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09 14:46:5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合作學習；角色扮演；社會心理學
一、合作學習的提出和我國大學本科教學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1.合作學習的提出
Robert E.Slavin在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用認知理論和動機理論解釋了合作學習（coperative learning）的優勢，從而使合作學習逐漸被人們認可和應用。合作學習有利于改進學生的學習態度，增進學生課堂學習的心理氛圍，同時對提高學生非智力方面的心理品質有顯著的效果，所以它被世人稱為是最近十年來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教學改革。
河南理工大學應急管理學院的公共事業管理專業開設了“社會心理學”課程。作為一門專業限選課，它的內容涉及影響個體社會行為的多個因素，比如個體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個體如何認識到作用在自己身上的社會力量；個體基于積極或消極的社會關系；個體如何將社會心理學知識應用到自己的社會生活中去。大學生學習這門課程，有利于他們對心理學理論知識體系的了解和掌握，同時還為他們的學習、應對挫折、人際交往、溝通等多方面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
2.我國大學“社會心理學”課程教學模式的改革
當前我國大學“社會心理學”主要采用的是教師講授模式。在課堂上，老師主要向學生傳授社會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和知識，學生按時聽課并做筆記，課程結束后參加本門課程的期終考試即可拿到學分。老師沒有對學生探索新知識的興趣和能力進行關注和重視，這必然造成了我國大多數的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學習的興趣和熱情，缺乏創造意識和能力，缺乏對知識的質疑精神，最終也導致了大學生人才的質量令人擔憂的狀況。在大學“社會心理學”課堂上實行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將變學生被動參與教學過程為主動積極創造性地參與教學活動過程。合作教學充分調動了教學過程中每一個體的積極性，而且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基于相互依賴的學習環境，能夠相互幫助、共同促進，真正做到“教學相長”，也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理心。這不僅對大學生人格的健康發展和人際關系和諧是非常有益的，而且這也是我國大學生培養目標的要求。
在大學教學過程中，師生為了完成一定的教學任務必然會采取一定的教學方式，這就是教學方法。過去常關注教師的教學思想，現在教育工作者們越來越重視學生的個人心理成長和發展。教師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把全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作為教學發展的宗旨，而且更加重視學生思維方式、創造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學習心理，使學生在學習的同時學會積極做人、積極愉快的交往和獲得終身的發展。筆者在大學“社會心理學”的教學過程中，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將學生作為教學活動的主體和中心，特別是針對大四學生到課率低的實際情況，基于合作學習視角之下，發揮角色扮演在教學中的積極作用，得到了院領導和師生的一致好評，提高了教學質量。
二、合作學習在“社會心理學”課堂上的應用及其效果
1.合作學習在“社會心理學”課堂上的應用
在“社會心理學”的教學過程中，筆者著重體現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重在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大學課堂上的許多理論，依靠單純的講授方法，學生無法真正理解教學內容，更談不上深刻體會這種理論的現實價值所在。如果不改革這門課程的教學方式，學生聽課的積極性不能調動起來，課堂氣氛也不活躍，學生參與課堂學習和討論的程度也不高，更談不上學生應用和解決自己實際生活中重大問題的能力的提高了。筆者給大四文科學生上課時發現，學生到課率僅為60%左右，其原因主要是大四學生考研復習、找工作、考各種資格證書，放松了對專業課程的要求。
高校“社會心理學”課程的教學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必須打破當前這種僵化和無效的教學模式。作為目前全球眾多國家都在采用的一種富有實際效果的教學理論和策略體系，合作學習有利于解決目前我國高校課堂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教師在進行合作學習設計時，應考慮到在該課堂的教學設計一般程序中，將構建學生之間積極互動合作的結構為主，同時還要把合作學習的那些基本的要素（比如任務、方法、管理、評估、情境、技能等）納入到課堂教學整個教與學的過程之中。
關于如何實行小組合作學習而言，筆者采借了西方學生小組學習法中的“拼圖鏈接”和主題角色扮演的方法。學生按自愿的原則組成小組，每組成員不超過9人，老師將每次課程的學習內容按小組數量分成一定數量的單元。每個小組隨機從學習內容中抽取一個作為本小組合作學習的內容。小組內部討論和商量每位成員在這個學習內容的學習過程中擔任的角色和身份。盡量讓每位學生都有一次機會成為一次合作學習過程中的“教師”或“專家”。小組成員認可抽取到的教學內容，努力掌握內容，同時小組內部進行合理分工和協作，集體備課，寫出一份質量較高的講義。在即將到來的課堂上，“專家”或“教師”將給所有的學生講授這一部分的教學內容，同時由本組所有同學一起負責全部同學的疑難解答工作。每個小組都必須認真完成其抽取到的教學內容，每位小組成員也不斷地進行著角色和身份的轉換。在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中，如何讓各小組成員相互幫助、共同提高、彼此關心，從而共同提高課堂學習的良好社會新氛圍是這種合作學習法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在主題角色扮演活動中，教師先講授相關理論，然后要求學生通過在各個主題扮演活動中實際的角色體驗活動掌握理論知識。比如講“偏見”這一章知識時，學生以9人為一組，老師先對學生提出主題扮演活動的要求，然后由學生在各小組組長的分工下查找相關文獻和資料，設計主題劇本，討論主、次要演員的人選，經過彩排，最后開一個角色扮演活動的總結報告。筆者專門拿出6節課（共3次，每次2節課）的時間，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全專業總共有76名學生，被隨機分成為11組，每組為6~7名學生，這樣可以保證每位學生都會參與本小組的主題角色扮演活動之中，而且小組內部成員是缺一不可的，相互之間必然會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相互合作、高度互動的人際關系。在這種良好的人際氣氛中，小組成員共同完成老師布置的主題任務。每小組自愿產生一名組長，組員在組長的組織協調下開展準備活動。筆者根據每章的重點內容，給出了11個主題（比如著名社會心理學專家蒞校講座、愛上你、傲慢與偏見、助人為樂、一次重要會議等等），然后按隨機原則將學生分為11個小組。其中各組的組長由學生自愿申請擔任，但必須得到本小組成員的認可。角色扮演活動一般安排在本門課程即將結束的時候。學生在學習了“社會心理學”這門課程的相關理論后，根據自己的理解程度，通過合作學習，在統一的主題之下，把角色扮演活動作為一種對本門課程學習的成果展示出來。
2.合作學習在“社會心理學”課堂上的應用效果十分顯著
一、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1、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是認知主義的危機
上世紀50年代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際知覺與歸因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認知不協調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走的都是認知主義路線。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就是認知社會心理學，所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主義的危機。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的范式論、現象學、解釋學以及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社會心理學開始從某個個別的、具體的研究到核心認識論、方法論，對認知主義開始進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認知主義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80年代末后現代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以及建構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心理生態觀的出現，昭示隨著人們對社會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模式運用于重要的文化轉向。
2、認知主義的危機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式運用于社會心理學的失敗
早期心理學以自然學科為自我發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學的統攝下，認知社會心理學長期以來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經驗事實的積累”上，社會心理學紛紛遵照實證主義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觀察基礎上形成假設，再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驗證這些假設，得出的結論被作為規律性知識構成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一方面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小型理論爆炸性的增長，一本普通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課書通常要涉及四五十個形形彼此相互獨立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于忽視基本理論研究，導致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內部缺乏嚴密的邏輯聯系，各種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諸多問題當中，使認知社會心理學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二、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
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經歷兩個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屬于危機的前期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幾乎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被卷入危機，在其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認識，發出不同的聲音；二是人們在有關批判的對象、目標、觀點、對危機的反應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見，學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正是這種反思的積淀。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具有兩個標志：
1、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紛爭
當代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映射著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危機”本身就是以后現代文化立場審視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結果。后現代社會心理學首先意味著對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全面解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對人的心理的“治療”或“改造”，而是促成對人的心理學差異與心理局限的“理解”，促進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不再熱衷于去“證明”一個理論的“真”或“假”，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中，理論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證明”。后現代社會心理學致力于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對人的心理做出“解釋”。這種新的研究模式強調以人與他人、他物（包括社會、文化）之間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為幾點：
（1）要求以“現實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
（2）強調心理的文化意義，拒絕接受“文化特權”“西方優越”與“種族中心主義”，堅持以平等的原則接受一切文化與個體心理差異；
（3）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過程研究取代傳統心理學的認知中心；
（4）重視理論的前構性；
（5）主張用語義學、解釋學的方法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補充。后現代社會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發展所產生或將會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但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思想、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解釋也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重要的文化轉型。
2、“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興起
如果說作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后現代心理學還僅僅是表現為一種思想、觀念形態，文化社會心理學則已經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能夠為文化轉向提供更加翔實的研究資料。從社會心理學學科內部的發展邏輯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試圖消解認知主義危機的產物：從學科外部的影響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蘭、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心理學界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及這一時期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臨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心理學研究滲透的結果。與“認知的”社會心理學相比，“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轉變。“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認識到人的心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文化社會心理學中，文化與心理不再是兩個相互分離、獨立的要素，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對應物。文化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視角，它顛倒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思維邏輯，將文化前置，將心理作為文化的延伸或對應物置于審視的地位。文化社會心理學要著重討論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種程度是文化的表現？站在“文化的”立場，過去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文化社會心理學將研究重點導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問題和個體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社會化”問題，強調對心理學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意義
