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4 17: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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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進步貢獻率；生產函數；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5
1 引言
科技進步貢獻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相對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測算不同時期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小，通過其變化趨勢能夠反映出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因此，科學合理地測算科技進步貢獻率，有助于從總體上把握科技進步水平和科技進步潛力，對政府決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運用C-D生產函數法對福建省1978-2013年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估算和分析。
2 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詹恩.丁伯根改進后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具體形式為：
Y=AeγtKαLβ （1）
式中，Y表示產出，A表示生產率，γ表示科技進步系數，t表示時間，K表示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力要素投入量，α和β表示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系數，其中α+β=1（規模報酬不變）。
對（1）式取對數并求導，得：dY/Y=γ+α*dK/K+β*dL/L，式中，dY/Y、dK/K、dL/L表示產出、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增長速度，分別用y、k、1表示。設a為科技進步貢獻率，則有：a=γ/y=1-α*k/y-β*l/y，此外，本文測算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廣義的科技進步貢獻率。
3 數據處理
模型中需要用到的數據包括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要素投入量，其中產出和勞動要素投入量直接取自于《福建統計年鑒》，資本存量是經過相關計算得到。
3.1 產出量
經濟產出量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給定時間內生產出的所有商品和服務。本文使用地區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為了消除價格影響，以1978年不變價格進行處理，計算公式：
當年實際GDP=1978年GDP*當年GDP指數/1978年GDP指數
3.2 資本存量
資本存量指經濟社會在某一時點各種資本的總和。它反映某一年度參與生產的所有資本投入。鑒于我國官方并未公布資本存量這個指標，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按1978年不變價格對資本存量進行了核算，其計算公式為：Kt=Kt-1（1-δ）+It/Pt，式中Kt和Kt-1表示本期和上一期的資本存量，It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Pt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文中1978-2013年資本存量數據是根據張軍等（2004）一文提供的方法測算得到。
3.3 勞動力要素
在西方國家，勞動力要素投入量一般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由于我國缺少這方面的統計數據，所以本文采用“全社會從業人員”指標作為勞動力要素投入量指標。
4 參數測算和科技進步貢獻率估計
利用1978-2013年統計數據對生產函數進行回歸，為了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回歸模型可調整變換為：In（Y/L）=lnA+γt+αln（K/L）+μ。其中t取1～36，利用Eviews8.0軟件進行回歸，經過序列相關性處理后，估計結果如下：
ln（Y/L）=-1.282840+0.039136t+0.430680ln（K/L）+[AR（1）+AR（2）]
（-2.014547）（1.728665）（2.209256）
R2=0.998901 F=6591.505 D.W.=1.525751
可以看出，各變量在10%顯著水平下通過了檢驗，消除了一階和二階自相關影響，且擬合度很高，符合經濟意義，說明方程結果可以反映福建省C-D生產函數，具體形式如下：
Y=0.277248795e0.039163tK0.43068L0.56932
利用C-D函數生產法，各要素對經濟產出的貢獻率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1）福建經省濟增長對資本投入的依賴程度很大。其資本投入平均增長率14.29%，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超過經濟產出的平均增長速度12.75%，這說明福建省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投入推動，是明顯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2）勞動投入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4.46%，且勞動要素平均增長速度2.96%明顯低于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這說明勞動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較低。（3）科技進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32.76%，貢獻水平相對較低。貢獻率由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大幅度波動到現在的較低水平。（4）高技術高增長，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出現的高技術貢獻率，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確定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向后，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來華投資，同時也給福建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促進了福建省經濟的高速增長。（5）近年來，福建省科技進步貢獻率明顯呈現下降趨勢，為了提高福建經濟增長的質量，深化科技創新勢在必行。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測算，指出陜西省1985-2008年能源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可忽視，其產出彈性為0.26663，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波動中不斷增加，并且陜西省經濟產出屬于規模報酬遞增型。
關鍵詞：生產函數 產出彈性 貢獻率 規模報酬
測定貢獻率的常用方法是先確定生產函數， 再根據生產函數來測算進步率， 最后根據進步率和發展速度測定出貢獻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最初是美國數學家柯布（C.W.Cobb）和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PaulH.Douglas）共同探討投入和產出的關系時創造的，并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函數，它在數理經濟學與經濟計量學的研究與應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確定生產函數的最直接，并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能源系統作為社會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本文采用生產函數改進的三要素形式，在原有勞動和資本兩要素生產要素投入中加入能源消費這一因素，建立陜西投入產出生產函數模型，計算能源消耗對陜西省GDP的貢獻。
計量經濟模型選擇及數據處理
（一）計量經濟模型選擇及設定
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可在如下三要素生產函數的框架內進行：
Y=f（K，L，E）
其中Y為實際的GDP，L為勞動投入量，K為資本投入量，E為能源消耗量。在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中，以C-D生產函數模型最為典型。因此，本研究選擇包含能源消費多要素C-D生產函數模型，假設資本K、勞動L和能源消耗E互相之間的替代彈性都為1，則產出量Y與投入要素組合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如下形式的模型描述：
Y=ALαKβEγ
式中：A表示除要素投入以外其它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α為勞動產出彈性，β為資本產出彈性，γ為能源消耗產出彈性。
根據C-D函數性質：
Y(λL,λK,λE)=A(λL)α(λK)β(λE)γ=λα+β+γALαKβEγ
于是彈性系數的取值有三種情況：
當α+β+γ>1時，Y(λL,λK,λE)>λALαKβEγ，即有：Y(λL,λK,λE)>λY(L,K,E)，形成規模報酬遞增，即投入要素增加后，產出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加。
當α+β+γ=1時，Y(λL,λK,λE)=λALαKβEγ，即有：Y(λL,λK,λE)=λY(L,K,E)，形成規模報酬不變，即當所有投入要素增加若干倍時，產出量也增加相同的倍數。
當α+β+γ
其中：表示經濟產出增長率；表示除要素投入以外其它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增長率；表示勞動力投入增長率；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表示能源消費增長率。
于是三種投入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下：
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研究中的數據通過陜西省統計年鑒取得，由于統計年鑒的限制，并且有些數據并不符合經濟模型中的要求。因此研究中的數據序列取得及處理如下：
數據序列。由于陜西省統計年鑒中能源消耗有1978年、1980年及1985-2008年數據，因此，研究數據的年度數據序列取1985-2008年。
數據獲取及貨幣指標轉換處理。經濟產出GDP和能源消耗量E直接從年鑒中獲得相應的數據；勞動投入量L取年鑒中的就業人員數量；對于資本投入量取統計年鑒中的資本形成總額。由于GDP和資本投入量K為貨幣指標，因此將對這些貨幣指標以1978年為基點的GDP平減指數進行轉換，將其轉化為不變幣值。進行以上處理后得到的數據序列如表1所示。
計量經濟模型處理
（一）計量模型C-D函數參數估計
為了求出C-D函數 Y= ALαKβEγ中的參數值，對C-D函數兩邊取對數，可以得到：
