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9 16:20:0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合資”是實現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方式。隨著關注度的增加，有關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逐漸明確。所謂“混合”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現在的爭議主要有兩個，一是股權比例，是否國有資本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一定要占據主導地位，是否一定是私人投資、政府控制？二是“明股暗債”的問題，即民營企業提供資金但不占股份，如果這樣則達不到改善公司治理的目的。所以，混合所有制的難點在于具體如何實施，允許民營資本控股到什么程度？由于這兩個原因，不少民企傾向于“等等看”。
但債務沉重、盈利水平低、投資重復、機構臃腫等原因促使國有企業尋求引進新的活力。“混合”不易，但已經開始，中信、光大等國有獨資企業已經在為股份制做準備。民營企業注資國企的行動也已經開始，正在推進混合所有制的中石化正與京東、阿里巴巴、騰訊等企業進行接觸。通過與民企合作，中石化既能實現融資，又能激發企業競爭力。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戰略設想，股權多元化改革后，部分國有企業可以成為整體上市的公眾公司。中石化計劃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實現混合所有制經營后，將分拆銷售公司并完成上市。這也是最理想的國民資本“混合”路徑。
混合所有制的實施還需在實踐中摸索。雖然混合所有制經濟已有相當基礎，根據國資委的統計，目前央企及其子公司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數量，已經占到總企業戶數的52%。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還是遇到了不少挑戰。不可否認的現實是，無論央企還是地方國企，都還沒有做好讓渡企業控制權的準備，它們的底線只是出售一小部分股份，或者撬動更大的資本。
最近新華都收購云南白藥股權官司敗訴，這一案例能夠為混合所有制實施提供些啟示。首先，國企現有治理結構對“混合”的排斥。云南白藥可以劃歸競爭性國有資本，引入民營資本本來是最為正常不過的事，但是結局慘淡。究其原因，云南白藥的第二大股東是紅塔集團，紅塔集團的母公司中國煙草反對新華都的股權收購。可見，如果不能建立上下共識，混合所有制在執行過程中會處處掣肘。所以，即使民營資本和地方國企談妥了“混合”，具體的操作也會受很多場外因素的影響。有時因素太多，民企連告狀的主體都難以確定。
其次，“明股暗債”或者“股轉債”成為國有企業的首選。由于國有資本處于強勢地位，民營資本的利益和話語權往往得不到保障。根據媒體的調查，陳發樹的22億元現金，三年只從云南白藥拿到了750多萬元的利息。原來說好的股份，現在卻變成了借款。很多國有企業也是這樣，一旦結束經營慘淡的局面，盈利能力獲得改善，往往就會選擇“股轉債”。
一、產業投資基金的興起與民營資本準入問題
(一)產業投資基金的興起產業投資基金(亦稱私募股權基金,簡稱產業基金、私募基金)已與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并稱的全球四大金融支柱。美國自l999年起,產業投資基金在資產總量上成為最大的金融產品,取代了商業銀行資產總量第一的地位。在過去的十年里,美國私募基金的年回報率平均是12•7%,而納斯達克、道瓊斯等平均收益率只是7%左右,私募基金的投資從長期來看實際上比股市的投資回報高將近1倍,其迅猛發展之勢和優良的投資機會為世人關注。近年來的金融創新將國外的私募股權基金以產業投資基金的形式展現在國人面前,活躍在這一領域的基本上多為前來試水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盡管相應的法規還未正式頒布,中國第一只真正意義上以人民幣募集資金的本土產業投資基金———渤海基金的獲準注冊,已牽動起各地產業投資基金申報的熱潮。除了若干以投資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形式活動的私募股權基金之外,據報道已有上百家上規模的產業投資基金申請正在排隊候簽。
(二)產業投資基金為民營經濟帶來機遇產業投資基金的興起,為民營經濟以較大的規模進入金融領域,進而實現與金融資本的融合提供了契機。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民營經濟的發展。發展產業投資基金,不僅在現有的不甚通暢的銀企信貸間接融資渠道和改制上市直接融資渠道之外,又增加了一條更適合高成長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而且為有實力的大型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拓展帶來了機遇。近些年來,民營經濟介入金融資本雖然在入股股份制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興辦民營擔保等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等方面嶄露頭角,但遠不如參與或發起產業投資基金所能夠形成的規模效應。