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7 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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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趨勢，主要看文學藝術對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經驗是否提供必要性，人們的思維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藝學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與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
研究方法作為認識的工具，始終受制于研究對象，它是對象的“類似物”，是“工具，是主觀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觀方面與客體保持相互聯系”[①]。因此，依據研究對象及其特征，才能產生相應的研究方法。毫無疑問，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看待文學。
文學是自然科學、哲學、神學的附庸，是一個獨立實體，還是一個系統，這在人類認識的不同歷史階段，認識是不同的。在古希臘美學和文學思想的萌芽時期，把文學和美當作自然現象的一部分；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黑格爾，始終把文學看作是哲學的一個環節；中世紀神學則把文學作為維護宗教統治的工具；當今，文學被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按照現代系統觀，宇宙萬事萬物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著，文學也不例外。與自然系統相比，它是由人“根據一定的原理”創造的“所謂立體性地統一起來的一個整體”[②]。當屬人工系統。作為人工系統，它既是人與自然結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又是與社會生活環境、文化環境雙向聯系的開放系統、動態系統，它所具有的要素、結構層次、功能遠比自然系統豐富和復雜。系統原則揭示，文學內部的各個要素(作家、作品、讀者；生活、創作、欣賞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統，又與其他各子系統發生聯系，構成一個綜合化的大系統。不僅如此，它還置于藝術文化背景之中，與其他門類的藝術構成藝術文化系統。文學要存在、發展，又必須與社會各個方面發生關系，不斷互相傳遞信息，進行系統的反饋運動，來實現自身的反饋調節運動。因此，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網絡復合系統。
實際上，文學系統的內部要素、結構、功能遠比這豐富復雜。即便如此，也可略見一斑。文學對象的豐富性和系統性，為建構多樣、綜合、一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文藝學研究的歷史表明，以文學的“某個部分、方面、側面、層次、因素、階段”[③]。為研究對象，就創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為對象的文藝社會學方法；以語言為對象的符號學、語義學、結構主義方法；以作家、讀者為對象的文藝心理學方法；以文學活動流程為對象的信息論方法；以文學功能為對象的價值學方法等等，不勝枚舉。前蘇聯學者布什明在探討文學研究方法時充分認識到：“文學則承認用與對象的本質相適應的各種可能的方法，從文學的各個方面來研究文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蘇聯著名學者卡岡對這一問題更是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他認為，藝術是一個由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知覺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統，而它又置于整個藝術文化的大系統之中，依據它們各自的結構層次及相互關系，形成了許多既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新學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圖[⑤]。文學藝術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必然帶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說：“對于今天的藝術——所有的藝術來說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這里沒有占統治地位的藝術流派，沒有非此即彼的藝術風格”。這一分析雖有所偏頗，但卻預示著文學藝術研究方法多樣化的歷史趨勢的來臨。在當今，從多種角度，運用多種方法綜合展開研究的趨勢，正是當代科學日趨分化和整體化的一種表現，是“寓于多”時代的要求。企圖以“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將一去不復返。有望建樹的學者，總是不遺余力去尋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進“知識舊體系的更替，新體系的建立”[⑥]。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現狀的回顧和反思
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形成多樣化的態勢，既是對文學藝術本體觀念變革的產物，又是對文藝學研究方法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有必要從歷時和共時、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考察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和現狀，在新的審視點上進行必要的反思。為此，我們將從4個坐標系上進行粗略考察。
1、中西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揚棄
在西歐，從古希臘時期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又稱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和培根創立的形而下學的邏輯歸納法。其次還有歷史歸納法、社會學方法、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學方法。這些方法雖有消長、斗爭，但總是能夠延續下來，至今仍被運用，故稱為傳統方法。
在中國，由于本民族的思維方式“缺乏思辨思維和形式邏輯，主要強調直觀和經驗，并同倫理道德掛鉤”[⑦]。中國文學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法、倫理道德的社會學方法。
上述傳統方法的長處是：
第一，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強調從哲學角度對文學藝術進行研究，重視哲學對文學的指導作用。加之它遵循嚴格的邏輯規律，論證嚴密，思辨性強，有助于建立文學的知識體系。
第二，注重文學藝術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哲學、社會、歷史、心理學角度探討文學的價值功能，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傳統方法經過無數文藝理論家的繼承和發揚，不僅為后人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邏輯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繹法與歸納法的論證程序、原則、方法等，時至今日仍有積極意義。
從上述三方面看，傳統方法開辟了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學的道路，為今后從宏觀上，從整體上認識文學做了充分的必要準備。但是隨著一個個“多元時代”(普里戈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的是一個既有決定論現象，又有隨機性現象；既有可逆現象，又有不可逆現象的多元時代。)的到來[⑧]。上述傳統方法并不能涵蓋如此復雜的文學藝術現象，暴露出明顯的不足。
第一，傳統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測性、假設性，缺乏科學性。抽象的哲學思辨方法的致命弱點是把文學藝術作為哲學的附庸，用某種先驗的哲學觀點和體系解釋文學藝術，一旦兩者不符，便將文藝削足適履。同時它所遵循的邏輯論證原則是從一般推出個別，一旦大前提錯了，結論也就錯了。這種方法有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印度學者N·K·簡恩說：“從科學的觀點看，這種方法已過時，運用這種方法，人們推測出一般陳述(假說)，并據此演繹出許多陳述。倘若每個演繹出來的陳述都被實驗證明是正確的，它就支持了假說。倘若情況并不是如此，則暴露出這個假說的局限性。”[⑨]
事實也是如此。從科學認識史上看，中世紀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繹法，一切以圣經、教父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為出發點和歸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運用觀測實驗的科學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說，而建立了日心說；刻卜勒發現了行星運動規律；塞爾維和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了傳統觀念[⑩]。從文藝學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學實踐觀和歸納法把“美學由玄學思辨的領域轉到科學領域”，“對審美現象進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爾運用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導出了文學“是理念的感性的顯現”的錯誤結論。所以，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存在著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而中國所采用的現象描述法，雖能從感性經驗入手，以“極精煉而又雋永的語言點出關鍵”，其中也不乏“極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種猜測的、籠統的、直觀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測性、假設性更大。歸納法較之演繹法有更多的積極意義，但歸納法的產生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統一，甚至抹殺二者的差異”[12]。因此不免流于經驗，缺乏理性、科學性。
