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29 06:05:2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城鄉統籌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農村文化對農業文明的掙脫與疏離農業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源泉，也是中國農村文化的根基。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包圍中農業文明的現代境遇不容樂觀: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村莊文化日益萎縮，農村文化發展趨向失卻了特色內涵的、與城市趨同的復制工業文明之路。在現代與傳統的整合過程中，農村土生土長的文化資源日漸式微，不僅民間藝術在現代化的車輪擠壓下，生存空間日益萎縮，農村傳統文化活動也在社會轉型中與人們的生活漸行漸遠。究其原因，一是生發于農業社會的農業文明在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現不充分，因不能滿足農民的精神需求對農民失去了吸引力。二是農業文明的現代轉軌不能適應現代生活轉變和現代社會轉型的實際需要，使其失去了對農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于是，疏離了農業文明的農村文化失去了發展特色，成了擁有現代化外殼的城市文化的翻版，城鄉統籌成了城鄉統一，不僅不能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反而會加重農民的文化匱乏和精神失落。“結果，維系傳統村莊秩序的制度被破壞了，而現代的制度又生長不起來，農民合作不能達成，村莊共同體不能建立，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礎上，內生村莊秩序沒有根基，村莊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也越來越不適合農民居住，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場所。”［2］伴隨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建設以農業文明基礎，反映現代農村社會生活的農村文化是農村社會和諧的必然選擇。一方面，農村文化發展必須繼承和發揚農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保持農村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結構變化，農業文明也需吸納現念、科技革命成果和時代精神的精華，實現其現代轉軌。
(二)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不均衡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進程加快，我國城鄉文化差距不斷拉大，發展不均衡特點更為突出。具體表現為，城鄉文化資金投入失衡，城鄉文化資源配置失衡，城鄉文化服務失衡，城鄉文化消費失衡，城鄉文化人才嚴重失衡。［3］“統計顯示，我國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國文化事業費的70．6%，農村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業費達到了33．27元，而農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4］資金投入不足已成為制約農村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與城市相比，農村文化基礎建設較為薄弱，存在設施陳舊簡陋，軟件建設落后于硬件建設，利用率低等問題，農村文化建設流于形式的現象較為突出。農村文化教育設施匱乏，現代化的電視網、寬帶網、通信網等網絡設施嚴重不足。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原有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活動悄然退出，而新的能滿足農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動缺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深刻地改變和影響著城鄉文化，逐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強勢地位并不斷改造和解構著鄉村社會的文化價值，農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強勢沖擊下日漸邊緣化。伴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文化優勢地位凸顯，不斷通過傳媒、教育、市場、人口流動等各種途徑向農村輻射，形成了對農村文化的巨大沖擊。與此同時，農村文化卻在機械接受、模仿城市文化中走入了迷失的誤區，在對城市文化的簡單復制和追隨中失卻了特色，面臨著被強勢城市文化擠壓、擠占而萎縮、退卻的困境。在城市文化的輻射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農民在農村文化中失卻了表達自己的話語權，逐漸失去了對這種文化的認同，迫切需要發展自己的文化重建精神家園。
(三)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改革開放以來，“民工潮”的出現，中國快速城鎮化和人口非農引致農村空心化問題日趨嚴峻。“空心村”的出現客觀上形成了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造成農村文化發展主體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村文化建設的難度。“空心村”狀態下青壯年外出打工造成農村文化發展主體缺失，農村的留守群體“386199部隊”對文化基礎設施使用率偏低，已經建立起來的農村活動室，圖書館不少處于閑置狀態，成為花架子工程。由于工作、居住環境和現實生活心態的張力，農民工成為游離于城鄉文化之外的文化流浪者，受自身文化水平、生活習俗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難以融入當地社會，離土離鄉導致其對鄉土文化的認同度不高。任由這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農村文化建設難免流于空泛和形式。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還體現為農村文化發展中忽視主體文化需求，導致文化發展難以激發人的參與熱情，或在參與中難以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造成隱形主體缺位。這種隱性主體缺位對農村文化發展的影響更為惡劣，往往虛耗了大量的文化投入，造成文化資源浪費，使農村文化發展流于形式化，文化建設效益低下。農村文化建設要依靠主體的自覺和能動參與才能發揮文化軟實力作用，但是在當前的文化發展中，文化滯后固化了文化主體素質低下和能力不足問題，使農村陷入文化與人的疏離的惡性循環模式。文化發展主體的缺失和能力的匱乏使文化難以發揮精神支撐和價值引導作用，不利于新農村建設全面和諧發展和城鄉統籌目標的實現。
二、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發展的出路
文化發展是人類行為與環境互相適應的動態過程。突破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發展困境，需要理清思路，抓住關鍵，選準切入點，實行重點突破，使人類行為在理性指導下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要求，推動農村文化進步與發展。
(一)以先進文化引領，形成沖破農村文化困境的精神支柱以先進文化作為觀念指導，結合農村社會的實際發揮文化規范引導、凝心聚力功用，對于沖破轉型條件下的農村文化困境具有根本性意義。先進文化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體現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時代進步潮流的文化，因而先進文化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特點，當前中國先進文化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它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反映與體現當代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內核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先進文化能為新農村營造文明的社會風尚，塑造合于時代的價值理念和精神，為新農村建設培育新型的高素質的現代化農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培養合格的建設者。用先進文化武裝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要求，也是新農村文化發展的根本出路。沖破社會轉型下農村文化困境，切實發揮文化凝聚力作用，必須以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風尚，發揮先進文化的精神支撐作用。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指導，為新農村培養造就高素質的建設主體，樹立營造文明的社會風尚，形成建設新農村的強大內聚力，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