關鍵詞：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發展歷程；運動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G80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2076（2016）05-0100-08
Abstract： he international s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have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10 years，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port on the history until now all over the world. his study analyzed the documents conserved in portdiscus to make clear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tudy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appeared at the end of 1800s， subsequently it went to low ebb during 1900 to 1929， and until 1930 to 1959 there was a growth momentum. Benefit of the primary researches， the no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was reported at the end of 1960s， consequently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led to construct the new discipline during 1970 to 1989， which is the most activ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p to now；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momentum stopped during 1990s， although there were more related publications， there was little research from the discipline's perspective. port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are the major part of sport psych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there is still little publication that discusses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discipline perspective， and what's more， the North American researchers have been ignoring the discipline issues of sport social psychology， instead，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are mainly from European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者通常將美國學者Norman riplett于1898年發表在《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的碩士學位論文《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e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看做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誕生的標志（如邱卓英和邱宜均，199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進，2013等），如此算來，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已有110多年的歷史，但是這門學科的發展進程如何，目前無法查閱到相關報道。本研究根據8部以體育社會心理學為名的著作（Carron，1980；Cratty，1981；黃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Russell，1993；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王進，2013）中介紹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知識，依托國際體育科學文獻數據庫portdiscus中儲存的相關信息，詳細考證了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歷程。
1科學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出現在19世紀末期
人們思考社會心理學問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能夠顧及彼此的時代，但系統的、科學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直到19世紀末期才出現（Kassin，Fein和Markus，2011）。當時歐美國家體育文化蓬勃發展，特別是競技體育、職業體育和體育傳媒的進步，以及現代夏季奧運會的復興，體育運動中的心理現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經常有運動員、教師、記者、醫生在報刊上撰文予以評論（King、Raymond和imon-homas，1995），因此19世紀末期應該產生了一些體育社會心理學方面的評論和學術論文，但受制于文獻儲存和檢索技術，現在很難查閱那些文獻（Green和Benjamin，2009），所以那個時代的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情況暫時難以深度考察。
從目前可以查閱的文獻信息來看，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出現在19世紀末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riplett（1898）發現美國自行車運動員單獨騎行與比賽時的成績差異，然后實施了一項實驗室試驗，得出競爭和他人在場會影響參賽者成績的結論。portdiscus中還儲藏著另外3項公開報道于19世紀末期的研究：1）issié（1894）觀察一名法國自行車運動員，發現他比賽成績比訓練成績好，認為與他人競爭有助于提高騎行成績；2）antayana（1894）分析了人們參加體育活動的動機；3）Mosso（1897）在1894年7月組織10名意大利山地軍人登上Monte Rosa山，11日到19日他們住在4560米的臨時營地，期間進行體能測試。他發現爬山過程中領頭的人會比后面的人更快的感到疲勞，引體向上測試中士兵們會自發產生一種互相競爭的態勢，導致重復次數不可思議的超過力竭上限。
盡管當時的研究者們并沒有故意創建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或開展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觀意愿，但從歷史的視角看，這4篇論文開創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先河，特別是riplett（1898）的研究，經過Allport（1924）介紹（pp.261-262，280），讓后來的一些學者意識到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存在（如Kenyon，1970；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
2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
19世紀末期出現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星星之火并沒有順勢在20世紀初燎原，盡管當時社會心理學和運動心理學的良好發展勢頭從理論上為體育社會心理學創造了發展環境，但portdiscus收錄1900年至1929年間的體育社會心理學文獻只有7份（分別是：Patrick（1903）認為參加足球運動可以減輕心理緊張；Wallace（1908）分析了大學體育對道德的影響；ehe（1910）提出可以通過體育教育實施道德教育；mith（1914）論述了體育活動的道德價值；argent（1915）認為參加體育活動可以增強女性自信心；lither（1917）分析了教職工對學校體育的態度；ilcox（1919）介紹了體育運動中的禮節），但這些研究均源自研究者的個人主觀分析。提示，19世紀末期出現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議題和技術，并沒有引起重視，當時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思想尚未形成。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成果的數量、議題范疇和研究技術取得明顯發展。首先，僅30年代10年中發表的論文數量就達到19篇，是20世紀前30年總量的2.71倍（見圖1）。
研究技術也在這個時期開始進步。以人格研究為例，Ragsdale（1932）推斷體育專業學生人格的依據是他們的入學申請材料中自己陳述的興趣、理想和社會經歷，高中班主任或老師對其性格和能力的評價，以及大學班主任對其評分和評價，而Blanchard（1936）編制了行為頻率等級量表（Behavior Frequency Rating cale）用來測量體育課學生的人格，隨后的研究者采用心理學家研制的通用量表（如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測評體育專業大學生（Mochel，1949）和運動員（Booth，1957）的人格。
綜合考量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體育社會心理學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被看作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研究者們還沒有賦予它“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但已經在有意的開展相關研究。
3體育社會心理學理概念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至50年代末期形成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思潮在60年代正逢后現代社會心[LL]理學的崛起（王小章和周曉虹，1994）和運動心理學的創建（McCullagh，1995），這可能鼓勵了研究者們從學科視角看待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
1968年，美國人Gerald Kenyon在第2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報告論文《ocial Psychology of port and Play》，根據當時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認為體育社會心理學應該關注小團體、社會化、態度、社會改變、社會影響、順從、溝通、攻擊等問題，并且發現第1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已經報道了一些體育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Kenyon和Grogg（1970）編輯的第2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論文集第2章第2部分的標題是“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activity”（pp.331-427），包含人際關系、領導、自我、性別地位、態度、成就動機等12篇論文。這提示：1）當時國際運動心理學界對體育社會心理學的認知尚不成熟，但以Kenyon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已經意識這個新研究領域的存在；2）社會心理學和運動心理學的成熟支持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理念的誕生，因為Kenyon的學術觀念萌生于社會心理學，而取材于運動心理學，并通過運動心理學的學術會議予以傳播。
為什么體育社會心理學理念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回顧當時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態勢，可以發現“量變到質變”的規律：首先，portdiscus中收錄1960-1969年間的體育社會心理學論文129篇，10年中發表的論文數量超過之前的總和，而且數量增長的趨勢明顯（見圖2）；其次，研究范圍明顯擴大，與之前的研究主題相比（見表1和表2），20世紀60年代討論的議題有41個，大約是之前研究范圍的4倍。
4迄今最積極的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創建工作發生在20世紀70～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伊始，Rainer Martens（1970）在《Quest》上撰文《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ies》再次綜合論述體育社會心理學，以及oward Richardson（1972）在《Contemporary Education》上發表《A New Discipline： he ocial Psychology of port》首次明確從學科角度討論體育社會心理學，由此掀開了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建設的序幕。這段有史以來最積極的學科建設工作持續到80年代，迄今10部體育社會心理學著作中的5部（Martens，1975；Carron，1980；Cratty，1981；黃金柱，1985；Iso-Ahola和atfield，1986），以及7篇從學科角度討論體育社會心理學的論文中的3篇（Martens，1970；Richardson，1972；Foon，1987）出版于這段時間。此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者們（如Bouet，1970；McIntyre，1971；Valentinova，1971；Jones，1971；Duthie，1972；Ball，1973；Lenk和Lueschen，1974；Petrie，1975；Lenk和Lueschen，1976；Prenner，1976；endry，1976；Roberts，1978；Reis和Jelsma，1978；Mann和Pearce，1978；Chorbajian，1978）開始整體性地用社會心理學理論討論體育領域中的問題。與此同時，體育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大幅增加，僅《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一家期刊在1970-1989年間就發表了203篇與體育社會心理學相關的論文。
80年代的學科建設工作更加蓬勃，來自全球多個國家（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德國等）的學者通過學術期刊（如Inglis，1980；Parlebas，1985；Ingram，1985；劉慎年，1986；Gauvin，1986；Bertels和Van-Rensbergen，1987），學術會議（rent和Adrian，1985），書籍章節（Frey，1986；Rees，1988）和4部著作介紹體育社會心理學知識。
這個時期，部分美國高校還開設了體育社會心理學課程，例如Martens利用自己編寫的教科書《ocial Psychology and Physical Activity》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面向體育專業研究生開設體育社會心理學選修課，而密西根州立大學的Gould教授也采用Martes編寫的教材給博士生開設《ocial Psychology of port》課程（Jowett和Lavallee，2007）。
由此可見，當時研究者們積極開展的相關工作，包含著試圖將體育社會心理學發展成一門學科的愿望，但是研究者們并沒有提出獨立的、明顯區別于社會心理學的體育社會心理學概念，實際上他們一直在向體育領域移植社會心理學知識。