LN（Y）=LN（A）+α*LN（L）+β*LN（K）+γ*LN（E）
利用Eviews對表1中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到有關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于是C-D 生產函數為：
LN（GDP）=-5.19926+0.79800*LN（L）+0.53659*LN（K）+0.26663*LN（E）
t＝ （4.296490）
（13.75337） （3.573791）
R2=0.995882 R2=0.995264
從表2所示的結果可以看出，回歸系數α=0.79800，β=0.53659，γ=0.26663，回歸系數的符號是合理的，同時符合經濟意義，而且系數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
于是有：GDP=e-5.199264L0.7980K0.5366
E0.2666=0.002601 L0.7980K0.5366E0.2666
（二）回歸系數約束檢驗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C-D生產函數中勞動投入L、資本投資K和能源消耗E的回歸系數的和為：
α+ β + γ=0.79800+0.53659+0.26663=
1.60122
即L、K和E的回歸系數的和是大于1的，說明C-D生產函數并不滿足規模報酬不變，而是形成規模報酬遞增，即投入要素增加后，產出量可以以更大的比例增加。這一結論的驗證過程為：
假設C-D生產函數中L、K和E的回歸系數相加為1。利用Eviews進行檢驗，得到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到，P值很小，沒有超過1%，所以可以拒絕原假設，即規模報酬不變不成立。
（三）L、K和E對GDP的貢獻率
利用前面三種投入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計算得到：1985-2008年陜西省資本、勞動力、能源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圖1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陜西省能源消耗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不斷增長；資本投入對陜西省經濟的貢獻較大，并且在較為劇烈的波動中呈現下降趨勢，同時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
結論及建議
（一）重視能源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陜西經濟增長中，能源消費E產出彈性γ=0.26663，表明資本投入1％的增長，可以導致其GDP增長0.26663％。與勞動投入L和資本投入K產出彈性0.79800和0.53659相比，能源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二）陜西省經濟產出屬于規模報酬遞增型
由于陜西省C-D生產函數中勞動投入L、資本投資K和能源消耗E的彈性系數之和α+β+γ大于1，即陜西省經濟產出屬于規模報酬遞增型。因此，陜西可以增加經濟中的要素投入，以促進產出量更大的比例增加。
（三）重視能源節約且注重能源供給
陜西省能源消耗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不斷增加，而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則不斷下降，也預示著未來陜西經濟增長中將會依賴更多的能源投入，由此，陜西經濟增長中必須注重節約能源，并同時注重能源的供給。
參考文獻：
1.林清泉.計量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李子奈，潘文卿.計量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曾勝.基于C-D模型分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國能源，2008.11
作者簡介：
楊惠賢，女，1966年生，河南新安人，經濟學碩士，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石油、天然氣財務與會計問題研究。
董杰，男，1974年生，浙江寧波人，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
[關鍵詞]生產函數模型；高等教育；貢獻率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5-0088-02
1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高等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日趨明顯。高等教育培養了大量的人才，直接作用于經濟建設，同時，高等教育產生大量的科研成果，為經濟建設創造大量的經濟效益，促進了GDP的增長和經濟質量的提高。因此，高等教育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拉動作用。
高等教育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稱作高等教育對經濟的貢獻。關于貢獻的大小度量，在國外研究起步較早。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T.W.Schultz），創立了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法，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創立了教育量簡化指數法等。他們對經濟的貢獻率的估算作了細致的研究。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以杭永寶、楊亞軍、李洪天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研究了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算方法及其相關分析，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等一系列問題。
檢測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筆者根據舒爾茨、丹尼森等人估算教育對經濟的貢獻，依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構造浙江省高等教育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型，估算2006—2012年高等教育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考慮到浙江和美國當年經濟相當，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本文也采用此數值。
2數據的來源
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鑒》資料查詢結果，2006年和2012年浙江省從業人員各自受教育程度的數據，算出這兩年各種文化教育程度所占的人口比例（如表1所示）：
3數據的處理
3.1浙江省從業人員人均教育年數
根據浙江省2006年和2012年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可計算人均教育年數。
首先計算2006年人均受教育年數。
從業人員人均小學教育年數為：（35.84+34.87+12.14+5.42）×6/100=5.296年；
從業人員人均初中教育年數為：（34.87+12.14+5.42）×3/100=1.573年；
從業人員人均高中教育年數為：（12.14+5.42）×3/100=0.527年；
從業人員人均大學中教育年數為：5.42×3.5/100=0.190年。（大專以上教育有4年的本科和3年的專科，根據本專科的招生比大約為1∶1，從而采用大專以上教育時長確定為3.5年）
然后計算2012年人均受教育年數。
從業人員人均小學教育年數為：（28.71+38.93+13.21+12.56）×6/100=5.605年；
從業人員人均初中教育年數為：（38.93+13.21+12.56）×3/100=1.941年；
從業人員人均高中教育年數為：（13.21+12.56）×3/100=0.773年；
從業人員人均大學教育年數為：12.56×3.5/100=0.440年。
3.2從業人員人均教育指數
教育綜合指數等于各級受教育年限乘以勞動簡化率之和。丹尼森是以勞動者所得工資作為勞動簡化率，他只把工資差別的60%當教育程度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國內關于勞動簡化率的研究也有不少，其中李洪天在丹尼森勞動簡化率的基礎上得出我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勞動力的勞動簡化率分別為1∶1.2∶1.4∶2，筆者認為李洪天的結論比較符合浙江勞動人口的特點，在計算時采用這個結論。
那么，2006年浙江省平均教育綜合指數為：E0=5.296+1.573×1.2+0.527×1.4+0.190×2=8.3014
2012年浙江省平均教育綜合指數為：
E1=5.605+1.941×1.2+0.773×1.4+0.440×2=9.8964
根據幾何平均法公式e=（E11E0）11n-1（n為增長時長，單位為年）
于是2006—2012年教育綜合指數年平均增長率為：
e=（（9.896418.3014）-1）×100%=2.97%
2006—2012年去除高等教育后的教育綜合指數年平均增長率為：
e，=（（9.016417.9264）-1）×100%=2.18%
3.3浙江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綜合指數年均增長率中所占比重Eh=（2.97-2.1812.97）×100%=26.60%
3.42006—2012年浙江省GDP的年均增長率
根據表2的數據，可以計算出2006—2012年浙江省GDP的年均增長率。
r=7171i=1Gi=10.49%
3.5教育對浙江省GDP年均增長率的貢獻
Re=βe1r×100%=0.73×2.97%110.49%=20.67%
3.6高等教育對浙江省GDP年均增長率的貢獻
Rh=Eh×Re=26.60%×20.67%=5.5%
上述結果表明：浙江省2006—201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0.49個百分點，由教育帶來的增長率所占份額為20.67%，即這期間教育對人均GDP年平均增長速度的貢獻率為20.67%，其中高等教育的貢獻率為5.5%。
4結論
從2006年到2012年的幾年時間里，浙江省從業人員的所受教育程度有明顯提高。文盲和半文盲及小學受教育程度都有所下降，其中文盲和半文盲率從11.73%下降到6.59%；初中、高中及大學以上所受教育程度比率都有所上升，其中大專以上的比率從5.42%上升到12.56%，其增長幅度在翻一番以上。這得益于1999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浙江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快車道。但是，教育綜合指數的年增長率僅有2.97%，遠低于經濟的年增長率。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同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1.8%。可見，作為有潛力的高等教育對經濟的貢獻還未達到應有的水平，說明浙江的經濟發展仍以粗放型為主。