因為在劇烈市場競爭中通過不斷的產業創新成長起來的民營資本,與產業投資基金私募的實質性特征和市場化營運的本質要求以及規模化發展趨勢十分吻合,而這些特質也正是產業投資基金和民營經濟所共同需要的。(三)民營資本的產業投資基金準入問題境外資本在我國組建產業投資基金已經獲得合法身份,民營資本進入境內組建的產業投資基金的前景還不明朗。在《產業投資基金試點管理辦法》討論稿中,規定產業投資基金只能向五類特定的機構投資者進行私募。五類特定機構投資者主體指的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及社會保障基金或企業年金進行投資的法人受托機構或投資管理人,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要資金來源的企事業單位,發改委規定的其他特定機構投資者。這里特定的機構投資者中,除了最后一類為發改委留了一個開放性的審批口子之外,其他幾類明確沒有包括民營企業。討論稿強調的是特定機構投資者的國有或國有控股特性,民營資本雖然在第二類的金融機構投資者中已有介入,但分量輕微。
股份制銀行和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中民營資本舉足輕重,這里的“其他金融機構”卻并未予以明確。民營資本的產業準入已經不是一個新問題。國際上通行的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對象的劃分都是在投資實踐中自然形成,不會有我國現在這樣由政府部門人為地劃分為創業投資和產業投資,并由此制定出相應的管理框架規定準入對象。在人們一般的理解中,創業投資多是與風險投資聯系在一起的,多是成功幾率較小的風險項目,所以政府鼓勵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而產業投資人們多理解為壟斷性行業或基礎建設項目投資,收益相對穩定可靠,就只能由國有資本獨攬。且不論這種明顯地對民營經濟不公平的產業準入政策是否決策合理和它背后可能導致的尋租現象,就是從資金運用和項目效率上看也是不可取的。政府對產業投資基金的行業進入設置門檻和自身的強力介入,為國有資本配套一系列扶持政策,都可以理解。但對于一個經過試點和實踐,境外資本都可以進入的投資領域,實在沒有必要再以投資者的經濟成分定取舍了。投資者的投資實力、經營能力、營運紀錄,以及能否接受相應法規的監督管理,應該是更可取的門檻取舍標識。其實,產業投資基金本質上是一種風險性的實業投資,而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大中型建設項目或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產業投資基金是金融市場改革推出的金融創新產品,而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政策調控工具。初生的產業投資基金亟需政府的扶持引導,這與民營資本的介入并行不悖,而且它的成長壯大還要依賴以民營為主導的市場化運作。
二、產業投資基金募集及其風險性投資實質
(一)產業投資基金實質的考察我國的產業投資基金在國外通稱為創業投資基金(VentureCapitalFund,簡稱VC)和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EquityFund,簡稱PE),是一種向特定投資者(通常是機構投資者)以私募方式籌集資金,主要對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未上市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集合投資方式。產業投資基金采用公司制、信托制或有限合伙制等形式,投資的目的是基于企業的潛在價值,通過投資推動企業發展,并在合適的時機通過企業上市、轉讓股權或股份回購等退出方式實現資本增值收益。根據目標企業所處階段不同,可以將產業投資基金分為種子期或早期基金、成長期基金、重組基金等。早期階段的為創業投資基金,成長或重組階段的為私募股權基金。
在我國的金融投資實踐中,由于一直是將創投資與在高技術創新、新商業模式領域運作的風險投資聯系在一起,而產業投資基金在目前就只是指的私募股權基金。在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下,私募股權基金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通過信托計劃形成的契約型私人股權投資基金;二是國家發改委特批的公司型產業投資基金,比如天津的渤海產業投資基金;三是各類以投資公司名義出現的、與私募股權基金運作方式相同的投資機構,只是這第三種并沒有納入基金的法律監管范圍。如果不包括各類投資公司形式的機構,私募股權基金就包含有信托契約型的私人股權投資基金和公司型的產業投資基金兩種形式。我國信托契約型的私募股權基金基本上都是活躍在證券市場的證券投資基金,只有公司型的產業投資基金主要是投資于實業領域,這樣我國的私募股權基金實際上是包含證券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而我們現在理解的產業投資基金其實就是投資于實業的公司型產業基金,也有人稱為實業投資基金。不論國內外的產業投資基金在形式上有何區別,或是我國產業投資基金概念界定如何模糊,它們都它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實質性特征,那就是私募性的實業投資。