第二，歸納分析和綜合分離。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維方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為演繹提供根據，而演繹又為歸納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和哲學觀點的分歧，歷史上產生的演繹法和歸納法，長久以來爭論不休，各執一端。文藝學研究領域中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下學方法的論爭，就是認識史上這兩種方法爭論的反映。黑格爾在《美學》緒論中對此有過總結。他說：“談到科學研究的方式，我們就走到兩個相反的方式，每一個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個方式，都不能讓我們得到圓滿的結果”。“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只圍繞著實際的藝術作品的外表進行活動，把它們造成目錄，擺在藝術史里，或是對現存作品提出一些見解或理論，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創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單就美進行思考，只談些一般原則而不涉及藝術作品的特質，這樣就產生出一種抽象的美的哲學”[13]。黑格爾從主觀到實踐上，都力圖將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但由于哲學觀上的唯心主義，未能科學地解決二者的真實關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學思辨上來。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統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是單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學的某一部分、某一側面、某一要素進行孤立研究，而且還誤以為窮盡了對文學規律的認識，這樣就以單項、線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項、立體、網絡式的研究，比如哲學思辨法以本體論研究代替美學研究；社會學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內部研究；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會批評。這樣，傳統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學的自然質、功能質和系統質，無助于全面認識文學。
對傳統研究方法的利與弊的分析，是以系統方法為參照物，以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目的去透視的結果，其中該揚之處，繼承發揚光大；該棄之處，舍棄彌補改造。
2、西歐當代文藝學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紀末，隨著自然科學、心理學、文化學長足的進步，西方文藝學研究方法學派林立、紛繁復雜。其名目之多、時間推移之快、重點轉移之頻，都是前所未有的。歸納起來，大約有如下幾種：精神分析、科學美學、語義分析、符號學、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接受美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等。上述方法，無論其存在時間的長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從某種角度看，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有自己適宜的國情、范圍，必然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對此也應科學地進行分析。
總的來說，當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開展多角度的研究。傳統研究方法把文學藝術作為一個靜態的封閉實體進行研究，確認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與社會、與哲學的聯系，與科學的差異。而多元方法則分解文學實體，從社會、作家、作品、讀者各個不同層次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這樣一個層面，也要繼續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現了語義、符號、結構、形式、闡釋等研究方法。這不能不承認多元方法打破了傳統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發現了新的研究對象，擴展了新的觀察視點，樹立了新的闡述目標，為多側面、多角度、立體地研究文學和開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準備。
第二，各學科相互滲透，各種方法互相借鑒。西方研究者雖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確性、有效性，但是為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覺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各學科之間是互有借鑒和滲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導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發端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三論”是外來學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見，多元方法在各學科相互滲透，借鑒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從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從總體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從局部上看，各派對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優勢取代別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開拓。比如結構主義歷經俄國的形式主義、捷克的布拉格學派和法國的結構主義，從雅各布森的“音素、語素、詞、句等組合關系入手”[14]。研究文學，到羅蘭·巴特建立的“功能層、行動層、敘述層”的研究模式，再到熱奈特的4種主要敘述類型的研究[15]。步步進展，層層深入，開拓了從語言方法研究文學的空間。應該承認，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以往的文學研究。
盡管多元方法有其歷史的功績，但由于它們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義哲學為基礎，因而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卡岡在評價不同的科學對藝術的研究時說：“迄今仍然是非系統的、雜亂無章的，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競爭中，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漠不關心的‘和平共處’中。”[16]這就是說，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獨立、各走極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在現今科學知識發展的水準上依靠系統研究的原則”對文學“展開綜合研究”。這項任務，西方研究者是無能為力的，只能歷史地落在文藝學研究者的身上。
3、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創新
前蘇聯從19世紀的俄國開始，傳統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歷史方法。到20世紀初，由“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和“詩歌語言研究會”興起的形式主義方法曾一度相當活躍。但不久，由于它把內容與形式割裂開，出現了將形式絕對化的傾向，而遭到了過分嚴厲的批判。之后，前蘇聯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庸俗社會學。“庸俗社會學是出于片面地解釋關于意識形態的階級制約性原理，從而導致文學史過程簡單化和公式化”[17]。因而從50年代中期起，前蘇聯開始著手糾正這方面的問題。50年代被稱為回顧和反思(或“解凍”)時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會學的錯誤，從60年代開始，前蘇聯把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組織上設立專門機構，出版專門刊物；在實踐上大量介紹各種研究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和應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尤·鮑列夫、卡岡、赫拉普欽柯、斯托洛維奇、葉果羅夫、馬爾科夫、彼得羅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專著。至此，在文學、美學研究領域，庸俗社會學得到徹底清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階段。
前蘇聯在文學研究方法上歷經的曲折、反復以至于最后達到繁榮，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值得借鑒。
首先，強調對各種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蘇聯政治生活的變遷、文學本身的變化、西方文學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學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在文學藝術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統”和單打一局面，進入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的開放的時期”，對傳統的、西方的、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這種做法反映了前蘇聯學術界研究學風的寬容、研究思維方式的辯證。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種方法興起確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種思潮流行時，又容易否定過去，割斷歷史。鑒于歷史教訓，前蘇聯在進行方法論研究時，這種片面、對立、極端的傾向較少發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會學時，并沒有拋棄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在強調內部研究時，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來研究方法時，又不妄自菲薄；在堅持傳統時，又不盲目自尊；在運用美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不放棄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這就保證了文藝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
其次，注意對各種研究方法的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各種方法都有它適應的國情、對象和范圍，當它被移植或吸收時，必須根據自己民族的情況加以改造。前蘇聯學術界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以的理論改造各種研究方法，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風靡整個歐洲的接受美學到了前蘇聯，則被改造為“歷史功能”研究。歷史功能研究強調“分析一部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時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外——在未來的時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術語表示，歷史功能闡釋就是‘對應關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輩的對話、作者同當代讀者的對話、作者同未來時代讀者的對話”。[18]從歷史功能研究所強調的研究重點和三種對應關系類型看，它注重作品對讀者的作用，這就把文學研究的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身上，這與接受美學極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學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讀者聯系起來，更強調作品在當時、當下、未來三維空間中歷史地、辯證地發揮作用。與接受美學相比，它們之間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更具歷史性、辯證性。
