是積極地服務于社會的需要――達到社會滿意”[1],報告用三個同心責任圈來說明擴大的社會期望:最里圈,包括明確的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基本責任,比如產品、就業以及經濟增長等基本的責任;中間一圈,包括在執行這種經濟職能時對社會價值觀和優先權的變化要采取一個積極態度的責任,比如尊重環境保護、雇用以及與雇員之間的關系,以及消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公平對待、避免受到傷害等;最外圈,包括新出現的還不明確的責任,也就是企業必須保證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改善社會環境的活動中來。這一定義不僅具有廣博的包容性,而且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位階關系也進行了初步考察。
雖然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企業的唯一任務就是在法律的范圍內,在經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居于主要地位,但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演進,這一理論也越來越為眾多企業所接受[2]。企業社會責任觀的演進與“企業―政府―社會關系”的基本模式演進有高度相關性。“企業―政府―社會關系”模式的演進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市場資本主義模型(18世紀末―19世紀末):即企業系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免受環境中社會力量的直接影響,從而企業可以專注解決與市場經濟力量有關的問題;(2)主導模型(19世紀后半期):即政府和企業主宰著我們社會的絕大部分個人和團體,一小部分精英凌駕于系統之上,以犧牲多數人的福利為代價,為少數特權人物贏得財富和權利;(3)動態力量模型:它將經濟系統描述為一種由寬泛的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系統。企業無法獨立于他所處的環境而存在,也無法主宰這一環境,同時企業是形成環境的主要因素;(4)相關利益團體模型:這一模型重新定義管理的優先次序,強調了管理的道德責任,認為公司在運營過程中每一個相關利益團體的利益都必須予以考慮,而不是簡單的作為可增加投資者財富的工具,要識別并通過工作來滿足廣泛的相關利益團體的要求。
與此相對應,企業社會責任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市場資本主義模型下形成了傳統企業社會責任觀,即企業如果盡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資源以生產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并以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出售它們,企業就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18世紀和19世紀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不積極行動,同時在19世紀末托拉斯組織已經存在,由于不存在與之相抗衡的利益團體,因此大企業通過各種腐敗行為操縱著政治家和立法機構,出現了嚴重的“政府俘獲”現象,大企業恣意行使著他們所擁有的特權,強化了其經濟利益,其代價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喪失和公眾福利的減損;20世紀初―20世紀中期,隨著“企業―政府―社會關系”的演進,出現了三種相互聯系的觀點,即管理者是受托人,也就是說,公司賦予他們相應的權利和地位,不僅要滿足股東的權益,而且要滿足顧客、雇員和社會的需要;管理者相信,他們有義務平衡這些集團之間的利益。事實上,他們就是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沖突的利益協調人;許多管理者都同意服務原則,雖然這三種觀點各有側重,但其內核是相同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觀點繼續演進,雖然在其演化過程中,高效率地利用資源創造利潤仍被看作是企業的基本社會責任,但諸如法律責任、環境責任等也都充實到企業社會責任之中。
從企業影響力理論的變革中也能反映出企業社會責任觀的演進軌跡。企業影響力是企業通過行動改變社會的力量和強度。企業影響力的來源是社會賦予企業的一種職權,可以將資源有效地轉化為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作為實施這種轉化的回報,社會給予企業采取必要和合理的行動的權利,并允許獲得投資回報。由于企業影響力對于個人自由和財產通常會有潛在的影響,因此企業影響力通常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行使的。企業影響力包括經濟影響力、環境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等。在企業影響力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即主導理論和多邊制衡理論。主導理論認為,在企業影響力結構中,企業居于突出地位,企業影響力的運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監督,其結果使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改變周圍環境而不將公眾福利作為其行動函數的一個影響變量。多邊制衡理論認為,企業影響力是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而在這個社會中,其他的組織如市場、政府、勞工、教育以及公眾觀點也都有其強大的影響力。在一個多邊制衡的社會中,政府、社會利益團體、社會價值觀、市場與相關利益體共同決定著企業影響力發揮作用的邊界。因此可以看出,在企業影響力主導理論下,企業社會責任模式與市場資本主義及主導模式相對應,而在多邊制衡理論之下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與動態力量模式及相關利益團體模式相對應。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的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企業、政府、社會三者的關系,它的形成是三者互動的結果,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產生很大的影響。而現實中,不論是企業、政府還是社會方面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從而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