(二)傳承農業文明，發展鄉土文化，夯實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的根基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村文化生存之基。多元文化包圍中農村文化的發展，不是回歸傳統文化，而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用現代元素加以改造，在傳承中弘揚、發展農村鄉土文化，夯實農村文化根基。傳承農業文明要注重結合運用當地農村文化資源和農業資源，結合時代特點和現代需求進行現代價值挖掘，并賦予其豐富的時代內涵和多樣的表現形式，增強農村文化發展活力和生命力。要重視教育在當代農村文化傳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鄉統籌戰略下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過傾斜性的政策吸引和制度供給形成穩定農村教育人才的保障機制，實現城鄉之間教育資源、人才資源的合理流動。同時，還要推動農村傳統文化的現展，實現傳統農業文明的現代轉軌。要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要求創造性地轉換傳統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使傳統文化的合理內容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如農業文明中的群體和諧觀念和道德教化，在現代社會中就具有積極意義，可以彌補現代文化的個體傾向和疏離狀態，在調整社會秩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要推動農業文明與農民現代生活聯系，以市場經濟，法制，科學等現代元素，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創造性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豐富現代農村文化內容。
(三)以文化資源整合、創新提升農村文化發展水平，形成文化發展特色優勢文化資源的整合是多元文化共存下農村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農村多元文化的客觀存在及其對農村社會的現實影響要求必須對其進行整合，以促進農村文化良性發展，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合力。由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當代中國農村文化資源整合必須堅持文化在農村文化資源整合中的主導地位，發揮其甄別，發展，批判，凈化功能，為農村文化順利整合提供方向保證和可行路徑。在城鄉統籌戰略下農村文化資源整合，要在充分利用、整合傳統與現代資源、城鄉文化資源、中外優秀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以現代要素拓展文化載體、豐富文化內涵，不斷提升文化發展質量，在整合中增強農村文化發展整體實力和水平，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特色優勢。另一方面，文化創新是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特色優勢的重要保證。創新是農村文化發展的核心和動力，是農村文化的興衰關鍵。只有創新農村文化，才能把農村寶貴的文化資源優勢變成現實生產力，形成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強大推力。農村文化創新要植根于農業文明和鄉村傳統文化，以城鄉統籌下多種文化資源及其整合為基礎，以農村廣闊的文化市場為依托，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的特色優勢，真正實現城鄉統籌下城鄉文化共生共榮的文化發展目標。農民是文化創新的主力軍，要以廣大農民作為文化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堅持文化發展反映和體現農民的文化需求，充分調動農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農民在文化發展中的創新意識，培育其文化創新能力。
(四)堅持以人為本的農村文化發展價值追求文化是人的文化，發展農村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培育新型農民，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城鄉統籌下發展農村文化，要清醒認識當前農村面臨的新形勢，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著力提升農村文化內涵，滿足農民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發展需求，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當前農村文化建設中存在對送來的文化消化不良，文化公共產品利用率不高的問題，文化發展的熱情不高，文化發展中主體缺位現象較為突出。從根本上解決文化與人的疏離問題，要漸次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個導致農民主體缺位和能力素質不高的制度根源，在城鄉統籌下通過“以工哺農”，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實現城鄉統籌下資源環境要素的合理流動，通過增強農村文化的吸引力實現文化主體的回歸。實現主體回歸，關鍵要培養人的主體意識和提升主體的文化能力，從根本上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成效。首先，以農民需求為導向推進農村文化建設，培育農民的文化自覺。
一、當前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狀況
(一)湖南省技能人才供不應求
2008年,湖南當地私營企業用人需求環比下降8.57%,同比驟降17.11%,但是在這種對勞務人員供過于求的情況下,湖南省鄉鎮企業卻急需高技能人才充實本土的各個產業,湖南的土地上堆滿了需要上崗就業的人,但同時又缺乏企業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來為企業注入高效益血液,因此湖南省產生了就業壓力與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
(二)各類企業不同程度地存在用工緊張情況
不可否認,企業用工緊張、招工不足的現象在湖南省一些地方,尤其是制造業發達的地區不同程度的存在。據長沙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統計,在去年,企業登記的總空崗信息為19.23萬個,介紹成功13.2萬,崗位空缺數5.8萬個。長沙市2582家規模以上企業缺口產業工人3萬名。第三季度長沙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與分析表顯示,制造業中需求大于求職缺口最大的前五位工種分別是,加工中心操作工、縫紉工、車工、機電產品裝配工、針織工,這五個工種缺口達到1萬余人。
(三)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的局面普遍存在
隨著湖南省產業升級和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迫切需要有技術、會操作的新型工人,而市場能夠提供的只是“有力氣,愿意干活”的普通工人。據長沙市勞務市場反饋,全年企業需要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人3萬人左右。問卷調查數據更是表明,有75.3%的被調查企業認為最缺的是技工,而只有2.6%的企業認為最缺的是普通工人。
(四)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
一方面目前技術工人嚴重匱乏,另一方面現有的技術工人隊伍中高級技工缺口嚴重,比例嚴重失調。發達國家高級技工占技術工人的比例達到40%左右。而湖南省高級工以上的技術工人占整個技術工人的比例不到6%,技工使用過程中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現象非常普遍。另據長沙勞動社會保障局對1115名技術工人的調查,其中高級技師33人,技師51人,高級工56人,分別占技工總數的2.9%、4.6%、5.0%。熟練技術工人短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已成為制造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瓶頸。
總之,據上述調查,盡管目前湖南省局部地區和行業的確出現了“招工難”,但并不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出現了逆轉,緊缺的只是技術工人,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技能型人才繼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生產力要素之后,現已成為制約湖南省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的主要因素。