此外，像結構主義這樣的研究方法，前蘇聯學術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藝術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為研究工作者開辟廣闊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時又嚴格地將結構分析與結構主義區分開來，并給予新的解釋。所有這一切表明，前蘇聯在引進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再次，敢于創新，勇于開辟一條新路。
前蘇聯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新的應用領域的鋪開；二是綜合研究的興起。從前者看，主要是表現在類型研究，歷史功能研究、闡釋和評價的方法產生及各種方法的應用上；從后者看，主要是從“綜合角度，用多樣的研究方法來全面評定一部作品或一個文藝現象的外在作用和內在價值”[20]。
前蘇聯文學研究在掙脫了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的羈絆，開創了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之后，及時認識到開展綜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紀60年代末，前蘇聯科學院成立了藝術創作綜合研究專門委員會，70年代初提出“綜合考察和系統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許多著名學者轉向綜合研究，并致力于應用。像鮑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亞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法》指明了歸納綜合的趨勢。卡岡的《對藝術作綜合研究的系統方法》、《作為系統的藝術文化》等文章，則是綜合研究的結晶。在綜合研究中，他們一方面堅持的一元論，堅持歷史的邏輯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種方法的運用、補充、滲透。只有這樣，才“不會變為方法論上的多元論和折衷主義，而只會成為對作品實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蘇聯對文藝學綜合研究的主張、做法及成果，無疑是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4、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變革的趨勢。
我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趨于單一。“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方法涌入，但迫于戰爭、動蕩，未能深入研究。以來，由于獨斷論、機械論和“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的研究領域狹窄，思維方式保守，方法單一。具體表現為：就研究的內容看，注重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學的藝術美學特性的研究；就思維方式看，是單向、平面、線性定性的機械論、還原論；就思維角度看，是單一、靜止和封閉的；就思維空間看，只有當下，而無歷史的、時代的、當代的，只有中國，而無外國；就思維模式看，“一內容二形式，鑒定式的結論，調查式的評述”。文學研究上述問題，一直到1983、1984年開展“方法論”的討論，才有所認識、有所糾正。
1984年，我國興起的方法論討論熱潮，已經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表現為：文學觀念和批評觀念的多元、批評方法的多元、批評實踐總體結構的多元”[22]。隨著各種各樣方法的介紹和應用的嘗試，目前“綜合態勢，已顯露端倪”。但是這種綜合仍然處于不自覺的交織糅合，而不是自覺的、融會貫通的、整體化的綜合，還沒有出現有影響、有見地的專著。與前蘇聯70年代相比，我們的方法論研究還需告別“告知、嘗試”階段，走向綜合、整體化的階段。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論討論的歷史功績。應該看到它是對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機械論、獨斷論影響的產物；是我們民族方法論自覺意識的覺醒，它必將促進新的文學觀念、新的思維方式的誕生。
總之，從歷時和縱的方面看，中外傳統方法的揚和棄；從共時和橫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與弊，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經驗，我國當代研究方法發展趨勢，都說明必須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的體系。
(三)文學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人們按一定的方式、規則、程序輸入和輸出信息的思維活動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24]
從人類認識史看，主要經歷了原始、農業、分析和綜合4個時代；人的認識對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實物中心——系統中心——元系統中心；人的思維方式由原始思維——以實物為中心思維——系統思維——元系統思維。
在人類的幼年時代，由于生產力極為低下，人類根本無法認識和解釋自然現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認識對象上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現于世。因此原始思維是一種“以‘集體表象’為基礎”“無邏輯特征”的形象思維，古代神話就體現了這種思維特征。
從奴隸社會到整個中世紀的農業時代，人類主要思維方式是“以實物為中心”[25]。在農業時代，由于“人們與自然界之間的交換活動仍然停留在實體交換水平”[26]。許多門類的科學知識尚未形成，科學認識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觀察上，認識論的模式是“以實物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實物和現象上，去探求它們的質。前蘇聯學者庫茲明在分析這一時代的思維特征時指出：“在這個階段，認識是從現象上，即還是從外表上來看待對象的，認識還沒有揭示出對象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沒有揭示對象受它所屬的那個系統的制約性和對象的質的過程”。這就是說，“以實物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具有直觀、籠統、猜測、感性、孤立的特點。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表現為把文學作為一個實體，只從外部(自然現象或哲學)探討文學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學一直是自然哲學、哲學和神學的附庸。
從農業時代到分析時代，其中有一個過渡，即前分析時代(14～16世紀)；分析時代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在這一時期，人們的交換活動中心已由實物轉向能量，科學長足進步，科學研究則分門別類，研究方法由觀察改為科學實驗，思維對象自然仍以實物為主，但已不作為實體，而能夠進行解剖分析；思維方式則主要是形而上學。這種思維的優點是“對事物研究細致、具體、嚴密，在科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缺點是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特點，主要表現為還原論與機械決定論。
所謂“還原”原意為簡化、簡縮、縮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張把復雜的對象分解為簡單部分，從簡單部分特性的已知來把握對象整體，主張以低級運動形式解釋和說明高級運動形式，進而說明世界的圖景。這是一種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變量，抓住一條線索追蹤來源，探尋因果聯系的單項、平面、線性思維。
機械決定論又稱拉普拉斯決定論。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已經決定的，無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個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就可以用力學的方程給予明確的描述，給予絕對的正確預言。[27]這種思維是一種直線因果的思維定勢。
分析時代的形而上學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從研究對象看，它把文學當成一個獨立實體并加以分解，孤立地進行某方面的考察；從研究內容看，已涉獵了較多方面，如文學與社會、文學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門別類地進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聯系起來；從思維特征看，是單項、平面、線性因果的。應指出，我國文學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如果從思維根源上看，則與形而上學有一脈相承之處，而且還比它走得更遠。
由于分析時代科學知識的積累，人們不僅發現了各門科學的具體規律，而且還發現了各門學科間相互聯系以及相互聯系所產生的一般規律，這就擴大了各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大多數科學都經歷了一個把關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的觀念不斷擴大和加深的過程，比如馬克思關于社會結構的學說對于深入系統研究社會，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遺傳學對于深入研究生物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于物理學，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對于化學……這些理論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確立了徹底唯物主義的系統性思想……科學進入一個新階段”，即以“系統中心”代替“實物中心”。[28]
“系統中心”以“構成現象系統的‘種類’為中心，而個別現象和對象這時則表現為總體的構成部分，表現為它的因素、成分”。對象的系統性則要求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地觀察事物，系統思維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要求把文學作為一個系統，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多元方法便是系統思維的必然產物。
20世紀40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人們“所研究的現實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統的統一體，一種復雜現象的綜合”。人們認識的內容不再是實物或系統，而是“復雜的對象——綜合的多系統的現象及其全部各種層次的和多側度的關系”[29]。即元系統。元系統要求人的思維具有顯著的綜合性特征。實際上，目前“綜合考察、綜合研究、綜合創造、綜合發展、綜合規劃和綜合管理等等，已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動方式”。[30]在文學研究領域，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體系，就是元系統思維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學發展水平進入新的階段的歷史必然趨勢。可是與這種必然要求和趨勢相比，我國當今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農業和分析時代，呈現出“封閉、求同、單向、直觀、超穩定、亞節奏”的特點。[31]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則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審視過去、展望未來、立足現在，我們再不能固守傳統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奮起直追，在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來一個徹底革命，以迎接文學綜合時代的到來。