1企業內在自主性的自然缺失
古典經濟學將企業視為一個“黑匣子”,而新制度經濟學將其視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一種治理結構,雖然二者考慮問題的角度不相同,但二者相同之處便是企業是理性的,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企業不會自愿承擔社會責任。
(1)企業的成本―收益分析。在任何時候企業都面臨很大的利潤壓力,企業會嚴格遵循MR=MC這一硬的約束條件,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實行嚴格的成本―收益分析。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有關投入,如進行污染控制、生產安全設施的投入等,雖然能夠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公眾福利會大大提高,但在企業的決策層來看,這些投資在短期內并不會給其帶來明顯的經濟利益,短期內反映在經濟中只能是成本的增加、收益的減少。承擔社會責任就是對企業利潤的一種擠出,有違企業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企業有動力不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一直是理論研究的熱點,由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以及企業盈利能力等實際問題的影響,專家對于這一問題研究的結果有很大差異性:有些專家認為企業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聲望既沒有什么大的好處,也沒有什么大的好處;而另外一些專家從實證分析中得出結論“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肯定不比那些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經營的差,或許要比他們經營得好”[3]。因此,我們不能武斷地說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績效之間有必然的聯系,也就不能以經濟績效為幌子來拒絕承擔社會責任。
另外,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業有不承擔社會責任的沖動。外部性的存在意味著企業所承擔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或者企業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如果沒有外在監督與約束,企業的最優選擇是按照MR=MCp安排其生產,而對于社會來說最優選擇是按照MR=MCs安排生產,其中MCp表示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時的成本,而MCs表示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條件下的成本情況,很明顯MCs>MCp,由于存在外部社會成本,在實現私人均衡的狀態下并不能實現社會均衡。
(2)小集團行動優勢與相關利益團體的缺失。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度的決定最終會由企業與相關利益團體之間的討價還價來決定,如果雙方力量均衡,則企業社會責任的度的界定就較為合理,如果雙方力量失衡,則相應企業社會責任的度就會有失偏頗。
由于在一個集團中,集團收益具有公共性,因此對于一個集團來說,天然存在著提供低于最優水平的集體物品的傾向,集團中的個體數量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有數量,偏差也就越大。因而與大集團相比,小集團“具有更大的有效性”,即“相信組織的小集團一般總能夠發掘并使用其能量,而在大集團中,能量經常是潛在的”[4]。由于企業在決定社會責任的度的過程中屬于相容性集團,同時社會壓力與社會激勵能夠在較小的集團中起作用,因此對于小集團來說“從一開始就處于優勢地位”。而對于相關利益主體而言,雖然也是相容性集團,但由于其集團個體數量眾多,會出現嚴重的“搭便車”現象,形成典型的合成謬誤現象,集團行動的理性程度大大下降。體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度的決定中,表現為相關利益團體的行動劣勢,其結果是企業社會責任度的界定失衡。更為嚴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種利益集團分化嚴重,但卻沒有形成相關的利益制衡機制,結果以企業為代表的強勢集團的力量越來越大,而與企業利益集團相對應的消費者組織、工會組織、環保組織等相關利益團體相當不完備或根本不存在,導致企業濫用其行動優勢,大肆侵占公眾利益,致使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
2外在正式制度約束的缺失