5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建設的熱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下降
盡管“sport social psychology”（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還沒有解決，學科視角下的體育社會心理學還沒有從社會心理學中脫胎出來，但是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主流運動心理學研究者的認可（蘇慶富，2005），不過研究者們專注于具體議題的研究，并不考慮選題的學科屬性，所以這個時期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呈現出“重具體問[JP2]題研究，輕學科理論構建”的特征，例如《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port》《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he sport psychologist》《Quest》和《Applied sport psychology》等8種期刊在90年表了624篇體育社會心理學方面的論文，但是學科建設的熱度卻明顯下降，因為這個時期只有2部以“體育社會心理學”為名的著作出版（Russell，1993；季瀏和朱學雷，1996），只有Brawley和Martin（1995）、邱卓剛和邱宜均（1997）從學科角度討論了體育社會心理學，即使整體性的采用社會心理學理論討論體育問題的論文也只有9篇（Connelly和Rotella，1991；Feltz，1992；Yaron和Jim，1992；Rose和Jevne，1993；Brawley，1993a、1993b；Ebbeck和Becker，1994；Perna、Zaichkowsky和Bocknek，1996；Williamsab和 Andersen，1998）。
[JP2]此外，體育社會心理學開始面臨著體育社會學（如abo ，1993；Leonard，1998），體育教育學（如Carron，1994；Papaioannou和Goudas，1999）和運動心理學（如Biddle，1993；lepicka ，1995；utzler和herrill，1999）的瓜分，相關著作都收納了部分體育社會心理學內容，卻不賦予它們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學科性質。
621世紀討論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問題的研究者主要來自歐洲和中國
一邊是日漸豐富的研究成果，一邊是開始沒落的學科地位。這種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格局延續至今，例如僅僅2014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rt Psychology》《Psychology of port and Exercise》《Journal of 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Applied port Psychology》和《he port Psychologist》等5種主要國際運動心理學期刊發表的225篇論文中就有122篇涉及體育社會心理學問題（見表3），而且主流運動心理學教科書（如Cox，2011；張力為和任未多，2000；季瀏、張力為和姚家新，2007）都會包含體育社會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也是運動心理學學術會議的主角（如第九屆全國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報道心理健康論文66篇、社會心理論文50篇、動機論文29篇（張力為，2010）），但國際運動心理學界對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學科態度并不積極，例如2000年至2014年只有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Jowett和Lavallee（2007）和王進（2013）等3部以“體育社會心理學”為名的著作出版；11種主流國際期刊（除了前文所述8種期刊，還包括《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和《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只有Vernacchia、McGuire和Reardon等（2000）、Kranea、Barberb和McClungc等（2002）、Lewis、Forsyth和Pinto等（2006）、Podlog和Eklund（2007）、Karelis、Fontaine和Messier等（2008）、Opdenacker、Bourdeaudhuij和Auweele等（2009）、Petrie、Greenleaf和Reel等（2009）、Anderson、Petrie和Neumann（2011）等8篇論文繼續整體性的采用社會心理學理論討論體育領域中的問題；只有Gill（2009）從學科層面討論了體育社會心理學。可見，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整體性被忽視了（Morris，2013），從學科角度看待體育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比較少。因此，不難理解第13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包括4個部分：運動和鍛煉心理、運動技能與學習、研究方法學和特殊問題（張力為，2013），其中有許多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卻未能促成一次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專題討論。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在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故鄉――北美，自Russell（1993）之后就沒有出版新的以“體育社會心理學”為名的著作，而且他們的學術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少研究者認為自己是利用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解決體育領域中的問題，所以他們已經不認為自己在開展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而是在做體育管理學研究2。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就沒有其他北美學者從學科角度正式討論體育社會心理學，但歐洲和中國學者逐漸成為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建設的主力軍，不僅出版了5部著作中的4部，而且中國學者王進（2006，2007a，2007b，2007c，2007d），蘇慶富等人（2004，2005，2006，2012），游茂林和石巖（2015）正致力于解決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建設的理論問題。
7小結
7.1portdiscus中儲存的文獻顯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在19世紀末期出現，目前可以查閱的4項研究討論了體育領域中的社會促進效應和動機問題，采用了觀察、試驗和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
7.220世紀前30年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處于低潮，直到30年代才開始興起，在數量、研究范圍和深度等方面的進步明顯，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得益于60年代社會心理學和運動心理學的發展所創造的學術環境，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學科理念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由Kenyon正式提出，繼而在20世紀70～80年代期間出現了由北美學者主導的迄今為止最積極的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創建工作。
7.320世紀90年代以來，體育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但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學科建設工作并沒有得到重視。在過去的20多年里，有關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問題的研究報告也很少，至今國際運動心理學界習慣將體育社會心理學稱作“social psychology of/in sport”而不是“sport social psychology”， 可見研究者們還深受社會心理學思想的束縛，目前的體育社會心理學在大部分研究者的學術觀念中可能稱作“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心理學”更為貼切。
7.4除了Russell（1993）、Brawley和Martin（1995）和Gill（2009），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沒有其他北美學者從學科角度正式的討論過體育社會心理學。相形之下，歐洲和中國學者出版了4部以體育社會心理學為名的著作，而且中國學者正積極討論學科視角下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的相關問題，這提示：歐洲和中國學者成為從學科層面討論體育社會心理學的主力軍。
7.5大量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表明體育社會心理學獲得學科地位不存在知識基礎障礙，但提出“sport social psychology”的概念尚待凝練出體育特色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創建所面臨的這個困難，運動心理學也曾遇到，第1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的主題是“Psychology of port”、第2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的主題是“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f port”，但是運動心理學的名稱早已改成“port Psychology”。國際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者需要合理看待社會心理學與體育社會心理學的關系，盡快將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本位知識體系構建出來，呈現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核心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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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是探討個體在社會情境中行為和思想的本質及原因的科學領域[1]4。大學生政治認同是大學生對政治認同客體進行認知、趨同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是各種社會因素作用于思想的過程，同時也是大學生態度發生轉變的過程，因此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加以考察。總之，要增強大學生政治認同，就要立足于思想與社會的關系，并針對大學生的心理特點提出對策。
一、社會心理學的相關思想及其啟示
社會心理學從個體、群體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角度出發，研究特定社會生活條件下心理活動發生發展及其變化的規律的社會心理現象，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的社會知覺、社會認知、態度、社會認同、偏見、社會影響、群體和個體、人際吸引與親社會行為等方面。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意識現象，社會心理是具有立體交叉結構的復雜系統。
（一）社會心理學相關思想解讀
1.社會認同理論。“認同”是人們面對一定的社會、群體時，參照特定的社會或者群體特征、邊界來確定自己的歸屬過程。社會心理學將認同定義為是一種情感、態度乃至認識的移入過程，在人際交往中，無論是別人被自己同化還是自己被別人同化，都稱為認同。盡管不同心理學家闡釋認同理論的視角不同，但他們都共同關注構成認同理論的社會、自我和認同三個原理。認同主要包括個人認同和社會認同，其中個人認同是指以個人屬性定義自我，社會認同以所屬社會類別身份、群體成員資格定義自我，社會認同的構成可以分為微觀的社會認同如“性別認同”，中觀的社會認同如“職業認同”、“組織認同”，宏觀的社會認同包括“地域認同”、“民族認同”、“國家及其制度政策認同”等。
社會認同的動機主要包括提高安全感、滿足歸屬感以及找尋存在的意義三個方面，社會認同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對個人道德定位的重要性和本體性焦慮的消除和對于自己所歸屬的社會、群體的認同。當代人們的“社會認同”也隨著社會變遷發生了明顯的變遷，容易導致認同危機的出現。
2.社會認知理論。社會認知是社會心理學的核心概念，是指“個人對他人的心理狀態、行為動機和意向做出推測與判斷的過程。”[2]我們對于他人的判斷，不僅取決于對方的行為，還取決于我們如何解釋他人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做出的行為，這個過程依賴于認知者的經驗、分析與思考。
社會認知主要包括對人的情緒、性格以及人際關系的認知，它離不開認知主體、認知客體以及認知情境。社會認知發生在認知主體的思維過程之中，所以，認知主體的原有經驗、價值觀念、情感狀態、認知偏見和文化背景等因素都會影響社會認知的內容和過程。另外，社會認知過程的影響因素還包含認知主體的心理特點、認知客體的特征和認知情境等主客觀因素。
3.態度問題研究。態度是一種信念，是影響個體行為的一項重要心理因素。社會心理學普遍使用的“態度”這一術語是指：我們對現實社會世界所有方面的評價，包括我們對問題、觀點、他人、社會團體、物品等的滿意或不滿意的反應[1]147。盡管態度并不總是反映在我們的外顯行為中，但是它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
態度由認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向成分三部分組成，主要功能包括認知功能、情感功能、調節功能和提高活動效率的功能幾個方面。社會心理學家重視態度是因為它經常影響我們的行為，態度與行為是一種交互作用的關系，態度可以影響行為，行為也可以反過來作用于態度。凱爾曼從認知角度研究了態度的形成過程，提出態度形成要經過順從、同化到內化三個階段的理論，為我們判定態度的穩定性與轉變的程度提供了一種判定的標準與依據。態度一旦形成，通常難以改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仍然可以運用宣傳說服、團體影響、活動參與以及群體規范等策略來影響和改變他人的態度。
（二）社會心理學對于大學生政治認同研究的啟示
大學生政治認同既是關于大學生個體的認同，也是大學生作為一個群體的認同。社會心理學對于人的心理現象的研究對于增強大學生政治認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鑒于社會心理學所具有的重要科學價值及其對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我們應把社會心理學的視角納入大學生政治認同的研究，從而豐富大學生政治認同理論。
首先，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大學生政治認同是指大學生對政治認同客體較一貫、較穩定持久的心理反應傾向，是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和政治行為構成的一種內在心理結構。一般來說，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和政治行為五種成分之間是相互協調的、一致的。一個人獲得較為穩定而正面的認識、理解和評價，才會形成積極的、肯定的情感體驗，并做好付之行動的思想準備。所以，要促進大學生的政治認同，就需要教育者應當提高自己的專長性、可靠性和喜愛性，使大學生在充分的自主意識的支配下，自覺自愿或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教育。
其次，社會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態度主體在態度改變過程中具有主體性作用，其原有的信念、價值觀、態度、個性特點、智力狀況、社會角色，都會對態度的改變過程產生影響。政治認同不是簡單的外部輸入和內在自生的價值選擇，是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中促成的結果。在社會心理學的視域中，大學生政治認同是大學生對教育者所傳播的價值觀的態度改變及建立相應行為模式的過程。因此，促進大學生的政治認同，就要充分發揮大學生作為認同主體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堅持科學認知、理性選擇。教育者也要盡可能了解認同主體原有的價值觀念，要針對認同主體的性格特點、智力水平、個人同群體的關系等個性因素采用不同的教育策略。