二、湖南省技能人才用工現狀的調查
筆者對湖南省技能人才的使用現狀進行了實地考察,以調查問卷的方式抽樣對湖南省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縣級地區進行了考察和統計。其中張家界的桑植縣和岳陽的平江縣屬于國家貧困縣,代表了湖南省貧困地區的用工現狀,因當地經濟水平各只發出30份問卷,全部收回;邵陽的武岡和岳陽的汨羅市屬于發展中的地區,代表了湖南省一般水平的用工現狀各發出50份問卷,全部收回;長沙城區和株洲城區代表了湖南發達地區的現狀,各發出100份問卷,全部回收;另外為了對比起見,還特意向沿海發達地區的浙江溫州和廣州東莞發放各30份的問卷,全部收回。
通過調查可以看出,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企業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高。即使是在沿海發達地區所占比例也不超過85%,在湖南更是平均水平低于80%,而且對技能人才的應用和薪酬待遇也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度成正比。綜上看出,即使以沿海地區85%的技工應用比例作為上限,也可以看出湖南省技能人才的應用空間還很大
三、湖南省鄉鎮企業技能人才緊缺的原因分析
(一)“輕視工人”的社會傾向
社會上普遍存在著重理論輕實踐,重仕途輕工匠,重專家輕技師的傾向,社會輿論、教育、價值導向出現偏離。
(二)忽視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
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普遍存在偏重學歷教育、文憑教育,忽視了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現象。一邊是大專院校合并升格,不斷擴招,畢業生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另一邊卻是職高、技校大都處于不景氣狀態,有的甚至因招不到學生而停辦。
(三)沒有形成技能性人才的評價、激勵機制
盡管現在技能人員資格實行“五級制”,即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和高級技師,但據調查,湖南省絕大多數企業尚未開展評聘工作,青年職工在技術上并沒有晉級加薪的機會,于是,企業一線工人普遍沒有鉆研技術業務的上進心。
(四)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民工中大批技術工人的產生
當前,務工農民已經成為湖南省產業工人的主要來源,長沙、株洲、岳陽等制造業相對發達地區的大部分企業50—70%以上員工是務工農民。由于歷史和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等體制原因,進城務工農民一直被排斥在市民之外,與所在城市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重大差距,這一切使得民工一直無法作為產業工人在城市安家,更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缺乏長遠打算,這阻礙了民工中技術工人的產生、形成與發展。法制環境不健全又加劇了企業普遍不愿承擔工人培訓的責任和成本,致使技術工人短缺成為必然。
(五)勞動輸出使湖南省技能人才的流失嚴重
湖南目前已成為全國第二大勞務輸出省份,人才的分流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湖南省技能型人才的潛在供給,使得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的情況更加明顯。
關鍵詞:差異度;TOPSIS法;城鄉統籌;指標系統
統籌城鄉發展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趨勢，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從“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中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思想以來，對于城鄉統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研究的一個熱點領域。大量專家學者在理論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研究，但是針對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城鄉之間差異度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并且在評價指標復權上要么采取主觀復權，要么采用AHP法，致使評價結果很容易受到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本文在指標體系的構建上充分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評價方法上采用改進的TOPSIS法規避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希望能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城鄉差異度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原則
1、科學性原則。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必須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客觀真實地反映城鄉之間在城鄉經濟發展、城鄉居民、城鄉社會發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通過差距的計算以求真實、客觀、準確地反映城鄉發展中的差異性。
2、系統性原則。城鄉統籌發展中城鄉差異度指標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體現一定的層次性，各個指標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本指標體系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為總目標層，即城鄉發展差異度;第二層為子目標層，即城鄉經濟發展差異、城鄉社會發展差異、城鄉居民之間的差異;第三層是在第二層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第四層是具體指標層。(表1)
3、可操作性原則。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充分考慮相關資料數據的可獲得性及便捷程度，使所有數據具有方便可靠的數據來源，對于難以獲取的用相關的指標代替或者盡量舍棄。
(二)評價指標的量化方法。城鄉統籌發展城鄉差異度評價指標體系中具體指標層指標值的確定:首先計算城鄉之間相應指標的差異系數，然后轉化為具體指標層的相對應指標的指標數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代表城鄉之間i指標的發展差異值，ai代表農村的i指標值，bi代表城市的i指標值，ai/bi(或者bi/ai)代表城鄉之間的差異系數，所以Xi值越大代表針對i指標的城鄉之間的差異越小，反之，則城鄉之間的差距越大。
二、TOPSIS法的基本原理及步驟
(一)TOPSIS法的基本原理。TOPSIS法是一種距離綜合評價法，通過測度各指標評價值向量與評價的理想解和負理想解的相對距離對評價對象進行評價排序。它的的優點在于利用標準化后的原始數據矩陣，找出評價對象的理想解和負理想解，并且測度與理想解和負理想解的相對距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要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可以假定這個理想解，即以2020年城鄉統籌發展的目標作為理想解，通過測度各年份指標值與理想解的距離，從而確定與完全意義上的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距離。
(二)TOPSIS法的基本步驟。假設有N個評價對象，每個評價對象有P個評價指標，P個評價指標對應的權重向量W=(w1，w2，…，wp)，Xij表示第i個評價對象的第j個評價指標值。
STEP1:列出對N個評價對象的P個指標的數據矩陣A:
STEP2:指標數據的規范化處理。本文涉及的指標都屬于效益化指標，即指標的數值越大，越靠近理想解，城鄉差異越小。對A矩陣中數據進行規范化:
三、改進的TOPSIS法在重慶市城鄉差異度評價中的應用
(一)子系統差異度的計算。城鄉統籌發展的最理想的狀況不是消滅農村，而是實現城鄉一體化，本文以重慶市1999～2007年的數據資料為研究對象，以2020年城鄉發展需要達到的目標為理想目標值，即引入指標評價的最理想解Z+=(0.9，0.995，0.95，…，0.99)。應用TOPSIS分別求取城鄉經濟差異、居民差異、社會差異三個子系統的各年份差異度，(各子系統的指標權重見表1)。
轉貼于
Di+(經濟)=(0.681，0.691，0.699，
0.742，0.722，0.557，0.655，0.676，0.619)
Di+(社會)=(0.417，0.428，0.568，
0.531，0.483，0.489，0.574，0.633，0.673)
Di+(居民)=(0.768，0.782，0.789，
0.815，0.842，0.848，0.845，0.859，0.878)
(二)城鄉總體差異度計算。在城鄉經濟差異、居民差異、社會差異三個子系統的差異度基礎上，差異度的最理想解為:(0，0，0)，應用TOPSIS法計算城鄉總體差異度:
