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1 17: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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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類專業課程 雙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Summary of Implementation Phase on Bilingual Education of
Economics Major of Independent College
WU Qiong, LI Yan, LIU Jin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hu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12)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to carry out and promote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immediately, because it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the times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students' growth and success.
Key wordseconomics major; bilingual education
武漢大學東湖分校以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為宗旨,針對本校的辦學條件和生源狀況,在準確定位經濟學院學生主體的培養類型和目標方向下,經濟類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工作正在積極有序地展開。關于在高校的獨立學院中開展雙語教學,歷來存在著一些爭論。一種觀點認為,獨立學院的學生也許英語水平不夠高,不能適應雙語教學,但從教學實踐的效果來看,這一看法似乎有失偏頗。高校獨立學院實施雙語教學很有必要,這不僅是時展的需要和高等教育事業前進的必然選擇,而且也是學生成長成才的迫切要求。雖然,從師資力量和學生的外語水平來看,目前較大范圍地開展雙語教學還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某些涉外專業可以先從大二開始每學期開設一至二門雙語課程進行教學試點,供學生選修,如:國際貿易理論、國際金融理論、國際經濟法、西方經濟學、國際市場營銷學、國際商務、外貿函電、外貿運輸與保險等課程。
1 實施雙語教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指在―個國家或地區里用兩種語言上課。這兩種語言一種是學生的本族語或者母語,另外一種是學生所在地區的通用語言(第二語言)或學生所學習的目的語(外語)。雙語教育是通過雙語教學去實施的。
首先,開展雙語教學是基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人才的需要。獨立學院作為向社會輸送人才的途徑之一,肩負著培育復合型人才的責任。這就要求獨立學院在培養學生的教學過程中應將專業技能與外語知識的傳授有機地結合起來,即通過外語這門工具進行專業課程教授,從而使學生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外語應用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其次,開展雙語教學是促進經濟學院專業課程教育的國際化和規范化的需要。如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所開設的國際貿易專業和金融管理與實務專業本身就是涉外性很強的專業,在實踐中會涉及較多的專業術語和國際慣例。某些專業課程正是對上述相關內容進行深入剖析和解讀,使用雙語教學可以通過中英文形式對專業知識進行講解和學習,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專業知識與語言技能接軌。這樣做有利于提高教學內容的準確性與規范性。
再次,開展雙語教學是基于經濟類專業課程自身建設的需要。如《外貿運輸與保險》課程主要包括國際貨物運輸方式和保險條款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技能,其中涉及到進出口貨物的不同運輸方式(如海洋運輸、鐵路運輸、航空運輸、集裝箱運輸、國際貨物多式聯運),以及有關保險險別的選擇,保險賠付與仲裁條款等。雙語教學可以培養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掌握英語表達技巧,為學生日后順利地從事外貿工作打下堅實基礎。
2 武漢大學東湖分校經濟學院專業課程雙語教學實施情況
作為極具實踐意義的校級項目“獨立學院經濟類專業課程雙語教學模式研究”中的重要反饋信息,現將經濟學院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模式實施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并結合課堂實際進行階段性總結。
2.1 《國際金融理論》課程雙語教學實施情況
在專科生和本科生的常規教學中,主要針對2008級金融學專業的學生和2009級金融管理與實務專業的學生來實施國際金融理論和金融英語課程的雙語教學工作。學生對于在本課堂實施雙語教學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他們逐漸真正成為了學習的主導者,教學效果比較明顯。本課程教學方法剖析:(1)在接觸新的章節內容前,讓學生先了解跟其內容相關的英語材料。如在進行外匯與外匯匯率這一章的教學內容前,可以先讓學生了解與其相關的英語表達。(2)通過對比性的表格來加深學生對于某個知識點的理解。比如,在講授外匯的定義時可以先讓學生對于各個國家的貨幣簡稱有一些認識,然后結合中文的釋意來理解該知識點。(3)通過國際金融的英語專業術語表達來使學生更加積極有效地學習。(4)通過對學生強化時事英語新聞的理解來提高其專業課程的興趣。
2.2 《外貿函電》課程雙語教學實施情況
本課程的雙語教學要求:在課堂上,教師能夠熟練運用英語和漢語兩門語言進行學科的教學;學生能夠熟練地運用英語和漢語兩門語言進行學習。本課程進行雙語教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學生熟練掌握和運用專業英語,提高學生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的能力。《外貿函電》課程使用雙語教學,不但能提高學生的專業知識,還能在提高外貿英語寫作水平的基礎上鍛煉學生的英語思維能力與口語水平。雙語教學要求教師既要有相當熟練的英語水平,又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同時也要求學生有一定的英語聽與說的基礎,否則雙語教學的效果就無法實現。
外貿函電課程在2008級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和國際貿易實務專科四個大班開設,總體來說,教學情況較好。本科班學生基礎較好,大部分學生能在課堂上緊跟老師的教學節奏,雙語思維轉化迅速。但相關專業的專科學生目前英語基礎普遍較差,即刻實施雙語教學會有一定的難度。雙語教學實施應在教學前期使用少量的英語,讓學生有一個過渡和知識的積累過程,在此基礎上,逐漸加大使用英語的量,在上課過程中與學生一起加大專業英語的練習,從而向雙語教學轉變,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學生為中心,重在激發學生參與教學過程,提高學生聽、說、讀、寫綜合能力的教學方法。
2.3 《國際商務》課程雙語教學實施情況
該課程教師從2009年9月開始作為雙語教學骨干教師受聘于武漢大學東湖分校,至今為止,已經先后面向經濟學院的學生合計約500余人開設了《經貿函電》、《國際商務》等兩門雙語教學的課程,共6個課堂。在將近一年半的雙語教學實施過程中,所取得的教學效果是比較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較好地提高了學生對于專業課程的學習興趣。由于該課程教師在德國、美國、新西蘭等國家作訪問學者期間,曾經系統地學習這些國家高校的先進授課方式,在授課過程中,充分利用了這些教學方法,其中互動式教學、啟發式教學的應用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學習興趣,得到了廣泛好評。
(2)有效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水平。在講授《國際商務》課程時,教師使用的是原版的從美國帶回來的全英文教材,整個授課中,對學生應用英語的能力有比較高的要求。在這種半英語的學習環境中,很多學生都表示自己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等應用能力都有比較明顯的提高。
在雙語教學取得較好效果的同時,教師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大致表現為:部分學生英語基礎較差,對于雙語教學不能適應;學生有時候沒有處理好專業學習與英語學習孰輕孰重的問題,容易導致舍本逐末;課堂人數太多,影響教學效果。
2.4 《外貿運輸與保險》課程雙語教學實施情況
本課程的雙語教學模式是學院對國際貿易實務專業進行教學改革的一種嘗試。為了更好地改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教師認為在教學中應加強師生的互動。總的來說,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加大案例教學法的實施力度,結合所學專業知識內容給出具體案例,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案例的分析和參與案例的討論。二是增加習題授課的力度,將習題分配給學生后,鼓勵他們通過討論、搜集資料,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論據進行佐證。由此,才能真正做到“從被動上課到主動學習”,從而實現雙語教學的目的。
3 對雙語教學實踐的思考
通過較長時間對經濟學院經濟類相關專業的學生實施雙語教學,教師們深切體會到以下問題值得關注:
3.1 教師的英語與專業水平問題
雙語教學能否順利實施,應首先取決于教師的英語水平如何,因此對任課教師的英語水平要求較高。這就要求教師的語音、語調和語言表達的準確性、流利性能為學生起到很好地表率作用。由于缺乏相關的海外學習及生活背景,實施雙語教學的教師們在這方面還存在著不足。當然,為彌補這些缺陷,教師努力在課余時間通過自學提升英語水平和運用能力。
對于專業課程,也要求教師具備良好的專業背景和知識基礎,具有解析難點、引導學生討論案例的能力。如某些課程內容涉及多種運輸方式的運費計算、運作程序等,專業性很強,學習起來也比較枯燥。而且有些知識點若非在實際工作中會用到,一般比較難理解,更難以講述(如海洋運輸這一章節很多知識點都是航海學院的學生需要學習和掌握的)。
3.2 學生的英語水平問題
在雙語教學過程中,學生是主體,課堂應以學生為中心。學生的英語水平會直接影響到雙語教學的實施,進而影響教學質量和效果。從教學實踐來看,在開課之初,雙語教學模式的確引起了學生的極大興趣。有些英語基礎好的同學,也十分認可雙語教學,并積極參與課堂學習,但某些英語基礎較差的同學似乎持有不認可的態度。由此可見,開展雙語教學著實不易,但著力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正是開展雙語教學的關鍵。