最后，心理問題會受到多種變量的影響，探明大學生心理問題的歸因，必須從社會與個體相互作用的觀點出發，研究特定社會生活條件下個體心理活動發生、發展及其變化的規律。針對大學生心理問題的種種表現，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對大學生進行分析發現，大學生的評價圖式在本質上具有社會性，它要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這些社會因素這些社會因素主要包含時代精神、社會制度、傳統習慣、民族語言、家庭背景和周圍環境六個方面，所有這些因素都對大學生的價值取向起著潛移默化的引導和定向的作用。
二、社會心理學視角下增強大學生政治認同的路徑
要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研究增強大學生政治認同的路徑，應根據大學生認知發展的三階段規律、情緒情感特點等方面來進行探究增強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對策。
（一）根據認知發展規律來促進政治認同
大學生完整的認知接受過程包括注意、理解和整合三個階段，經過這三個階段后大學生的價值觀具有了相對穩定性，而且表現出信念和態度的特征。因此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政治認同教育時要努力遵循大學生認知發展的三個階段的規律，尊重其認知、認同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采取各種措施來增強大學生的政治認知。
首先，要增強教育內容趣味性。要針對教育內容開展一些趣味性的活動吸引大學生注意力，調動大學生對教育內容的興趣，一定不要只進行單純的理論知識灌輸，要注重解決學生的實際問題，幫助學生澄清思想上、行為上的困惑與不解，貼近大學生生活，用大學生熟悉的材料對他們進行教育，以增強針對性。所以要增強大學生對教育內容的認識和理解，就需要用其徹底的理論說服力，使大學生真正從內心接受和認同。
其次，要鍛煉大學生政治認知能力。在大學政治認知的理解階段，要鍛煉大學生的政治認知能力，就要在政治認同教育過程中關注大學生的心理狀態，使其在心理自由的狀態下掌握分析和判斷問題的辯證方法，這樣大學生才會更加關注政治認知對象的本質和內在聯系，克服政治認知活動的盲目性，從而提高其對于政治問題的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另外，還要培養大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使他們能夠辯證地看待一切政治和社會問題，運用所學的政治理論來清晰地理解當前社會現狀。當今社會出現了一些反映矛盾報復社會的事件，要引導大學生從哲學的高度來認知問題，提高的政治認知能力。
最后，要尊重大學生合理需要。大學生進行政治認知的動力是由大學生的需要、興趣、理想、信念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成分構成，所以在大學生政治認知的整合階段，要尊重大學生的合理需要，培養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尊重大學生的物質和精神兩大需求，從大學生的合理需要和發展特點出發，充分發揮其思想關懷和價值觀構筑等功能，引導大學生將政治信仰與個人道德理想、生活理想、職業理想等目標結合起來。在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實現個體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契合，從而實現大學生政治認同教育的目標。
（二）根據大學生情緒情感特點來激發政治情感
大學生已經通過教育者的影響對政治認同教育內容有了基本的認知，所以在激發大學生政治情感的階段，要創設一個感人的教育情境來引導大學生對教育內容產生自己的感悟。
論文關鍵詞：企業,拐杖,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社會心理現象的心理學分支。個體社會心理現象指受他人和群體制約的個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如人際知覺、人際吸引、社會促進和社會抑制、順從等。群體社會心理現象指群體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體凝聚力、社會心理氣氛、群體決策等。
經濟學是現代的一個獨立學科，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經濟學主要進行三點考慮：·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選擇行為是經濟學分析的對象；·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經濟學分析的中心目標。其首要任務是利用有限的地球資源盡可能持續地開發成人類所需求的商品及其合理分配，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互不往來,互不關心，相互之間沒有太多交流。經濟學理論和模型經常忽視經濟和商務活動中社會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心理學家似乎也對經濟學敬而遠之。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和心理學中的一些優秀學者開始對人類的心理因素在經濟和商務活動中的影響越來越感興趣。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社會心理現象。經濟發展需要的是商機，商機從社會中來。社會中來就要研究社會，社會是由各色的人和各色的群體組成的。心理學研究是個人和群體的關系及影響。經濟學是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心理學是關于行為的科學,而經濟行為是人類最重要的行為之一。心理學變量中很多應是經濟學變量。他人(社會)和需求(心理)的結合(社會心理學)使得經濟學的存在成為必然,換句話說,心理學是前提,經濟學是結果。因此,經濟學本質上是關于人的科學,是為人類服務的科學,是由人的行為決定的科學。而人的行為正是心理學應該關注的問題。經濟學家之所以要學點社會心理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很多經濟現象的實質是心理現象。經濟學家在解釋自己的理論時提出了很多基本概念,這些概念在經濟學的理論建構中已經成為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談判是一個經濟行為,但它也是一個心理學的變量。在市場經濟之前沒有談判這個概念,但是現在的日常生活中人需要談判的事情會經常遇到,它的形式、方式和效果實際已經變成人類心理活動的一個方面。所以,購物中的討價還價,學習中的付出(時間、精力)與回報(知識),這些都是一種利弊的權衡。有研究發現,經濟學對人的心理影響很大,掌握了經濟理論的人,其價值觀、態度、行為方式都有其獨特的心理特點正因為社會心理學和經濟學友太多的交集才致使經濟的發展需要社會心理學。
人們的行為是靠大腦支配的，大腦在支配之前都會有一定的思考（排除本能反應），而思考的同時也會伴隨著心里的活動。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屹立不倒的企業法人必有他的過人之處。他肯定可以把握市場經濟的走向，能在市場經濟的博弈中取得勝利！然而是什么使他能一直牛市？
市場經濟的根本是“供”與“需”。一個商品當供大于求時，這個商品就會貶值，反過來就會升值。供與需是由市場決定的,而人們的需求決定著市場的需求。因此研究人們的心理，了解大眾的需求就可以把握市場的趨勢。舉個例子來說吧。在原始部落里有個路人甲。他去城里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準備回部落去。他只帶了一輛自行車。當他騎著自行車在部落里穿梭時，路人都睜大了驚訝的眼睛看著他。人們都認為路人甲學會了某些魔法，所以他可以讓兩個輪子載著他到處跑。接下來的幾天里路人甲會魔法的消息傳遍了所有的部落。后來路人甲所在的甲部落里就有人來向他求教。路人甲就教會了他們如何騎車。路人甲就辦了一個教學班，沒人收取一定學費，路人甲就教他們如何騎車。隨著教學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騎車，而每一個學會騎車的人都想路人甲來借車，借此炫耀一下。一個星期之后，人們發現路人甲不見了。又過了兩個，路人甲回來了，并在他所在的部落甲里開了一家自行車店。所有學會騎車的人都從路人甲的店里買到了自行車。這給路人甲帶來了一筆不小的財富。如此可觀的利潤在如雨后春筍的店鋪涌起之后就化為泡影。有車的人們就開始炫耀自己的車技，他們也會請路人甲來做裁判，來決定誰的車技最好。之后路人甲就建了一個比賽場供那些相比車技的人們。路人甲就借此收取門票。又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后來路人甲發現，他騎得自行車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里沒有會修理的。第二天路人甲又消失了。當路人甲回來時他帶了一些簡單的工具并且學會了修車。他又開了個修車店。至此路人甲已經是一個非常富裕的人了。路人甲正是了解了人們的心理，把握了人們需求的動向，使他積累了一生的財富。瑞士的雀巢公司、美國的可口可樂公司那是世界知名的大公司，每年也花很多財力做廣告，可是它們把廣告費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用于研究當前消費者的心理，研究怎樣用親切的、動人的語言、畫面來使消費者接受自己產品。社會心理學有一個分支學科，叫做廣告心理學，就是專門研究怎樣針對消費者的心理進行有效的廣告宣傳的問題。所以研究人們的心理動向對一個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社會心理學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因此，我們要了解市場，適應市場經濟，不能只見物不見人。人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了解市場，理解市場的變化，就是要了解人的社會心理，懂得人的行為規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社會心理學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而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和廣泛應用，也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和發展。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不懂得社會心理學，不積極運用社會心理學，就好象機器缺少油，運轉起來就費勁費力。如果能夠自覺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和規律，就好象給機器加上了劑，就能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高速運行。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心理學是在市場經濟中得到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需要社會心理學。所以，社會心理學的產生雖然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可是它卻是當今世界上發展最迅速的社會科學學科之一。可以說，社會心理學已經深入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它可以說，社會心理學已經深入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企業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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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心理學發展的整合趨向
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以羅斯為代表的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和以麥獨孤為代表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后來又出現了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等。社會心理學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點。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試圖從個人的人格結構中求得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解釋，強調個體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通過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化等“塑造嬉體”的因素來研究人們的社會互動，并進而達到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強調社會呀群體變量的重要性；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強調文化變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會、文化是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續不斷的。要充分準確地描繪人的社會行為，單一的研究取向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建立一種綜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從本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開始，欲圖將社會心理學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體實施，盡管許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科間的聯姻卻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論爭再度興起，當理智戰勝了感情之后，開始邁上了整合之路。更為重要的是，近幾年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從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多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發展和現狀啟示中，我們認為，社會行為心理學是關于社會、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的造的綜合應用社會科學，是從心理層面上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流行性反應的總體把握。從學科性質上講，它既不是心理學的分支，也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在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的一門獨立的事合社會心理學。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獨立學科。正如南京大學周曉虹博士所言：“我們只有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生物學的多維視野出發，才能獲得對人類社會行煌完整解釋”。從社會心理學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邊緣學科，是母體學科在解釋人類行為及春與社會、文化、人格的關系時彼此接近、相互滲透的結果。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體系來看，它雖然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屬物，又不是多種學科的簡單的拼湊和混合，而是多種學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全新的性質和特點。因此，社會心理學應獨立地著力于社會行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會心理學，其研究對象分為三層次或三個單元：第一層次為宏觀層次，又叫社會主體單元，其基本概念是社會、文化和人格，認為社會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S）＝f（S.C.P）；第二層次為中觀層閃，又叫個人主體單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認為個人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I)＝f(S.R.S)；第三個層次為微觀層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態度，又叫行為主體單元，認為任何作為社會行動的行為都是這三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A)＝f(O.M.A)。夏學鑾教授“三層次九因素”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在水平層次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單元的行為都必須考慮行動的三個參照系數的綜合作用。總之，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從“三層次九因素整合說”中可以盾出，社會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社會行為的內在心理律的整合及個體作用、群體互動、社會影響的整合是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關節點。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性質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社會心理是社會行為的內在過程，而社會行為則是社會心理的外在表現。社會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會行為流行性反應的內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規律的研究；社會行為整合研究是指現實生活中人們直接關注的流行性心理反應的外在行為特征研究。社會心理的維度是我們所熟知的，而社會行為的維度則往往有所忽視。目前，社會心理研究所有社會學化和社會行為研究有心理學化的整合趨勢。社會行為心理學既要探計內在的社會心理學過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會行為規律，以避免行為主義忽視行為內在心理過程，而認知論學派忽視心理過程外顯行為的偏向。
