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9 09:21:5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文化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社會實踐開展現狀。
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次數過少。調查結果顯示，有33.54%的大學生沒有參加過社會實踐，33.10%的大學生參加過一次，18.67%的大學生參加過兩次，參加過兩次以上的大學生相對較少。高校對于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經費支持不足。僅有32.30%的大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得到了學校的經費支持。大部分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不高。調查顯示，26.80%的大學生是自覺參與社會實踐，25.33%的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初衷是因為學校組織，15.11%的大學生是因為完成大學的課外學分。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方式大多為實習和兼職。針對用人單位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3.85%的企業接收過前往企業進行實習的學生，38.46%的企業接收過前往企業進行兼職的學生。
2.對社會實踐的認識。
第一，大學生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大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分別有45.74%、45.13%、36.61%的大學生認為當前大學生開展的社會實踐廣泛性不夠、持續時間短、操作不規范。導老師對大學生社會實踐指導力度不夠。56.4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過程中指導老師的指導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但指導老師的實際指導次數有限，指導效果不明顯。大學生社會實踐沒有得到社會的足夠支持。63.14%的大學生認為他們在社會實踐中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和認可。第二，用人單位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不高。46.15%的用人單位認為制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學生參與率不高。社會實踐普遍存在持續時間短、廣泛性不夠、操作不規范、功利心過強的問題。65.38%的用人單位認為當前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持續時間過短，未能達到實效，19.23%的用人單位認為大學生社會實踐廣泛性不夠，且操作不規范，23.08%的用人單位則認為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大學生的功利心過強。社會實踐內容缺乏創新、規劃不夠科學。42.31%的用人單位認為當今大學生所開展的社會實踐主要問題在于社會實踐內容形式缺乏創新，34.62%的用人單位認為主要問題在于社會實踐缺乏科學規劃且社會實踐制度落實不到位。社會實踐后期宣傳工作呈現良好態勢。數據顯示，僅有11.54%的用人單位認為社會實踐后期宣傳不力，說明用人單位高度認可當前社會實踐的宣傳效果。
3.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社會實踐有助于大學生開拓視野。調查顯示，51.16%的學生對“堅持課內與課外相結合”這一社會實踐的核心思想的體現表示較為贊同，60.03%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有助于大學生個人走向社會，另外，分別有32.56%、36.61%、33.33%、6.37%和21.53%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有助于大學生能夠了解民生、促進專業知識的學習、投身志愿服務活動、了解科技發明和勤工助學，這直觀的說明了社會實踐有助于大學生開拓視野。社會實踐對大學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58.31%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50.04%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有利于大學生社會角色的轉變，39.88%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有利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社會實踐能夠使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得到提升。數據顯示，73.43%的同學認為社會實踐與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之間關系較大。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有助于其就業。數據顯示，42.31%的用人單位均認為企業更愿意招收社會化技能高的大學生，他們具備較強的發展潛力，對社會也更加了解，進入企業以后會更加務實肯干，這對企業來說能夠減少初期培訓成本。在大學生應聘時，26.92%的用人單位最看中大學生的學習成績，7.69%的用人單位最看中大學生的參與競賽情況，而65.38%的用人單位最看中大學生參與的各種實踐活動，這些數據表明大學生在校期間不能一味的關注學習，還要積極參與各種實踐活動，不斷提升自己的社會化技能，這樣才能獲得用人單位的青睞。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有助于其綜合能力的提升。與大學生的看法不同的是，76.92%的用人單位認為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對其自身的成長非常有幫助，96.15%的企業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表示支持。表明絕大多數的企業對得到過社會實踐鍛煉的學生表示高度認可，并贊同高校引導學生大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
4.社會實踐與社會化技能之間的相關性。
大學生的團體意識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得到了良好體現。46.8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團隊在整個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產生的作用較為明顯，這也充分說明大學生在開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自身的組織、協調、合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即社會化行為技能得到了提升。社會實踐能夠使大學生的社會化技能得到提升。數據顯示，68.13%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能夠鍛煉大學生的交流能力，即社會化語言技能，53.9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能夠鍛煉大學生的合作能力，即社會化行為技能，51.77%的大學生認為社會實踐能夠鍛煉大學生的適變能力，即社會化思維技能，這足以說明，社會實踐能夠不同程度地使大學生的表達、交流、溝通、組織、協調、合作、觀察、適變、創新等綜合能力得到鍛煉，即社會化技能得到提升。社會實踐能夠提升大學生的社會化技能。數據顯示，76.92%用人單位表示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與其個人綜合素質的提高聯系很大，76.92%的用人單位認為社會實踐有助于鍛煉大學生的交流和溝通能力，61.54%的用人單位認為社會實踐有助于鍛煉大學生的適變能力，綜合起來即大學生的社會化技能，同時也有少部分認為社會實踐有助于鍛煉大學生的表達、組織、協調、合作、觀察和創新能力等。這表明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有助于提高其社會化技能。
二、對策與建議
1.規范管理，引導大學生自覺有序參與社會實踐。
高校作為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主要管理和指導部門，可以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問卷調查、座談會等方式洞悉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現狀和學生的相關需求，加強對社會實踐的指導和引導，使社會實踐能夠最大限度的提升大學生的社會化技能。同時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解決大學生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實際困難，注重社會實踐指導老師的重要地位，盡可能地為學生解決實踐基地、資金等實際問題，并需要通過規范管理，從而引導大學生自覺參與社會實踐活動。