它們都是通過私募形式,集合社會資本,達到一定的規模,原則上是在實業領域對非上市企業進行的權益性投資,投資者按照其出資份額分享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即同時設計出退出機制,以便在一定時期后通過上市、轉讓或回購等方式,出售已增值的股權獲取利益。投資選擇在項目判斷上失誤,或資金進入后項目經營失敗,及其投資遲遲無法退出變現,基金的風險性實質即會凸顯出來。產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形式是相對公募形式而言的。公募基金(Publicoffering)向非特定的的投資者募集,必須強調其公眾的資信背景,因而在規模上有較大的規定要求,需要多一些的審批環節和信息的披露,監管的加強也增強了基金的公眾資信,加大了社會一般的公眾投資者的信任程度,投資風險相對減少一些,但其營運效率和效益自然也會大打折扣。私募基金則不同,它所應對的監管相對要寬松得多。既然是私募它就必然帶有資本主體的盈利訴求,產業投資基金高投入、高回報和高風險的特征表露得更為強烈,實現資本安全和增值的宗旨及市場競爭的生存壓力,逼迫它的營運必須更加靈活高效,更加遵循資本運行的游戲規則、貼近市場、尋求機會,以自行承擔和刻意規避市場的所有風險。
(二)產業投資基金的風險識別既然在產業投資基金在本質上無異于風險性的投資,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又為什么都對產業投資基金寄予殷切的厚望?主觀上看,他們把產業投資基金看成為彌補財政資金不足的一個來源、經濟調控的一種政策工具和結構調整的外生動力。他們期望在建設資金來源上以產業投資基金來幫助緩解資金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填補資金缺口,減輕財政負擔,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在宏觀調控上運用產業投資基金作為調控的經濟手段,扶持主導產業的建設發展,促進投融資體制改革,實現宏觀經濟的協調控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利用產業投資基金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改造和調整現有的產業體系,提高地方或產業的資本和技術結構。客觀上看,產業投資基金在我國發展的條件已逐漸成熟。近年來在政策法規上頒布了《信托法》,修改了《公司法》、《證券法》以及《合伙企業法》,證券市場實行的全流通改革,基本消除了各類私募性質的產業投資基金設立與運作的法律障礙。在機構投資者隊伍的建設方面,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以及大型國有企業和有實力的民營企業都希望介入產業投資基金。基金的低成本融資和資本集聚迅速,加之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以及自主創新帶來企業良好的投資價值,都使得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以及具備一定實力的機構投資者躍躍欲試。產業投資基金在中國有很大的市場機會和良好的盈利前景,但作為一項新生事物,它的發展條件還并不是十分完善,特別是剛剛在境內興起和眾多正在蘊釀中的以官方主導為背景的產業投資基金,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它與市場機會伴隨而來的諸多風險。
三、民營資本介入與產業投資基金風險化解
(一)境內產業投資基金創新的不斷探索我國境內產業投資基金的探索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初。首家經人總行批準的淄博基金于1992年成立,此后各地批準設立的近百只各類基金涌現出來。這些基金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導型的背景,規模都比較小,最大的才5•81億元人民幣,最小的僅1000萬元人民幣。在當時房地產熱、股票熱、期貨熱、產權熱等浪潮的推動下,一些地方和部門受利益驅動紛紛介入投資基金,但對投資基金又缺乏正確的認識,使得基金設立和運作過程都缺乏規范。基金在運作上帶有濃厚的投機色彩,市場定位不明,絕大部分搏殺于證券市場,基金債券化和股票化。由于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以及法律監管缺失等原因,基金運作與管理的風險頻頻發生,致使我國初期的產業投資基金大多偃旗息鼓。當時境內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熱潮中成立的香港中銀國際的中銀中國基金,規模為1億美元,最后基金凈值也是所剩無幾。