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調控者,擁有一定的暴力潛能,是博弈制度的供給者和經濟發展的維護者。因此,如果政府在行使其職能時行為出現扭曲,這就意味著經濟發展的外在約束條件改變,其結果是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邊界的改變,經濟效率就會有所不同。而對于企業來說,一旦政府規制這一外在約束條件出現缺失,這意味著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外在約束條件軟化甚至消失,企業的活動就會發生根本改變,即使不是在表面上,也會在實質上將企業的經濟責任絕對化,而忽視對其他社會責任的承擔。
(1)政府俘獲。政府俘獲理論認為,政府規制是特定利益集團的一種收益來源,而確立政府規制的立法機關或政府規制機構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而非一般公眾的利益。作為一種制度,政府規制是產業所需并為其利益服務而設計和實施的,它往往是產業自己爭取來的。受規制者可以通過經常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持續的壓力,使規制者以合作甚至順從的態度對待受規制者。這種特殊而又微妙的關系以及其手中擁有的自由裁量權,使尋租行為成為可能。這種尋租行為增加了尋租者的個人收益,卻使社會的凈收益受損,從而最終損害了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這樣,政府規制就成了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它就像一件特殊商品,人們可以根據供求條件來推測規制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而非一般公眾。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的制定是政府、企業、相關利益集團多邊討價還價的結果。企業集團作為一個小集團,其行動具有內聚力,并且在向政府傳遞信息時存在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即“信息的不完整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誤導、歪曲、掩蓋、攪亂或混淆的蓄意行為” [5],而政府處于信息劣勢,再加上相關利益集團的缺失,政府決策便會受到企業行為的較大影響,出現政府俘獲現象,其直觀表象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
(2)政府職能及其行為偏好。通常認為政府職能有:保護性職能、生產性職能、再分配產權[6]。其中,保護性職能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政府規制來實現的,并且政府的保護性職能越來越得到另外兩種職能的增補:安全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由政府來提供以發揮其生產性職能便有了經濟上的可能性;產權的變更意味著收入及經濟機會的再分配,因此產權的再分配會對政府規制產生影響。我國政府職能經過多年轉變,合理程度增強,經濟效率大大提高,但仍存在政府職能扭曲的情況,如政府還未真正從生產、管理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干預過多;政府的產權分配和再分配職能未能真正發揮,在產權的初始界定和再分配中,政府難以充分作為;信息的生產作用不大等。不合理的政府職能必然會限制其行為的理性程度,而政府行為是政府規制的外在反應,因此不合理的政府職能必然導致規制的扭曲。政府作為一個利益相關者,它追求的是稅收和租金最大化。如果新制度安排帶來較高的社會福利,但帶給統治者的租金較低,那么統治者會發現,建立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它的利益所在。因此,會出現國家有意維持一套低效率產權的情況,即出現“諾思悖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不僅進行宏觀調控,而且還組織微觀生產,其典型特征是經濟生活政治化。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政府逐漸退出微觀生產領域,面臨著巨大的租金損失。由于我國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以誘致性制度變遷為主。這種制度變遷方式雖然會避免較大的摩擦成本,但又給政府帶來兩難困境:要推動制度變遷,就必須放棄大量的租金;要使制度變遷順利進行,政府手中又必須有大量的資金積累以解決變遷中出現的問題,這種資金積累僅靠政府財政收入的積累是實現不了的,又必須有一定的租金來源。政府在兩難的困境中,往往會傾向于保留自由裁量權。因此,政府會利用轉型時期的體制缺陷,尋找新的追租空間:由于路徑依賴,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片面以經濟性指標為主要績效評價指標,而忽視社會性指標;政府會無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有意地維持產權失靈的現狀;利用制度演進的滯后性,大量侵占公眾利益等等,以這些方式來彌補改革過程中大規模的租金需求。社會性規制的缺失便是政府無意或有意進行的創租活動。在企業社會責任度的界定中,如在標準的制定、市場準入、許可證的發放等方面,政府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為實現租金最大化,政府的理性選擇是將自由裁量權市場化,而在這一過程中,只有企業集團具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自由裁量權的使用,也即企業集團能夠提供政府所需的租金。體現在政府行為上就是做出有利于企業的決策,而忽略了公眾利益。
3社會監督的缺失
企業社會責任的行使不僅需要企業的內在自覺性、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來自社會的監督,即來自中介機構或“第三部門”的監督。與來自正式制度的外在監督相比,社會監督能夠采用更加客觀的標準,以保護弱勢群體為目標,發揮其社會責任感,以中立者的身份對事實進行考察和客觀的闡述,得出較為客觀的結果,為企業行使社會責任、政府進行規制供給提供客觀而有效的監督。但在我國,來自社會的監督嚴重不足。