浙江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起步較早，發展較快，經濟總量保持全國較為領先的地位，但近年來，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發酵，以出口為導向的浙江經濟遇到了嚴峻的考驗，以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陷入困境，截至2012年年底浙江經濟增長排名放緩，位列全國倒數第二（如下圖所示）。同時，浙江經濟鄉鎮企業等民營經濟的成分較多，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及時結構層次較低，高等教育對經濟的貢獻不大。2012年，浙江省政府正式頒發《浙江工業強省建設“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切實推動浙江從工業大省向工業強省、制造大省向“智造強省”邁進的總體目標，以及培育跨省跨國企業集團、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推進工業強市強縣強鎮強區建設等10大重點任務。為了配合這一目標，加快高等教育的發展，提高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此，實現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為實現這一轉變所需人才的培養任務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承擔，同時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對經濟具有長期的促進作用。
2012年各省區市GDP增長率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處在較低的水平。研究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聯系，從高等教育的外部和內部共同努力，堅持高等教育的新發展觀，優化高等教育的布局結構，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推進產學研合作，使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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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呈現出一種互動關系，經濟增長能促進教育發展，教育發展反過來又能推動經濟增長。本文分析了我國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交互作用，并從二者交互影響的視角，針對我國目前的經濟與教育狀況，提出了促進我國教育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對策。
【關鍵詞】
教育投資；經濟增長貢獻率；差異；對策
0 引言
對于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指出，教育的結果可看作資本的一種形式，即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在經濟增長中會更多地代替其他生產要素。但是它的取得不是無代價的，而是要投資一定量的金錢和其他稀缺資源，即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式。教育投資主要是一種為了增加未來收入和滿足而進行的長期性投資。教育投資提高了國民的人力資本，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教育的擴張可提高國民收入，促進經濟的增長。教育投資成為實現整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與源泉。
1 計算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模型選擇
在定量分析中，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是國內外眾多估算方法的基礎，本文也主要在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教育投入和經濟產出之間的函數關系。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是由美國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根據歷史統計資料，研究二十世紀處在研究美國制造業勞動和資本對產出的作用時得出一個生產函數，即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
Y=AKαLβ（1）
這個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假設土地數量沒有變化，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抽象為資本K、勞動L和技術進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變的比例組合，又假設經濟發展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都以其邊際產品作為報酬，規模報酬保持不變，那么在時間t范圍內變化的中性技術進步的產出增長模型可以被構造為：Yt=At KtαLtβ（2）
其中，Yt是第t期經濟產出量，用GDP表示；At為第t期技術水平，一般作為常數；Kt為第t期的物質資本存量；Lt為第t期人力資本存量；α是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β是勞動的產出彈性系數，而且α﹥0，β﹥0，α﹢β=1。
這同時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盧卡斯（Robert E Lucas）于1988年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Y=Kα（Hl）1-α的思想基本一致（《經濟增長導論》，2002）對公式（2）兩邊取自然對數后再求時間t的全導數，然后再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得到方程：y=a+αk+βl0+βe（3）其中，y表示一定時期內經濟的年均增長率，a為社會技術進步的水平增長率，α表示產出的資本投入彈性，K為資本投入的年均增長率，β表示產出的勞動投入彈性，l0代表初始勞動投入的年均增長率，e代表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長率。因此，估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可表示為：Re=（ye/y）×100%=（βe/y）×100%（4）
公式（4）是目前國際廣泛采用的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模型，它表示教育這個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那部分國民產值的增長率占國民產值總增長率的比率。在實際計算過程中，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長率e也可以表示教育綜合指數的年均增長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求出廣東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 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地區差異與對策統計分析
由于對整個教育投資體制的改革，我國教育投資的來源呈現出來源主體和來源渠道多元化、政府對教育的投資比例遞減而預算外教育投資所占比重越來越高的格局和態勢。盡管如此，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在整個教育投資中仍然占絕對的比重，即教育投資仍是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因此，政府對教育投資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全社會教育投資總量的大小。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減小，省級財力的不足，直接導致了教育投資的不足。除此之外，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政府部門的財力分散，管理不規范。按照國際通行的政府收入口徑來計算，我國各地區政府收入，除了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收入外，還包括預算外收入、未納入預算外管理體制的制度外收入和財政收入退庫等。由于大量政府收入游離于預算之外，不受財政部門監督，其管理陷于混亂，易造成教育資金流失，而財政部門能夠調度的僅限于預算收入這一塊，使政府在安排教育投資支出問題上陷入困境。那么，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對策分析應該做到：
2.1 首先要思想上到位，真正把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地位落到實處
必須從思想上深入解決重物質資源投入、輕人力資源開發的傾向。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還是增強綜合實力參與區域間的競爭，都將取決于國民素質和大批高水平專門人才，取決于教育事業的發展，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則是一種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業，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員的素質和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的先進程度，這就必須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2.2 繼續保持政府教育投資一定規模的增長
由于政府在整個教育發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非其他投資主體所能替代，在教育投資來源構成中，政府財政支出仍占主體地位，其它來源成份只能是對政府教育投資的補充，起輔助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挖掘財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潛力，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切實保證政府對教育投資的主渠道地位。
2.3 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保證教育經費穩步增長的機制
考慮到欠發達地區政府財政弱化、其能為教育提供的經費比較有限，教育投資僅靠政府財政的投入是遠遠不能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的。在確保和增加政府財政投入的同時，應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和引導社會各方對教育的投入，充分動員社會力量辦學，充分開發和利用各種教育資源，是解決目前欠發達地區教育經費不足的有效手段。
3 結論與啟示