在隨后境內基金的整頓改造中,這些“老基金”有的清盤退出,有的自生自滅,有的轉變為“新基金”,包括直接規范為證券投資基金或轉為產業投資基金。這樣才有部分基金投向基礎產業、支柱產業、關鍵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等我國亟需資金發展的產業。但境內真正意義的產業投資基金直至近年才出現,2006年天津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的設立成為一個標志。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出臺設立境外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以吸引外資和分散產業投資基金風險,引進觀摩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操作規范。該辦法規定,只有達到規模以上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才能設立中國產業投資基金。我國正式提出和探討產業投資基金應該是由此開始,但由于當時的投資環境遠不如現在,成長性企業的素質和資本市場的發育都有待提升,產業投資基金的運作并不容易,以至于當時投資“中國概念”的境外私募股權基金以失敗的居多。這種狀況直到近年大的環境改變才隨之改觀,一大批境外產業投資基金開始活躍在中國的資本市場。
(二)民營資本介入金融領域的成功嘗試金融領域在國內一向是國營的壟斷性領域,這個盈利高、擴張快的行業,對進入企業的資產規模與質量、持續經營能力和管理人員素質都有較高的要求。金融改革創新使這一領域的準入管制有所松動,境外資本已捷足先登,許多大型民營企業也早已注意到金融行業的高投資回報率,正在謀求進入這一領域的各個方面。金融領域的民營資本在股份制銀行進展順利,其中在民生銀行已經占到55%的股份,在浙商銀行已占到85%的股份。截至2005年底,在11家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中,民營資本已經占有12%的股份,115家城市商業銀行中的民營資本已經將近1/3,農村商業銀行民營資本已經占到56%,農村的合作銀行民營資本到了32%。據報道希望集團的劉永好投在民生銀行里的資金已經有了10倍以上的回報。創業投資及其金融服務一直是個高風險領域,一般的民營資本不會輕易涉入。早期啟動的創投和擔保企業大多為政府主導以國有資本組建起來,實際經營起來業績平平,有的甚至步履維艱。但就在這樣一個政策性很強、前景不明朗的高風險領域,深圳民營的中科智擔保公司以5000萬人民幣起家,用7年時間,實現資本金美金擔保額超過300億人民幣,資本金從5000萬擴展到約20億人民幣,成為全國最大的擔保公司和國內第一家外資進入的擔保公司。在產業投資基金方面,盡管相關法規尚未出臺,政策不太明朗,敏銳的民營資本已經以投資公司的形式涉足試水了。日前由多家大型民營企業發起,經國家工商總局注冊組建的世華聯合投資公司,將其業務方向鎖定為產業股權投資,以區別于直接進入風險投資和證券投資。它將挑選中國的成長型企業投資,具體委托于專業的中科招商投資基金管理公司來操作打理,采取所謂“主業+基金”模式,在保持主業經營優勢的前提下避免企業多元化投資風險。宣稱在5年后做到100億元人民幣規模的世華聯合投資公司,事實上成為中國首家以公司型發起設立,而以契約委托型運營的民營產業投資基金。
(三)產業投資基金風險化解的制度安排監管部門之所以在產業投資基金準入問題上的態度還不明朗,主要還是對民營資本存有某些風險上的顧慮。其一是規模問題。產業投資基金主要由大型的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認購,國家通過必要的審核,在開始階段來選擇試點行業和地點。民營資本一般規模都不大,可以考慮組建小型的直接股權投資基金,而這在目前是作為不用實行審批制的創業投資基金來運作的。其二是信用問題。直到現在我國的個人信用體系尚未建立起來,特別是中小企業家民營企業報告體系的建設還困難重重,民營資本形成和構成的特殊性,使其在信息披露和監管等方面要復雜得多。其三是法律規范約束問題。由于缺乏系統的法律規范約束,我國的私募基金尤其是契約型私募基金在運作中往往存在巨大的風險隱患,民間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以此形式非法集資、非法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歸結到一點就是基金的安全問題,乃至由此引發的金融動蕩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實際上,政府主導的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和資金運用中的系統風險同樣不同程度的存在。
國有企業權責不明,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監管不到位,對市場反應不敏感,還要不時服務于上方非經營性的任務目標,資金運用效益自然低下。有人披露國家這幾個五年計劃期間,政府投資的項目至少60%或70%都沒有形成效益。相反民營資本如果是如此投資效益那就是不可想象的。產業投資基金本質上具有風險投資的特點,它的高風險和高回報特點決定了在制度安排上,必須是實實在在的商業化運作,必須強調基金投向決策的高度敏銳決斷、基金績效與操作者個人利益的高度關聯。由國家財政或政府主導背景的國有資本組建起來的產業投資基金或投資公司,在企業運行機制上顯然滿足不了規范的制度約束。更何況我國加入WTO以后,按照有關條款的要求,政府的有關資金在涉及到市場競爭的企業活動中都受到嚴格的控制。民營資本背景的投資實體,撇開它先天的一些不足,在國情的熟悉和適應程度、經營靈活程度與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以及經營決策效率和內部人控制風險等方面,都具有政府主導的國有資本投資實體難以比擬的優勢。隨著自身的進步成熟和社會法規監管的完善,民營資本的一些先天不足也將會不斷地得以改善。我國的產業投資基金具有強烈的政府干預色彩,政府的本意是引導和推進金融領域的創新更快更穩地開展起來。超級秘書網