綜合雙語教學實踐來進行分析,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創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為學生自主學習外語創造良好的條件;建議從大學二年級開始就在其他課程上開展雙語教學,使他們能習慣并熟知這種教學模式;二是學校能盡可能安排多媒體教室開展教學活動。在教學中,可以為學生展示中英文對照的課件,幫助學生理解教師所講的英語敘述,由此打消部分基礎較弱同學的畏難情緒,從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興趣。綜上所述,如何探索適合于獨立學院的雙語教學模式,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也需要學校管理層給予更多的支持。
參考文獻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具體表現,也是公有制社會形態的本質要求。
一旦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分勞動者無法同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使他們成了失業者,那么這一部分失業者就將不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為他們的占有權沒有得到兌現。如果說,這些失業者仍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的話,那么對于這些失業者來說,這種占有將是徒有虛名的。因為此時生產資料已經不再屬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轉化為與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勞動力相對立的物。
這一點,對于那些頭腦清醒的經濟學家來說,是不說自明的。因為這些經濟學家曾經明確地指出:
“失業者的存在是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不相適應的,因為這相當數量的失業者失去了運用社會生產資料勞動并取得勞動收入的權利。”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它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最初形式就表現在就業問題上。“所謂就業問題,就是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人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為社會創造財富或提供勞務,而獲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問題。”(1)
(2)
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勞動就業問題,從理論上講,就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從整體來講,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結合的,全體社會成員都應得到勞動就業。”(3)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這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的本質決定的。它構成了公有制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勞動者在公有制的社會形態內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那么,對它來說,這種占有就將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說,它將以名義上的占有者實際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著。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者就將不能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這就是說,失業者的存在是同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不相容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社會不僅必須而且能夠保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充分就業。(4)
然而,正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一樣,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其數量的多少本身也將作為一個既定的歷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會主義建立的初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還是比較低下的。這一生產力水平制約著社會物質財富生產的總量,它使這一總量相對來說要比較少一些,此時,隨著勞動者數量的多少不同,每個勞動者從中所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會不同。也就是說,在個人消費品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在量上的規定性將直接影響到每個勞動者實際占有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勞動者人數愈多,每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數量也就愈少。對此,經濟學家曾有過明確的斷言:
低收入,高就業,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雖然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但生活質量不會有多大提高。(5)
反之,當勞動者人數較少時,那么,每一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愈多。可見,在個人消費品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的數量多少同它所能夠得到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成反比。
在勞動者就業的問題上,不同經濟學家之間也曾展開過激烈地爭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站在同勞動者相對立的立場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主張:應該允許有一部分勞動者失業,以保證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
在現實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理論實施的典型,我們可以從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中尋找到。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建立之后,它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就業,從而使經濟發展能夠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了保障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我國在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這一點,曾有經濟學家評論道:“如果按照就業人數占有勞動能力人數的比例計算就業率,我國就業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業率卻帶來了低效率。我國勞動生產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見的。”(6)
從經濟學家的這一論斷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很明顯,這一結論就是,在就業問題上,無論實行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實行允許一部分勞動者失業的政策也好,還是實行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也好。對于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來說,是沒有絲毫影響的。在經濟學家看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高就業率與低效率之間具有必然的聯系。我國當前的現狀就是最好的實例。
看到這種振振有詞的理論,使我們不禁想起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一種論調:沒有失業就沒有高效率。請看,這二種論調是何其相似啊!難道真的如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要想提高生產效率,就必須有一定的失業人口存在。否則,要實現充分就業,就一定會造成生產效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只有用一部分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才能換來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有沒有必然地聯系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一結論向人們揭示出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并不隨著就業率的高低發生變化這一本質聯系。