二、社會行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點
中國社會近10年來，社會心理學進入重建與復興階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界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實際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因為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姿百態的，對社會行的總體把握不僅涉及到對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對其各種存在樣態及方式的把握，面對五光十色的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應該從哪里入手呢？最適宜的入手處或生長點哪里?
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社會流行的社會行為心理問題，并認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的研究能夠為這些總是提供依據和答案，因而開始了社會行為心理與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信息資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點或理論的生長點。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最適宜的切入點只能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的熱點問題。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反映，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也是社會行為的心理的重點問題，這些行為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和前途。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同時也是社會行為心理的難點和焦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銳的社會焦點問題，解決起來也往往難度不小。社會聚群行為是種種社會行為心理的起始點和矛焦點，也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整合研究的著力點。
社會心理學是對社會生活和處于熱烈社會生活聚焦點上的人們所思所慮、所作所為的本質的思考，社會心理學一開始就是為解決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以后的每一步發展都直接從社會生活的急需中獲得了無限的動力。顯然，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試驗”中士氣與生產效率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當時工業生產之急需；30年代輿論、流言、種族和價值沖突等主題，是為適應世界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態度、民族性格等主題，是應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會相對穩定和平發展，許多具有明顯應用性的分支學科相繼出現，既繁榮了社會心理學本身，又使它在社會生活需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僅在歐美國家，而且在日本、俄羅斯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心理學這門應用科學的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越來越大。有人統計，這10多年中《全國新書目》上刊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有數百種，其中90％以上都與應用于社會生活有關。并且社會心理學應用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或正在轉化為直接的社會生產力。
三、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著力點
大量的有關研究表明，社會互動是人的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們在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種種群眾行為、大眾行為、集群行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為規范所指導的、自發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群體行為方式。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聚群行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對社會發展和人們社會行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積極的社會聚群與人們積極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之間正相關，而消極的社會聚群（矛偏行為）與人們社會觀念的偏頗和社會行為的偏離也有正相關。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有一種比西方更重視同輩凝聚的矛群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環境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往往在聚群面對面的互動中會越聚越熱，熱到一定程度就會將問題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施放出來。由此看來，聚群和赤心理的發展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既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也可能成為社會變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濟私在生生的聚群行為心理入手，探尋研究社會行為心理現象和規律，是整合社會心理學具有生命力的著力點。
布魯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體分為四種：集群、大眾、公眾和社會運動團體。后來，布羅溫（R.W.Rrumer0又把集群分為兩種：暴眾和聽眾。這種分類依照無組織群體的有機程度和無組織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全劃分的，有利于人們對無序群體的理解和把握，對聚群行為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大眾與聚群有聯系也有區別。這兩類群體都是一種無組織群體的集合現象。在大眾傳媒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生活中，以大眾面貌出現的無組織群體將越來越多，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群體現象。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人數和接觸方式上。大眾是散布在廣大社會范圍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大眾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接觸是間接的，是通過大眾媒體發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視野所及、耳聞所達的一群人，相互之間的接觸是直接的，通過感官和軀體感知群體中的人與事。大眾和聚群都是無組織群體，具有自發性、散漫性、情緒性、無責任性等。
國外將聚群行為稱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眾集合現象。原蘇聯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稱為“非集體行為”（或譯為“集體外行為”），而我國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文獻上，一般譯為“集體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稱為在公共場合或社會活動中出現的集群現象。蘭州大學曹孟勤教授等認為，譯為集體行為不妥，稱為“群體行為”失之過寬，沒有限制，稱為“非集體行為”也不妥，因“集體外行為”并非個體行為。因此，人道我這種偶然聚在一起無組織的一群人的行為為集群行為。我們認為“聚群行為”這個概念更能全面地動態地表達無組織的、自發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為特征。
社會心理學認為，趨群性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趨向于合群。社會生產方式越發達，生活方式越先進，各類人員的趨群意識和結群傾向就越強烈。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和發展，社會聚群現象普遍存在的、經常發生的，發生的原因、情況和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隨意性、自發的、無拘無束的聚群現象無所不在。它的啟動原因之一是出于人們最基本的交換信息需要。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學價值是減少對周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尋找到共鳴點，并力圖補充缺陷，達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補。不僅如此，而且聚群行為心理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聚群已由過去的單一性發展到多學科廣泛交叉，層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趨復雜。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優化整合聚群心理與聚群行為發生、發展的過程特征和規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探求對積極聚群行為的鼓勵、強化，以及尋求對偏離聚群行為的預測、預防和調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86年10月3日給沙蓮香教授的信中所強調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九大部門之一的行為科學部門中，社會心理是一門重要學科。而行為乘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在條件和依據，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一般情況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動機，聚群動機驅使聚群行為。“因為一切行為的基礎和根據都是心理現象的規律，同樣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現都構成某種行為”。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動機又是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一個人的行為是這樣發生的，一個聚群集合行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動的支配下發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中動力，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可見，個人行為與聚群行為都是一種動機性的心理行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識到這種需要和動機，而簡單的幼稚認同就應聲而起，被動地或奇特地介入進去了。
四、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交互點
社會行為心理學主要研究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與社會聚群行為活動等三大領域。當代社會行為心理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內在體驗和外在表現發展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的整合科學。整合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大層面的內容，即社會環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間相互作用的宏觀社會文化行為心理整翕支；社會認知、社會情感、社會意志、社會態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中觀社會行為心理整合層；親和行為、互動行為、聚群行為、規范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社會聚群行為心理整合層；這三大層面內容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整合構成了當代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有機整體，力圖發揮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三者的“雜交”優勢，克服不足，建立共性與個性、世界化與本土化相統一的社會心理學。
在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心理的積淀，對社會成員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與角色待社會和赤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社會環境與文化心理的建構。
在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心的個人之間的相互認知、情感、意志、態度等怎樣在社會認同層面，人際
關系層面，人際溝通層面相互作用產生的角色地位與社會行為，以及后者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前者。
在群體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關注從群體到個體又從個體到群體的影響過程，在群體合作、競爭、沖突、調適等對稱性社會互動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對稱性社會互動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親和行為和規范行為，以及人個行為又如何作用于群體行為。
在各體與群體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會與社會、群體與群體、文化與文化之間，在聚群行為、群眾行為、大眾行為、偏離行為、規范行為相互作用過程中，如何鼓勵強化規范行為心理和優化整合聚群行為心理，為適應跨世紀社會的現代化而加快人的行為素質的現代化而努力。