（1）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是影響我省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增加教育投入有助于促進我省實際經濟總量的增長，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的經濟增長彈性為1.248，即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每增長1%，則經濟增長1.248%。（2）私人對教育投入和教育出口投入低于政府對教育的產出彈性，分別為-0.155和-0.023，它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未如一些文獻所說的那樣，對經濟增長發揮著絕對的作用。主要原因與國家對教育的政策變化有一定的關系，另外也與一些數據的估計不準確性有直接關系。這也是此項目后續需要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陳璋.西方經濟理論與實證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關鍵詞]旅游業；經濟貢獻；投入產出分析；旅游衛星賬戶；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4-0033-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09
2015年7月，國家信息中心旅游規劃研究中心課題組采用旅游衛星賬戶法，以國家統計局、國家旅游局正式公布的各年度統計公報、相關年度旅游抽樣調查、統計年鑒數據為基礎，測算了我國旅游產業對GDP直接和綜合貢獻，測算結果顯示：2013年、2014年兩年旅游產業對GDP直接貢獻均超過7%，旅游產業對GDP綜合貢獻都超過10%；旅游產業間接帶動增加值超過15 000億元，對GDP增長拉動點數在1%左右，對GDP增長率貢獻超過10%[1]。這一測算結果無疑是振奮人心的，但隨后便有學者對這一結果提出了質疑和批評，認為該結果不實。“旅游業具有推動經濟發展作用”的言論眾所周知，但旅游業發展究竟帶來了多少經濟增量，旅游業的經濟影響涉及了哪些行業，如何測度旅游業的經濟影響等問題在學界尚無定論。關于旅游業經濟貢獻方面的較多成果中，研究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相似之處如研究內容與研究視角均與經濟掛鉤，研究對象上學者們一般選取具體的國家、地區或省市。存在差異的是研究手段，具體表現在研究指標選取和研究方法選擇這兩個方面。在指標選取上，旅游收入、旅游消費、支柱產業的貢獻標準等五花八門。而在研究方法選擇中，不同學者運用的方法各有千秋，具體有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旅游衛星賬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等。文章對CNKI中1989―2014年國內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了檢索、篩選，就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從研究指標的選取和研究方法的運用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評述。
1 研究視角選擇多元化
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涉及旅游統計方面的研究，旅游產業效應的研究著重于經濟效應評價。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學者對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的評估研究增多。這些研究圍繞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其中，尤以旅游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居多。
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經歷了從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過渡，歷時相對較長，研究成果頗多。在研究中，定性研究所起的是引導作用，占主導地位的是定量研究。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據碎片式數據，對旅游業的影響進行描述、概括，在旅游業經濟影響的方向性、系統性方面進行了客觀的評價，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理論，并為后續的學者開闊了研究思路。鄭景勝、孫尚清等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鄭景勝[2]通過企業數量、就業人數、行業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行業職工人數占社會勞動者的比重、行業出口額占外貿出口總額的比重這5個指標與煙草、石油加工等行業進行了橫向對比，在結合旅游業投入產出分析的基礎上，得到如下結論：旅游業具有突出的經濟性，經濟效益處在較高水平上，創匯能力強，發展具有持久性。孫尚清[3]則從旅游業的經濟效益、創匯能力、關聯帶動作用等方面探討了旅游業的積極作用，高度認可旅游業對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并認為旅游業具有良好的前景。孫尚清引導學者們關注到了旅游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和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研究。這幾項研究均未使用任何模型和定量評估方法，但其幾乎成為旅游業對經濟貢獻研究的范式，后來學者在研究之中無論是測算旅游業的就業乘數、評價旅游業的創匯能力、與其他相關行業進行經濟貢獻對比或是評估旅游業對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作用等，基本都以這些研究為藍本。
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一般基于旅游供給、旅游需求兩個維度著手。從旅游供給視角著手的經濟貢獻研究一般由從事旅游供給的企業或旅游產業創造的社會財富增加值體現，即將旅游收入的貢獻轉化為旅游企業數量的增加、吸納就業人數增多、贏利增長等方面的變化；而從旅游需求視角著手的經濟貢獻研究則采用旅游者的旅游消費表達。
1.1 基于旅游供給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
基于旅游供給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方面，學者們選取旅游收入作為主要研究指標，通過分析其與對應指標的比重大小得出結論。如在具體操作中進行旅游收入與第三產業產值、旅游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旅游業創匯收入及入境旅游人數這3組指標的相關分析[4]等。與旅游收入指標相對應的，是旅游總收入指標。學界對于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的區分界限模糊，很多學者在研究時甚至混淆了這兩者。對比選擇旅游收入衡量旅游業經濟貢獻，旅游總收入的選擇頻率相對更高[5-8]，這并不能說明旅游總收入的衡量就比旅游收入可靠，而與學者們的選擇偏好有很大的關聯性。
當然，也有學者質疑選用旅游收入這一指標衡量旅游業經濟貢獻的客觀性，如吳忠才、粟娟、孫希瑞等學者認為國際旅游收入被細分為長途交通、游覽、住宿、餐飲等9個具體項目，比起沒有細分的國內旅游收入更準確可靠，故而選取了GDP作為基本指標，而選取國際旅游收入即旅游外匯收入為旅游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衡量指標[9-11]。相較于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和旅游外匯收入，旅游增加值這一指標無疑更為契合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研究。葉小青[12]、張文瑞[13]選取了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來測算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曾國軍和蔡建東對此做出了解釋：旅游總收入和GDP分屬不同的統計口徑，旅游統計中常見的旅游收入屬于總產值的概念范疇，相較之下旅游增加值更為準確[14]。
1.2 基于旅游需求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
基于旅游需求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學者們x取旅游消費作為主要研究指標。探討旅游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確旅游消費的涵蓋范圍是基本前提。在旅游消費的概念界定及范圍劃分方面的研究顯得尤為薄弱，旅游消費是包含游客在旅行和游覽過程中的各項支出[15]，還是旅游活動前、活動中和活動后這3個階段的所有消費，不論是旅游活動之前收集訊息、準備行裝，還是旅游活動結束之后沖洗照片、整理資信，都囊括在內[16]，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當然這與我國統計制度的缺位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由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存在消費調查、消費統計這兩大難題，目前國內關于旅游消費的統計僅將旅游活動中的消費視為旅游消費，具體是長途交通、市內交通、郵電通訊、住宿、餐飲、門票、娛樂和購物8個方面，而忽略了旅游活動前和活動后兩個階段的旅游消費。此外，旅游活動中發生的諸如乘飛機、打電話、購物、用餐、娛樂等活動的經濟價值，被統計在對應的獨立存在的交通、通訊、商業、餐飲和其他社會服務業的增加值中。這些部門并不清楚其顧客是不是旅游者，不可能也不會按顧客類別，將提供給顧客消費的各種產品的增加值劃分為本部門增加值和旅游增加值[17]。
評估旅游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選用哪一個或哪幾個指標作為研究變量，這其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邊緣到核心的動態變化過程。從將人均旅游花費、交通花費、門票花費、旅游購物、娛樂花費納入研究中[18]，到選取GDP增長率、城鄉居民旅游消費支出收入增長率等指標建立探究城鄉居民旅游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模型[19]；從選取人均國內旅游消費、人均GDP驗證我國國內旅游消費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20]，到通過居民休閑消費的變化對我國第三產業GDP和GDP總值的影響考察我國休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1]；再到引入旅游消費傾向率、旅游消費結構指數和彈性3個指標，分析旅游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應[22]，都凝結了學者們的心血，反映了研究指標的選取越來越成熟。旅游消費的經濟貢獻還體現在對社會消費的拉動作用上。例如孫根年和侯芳芳采用消費彈性、旅游消費傾向率和結構指數研究浙江省旅游消費結構的變化及其對社會消費的貢獻[23]，2012年他們增加了旅游消費地位指數來測量福建省旅游消費結構變化及旅游業對拉動國民消費的貢獻[24]。兩個研究的結論一致：旅游消費呈現增長趨勢，且其彈性增長率高于國民消費，是拉動國民消費的重要力量。而“旅游消費地位指數”這一新指標的引入，使得旅游業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具體、直觀。
1.3 基于其他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