(1)社會中介組織的缺失。社會中介組織作為一種社會自治組織,它是處于政府與社會之間,聯結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的各種社會組織的總稱。社會中介組織在社會體系中處于一種溝通橋梁的位置,使社會體系構筑在企業―政府―社會這樣一個框架體系下。比較完善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結構形式,作為最高權力的主體――政府當然應該處于最高位置,發揮宏觀管理的作用,市場主體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體系的基礎,而中介組織聯結二者,使整個體系綜合完整起來。必要的社會中介組織對于降低交易成本、協調交易關系、構建和諧社會關系、進行公共管理以及實現社會公平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社會中介組織處于政府與社會之間,發揮中觀管理的作用,這是其本質所在。但由于受傳統體制和社會環境的制約,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明顯落后于經濟社會生活的需要:社會組織化程度低,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社會結構處于典型的“鞍馬型”結構狀態。即使政府正在進行職能轉變,社會組織、尤其是社會中介組織還是無法有效地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社會中介組織本身處于弱勢和缺位的狀態,成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制約瓶頸。
(2)中介組織的俘獲問題。從本質上看,社會中介組織的建立視為政府和企業提供外部監督,但由于社會中介組織職能錯位,導致社會中介組織行為失范。一方面,為了實現社會中介組織的“順利運轉”,中介組織重大問題的決策如主要人事任免并非依照法律,而是由其上屬主管部門進行決定。部分中介組織的管理經費主要由財政撥款,其服務性收入也由其上屬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即統收統支。這樣就導致許多社會中介組織因有隸屬或掛靠的單位而會自覺不自覺地產生傾向性,缺乏獨立性和規范性。有些社會中介組織在服務、溝通過程中甚至出現一些違法違紀的現象,成為社會尋租和腐敗滋生的土壤。社會中介組織行政色彩太濃,喪失了由法律規定的自主性,事實上成為政府機構的延伸,也使得其行為帶有嚴重的行政烙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中介組織被政府所俘獲。社會中介組織不能站在社會的立場上看問題,也就難以在社會扮演中介組織的角色。另一方面,社會中介組織的主旨應該是提供社會服務,而不應該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有些社會中介組織卻惟經濟利益馬首是瞻,完全以營利為目的,公證走過場,驗資不負責,監督不認真。更有甚者,有些社會中介組織受利益的誘惑而被一些企業收買,出具偽證,蒙騙政府,欺騙百姓,因此,中介組織又會被企業所俘獲。在雙重俘獲下,社會中介組織的行為出現嚴重扭曲,甚至變成企業逃避社會責任的“庇護傘”。
三、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矯正:政府規制
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目的在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協調,既滿足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即期要求,同時又滿足了社會后續性發展的需要,實質上企業社會責任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第三種力量,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理性選擇,它代表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趨向,是一種歷史進步。而企業天生的盈利性,企業具有天然的動力不去承擔社會責任,但企業無時無刻不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企業有責任承擔一定程度的社會責任。為解決這一矛盾,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依靠其暴力潛能來保證企業行使社會責任。而政府規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特殊行為”[7],其目的是“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8],其中所謂的新式規制更多地是關注由外部性或內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因此,相對于企業和社會,具有暴力潛能的政府在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缺失時具有比較優勢。
1合理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度
目前由于政府的不作為或過度干預,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缺位與越位:一方面,經濟生活政治化,出現企業辦社會的局面;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又出現嚴重缺位,導致經濟生活中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而忽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企業社會責任度的界定中,政府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可依靠其資源配置的權利,利用法律等工具制定相應標準,通過外在強制力監督企業行為,使企業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并監督企業社會責任的完成情況。同時,要合理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度,其前提條件是將企業看成是一個具有強烈利潤動機的經濟組織,企業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目的是在國家相應公共政策的引導下,糾正企業活動引起的不良社會影響,并且這一過程要符合成本―收益標準。