2.加強選題指導，提升大學生社會實踐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社會實踐選題對于社會化行為技能的培養至關重要。不同的選題，其重點難點不同，對象不同，實踐方式不同，實踐效果不同，對于社會化行為技能的培養自然不同。因此，高校應制定政策，鼓勵大學生以團隊形式開展實踐，加強組織、協調、合作能力的培養；在實踐選題上，引導學生注重與社會熱點相結合，與生產實踐相結合，與創新創業相結合，與專業學習相結合，與社會民生相結合，增強實踐的科學性和培養能力的針對性。同時，指導教師對于社會實踐的實效性發揮著重要作用。指導老師應注重指導大學生觀察與思考社會現象，帶領學生認真分析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思考所學專業與社會工作的關系、思考自身職業規劃，從而指導大學生主動調整自身的學習重點，實現自主創新發展；在社會實踐后，應注重指導學生總結提煉實踐成果，以研究報告或論文的形式將實踐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層面，并積極將理論成果向相關單位反饋，從而對社會發展和工作推動發揮更大的作用。
3.加強學生能力培養，積聚實現大學生夢想的強大力量。
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美國，是美國現代教育倡導的一種基本理念和一種教育改革。克瑞斯汀（Christine，1999）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對民主的信仰和珍視，在存在文化差異的社會中與多種文化相互依賴的世界中確認文化多元化的一種教學和學習取向”，其目標在于“使屬于不同人種、宗教、文化、社會階層的集團，學會保持和平與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共生”。美國學前教育專家莫里森（G．S．Morrisonrenwei）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幫助兒童理解、欣賞、尊敬其他種族、性別、社會經濟、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使兒童能夠在一個不同文化的世界中生活、學習、交往和工作的教育，獲得平等的機會，得到充分的發展。可見，在西方，多元文化的概念多立足于不同的民族和種族，多元文化是尊重和平等對待弱勢民族與不同的種族文化。而今，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已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多民族國家必須直面的挑戰。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元文化社會系統的構成不僅來自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文化，還來自于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等文化形態的沖突與融合。
二、多元文化融入學前兒童社會教育的必要性
學前兒童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他雖然還沒有能力承擔社會責任，但必須按照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的樣式受到培養。在學前兒童社會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樹立兒童全球化視野
過去在我們的傳統文化教育中存在一種誤區，即：喜歡突出和頌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越性，用意識形態的思維批判和貶低其他文化，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化，認為“資產階級思想都是腐朽的”、“資本家只知道享樂”等等，從而樹立一種文化對立情緒，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教育。21世紀是信息化的時代，互聯網把我們緊緊連接在了一個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往將面臨共同的問題，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要解決各自文化中的問題，必須要培養國際視野、全球眼光，相互借鑒經驗。因此我們必須隨時關注全球動態，了解國際學前教育的發展趨勢，使本土化與國際化接軌。
（二）增進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和自豪感
多元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要讓學前兒童認識和了解本國本民族的文化，感知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特色、民族禮儀、民族語言，能夠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語言、文化、民族歷史的美好與偉大，從而樹立自豪感。
（三）培養開放意識和接納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為兒童創造了了解和認識世界各國文化的機會、接觸不同的族群，既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與歷史遺產，又能學習和感知新的外來文化，同時還增強了他們對其他民族的喜愛，學會接納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習俗與語言。從小培養兒童開放的意識和悅納他人的胸懷。
（四）學會分享和理解
兒童出生后作為一個自然人成長為一個符合社會要求的社會人，不僅要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還需要與社會成員進行交往。多元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幫助兒童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學習互助、合作和分享，學會不同的禮儀，尊重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同情不同民族人民曾經遭遇的磨難。
三、學前兒童社會教育多元文化視域的內容
學前兒童社會教育是幼兒園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將社會教育作為五大領域活動之一，足見學前兒童的社會性發展在其一生的成長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學前兒童的社會性教育以發展幼兒的社會性為目標，以增進幼兒的社會性認知、激發幼兒的社會情感、引導幼兒的社會為主要內容。基于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必然要與《綱要》規定的內容契合，因此，筆者認為主要應抓住三個方面開展教育。
（一）加深多元文化認知
兒童社會的發生是建立在其社會性認知的基礎之上的。兒童一出生就積極從環境中尋找、選擇適宜自己的環境刺激，并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認知。學前兒童的社會認知是其對他人、自我、社會關系、社會規則等主動與被動感知理解的一種心理活動。兒童對多元文化的社會認知內容包括：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民族與種族以及他們使用的語言、生活習俗、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經濟發展、宗教儀式等等，從而樹立兒童多元文化的初步意識，加深其對世界文化多樣性與豐富性的感知。
（二）培育多元文化情感
學前兒童的多元文化社會性情感是建立在他們的認知基礎之上，在社會活動中的一種內心感受、心理體驗。情感具有動力作用，它滲透在兒童生活和幼兒園活動中，對兒童的認識、行為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培育學前兒童積極的多元文化情感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培育文化自尊情感，通過民族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讓幼兒感受豐富性，培植民族文化自尊感。二是培育尊重其他文化的情感，通過面向世界的教育幫助兒童了解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學會尊重其他文化。
（三）促發親社會
學前兒童的多元文化行為的發生一定是基于其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認同并產生相應的社會化情感。兒童在家庭和幼兒園生活中對他人和事情表現出的態度、語言和行為反應有可能是親社會，也可能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引導幼兒良好的親社會，比如，對少數民族孩子的服飾表現出喜愛、贊美，對外國小朋友的語言表現出興趣，等等。
四、學前兒童社會教育多元文化視域的實施途徑
培育幼兒的多元文化意識是當前學前兒童社會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教育適應時代要求的必然選擇，還是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具有強烈公民意識的合格公民的最佳途徑。對學前兒童進行多元文化教育本質上要讓幼兒認識感知本民族文化特征，增強民族自豪感從而形成對本民族文化的歸屬感，同時增強文化多樣性和豐富性的意識滲透，初步樹立幼兒能以客觀公正、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民族和種族文化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對學前兒童進行多元文化教育要考慮到每個兒童的興趣和經驗，反映每個兒童的家庭背景和語言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兒童的積極情感與多元文化體驗連接起來。