Di+=(0.591，0.602，0.660，0.666，
0.600，0.648，0.663，0.698，0.705)
(三)數據結果分析
1、重慶城鄉總體差異度比較大，并且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在重慶市確立為城鄉改革試驗區之后，上升的趨勢明顯減緩，這與重慶市大城市帶動大農村的背景條件下進行改革是相吻合。在2004年差異度出現了一個低谷，主要原因是由圖1所示的經濟差異度和社會發展差異度的降低造成的。同時，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以及收入差距的減小也驗證了這一點。(圖1)
2、重慶市城鄉居民的差異度總體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并且處于上升趨勢。重慶市城鎮居民尤其是主城區居民與農村居民在生活水平、貧富差距、人口素質等發面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城鄉居民之間的綜合差異度會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進而促使城鄉綜合差異度處于較高水平。
3、重慶市城鄉經濟差異度處于較高水平，但是總體上處于下降趨勢。隨著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城市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以及城鄉三次產業之間的合理轉化，這種較高的差距水平將會逐漸減小。
4、城鄉的社會發展水平在波動中上升，總體差異度仍然較高。雖然社會保障、養老、醫療等保險向農村發展，但是相對于城市的發展速度還是相當緩慢。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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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城鄉統籌的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研究 統籌城鄉發展中農村土地產權變更的補償與交易機制 農村土地流轉與城鄉統籌發展 土地流轉合作社發展中農民利益保障問題的探討 城鎮化中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再思考 城鄉統籌發展下的農村土地 淺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農民利益的保護 關于城鄉統籌發展中土地流轉與糧食補貼發放的研究與思考 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權益保護的法律思考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與思考 論統籌城鄉發展中農村社區管理體制的創新 關于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思考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調查和思考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對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思考 淺談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問題及思考 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與思考 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法律思考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農民利益保護研究 統籌城鄉發展與創新農村土地制度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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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民族地區；產業網絡化發展；城鄉統籌
城鄉協調發展是現階段我國關于城鄉關系的現實選擇和要求；統籌城鄉發展是過去城鄉一體化、城鄉協調發展等等觀點的一個延續和發展，是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手段和途徑，它強調應由政府來組織構建城鄉互動發展機制，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區域城鄉協調發展，最終實現鄉村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徹底解決城鄉關系問題。因此，構建城鄉互動發展機制是政府統籌城鄉的核心內容。產業是城鄉發展的基礎，城鄉產業網絡化發展是建立區域產品鏈和產業鏈，促進城鄉互動發展的重要手段。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2010年末總人口618540人，其中，農業人口占67.3%，少數民族人口占21.6%，在2011年第十一屆中國西部縣域經濟百強縣中排名第八，這里的城鄉融合度還很低，同時，具有民族地區共有的特點：漢族經濟的發達與少數民族經濟的極度落后并存，如何在整個民族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時統籌城鄉，讓廣大民族地區農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分享到區域經濟增長的成果，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論文以西昌市為例，探究民族地區產業網絡化發展的途徑，以促進民族地區統籌城鄉協調發展。
一、統籌城鄉視覺下城鄉產業網絡化發展的內涵
統籌城鄉視覺下產業網絡化發展，就是指各級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規劃時，必須對農村和城市的產業結構統籌考慮，加強城鄉產業之間的聯系，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產業良性互動、相互融合、協調發展。通過產業網絡化發展，形成城鄉產業之間分工協作、協調發展的有序化系統，在非空間層面上形成有機的產業鏈，在空間層面上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產業密集區，從而有力促進城鄉互動發展，進而促進城鄉統籌。因此，統籌城鄉視覺下產業網絡化發展的關鍵在于培育產業鏈、促進產業集群、扶持一體化，需要強化三次產業的內在聯系、完善三次產業的空間布局，形成區域分工合理、特色優勢鮮明的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
二、民族地區產業網絡化發展的策略
（一）科學定位區域空間優勢產業，優化城鄉產業空間布局
在產業網絡化發展中，三次產業應合理地布局在小城鎮、鄉村、城市，城鄉之間應以產業為紐帶形成有機的聯系，各個產業在空間上的合理布局應為城鎮體系建設提業支撐，從而促使城鎮體系和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為實現城市和農村產業的良性互動發展創造充分條件。因此，必須自然條件、區域文化特色、產業發展現狀對區域空間進行合理的產業空間布局，即實行空間功能分區，這也是實現差別化、特色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如對西昌市域可以做如下劃分：①西昌城區及其鄰近區域。該區域包括西昌城區、西郊鄉、高枧鄉、小廟鄉，應進行現代服務業和居住為主的城市建設，重點發展旅游、休閑、商貿等服務業，建成現代商貿區，增強人口集聚能力；②經久工業園區和太和工業園區及其鄰近區域，具體包括：裕隆回族鄉、高草回族鄉、佑君鎮、中壩鄉、阿七鄉、黃聯關鎮、黃水鄉、洛古波鄉、西溪鄉、馬道鎮，該區域應依托經久工業園區和太和工業園區重點發展重工業并加快城鎮建設，放寬人口進入的限制，增強產業和人口集聚能力。③成涼工業園區及其鄰近區域。該區域應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重點發展對生態環境基本沒有影響的制造業、加工業，生態農業、旅游、休閑、商貿、服務等產業。具體包括：樟木菁鄉、瑯環鄉、月華鄉、禮州鎮、興勝鄉、小廟鄉、西鄉鄉、安寧鎮、四合鄉，該區域可以依托成涼工業園區發展對生態環境基本沒有影響的制造業、加工業等輕工業，發展蔬菜種植業、畜牧業、觀光農業、休閑業、物流業等，并加快城鎮建設，增強產業和人口集聚能力；④山區。該區域屬于彝族聚居區，自然條件較差，工業開發成本較高，因此，要限制工業開發，主要發展以畜牧業為主的生態農業、具有彝族文化特色的旅游業，同時注重保持生態環境質量，鼓勵交通自然條件非常惡劣不適宜居住的鄉的人口外遷。具體包括民勝鄉、響水鄉、開元鄉、磨盤鄉、蕎地鄉、銀廠鄉、白馬鄉、巴汝鄉、馬鞍山鄉、安哈鎮、大箐鄉；⑤邛海瀘山風景區。包括兩部分：一是大興鄉、川興鎮非臨海的區域，該區域主要依托邛海瀘山風景區發展旅游業、觀光農業和蔬菜種植業；二是邛海瀘山風景區、海南鄉、大興鄉、川興鎮臨海的區域，該區域應盡可能維持自然原生態，完全避免城鎮建設和工業開發，主要發展旅游業。
（二）完善產業園區建設
產業園區可以促使大量中小企業聚集在一起，圍繞大中型企業形成互相銜接的產業鏈條，產生規模效益和產業集聚效應等，是區域工業化的主要途徑。西昌市已建成了成涼工業園區、經久工業園區和太和工業園區，但是目前還應從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建設：