基于其他視角的旅游業經濟增長貢獻研究，主要是研究者除了從旅游供給、旅游需求兩方面選擇研究指標外，還使用支柱產業的經濟貢獻標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入彈性、就業容量和行業關聯度4個因子構建指標體系評估旅游業的經濟貢獻[25-27]。如將拉動系數、生產率的上升率納入范圍，根據經濟貢獻率、增長彈性、拉動系數、產業結構、旅游就業5個指標以及旅游產業對GDP的貢獻率、生產率的上升率、旅游需求收入彈性、旅游就業彈性、旅游產業關聯度5個方面分析旅游產業對經濟的貢獻[28]；或者是選取旅游產業經濟貢獻率、增長彈性系數、旅游產業結構升級系數、旅游聯動系數等指標[29]。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指標的數量并不能為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則在指標選取的時候簡化操作，如邱志揚就選取區域生產總值增加值、旅游業總收入增長率、旅游業總收入依存度3個指標構建旅游業對區域經濟貢獻率的評價指標體系[30]。不論是選擇擴充或是簡化，學者們呈現的共同之處就是學術的繼承，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消化吸收再創新。
學者們在進行指標選擇時較少闡述選擇理由或進行論證，即使有闡述理由和論證的，也僅限于一句或進行幾句簡單的文字表述，尚未發現論證某一個或某幾個指標比其他指標更適合進行旅游業的經濟貢獻評估的理由在研究中出現。如此一來，學者們選擇研究指標的科學性便有待商榷，其研究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值得懷疑。此外，盡管既有的旅游統計制度理論上包含居民或游客旅游活動前和活動后的旅游消費，實際研究卻甚少將這兩部分統計數據重視起來，往往僅限于使用旅游活動中的旅游消費評估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客觀上低估了旅游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若將旅游統計中旅游活動前和活動后的統計數據落實到研究之中，數據篩選和剝離等相關工作需要后續研究者探索。
2 研究方法選擇聚焦化
旅游業的經濟帶動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旅游業備受青睞的原因，但是，旅游業的經濟影響有多大、影響了哪些行業、受旅游業影響到底是利還是弊等一系列測度旅游業經濟影響的問題是學界尚無定論的熱點。為探其究竟，一些學者、科研部門、組織機構等均投入旅游產業地位分析、旅游經濟效益評估、旅游統計工具研究等熱潮中。在這20余年的旅游業經濟影響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模型數量眾多，研究均以實證分析形式進行。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使用的方法包括投入產出分析、旅游衛星賬戶（TSA）、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計量經濟模型和統計模型（econometric and statistical models，ESM）等。這些方法之間多具有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其功能和側重點各有不同。
2.1 基于3種主流方法的旅游業經濟貢獻研究
2.1.1 基于投入產出分析的旅游業產業關聯影響研究
投入產出分析是一種研究經濟體系中各個部門之間投入與產出相互關系的數量分析方法，最早是在1936年由美國經濟學家Wassily Leontief提出。該方法基于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全部均衡論和產業關聯理論，通過同質性和比例性這兩種假定將一般均衡方程組進行簡化，構造出一個多部門的經濟體系，獨自編制或利用已有的投入產出表，再根據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計算乘數，建立投入產出模型，進而評估經濟影響中的間接影響和誘導效應[31]。投入產出分析是在我國研究與應用最早的經濟數量分析方法，經過50多年發展已比較成熟。學者們在運用投入產出分析的過程中一般與產業關聯理論相結合，主要用其測度旅游業的關聯帶動能力、乘數效應和波及效應。如李江帆等學者依據投入產出理論對旅游業的關聯帶動能力和波及效應進行了探討[32]；左冰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測度了我國旅游產出乘數以及就業乘數[33]。研究者在這一方法的使用上的繼承趨勢明顯。
不同學者在應用投入產出分析評估旅游業對其他行業的帶動及貢獻時，涉及旅游消費、旅游投資等多個不同的方面。測算旅游消費經濟貢獻方面的研究較多，如喬瑋[34]在測算上海旅游消費引起產出增長的乘數效應時發現，乘數效應由高到低排列的具體情況是：企業服務業、化學工業、商業、飲食業、旅客運輸業；周文麗[35]測度了1997―2007年10間我國城鄉居民國內旅游消費對國民經濟及各部門產出增長的貢獻率及其變化，研究發現，旅游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倉儲和郵政業、金融保險業、其他服務業、房地產業和批發零售業在城鄉居民國內旅游消費對各產業產出增長貢獻呈現從大到小的遞減趨勢。測算旅游投資貢獻的研究尚不多見，目前的研究中發現王如東和諸大建[36]測算旅游投Y對蘇州經濟的綜合貢獻時，投資系數位居前6位的旅游特定產業分別是航空旅客運輸業、旅行社業、鐵路旅客運輸業、水上運輸業、住宿業、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在旅游業的產業關聯研究中，張華初和李永杰[37]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我國旅游業對交通運輸、住宿業和餐飲業的直接拉動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的測算結果存在顯著差異，對于旅游消費、旅游投資、旅游業3個不同主體的研究存在差異屬于正常現象，而在旅游消費的測算結果上，喬瑋[34]與周文麗[35]都是采用投入產出模型計算旅游消費的經濟影響，由于變量選取、測算工具等導致的結果差異可以排除，但喬瑋[34]選擇上海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中僅使用2002年的數據進行了靜態分析，而周文麗[35]對比的是中國城鄉居民國內旅游消費從1997―2007年10年間的動態影響，其中，研究對象、數據選取、分析過程等都有可能是造成結果存在差異的 原因。
投入產出分析無疑可以被稱作為綜合性最強、因素最全面的乘數分析工具，之所以能夠有效地測評旅游業帶來的經濟影響，是建立在其細分、評價游客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消費具體構成的基礎之上，其分析優勢尤其體現在測算旅游消費的繼發效應之上。投入產出分析的使用頻率相對高，研究的相關成果相對較多，它在使用過程中可與其他方法相結合，盡管學者們也不斷地設法對其進行改進和彌補，其缺陷仍舊存在。如張吉林[38]早在1999年就明確指出：傳統的投入產出法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難以準確衡量旅游產業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在使用過程中，部分學者對投入產出表的理解不透徹，將其中的旅行社業等同于旅游業進行評估，導致旅游業的貢獻被低估，造成研究結果的不可信甚至錯誤。考慮到該方法對資料要求過高，而且資料經過4～5年的老化后才能形成投入產出表等缺陷，學者們進而探索運用旅游衛星賬戶（TSA）進行研究。
2.1.2 基于TSA的旅游業直接貢獻研究
旅游衛星賬戶（TSA）是通過建立旅游業的10個經濟賬戶反映旅游業發展的實際狀況和經濟貢獻的一種測量方式或者說手段。早在20世紀80年代，法國統計學家就率先提出了“衛星賬戶”的概念。Lapierre和Hayes在加拿大政府的充分重視和大力支持、推動下，最終于1994年創建了世界首例實用性的旅游衛星賬戶，這將傳統行業中旅游產品的零散部分整合成了一個綜合的旅游產業。
國內學者一方面在旅游統計研究這一主題上做積極探索，另一方面則開始借鑒、參考和學習國外的研究成果，此舉措的直接體現是20世紀90年代末引入了TSA這一研究內容。任佳燕和劉趙平[39]對TSA的基礎知識做了介紹；李志青[40]引入TSA對上海市旅游業的產出貢獻和乘數效應進行了實證性分析；李明耀等[41]對TSA的理論意義和特點進行了歸納；李紅艷[42]等學者則在初步探索TSA的創建上貢獻了不可小覷的力量。劉迎輝和郝索[43]對比了TSA和投入產出分析兩種研究方法的評價機理、理論視角、假設基礎等多方面內容，嘗試將兩種方法進行融合，進而同時運用于實踐中，試圖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當然，TSA的研究和開發過程中也離不開一些地方政府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廈門、廣西、江蘇、浙江等地的旅游相關部門在早期對其進行了探索性實踐，旨在利用TSA核算旅游產業的產出貢獻，這為我國的旅游衛星賬戶構建起到了輔助作用。
TSA目前已有30余年歷程，自加拿大建立世界首例實用性TSA后，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西班牙等多個發達國家均先后對該方法進行了實踐探索，這也是一種推動旅游經濟影響研究的極大助力。盡管TSA的出現及發展為旅游業經濟影響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推力，但其本身的缺陷仍不可忽視：TSA對旅游消費類型的劃分及種類數量的要求極高，建立TSA成本高昂，收集旅游供求的詳細數據任務艱巨等。在建立TSA過程中，向來只單純考慮旅游者消費的產出變化和就業增加，而對于由旅游需求所引起的間接效應、誘導效應則未考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衛星賬戶的分析和使用范圍。再有，TSA是在事后對旅游業引起的經濟影響進行評估的方法，時間上存在滯后，不能使用TSA進行預測。
為了方便研究、節約在研究過程中人力、物力、財力的損耗，追求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對旅游發展引起的經濟效應進行預測，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手段。
2.1.3 基于CGE模型的旅游業要素與現象平衡關系研究
CGE模型脫胎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1960年Johansen構建的挪威多部門增長模型（multi-sectoral， growth， MSG）被認為是第一個實用的CGE模型。CGE模型不僅關注產業部門及部門間的關聯，還可包括生產者、居民、政府等主體，模型結果更微觀[31]。CGE模型廣泛應用于經濟研究之中，但其應用于旅游研究的時間短，目前在旅游研究的運用中出現的頻率極低，運用CGE模型的旅游研究成果稀少。
僅有的研究中除鄭玉歆和樊明太[44]指出CGE具有模型理論基礎嚴格、模型框架靈活、能夠對現實經濟進行綜合描述的優點外，其他學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經濟要素與現象之間的平衡關系。如黎潔和韓飛[45]構建了靜態CGE模型來分析入境旅游需求變化對江蘇省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左冰和保繼剛[46]利用現有CGE模型技術分析國債旅游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應；袁宇杰[47]在分析國內外投入產出分析、CGE模型的建設和研究基礎上，對我國旅游研究中CGE模型的應用進行了評價，指出了我國旅游研究中CGE模型運用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探討了旅游CGE系統的開發及應用；廉月娟和饒品樣[48]構建了金融危機下的旅游CGE模型，通過CGE模型分析金融危機對入境旅游產生的影響，進而研究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CGE模型擁有扎實的微觀經濟基礎，這一點上遠遠地超過了諸如投入產出分析和TSA等其他的模型和測算方式，此外，CGE模型還能夠做到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但其對數據的需求量極大，這一方面也遠遠超出其他的方式，而對數據的這一需求給使用者增加了難度，極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使用頻率。我國研究者對CGE模型的運用尚處于起步階段，對CGE模型的很多應用方面不能夠妥善把握。再加上還有在把握動態變化方面，CGE模型同樣還存在一些缺陷，CGE模型的動態分析理論方面仍需要進一步完善。