（一）創建幼兒園多元文化教育多維體系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因此，各類幼兒園應當基于本地實際，結合民族特色和當地風土人情，因地制宜地開展多元文化教育，并通過建章立制、規范管理、形成體系等途徑充分利用各種資源，通過開展主題教育活動、加強教師培訓等途徑具體加以落實。1．打造多元文化主題幼兒園。在少數民族地區，可以根據當地民族風情把幼兒園建設成為以民族特色為主題的幼兒園，包括幼兒園的建筑外觀、環境裝飾、教育理念都可以體現民族特色。在一些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的地區或者因某種歷史原因形成的特定居住區域，例如建設“客家文化幼兒園”、“金沙文化幼兒園”等等，充分彰顯和尊重民族文化的獨特與多樣，從而達到弘揚和傳承歷史文化的作用。2．創設多元文化環境。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標識，比如說到新疆的維吾爾族，我們就想起“大盤雞”。看到哈達，我們就想起藏族兒女熱情的歌舞。看到“桑巴舞”，我們自然會聯想到巴西。幼兒園在考慮幼兒的構成基礎上，把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植入到幼兒園的物質環境創設中。例如，打造民族大舞臺，定期在幼兒園開展不同民族的服飾秀、歌舞表演等；創設國際走廊，把各個國家的國旗、國徽、民族特色做一個陳列展示，等等。3．設計多元文化主題活動。從幼兒的興趣特點出發，以幼兒已有的生活經驗、認知水平為基礎，把不同國家、民族的地理、建筑、風土人情、飲食習慣編制成一個主題教育活動方案，以主題教育的方式對幼兒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是養成幼兒對多元文化的積極態度，充分讓幼兒理解和尊重來自不同民族和種族的文化。例如，很多幼兒園都在開展“大創游”體驗活動，具體做法譬如“美國飲食吧”、“美國購物街”、“回族餐廳（或者伊斯蘭餐廳）”等等，如果在這些活動中植入多元文化內容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開展師資培訓。多元文化教育的質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幼兒園教師的水平，對教師進行多元文化理念與教學技能培訓是非常重要的。教師首先必須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理念的人，寬廣的視野和較為豐富的知識素養必不可少，同時還要具備性別公正意識和行為，避免幼兒性別角色歧視、種族與民族歧視等等。當前國內的幼兒教師在職培訓比較多，在課程內容設置上應當把多元文化內容作為必選課程。同時每個幼兒園也可以開展園本培訓，幫助教師提高多元文化教育意識和能力，引導教師花大量時間練習怎樣適當選擇教育材料、設計生動有趣的教育活動。
（二）建立多元文化教育伙伴關系
關鍵詞： 社會文化理論 最近發展區 支架式教學 活動理論
社會文化理論是由俄羅斯心理學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占據重要位置。從社會文化理論來看，學習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才是個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說：“意識和概念的發展首先是一種來自于不同個體間的交互式的腦力現象，之后，這些個體才會逐漸形成他們的個人意識，而這種意識將會成為一種腦內現象。”而語言曾被看做是意識發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學者都認為學習是社會化的。Lantolf提出：“發展的原動力是在環境中產生的，而非個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說，任何知識，首先都表現于社會層面，接著通過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動和調控，才逐漸轉變為人的腦內知識，為個人所熟知和運用。Wells認為，在學習者不斷提高和掌握思維工具的同時，學習過程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而在學習過程中，語言則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開始嘗試將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運用于第二語言學習中。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社會文化理論探索第二語言學習的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包含多個方面，而在這篇文章中，更強調的是“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以及“新手”和“專家”或者同水平學習者間的交流。
社會文化理論主張學習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才是個人化的；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其次才是個人的行為。新的知識通常通過人際交往或社會活動而逐漸積累。而且，學習常被看做是一個由學習者本身或他人調控的過程。在學習的初期階段，學習者或孩子經由協作過程，被引入知識的學習。接著，知識經由社會化的調控最終進入他們的潛意識。也就是說，從很大程度上說，學習依賴于面對面的互動，例如集體討論或集體解決問題等。因此，成功的學習可以被定義為“由協作式腦力活動轉變為自發式腦內活動的過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發展區
Vygotsky將“最近發展區”（ZPD）定義為：“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決定的實際發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輩人的指導下所決定的具有潛力的更高級的發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發展區標記出由他人指導所完成的學習及自身獨立完成的學習之間的距離。
根據上述定義，ZPD指的就是這樣一個區域，即學習者未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在適當的指導下，也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學習發生在ZPD，學習者將學的知識就不能太難，超出其能力范圍，必須在學習者所能適應的范圍內。這和Krashen的“輸入假說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輸入假說理論”提出，給學習者輸入的新信息必須在其能力范圍內，這樣才能夠被學習者吸收。然而，有學者指出，ZPD和“輸入假說理論”有質的區別，ZPD更強調學習者的“協作學習”，而非內在因素。Swain和Lapkin說：“和‘輸入假說理論’不同，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協作活動中產生的才是學習。也就是說，學習不是在‘表現’外產生的，它發生在‘表現’當中。而且，學習是一種積累性的、自然發生的并且持續發生的行為。”（Swain，Lapkin 1998：321）這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ZPD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它隨著學習者的知識增長而變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識和ZPD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交流”將兩者聯系起來——知識在ZPD內，通過不斷的協作活動獲得，而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圍就發生變化，這個時候，將會有更多更高級的新知識可以為學習者學習。
二、支架式教學
“支架式教學”和“最近發展區”有密切聯系。有學者將“支架式教學”定義為：一個孩子在大人的引導下，逐步完成一個任務的學習過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學”是一個單向過程。現在，很多專家認為，這種教學不僅存在于“專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間，而是把它延伸到更為廣泛的范疇——即這種教學也存在于同齡人的相互協作中。“在ZPD的范圍內學習，我們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師；只要有人在活動中相互協作，其中有人能夠指導其他人學習，這種過程都可成為‘支架式教學’”（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協作，“支架式教學”也就存在。
而問題在于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受社會文化調控還是受自己調控），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導（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學”的首要目的是讓學習者在適當的引導下，能夠快速發現新知識的要點。而引導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識不會太難或太簡單（Drury 2007：53）。Wood為“為什么需要給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學’”給出了解釋。他認為，當孩子進入他們不熟悉的領域時，會出現一種不確定感，而這種不確定感會削弱他們的學習能力。所以，引導者（scaffolder）在這里的作用，是將困難的問題肢解為更簡單、更容易上手的小問題，降低新問題的不確定性，提高學習者的發展潛力。“孩子們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們比成年人更易產生一種不確定感，所以他們選擇、記憶和計劃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沒有別人引導他們，他們很有可能被這種不確定感所吞沒”（Wood 1998：165）。對于二語學習者來說（尤其是程度較低的學習者），他們就像是正在認識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夠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據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學”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學習者產生學習興趣；