在4月的全國書博會上，幾家具備規模的出版集團，比如中國出版集團，包括幾家大學出版社等占據了大半江山。而同時，也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民營中小出版圖書不甘寂寞。
而作為民營出版人的小趙，一邊與書商接洽，也構思著下一部暢銷小說的出版計劃。他每天面對著大量的網絡小說或青春小說，從中遴選著有網絡人氣又有看點的作品。之后，他與這些接觸，尋找彼此的共同興趣點。合作一旦敲定，他與原作者討論，對一些細節做出修改，裝幀設計的版式和封面等待著商榷。此后，他又旋即進入與營銷人員對首發的候選書店，對媒體、銷售策略等的討論中。
他供職的北京磨鐵圖書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營性質的書業公司。像磨鐵這樣的民營圖書機構在全國已經迅速發展起來。此時，一些國有出版社也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向企業轉變。市場真正成為出版競爭的風向標。
最近，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給予民營書業“新聞出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肯定。按照《意見》，非公有出版公司，即民營出版企業將作為新聞出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行業規劃和管理，積極探索非公有出版公司參與出版的通道問題，開展國有民營聯合運作的試點工作，逐步做到在出版資源配置平臺上，為非公有出版公司在圖書策劃、組稿、編輯等方面提供服務。
之后，這一動作有了更清晰的時間表，有關人士透露，“十?一”后民營書商有望申領書號。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出版經濟研究室主任王利明表示，書號的申報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從法規意義上，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出版行業，是對民營出版身份的一個肯定。
實際上，小趙所在的民營出版群體早已經開始了與國有出版社的合作。但是以前國家對民營資本開放不夠，民營工作室要出書，就必須向出版社買書號。
小趙所在的磨鐵從選題、策劃到印制、發行都在獨立運轉。出版市場的優勝劣汰，使民營圖書更側重市場。小趙對作品的把握也往往從市場的角度開始，比如先對作品的市場價值進行估值，有多大的市場，針對哪類人群，再結合市場上的同類書籍，進行類比。從幾年前的《草樣年華》開始，磨鐵初步定位在青春網絡小說陣地。因為卓越的策劃能力、靈敏的市場感覺，磨鐵也開始從網絡及青春題材延伸到更多領域。此時，圖書市場的唯美小說、盜墓小說、歷史小說“諸侯紛爭”。與季羨林、庸簽約，《明朝那些事兒》的出版使人們對國學重新矚目。
改制前后，北京地區有不少民營出版工作室、民營版權機構、外國出版機構駐北京辦事處等。市場上85％的暢銷書都是由民營書業參與策劃的。
北京曲一線圖書策劃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東表示，出版關鍵是從受眾的需要出發，及時捕捉到市場的需求。在教輔類圖書方面，市場幾近飽和。曲一線發現，之前研究的一些課題，挖掘得不夠深入。市場上對高考脈絡、趨勢的綜合分析也是空白。于是，曲一線突破了教輔書市場的重圍。而對內容的重視， “教輔書的編寫是科研，而不是拼湊”，使曲一線的市場不能復制。
業內人士表示，改制之前，出版社普遍眼光向上，要政策，要資源；今后，因為上游的資源與政策將逐步減少，需要向下看，向消費者看。
可是同時，市場對民營圖書是雙刃劍。一本書的一時暢銷，因為市場的熱捧，之后會屢見不鮮地出現續作、仿作、翻版甚至盜版。
今后的去路
目前，民營工作室一方面將產品賣給出版單位，取得報酬；與出版單位組建控股公司也是民營圖書的一個出路，比如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北京公司。
有了一定“身份”的民營書業想要打破孤立無援的局面，就要向一定的規模發展。一些民營書店通過特約加盟和連鎖經營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的營銷規模和市場份額，包括民營書業自身的橫向聯合、與國有書業的連鎖加盟、與外資的合作，以及與其他流通渠道或經濟成分的跨行業聯合。
對于小趙所在的磨鐵，與國有出版社間已進行業務層面的合作，即策劃、組稿、編輯方面“聯合運作”。民營出版人一方面從國有出版社得到書號以及系統資源，同時也因為自身的市場判斷和策劃為國有出版拋磚引玉。王利明表示，一些民營出版甚至成為國有出版社的“二編室”。隨著政策的放寬，它們秘而不宣的合作浮出水面。如今資本層面的合作，包括“項目投資”和“股權投資”也進入現在的政策鼓勵范圍內。
前階段長江出版集團和遼寧出版集團與民營合作試點；北京時代新經典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并購讀書人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實現民營書業之間并購。