2規制政府
積極、穩健地推進政府轉型,使政府角色由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政府職能由直接管理職能轉向監管職能,減少政府尋租、創租、抽租的土壤,減少政府俘獲的幾率,使政府盡可能以“道德人”、“裁判員”的身份出現。推動政府規制機構的變革,用市場治理來改進政府治理,在政府活動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市場治理使被規制者提供真實的信息,同時又將政府置于競爭環境下,降低政府的壟斷性,將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并規范其使用,優化政府效用函數,共同改進社會福利,為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缺失提供理性的政府主體。
3強化社會監督
(1)規范政府行為,合理界定政府行為的界區,為建立合理有效的社會中介組織體系培養良好的外部條件;(2)制定合理的法律政策體系,為社會中介組織的建立提供完善的法律環境;(3)形成完善的行業內部自律,為社會中介組織行為的規范提供強有力的內部硬約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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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幸福社會；經濟學 ； 內涵；
一、人的發展是幸福的根本，也是經濟學的歸因
經濟學是關于財富的學說。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經濟主要是圍繞財富展開的。經濟發展的實質是財富，是為了“供應一家人的良好生活”。這里，主要涉及了兩個息息相關的方面：一個是財富的創造過程，一個是財富的分配過程。與這個過程緊密相關，經濟學要追問什么是財富，財富具有什么樣的特征，財富的源泉是什么，如何能夠獲得更多的財富。因此，建立在對經濟事實的基礎上，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效率，是如何通過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同時，經濟學也要關注社會財富如何分配的問題，就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分配社會財富，保證社會財富更為公平有效合理分配，增加社會成員的福祉，提升整個社會發展的效益。
經濟學包含了強烈的價值追求。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發展需要積累財富，但是，更需要追問財富的性質和積累財富的方式。著名思想家色諾芬提出，“凡是有利的東西都是財富，而有害的東西就不是財富。”這不僅說明了財富是一種實在的物品，而且，財富本身也包含了“好壞”在內的價值判斷，包含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價值尺度。他進一步論述到，“財富是一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利益的東西。”“利益”所包含的不僅僅是財富，或者不僅僅是財富的多少的“量”的問題，而是財富的方向的“質”的問題。利益所折射出來的，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也是這些關系的核心所在。
二、幸福經濟學的內涵
和諧是幸福經濟學的基礎。和諧是事物的本質中差異面的統一，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狀態，反映了矛盾統一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對立面表現出來的協調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規律性的辯證范疇。在人、社會、環境所構成的生態系統中，人具有主體性。人的幸福是這三者之間關系的協調。正確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推進人與生態、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之間和諧發展，是增進人們幸福的關鍵，也是幸福經濟學的基礎。
人文是幸福經濟學的導向。人作為自然界的成員，不僅是一般的生物體，也是有理性、有思想、有主觀能動性的生靈。人文是人之為人的重要特征，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態度、方法的總和，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的精神世界。它以人的社會存在為基礎，是對人的自我價值、社會價值、自然價值等方面的設定，包括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等方面的關系，是從根本上對人與社會的價值評判。從這個角度看，人文是人們主觀能動性的重要體現。經濟發展不是離開人的發展的物質發展。
創新是幸福經濟學的關鍵。幸福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生理心理等得到滿足基礎上所獲得的愉悅歡欣等感覺，是人生的一種充實與積極的發展，也是人們對自己人生的肯定。“勞動是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只有以勞動為基礎，充分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體現人們的主體性，激發人們的創造性，才能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促進人自身發展與進步，增進人們的幸福，增加人類福祉。只有通過創造性的勞動，激發人們自覺意識，能夠推進科技、流通、交換、市場、消費、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綜合、激蕩、整合，推動人類向著更為自由、全面發展方向發展。