2. 使問題簡單化；
3. 保持學習者對目標不斷追求；
4. 標記出已經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識間的差距；
5. 控制學習者在解決問題時的沮喪情緒；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學習過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簡單說來，“指引”（scaffold）某人學習，就將系統地將學習者和其他社會成員聯系起來（尤其是有學識的社會成員），讓學習者在交互式活動中獲得有效“指引”，并使學習發生在ZPD內。
三、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由Vygotsky派的學者A.N.Leontiev提出，他將活動定義在社會文化的范疇中，而互動、相互主體性及被“指引”的“表現”都會存在其中。他認為，一項活動必須包含主體、客體、行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讓每個活動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動中的客體。當然，就算所有主體所面對的客體相同，他們所采取的學習方式也大相徑庭。而“操作”則是指主體做出何種行為以達到客體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總體來說，活動就是由客體所引導的，而主體所采取的行動也是根據客體要求所制定的。
這些年來，社會文化理論（包括“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及“活動理論”）都被廣泛地運用到二語學習中。因為語言是所有腦力行為的必需工具，語言和人類的社會、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會文化理論學家認為，孩子的早期語言學習是通過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動進行的，如父母、看護人、同齡人等。通過這些活動，語言成了一種“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樣的，二語學習者也可以通過和其他人用二語交流的活動，達到語言學習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語學習研究者將二語學習看成一個這樣的過程：二語學習者將二語逐漸變成自身用來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學習母語時一樣（Ortega 2009：220）。
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理論也面臨質疑。有學者認為，有的二語學習者就算不通過人際交流活動也能夠達到很高的二語水平，而有的二語學習者盡管經常和將其要學習的二語作為母語的人進行交流，他們的二語水平也沒有得到提高。還有的專家認為，促進二語學習過程的是“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會文化活動。
盡管存在以上爭議，沒有人能夠否認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學習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個理論在二語學習中的運用對二語教學者及二語學習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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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外語課堂；成人口語交際；外語教學
一、引言
首先，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有不同的視角，其中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心理相對。認知心理屬于內在論的一種，是內化的認知的過程，它將人類思維與自然的關系認為是單向的關系。社會文化理論提倡社會與思維之間的雙向關系，是內化認知與外化社會的融合。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工具是人們從事復雜、抽象的外部社會文化活動的重要標志，語言的社會性決定了二語學習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其次，任何第二語言(L2)的學習，要不作用于學習者置身的自然母語環境中，要不發生在外語課堂條件下。我們學習和研究第二語言目的在于為教學實踐服務，平衡理論學習和語言教學之間的關系，即學習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和作用(賈冠杰，2003)。選擇英語的外語課堂作為二語學習的語言，原因在于英語是世界普遍交流與溝通的語言符號其普遍性、流傳性是不容忽視的。最后，口語輸出是日常交流活動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語教學廣泛認知和使用。無論是在社會這個大背景下人們需要口語交流，在語言學習特定的“社會”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同樣需要口語去交流與互動，口語交際無處不在。本文從另一種理論視角去探究成人英語口語的學習，為提升口語交際意義和效率另辟蹊徑，對語言教學產生的啟示和作用。
二、社會文化理論相關核心概念
社會文化視角代表性理論包括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學說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社會文化理論”是由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在上世紀30年代創立的學說，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實現人的全身發展。
(一)中介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學習過程作用在外在的社會環境之下，通過使用工具進行外在與內在的雙向傳遞與互動，這種間接使用工具的行為就是中介。中介是維果茨基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義是個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這種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書本、電腦或是學校課堂。通過這些物理工具來認識世界、改變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號工具，即是語言。人們通過使用語言符號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進個人自身認知發展。
(二)最近發展區
這一概念主要強調人際互動的重要性，衍生于維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發展區”(ZPD)指個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幫助下得到了提高。這種情形又被稱之為搭“腳手架”，即在能力比該學習者強的人的幫助下使學習者從當前的能力水平達到潛在的能力水平。這種方式需要學習者參與到人際互動中，并且學習者需要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尋求他人幫助，通過這一過程學習者的認識水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內化
內化與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號工具，ZPD即能力較強的人所起的作用，這兩個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會。內化則是指向內部、個體自身的心智發展。作為社會文化理論核心思想之一，高級心理機能形成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內化(Lantolf，2006)。維果茨基通過內化這一概念將外部與內部進行聯系。這種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變成了雙向交際，即社會交際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語和內部語言都是內化的機制和在不同階段的表現。
(四)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關注在環境中人類活動和意識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類活動通過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語言符號)所引發的中介過程。活動理論強調個體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重要性，研究重點是人類認知的社會起源以及導致認知形成的實踐活動(Lantolf.J.P.&S.Thorne，2006)。系統中有主體(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個體)；客體(活動對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職責與任務)；規則(制度、規范)。
三、對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課堂成人口語的討論