從表面上看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機械化,現代化生產條件的廣泛應用,可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勞動者的需求超過了勞動者的供給,因此產生了勞動者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就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一部分勞動者退出生產過程,使它們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來,成為失業者。隨著生產領域的不斷擴大,又為失業者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勞動者又重新得到就業。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假若勞動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給,那么,就會使失業者繼續存在下去。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運動過程。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作為勞動的后備軍,相對過剩的勞動力即失業工人始終是存在的。即使在當今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仍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失業工人,可見,這一事實足以顯示出經濟學家的上述論斷是有歷史事實為根據的,它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歷史來證明的。因此,這種論調比起那些無根據的抽象的空洞議論來說,要高明得多。
遺憾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誨,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只要生產的社會性質隸屬于資本,那么,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就將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鏟除造成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社會根源。
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這一矛盾的出現,并不是由社會生產過程本身的發展變化帶來的,而是由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造成的。在這里生產的社會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勞動力的供求矛盾始終存在,又可以使這一矛盾在現實中根本就不能夠成立。當社會生產沿著資本主義道路指引的方向發展下去的時候,就必然會使相對過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斷地有所發展,只有社會生產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時候,才會從根本上鏟除掉相對過剩人口這一社會問題,使這一社會現象從此不復存在。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直接聯系在一起,將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看作是相互對立的。就是說,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能實現高就業率(即指充分就業),反之,實行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生產的低效率。這里,關鍵的問題就在于,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中只有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聯系。他們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現象,而對于所論及的問題的本質并不清楚。因此,在他們的理論中,這種表面現象中的矛盾就構成了他們的理論觀點,就變成了一種本質的聯系。
其實呢?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各種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分為二個層次的。既有本質上的聯系也有現象上的反映形式。它們二者之間并不是一致的。當我們停留在現象聯系中去進行抽象、概括的時候,就會將這些矛盾的現象當作一種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去把握。
當經濟學家把握住這種表面的聯系之后,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向人們大聲宣布:真理被我們抓住了,它就在我們的思維中。其實呢?他所抓住的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膚淺的聯系,至于那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他卻一無所知。
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的必然產物。
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下,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不相適應的時候,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通常表現為二種,其一,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其二,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在前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滿足不了對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會產生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大于對它的需求,于是就會使一部分勞動者成了多余的、相對過剩的勞動力。
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劇了勞動者內部的競爭,使得勞動者內部產生分裂,從而使勞動報酬水平的增長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資本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以至于不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使勞動者實現充分就業。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為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實行充分就業的結果,是否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呢?對于這個問題,只要我們站在勞動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會得出與經濟學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業不僅不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相反,它還是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點,充分就業的實現,是使勞動者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前提條件。當勞動者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支配者與占有者,當他們實現了同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之后,以往資本主義社會加在勞動者身上的絞索——失業的危機,從此就一去不復返了。它將不再屈從于資本的威力,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被迫地從事非人的勞動。勞動的目的將是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變革的結果將煥發出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會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態去從事生產勞動,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地提高。
其次,勞動日的長度本身是一個可變量。當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出現了使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給時,勞動者從它的整體利益出發,就可以通過縮短勞動日的辦法,做到既保證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就業又不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因為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在同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基礎上,只要將勞動日減少一半,就可以使就業人數增長一倍。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會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不僅如此,它還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可喜的后果。這一點,在勞動日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表現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長的情況下工人每小時生產出來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較短時所生產的少些,而且還壞得多……這已為工業發展的全部進程所證實。”(7)