三、進一步發展幸福經濟學
倡導綠色GDP，增強幸福經濟學的時代性。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尤其是人類無限制的欲望的驅使，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當前，自然資源的短缺、生態的退化、環境的污染加劇等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是人與自然不和諧所引起。從經濟學角度看，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人類的不合理的資源利用結構，無節制的資源開采，資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對環境問題長期忽視，對環境保護的缺乏和力度不夠。人類發展始終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在于實現“兩大變革”，實現“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
突出人文資本，增強幸福經濟學的整體性。經濟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而是一個融合了濃重的人文意義在內的學科。經濟學包含著濃重的文化價值觀念、人文發展理念、社會價值標準、社會主導道德等方面。尤其是在一個數理化、科學化逐步成為主導研究方法的情況下，經濟學的價值取向是否應該被關注呢?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吉登斯認為，“科學成了一種‘權威’，借助它可以用相對沒有疑問的方式來應對困境或者解決問題。然而，在一個全球化的、文化上具有世界主義特征的社會中，沖突被迫采用開放的觀點：必須為他們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證明。”但是，在經濟現象中，人文不是一種獨立的力量，而是一種滲透性的力量。經濟學也不是研究一般意義上的人文，而具有“資本”意義。
完善和諧發展模式，增強幸福經濟學的根本性。“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人類社會基本矛盾，決定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運動過程。
時代是理論發展的基本動力。在人類社會發展處于重要的轉折時期，各種矛盾紛繁復雜，各種沖突此起彼伏，各種新問題層出不窮。在人類社會生活面臨著變革的情況下，經濟學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新的選擇。幸福經濟學提出了幸福的核心重要性，揭示了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是積極性發展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解振華.中國的幸福經濟學[J].中國企業家. 2010(06)
關鍵詞：哈羅德—多馬模型；儲蓄率；GDP增長率；資金利用效率
一、質疑的提出
任何對理論的質疑都來自實踐。哈羅德—多馬模型的提出對區域經濟學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也留下了諸多的問題。其中之一為：它不能解釋某些國家（包括內部的某特定區域）和地區儲蓄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一）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假定及含義
該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R.Harrod）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D.Domar）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該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全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儲蓄S是國民收入Y的函數；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力按照一個固定不變的比例增長；不存在技術進步，不存在資本折舊；生產規模報酬不變。這一模型認為均衡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為：ΔY/Y=s/c（c=K/Y，為一個社會中資本與國民收入的比例；s=S/Y，為儲蓄與國民收入的比例）[1]。
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型含義可得到結論：在一個經濟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與社會儲蓄傾向成正相關關系，由此可知，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與儲蓄率也應為正相關關系。但實際的經濟運行是否一直如此呢？通過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分析，我們對此提出質疑。
（二）中國經濟中的GDP 增長率、儲蓄率相關關系分析
在此選取中國1990—2002年的數據作為參考。這些數據雖然距今較遠，但已可充分說明問題。在計算出這一時段各年的儲蓄率之后，再應用SPSS軟件進行相關性分析。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1990—2002年數據的GDP增長率與儲蓄率相關性分析表[2]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在1990—2002年間，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區域經濟發展中，GDP增長率與儲蓄率都是呈負相關關系。即，區域的社會儲蓄率提高沒有帶來單因素的GDP增長率提高，反而在中國經濟體制和區域經濟體系下，從單因素的角度來講，社會儲蓄率的提高帶來了GDP增長率的下降。顯然，這個驗證結果是與哈羅德—多馬模型所提出的結論是相抵觸的。