作為現代性產物的社會學，從其誕生之時起，其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就體現為以“現代社會”為范本進行“現代性方案”的建設和“現代化實踐”的推進。然而，隨著當代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一場新的社會轉型，并由此深刻地影響到了一貫以反映社會現實變化為特征的社會學理論研究傳統上。社會學要理解全球化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革，并對新的社會轉型做出理論上的說明，就必須重新反思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實現理論傳統的重建與創新。
關鍵詞: 現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會學理論
一、現代性：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及其危機
筆者曾在《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現代性議題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社會學理論演進歷史的系統梳理與考察，論證了作為現代性產物之一的社會學，其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是現代性。不僅如此，從其誕生之時起，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命運就與現代性緊緊拴在一起了。無論是古典社會學階段，還是現代社會學或當代社會學研究階段，其理論建設和目標取向的主旨都是圍繞著現代性而展開的，其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實際上都體現在建設現代性和推進現代化這一大的主題范圍內。[i]
因此，圍繞著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這一核心主題，從社會學誕生之時起，古典社會學理論中便產生了一連串的對現代性內涵不大一致的定義，最典型的如有馬克思（K.Marx）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涂爾干(E.Durkheim)通過有機團結的定義、韋伯(M.Weber)通過對合理化的定義來理解現代性的主要內涵，[ii]而且每一個定義又都是與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的，如生產方式(馬克思)、勞動分工(涂爾干)、理性化的多樣性(韋伯)，同時還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論類型與分析方法：社會關系(馬克思)、社會事實(涂爾干)、社會行動(韋伯)[iii]。上述三種對現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即批判主義、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理論傳統。而且，從社會學理論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實際上一直是處于批判主義、實證主義、人文主義三種不同傳統的張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對研究現象作實證的、經驗主義的考察與分析，強調的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傳統，注重對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進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解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強調的是人文主義、闡釋主義的傳統，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和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與此同時，它又意識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別和社會階層的影響，注意研究中的權力關系以及研究對知識建構和社會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時又具有一種后現代式的社會批判意識，強調一種強烈的價值介入。[vi]毫無疑問，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上的這一長期存在的分裂與對立的緊張局面業已造成了社會學領域內在“實質性”理論建構、具體的研究程序乃至學術共同體從業人員中潛在的或明顯的分裂。尤其在當代，這一局面又與社會學知識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論題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更為錯綜復雜的情勢。[vii]
但是，回歸到整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之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三種不同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盡管在形式上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但在最為本質的價值取向上似乎并沒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以現代性的內涵為坐標，以現代化的實踐為尺度，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還是當代社會學)在理論建構與目標取向上始終沒有擺脫過建設“現代性”與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實際上都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基礎之上的一種以西方中心論、民族國家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主要學術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而且，這種研究范式的核心內容與方法在社會學理論的古典時期就已經基本上得以確立了。比如，從古典社會學開始，社會學就已基本確立了“秩序”、“進步”和“理性”這一現代社會最為核心的價值主題，總是想為現代化實踐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并從社會之外對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各種制度、關系進行描繪、解釋和說明（這一研究取向和傳統可以說直到現在都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這種對現代性的論述以及基本理論的建構，雖然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與現代性的研究在社會學理論中已趨完善，但它至少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并為社會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方向。
盡管人類對自身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但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加以系統考察和論述的卻是啟蒙運動以后的事。社會自人類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會思想也隨此而產生，但社會學作為一種全面、系統研究現代社會的知識系統則到19世紀后才得以產生的。[viii]古典社會學體系中研究領域的形成、研究主題的選擇以及適用方法論的發展都是以分析現代社會現象并賦予社會秩序，提供管理生活與理性控制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技術為其目標取向的。古典社會學理論正是靠這些廣泛的概念和預設，而在“現代性建設”和“現代化實踐”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擁有“合法性”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古典社會學理論所開創的理論傳統雖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質上并沒有根本性的超越與創新。
現代性與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結合所產生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意味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將成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而且也從總體上規范了社會學理論研究所要運用的理論、方法以及價值取向。大凡現代性與現代化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如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人類主體中心論以及形形的二元對立等)也多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品質和特色，同樣現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潛在危機也演變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潛在危機。[ix]尤其在新的社會轉型之下，伴隨著現代性與現代化危機的日益顯露和嚴重化，社會學理論研究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也越來越大。正如現代性的危機只能用超越現代性的方式來解決一樣，滯留于現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來予以解決。
二、全球化：新的社會轉型及其對現代性的超越
在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變化莫過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筆者稱之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第三次社會轉型[x]）。這次新的社會轉型與現代性之間具有天然的緊密關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現代性正在內在地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在現代制度的大多數基本特性方面，特別是在這些制度的脫域與反思方面表現的猶為明顯[xi]。從大約17世紀起，歐洲開始在思想意識、軍事力量、航海技術和經濟發展等方面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社會的這種驚人轉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傳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發了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一種新現象，這正是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邏輯起點[xii]。現代性的這種全球化趨勢，本身就在其動力機制之中，時空的重組、抽離化機制和現代性的反思性都內在地具有擴張的趨勢。因此，我們應該根據時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環境，以及地方性活動的漫長變遷之間的發展關系，來把握現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無疑問，現代性的全球化過程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并讓我們看到一個越來越有“共性”的現代性的涌現，即西方現代性或啟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許多地方獲得體現。但是，現代性從其全球化的傾向來看，并不是一種特別的西化之物，因為無論是現代性的激進化還是社會生活的全球化都決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過程。當然，如果把“現代性”僅僅看作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狀態，那么“全球化”則更像一種“理想類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種人類社會的終極狀態，而是指一種不斷變化的整體化趨勢。在民族國家階段，“現代性”與廣義的“全球化”具有某種重合之處，即“現代性”的擴張過程實際上就是全球的現代化過程。但是，當“現代性”在某些國家得以成熟并獲得充分體現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國家完成現代化以后，其所面對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個“現代性”與“現代化”的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已經被加深化了的現代性的“全球化”問題[xiv]。猶如現代性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社會現實一樣，全球化也正在改變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時至今日，現代性的近期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體化方面，而且解構了秩序、進步、理性這些啟蒙時代形成的經典信條，代之以機會、風險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準確地說，全球化進程現在并沒有擴大現代性，而是成了其轉變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許多方面不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將“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現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況且，“現代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整體，那么對現代性制度做出多種反應就是可能的。事實也是如此，各種“超越”現代性的運動已經在全球體系中出現了。同時，現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僅僅體現在它的影響之上，而且也體現在知識的反思性上，這種反思性對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新的社會轉型也在不斷加速，其中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正在變得日益跨國化和全球化，這使得一貫以宏觀研究而稱著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傳統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正如費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使得古典社會學理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無力解釋新現象、新問題。古典社會學傳統由于把社會等同于有邊界的民族國家而無法全面理解全球化問題；現代化理論則由于長期使文化依附于結構性發展，并擱置了文化與能動者(agency)之間的關系也無法對全球化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xvi]。那些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學(甚至包括政治學、經濟學)中的一系列概念體系、理論觀點再也難以解釋新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全球性現象了。社會學理論缺乏探討跨國實踐(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現實的語匯，人們繼續依賴與民族國家相應的傳統社會學術語、概念和經驗數據，使社會學理論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對現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帶來的歷史性變革，就必須對新的全球化時代和新的社會轉型做出理論上的說明，并通過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把握新時代的本質。[xvii]因為理論作為對社會現實的反思性、推論性建構，它應該具有在指出過去的潛勢并設想可供選擇的未來的基礎上，解讀社會現實的特性。其實，一種社會學理論能否提供引導去進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論能否提供一個程序和規則，使之符合實證主義的“可重復性”與“可驗證性”等原則，而也應該取決于此理論能否把抽象的理論轉化成較為具體的架構，給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對象概念化。主流社會學理論(即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失誤就在于它從不同的理論基準出發去批評非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視了深層理解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xviii]