通過以上介紹，首先我們可以看出二語學習發生過程是動態、非線性的，其中各個環節不是單向輸入輸出，單純的語言學習并不能使知識有效內化和應用，要求我們在語言學習時要考慮外在因素和內在條件。二語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受母語正負遷移和目的語影響，同時受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因素影響。其次課堂環境下的二語學習與二語習得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語言授課；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際的師生言語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學習語言是課堂語言教學的目的所在。自從中國成功加入WTO后，許多外企相繼注入，對國內雙語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國教育得到與世界接軌的改革，對外語教學的重視遍及各個教學階段。一些畢業很久的成人為了與時俱進走入課堂學習外語。成人掌握口語交際技巧為更好的工作或出國旅游環游世界打下基礎。那么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如何應用在成人英語口語的課堂上更好的指導成人英語口語的交際活動呢?本文認為從社會文化理論核心概念出發，從成人學習特點、學習心理、學習方式著手，提出以下幾個方面問題：第一，弄清語言與認知的實質關系；第二，弄清中介語的可變性對成人學習者的影響；第三，弄清母語在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扮演著什么獨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語言應用的環境意義；第五，弄清社會文化理論對外語教學有何積極的啟示與作用，外語教學應該創造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物質環境便于成人學習者積極參與，從而提高口語交際輸出的效率和意義。
四、總結
從以上對社會文化理論與外語課堂教學活動關系來看，社會文化理論為我們理解二語學習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由原來的內在個體與外在社會的相互獨立到相互包含，語言學習與社會環境是積極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現實的外語教學環境并不盡如人意。學生缺少真實的外語語境和資料，中國人編寫的外語教材從某種程度上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語言表達習慣。中國人編寫的教材一般喜歡有章可循、中規中矩并且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解決交際問題，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語國家人的語言表達和思維習慣。一種“中國式的表達”在外語教學上不知不覺地禁錮了一代又一代學生的思想。與此同時，外語課堂互動質量也是決定學生學習質量的關鍵，這就要求一線外語教師能更好的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結合學習者的學習特點、學習方式、學習動機進行長期反復的探究，從而促進我國外語教育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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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綜合材料在藝術發展中已經融合而且必然與藝術作品同時存在著，綜合材料的語言范疇是寬泛而且直接的。從廣義來講，任何的藝術創作其實都是相對“綜合”的并且是“材料”屬性的。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藝術創作都不是單純的獨立存在的（包括現當代藝術中的觀念藝術），都是一種以內容為載體而存在的，或者以觀念的形式被感知的。那么這種存在或者被感知都需要一定的空間或時間，從而才被發現，脫離了一定的“空間或時間”，這些必然的綜合“材料”而獨立存在的藝術創作是不存在的。從狹義來講，不管任何畫種或者任何形式的藝術創作都需要一定的“材料”而且必定是綜合性的。例如，水墨需要水和墨以及紙張或者絹等載體，如油彩需要油與色彩以及畫布或者畫板等載體一樣，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藝術創作都需要這些基本的創作元素，包括國畫、油畫、版畫、水彩、漆畫、雕塑、設計等等，有了材料的存在才有了創作存在的載體，或者說有了材料的綜合運用我們才能看到和觸到藝術作品。
2歷史上有關于綜合材料內容的課程在繪畫教學和設計教學中的運用
在前面有關于綜合材料定義的段落中敘述過綜合材料的存在，那么在歷史上繪畫教育和設計教育中關于綜合材料是怎么樣運用的也有據可查。我們從目前的歷史資料來看，即使在美術史上較早存在的美術院校中也十分重視與繪畫相關材料的專業涉及，甚至我們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歐洲早期的油畫中就有關于“繪畫材料內容”畫面信息的存在，早期歐洲的油畫大師的工作室甚至有的地方就如同現代實驗室，各種材質的顏料與色粉以及各種不同屬性的油脂和研磨工具的存在不是已經很好地證明了當時的畫家們已經都很重視繪畫材料的運用和發展，從而也就證明了歐洲的繪畫藝術教育從早期開始就很注重培養畫家的材料運用能力。我們中國古代傳統的教育中雖然沒有歐洲那樣相對完整的專門的藝術學院，但是在中國古代傳統教育中是將繪畫與傳統文化完整結合的，并且是從最初的啟蒙教育開始就已經為成為畫家奠定了基礎，那就是書法教育的培養。中國傳統教育中的詩、書、畫歷來就為一體，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藝術教育內容從最初就是一個涉及多方面知識結構的綜合教育。再從設計藝術教育來看，專門的設計教育相對繪畫教育來講起步是較晚的。我們現在一般是將20世紀的包豪斯教育視為現代設計教育比較完善的標本和起源，那么在包豪斯的整個有關于現代設計的教育系統中最為注重的就是設計作品的藝術感和實用性。具有藝術感和實用性的優秀設計作品的產生絕不是設計者空想的產物，而是應該來自設計者的藝術修養和藝術設計實踐而產生的。在這兩方面的培養上包豪斯是極為重視的，學校有優秀的畫家執教保證了對學生的藝術感的培養，學校有在當時來說比較完善的藝術實踐車間的設置保證了學生設計實踐的學習（特別是由于近代科學的高速發展而產生的新材料在包豪斯的設計車間的大量運用）。這種綜合化的素質培養和現代材料的實踐培養也正說明了綜合材料教育內容的設置在其中的重要性。
3現代藝術教育中綜合材料內容的課程在繪畫教學和設計教學中的運用
現代的藝術教育很重視學生的綜合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前的高等藝術教育體系越來越呈現一種多元化，無論是繪畫教育還是設計教育學校也越來越重視其培養學生的多元化的綜合能力。在繪畫藝術教學中現代繪畫藝術越來越注重“藝術體驗”，也因為現代藝術的發展越來越受到科技的影響，迫使現代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越來越多地需要鍛煉學生對綜合材質把握和材料質感的體驗訓練。綜合材料課程內容可以給學生提供在本專業學習的框架內進行有關于本課程教學的多種可能性的藝術嘗試，可以對多種繪畫材料的綜合運用和語言結構的穿插提供一個幫助的平臺。不僅僅可以在有關于本專業的繪畫材料上進行綜合的運用，也可以通過這種不同階段的綜合材料內容的訓練掌握更加具有跨度的美術綜合運用能力。結合專業特征在課程實踐中可以將跨專業的材質實踐運用起來，豐富自己的專業能力，也為培養學生的綜合藝術創作能力做好材質運用與實踐掌握方面準備。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滲透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宗教信仰、風俗人情的總和。在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跨文化交際和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3）在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1]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語言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不但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
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個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他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教學模式也要作實質性的改革，具體描述如下：
以大綱為依據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的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課程設置及教材選擇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既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因此，學校應選擇富含英美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又能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學習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培養。