二、矛盾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投資等于儲蓄的不完全性
在公式推導中，哈羅德—多馬模型利用了公式：I=S，即認為所儲蓄均轉化為投資，且為投資的唯一來源。顯然，這與現實不符。首先，投資不光來源于儲蓄。忽視現金的投資作用會產生分析誤差。其次，儲蓄不可能均轉化為投資。貸款獲得后并非一定投資于生產，此外，儲蓄用于投資，不一定能帶來正的經濟效益。在現實中，I / I 往往不等于Y / Y。
（二）資本勞動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設過于苛刻
哈羅德—多馬模型做出了資本勞動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設，而現實中的情況絕非如此。這種假設，割裂了生產要素的相互替代性，過分強調資本對GDP增長的作用，單因素分析使得分析結果不完整或者多少與實際情況有所差距；使得分析停留在了數學推理的層面，分析的角度難免狹窄不符合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現狀和未來短期內的發展態勢。
（三）區域經濟資金循環內部的差別性
區域（在世界范圍內國家也可以看做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資金因素變化是多元性的，不同的區域資金循環的速度、質量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由于經濟發展速度，金融系統完備程度，政府角色，這些問題上的差別，不同區域資金的吸引、流轉速度存在差距；不同區域金融市場對經濟的助推力不在同一水平；不同區域政府資金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也存在差別性。
（四）經濟經常不穩定，經濟周期存在
哈羅德—多馬模型假設不存在技術進步，也不存在資本折舊問題，而且生產規模報酬不變。顯然，這是在經濟某一特定狀態下進行的分析，忽略了經濟波動對資本發揮作用的影響，而哈羅德—多馬模型忽略了經濟波動。經濟波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可能會帶來通貨膨脹、投資形勢變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對于資本的利用也會產生不同的作用。
（五）中國企業籌集資金的利用效率普遍較低
資金的利用效率低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于投資策略不當，投資項目不符合消費市場要求，項目投產經營、管理不善等[6] 投資低效的情況常有發生。當資金利用低效率存在且長期得不到改善，會帶來各種與哈羅德—多馬模型模型結論不同的結果。如，投資收入小于投資成本；大量的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被消耗在投資中無法收回；GDP增長與儲蓄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不明顯甚至二者成負相關關系。
哈羅德—多馬模型的結論與實際的經濟現象不一致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有其模型分析的缺陷原因，也有經濟運行復雜多變的原因，我們可嘗試對哈羅德—多馬模型進行完善。
三、改進后的哈羅德—多馬模型
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兩位經濟學家哈羅德和多馬對經濟學發展的杰出貢獻，這里的改進也僅限于一種學術上的試探。改進應從模型的假設條件開始，使之更符合實際的經濟情況。
（一）當勞動和資本替代不明顯而資本利用效率能使投資收益大于投資成本時的模型改進
在其他假設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由于一個社會存在著技術進步和管理差別，則一個社會的資本（存量）和該社會的總產量或實際國民收入之間存在某個變動的比例β，則：K/Y=βc，得到：K=βcY，可以推出：ΔK=βcΔY。又因為社會中不存在資本折舊的假設依舊存在，因而：ΔK=I=βcΔY。根據投資等于儲蓄（I=αS，0
（二）當勞動和資本替代隨時發生而資本利用效率不能使投資收益大于投資成本時的模型改進
在此情況下，社會的經濟整體對資金的利用效率不高，低水平的投資普遍存在，并且當投資者無法用資金使得效益增加時，往往采用擴大雇傭工人的數量來實現投資目標。因而，在此過程中，儲蓄率的增加一方面帶來更多的低水平投資，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國民收入下，減少消費，對于GDP的快速增加是不利的。因而，這個時候均衡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公式：
ΔY/Y=（γs+ml）/βc，其中，-1
當然，改進后的模型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同樣不能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但它加入了一些不容忽視而又客觀存在的因素，使得模型更接近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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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下海.技術進步、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就業——解讀中國就業彈性的變動趨勢[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8，(5)：37.