資金不足、融資渠道不暢始終是制約民營書業發展的瓶頸之一，因此民營書業要把積極開展資本經營放在重要的位置。出版改制勢必將會給民營出版社提供充分發揮民營資本的優勢，達到與國有資本平等的態勢。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之前對媒體表示：“改制后，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合并，民營資本不可能拿到一家出版社的控股權，但是通過改制、身份的證明以及民營資本所具有的市場競爭力勢必將超出改制前的生存狀態。”
磨鐵文化總策劃沈浩波表示，現在事業單位也在向股份制改革，而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感到陣痛。民營出版工作室不怕改制后所帶來的行業競爭，相反是期待接受市場競爭。
在內部管理上，民營出版工作室由于從其成立即以企業化組織形式存在，運行機制普遍比國有出版社更適應市場經濟規則，比如高績效的考核能力以及靈活的運作模式，都相對有優勢。另外善于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使民營圖書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在沈浩波看來，民營書業仍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人才儲備以及管理的相對原始是使他困惑的難題。
【關鍵詞】 國進民退;民營企業;發展策略
一、關于“國進民退”現象的概述
(一)“國進民退”的概念界定
“國進民退”是一個經濟學語匯,用于表示某領域內國有資產的進入而民營資本被迫撤出的現象。狹義上,它表示國有經濟在某些產業領域內市場份額的擴大,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縮小,甚至退出。從廣義上講,除上述狹義方面的內容外,還表現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者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市場內任何經濟主體都有進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在“國進”還是“國退”的情況下,對于我國民營企業來說,根據市場經濟環境中主體地位的變化,適時調整發展戰略,努力尋求自身發展,采取多種方式,以提高產品與商業模式的獨特性與創新性為目標,是在任何年代、任何形勢下不二的成功法則。
(二)我國的“國進民退”現象
2007年開始,中央推進收縮型宏觀調控政策,資金鏈已經緊張的民營企業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機的重創。2009 年,為抵御經濟危機,國家推出了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加上之前的4萬億經濟投資刺激計劃,涉及范圍之廣、政策力度之大、決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中小企業受益并不明顯,甚至受到排擠和壓制;4 萬億投資計劃中,絕大部分是政府推動的投資項目,民營企業幾乎沒有參與,這都導致了新一輪的“國進民退”現象的上演。如2008年中糧集團收購“蒙牛”;2009年民營企業的東星航空和鷹聯航空被國營航空公司收購、重組,日照鋼鐵易主國企山東鋼鐵集團等。
二、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現狀
(一)民營企業發展的現實背景
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民營資本一直是推動中國社會變革和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目前的發展狀況卻是,政府雖然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不斷擴張、民營經濟萎縮,對長期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造成了惡劣影響。我國現在是打著提高資本集中度、維護經濟安全,應對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名義,排擠民間資本。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在經濟危機和“國進民退”的夾縫中艱難生存。
1.國有資本在經濟結構中擁有絕對控制力,占據主導地位。我國國有資本在五大經濟領域占有絕對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資源、電信、電力、鋼鐵、航天等領域;二是鐵路、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三是城市公用事業;四是銀行、保險、證券,以及報紙雜志出版等;五是文教衛生醫療領域。民營資本所占比重較大的主要在輕工業制造業和日常生活服務業這兩個領域。與僅發展了20多年的民營經濟相比,國有經濟一直居于主導的地位。“國”與“民”的現實總是存在于中國是世界經濟大國中國有資產數額最大、國有經濟比重最大的國家這個現實國情基礎上。