2.2 基于其他方法的旅游業經濟貢獻研究
其他研究方法方面，以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最具代表性。學者們在采用計量經濟模型時一般結合Johansen協整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一系列方法來探討旅游消費、旅游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多是選取某一地區作為案例，進而探索旅游收入、旅游發展或旅游消費與當地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實證分析[20， 49-54]。趙磊和全華[20]將國內旅游消費與經濟增長結合，構建了VAR計量模型，并結合Johansen協整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分析，得到國內旅游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結論。武春友和謝風媛[49]利用門限面板模型剖析我國經濟增長與入境旅游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后發現：入境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門限效應，即當入境旅游收入占GDP比重高于2.36%時，入境旅游業發展對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反之則不顯著。趙磊[50]在測算了省際經濟效率的基礎上運用動態面板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GMM）實證分析了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省際經濟增長效率基本上處于低效率水平，但表現出逐漸改善的態勢。而當期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效率呈現顯著負影響時，滯后一期的旅游發展則表現出對經濟增長效率的顯著正向影響。劉佳等[51]運用空間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沿海城市旅游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作用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2002―2010年我國沿海53個城市的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的研究結論。劉春濟和馮學鋼[52]通過時間序列分析實證分析后發現：國內研究先前得出的“經濟增長推動入境旅游發展”的相關研究結論值得懷疑。趙磊[53]采用多種計量經濟方法，結合1999―2009年中國省際面板平衡數據，得到中國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效應的結論。趙磊和王佳[54]基于中國30個省份1999―2010年省際面板數據構建了多變量計量經濟模型，研究發現中國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并且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顯著積極影響。
計量經濟模型用隨機性的數學方程加以描述經濟活動中各個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是主要依托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的數理統計方法研究經驗數據的模型。計量經濟模型在模型設定、估計方法等方面要求嚴格，測算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有一定保障；但其變量設置、數據處理、模型運算等方面的復雜程度也會相應增加。
3 研究評述
探索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鄭景勝[2]、孫尚清[3]的開創性研究為后續學者奠定了研究指標選取、研究方式等方面的基礎，在他們之后，學者們從研究指標選取、研究方法探尋等方面開展了針對性的研究探索，并借鑒了國外的先進方法和經驗，推進了我國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方面的研究。
研究指標選取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旅游消費、支柱產業的貢獻標準等方面，但是研究指標選取的原因解釋僅用幾句話簡單說明，未能采用科學、嚴謹的方式進行論證，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及準確性有待商榷。無論是投入產出分析、旅游衛星賬戶還是CGE模型，都是基于內在假設的前提下進行模型構建，即便假設再完美，相對于復雜的現實而言總是存在局限的，而在假設前提下構建的模型，也是對現實問題的簡化，故而研究中出現與現實偏差的結果在所難免。這也是每一個理論都必然存在的局限[55]。在具體操作過程中，3種測算方法對數據的要求極高，而數據統計難度大、統計制度無法滿足要求，存在數據缺漏的現象時有發生亦屬正常。此外，我國編制社會核算矩陣所需要的投入產出表數據獲取的周期L，并不是每年都有投入產出表或延長表更新，時間上的滯后以及現實產業結構、經濟狀況、社會發展的變化等都會導致投入產出表和社會核算矩陣的誤差。當然，在進行數據分析時數據處理軟件的限制也是造成結果偏差的一個重要因素。
研究方法主要聚焦于投入產出分析、旅游衛星賬戶和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投入產出分析的主要功能是統籌安排部門生產比例；進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分析投資效果、勞動就業、人口增長、對外貿易、價格形成等各方面情況；改進地區和企業經濟管理和工作機會等，其優點表現為綜合性強、分析全面、反映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相互制約和互為條件的復雜的連鎖反應關系。而其缺陷也同樣明顯：使用投入產出法的一些基本假設不能兼顧考慮現實經濟條件的變化，反映的產業關聯特征有時滯性；未能反映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收入與支出關系，如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情況；線性假設強烈，不夠符合社會經濟實際情況。旅游衛星賬戶的主要功能是掌握旅游部門的情況，為政策制定者呈現旅游業發展的“鳥瞰圖”，以便與其他經濟部門比較；分析旅游對GDP、就業、資本投資、稅收等的貢獻，以及旅游業在國家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旅游衛星賬戶核算旅游業的直接影響，形成了獨立的框架體系；將旅游業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結果更易被政府部門采納。但其建設成本高昂，對旅游消費類型的劃分及種類數量以及對旅游供求的詳細數據等方面的極高要求限制了其建設和運用。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政策變化對國內經濟生產、出口、福利、產業結構、勞動市場、收入分配等的影響方面展現了其強大的功能。其微觀經濟理論基礎扎實，宏微觀有機結合，適用性好；能模擬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更貼近實際的復雜經濟體系狀況，清晰模擬不同市場間的聯系等優點也是其備受國外學者推崇的優勢。但其數據需求量大、動態分析理論等缺陷有待完善。
當然，要在短時間內解決面臨的所有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后續研究過程中，這幾大問題仍需引起廣大學者的高度重視：一是在旅游基礎理論、相關概念界定研究方面始終需要保持充足的投入。缺乏理論支撐或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等問題始終是困擾學者們的一大難題。二是數據統計方面的完善必不可少。當前，國家旅游局已認識到這方面問題的嚴峻，國家旅游局局長李金早提出要“兩條腿走路”，會同國家統計局做好常規旅游統計工作，開展旅游業增加值核算，全面反映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同時，會同國家旅游局信息中心開展“中國旅游業綜合調查測算與運行監測評價”，建立旅游經濟運行動態監測機制。新公布的《國家旅游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15）》1預示著旅游統計從理論到現實的跨越，有望從數據統計的源頭開啟實質性的變革，對未來的研究將是一種革命性改變。三是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對指標選擇的論證需要引起重視。這直接關系到研究結構的嚴謹性及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詳細闡述指標選擇的過程和可操作性，如在建模過程中對比選擇不同指標的操作結果等。四是建模方式需要不斷改進。建模以更契合現實為目標，而非注重研究結果的理想化。五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選擇上也需慎重。在未來的旅游業經濟貢獻研究中，研究指標、研究方法的選擇將會更多，新穎的方法和工具其效果并不一定就更好，遵循適合的匹配原則才是最佳選擇。投入產出分析因其歷時長的優勢，發展相對成熟，是較為穩妥的分析工具；而旅游衛星賬戶的建設正在持續進行中，其發展前景也值得期待；我國在CGE模型靜態分析的研究運用中尚處于薄弱地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而動態CGE模型的研究將進一步帶動我國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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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ourism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this paper selects and investigates CNKI publications from 1989 to 2014， and undertakes a study and a review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regarding two aspects， i.e.，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income，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standard of pillar industrie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are frequently used； a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adopt those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or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and meanwhile，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has also emerged.