在現實生活中,6-1>6的奧秘,(8)紡織行業實行“四班三運轉”的實例,(9)都說明了縮短勞動時間會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勞動的緊張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的情況下,縮短勞動時間,擴大就業人數,同樣可以做到既保持勞動生產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目的。這就是說,無論勞動的緊張程度如何,縮短勞動時間都可以做到既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結果。可見,充分就業與低效率二者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事物在表面上的聯系看作了本質的聯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割裂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采取了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當經濟學家把勞動日的長度凝固起來之后,就會得出:“充分就業必然會降低生產效率”的結論。因為“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在勞動時間、生產力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自然會出現生產效率不高的必然結果。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時,高就業率固然與低生產效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它卻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的高低。這一點,經濟學家曾將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靜止的觀點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飯五個人吃”,必然會使每一個人吃的飯量減少。但是,在考察復雜的社會問題時,這種靜止的觀點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從發展的觀點上看,在一定的條件下固然會使每一個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它又會使每一個人都吃得相當不錯。在這里,決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條件。條件不同,就會使個人消費品的總量也會不同。“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在勞動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自然會使勞動生產率不高,勞動產品總量增長不快,因而使個人消費品數量相對減少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五個人吃,就是三個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勞動時間縮短,勞動的緊張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就會大大提高,從而使勞動產品總量也大大增加,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隨之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三人飯五個人吃,難道會比前一種情況下的三人吃要壞得多嗎?
可見,“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這種論調完全忽視了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對生產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它是站在靜止的角度上,從單純的物質生產過程方面考慮問題時所得出來的一種悲觀論調。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實現充分就業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這一客觀條件決定的。能否保障勞動者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將反映出該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只要勞動者在社會生產與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地位不變,那么,充分就業也就一定能夠實現。盡管充分就業的實施會對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以及勞動時間的長度的確定有著直接的影響,但是,它的實現卻不會造成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一點,無論從理論分析上還是在現實的實踐中,都證實了這一結論具有真理性。>總之,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二者之間沒有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所謂高就業率與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存在于他們的抽象的思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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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永江、杜一《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就業問題》見《經濟科學》1982年第2期
(2)張仁德《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關于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理論的探索與爭論》見《經濟學動態》1984年第7期)
(3)劉同德《切實解決勞動就業中的新問題》見《經濟問題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編《計劃經濟學》1985年修訂版第384頁
(5)劉國興《試論經濟發展戰略和充分就業目標》見《學習與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節文《我國的就業問題》見《財經理論與實踐》1985年第2期
(7)【蘇】《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日的社會經濟問題》第118頁)
關鍵詞: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生;就業率;人力資本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重點課題《轉型時期教育擴展對勞動力市場影響研究》(BFA03002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黃敬寶(1977-),男,安徽利辛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系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理記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241.21;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4-0082-03 收稿日期:2007-05-13
從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投資規模連年增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進人大眾化階段。同時,大學生就業也越來越困難。對于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研究,國外已經有很多成果(Niall O'Higgins,2002)。從市場需求角度,工作崗位的緩慢增長、與大學畢業生的迅速增加形成反差(Carnoy,1977)。從市場供給角度,失業是大學生不愿降低工資的結果(Blaug,1969)。國內的許多學者也展開了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探討。林毓銘(2002)指出,大學生就業難與“過度教育”有一定的依存度。文東茅(2005)強調,工資競爭理論、工作分層理論和工作競爭理論在我國都有一定的適用性,表明高等教育規模與畢業生就業關系的復雜性。賴德勝、田永坡(2005)認為“知識失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是一種相對過剩的結構性失業。
高等教育投資規模擴大是否成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根本原因?筆者將通過實證分析加以說明。本文采用典型調查的研究方法,首先界定了調研對象的“典型性”:在高校層次上,屬于一般普通高校(非部屬或211院校),它們在全部高校中占絕對多數、也是高等教育擴招的主體;在學歷層次上,以本科生為主,本專科生和研究生的合理比例,代表著我國高校的一般水平;在學科結構上,與畢業生的專業結構相對應,以工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至少跨6個學科門類、有25個以上的本科專業。經過論證,北京某大學為北京市屬高校,以工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覆蓋6個學科門類、29個本科專業,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調查對象。
一、實證分析
高等教育投資規模主要是通過大學生人數體現的,自1999年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投資規模一直增長較快。擴招政策具體是通過高校來實現的,而所有高校擴招規模的總和便構成了全國高等教育擴招總規模。對于某大學生而言,本校擴招的影響表現為就業“小”環境的變化,具體體現為校內同學科、同專業之間的競爭對手增多,全國擴招則表現為就業“大”環境的變化,體現為全國同學科、同專業的畢業生增多,就業競爭加劇。下面,以就業率為因變量、以對應年份的招生規模為自變量,做形式為E=a+bs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其中,s表示生規模。
1、該校擴招與大學生就業率的相關性分析
該校招生規模和就業率的數據如表1、表2所示。以1996年~2001年本科招生規模為自變量、以2000年~2005年本科生就業率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中的M.所示。可見,就業率與招生規模是負相關的,招生規模每擴大100人,就業率就下降1.685個百分點。判定系數為0.897,能通過t檢驗和F檢驗,擬合效果很好。同理,可以得到專科生模型M2。專科生的就業率與招生規模也是負相關的,每擴招100人、就業率就下降0.842個百分點。但擬合優度很低、也無法通過檢驗,擬合效果較差。一方面,這可能是由于專科生人數較少所致;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該校重點發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專科生招生規模波動太大所致。對于研究生來說(如M1所示),招生規模每增加100人、就業率就下降4.551個百分點,且該模型的模擬效果較好。綜合看來,同樣擴招100人,研究生的就業率下降的幅度比本專科生就業率下降的幅度更大。