課堂教學英語課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 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教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培養。比如口語訓練中，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也要讓學生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后果，聽者或許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失敗。[2]又如閱讀課中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義，增強語言功底。此外，在詞匯教學中也應注重文化介紹，因為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語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不同而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這個詞，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類似的例子很多，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文化差異在詞匯教學中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考試項目的調整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導致學生只會用紙筆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因此，我們應提供多種 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交際服務。
英語教師培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教學方法的墨守成規和師資隊伍的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充電”，進修專業知識、提高學歷；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的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教師要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第二課堂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課堂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這樣既能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讓學生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交流活動，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容易讓學生領會、掌握，從而培養了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關鍵詞： 英語課堂 新聞話題討論 通識教育
1.引言
通識教育，源于古希臘的自由教育，歷經改革與探索，日漸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共識。我國著名學者李曼麗對于通識教育給出了這樣的定義：“就其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應該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旨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
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大學英語課程是高等學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雙重性質。”“人文性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弘揚人的價值，注重人的綜合素質培養和全面發展。”
顯而易見，大學英語教育與通識教育理念是一致的，英語教育是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踐通識教育的重要途徑。然而，多年的應試教育使英語存在明顯的工具化傾向，如何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實現通識教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大學英語課堂引入社會新聞話題討論，有機地將英語教學與通識教育結合在一起，既可以提高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達到英語教學的工具性目的，又可以引導學生辯證性地看待問題，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學生對于社會生活的參與度，從而使學生成為“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
2.理論基礎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只是知識由外到內的轉移和傳遞，還是學習者主動建構自己知識經驗的過程，是個體知識建構的過程。學習不應該被看成是對于教師授予知識的被動接受，而應該是學習者以自己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為基礎主動的建構活動。建構主義強調社會性相互作用在學習中的重要意義，通過相互溝通和交流、相互爭辯和討論，合作完成任務，共同解決問題，從而形成對事物更好的理解。
在大學英語課堂引入社會新聞話題討論是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選取與學生生活學習相關話題，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具體來說，教師首先要選擇一個合適的話題，將班級分成若干小組就話題展開討論，并對討論結果進行匯總。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只起引導與監督的作用，課堂的主體是學生，鼓勵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進行自主學習。
3.社會新聞話題討論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意義
3.1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加強
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提出明確目標：“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
然而，多年的應試教育使很多學生上了大學依然無法“開口說話”，更不用說用英語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束定芳（2011）指出：“在語言使用中學習語言往往是最有效的。”在大學英語課堂引入新聞話題討論，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學生對于新聞話題的關注，使他們對于討論充滿興趣，這無疑可以增強學生對課堂討論的參與意識。在討論過程中，學生用英語進行交流與陳述，既可以幫助他們掌握關鍵詞匯，又可以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與英語交際能力。
3.2通識教育的實現
網絡是現代社會大學生了解社會新聞的主要方式，但是現在的網絡新聞報道存在諸多問題，如報道不完整、報道失實等，極大地誤導學生，使學生無法對事物形成正確的認知。大學生正處于心智發展的重要時期，思想尚不成熟，辨別是非的能力欠佳。在英語課堂引入社會新聞話題討論，給學生正確的引導，通過辯論交流的方式傾聽大家的意見，對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可以加大學生對社會生活的參與度，培養其成為有社會責任感的人。
4.教學過程可能存在的問題與應對
4.1教學模式與教學理念
從中學時代的中考、高考，到大學時代的四六級考試，都是典型的終結性評估手段，“應試”似乎已成為教師教授英語、學生學習英語的唯一目的。但是，不斷進行的英語教學改革意味著形勢的改變，《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和交際能力，同時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使他們在學習、生活、社會交往和未來工作能夠有效地使用英語，滿足國家、社會、學校和個人發展的需要。”固有的教學模式與教學理念已不符合現代大學英語教學的要求，首先，大學英語教師應轉變教學理念。大學英語教學不僅僅是教授語言知識和技能，還應該引導學生用英語思考，訓練他們的英語思維模式，培養他們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在教學中把知識的傳授和討論與培養學生怎么做社會人結合起來。其次，改變傳統的教師為主、學生為輔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起引導與激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的作用，學生是課堂的主體。
4.2新聞話題的選擇
新聞話題的選擇是否合理至關重要，關系到能否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話題的難易程度是否合適，話題是否具有可討論的深度等問題。首先，話題的難度是影響學生口語輸出與討論參與度的重要因素。社會新聞話題討論，相比于普通話題具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時性，這無疑加大了課堂討論的難度。因此，在選擇話題時，要考慮到學生的水平，使話題討論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教師應做好課前準備，為學生提供相關的英文關鍵詞、背景信息等。其次，選擇的話題討論應該是開放性的，而不是封閉性的。要給學生發揮自己的空間，進行邏輯推理、原因陳述等，而不是簡單的“是”與“否”。在整個過程中，教師給予引導，學生主體參與，培養其思辨能力。最后，在選擇話題時，要考慮話題的延展性。將話題討論擴展到課本教學內容，從而使學生的學習興趣擴展到整個的英語課堂上，而不僅僅是話題討論上。