[①]黑格爾語。轉引自〔蘇〕鮑列夫《美學》，第17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學應該追求體系嗎？》，轉引自《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145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③][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④][蘇]布什明：《文藝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⑤]此圖載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蘇]鮑列夫：《美學》，第1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簡恩：《科學方法的歷史發展及其基礎現代模式》，《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12～1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第202～2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6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79
[14]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7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17][蘇]柯靜采夫：《文藝學中的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吳遠邁：《蘇聯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新趨向》，《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
[19][蘇]鮑列夫：《美學》，第532～53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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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陳曉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新華文摘》，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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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曉明：《模糊性：人類認識之謎》，第42頁，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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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9][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羅杰弗萊（RogerFry,1866-1934)是英國著名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批評家之一。他早年從氓博物館學研宂，M于歐洲鑒藏圈的頂級鑒定大師，后來興趣轉向現代藝術，成為后印象派繪畫運動的命名者、主要詮釋者和現代藝術批評最卓越的實踐者。他提出的形式主義美學觀成為現代美學史的主導思想之一，著有《貝利尼》（1899)、《視'覺與設計》（1920)、《變形》（1926)、《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1927)等。《弗萊藝術批評文選》首次在中文世界里將羅杰弗萊的重要文章匯于一集，其中有對后印象派極富影響的辯護，也體現出他將形式主義、現代主義理論從學院化、教條化的傾向中拯救出來的努力，反映了他對藝術教育、博物館業、建筑、設計藝術的多樣興趣。
本書既為考察弗萊的藝術批評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獻，也為當下圍繞藝術與審美經驗的討論提供了檢驗的機會。列奧施坦伯格（LeoSteinberg,1920-2011)是美國著名文藝復興藝術史專家，20世紀鋮杰出的藝術批評家之一，著有《文藝復興藝術及現代健忘中的基督的性征》《米開朗琪羅敁后的繪畫》《萊奧納多永遠的最后晚餐》《遭遇勞申伯格》和《另類準則：直面20世紀藝術》等。鑒于對美國藝術界的巨大影響，他與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哈洛德羅森伯格（HaroldRosenberg)—起，被譽為美國“文化三伯格”。《另類準則：直面20世紀藝術》是他的藝術批評文集，涉及對羅丹、莫奈、畢加索、波洛克、賈斯伯約翰斯及其他當代藝術家的研宄。這些批評顯示了他敏銳的目光、精確的觀察，還有將嚴謹的形式分析融入圖像學的主題分析的超常能力，堪稱現代藝術的圖像學研究的卓越范本。憑借這部評論20世紀藝術的書，施坦伯格將藝術批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Fried,1939-)是美國當代最杰出的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之一，著有《聚精會神與劇場性：狄德羅時代的繪畫與觀眾》（1980)、《庫爾貝的現實主義》（1990)、《馬奈的現代主義》(1996)、《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1998)等。作為晚期現代主義理論家的代表，弗雷德努力捍衛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價值，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開始深入批判極簡主義藝術的破壞性。《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匯集了弗雷德批評生涯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為“三位美國畫家展”所寫的雄心勃勃的導論，以及劃時代的論文《藝術與物性》。這些文章不僅提供了理解盛期和晚期現代主義的基本術語，而且開啟了批判美國極簡主義藝術的大門，直到今天仍在為人們矣于視覺藝術中的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論戰提供理論資源。而全書的長篇導論以及新近撰寫的“中文版序”，則涉及了包括其批評思想演變、與格林伯格的分歧等廣泛議題，為我們深化現代主義研究、反思當代藝術批評提供了重要參考。
簡羅伯森（JeanRobertson)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海隆藝術與設計學院藝術史教授，克雷格邁克丹尼爾（CraigMcDaniel)是印第安納大學海隆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美術系主任。他們兩人合作出版的《當代藝術的主題：1980年以后的視覺藝術》聚焦于過去30年間反復出現的七大重要主題：身份、身體、時間、場所、語言、科學與精神性。第一章提供了對該階段世界藝術潮流的-個簡明的概括，分析f五種關鍵性的變化（新媒介的興起、對多樣性的日益關注、全球化、理論的影響以及與日常視覺文化的互動）如何導致藝術范圍的急劇擴展。接下來的七章，每一章都介紹了一個主題，提供了對該主題的歷史影響的縱覽，分析了當代藝術家是如何在具體的作品里對該主題作出回應和表現的。中文譯本根據英文第二版譯出，包含對來自不同種族、文化和地理背最的藝術家（包括將近20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材料、理論觀點和風格方法的分析。在時間上，它正好構成了影響深遠的阿納森的《西方現代藝術史》的-個姐妹篇，從而將現當代藝術史研究推進到當下。
二戰后世界貿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迅速上升；產業內貿易快速增長。這些經濟現實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70年代以來，迪克西特（Dixit）、諾曼（Nonman）、埃蒂爾（Fihier）、克魯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繼獨立地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國際貿易的論文，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某些條件下，對本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又有發展潛力的產業，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補貼、關稅等支持保護手段使產業中的企業迅速達到一定的生產規模和技術開發能力，依靠企業競爭優勢的強化來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構筑起新貿易理論體系。新貿易理論在政策上的含義就是戰略性貿易政策。
新貿易理論體系主要由兩大理論構成：一是主要以內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利潤轉移”理論；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規模經濟為基礎的“外部經濟”理論。
“利潤轉移”理論
第一：用出口補貼為本國寡頭廠商爭奪市場份額。這種論點認為：向國內廠商提供補貼，使國內廠商采取進取性市場戰略，從而迫使外國競爭對手作出相應的讓步，國內廠商的市場份額由此擴大。這是戰略貿易政策理論中影響最大，也是被引證最多的一種論點。
第二：用關稅來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這種論點認為：在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下，使用關稅來抽取一家外國寡頭廠商正在享受的壟斷利潤是合理的。如果沒有任何潛在的進入，關稅只會擴大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的差距，導致福利惡化。但如果存在國內廠商的潛在進入，則這種進入的威脅限制了外國廠商的定價反應，使他們執行一種吸收部分關稅的定價，以阻止這類進入的戰略。只要關稅被部分地吸收，價格上漲的幅度就會低于關稅的幅度，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就會遠遠被征收到的關稅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進口保護作為出口促進的手段。該論點為傳統的幼稚產業保護論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興貿問題，因此這里重點論述一下該論點。該論點認為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貿易保護或局部封閉本國市場，賦予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的銷售特權，受保護的企業的生產和銷售都會增加，企業由此可獲得靜態規模經濟；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失去規模經濟，此消彼長，國內企業就可能擁有了與國外企業競爭的優勢。企業除了可獲得靜態規模經濟之外，還會由于累積產量的不斷增加而積累職工的生產經驗，在“干中學”的過程中生產成本會不斷下降，以及企業研究與開發所產生的技術創新可改變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邊際成本，從而使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在這里，政府通過貿易政策影響了本國廠商及其外國競爭對手的決策行為，從而改變了競爭格局，使不完全競爭產業特別是寡頭產業中的超額利潤向本國發生了轉移。