其實，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社會轉型展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也并不是要試圖在當今龐大的全球化研究領域中創造出一種更宏觀的社會學理論，并建立起所謂的全球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體系，而主要是從反思傳統社會學理論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出發，面對全球化所改變的社會學理論賴以立足的現實基礎，探討社會學理論該如何在理論和方法上應對這種變化，以建立起一種能夠足夠適應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會學理論層面上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當前發生在社會世界中的社會轉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轉型在促使社會學反思的同時，也提出了社會學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說過去幾年來社會學知識的衰退是不夠確切的，那么，為了應對社會世界的這種變化，社會學家當然要建構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來說明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會學理論傳統的重構與創新
當代全球化趨勢的研究表明，我們應更加以積極的方式來檢討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工具及環境，以充分回應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全球化不僅迫使現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轉變，而且也同樣促使學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轉變，兩者都面臨同等的焦慮與壓力。其實，完整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身就應該包括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等不同層次，不應像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那樣只注重前面幾個層次而忽略了全球層次的研究。今天，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與其它學科一樣，社會學理論需要迅速地擴展它的地理和智識（intellectual）邊界，即承認地方社區和民族社會的本質屬性正面臨著全球范圍內深刻變遷的巨大挑戰，而對這種挑戰直接反映的結果就是要在重建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形態，以適應新的社會轉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實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創新呢？近20年來，各種對既存社會學理論傳統進行多元綜合的做法越來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種。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吸取其他理論的益處，重新構建原來的理論，使之更加完善。如亞歷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義和多向度社會學（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費恩(C.Fine)的新符號互動論、庫克(S.Cook)的新交換理論等等。二是擴展。即擴展原有理論的傳統界限，向新的領域發展。如文化社會學出現了從闡釋學解釋向社會學調查轉變的動向，常人方法學也突破了僅僅分析日常生活的對話和互動的局限，將其領域擴大到分析社會制度、結構與個人的關系等主流社會學理論所關心的問題上。三是聯結。即尋求某種途徑將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結構與行動等不同層次、領域的現象聯結起來。如科爾曼(J.Coleman)的理性選擇理論就提出了以微觀層次為基礎建立起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理論途徑，而亞歷山大則主張以宏觀層次為出發點來尋求微觀與宏觀的聯結。埃利亞斯(N.Elias)的“構型社會學”或“過程社會學”也是將微觀層次的個人行為與宏觀層次的國家聯結起來進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試圖以超越“重建”、“擴展”、“聯結”的辯證綜合方式，來創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語言，以整合了的理論來認識或重新解釋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維而完整的社會現實[xx]。如瑞澤爾(G.Ritzer)提出的社會學元理論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對社會學多重范式的整合，[xxi]還有諸如女性主義社會學、后現代社會學等各種批判的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興起，其不僅整合了傳統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種思潮，而且還充分吸取了政治學、人類學、歷史研究、法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學科領域的知識，從而在整體上促使了批判理論從社會學理論視野轉向了社會理論領域。[xxii]
通過對社會學理論發展史的系統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趨向總體說來是其研究范式的變遷，或者說是其方法論體系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的動力則來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與整合。社會學作為一門對社會實踐和現實的結構關系與運行狀態的理性反思的科學，理所當然地是隨著社會現實的轉型而不斷變化的。由此，社會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研究范式等等都應當隨之而不斷發展和調整，只有這樣，社會學才能體現出其本身的學術活力及與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在21世紀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筆者認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為特征的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將逐步得到確立。這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整合的結果，它表明了社會學理論正處于一個解構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構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文化和知識境況中。正如當今社會的發展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一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也正處于其歷史發展的轉型期中。在這個轉型期中，社會學理論面臨著挑戰和機遇并存的境況。社會學是否有更輝煌前景，社會學理論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們是否能夠不僅在理論視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僅在戰略眼光上，而且在實際運作中能夠適應社會學本身的發展邏輯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這種適應全球化趨勢和新的社會轉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將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著對傳統的“現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與揚棄。以民族國家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和人類主體中心論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不僅在理論上造成了各種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與沖突，使傳統的社會學理論研究局限在一個個有限的民族國家之中，無法闡釋和說明在全球層次上出現的大量跨國事實，而且在實踐上也造成了人與自然及人類內部的沖突、斗爭、彼此消解的緊張狀態，使不同主體處于嚴重的對立之中，從而給社會學理論研究帶來了自身難以克服的危機。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將超越現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機，突破現代化發展內涵的“單一性”和指導思想的“非人化”所導致的“發展悲劇”，確立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觀，為社會學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提供了理論與方法上的支撐。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所體現的是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視野是一種多學科滲透和融合的學術視野。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特征就是知識交叉、信息爆炸、傳播迅速，并構成了一個在學科上融合滲透、在時空上交叉蔓延的立體化、全球化知識語境，這就要求社會學理論研究者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隨著全球性社會和知識社會的大力發展，人類生存環境的重大變化和人類對自我生存意識的深化，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視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會科學家開始認同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社會學家也逐漸放棄對絕對理念的追尋，日益表現出對其它知識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顯示出一個融合各種學科優勢的知識時代即將出現。因此，社會學理論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應該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拓深自己的思想維度，多一分知識的維度和多一點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有利于社會學理論整體性思維方式和多元價值取向的形成與確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表明了以往社會學理論中的一些傳統的研究對象和命題日益走向式微，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需要進行時代性的轉型和變革。在過去，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是一些普遍主義的東西，企圖以絕對、普遍的宏大理論框架來指導自己的經驗研究。實際上，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主義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極為有限的。當代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越來越顯示，社會學理論應該從普遍主義的理念轉向人所生存于其間的社會現實和個體化的人類存在，應該將宏觀架構與微觀事件、客觀環境與主觀行動結合起來，更加關注社會現實本身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所以，社會學理論研究在當今的發展更向具體實在的社會現實開放，實踐性的社會現實始終是社會學理論發展的重要基點，多一點現實的關注，多一點實踐的眼光更能使社會學理論充滿發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視本土化社會現實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現給社會學理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具有權威性的許多經典命題不再是經典命題，那種囊括宇宙、貫通歷史、解釋一切也決定一切的真理意識不再成為社會學理論的主要目標。社會學理論一方面應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識視界，另一方面也應當立足于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的研究策略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口號，這正體現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視野、研究對象和研究意識的轉變。“重視理論研究，加強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策略也正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研究中興起和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給我們提供寬廣深厚的學術視野，而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則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具有更明確的目標和更強烈的現實色彩，同時也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和發展更具有實踐的操作性、理論的開放性和學科的建設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種“后學”（如后工業、后現代、后殖民、后、后資本主義等）的出現彌補了傳統社會學理論研究范式的不足，也從一個方面大大豐富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內涵。全球化中各種“后學”詞語的大量涌現已經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普遍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學理論是一種終結，而更多的是一種開放性的重構，一種解構中的重構。當代社會學理論多元發展的事實預示著，社會學理論的地位不是越來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價值將日益顯著，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把社會學理論看作是隨著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事業，社會學理論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的需要。所以，我們必須把社會學看作是一種發展性和開放性的事業，多一點發展和開放的眼光是極為必要的。