Undoubtedly， China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but many issues still remain. For example， i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ew scholars explain or demonstrate the reason underlying their selection. It 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 research that the choice of any indicator （s）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in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Consequently，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research indicators selected by scholars is questionable， and thus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re unconvincing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existing tourism statistical system theoretically includes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or tourists before and after touristic activities， the actual research rarely value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se two parts. It often only uses tourism consumption in tourism activities to assess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ch objectively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input-output analysis，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or the CGE model all build model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ternal assumptions， which simplify real problems and display limitations. In the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ss， these three methods of measurement have extremely high data requirements， but the existing statistical system still canno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process， scholars st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they need to always maintain adequate investment in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tourism， and the defini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Second， the perfection of data statistics is essential. The newly published National Tourism and Related Industry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2015） indicates that tourism statistics realizes the leap from theory to reality， and that a substantial change is expected to occur based on the source of data statistics， which will prove to be a revolutionary change for future research. Third， schola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demonstrational aspects for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ecision of the research structur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Fourth， modeling methods need to be improved to fit reality，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dealized research results. Fifth，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be cautious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ools.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be selected in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tourism， but new methods and tools are not necessarily better， and following suitable matching principles is the best choice.
關鍵詞：鄉村旅游；經濟增長；貢獻度；Granger檢驗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經濟的騰飛，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人們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質，在空閑時間約上三兩好友出去走走成為當下人們喜歡的項目。加之近幾年城市空氣污染愈演愈烈，人們在城市生活工作除了面對工作的壓力，還要面對環境的污染，更多的民眾對鄉村旅游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時，國家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扶持、引導鄉村旅游的發展，為解決“三農”問題開創新思路，為突破城鄉二元結構開創新路徑。河北省將鄉村旅游作為扶貧攻堅、富民增收的主打產業來抓，開展旅游規劃扶貧公益行動，省級旅游發展專項資金重點扶持，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15年底，河北省共有630多個鄉鎮、1，650多個村開展鄉村旅游建設，創建國家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示范點49個，省級示范點87個，大批返鄉農民工、大學畢業生成為“鄉村旅游創客”，帶動農民直接就業22.7萬人，從業農民人均增收9，010元。
二、基本概況
（一）旅游資源。野三坡總面積498.5平方公里，主要景點包括百里峽景區、拒馬河景區、白草畔森林游覽區等等，素有世外桃源的美譽，自然風光秀美、文化底蘊深厚、生態資源優越，極適合發展鄉村旅游。
（二）區位優勢。野三坡與北京市毗鄰，距北京市中心100公里，距天津市220公里，距石家莊市270公里。景區內國道、省道、旅游專用公路縱橫交錯，張涿高速在景區設三個出口，京源鐵路橫貫景區，并有兩個火車站，構成發達便利的交通網絡。
（三）經濟情況。野三坡隸屬于淶水縣，這里70%的面積是山地，依靠太行山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以及淳樸的民俗風俗，很適合發展鄉村旅游。其近十年的經濟情況根據表1可以看出，淶水縣生產總值由2006年的16.8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58.5億元；農村純收入由2006年的2，843元增加到2015年的7，468元，特別是2011年以后農村純收入增加迅速。（表1）
鄉村旅游總收入占生產總值比重由2006年的13.96%增加到2015年的23.08%，增長了約10個百分點，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占到了近五分之一，可見淶水縣鄉村旅游對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當地以發展鄉村旅游為主要產業，實現經濟增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方式之一。
野三坡近十年接待游客量成大體上升趨勢，除了2012年由于“7.21”特大暴雨的影響接客量明顯下降，其他年份均比上一年有所上漲，2015年野三坡景區接客量達到360萬人次，再創新高。圖1為淶水縣三次產業比重圖，由于該地區地形原因，不適合發展第一產業，因而三次產業占比是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占比最少，淶水縣政府從2008年開始對三大產業進行較大力度的調整，開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比重適度下調。
三、模型研究
（一）數據來源。本文通過淶水縣政府官網、國家統計局網、中國統計年鑒搜集到2006～2015年野三坡旅游收入與當地農村居民收入的數據，通過Eviews8.0軟件進行Granger分析。
（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設Y為農村居民純收入，X為鄉村旅游收入，對兩組數據取對數，以減小數據波動得到lny、lnx，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lnx序列平穩，而lny序列的檢驗值大于5%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則不平穩，因此我們對lny序列求一階差分，再對該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dlny的ADF檢驗值小于5%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該序列平穩且所有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表2）
（三）協整檢驗。Engle和Granger在1987年提出了協整檢驗方法E-G兩步法用來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自變量的線性組合能解釋因變量，則兩者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因變量不能被自變量所解釋的部分構成一個殘差序列，這個殘差序列應該是平穩的。因此，檢驗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同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不是一個平穩序列。
第二，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平穩，通常用ADF檢驗判斷殘差序列是否平穩，但參考的臨界值需要用EG檢驗的臨界值表，否則變量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五）格蘭杰因果分析。根據表3我們可以看出，原假設為鄉村旅游發展不是當地農民經濟增長的原因，P值為0.0240，小于0.05則拒絕原假設，即為鄉村旅游的發展是當地農民增收的原因；原假設為農民收入增加不是鄉村旅游發展的原因，P值為0.6927，大于0.05則接受原假設，即為當地農民增收不是鄉村旅游發展的原因。（表3）
（六）實證分析結果。根據模型分析可以得出野三坡鄉村旅游的發展關乎淶水縣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當地農民的增收，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一環就是旅游產品的獨特性，充分將鄉村旅游與當地農業、歷史、風俗等相結合，避免趨同，幫助當地產業轉型，進一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四、對策建議
（一）人才培養。一個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是結合當地資源特色和風土人情，以及現代科技技術等，需要有經驗的管理者提出合理的旅游規劃，鄉村旅游的發展不僅僅是景觀環境的游覽，還需要各種設備、旅游產品的同時配備，而這些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去運作規劃。野三坡目前的人才儲備情況非常落后，服務人員基本上是當地的農民，業務素質不高。野三坡景區人才的缺失不利于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因此引進人才是野三坡鄉村旅游亟待解決的問題。
當地政府可以加大人才培養的投入，一方面對當地農民進行培訓，規范他們的業務素質，這樣既能提高野三坡的服務檔次，又能使農民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則是在當地建立職業院校，培養專業人才，可以是職高、職業技術學院，積極吸收當地農民子弟，使學生在景區學習，在景區實習，在景區就業，留住人才。