下面,再對不同學科專業的大學生做同樣的分析。由于專科生和研究生人數較少、理學本科生只有兩年畢業生,因而,我們僅以經濟學、法學、文學、工學、管理學本科生為分析對象。將經濟學本科生招生規模作為自變量、將對應的就業率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得到方程M4。可見,經濟學本科生的就業率與招生規模也是負相關的,每擴招100人、就業就下降2.92個百分點。同理,由方程M5可知,法學本科生的就業率對擴招特別敏感,招生規模每增加100人、就業率就下降近40個百分點。但擬合優度較低,也無法通過檢驗,表明這種模擬效果的可信度不高。文學本科生就業率對擴招也比較敏感,每增加100人就業率、下降近10個百分點,但模擬效果也不太好。工學本科生每擴招1百人將帶來就業率下降4.314個百分點(如M7),而管理學本科生每擴招100人、將會帶來就業率下降近10個百分點(如M8)。
2、全國高等教育擴招與大學生就業率的相關性分析
全國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數據如表4所示。以1996年~2001年全國本科生招生規模為自變量,以該校2000年~2005年本科生就業率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得到表5中的M9。可見,全國本科生每擴招100人、與該校本科生就業率下降0.0024個百分點相對應。本模型擬合優度很高,模擬效果很好。與本科生不同,該校專科生的就業率與全國專科生招生規模的關系卻是正相關的(M10。),即全國專科生每擴招100人與該校就業率上升0.002個百分點相對應。但擬合優度很低、也無法通過檢驗,表明模擬的這種線性關系不強。這可能由于該校專科生人數較少、招生不連續所致。如方程Ml1所示,全國研究生每擴招100人,該校研究生就業率就下降0.0059個百分點。顯然,擴招對研究生就業率下降的影響比本專科生更加明顯。
從學科門類角度,該校以工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為主,全國經濟學、工學和管理學本科生的招生規模對該校就業狀況的影響可能會更直接一些。由于管理學作為新獨立出來的門類、其統計資料不完整,我們就只對經濟學和工學本科生的情況加以分析。如M12:所示,全國經濟學本科生招生規模與該校就業率也是負相關的、而且影響力度更大,每擴招100人將導致該校就業率下降0.02個百分點。與經濟學模型相比,工學本科生就業率受到擴招沖擊的力度較小,如M。,所示,全國工學本科生每擴招100人,該校工學本科生就業率水平就下降0.0067個百分點。
3、北京市高等教育擴招與大學生就業率的相關性分析
該校是北京市屬高校,北京高等教育擴招形成了該校大學生就業的“中”環境。在統計年鑒中,北京市本專科招生的數據是合在一起的,沒有按學科統計的資料,也沒有研究生招生的數據,因而,我們只做3個模型。如表5中的方程M14。所示,北京本專科生每擴招100人會導致該校就業率下降0.036個百分點。由M15可知,北京財經院校本專科生每擴招100人,對應該校就業率下降0.693個百分點。而理工院校本專科生每擴招100人,僅僅帶來就業率下降0.078個百分點,顯然,比財經院校的就業率下降幅度更小。
二、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1、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論:(1)從總體上,招生規模與大學生就業率是負相關的。幾乎所有的模型都表明,擴招會帶來大學生就業率的下降。(2)對于不同層次的畢業生,擴招對大學生就業率的影響程度不同。不論是高校擴招,還是北京市或全國高等教育擴招,對學歷層次更高的畢業生的負面影響程度更大。(3)對于不同學科的畢業生,擴招對大學生就業率的影響程度不同。全國或北京高等教育擴招100人,給工學畢業生帶來的負面影響小于給經濟學畢業生帶來的負面影響,給理工院校畢業生帶來的負面影響小于給財經院校畢業生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本校擴招100人,管理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下降的幅度最大、工學其次、經濟學最小,這表明擴招給管理學畢業生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大于工學和經濟學畢業生。這似乎存在一個矛盾。盡管在同樣擴招100人給經濟學畢業生帶來比工學更大的壓力的宏觀背景下,由于經濟學專業的名牌效應(經濟學在該校合并以前就有些名氣),該校經濟學畢業生受到擴招沖擊的力度仍然小于工學畢業生。(4)不同層次的擴招,對于該校大學生就業率的影響程度不同。不論是對于該校本科生、還是研究生,范圍越小的擴招給就業率帶來的負面影響越大。即全國擴招100人所帶來的就業率下降幅度小于北京擴招100人所帶來的就業率下降幅度,而北京市擴招100人所帶來的就業率下降幅度又小于本校擴招100人所帶來的就業率下降幅度。
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視角,這是高等教育投資規模擴大導致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增大、收益下降的表現。以舒爾茨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Schultz,1961)認為,受教育有助于提高人們的人力資本、使其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而且,收入反映了其勞動生產率。貝克爾(Beeker,1983)等也證實了受到更好教育的人們能獲得更多的收入。然而,收入和教育的關系是不完全的,其中,市場供求關系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大學生作為高層次的人才,如果高等教育投資規模仍低于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大學生數量,即使擴招規模較大,大學生也能夠迅速被社會所吸納,從而不會產生失業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較快,對大學生形成了較強的需求,但作為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面臨著艱難的“職工下崗分流”,減弱了對大學生的吸納。而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大學生迅速增加。當大學生的規模增長超過社會對大學生吸納的規模增長時,失業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實證分析表明,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生就業率呈現下降的趨勢,表明接受高等教育這種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增大。對于某大學生而言,在就業風險和就業壓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投資收益存在著下降的壓力。成本一收益比較是投資決策的一個基本準則,當風險增大、收益下降時,無論是作為微觀投資主體的個人、還是作為宏觀投資主體的國家,都應該對投資規模進行調
2、政策建議
(1)控制高等教育投資的規模。高等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不論是對于大學生、還是對于國家,都要求獲得相應的回報。當很多大學生無法順利就業而不能獲得相應的收益、甚至收不回投資成本時,這就發出了一種強烈的信號:這種投資行為是不合算的,換句話說,它浪費了經濟資源。因此,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要把擴招規模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克強經濟學”成為近日投資市場必要認知的名詞。但什么是“克強經濟學”?投資者最喜歡聽到的是“克強經濟學”有“上限、下限”,尤其“下限”是有“保底”的意思。保“下限”,就是保經濟增長在7.5%上,而“上限”就是防通脹升破3.5%。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退市指標也有兩個,一個是失業率要低于6.5%,另一個是通脹不可升破2.5%。
將“克強經濟學”的“上、下限”與伯南克退市兩指標放在一起看,是否兩者高度相似?兩者都不容通脹肆虐,而保就業與保GDP增長是一塊銀元的兩面,有就業,就有GDP增長;無GDP增長,又怎會有就業?可否就此判斷中美的經濟財政政策已默然同步?答案:又是,又不是。
中美兩國的政府,如為民生,一定要穩增長(保就業)、防通脹,但我們不可以就此說兩國已是同路人,因為克強經濟學還有一重點——調結構。
要調結構就要促改革,淘汰過剩產能,無論是國企、民企,都要加入這個淘汰賽。只有汰劣留優,才可在這豺狼環伺的時刻生存下去。
伯南克實現其“上下限”目標,是靠退市這一手段;實現其“上下限”目標,則是靠市場化這一手段。
有評論認為,“區間”、“上限”和“下限”所強調的更是一種“穩中有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線,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沒有突破底線,就要抓緊時間調結構、促改革。在這種判斷的背后,是一種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經濟邏輯。
與“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相適應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框架,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或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如斯區間,就像香港恒生指數在24000~21000點之間上下,21000點時托,24000點時壓。如果恒指在此區間活動10年,投資者愿不愿意?一定不愿意。投資者一定只求突破,不怕你上突破,最多追買;也不怕你下突破,最多追賣;最怕你不突破,必然悶死。同樣,會否是個不求突破的總理?
凡總理都想上突破(通脹除外),但上突破要有前提,即要夠多資金,要夠多優質企業人才始可。資金與人才何來?不能靠央行,也不能靠干校培訓,要靠市場。這就是克強經濟學所講的“盤活資金,用好增量”。市場已有不少資金,只是沒有投入實體經濟,基于資金會向高回報流動,只要政府能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資金就會流到實體經濟去,就可以盤活資金。資金多了,要靠人才去用好,要靠實業家、廠家,不是炒家、囤地家、投機家。
怎樣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第一步,打破之前的壟斷。開放鐵路市場予民資,開放金融業市場予民資就是措施。
第二步,下放審批權力。據相關媒體報道,今年5月中旬,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指出,要把一些確須審批但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投資審批事項,以及量大面廣的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堅決下放給地方。兩個月后,城市快速軌道交通、機場擴建等投資項目的審批或核準權便下放給了地方。
蔣長流,男,1967年9月生,祖籍安徽岳西。1986―2007年間,分別就讀于安徽大學生物系、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相繼獲得理學士、經濟學學士及碩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因獲國家留學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師出國進修項目資助,2010年8月赴美國托萊多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oledo)經濟系和亞洲研究所訪學一年。現任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西方經濟學專業負責人,安徽大學新徽商成長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教育學會理事。