1.擴大園區規模及其產業輻射帶動能力。借鑒日本的工業園區實現城鄉產業互動、韓國的“農村工業園區計劃”和英國在遠離城市的地區建立“農村發展區”等經驗，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產業園區和工業集中發展區， 擴大園區規模及其產業輻射帶動能力，促進城鄉產業互動。
2.將有利于產業集群的發展做為工業園區招商引資的準入條件。以工業園區作為手段和中介目標，以產業的集群式發展作為最終方向，形成工業園區與產業集群的良性互動，是區域新型工業化的一條重要途徑。產業集群是一種立足當地資源優勢自發形成的聚集，而工業園區則是一種人為促成的集聚。如果考察一些發展得比較成功的工業園區，可以發現，園區內產業和企業呈集群發展狀態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工業園區對產業的集群發展可能產生的促進作用是，園內企業通過彼此之間的聯系或者與園外企業的聯系，如專業化分工合作，技術創新傳遞交流，以及對本地資源需求的增加，使園內企業形成集群并根植于本地，同時帶動園外企業以園區為中心形成外圍群落。因此，西昌市在工業園區的招商引資中要將有利于產業集群的發展做為準入條件，比如，經久工業園區和太和工業園區集中的企業應有利于形成礦業產業集群；成涼工業園區集中的企業應有利于形成綠色產業集群。
（三）整合城鄉產業，形成主導城鄉發展的共同板塊
目前，絕大多數民族地區的城鄉產業過度發散。整合城鄉產業的目的是催化本地優勢產業聚集效應，放大優勢產品的市場供應量，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區域內城鄉已有的產業，按照優勢產業、支柱產業和一般產業進行分類，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引導本地區資源主要向優勢產業、支柱產業靠攏；二是從本地資源優勢出發，按照市場層次的發展變化和社會需要的要求，加快本地產業分化和重組，形成產業新優勢。
城鄉產業整合應該堅持四個原則：一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揚長避短；二是城鄉產業直接銜接，在區域內促進城鄉三次產業的相互協作，實現農業的優勢產品與城市、城鎮的加工業直接對接，城市和城鎮的教育、科技、信息等第三產業與農業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對接；三是堅持可持續發展，城鄉產業整合的一般趨勢是，中心城市把制造業分散到周邊的城鎮，實現自身產業結構高度優化，即從物質生產中心轉向現代服務中心。在傳統產業梯度轉移的過程中，往往把污染型企業直接轉移到小城鎮。因此，民族地區城鄉產業整合一定要避免類似現象的發生，而嚴格按照合理的產業空間布局規劃進行產業轉移，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四是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發展“多鄉一品”，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業板塊，為城市、城鎮的發展提供農產品消費和生產原材料支持。
（四）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和推動農業企業化發展，實現民族地區農業產業鏈的網絡化
不同區域應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為目的，圍繞區域性支柱產業， 通過“公司+基地+農戶”、“公司+農戶”、“專業合作組織+農戶”、“公司+合作組織+農戶”等多種靈活的產業化模式，逐步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農工商、農科教一體化的生產經營體系，實現區域農業產業鏈的網絡化。在這一過程中，西昌市政府應著重解決四個問題：
1.作好農業產業布局，引導農民大力發展特色農產品及特色產業。
2.大力扶植一批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這些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以特色農產品為原料、科技含量高、市場前景好、輻射帶動能力強。龍頭企業的培育可以通過組建企業集團的方式進行。即政府制定政策引導一些優秀企業兼并重組本地的鄉鎮農產品加工企業組建企業集團，充分發揮優秀企業的帶頭作用，讓優秀企業為本地鄉鎮企業提供現代化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傳播現代工業的經營理念，幫助其提高檔次，擴大規模，增強市場競爭力，從而成為帶動一方農民致富的龍頭企業。此外，通過組建企業集團，還可以使優秀企業與西昌市的龍頭企業之間形成比較緊密的網絡化聯系，建立一個促進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機制，努力提高產業之間的關聯效應，充分發揮產業網絡化對城鄉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
3.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促進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可以借鑒成都市的業主租賃模式、股份合作模式、村企合作模式、股份制合作摸式、“兩股一改”模式和集體建設用地整理模式等創新西昌市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
4.注重人才培養和開發，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智力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參與者是農民與農業企業，農民的農產品種植經營技能和農業企業的管理經營水平直接決定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效益。因此，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智力支持必須從農民和企業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實用型人才培養，建設一支懂技術、懂管理的新型農民隊伍；另一方面，就農業企業而言，全面實施企業發展人才戰略，打破傳統人才流動機制。針對農業企業在人才引進和開發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在工資待遇、社會福利、職稱評定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和傾斜，為人才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增強農業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從而提升農業企業市場競爭力。
（五）建立城鄉產業網絡化發展的資金支持機制
我國農村普遍存在發展資金嚴重匱乏的問題，西昌市的農村缺乏發展資金顯得更為突出。為此，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①借助西部大開發和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政策，爭取國家的政策性投入；②增加西昌市財政用于支持農業產業化的資金投入；③充分發揮政府擔保公司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④用國有資金組建現代農業投資公司一類的機構，增加城鄉產業投資主體；⑤以政府信用為杠桿，引導基金、保險、信托等多種投資資金，吸收各種社會閑散資金，投向城鄉產業項目；⑥在農村建立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建立和小額信貸互為補充、互相匹配、分工合理完整的農村金融體系，重點應加大對西昌市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增強農村信用社服務農村的能力，引導農行、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國有銀行投資農村，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包括中外資的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落戶西昌，引導培育農村民間資金互助社。
關鍵詞：城鄉文化統籌 問題 路徑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4-224-02
一、遼寧城鄉文化統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遼寧城鄉統籌文化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文化發展極不平衡。遼寧在文化領域存在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這對于城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十分不利的。長期以來，城市文化日益發展，而農村文化卻得不到明顯改善，在文化發展水平上農村明顯落后于城市，且差距越來越大，由此形成了“二元城鄉文化結構”。這種文化領域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滯后于城市，城鄉之間知識、信息、文化的傳播和擁有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農村的文化體系不斷被邊緣化。