“外部經濟”理論：
某些產業或廠商能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張，但由于這些外部經濟不能完全被相關廠商所占有，這些產業或廠商就不能發展到社會最優狀態。如果政府能對這些產業和廠商提供適當的保護和支持，則能促進這些產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提高其國際競爭優勢，獲得長遠的戰略利益。
二、戰略貿易理論對我國的啟示及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出口現狀及面臨問題
1998年我國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但是從出口商品構成來看，我國能夠大批量進入國際市場的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推動下，1996年機電及運輸設備業的出口總額首次超過輕紡產品的出口總額，不過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我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加工裝配業務的出口，并未脫離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方式，所需的技術、原料、零配件、生產設備都從國外進口，與國內產業的聯系較少。換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為出口以價值更高的產品（如機電產品）為載體的裝配勞動。這種貿易結構與我國的勞動力豐裕、工資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使我國得到了一些貿易利益，如增加就業，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但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貿易結構在國際競爭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能否長期化？
關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新說法：美國經濟學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對H—O理論進行實證分析，根據H—O理論，美國應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里昂惕夫對美國的200種進出口商品進行統計分析后卻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對此經濟學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已非常明確，這就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主要不是用產品本身來區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來區分的。也就是說，同樣一種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勞動生產的，在發達國家則可能是以密集的資本生產的。就象服裝、鞋帽、玩具、食品之類，就產品來看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則是資本密集型的。即使在這些國家也要投入較多的勞動，但這些勞動是同較多的資本結合進行生產過程的，結果就是更多的勞動生產率。面對發達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資本對勞動的替代，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不具有競爭優勢。
貿易障礙增多：雖然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工資低而勞動成本較低，發達國家進口會進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仍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使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事實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例如我國的紡織品出口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限制。
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正在減弱：從1995年開始，加工貿易開始成為我國產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從1998年統計數據來看，加工貿易額1730.4億美元，出口額1044.7億美元，分別占該年進出口總額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額是1991年的3倍，同期進出口總額為2.4倍，由此可見加工貿易增速快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發展速度。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僅廣東、上海、江蘇、山東和福建五個沿海省市加工貿易合計占到80％以上。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快速增長，我國沿海地區工資增長很快，據1995年與198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沿海地區工資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廣東上升了42.1％，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正在減弱。面對東南亞、南亞甚至非洲國家更具競爭力的勞動力優勢的壓力，如何使外貿更好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進入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知識經濟初顯端倪，世界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發達國家科技與產業飛速發展，據OECD統計，其主要成員國的知識經濟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高新技術產業在制造業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結構逐步轉到以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方向，OECD國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發展迅速，到2002年OECD國家此類服務出口將占其服務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根據世界銀行《1998年世界發展指南》的資料，1996年的一些新興市場高新技術產品占工業制成品出口達到相當高水平，新加坡為71％，馬來西亞為67％，韓國為39％，墨西哥為32％，臺灣省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科技與產業巨大的競爭優勢進一步對我國的長期出口競爭力提出嚴峻挑戰。
因此，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快我國出口產業的技術創新，全面增強國內出口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我國外貿跨世紀發展的重大課題。
（二）啟示與對策：走科技興貿之路
我國要想由一個貿易大國成為一個貿易強國，充分發揮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的引擎作用，實現出口的可持續增長，科技興貿是必由之路。科技興貿是產業科技化的必然結果，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產品質量提高和結構的優化，最終才能體現于出口商品質量提高和結構的優化。因此要想實現科技興貿，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一個關鍵。
高科技產業在我國尚屬于幼稚產業，為扶持其發展，根據戰略貿易理論，在貿易政策方面政府應給予適度保護。首先在關稅方面：盡管隨著“入世”的臨近，我國關稅稅率在不斷下降，但政府仍應以有效保護率理論為指導制定適宜的關稅稅率，設置合理的關稅結構，對高科技幼稚產業維持適度的高關稅。其次，靈活運用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政府采購等非關稅手段。對政府采購、進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實行招標制度，將招標的收入補貼給消費者，尤其是被保護行業的下游工業。最后，對高科技產業的保護要有合理的期限。當被保護企業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應該逐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的保護作用，更多的使用生產補貼，這不僅能引進競爭機制，提高效率，而且還能針對不同的產業靈活實施有差異的補貼率，更好發揮政策對產業的作用。
關鍵詞：陸九淵；易學；心學
陸九淵(1139-1193)，南宋哲學家、教育家，嘗于江西貴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講學，學者因稱象山先生。陸氏為“心學”創始人，其易學思想構成了心學的根本內涵，他本人也成了中國古代易學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由于陸氏并未留下解說《周易》經傳的專門著作，導致后人鮮有對其易學思想做出深入研討。本文擬以散見于《象山先生全集》中的零散資料為依據，著重討論陸氏對易學的心學建構。
《周易》與主體心性之間的關系，構成了陸氏易學最具普遍性的主題。通過對《易》卦爻符號的心學分析，實現以道心為體、以濟世為用的目的，是陸氏易學的全部思路。他認為《易傳》以來的易學研究并沒有實現上述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則在于沒有將主體心性介入其中，這就使得易學研究游離于人的主體存在，出現了宗派紛呈、觀點混亂的局面。陸氏認為，要撥亂反正，必須首先回答《易》與心之間的關系問題。易學的任務于是被限定在了對《易》卦爻符號的心學分析之上。
“心”成為陸九淵易學的本質關懷，它植根于對易理的心學描述和對不同于象數派和理學派的易學建構。象數學派以數理和邏輯為手段，試圖為《易》提供各種事物形式和性質的機械框架，從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客觀的物理世界。理學派以天理(事物的規律性)為事物之所以然，將一切實在視為獨立自存的主體，從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形而上學的觀念領域。顯然，它們都是以回避主體人的心理感受為前提的。陸九淵則認為，主體人的“心”與《易》的本質內涵、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系，始終是易學研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在此前的所有易學努力中，人的主體性問題顯然并沒有被強調到足夠必要的程度。因此，陸氏主張用人的心性活動作為易學準則，認為人心充塞宇宙，既為宇宙之本，又是《易》之本根，力圖用主體人的精神(尤其是道德情操)作為易學原則。
陸九淵正是在對象數派和理學派充分反思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心學體系的。象數派宣稱：卦爻符號與實在之間是嚴謹的形式對應關系，即便是義理派所弘揚的義理，也是以象數為基礎的，是象數基礎上的義理。亦即，是在事實基礎上的價值選擇和意義對應。漢儒倡導的“逸象”，其初衷正是要澄清每一個個別卦爻符號的確切含義；邵雍的《皇極經世書》則代表了這種思考的又一高度。陸氏則認為：“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象山先生全集。程文》——以下所引該書，徑注篇名)。象數學只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限制在每個具體的形式框架和嚴謹的對應關系上。這種對《易》符的精細分析最終帶來的將是易學的經驗材料，而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成果。陸九淵《語錄》篇則云：“數即理也，