2.國有企業實力雄厚,民營企業發展受限。我國經濟制度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國有經濟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支柱。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為盡可能減少損失,穩固和強勁經濟發展勢頭,國家更是重視國有企業的支柱作用。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在我國多為中小型企業,本來實力就相對薄弱,加之金融危機造成的嚴重挫折,使得不少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倒閉。我國的社會經濟性質和國情決定了,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環境不容樂觀,面對國企的強大壓力,民營經濟的發展面臨嚴峻考驗。
3.行政性壟斷不斷擴大,經濟結構調整困難。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與行政性壟斷得不到有效抑制是密切相關。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力量,然而在行政性壟斷廣泛存在的背景下,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造成供求關系嚴重扭曲,資源環境壓力日益突出,制約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甚至加劇了結構扭曲。如何有效抑制行政性壟斷,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實現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二)民營企業面對的發展困境
1.被國有資本擠出,難以得到國家財政扶持。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美國等西方國家紛紛對瀕臨破產的企業伸出援手。在我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基于行政干預的“地方國企央企化”、“民營企業國有化”現象,要求進一步強化行業壟斷,這一現象構成了對民營經濟發展空間的擠壓。多數中央投資只是帶動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廣大中小民營企業很難參與其中,成為了旁觀者。盡管國家相繼出臺了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但現實情況與國家政策似乎成尷尬之態。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經濟36條”)正式出臺。2009年9月22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出爐,又被稱作“中小企業29條”。相較于“非公經濟36條”的政策性,“中小企業29條”則更具針對性。然而,“非公經濟36條”自2005年頒布至今,除了具有歷史意義外,在現實中的落實則是顯得蒼白無力。
2.融資困難,金融創新不足,導致中國金融體系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嚴重缺乏。融資問題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最核心問題,盡管國家出臺了鼓勵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在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金融九條”中,直面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提出貸款要向中小企業傾斜等。但受到銀行自身利益因素影響,落實還很不到位,越到基層,中小企業越難以感受到政策帶來的積極作用。融資困難暴露出我國在經濟整體結構、金融市場結構以及資金供求結構等方面的重重矛盾,正因為諸多難點集中一處,又互相交織,所以這個問題一旦進入到操作層面,就總是難以真正得到根治。2008年宏觀調控從偏緊轉變到放松,但無論國家政策是“松”還是“緊”,民營企業都同樣面臨融資難的問題。
3.稅收負擔較重,阻礙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稅負重是民營企業的又一痛處。《中國民營經濟稅收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民營經濟貢獻稅收收入7862億元,同比增長25.7%。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3.6%,比2007年提高0.9個百分點。對此,《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8～2009)》中指出,結構性減稅在當前危機下效果并不明顯,建議實行普惠制減稅,將增值稅稅率降低5個百分點。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制仍實行內外兩套稅法,對外資企業優惠多,稅負輕,對內資企業優惠少,稅負重;同屬內資企業,卻是對大型國有企業優惠多,對中小民營企業優惠則較少。即便是現行企業所得稅制規定,對利潤較低的企業可實行優惠稅率,但優惠稅率仍然過高,使得不少應予扶持的中小民營企業得不到扶持照顧。