2.城鄉文化投入差距巨大。遼寧由于經濟和歷史原因，用于文化發展的資金一直偏少，而用于發展農村文化的資金的比例則更低。城市之中集中了絕大多數的高層次的文化人才、文化資源和文化活動，在廣大農村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活動十分匱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遼寧城鄉文化各項文化事業的投入不斷增加，但農村文化建設經費投入仍然嚴重不足，在遼寧廣大農村地區，文化設施缺失、經費投入不足、文化基礎薄弱、公共文化資源匱乏等現象十分明顯。
3.城鄉居民在文化結構差別很大。遼寧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得城鄉間的社會流動頻繁，但是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長時間的接觸中，仍然處于彼此“難融”的狀態。這主要體現在：在文化休閑領域中，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水平較高，休閑內容多樣，結構合理；而農村居民的文化休閑比較單一，看電視、唱歌、打臺球、打麻將、打撲克等成為廣大農村居民主要的休閑手段。一方面是城市文化的熱鬧非凡，另一方面是農村文化休閑生活的嚴重貧乏，這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思想行為領域的差異。
二、遼寧城鄉文化統籌發展的問題分析
1.文化建設理念不到位。總體來說，社會各領域建設過程中，文化建設思路不清晰，尤其是農村文化建設不到位。一般情況下，遼寧社會建設發展中，各界人士更注重經濟領域的成績，著眼于遼寧經濟增長水平和發展速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形象工程建設，而看不到文化對于推動經濟與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作用，這是與各級領導和社會大眾的思想觀念密切相關的，很大一部分人認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主要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指標，這種思維使得遼寧城鄉統籌發展中，文化發展遠遠不到位。
2.文化資源配置不合理。遼寧城鄉文化資源在配置上存在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文化資源分布不平衡，二是農村文化機構設備質量相對城市有較大差距，三是農村文化設施建設人才奇缺。這種“城鄉二元文化結構”體制下，遼寧文化事業資金投入長期向城市傾斜，圖書館、展覽館、博物館、文化宮等公共文化設施及相應各類專業文化發展人才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廣大農村地區文化資源十分缺乏。城鄉文化發展資源的差距還體現在人才分配不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文化建設人才主要集中在遼寧城市地區，而廣大農村地區文化建設隊伍的水平較低且觀念陳舊落后。
3.文化消費水平不均衡。遼寧城鄉居民收入總體來講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在文化消費領域存在著距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文化消費水平上，城市居民遠高于農村；在消費結構上，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更為豐富和合理。城市居民在恩格爾系數的測算中，文化消費的比重遠高于農村居民。由于現代思想在城市中的影響更為明顯，城市居民普遍重視文化消費，在工作之余常常有著主動的文化訴求，文化消費的水平相比較高，在消費內容和消費結構上，表現出豐富化、多樣化的特點。而在遼寧廣大農村地區，文化供給比較單一。
4.文化潛力挖掘不深入。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更傾向現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質，對亞文化的關注越來越弱化。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是有著自身發展規律的，遼寧大地每種文化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不嚴格保護并充分發掘其潛力，優秀的文化將不能起到對經濟社會的促進作用。遼寧省是一個少數民族眾多的省份，共有44個民族，少數民族有著特色鮮明的民族活動和民族文化，這是一項有著很好開發前景的旅游文化資源。同時，遼寧自然環境優美，有著悠久的歷史、眾多名勝古跡和與眾不同的發展歷程，這也是一項重要的亟待宣傳開發的旅游資源。這些文化潛力目前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
三、遼寧城鄉文化統籌發展的路徑
1.明確目標。遼寧城鄉文化統籌發展的根本目標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1）城鄉文化的相互理解。城鄉在經濟生產方式上的迥異，使得各自有著鮮明的文化特征，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在享受的物質文化、具有的精神文化以及體驗的制度文化等層面存在根本的差異。遼寧城鄉文化融合的實現，必須使各類文化承擔者具有相互理解性，打破群體之間的“文化敵視”。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以及共同的文化活動，創造城鄉兩類文化的載體的共存環境和條件，在一種無對立的氛圍中實現文化的溝通和理解。（2）城鄉文化的和諧并存。遼寧目前正處于快速城市化時期，越來越多的人們享受到城市化所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城市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也反映了遼寧經濟發展狀況，但是并不意味著城市化率越高越好，也并不意味著城市文化一定優越于農村文化。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應該作為遼寧社會中的文化存在并存、和諧發展，在制定和實施文化發展政策時，應該重視和加強農村文化建設。（3）城鄉文化的凝聚統一。遼寧是我國老工業重工業基地，遼寧作為一個整體在國家建設過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改革開放、日新月異的新遼寧建設中，城鄉文化的發展是具有相通性的，脫離了某一方，另一方文化不可能獨自進步和發展。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作為遼寧特有的文化特質在促進遼寧發展中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2.推進策略。（1）文化審視。明確遼寧城鄉統籌中的文化區隔影響因素以及城鄉中優秀的需要保持的文化要素。遼寧城鄉文化融合并不是文化特質的趨同，每種文化都有其生長的土壤和存在的依據，是基于一定的社會背景形成的。遼寧城市和農村的文化內容都是經過長期積淀演化發展而來，都是基于各自的生產生活實踐而形成的。因此，城市和農村文化只要與各自的生產生活實踐相符合，就是合理的。（2）文化調整。既然文化是與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相一致的，就必須使文化與社會生產生活相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速度越來越快，遼寧城鄉的文化發展路徑要根據社會物質條件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調整。遼寧城鄉中一些落后的文化習慣應該被剔除，同時根據社會生產生活實際要建立起新的文化特質，用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新的文化需要。遼寧城鄉文化融合的總體思路是建立合適的文化特質，而不是盲目地建設。（3）文化激勵。文化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惰性，一經形成就很難改變或者改變十分緩慢，從而經常表現為文化領域的發展落后于經濟、政治領域，這就會對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起到減緩作用。因此，要有意識地促進文化的繁榮和進步。更新并轉變觀念，促進文化交流和融合，利用經濟對文化的扶植和鼓勵作用，發揮政策對文化的促進和保障作用。大力發展各種文化產業和文化活動，并深入到每個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3.消解區隔。（1）文化認同。城鄉居民在對本身文化有著很強認同的前提下，對對方的文化要素中合理的成分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這是很難得的一種傾向，因為建立在自身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習慣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對“外文化”群體的理解，認同對方的文化要素更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這就需要使城鄉居民間的交往更加地頻繁，通過長時間的接觸達到彼此的理解和認同，至少是一種非排斥的狀態。（2）文化治理。這是一種對文化自身各層次要素的審視和修正。每種文化都有其滋養的沃土，都是建立在一種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環境中的。遼寧城鄉文化特征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基礎是各自的社會生產條件和環境，隨著新遼寧的建設，遼寧大地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有了全新的面貌。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必須建立一種文化發展觀，審時度勢，適當地調整和發展文化，消解不適當的文化特質。（3）文化融合。遼寧城鄉統籌的基礎是文化間的理解和融合，這也是遼寧實現城鄉統籌的深層次基礎。具體來說，就是通過一種文化的相互認同和各自文化特質的治理，消解城鄉文化的區隔條件，實現城鄉居民的廣泛性溝通和互動，打破城鄉間看不見的“厚障壁”，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文化融合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達程度，既是遼寧城鄉統籌的目標，也是實現遼寧城鄉統籌的保障。