人不明理，如何明數?”《易數》篇云：“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易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主張從“理”這一總體系的意義關聯上重新思考《周易》，并賦予個別卦爻符號以意義。易學研究的哲學內涵。陸九淵則是要在此基礎上完成對易理(天理)的心學認可。其《與朱濟道》云：“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并列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理哉!孟子曰：‘先立幾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可見，陸氏雖然亦承認“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語錄》)，表現出與程朱理學的某種一致性，但是，陸認為天理并非是脫離人心而自主地存在于形而上的世界，這是與程朱理學的根本區別所在。
陸氏以“理”為純粹主觀的產物，不是如程朱所說“理具于心”，而是本心即天理。天理乃人心所固有的法則，通過誠己之心方可顯露出來。陸九淵說：“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語錄》)。又說：“此理充塞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雜說》)。這種心學思想落實到易學中，則表現為“爻之義即吾心之理，蓍卦之德即圣人之心”。其釋《系辭》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惑累。蓍卦之德，六爻之義，圣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為之妄，滌之而無余。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兇之患，與民同之，而己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程文》)《易》符本義正是為了去妄、復理，使本心發揚光大。
因此，并不是只要揭示了易符的數理結構或客觀的理性原則，就完成了易學的使命。易學涉及到除開象數和理學之外的心性方面的范疇。亦即，《易》不僅表達了象數和理學先在的，而是從主體人的內心發出的。此心生來固有，所以稱為本心，喪失本心則不見天理。因此，理在陸氏易學思想中，不僅不是起點，甚至也不是終點。他說：“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與趙監》)他認為本心即理，理根于心，其發則充塞宇宙，人心即天理。
對理、心關系的這種看法，同樣存在于陸九淵關于八卦起源的認識中。其《與吳斗南》云：“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后世圣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圣人盡其心而作《周易》，至誠如神。后人對易理的認識，最終獲得對主體心性的投合，故既能成己，又能成物。理充塞宇宙、積淀于《易》八卦中，其在人則為仁義之心。因此，研《易》者應當致力于探討《周易》和人類精神領域之間的關系，實為一種文化精神極其充沛、人生境界極其高尚的學術標準與追求。而這一點也事實上構成了心學解易派的主流特色。，
理學派將“理”置于絕對優先的地位，但卻不明白“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與劉志甫》)、只有心中“無私”才能順“此理”而動的道理，從而使得易學研究最終只能游離于人類精神領域，作一種枯燥的形而上學的闡釋。陸九淵認為《易》表達了一種人們從中以某種方式來想象的意向性體驗，因而更為注重研究易學的心性基礎。《語錄》云：“格物者格此(按此指明心中之理)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未而已矣”。《與朱元晦》云：“此理至矣，外此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陸九淵把理(天理和易理)限定在人類心性范圍之內，認為易學不是要去探討數理或形而上的問題，而是要去探討如何反思人類心靈自身以及心性主體在“理”中的能動作用問題。
總之，陸九淵傾向于展示一個借助易符所顯現出來的心學結構。與《易》有關的實在皆為心性的實在，強調易符、實在和心性主體之間的關系是易學的重要內容，客體實在和主觀心性及其關系全部包含在《易》卦爻的特征里。《與李宰》云：“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與傅齊賢》云：“心茍不蔽于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理”為明心之理，無需外求。并認為此即《系辭》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與曾宅之》)的本意。
所謂“此理”，不僅是卦爻象所顯示的某卦和某爻之義理，而且指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相應地，易學理解不僅是個人的主觀活動，而且更是一個人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之理中的投入和參與。個人被放在天理之網中，他們總是在天理的背景下展開心性活動，展開易學理解。他們不再是用客觀分析(如象數派那樣)或形而上之理(如理學派那樣)解釋某一卦爻，而是通過主體的心性以及卦爻的心性背景(圣人之心)之間對話，找到天理的內涵。天理既規定著卦爻和主體人的心性，又必須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呈現。由此，以易符為中心的心性分析遂取代了易符的象數結構和理學認可。
陸九淵主張“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與劉志甫》)、“自昭明德”(《與吳斗南》)，迥異于程朱“即物而窮理”的理學思路。他認為《易》實為存心明理之書，心性是超易符的，易學研究本質上是要求達到一個超易符的心性實在。
例如，《與曾宅之》解釋坤卦六二爻辭說：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以，陸氏主張根據心性重新理那個“理”字。《與黃康年》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圣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強凋“此理”的普遍性，并以“此理’’重新規范我們的行為。而此理(天理、易理)與人心并無差異，在易學理解中，心性得到了“同圣人心”的契合、并達到了天理允許的境界，從而獲得了一個完美的天人合一、物我相諧的心流背景。
可見，易符與實在之間的對應是一種間接的情感和心性領域上的對應，不限于邏輯或形而上之“理”上的一致關系。陸九淵對易學的這種心學建構，放棄了客觀方式的直接指稱，而是要尋求易卦爻符號背后所蘊藏的人類共同的心性理解。所以，易象不是死象，象在意義層次上恰好表現了心流和情感傳遞。易象屬于感受的層次，必須有主體人的參與。《周易》六十四卦結構的組合體系，其功能在于模擬天地人三道的天理背景。這種背景是由“象”揭示出來的，而這種揭示過程則是要推求出一個心學意義上的心性答案，講究某種精神境界。
象數派易學的本質在于澄清易符的意義，力圖使易符表達具有最大程度的科學性。理學派則致力于建立一個合“理”的、可供人們加以分析和理解的易學模式，兩者都從屬于某種方法學。陸九淵則致力于建構真正本體論層面上的易學——心的易學。研究易符的確切含義并不是易學的本質和全部任務，因為易符表達了外部世界和自身心性存在的各種實在和景象，主體心性將永遠是易學研究所不容忽視的內涵。所以，陸氏易學不僅不是一種方法論，而且還是對方法論的批判，是對各種形式的或客觀理性之理解的前提和限制的批判。對易象的理解成為心性的素材，而不再僅僅是方法論上的改進。對《易》的不同層次和功能的解釋，本質上反映了人類精神和心靈結構的不同方面和內容。
我們正處于世紀之交，正處在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關鍵時期，加強對學生的文明禮儀教育，教會學生做人，是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進素質教育的一項緊迫任務。基于此，我們從本區中小學生的實際出發，進行了中小學生文明禮儀教育的探索。力求通過學校、社會、家庭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在文明禮儀教育上取得突破，并以此帶動學校其它各項教育工作的開展，為培養跨世紀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礎，立足于抓好這一最基礎的教育，我們于去年底向全區中小學生、教師和學生家長印發了《福州市中小學生文明禮儀常規》、《福州市教師禮儀常規》等一批文明禮儀教育的文件，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一是要求全區各中小學校全面強化師德教育和學生文明禮儀教育，整體優化學校文明禮儀環境。將師生文明禮儀教育的成效，列入“文明學校”和“德育工作先進集體”的評估體系。
二是把《中小學生文明禮儀常規》列入學生思品課教學內容，力求學生“知”與“行”的統一。
三是強調各學校把文明禮儀教育與各項校內外活動的開展結合起來，做到形式活潑，內容豐富，扎實有效。四是強調教師的為人師表，在文明禮儀上率先垂范，并將其列為教師年度考核及評優評先的重要依據。
論文摘要：藝術管理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隨著科技的發展、文化市場的繁榮和對外開放的深入以及管理手段的多樣化、信息化、柔性化，畫院、文化館、美術館、藝術研究所、博物館、制片廠等藝術品創作部門的管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面對加入WTO后中國藝術行業的新情況，在信息時代我國藝術管理會有那些新趨勢，本文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二又章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加入世貿后，國外藝術經營公司對我國藝術管理的影響，分析提出了知識經濟、信息社會我國藝術管理的六大創新趨勢，對我國藝術行業管理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扣果從原始藝術算起，人類的藝術活動已有數十萬年的歷史，人類的藝術史同人類的文化史一樣r:老，然而藝術管理卻是剛剛正式提出的一門新學科普通藝術的研究對象，包括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美術、文學、建筑等，國內學者彭吉相把藝術進行如下分類:實用藝術(建筑藝術、園林藝術、實用工藝、書法藝術)、造型藝術(繪畫藝術、雕塑藝術、攝影藝術)、表情藝術(音樂藝術、舞蹈藝術)、綜合藝術伐劇藝術、戲曲藝術、電影藝術、電視藝術)、語言藝術(詩歌、散文、小說)。藝術管理學就是借鑒相鄰學科的成果，以揭示文藝規律的文藝學為基礎，以研究一般管理和方法的現代管理學為指導建立起來的研究文化藝術產業管理活動規律的學科。它兼有理論性和應用性，主要屬于應用學科根據1989年東方國版社翻譯出版的日本日下公人的專著《新文化產收論》,”文化藝術產業”概念，可分為三類:其一，是生六與銷售圖書、報刊、雕塑、影視、音像制品的行業等。其二，是以勞務形式出現的文化藝術服務行業(如戲劇、舞蹈的演出、體育、娛樂、策劃、經紀業等)。其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業提供文化藝術附加值的行業(如裝滿、裝飾、形象設計、廣告、文化旅游等)。
一、加入WTO后國外藝術經營公司對我國藝術管理的影響
加人世貿組織后，國外藝術機構對我國藝術管理的影響，可概括為“六個有利因素”和“四個挑戰”。
1、六個有利因素
一是有利于我國藝術發揮自身優勢，在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中求得發展。我國優秀的藝術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加人世貿使我國藝術管理更規范，信息靈通，人的觀念更新，增強了藝術品消費能力。