[關鍵詞]文化消費；幻象；社會救贖
李輝的《幻象的饕餮盛宴》對西方馬克主義重要學者的文化消費理論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幻象的饕餮盛宴》意在研究以大眾媒介為主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等消費中的價值和意義問題，即消費文化中的文化消費問題。西方馬克主義既有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菲斯克代表的文本范式，也有鮑德里亞代表的符號范式等等，而“幻象”成為西方馬克思文化消費批判的統一指向點。本書意在闡釋幻象存在于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是文化消費的幻象。西方在文化消費理論研究的過程中批判了消費社會中文化消費的弊端。另一方面是救贖的幻象。在西方消費理論中，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思想，還是其后的思想，針對消費社會所開出的改良藥方缺乏實施的根基，拯救消費社會的措施帶有烏托邦色彩，最終成為一種泡沫幻象。
一、文化消費的幻象
幻象是從幻想、幻覺或夢境中產生的形象。本書中的幻象是在消費文化商品時一種虛幻的表象，一種被蒙蔽的意識形態。具體說來，本書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細致的解讀：
阿多諾批判文化工業對人的蒙昧，文化產品模糊了現實和藝術之間的關系，文化商品交換的樂趣代替了獲得商品后審美的樂趣。電影等文化產品，通過制造出的幻象來滿足人們現實生活的需求和希望，而人們對這種幻象卻樂此不疲。
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主義與文化消費一道維護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整個消費社會成為一個失去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單向度社會；在消費社會中，消費者變成了單向度的人。人的幸福變成了對文化商品的占有，失去了思考和批判能力，文化消費模糊了人與人之間差別的假象。人們活在一種虛幻的滿足中，而這種滿足是一種麻木不仁的安撫人們心靈的幻象，幸福的承諾讓人陷入虛假的滿足怪圈中。
弗洛姆痛斥，消費讓人異化為消費的機器。炫耀式消費成為主調，消費目的、自由隱私、人格、情感被異化。對于文化消費者來說，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幻想，與他們真實需要的沒有關系。他們滿意于無用的占有。人們不再以自身的方式來顯示自身的存在，而是要在文化商品中顯示自身，他們成為了活在商品影子下的傀儡。
本雅明洞察到，消費者社會中藝術的靈韻已經消失，藝術家的靈魂被腐蝕。本商品社會所形成的夢幻和迷離，拱廊街、長明燈、琳瑯滿目的商品、時間空間擺脫自然時間的限制，時尚成為時間的夢幻，拱廊帶來空間的幻象。人們沉浸在這種夢幻中不能自拔，被資本主義的外在魅力所蒙蔽。
法蘭克福學派之后，文化消費思想開始轉折，菲斯克從文本范式來解讀大眾傳播媒介的文化消費現象。他注重大眾在對付規避宰制力量的戰術和大眾的活力，他的理論突出了大眾的力量和主體性。但是他的過度樂觀主義傾向造成了這樣一個幻象：我買故我在，消費者無所不能。而鮑德里亞則看到消費社會中，人們被物體系所包圍，不僅物品異化，而且被符號異化。他把符號的仿真代替了真實，符號成為控制人的力量，消費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二、社會救贖的幻象
西方的學者力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來拯救人類，他們也提出了救贖的方案，但是，這些救贖或者是依靠社會邊緣人物，或者是轉向藝術家，或是與虎謀皮，寄希望于企業或國家。救贖成了一碰即碎的泡沫式幻象。
馬爾庫塞試圖拯救社會，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亞文化群體身上。而作為社會的邊緣人的亞文化人群，他們的反抗只能是隔靴搔癢，無關根本。當馬爾庫塞轉向藝術世界時，他忽略了藝術對于現實的抵制、反抗僅局限于想象的領域。
弗洛姆倡導一種人道而健康的文化消費方式，改變原來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對人的心理、經濟領域改良。而如何建立健全的人，健全的社會，弗洛姆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寄希望與國家和企業能夠改變社會，這無異于與虎謀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