4.3話題討論效率
一直以來，英語教學都存在“費時低效”的問題，在課堂引入新聞話題討論也可能出現這種問題。話題討論效率低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討論是一種多向的信息交流模式，不同于講授法的單向信息傳遞，也不同于談話法的雙向交流模式，而是眾多討論者之間的信息交流，如何讓每一個學生都參與到討論中并有所收獲就成為一個難題。對此，教師要對英語課堂進行有效的分組，考慮到不同英語水平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充分發揮英語水平較好學生的引導作用，對于英語水平較差的學生進行積極鼓勵，增強其自信心。小組討論時間要合理，并及時進行匯總報告或辯論。而且，要實現新聞話題討論的有效教學，一定要做好課后的反饋與總結。例如給學生布置課后寫作類的任務，對課堂討論內容形成書面報告等。
其次，教師要做好充分的課前準備。教師要把握好話題的選擇，考慮到學生語言輸出的難度，還要為學生提供相關的英文關鍵詞、背景信息等。對于小組討論，教師要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引導。話題討論教學模式的靈活性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情況的發生，教師必須充分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問題或狀況，把握好課堂教學的節奏與進度。
最后，教師和學生都需要意識到自己角色的轉變。教師不再是課堂的主導者，而是引導者，積極鼓勵所有學生參與話題討論，鼓勵小組合作。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是整個學習過程的主動者。
5.結語
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引入社會新聞話題討論，有機地將語言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結合起來，既培養了學生的語言綜合應用能力，又促進了人的綜合素質培養和全面發展。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是大學英語教學與通識教育的共同目標，但是在實踐教學中還存在諸多問題。這需要廣大的教育研究者和教育一線的英語教師共同努力，對大學英語教學進行全方位的理論反思，在教學過程中不斷進行探討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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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束定芳，莊智象.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關鍵詞：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消費者社會化理論
文化消費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方面進行的消費，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娛樂、旅游觀光等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尤其對于正在汲取知識、儲備能量的高校大學生而言，切實把握他們在文化消費方面的現狀，明晰他們的文化消費觀念、掌握影響他們消費行為的因素，對更好地引導其開展文化消費具有深刻的實際意義。
一、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根據消費者社會化理論中的家庭、同伴、大眾媒體等外在變量因素對消費者進行的消費行為起著重要作用，結合大學生消費者自身性別、年級、價值觀念等內在變量，筆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圖1）。
目前我國大學生文化消費的主要特點在于淺層化、消遣化、娛樂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設均圍繞影響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行為進行展開。
H1：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淺層化、娛樂化傾向明顯
H2：男性大學生會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圖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級大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4：理工科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5：211高校學生更傾向于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
H6a：與父母的溝通頻率越高，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H6b：大學生在從事文化消費時受父母影響程度越高，他們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比例越高。
H7a：大學生接觸媒體的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7b：大學生對媒體的認可程度與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呈負相關關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顯，“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設計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當前我國大學生在文化消費過程中是否呈現出淺層化、消遣化傾向，同時探索主要的影響因素。對于大學生文化消費現狀，研究采用了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 ELES 模型）進行研究。
關于家庭影響變量的設置，我們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調查問卷，選取其中部分題目，每個題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為基礎，但為了避免中國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設置了6項，分別賦值為1-6。
對同伴影響的調查，研究則借鑒了Bearden 等人（1989）設計的“同齡人影響”問卷，從信息作用方面選取部分題目，每個題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關于媒體使用時間的測量，由于當代大學生主要接觸網絡等新媒體，甚少接觸報刊、電視等傳統媒體，所以在調查中僅調查每天使用網絡時間，每天使用時間分為6級，即0-0.5個小時，0.5-1個小時，1-2個小時，2-3個小時，3-4.5個小時，4.5個小時以上，分別賦值1-6。
對媒體的接受程度，借鑒了劉暉（2008）在消費社會化研究中所使用的變量，并結合文化消費的特殊性，對這些題項予以情景化，精選部分題目，以六分法來衡量。
在問卷設計完成后， 筆者以江蘇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學生為對象開展了一次預調查。隨后，對此次預調查進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檢驗，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題項，并根據試調研的結果對問卷中最終題項的表達、題項排列順序等進行了一定的調整。
最終的問卷調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們選取了江蘇省五所不同類型高校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簡單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相結合的辦法，發放了調查問卷。此次的問卷調查過程中，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問卷956份，回收率達95.6%。剔除因選項難以識別及審題問題造成的廢卷，實際有效問卷876份，實際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7.6%。運用SPSS統計軟件和EXCEL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處理、統計分析。
三、數據分析
表1是此次調查中的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情況。從這張表中，我們不難發現樣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級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驗證相關因素對文化消費的影響；（2）從高校類型及專業類型的比例分布來看，與此次調查中總體選取的高校實際情況基本相似。
表1：樣本人口統計變量分布表
（一）大學生文化消費結構分析。根據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相關計算公式，我們使用SPSS統計軟件求得模型參數α、β，及各類消費項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總需求支出Ei（見表2）。