4.實踐保障。（1）促進城鄉文化的相互交流。首先要充分挖掘、利用好城鄉文化資源，實現城鄉文化的互動與融合。遼寧各地在推進城鄉文化一體化建設時，應充分挖掘具有一定歷史和影響力的特色文化，吸引城市優勢的人財物資源流向農村促進城鄉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同時根據遼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堅持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并重，通過城鄉互動、共建共榮的思路，將遼寧城鄉文化事業發展納入到統一部署、統一規劃、統一發展的軌道，推進城鄉文化一體化新格局。（2）加快發展農村文化。遼寧各級政府要樹立城鄉文化協調發展的思想，大力發展農村文化，把農村文化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充分考慮農村文化建設投入總量偏少、水準偏低、農村文化發展滯后的客觀現實，堅持文化發展投入適當向農村傾斜的原則。引導機關、團體、城市居民開展各種形式的城鄉結對共建活動，不斷促進城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影劇院等強勢文化資源向農村流動，重點支持文化站、科普室、圖書室、健身室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公益性文化實體和文化活動。（3）統籌城鄉文化設施建設。文化領域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思路，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資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基層文化設施建設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農村文化生活極其單調。遼寧省各級政府應積極培育城鄉文化市場，通過運用市場準入、資格認定、價格調節、財稅優惠等政策和現代交通、通信等手段促進城鄉文化市場雙向對接，把城市文化資源與農村文化市場、農村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資源緊密聯系起來，建立城鄉文化雙向交流機制，逐步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城鄉一體的文化體系。
（本論文為遼寧省社科聯項目“遼寧城鄉統籌發展中文化融合問題”結項論文，課題編號2012lslktzimks-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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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慶農村 保障制度 保障對象 路徑選擇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國家為保障收入過低而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貧困人群而建立的，旨在使貧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一種救濟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農村社會救助領域的一項重要制度，在保障農村貧困人口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對目前城鄉低保制度的二元化在保障方面所表現出的城鄉差異，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都亟須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行完善。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問題,更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礎，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本文以重慶市為例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進行探討。
一、重慶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現狀
重慶市從2003年開始進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工作；2007年1月，開始全面建立和實施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人數和保障標準逐年提高。當前，重慶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現狀表現在：
（一）覆蓋范圍擴大，但仍顯狹窄
隨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進一步深入，社會保障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低保覆蓋面有較大幅度的擴展。截至2008年12月底，重慶農村低保人數為78萬人，占農業人口的3.31%，比上年增加6.15萬人，增長8.5%。但目前農村還需要低保政策扶持的貧困人口以及已確定為低保對象但還沒有享受低保待遇的困難群眾仍占很大比重，這對推進農村最低保障制度工作是一個大的挑戰。
（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二元化拉大了城鄉低保差距
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政策規定和內容上都各不相同，明顯表現為制度的二元化。城鄉不同的保障標準及由此造成的實際補助的差別，使得城鄉差距越拉越大。2009年城市低保標準是223.8元每人/月，實際補助是159元；而農村低保標準是98.1元每人/月，實際補助是59元，城鄉差距分別是228%和269%。由于這種人為的制度安排，城鄉低保差距被拉大，致使農村低保對象生活艱難，低保家庭除了維持日常生活支出外，基本無力購買日常耐用消費品。
（三）財政收入增加，但救濟經費不足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國家對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也大幅提高。但低保經費保障的力度遠遠小于經濟增長發展所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加之區縣政府在利用社會救濟經費時往往先保障經濟效果明顯的其他項目，延遲對低保的補助，救濟經費的滯后使得低保工作開展緩慢。
（四）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但基層辦事缺乏科學性與公平性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指導思想，保障貧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問題，克服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幫助他們盡早脫離貧困。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由于其工作量大且繁瑣，加之保障對象和保障標準的難確定性，使得部分低保工作人員在完成工作時因缺乏相關低保法律的支撐，做事時缺乏科學性和公平性。
二、重慶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低保對象和低保標準難確定性分析
家庭收入是農村各地區確定低保對象的唯一依據。農村家庭收入分為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性收入，其中非固定性收入又分為隱性收入和臨時性收入。農村家庭收入構成存在著多樣性和不穩定性，使家庭收入界定困難。同時，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導致各地區低保標準差異也較大。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雄厚，保障水平相對較高；受財力限制的中西部地區，低保標準則相對較低。
（二）城鄉二元化指導思想分析