二、研究領域及學術觀點
蔣長流教授重點關注中國與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比較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健康與人力資本經濟學、科技創新與管理。蔣長流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敏于探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及管理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觀點較獨特,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
基于要素積累與增長的新古典范式這一經濟學中極具活力的研究基點,針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及其轉型問題,2007年在《中國經濟問題》發表《中國經濟高增長期資本深化的原因探析》,從理論與實證層面剖析中國改革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本深化動因,從資本形成路徑、產業演進、經濟轉型、投資主體行為特征以及企業規模非理性等方面進行了解釋,為中國經濟轉型式增長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參考視角。2006年在《改革》發表《社會網絡、聲譽困境與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在《中國衛生經濟》發表《就業身份鎖定下農民工健康風險沖擊及其管理》,將中國經濟增長進程中流動農民工的貢獻與其人力資本弱質性和就業鎖定效應的非對稱性作為研究重點,試圖就其就業階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聲譽困境以及面臨的健康負擔壓力進行深入剖析;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終目的應該惠及民生為宗旨,試圖研究農民工身份轉換的政策設計。蔣長流教授提出:離農遷移的農民工作為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進城求職和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嵌入于其所處的流動性的后生社會網絡,聲譽成為其嵌入后生社會網絡的主要機制。由于弱關系紐結的缺乏以及就業身份的鎖定,農民工在嵌入城市社會網絡中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本聲譽困境,這種困境緣于其所陷入的就業階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該觀點在學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三、研究成果
《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集中區建設問題及對策》,《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淮南融入合肥經濟圈之科技對接機制研究》,《合肥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企業對農民工就業的統計性歧視分析》,《社科縱橫》,2009年第8期;《我國高新科技園區發展中的政府規制行為研究》,《中國科技論壇》,2008年第1期;《中國經濟高增長期資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中國經濟問題》,2007年第6期;《基于動態博弈的政府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行為分析》,《技術經濟》,2007年第3期;《增長核算中的資本深化內生性問題》,《統計教育》,2007年第10期;《安徽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分析與政策建議》,《科技促進發展》,2007年第9期;《失業回滯理論對安徽就業問題的普適性研究》,《江淮論壇》,2007年第3期;《基于能力假說的企業創新外溢與創新激勵分析》,《科技和產業》,2007年第6期;《FDI與安徽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3期;《學者的眼光與企業家的心路歷程》,《江淮論壇》,2007年第1期;《社會網絡、聲譽困境與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改革》,2006年第7期;《就業身份鎖定下農民工健康風險沖擊及其管理》,《中國衛生經濟》,2006年第12期;《“高端服務”供給行為的經濟學分析》,《特區經濟》,2006年第11期;《非公平就業環境中農民工健康負擔壓力及其緩解》,《經濟體制改革》,2006年第5期。
四、主持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農民工健康風險沖擊因素評估及健康服務政策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推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研究:農民參與問題(參與);安徽省行管局和社科聯聯合研究重點課題:住房公積金發展對策研究(第1參加人);安徽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省會經濟圈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主持);安徽省軟科學計劃項目: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效率變動及宏觀科技決策機制研究(主持);安徽省世行貸款農業科技項目:安徽農產品加工發展對策研究(主持);中國科協課題: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科普資源的體制機制研究(第一參加人);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就業彈性、失業回滯與安徽“十一五”就業增長對策研究(主持);安徽省教育廳項目:失業回滯理論對安徽就業問題的普適性研究(主持);淮南科技局:淮南融入省會經濟圈之科技對接機制研究(主持);高等學校省級教研項目:雙語教案模塊化設計及教學方法組合創新研究(主持);安徽大學教研重點項目:雙語教案模塊化設計與雙語教學成效研究(主持)。
經濟與金融專業課程
《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計量經濟學》、《財務會計》、《投資學》、《國際金融學》、《金融衍生產品市場》、《金融隨機分析》、《金融經濟學》 部分高校按以下專業方向培養:互聯網。
經濟與金融專業就業前景
從整體上看,經濟與金融專業這幾年在報考方面比較熱門,其職業前景普遍看好,但根據實際就業情況看,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知名院校的金融學碩士,如果導師影響力較大,在校期間注重實踐,同時研究功底比較深厚,剛出校門拿到10萬以上年薪者,不在少數。
近幾年來, 中國金融市場正在走向國際化,對專業性很強的人才需求迫切。金融學碩士就業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場,例如高校教師和大公司市場研究分析、基金經理、投資經理、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
畢業生一般會繼續深造,類似攻讀經濟學之外的研究生,也有學生直接進入國家經濟管理部門,服務于證券公司、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各類投資基近幾年來, 中國金融市場正在走向國際化,對專業性很強的人才需求迫切。該專業就業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場,例如高校教師和大公司市場研究分析、基金經理、投資經理、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 金及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以及在管理與財務咨詢公司和大型工商企業就業等。
從事行業:
畢業后主要在金融、互聯網、其他行業等行業工作,大致如下:
1、金融/投資/證券;
2、互聯網/電子商務;
3、其他行業;
4、專業服務(咨詢、人力資源、財會);
5、新能源;
6、保險;
7、房地產;
8、銀行。
從事崗位:
畢業后主要從事財務經理、財務總監、投資經理等工作,大致如下:
1、財務經理;
2、財務總監;
3、投資經理;
4、客戶經理;
5、融資經理;
6、理財經理;
7、投資總監;
關鍵詞:整合技術;邊際技術;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就業;工資
作者簡介:樊明(1957-),男,江蘇揚州人,經濟學博士,河南財經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系教授,主要從事理論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4-0008-03 收稿日期:2007-05-21
一、就業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反思
就業的決定或失業問題一直是世界范圍內經濟學家和政府所特別關注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也是極為重要的宏觀經濟目標。嚴重的失業問題自上個世紀的60年代以來就一直困擾著西方,近20年來又深深地困擾著中國。宏觀經濟學中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大量爭論、甚至說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圍繞著勞動市場的行為展開。多年來,許多經濟學家對就業的決定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假說,并有大量的計量研究來檢驗這些假說。然而,現有的理論仍然難以解釋勞動市場存在長期和大量失業的現象以及其他勞動市場的行為特征,表現為或有明顯的理論缺陷或與經驗事實難相符合。
凱恩斯的失業理論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否定了工人在獲取信息方面遵守最優化原則,沒有收集相關的信息,只注意名義工資而忽視實際工資的變化;而廠商卻遵守了最優化原則,收集到相關的信息,注意到實際工資的變化,卻沒有提出有根據的理論來解釋工人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工人和廠商在行為上的不對稱。理性預期學派把失業解釋為自愿失業和經驗事實相去太遠。目前尚無一個關于就業的決定或失業的理論學說能十分令人滿意從而獲得廣泛的認同。理解勞動市場的行為和運行機制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發展最嚴重的瓶頸之一。