經過分析我們發現當前江蘇省大學生的文化消費邊際傾向為0.394。而在三大類文化消費項目的邊際傾向中，娛樂消遣型消費最高（0.216），實用發展型消費最低（0.063）；在八種具體分類中，文化耐用品消費（0.115）、旅游觀光消費（0.092）、娛樂衍生品消費（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驗證了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呈現淺層化、娛樂化的狀態。
表2：江蘇省大學生文化消費ELES模型參數估計值
當然，盡管培訓班消費及實用類書報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數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類文化消費的第一與第三位，但這兩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卻呈現出較低水平，也從另一個方面讓我們了解，當前“是否實用發展”雖然已成為大學生選擇文化消費時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學生對于實用發展型消費卻更多地存在著“必需品”的不當觀點，認為只要自身能達到一般水平就會心滿意足，不會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動增多此類型文化消費的數量。換言之，假設H1成立。
（二）大學生個人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為更好地檢驗上文中提出的各項假設，此次研究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反映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情況。同時，對各項因素包含的變量取均值后進行相關性分析。
經檢驗分析，性別變量在當前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級變量在當前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效果也不顯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訪對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間，基本具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級不同造成的影響；同時，年級變量與其他影響變量可能存在較強相關性，從而導致年級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的相關性變得不是十分顯著。
另外，專業類型及高校類型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因此假設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分析發現，與父母溝通頻率、受父母影響程度均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結合訪談調查數據，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1）與父母進行適度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這樣會使他們自身更為關注自己的未來與發展，從而會更多地選擇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2）當代大學生的父母大多為60后，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較為注重方法，所以，大學生更為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因此，假設H6a、H6b成立。
（四）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在0.05水平下進行雙側檢
驗，媒體接觸時間變量的Pearson系數為-0.440，并呈顯著水平。因此，該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假設H7a成立。但根據表4.7的數據，我們也發現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不存在顯著負關系，假設H7b不成立，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結合與相關受訪者的交談，原因可總結如下：（1）目前，大學生一般利用網絡媒體進行娛樂活動或休閑游戲，所以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其他文化消費的時間，尤其是從事課外培訓、或閱讀課外專業書籍的時間，從而導致他們在實用發展型消費上減少投入；（2）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就有錯誤，因此造成假設和實際檢驗出現偏差。
（五）媒體因素的相關性檢驗。經檢驗，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見表3），即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 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環境因素變量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相關性
注：*表示相關系數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四、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主要結論。當代大學生在進行文化消費時，盡管會將“實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但在實際消費時，淺層化、娛樂化的文化消費依然占據主流。尤其在生活費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學生更加傾向于娛樂休閑型的文化消費。
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問題，研究針對影響“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因素變得極為有意義。通過相關性檢驗，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經檢驗，性別、年級變量在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影響效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樣本年齡分布過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間，樣本間年級差異本身不是特別明顯，或可能有其他強相關性變量。
專業類型、高校類型變量在大學生文化消費的過程中對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影響較為顯著，為幫助大學生形成更為理性與務實的消費觀念，提供了極具針對性的參考意見。
家庭因素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父母與子女適度的溝通會使大學生消費者感到被關注、被重視，并且現代的父母思想較為開明，在與子女溝通時極為注重方法，使得大學生在選擇文化消費行為時更愿意接受來自父母的一些指導意見。
媒體接觸時間越長，越易占用大學生進行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時間。因此，媒體接觸時間與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存在顯著負相關性。但媒體認可程度變量與因變量間則不存在顯著負關系，甚至與原有假設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在提出這部分模型假設時，我們預想網絡上投放的廣告大多為淺層化、娛樂化的廣告，而據部分調查者反映這一理論基礎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錯誤，從而造成偏差。
在與同伴的交往過程中，觀察模仿、從眾心理不斷發生，并對消費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同伴的信息效應與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大學生越傾向于接受所在群體提供的與文化消費相關的信息，其從事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對策與建議。目前，受到外來文化沖擊，很多“90后”大學生形成了享樂、攀比的文化消費觀念，將追求享受、從事無聊庸俗的低層次文化消費作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費行為。據此，對于當代大學生自身而言，我們建議其需要樹立正確的文化消費觀念，培養勤儉節約、艱苦務實的消費習慣。同時，建議當今大學生能減少使用網絡進行游戲、娛樂的時間，而是將這些時間更多地花在與身邊同伴的交流活動中來。在這樣的交流互動中，大學生會得到足夠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費行為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適度的家庭交流與合理的引導方法，將會引導大學生選擇更為務實有益的文化消費行為。我們建議父母要積極與自己的大學生子女進行交流，對他們在文化消費中存在的困惑進行答疑解難。
對于社會方面，我們建議媒體在廣告中多進行一些實用發展型文化消費的宣傳。盡管在本次研究中，沒有直接證明媒體態度與“90后大學生實用發展型消費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我們亦不能忽視目前各類廣告還是以娛樂休閑型文化消費及文化耐用品消費的宣傳為主。所以，媒體應注重廣告的播放內容，肩負起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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