（二）與時俱進，大力宣傳。在這個科技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緊隨時代潮流，鄉村旅游也不例外，以前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可能是口口相傳，現在則更多的是網絡，而在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中如何讓自己的鄉村旅游產品脫穎而出就成了當下鄉村旅游經營者應該思考的問題。首先，野三坡景區管理者可以與游戲開發公司取得合作，游戲公司開發關于野三坡鄉村旅游的游戲，突出野三坡特色，使玩家在玩游戲的同時感受到鄉村旅游的樂趣，更多的了解野三坡，讓玩家產生想到野三坡身臨其境游玩的想法；其次，可以將野三坡與影視作品相結合，拍攝相關題材的影視作品，使觀看者有想要到此一游的想法；最后，與企業合作，把到野三坡鄉村旅游作為對員工的獎勵，既激勵了員工，又起到宣傳的作用。
（三）發展特色，避免趨同。科學規劃避免傳統文化遺失，也避免鄉村旅游的同質化，充分挖掘本地農耕文化特色，既包括自然風光，也包括人文民俗，風土人情，形成差異化經營。野三坡景區包括魚谷洞、白草畔、百里峽、拒馬河等等，管理者應該充分突出它們的特點。同時應注意印象營銷，改善游客最不滿意的因素，比如衛生、交通、基礎設施差的情況。現在野三坡鄉村旅游的形式基本上是游覽景色，觀看民俗表演，劃船騎馬，吃農家樂等這些基本的項目。作為延伸可以讓游客自己動手，學習制作農家樂美食、手工藝品，參加當地節日慶祝活動等，甚至可以種植農作物，這樣游客需要經常來照顧農作物，給鄉村旅游帶來更多資源，游客也享受了勞作和豐收，這遠比采摘一項有趣的多。
鄉村旅游本就是城市人們為擺脫城市生活的快節奏，感受鄉村與世無爭的慢節奏生活，鄉村旅游要有特色，使游客感受不一樣的農耕情懷，把曾經在鄉村長大的游客帶回到童年，讓他們的鄉愁情懷有所寄托，同時使傳統文化得以傳播和延續。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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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東、山東、江蘇、浙江4省，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級強勁地區發動機”。“八五”和“九五”時期，這4省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都在6％―11％之間，4省的平均貢獻率分別達到8．85％、8．32％，平均貢獻率合計分別達到35．43％、33．29％，說明全國經濟增長中約有1／3來自這4省，是中國最富活力、經濟持續增長的經濟強省。
三、河北、河南、上海、湖北、遼寧、福建、四川、湖南、黑龍江、安徽10省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級強地區發動機”。“八五”、“九五”兩個時期，這10個省市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大小雖然有所變化，但都在3％-5．5％之間，10省的平均貢獻率合計分別達到41．m％、43．6％，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富有活力的經濟大省市。
上述14個省市，雖然不到中國省市的一半(約45％)，但在“／乙五”、“九五”兩時期，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合計超過了76％，說明中國經濟增長中有3／4以上源自這14個省市。這些省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導力量，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命脈。
四、北京、江西、云南、廣西、吉林、山西、天津、重慶、陜西、內蒙古、新疆11個省市區，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級地區發動機”。兩個時期，這11個省市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都在1．3％―3％之間。11個省市區平均貢獻率合計分別達到20．39％、20．01％，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五、甘肅、貴州、海南、寧夏、青海、6個省區，是中國經濟增長“第四級弱地區發動機”。兩個時期，每個省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都在1％以下(除甘肅“九五”外)，6省區平均貢獻率合計分別為3．16％、3．1％，是中國經濟增長中功率最小、最弱的一個區域。這6省區因人口數量少、經濟欠發達、經濟增長活力不足、經濟，總量小等各種原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有限。
區域分析
從傳統東中西三大區域來分析，東部沿海不僅是中國人口與經濟重心，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動力。在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中約有60％來自于東部沿海12省，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級強勁區域發動機。中部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4以上，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級區域發動機。西部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不足14％，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級弱區域發動機。
從“九五”與“八五”兩個時期對比分析，東中西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呈現出“東降中升西持平”的態勢：東部沿海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了2．0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上升了2．04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略降了0．03個百分點。如果西部地區包括上廣西、內蒙古二區，則西部下降了0．68個百分點。這說明隨著東部沿海地區優惠政策資源的削弱與逐步喪失，廣東、江蘇兩個龍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東部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下降趨勢；中部地區各省奮起直追，正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中功率越來越大的一個區域發動機；西部地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仍然呈現出持平略降態勢，這從―個側面勛口清楚地說明了西部大開發的艱巨性與長期性。
各省綜合貢獻率分析
由于全國各省人口多少不一、CDP總量不等、國土面積相差巨大，如果單獨以各省市區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標準，還不能客觀、全面評價各地區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力度。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們構造出綜合貢獻率指數，以定量評價各個地區對全國的綜合貢獻率。
數據顯示，當月中國經濟指數與中國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同步變化，二者之間的彈性系數為22.7941。其中，中國經濟指數為0.7056，環比下降0.0093個指數點，下降1.3009%；同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為7.6022%，環比下降0.0408個百分點，下降0.5338%（見圖1）。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指數繼續下降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下滑，并且中國經濟指數下降幅度大于經濟增長下降幅度，中國經濟不容樂觀。
2013年6月《中國經濟雷達月報》數據顯示（見圖2），當月美國經濟增長率從上月1.8356%下降到1.8011%，下降0.0345個百分點，略有下降；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從上月的-0.9178%變為-1.1044%，下降0.1866個百分點，下滑明顯；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從上月1.9295%上升到1.9581%，上升0.0286個百分點，包括加拿大、英國。
數據顯示，當月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中，投資占GDP比重為63.8731%，相比上月的62.2068%環比上升1.6663個百分點。扣除20%的合理投資比例部分，當月中國經濟增長中有43.8731%是通過超量投資和GDP轉換實現的，中國經濟實際增長率是4.2840%，比上月4.4171%下降0.1331個百分點，投資泡沫持續上升。
在經濟增長方面，當月中國經濟增長指數為0.7632，比中國經濟指數0.7056高出0.0576個指數點，表明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缺乏中國經濟總體的支撐（見表）。
在國內市場方面，當月中國價格增長率從上月的2.3046%下降到2.1523%，環比下降0.1523個百分點，表明國內市場出現緊縮。
在生產供給方面，當月中國農業增長率3.3621%，環比下降0.0095個百分點；工業增長率為7.7131%，環比下降0.0199個百分點；服務產業增長率為8.2075%，環比下降0.0208個百分點，農業、工業和服務產業增長率下降，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
在消費需求方面，當月中國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率12.7349%，環比上升0.078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20.2286%，環比下降0.3030個百分點；出口增長率為8.1576%，環比下降6.2360個百分點；進口增長率為9.3514%，環比上升0.6104個百分點，消費需求兩升兩降。
在貨幣政策方面，當月人民幣利率保持不變；貨幣增長率僅為15.7035%，環比下降0.1697個百分點，遠遠低于18%的正常水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經濟增長。
在財政政策方面，當月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3.0682%，環比上升0.6261個百分點。盡管財政支出增長率繼續上升，但是水平偏低，擴張作用有限。
在稅收政策方面，當月財政收入增長率為6.0669%，環比下降0.7668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下滑減少了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增長率下降意味著中國財政政策能力減弱。
數據顯示，農業、工業和服務產業出現不同變化。
當月中國農業增長率3.3621%，環比下降0.0095個百分點，農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3885%，環比上升0.5118個百分點；貢獻度為0.5617個百分點，環比上升0.0361個百分點，農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上升。
當月中國工業增長率為7.7131%，環比下降0.0199個百分點，工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9103%，環比下降1.1005個百分點；貢獻度為 3.7183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1040個百分點，工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下降。
當月中國服務產業增長率為8.2075%，環比下降0.0208個百分點，服務產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3.7012%，環比上升0.5887個百分點；貢獻度為3.3223個百分點，環比上升0.0272個百分點，服務產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上升（見圖3）。
總的分析，6月份中國農業、工業和服務產業增長普遍下滑，中國經濟指數和中國經濟增長同步下滑。其中，農業增長率上升，農業比重和貢獻雙雙上升，工業貢獻率、貢獻度雙雙下降，服務產業比重和貢獻度雙雙上升，工業經濟在下滑中衰退，農業和服務產業在衰退中比重上升。
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當月中國消費增長率12.7349%，環比上升0.0782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3.9807%，環比下降1.7870個百分點，貢獻度為6.1948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5053個百分點，消費貢獻率、貢獻度雙降（見圖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