二是有利于學習吸收國外藝術生產與制作的先進技術、藝術管理經驗和營銷方式。開放我國文化藝術類零售和批發市場，我國藝術機構有了進人國際市場的機會，國外藝術機構也可以進來經營。這有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及時調整思想觀念，部署新的營銷策略，使我國藝術類產業在市場竟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三是有利于促進我國藝術管理科技信息化進程。當今世界，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加速藝術管理的科技信息化進程，已成為制勝的關鍵，“人世”有利于提高藝術管理的科技手段，及時掌握全球藝術的最新信息。
四是有利于深化藝術管理體制改革創新，形成全國統一的競爭有序的藝術市場。
五是有利于完善藝術品、古玩文物法規和政策，依法管好藝術市場。“人世”后有利于進行修改，促進加速地方性法規和措施細則完善補充、修訂，有利于健全各級行政執法機構，依法管理，以適應“人世”后藝術產業發展的需要。
六是有利于藝術管理人才的競爭培養，提高行業員工隊伍素質。重視藝術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形成不同層次、不同知識結構，懂技藝，善管理的員工隊伍，這樣才能在國際和國內文藝市場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2、四個挑戰:
一是對人的思想特別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會造成一定影響。外國藝術產品進人我國市場，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們宣揚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對群眾尤其青少年會有消極作用，一些西方敵對勢力乘機進行思想藝術文化滲透，我們對此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二是對我國傳統藝術創作、發行體制沖擊較大。我國藝術創作、發行長期沿用老體制，市場經濟思想行為不夠，加之藝術創作、發行市場分工不明確，法律法制意識不夠強，要走出現有藝術品流通體制的局限，還須下一番功夫。
三是對我國藝術創作、發行市場影響較大。由于發達國家科技的發展，資本的積累，藝術創作、發行市場已經比較成熟。他們有雄厚的資金和最新科技的支撐，電子藝術出版物價廉物美，已稱雄于國際市場。我們的電子藝術出版物從數量到質量沒有形成優勢，“人世”后，我國電子藝術出版物市場面對的形勢更加嚴峻。
四是對我國網上藝術品發行和電子商務形成一定制約。我國網上藝術品處于初建階段，交易較少，電子商務應用還不廣泛。國外網上藝術品發行運作較好，已有成功經驗，電子商務早已應用，比較配套。“人世”后，國外藝術品經銷商會想方設法以獨資或合作方式建立網上藝術品發行和藝術品電子商務，這對我國網上藝術品發行和藝術品電子商務的發展既促進又制約。
二、知識經濟信息社會我國藝術管理的創新趨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具體的競爭壓力“賦予企業管理新的內容、方法和手段”()，不僅體現在對科學管理的繼承和完善上需要更新崗位設計和工作流程，更體現在對經營觀念、經營戰略、組織結構、組織行為、管理規范、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術、以至在公司文化整合上進行系統性的調整。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以及網絡技術的普及，藝術管理應如何進行變革以適應這種現狀，未來藝術管理將怎樣發展創新來滿足環境的要求，這里提出六個創新范疇:
1、藝術管理信息化
所謂管理信息化，就是利用藝術產業資源系統(ERP)、管理信息系統(MIS)等現代手段，提高經營管理素質，提高經濟效益。在藝術管理方面，通過建立統一的文藝產品數據庫并對信息進行收集和加工，為藝術管理人員提供信息，實現輔助決策;通過對財務管理系統、辦公自動化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客戶關系管理系統等的整合，提高藝術企業管理水平，提高藝術部門核心競爭力。
“人世”以后，中國藝術企業將面臨具有高信息化水平的國際企業的挑戰，拼的就是獲取信息的速度。誰先搶到有價值的藝術品定單，誰就搶到了市場;誰能有效、快捷地掌握、利用信息，誰就會取得各種競爭資源，在商戰中取勝。其次，競爭的本質是創新的速度。而信息資料是藝術企業進行創新的依據，沒有信息資料的迅速獲取，創新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再者，藝術企業如果不盡快加強信息化建設，沒有一整套的信息管理系統，包括資源管理、藝術生產管理、電子商務管理、供應商管理、客戶關系管理，藝術企業就無法實行有效、快捷的管理，就不能降低成本，就會失去商機。因此，一些專家在分析“人世”以后我國企業的發展時，將信息化作為藝術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并斷言:只有大力推進信息化的企業，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為了改變我國企業管理的現狀，國務院在《關于加快推進企業管理信息化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的目標是，五年內我國大企業全部信息化。具體目標:到“十五”末期，大多數國家重點企業基本建立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大多數大中型企業至少實現比較完善的財務管理信息化;力爭絕大多數企業在“十五”期間建立企業網站及主頁，有條件的企業要積極開展網上營銷。我國藝術部門在改進和做好傳統方式藝術管理的同時，著力在網絡藝術管理、電子商務藝術管理、信息流通、編印發大眾電子藝術品管理等領域謀求新的發展，并爭取與國外一流藝術集團合作，創辦中外合資的大型藝術機構。
2、藝術宏觀管理科學化、法制化
管理機制是指各組成部分相互推動、協調、制約而形成的管理運行的具體形式，從功能看，可分為目標機制、激勵機制、調控機制和約束機制等。利用科學管理的目標原理、價值原理、人本原理、系統原理、實踐原理，高效實現藝術管理的職能，包括從確定目標到制訂計劃、組織實施、協調控制，激勵個人和組織、領導和指揮全體成員使各個環節在內的整個過程總體目標最優，以提高效率為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法制化運作有利于藝術行業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沒有法律、法規的引導、規范和制約，市場機制難以有序運行。因此，藝術行業要實現法制化運作，應當按照國家和地方已出臺的有關文化藝術管理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進行管理，只有實現依法管理，藝術行業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據媒體披露:一些省市在藝術市場管理中既發生過將世界藝術珍品當作黃毒清掃，讓無辜的大學生受辱的事件，又出現過將藝術騙子當神接待的鬧劇，暴露出的就有識別手段、藝術管理法制不健全方面的問題。法制化運作有利于規范藝術經營行為，藝術管理要想得到健康的發展，必須靠法律、法規對藝術品生產經營進行引導、規范和調整，否則，藝術行業難以向深層次、高水平發展。
3、藝術原創人員的個性化創新管理
文化藝術企業要把人力資源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業文化建設更要在這方面發揮其特有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才的流動是客觀法則，現在很多企業注意在分配上向人才傾斜，認為薪酬多了，人才就不走了。這當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以動態的目光著眼于吸引、發現和發揮人才的作用，而不僅僅只以靜止的目光著眼于留住人才，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對人才理解才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在國內的還是在國外的，我國知識分子、優秀人才都有高度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事業心，藝術企業應當喚起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尊重他們，理解他們，依靠他們，為他們搭建一個在祖國實現他們自我價值的平臺，在藝術產業內部形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圍，使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企業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藝術管理需要尋找一個平衡點，既能充分發揮藝術從業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又能保證畫院、文化館、博物館、制片廠等機構的有效運轉。對于藝術原創人員，尊重他們的個性、創作習慣，在讓他們充分認識到本部門瞥理員工的規章制度、明了單位的發展規劃與最基本的工作任務的前提下給他們自，最大程度地調動其能動性、創造性。對藝術原創人員不必要求每天打卡上班，而是充分尊重個人，相信他會管理好自己，同時讓他知道信任不等于放任，要讓他感覺是他自己在管理自己。
具體來講，每年的藝術原創人員工作評價包括兩部分:一、由藝術家自己完成的，包括:①一年中都做了什么?②拿到了什么創作獎項?③對所參加的創作的貢獻是什么?④幫助別人做了什么?⑤參加了哪些社會活動?二、由管理者指出他的優點與不足，以及今后該做些什么。對于新加入人員的管理，建議他先了解別人都在做些什么，然后根據自己的興趣，確定自己的創作方向;并且每一個新加入者，管理者都應使他盡快熟悉與適應單位的環境，并在他作選題的過程當中隨時觀察引導。
4、藝術管理民主化
赫塞爾本在其主編的關于管理趨勢和變化的專著—《未來的領導》中對“扮演新領導角色所需的新技能”提出了新的假設:員工的利益可以和組織的利益結合起來、生產活動中人們能夠完全支配自己的勞動。這樣就能夠使得勞動者和組織更密切合作，既增加了勞動者的效用又有助于實現組織的戰略目標。他指出:如果一個項目肯定會有益于自己的發展和進步，人們將會滿懷熱情地投人到這一項目之中。如此，領導角色的工作重點將會由指揮和命令轉移到提供便利條件和授權上，培養人們的工作興趣，以此作為領導的基礎，實行民主。領導者必須能夠熟練地扮演以下五種角色:促進者、評估者、預測者、指導者、最終幫助者。”藝術組織管理的作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計劃、控制、組織、人事等;同樣，藝術組織管理人員的職能也超出了今天傳統的領導范疇，而轉向預測、協調和激勵。今后藝術組織管理人員必須增加以下三項職責:其一，明確藝術組織地位，指明藝術組織前進的目標;其二，調動員工的能動性，使藝術組織充滿創造力;其三，力爭誠實正直，建立相互信任，并以此作為藝術組織管理的基礎。
5、藝術管理柔性化
藝術人力資源管理要柔性化。所謂柔性化，就是在新時代，勞動者文化素質日益提高，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知識差距日益縮小，整個勞動市場上雙向選擇，勞資雙方(組織與受聘者)的關系，從“契約關系’舊漸演變為“盟約關系”。原來金字塔式的逐級剛性管理柔性化，就是說，以原來的命令方法越來越難以奏效，權威的維系，越來越難以憑借權利。同時，信息的網絡化，大家可以處于一個信息平臺上，改變了過去一項信息逐級下達，上多下少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管理出現新的特征:內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勵重于控制。
藝術機構往往實行寬容型管理，這樣一個開放性系統，能營造出有利于藝術機構人員創造的環境、條件。藝術機構不把近期經濟利益作為判斷決策管理水平的標準，亦不以此作為對部門、員工考核評價的最高標準，而將創造性、能否發現危機、化解危機、抓住機遇、爭取機構的長遠經濟利益作為最高標準。為達此目的，有時甚至犧牲近期利益也在所不惜。藝術機構的決策與管理結構不是高度集中統一的“垂直型”、“金字塔型”，而是充分發揮各層次各部門和授予員工、藝人創造性權力的分散結構的管理模式。
寬容型管理絕不是削弱機構的凝聚力，恰恰相反，強有力的凝聚力形成，必須在開放性基礎上的寬容型管理中才能實現。因為只有這樣，藝術機構才能吸收新鮮的思想和理念才能廣納人才和培養新人，才能設計創作出新的藝術品，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地更新藝術機構的成分和提高藝術機構的品味。
6、藝術管理意識整體化、管理效果最優化