面對理論的困境,筆者以為,應繼續尋找新的理論來解釋就業決定的機制,審視現有的就業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是否牢靠,而在主流經濟學中,就業理論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的基礎之上。本文側重于對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進行審視。這不僅可以啟發人們對主流經濟學中的就業理論進行必要的重新審視,而且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以及邊際分析方法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整合技術概念及邊際計算的難題
19世紀后期有不少經濟學家,如帕累托(Pareto)、埃奇沃斯(Edgewo~h),瓦爾拉斯(Walraws)等對邊際生產率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克拉克(Clark)的工作的影響最為深遠,后來成為新古典就業和工資理論的基礎。(Cartter,1959)
勞動的邊際產品曲線定義了工資與就業量之間的關系。圖1中,W/P代表實際工資,MPL代表勞動的邊際產品。L代表勞動市場的總就業量,1代表個別廠商的就業量。勞動市場的勞動供給SL和對勞動的需求DL決定了市場的均衡工資(W/P)*和均衡就業量L*。一個理性的廠商總是試圖通過調整勞動或資本或二者以達到勞動的邊際產品等于實際工資,即MPL=W/P,這樣就決定了個別廠商的就業量為1*。在新古典理論的框架下討論就業和工資問題,勞動市場被假設為完全競爭的,即完全的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完全的流動性(perfect mobility)和同質勞動力(homogeneous labor)。這樣,具有勞動市場需求狀況完全信息的工人實現收入最大化的結果將導致工人作為一個整體均勻地分布于整個經濟從而工資呈現出一致性,也就是說,所有工人的工資相等。
在以上嚴格的假設前提下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成為經濟學的正統理論。但長期以來它并非是不受批評地被接受。
筆者認為,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隱含假定:所采用的技術具有這樣的性質,即對于給定量的資本,任何數量的勞動都可與之結合進行生產。當勞動增加到一定量時最終會出現邊際勞動生產率遞減。這樣,邊際勞動產品曲線就開始下降。此外,邊際勞動產品曲線應該是連續和平滑的,否則在不連續和不平滑部分按上述理論就會帶來就業決定的不確定。這樣的技術存在著。也許所有的技術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性質。筆者把這種技術稱為邊際技術(marginal technology)。
然而,勞動的邊際產品在另一種技術條件下難以定義。筆者把這種技術稱為整合技術(integral technology):所有的工人整合在一起操作生產系統;如果任何一名工人缺失,生產系統將不能運行。一條汽車裝配線,如果缺失一名工人,整條裝配線就可能難以運行。由一組船員駕駛的一條船,如果一名船員離開了崗位,則整條船難以航行,如此等等。具有類似性質的技術應是很多的,特別是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工廠。也許絕大多數的技術或多或少具有這樣的性質。如果一種技術嚴格地具有整合技術的性質,那么,一位工人的邊際產品應是多少?邊際產品應等于總產品(TPL),即MPL=TPL。如果一名工人缺失,生產系統不能運行,那么,已在生產線上的工人的邊際產品都為;如果這名工人加上去,生產系統就可運行。這時,每個工人的邊際產品應相等,無論他在生產系統中看上去有多重要或多么不重要(這里放寬了同質勞動力的假定),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看成是邊際工人,加入到生產系統將增加產量、其增加量就是這一生產系統的總產品。當這一生產系統所有的崗位都填滿了,則工人的邊際產品將大為減少。如果完全是多余的,也就是說,再增加一名工人完全不再增加產量,則邊際產品將等于,而此時邊際產品曲線將退化為在正好可運行該生產系統時勞動量1*上的一條垂直線,其高度等于總產量,如圖2所示。整合技術可表達為
在整合技術的條件下,談論任何一個工人的邊際產品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邊際產品難以定義。在整合技術的條件下,一個廠商的就業量應如何決定?根據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顯然沒有合理的回答,因為工人的邊際產品等于總產品。
當然,任何給定的整合技術都是一個短期的概念。在長期,通過增加資本和技術進步改造生產系統,工人數可以改變,如減少一些工人也可使生產系統正常操作,但這并不能改變在短期技術的整合性質,并不改變邊際產品的難以定義的狀況。提出整合技術概念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提出一種邊際產品難以定義從而邊際產品曲線退化的情形、而且這種情形具有…定的普遍性,這樣就提出一個根據建立在新古典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基礎上的就業理論進行邊際計算時必然面臨的難題,也就提出根據這一理論解釋就業決定的普適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邊際產品曲線退化時,在給定市場決定的工資的條件下,廠商的雇傭決策問題。這就提出一個任務,就是要研究在更一般條件下廠商的雇傭決策的機制。所謂更一般條件就是既包含在邊際技術條件下,也包含在整合技術條件下。這里,本文只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待大量深入細致的研究。
三、整合技術概念的引申分析
整合技術的概念可應用于對一些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問題進行重新的思考。這種思考既可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邊際分析的局限性,還可加深對整合技術概念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經濟理論問題提出新的思路。
1、重新審視宏觀經濟學中關于就業決定的爭論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直接要解決的問題是上個世紀30年代西方嚴重的失業問題。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如果勞動市場出現供大于求時,工資就會下降,不需太長的時間,勞動市場就將重新實現充分就業。但在30年代,充分就業遲遲不能實現,這就需要給出理論解釋。一直到現在,經濟學家的思路受限于解釋實際工資為什么不能及時調整,或工資的剛性問題。如果實際工資下降,根據勞動的邊際產品等于實際工資的新古典的教條,廠商的雇傭就會增加,失業就會消除。前面已分析,沿著這一思路,基本沒有出現很有價值的理論成果。筆者認為,如果技術具有整合的性質,廠商的雇傭量根本就不是根據邊際產品等于實際工資的新古典的教條來決定的。因此,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就業的決定問題的研究很可能根本就沒有在正確的軌道上進行,需要改變思路和舊有的思維定勢。
2、邊際生產率分配理論的“剩余問題”
根據邊際生產率理論,如果工資率=勞動的邊際產品,正常利潤=資本的邊際產品,則勞動和資本在獲得相應的分配后全部產品還有沒有剩余?答案是,如果生產函數是線形齊次的,則沒有剩余。但這一假定一直是邊際生產率理論的一個軟肋,因為線形齊次生產函數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這個假定還帶來種種其他方面的理論上的困難。此后,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想方設法來彌補這一理論缺陷,但問題仍然很多。然而,如果技術具有整合的性質,則關于”剩余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還需重新建立分配理論。
3、如何解釋萊斯特的問卷調查
萊斯特(Lester,1946)為了弄清廠商到底是如何做關于產量和雇傭工人數量的決策,向公司經理進行問卷調查。在回答萊斯特的問卷調查時,經理們否認他們有適當的信息進行仔細的邊際決策。在進行雇傭決策時,他們認為,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比工資更為重要。對這一回答結果,弗里德曼等所做的解釋是,經理們在潛意識中做了邊際的計算。然而,如果技術具有整合的性質,則邊際產品就沒有很好地被定義,那么,根據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所做的邊際分析就無從談起。因此,對萊斯特的問卷調查結果要重新思考和解釋。
很有意思的是,后來有不少計量研究(Brechling & OBrien1967.Smyth & Ireland 1967,Nadiri & Rosen 1969,Coen &Hichman,Hazleding 1974,Briscoe & Peel,等等)不支持實際工資對就業水平有重要的影響。而在絕大多數包含產品價格和反映需求狀況的就業模型中,反映需求狀況的變量總是顯著而且其系數也相對大。這些計量研究的結果和萊斯特的問卷調查結果是相一致的。
4、對弗里德曼的生存原理的反思
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分析方法是邊際分析,邊際分析的方法一直受到各種批評。有一個經常在教科書中常被提到的批評認為,在現實世界廠商沒有適當的關于邊際勞動生產率的信息從而難以用邊際分析的方法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對此,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為首的經濟學家進行了反擊,提出生存原理(survivorship principle):只有那些合理地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而要實現利潤最大化就必須設定產量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如此可以推斷,那些能夠生存下來的廠商肯定遵循了邊際勞動生產率的原理,即便這些廠商的經理不知道這些原理并有意識地應用這些原理。
筆者以為,弗里德曼的觀點可以從兩方面來反批評:第一,即便傳統的向下傾斜、平滑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曲線存在,現實中的、而非經濟學模型中的廠商仍然可以在經濟利潤小于而會計利潤大于的條件下生存,并能夠合理地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如果其他行業存在進入壁壘,或者本行業存在退出壁壘、尤其是退出壁壘相當高時。在現實中,在同一產業中不同的廠商可以在不同利潤率的條件下賺取不同的會計利潤,而且這些廠商可以長期生存。第二,根據以上討論,在很多情況下,現實世界中的廠商所采用的技術帶有程度不同的整合性質,從根本上來說廠商就不可能做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所描述的那種邊際的分析計算,即便他們對自己所采用的技術有完全的信息。這也就是說,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并非必須采用邊際計算。這里也提出一個問題,在邊際產品曲線退化的情況下,廠商如何進行產量決策?這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研究這一問題將豐富微觀經濟學的廠商理論。