城鄉二元化思想使政策導向程度不同。1999年，國務院頒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進行了改革，現已基本實現了統一管理，制度化、規范化、社會化程度有很大提高，運行機制開始趨于成熟。與城市相比，針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國家只是從政策層面提出全面建設的要求，卻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來保障規范。一些地方由于城鄉二元思維定式，對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制定不科學，各地方各自制定制度，缺乏統一指導，使低保工作落實難度大，運作不規范。
（三）低保資金缺乏原因分析
目前，重慶各區縣已普遍將低保資金列入了財政預算，有效地改善了低保資金的供給狀況。由于各地財政狀況參差不齊，在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安排時，因考慮地方經濟發展效益優先的原則，最低保障資金排序前后不一，使得某些地區尤其貧困地區的低保資金供給也參差不齊。同時，低保資金籌集工作比較滯后，宣傳、募集、資助的力度不足，使得部分社會救濟經費在歸到慈善機構后被分散利用。
（四）農村低保相關法制缺失分析
目前，有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沒有專門規范農村低保工作的全國性文件和專門的法律法規。在低保工作開展方面，各地區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多是依據各地方政府自身制定的有關政策開展，操作程序不規范。且大多數地方的農村低保由民政部門下屬的社會救災救濟科室來負責，沒有專門的科室負責，由于缺乏制度性約束，工作中的隨意性較大，造成工作中缺乏科學性和公平性。
三、建設重慶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路徑選擇
（一）科學合理地確定保障對象和保障標準
按照重慶市規定，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才能享受差額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是核定能否成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的唯一依據，因此要求工作人員在核算家庭收入時須分類計算，對家庭固定收入采用逐項計算；對非固定性收入采用家計調查的方式。同時必須登門走訪，反復核查，避免漏報、錯保現象的發生，力求公平、公正。重慶各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條件的差異較大，在設定保障標準時也應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合理科學地設定本地的保障標準。
（二）統籌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縮小城鄉差距
重慶是西部地區典型的“大城市帶大農村”，城鄉統籌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重慶作為我國首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首先應統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徹底摒棄城鄉有別的傳統觀念，城鄉統籌發展；結合不同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以維持各地貧困居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質需要為依據，因地制宜，科學實施。自2007年起，重慶已開始建立城鄉統籌低保制度，將實行“工作機制城鄉統籌、保障標準地區有別”的原則，農村困難群眾將享受與當地城市困難群眾一樣的保障標準.
（三）拓寬低保資金籌措渠道，規范資金監管
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的財政收入，在有限的財政收入下，有效的資金籌措機制是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正常運行和持續發展的保證。重慶市目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籌集以區縣財政為主，市財政為輔，同時鼓勵多渠道籌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對于低保資金的規范管理，應實行專項管理，專項核算，專款專用，嚴禁擠占挪用。同時，健全基層社會保障機構，設立專門的資金管理機構負責，確保低保資金的安全與合理使用。
（四）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規
社會保障實質是一種法律保障，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在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標準向其提供最低物質生活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要有法可依。首先，通過國家立法，對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主體的權責做出明確的規定和說明，使其規范化、法律化。其次，建立健全有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項目的規章制度，并使之與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接軌，真正做到城鄉統籌。
四、結語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了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它的最終目標是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為社會救濟制度的延續和延伸，是社會救助制度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做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是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維護社會秩序、繁榮經濟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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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縣域經濟,二元稅制,稅收政策
“郡縣治而天下安”。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現城鄉統籌和諧發展的樞紐點和關鍵點，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切入點。“縣域經濟抓不好，區域協調發展就無從談起”。為了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壯大縣域經濟”的戰略任務。縣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稅收政策的支持，然而現行稅收制度和管理體制存在著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
一、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現行稅收政策和管理體制
（一）城鄉二元制的財稅體制仍然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
1．城鄉二元稅制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制約。2006年我國取消了農業稅，使存在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成為歷史，但仍然保留了牧業稅和對煙葉征收的農業特產稅，城鄉二元稅收制度并未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而終結，“搭車收費”的基礎仍然存在，農民的非稅負擔仍有反彈的可能。
2．城鄉二元公共產品分配制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制約。農業稅的取消，并不等于農民不承擔稅收負擔。首先農民作為消費者，仍然要承擔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流轉稅。如表一所示，2006年到2009年，農村居民作為消費者承擔的三大流轉稅分別為5192.75億元、6197.47億元、7076.08億元和9063.90億元。
表一：2006-2008年農村居民作為消費者承擔的流轉稅情況表單位：億元
年份
農村居民消費
居民總消費
農村居民消費
占總消費比（%）
國內增值稅、營業稅和
消費稅三大流轉稅合計
作為消費者農村居民負擔的流轉稅
2006
21106.7
80476.9
26.23
19799.21
5192.75
2007
23912.6
93602.9
25.55
24259.23
6197.47
2008
27206.4
108392.2
25.10
28191.6
7076.08
2009
40210.0
125343.0
3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