藝術管理這一概念似乎涵蓋的范疇比較大，橫跨了視覺藝術、聽覺藝術、表演藝術、綜合藝術4大類，但若從管理的經營性質來看，藝術管理的業務領域實際上只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營利性藝術業務；一類是非營利性藝術業務（表1）。在這兩大類業務中，營利性業務實際占據著藝術管理的絕大部分業務，而隨著商品化、市場化的深入，所有藝術中介（企業）營利性成分的比重會越來越大，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文學類業務，如圖書館、報刊社等屬于廣義的文化產業，暫不把其納入藝術管理的業務范疇）毫無疑問，所有這些營利性業務必然會成為藝術中介（企業）經營的核心業務，沒有這些營利性業務作支撐，現代化的藝術中介（企業）將不復存在；沒有這些營利性業務創造的經濟價值，非營利性業務的維持也將無從談起。由此可見，在當代市場條件下生存的各種企業，包括藝術企業，都毫不例外地要遵循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因為這些方法和原理是基于人類社會各種管理活動、管理現象研究總結出來的系列規律，它具有普遍性和重復性。換言之，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彼得•德魯克的知識管理理論、哈默的核心能力理論、彼得•圣吉的學習型組織理論等，這些現代經典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樣適用于當代藝術中介（企業），那些自命清高、自命不凡，把自己看作是陽春白雪的藝術管理都是膚淺的。
藝術管理學研究必須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們知道，人文學科之所以稱之為“學科”而不稱之為“科學”，是因為人文類學科所要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研究的對象是一種感性對象、經驗對象，對它的研究通常采用觀察、描述、思辨等非實證性方法和手段，即以經驗為基礎，通過歸納走向概括。相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所以稱之為“科學”，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實證性，以及重復性和他證性（可測量性），且排斥任何哲學式詭辯。雖然藝術管理兼具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特點，但在本質上更多具有社會科學的特點，因此我們把藝術管理的學科屬性定位為一門具有很強人文氣質的社會科學，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其本質是一門社會科學，那藝術管理學也必然具備實證性特點，藝術管理學研究也就可以像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那樣達到一種可預測和可控制的程度，比如通過調查預測某種年齡層次的人更認同某種藝術，或調查某社區、群體的文化趣味、審美傾向，從而對藝術的生產和消費進行控制。如此說來，藝術管理學研究在某些必要的時候也就自然可以采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運用統計學、數學之類的工具來建立分析模型，也完全可以運用各種管理工具來輔助經營決策，比如在藝術管理實踐中的財務分析、戰略分析、經營環境分析等就可以運用統計工具進行輔助決策，這樣可以讓我們大量的藝術管理行為建立在相對可靠的理性分析之上，而不是性情多變的主觀判斷。實際上，在藝術行業范圍內，許多我們看似主觀、感性的現象，仍然可以通過某種途徑和方法來轉換成理性分析。比如日本的藝術設計界，就針對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各種難以駕馭、難以評判的感性因素開發出一套理性評判學科——感性工學，其基本思路就是把藝術設計過程中涉及的各種感性因素通過設碼、編碼、譯碼等環節轉換成一種理性判斷，為設計提供具有實際分析價值的數據參考，這可以大大提高設計的科學性和成功率。可以說當今日本的產品、時尚設計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受到歡迎，與其設計界能利用像感性工學這樣具有科學、理性思維的分析工具是分不開的。當然，在一個幾千年來人文倫理異常強大的國度要求我們的學者在思考問題、研究問題時具備更多的科學精神，這是非常不習慣的，也是非常艱難的，這種轉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實，在知識交融的今天，藝術界完全不必談理性色變，談規則色變，不妨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或許會給研究帶來一種新鮮的空氣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在這個開放的世界里，任何把自己關閉起來，拒絕吸收外界營養的行業，最終都會走向消亡。
藝術管理學研究必須淡化“門戶色彩”
目前，我國藝術管理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較強的“門戶色彩”，大部分教材名義上是藝術管理學，實質上是某一門類藝術管理學。我們知道，美術管理替代不了藝術管理，表演藝術管理也替代不了藝術管理，它們都只是藝術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藝術管理卻應該涵蓋美術管理、表演藝術管理等，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問題，本末不能顛倒。當然，藝術管理學也不應只是橫跨在各門類藝術管理之上的一些純粹理論，它還應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具體指導各門類藝術管理的實踐，只有這樣才是真正意義上完整的藝術管理學。完整的藝術管理學術體系應該由“藝術管理一般理論與原理”和“門類藝術管理理論與原理”這兩大部分內容構成，這兩大部分內容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而“門類藝術管理理論與原理”又包括音樂與舞蹈類管理理論、戲劇與影視類管理理論、美術類管理理論、設計類管理理論四部分。藝術管理一般理論與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門類藝術管理中具有共性的規律，如同現在的“藝術學理論”所承擔的任務一樣，它著眼于藝術管理的整體性和宏觀性，研究藝術管理的基本思路、基本任務、基本方法、基本原則、基本過程等。它是整個藝術管理知識體系中最基礎的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部分，這部分研究能保證整個藝術管理學研究的基本走勢，價值取向，以及學科系統性。門類藝術管理理論與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門類藝術管理中各自獨特的規律，如同現在的“美術學”“音樂學與舞蹈學”等所承擔的任務一樣，它著眼于藝術管理的微觀性和具體性，研究各門類藝術管理中的特殊問題、特殊現象、具體任務、專門技術等。它是整個藝術管理知識體系中延伸的部分，這部分研究能保證藝術管理學研究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就我國現階段而言，我們更應該注重藝術管理學的整體性研究，這是目前我們所缺欠的，當然，在注重整體性研究的同時還應注重內容的可操作性，因為藝術管理學畢竟不是一門像哲學一樣的思辨性學科，它的存在始終要以指導具體實踐活動為最根本目的，否則，我們的藝術管理學便是一座美麗飄渺的空中樓閣。
重視升國旗儀式
國旗是我們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象征，人人都要養成對國旗的崇敬和熱愛，而學校所進行的升旗儀式正是養成這種心理的重要方式。我們學校從1981年就開始進行升旗儀式，并為旗手專門制作了服裝，每周一的升旗義式，學生都身穿校服。實施《國旗法》以后，學校認真組織學習，并依法進行升國旗儀式。愛國不是抽象的，要從愛集體、愛校做起。我們學校有校訓、校徽、校歌。校訓是：求實、創新、勤奮、獻身。我們的校徽是從全校同學設計的37個方案中投票選中的。
我們的校歌是發動全體教師集體創作的。師生們履行校訓，佩戴校徽，高唱校歌，有一種自豪感和責任感。
善于捕捉激勵愛國熱情的有利時機
時機和效果的統一，是一個教育原則。1985年2月20日，“中國南極長城站”屹立在神秘的銀色寶庫一一喬治島上，中國人民為南極勇士們的這一偉大壯舉而振奮不已。學校請來了南極考察隊的黨支部委員給同學們報告英雄們的光輝業績，隨后又舉行了“學習南極精神”?演講會。?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前后，學校圍繞著“我為亞運做貢獻”、“弘揚亞運精神”等開展各項活動，使學生樹立亞運意識，發揮亞運精神，為振興中華而拼搏。
高教育于參規游覽的活動之中
活動是一種符合青少年心理、性格特征的動態教育。我們學校每年都要組織學生到甘肅、青海的名山大川去游覽，或開展夏令營活動，使學生對這些美麗的山川名勝產生一種傾心的愛。學校還根據不同年齡學生的特點，組織他們參觀蘭州科學院、蘭州大學、蘭化公司的生產廠、劉家峽水電站和龍羊峽水電站，讓他們了解祖國科學技術和生產建設的偉大成就。
寓教育于體育之中
體育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課堂。這幾年我們逐步探索出三條教育途徑。
一是學校對優秀運動員采取鼓勵政策。1986年，我校田徑代表隊主力運動員郎秀花選入國家青年女子壘球隊，又于1987年到美國參加國際比賽。出賽前，校長和體育教師都先后寫信鼓勵她為國爭光，并用她的事跡教育全校學生。二是由體育教研組編寫了《中國現代體育簡史》，作為體育室內課的愛國主義教材。三是從1979年開始，學校每年舉行一次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象征性長跑。如1979年開展了“由蘭州經西寧過唐古拉山口登上世界屋脊一一珠穆朗瑪峰”的象征性長跑，198l年開始“從蘭州到臺灣”的象征性長跑，1985年開始“從蘭州到香港”的象征性長跑，1989年開始從“蘭州到北京亞運村”的象征性長跑，激勵同學們熱愛祖國，為祖國的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舉行各種報告會，陶冶學生的愛國情操
學校以多種形式開展國情教育，陸續舉辦了“中國歷代著名科學家”報告會，從祖沖之的圓周率講到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認張衡的地震儀講到李四光的第四紀冰川，從四大發明講到人造通訊衛星上天，教育學生不能數典忘祖。
學校還舉辦了“我國歷史上著名愛國人物和事件”專題講座。“紀念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報告會，“一二，九”報告會，觀看“老山英模報告團報告”錄像等，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開展評論活動，引導學生熱愛祖國的文化遺產學校通過文學藝術的評價活動，對學生進行熱愛祖國優秀文化的教育。l986年有一段時間，學生中流行歌曲特別盛行。于是，我給全校學生作了一個以談音樂美為主的藝術報告，從《蘇武牧羊》講到《阿里山的姑娘》，從《鮮紅的太陽永不落》講到《十五的月亮》……。我們審定了40首富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古今中外的優秀歌曲，錄制成《校園歌聲》專輯。每天在校園播放，并提倡學生學唱。
挖掘教材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因素，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熱忱中學歷史教材中有不少章節的史事記述，我們采用正反歷史人物及其活動的比較和對照方法講述，不僅使學生辨善惡、明愛憎，而且可以激發他們繼承前輩的愛國主義傳統，為民族興旺，國家富強、祖國進步獻身的精神。還如初中語文課本中聞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講演》就是愛國民主志士的宣言書和絕命書。他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的視死如歸的忠誠的愛國之心，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珍寶，是最好的愛國主義教材。
開展軍事訓練，樹立國防觀念
軍事訓練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通過真刀真槍的刻苦訓練，體驗軍人的生活、軍人的感情和軍人的追求，?從而樹立熱愛祖國；?保衛祖國的思想感情。我校從1985年夏開始了學生的軍事訓練。軍訓學生與部隊官兵同吃、同注同練，不僅受到了正規的軍事訓練，而且受到了艱苦奮斗的教育，增強了國防觀念和愛國意識。
經常進行形勢教育
形勢教育也要以培養學生關心祖國的前途命運，國家的安危進退為宗旨，使大家經常了解國家所處的環境，國家的發展變化，把自己的成長和國家的發展聯系起來。教育的方式要多樣，要廣開言路，平等對話,要置疑解難，點撥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