5、關于腦力干枯的問題
以上的討論還可幫助我們解釋一個傳統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所難以解釋的一個現象: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所面臨的“腦力干枯”(brain drain)的焦慮。所謂腦力干枯是指大量經過很好訓練的科技人員、社會科學的學者、醫生、藝術家、運動員等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移民。于是,發展中國家對此甚為焦慮。根據傳統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理論,如果這些去發達國家的移民在國內所支付的報酬等于其邊際產品,他們的離去應不會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經濟損失,因此沒有必要為此焦慮。然而,發展中國家政府總是對此焦慮不已,并千方百計阻止這一過程。筆者認為,這種焦慮可以用整合技術的概念給予一定的分析和解釋:如果這些出走者和其同胞一起工作、而且所采用的技術帶有整合性質,則他們的邊際產品要遠大于其實際工資,他們的離去將對社會總產品的減少遠大于他們的實際工資,如果沒有足夠的相同水平的人能替補他們。
金融專業到底做什么
提起金融,人們常會將它與經濟、貨幣和銀行聯系在一起。實際上,金融的內涵非常廣泛,涉及到銀行、保險、證券市場、國家財政、國際貿易等。廣義的金融,包括與貨幣有關的一切經濟活動,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金融。說句題外話,無論是否選擇這個專業,懂點金融知識也是有必要的。
大多數考生和家長在填報志愿時搞不清金融學和經濟學有什么區別。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比較宏觀,它包括金融、國際貿易、財政、稅收、保險、會計、統計等相關學科;相對而言金融學比較微觀,專指貨幣資金的融通和運作,例如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存款的吸收與付出,貸款的發放與回收,金銀與外匯的買賣,股票、債券、基金的發行與轉讓,保險、信托、國內和國際貨幣結算等。應該說,金融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學科分支,也可以說,金融學要比經濟學更實用些。
學金融可不是容易的事
本科階段金融學的主體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宏微觀經濟學、會計學、財政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學、金融市場、商業銀行經營學、投資銀行學、國際貿易、保險學、證券投資學、金融衍生工具、金融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國際貨幣制度概論、證券投資學、國際貿易實務等。
學習金融學的同學們在本科階段除了要掌握基本理論知識,還要接受相關業務的基本訓練,比如分析、預測股票和外匯價格的變動,掌握時機買賣證券賺取利潤的技巧等。金融學專業一般學制為四年,培養具備金融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能在銀行、證券、投資、保險及其他經濟管理部門和企業從事相關工作的專門人才。
學習金融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基礎:經濟學和數學。經濟學為金融分析提供了最為基本的思考模式,數學則為金融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工具。比如說,經濟學中有關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設決定了金融分析是以主體利益或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而數學中的概率統計理論則為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提供了很好的刻畫工具。因此,學好西方經濟學和高等數學(至少包括微積分、線性代數和概率統計)是學好甚至用好金融學知識的基礎所在。
如果單從純粹的文理分科來說,大部分與金融投資有關的專業都應列入文科(財經類專業)。在很多高校里,其他財經專業的數學課程開設的是相對簡單的經濟數學,而金融類專業開設的則是高等數學。金融學對數學的要求可真不低,報考的時候就要了解這一點。
另外,畢業生進入證券投資、證券及保險相關工作需要大量的數據分析,因此,良好的英語、數學基礎以及計算機應用技能尤為重要。一般來說,對數字比較敏感,同時具備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的學生更適合選擇金融專業。需要提醒的是,從事金融工作還應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以承擔投資風險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
就業前景那是沒說的
麥可思《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顯示,金融學畢業生專業對口率達到75%,是畢業三年內就業最穩定的行業之一,也是大學畢業生三年后月收入最高的行業。
從近幾年就業情況來看,金融學專業畢業生就業主要面向銀行及金融系統。除了商業銀行、股份制商行、外資銀行駐國內分支機構以外,還有幾大主要去向:
中山廣場是大連市的金融中心
一、中央(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這些是金融業監督管理機構。其局限在于,要進入這幾個行業主管部門難度較大,本科生想進入很難。
二、證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金融控股集團等風險性很大的金融公司。這樣的公司賺錢相對較易,短期回報較高,如果想在專業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建樹,這一行業是不錯的選擇。但是該行業對學歷的要求一般要達到碩士學歷,相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其個人投資管理、金融運營能力要求更高。
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租賃、擔保公司等。如果有在銀行、證券的從業經歷,進入到金融租賃、擔保行業中應該更有作為。
四、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公司。保險精算是非常吃香的。
五、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
六、上市(欲上市)股份公司證券部、財務部、證券事務代表等。在上市公司證券部工作也是不錯的,但它對財務、產業分析能力要求較高。
七、國家公務員序列的政府行政機構如財政、審計、海關部門等;高等院校金融財政專業教師;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
想找一份好工作還需努力
中國加入WTO后,所有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都面臨著外國巨型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巨大挑戰。這就加大了對金融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加大了對高層次金融人才的需求,它給予了金融專業強大的發展動力。
就業機會增多并不意味著是對所有畢業生而言,大部分機會更多的賦予了高層次的金融人才。懂外語,有豐富的金融經驗的人才,特別是真正懂得國際金融和現資知識的高端人才尤其走俏。
事實上,由于連續多年考生對金融學的趨之若鶩,以及金融行業對金融本科生實用性的質疑,使得業內對金融專業畢業生的需求已經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尤其表現在對本科生的需求上。
如果想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還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盡量多掌握一些專業相關技能。金融學專業畢業生如果能獲得一些資格認證,就業面會更廣,就業層次也更高端,待遇也更好。
金融專業分數高
目前我國開設金融學專業的院校共有300多所,專業設置總體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專門的財經院校,如中央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另一種是綜合性大學里經濟學院或金融學院下設的金融學專業,如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等。另外,一些師范類院校也開設了金融專業,如華東師范大學的世界經濟博士點在國內最早培養國際金融方向的博士生。
開設金融類專業的院校盡管在辦學層次、培養水平、專業特色、錄取批次之間都有差別,但從歷年報考的情況來看,金融類專業錄取分數一直是居高不下。好的專業院校大都集中在二本以上,名校的金融專業尤其難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吸引了許多“狀元”
部分開設院校:
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遼寧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暨南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北京大學、東北財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湖南大學、清華大學、蘇州大學、中山大學、山西財經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
金融學重點學科分布:
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西南財經大學。
找準目標挑學校
除了院校層次和分數以外,在報考時院校的培養方向和課程設置也是不可忽視的。不同的院校,在專業培養方向和專業課程設置上,或多或少會帶有自身的特點。
北京大學作為數一數二的名牌大學,金融專業非常優秀,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都有金融專業。
中央財經大學的金融專業是全校就業率最高的專業之一。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是就業方面的傳統強校,學校非常注意學生英語能力的培養,就業去向多為外資企業。
武漢大學的金融畢業生在申請出國深造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但由于地域所在,前往招聘的國際知名企業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