由此看來，我們必須從全球化趨勢的客觀事實出發，把全球化看作是一個動態而多維的社會現實，并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全球化研究范式”。這其中包含了微觀與宏觀、主觀與客觀、個體與社會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基礎就是古典社會學理論家馬克思所一再強調的“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因為正是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個人與社會才得到體現，個人特征與社會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會實踐活動為中介，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微觀與宏觀才得以聯結起來，雙方的互動才成為可能，才在社會活動系統的整體中統一起來。如果我們把“宏觀社會－微觀個體”、“客觀環境－主觀認知”作為兩對具有連續統(continuum)特征的坐標兩極的理想類型，并以瑞澤爾已劃分的三種社會學范式(即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作為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研究范式”不僅將具有整合這三種基本社會學研究范式的重要特點，而且，還能夠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會批判范式”的內容，因為不同研究范式實際上只是社會現實完整結構中的不同側面而已。[xxiii]
總之，作為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社會行為范式和社會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實際上能夠在縱向上整合從微觀個體到最宏觀的全球社會的所有層次的研究對象，在橫向上整合從主觀心理到客觀環境的所有領域的研究。而“微觀—宏觀”、“主觀—客觀”又是兩個不同維度上的動態連續體，它們能從縱橫兩個坐標維度囊括人類社會所有方面的所有行為，具有較強的融合性、開放性和動態性。因此，在具體的社會學理論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同時去理解社會與個體，使微觀與宏觀研究互補、主觀與客觀解釋相互驗證，從而使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學性和解釋力。無論社會學理論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學理論的傳統研究對象和能夠運用的研究范式都將在“縱”、“橫”兩個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帶來新的社會轉型并不是讓社會學理論走上終結的道路，而是給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前景，社會學理論的古典傳統也將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礎上，邁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時代。
注釋：
[i] 文軍：《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馬克思試圖把現代性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他意識到社會的進步得益于早期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卻又極力批判經濟制度及其各種畸形現象（如異化、剝削等）。涂爾干則企圖把現代性歸結為工業化，把現代性解釋為一種有機團結的強化和集體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韋伯則把現代化歸結合理化、理性化的過程，把現代世界大多解釋為以其它類型的理性為代價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擴張，以及理性鐵籠（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現的結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軍：《論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三大傳統及其張力》，《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譚明方：《社會學方法論新探》，北京：《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G.Ritzer)曾把社會學出現的社會力量歸結為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社會主義的興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學的成長六個方面。其實，這也只是現代性滋生的另一個說法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
[ix] 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分析，國內外學者都有大量的論述。比如，美國學者艾愷指出，現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現代社會組織的“理性化”最終導致了人類生活的非理性化，現代人類追求個人自由的終極狀態卻是非個人性，這種現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內在沖突中(參見：[美]艾愷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頁)。筆者也認為，現代社會作為一個分裂矛盾的社會世界，它表現為現代性內部的分裂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性之間的深刻斷裂和緊張，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結構的內在沖突。限于篇幅，筆者在此不再對有關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的危機一一進行論述。
[x] 有關這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詳細論述，請參閱：文軍、童星：《論三次社會轉型與人類社會發展》，《湖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認為，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全球化觀念掩蓋了支配這一歷史過程的權力關系，即全球化/現代化的論述局限在西方的歷史當中，從而忽視了非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參見：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須指出的是，在有關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論述上，不同學者之間也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擴展的結果，認為全球化純粹是現代性的放大化；羅伯森（R.Robertson）則認為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條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現代化的條件。而且，這兩種看法在經驗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羅伯森和萊徹納(F.Lechner)所說：“現代性的許多主題——生活世界的分裂、結構的分異、認知和道德上的相對性、體驗范圍的擴大——在全球化進程中已被加深。”參見：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東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貝克(U.Beck)、鮑曼(Z.Bauman)等當代社會學家認為，這是當代社會學理論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為從根本上講，社會學是一門暫時性的、反思性的學科，它必須不斷與社會現實保持適應性和靈活性，才能更好地發揮重要作用。
[xviii] 其實，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理論本身就是現代性與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它從來就不具有將自身從文化中孤立出來而躍居其它社會學理論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權。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會學統一理論的整體性分析方法》，《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學理論向跨學科的社會理論的擴展，不僅意味著調用社會學以外的各種理論與方法，同時也包含放棄作為主流社會學理論核心的實證主義的知識觀。因此，從社會學理論到社會理論的轉變不僅具有方法論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對于批判的社會理論來說，“批判”意味著這樣的觀念：知識存在于歷史中，如果運用得當就可以改變歷史進程，因此，它致力于對社會作總體性的、結構性的理解。參見：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社會發展；創新
科學發展觀繼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突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豐富了對發展的認識，創新了發展的理念。具體說來，它強調了發展的全面性，將發展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從量的擴展發展到質與量的統一，克服了以往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經濟指標、輕社會進步，重物質財富、輕精神財富，重當前利益、輕長遠利益的偏差。[1]
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就在于，強調要“按照科學規律來謀劃發展大計”，突出了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發展內涵；明確將人、地和諧發展，區域和諧發展，人際和諧發展，代際和諧發展提上了發展日程。因此，科學發展觀在發展的大思路與發展規劃的科學性方面都躍上了一個新臺階。科學發展觀不是以傳統的“發展”內涵為基礎和前提的，而是以現代化的“發展”內涵為前提和基礎。
傳統的發展內涵沒有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同人本身的發展結合起來，將發展內涵狹隘地界定為物質財富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追求的主要目標，作為政府對國家經濟運行進行評價與診斷的重要指標，國民生產總值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是否進步的最重要指標。而這種經濟增長型發展觀曾對我國的發展理論產生深遠影響，使我們對發展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經濟的發展，一切工作唯“GDP增長”馬首是瞻。這種傳統的經濟增長型發展觀創造了全新的工業社會的經濟發展奇跡，但也引發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等問題。這些問題促使人們對傳統發展觀進行反思。以1983年聯合國推出的《新發展觀》一書為標志，一種新的綜合發展觀誕生了，綜合發展觀強調發展是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觀念、社會轉型、自然協調、生態平衡等各種因素在內的綜合發展。綜合型發展觀雖然強調了當展的綜合發展，彌補了傳統發展觀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缺陷，但是綜合發展觀只是著眼于當代的發展，而沒有考慮后代的發展。而隨著資源、環境危機的加深，人們開始考慮發展的可持續問題。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推出《我們共同的未來》研究報告，清晰界定了可持續發展的涵義，即：“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的需求，又不對后代滿足需求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由此形成了可持續發展觀。而這一觀念在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宣言粉口電1世紀議程》文件中得到完整體現，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觀被全球持不同發展理念的各類國家所普遍認同。科學發展觀正是在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汲取綜合發展觀河持續發展觀等現展觀念的精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寬廣視野對發展作出的新侄釋。強調發展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第一次明確了為什么發展、靠誰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在發展內涵層面對以往的發展理論作出重大理論創新。
一、從思想上解決為什么發展的問題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一定要加強學習，不斷深化認識，準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意義、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深刻認識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和昌盛，全體社會成員的安居樂業，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至高無上。
第一，必須使我們的一切工作圍繞造福于民來開展。竭盡全力地做好服務群眾、改善民生的工作，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多辦順應民意、化解民憂、為民謀利的實事。[2]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責任意識，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第二，必須不斷改善民生，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中央把“人民群眾得實惠”作為這次學習實踐活動的三個總體要求之一，集中體現了切實讓發展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的執政理念。
第三，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捍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國家的主人，我們必須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和群眾的民利。要堅持以人為本、民生為重，構建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多元化投入的民生保障機制，使人民群眾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難點問題，得到一定的解決和改善。
第四，必須深入抓好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各項工作。
二、發展目標的創新
發展的目標上由“物本”轉向“人本”。傳統發展觀堅持“以物為本”，把物質財富的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終極關懷，把人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這種發展觀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改變落后的局面，就必須致力于以物質增長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只要物質財富增長起來，發展中國家的一切經濟問題就自然會解決。在這種發展觀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家努力追求經濟的數量增長，而忽視了經濟的增長質量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導致經濟發展代價的增加，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和“見物不見人”的現象。科學發展觀克服了傳統發展觀的物本性，把發展的終極關懷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認為社會的細胞是人，人是社會的主體。因此，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全面發展，離開人的發展去談論社會的發展，將會導致機械的、客體的社會發展觀。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