三、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策略
1.正視當前挑戰,實現發展觀念的轉變。國有經濟的壟斷已成為影響民營企業投資欲望和融資能力的重要障礙。政府應處理好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系,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逐步減少國有經濟壟斷領域,進一步開放市場,擴大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空間。從發展大方向來說,國有資本應該進入到民營資本不愿意做和不能做的領域,利用自己強大的資本優勢為民營企業搭建更好的產業鏈平臺,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國有帶動民營的作用,聯合起來與外資競爭,保護民族產業。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推進招商引資。政府不應僅考慮到對國營企業的扶持,還應盡可能從民營企業的角度出發,減少對民營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設置的各種障礙,消除人為限制性因素,放寬民營經濟的經營范圍,在更多的領域允許民間資本的進入,使民營經濟真正享受到市場經濟下應有的國民待遇。在“國進民退”,國營企業大規模搶占市場,排斥民營企業的現實情況下,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文化、衛生、旅游等服務業領域,讓民營投資主體發揮重要作用,以拓寬民營企業的經營范圍,擴大其增長空間。在招商引資中,政府要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利用一切社會關系,挖掘一切資源潛力,放寬政策限制,大力吸引外來投資者來創業,做到本地民企與外地民企的很好聯合,共同開發和利用資源,共享發展和管理經驗,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
3.民營企業應減少對外部制度的依賴,提高自身競爭力,走健康發展的道路。首先要樹立人才意識,吸引和培養人才。民營企業管理者應該認識到,現在企業的發展講求團隊協作,企業要發展壯大,必須依靠人才的力量。民營企業應實施人才戰略,建立和完善內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重視管理人才的培養和引進,開發和培養人才,為企業所用。其次民營企業家在面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時候,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不僅要學習市場經濟只是及管理知識,還要積極投身去市場競爭實踐中去,從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要認清市場形勢,樹立開放競爭與合作的意識。再次民營企業要現在“國進”的形勢下,抓住發展機遇,就必須要推進創新。一方面要創新企業制度與管理,加強和改進企業管理,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重構企業組織結構,使民營企業成為產權明晰、權責分明、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民企要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不斷推進技術進步,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造和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進一步加大技術改造力度,促進自身的發展。
“國進民退”單純作為一種現象本身并無好壞之分,關鍵在于國家政策和市場體制是否隨之進行調整。“國退民進”的大背景下,如果市場機制并沒有迅速跟進,為國有企業度身定做的制度沒有被打破,加之民營企業先天性不足以及后天失調所導致的缺陷,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強硬政策下,民企發展舉步維艱是不可避免的。從經濟發展來看,“國進民退”本質上是一種退步。經濟發展必須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國家應漸漸放手,讓企業在競爭中學習競爭,盡量減少國有控制、國有干預,我國的企業才能迸發出更大的創造力。
參考文獻
[1]劉睿.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對策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8(5)
[2]李銀.“國進民退”卷土重來[J].新經濟.2009(8)
[3]何樂.預警“國進民退”[J].中國市場.2009(20)
[4]刑少文.新一輪“國進民退”之殤[J].南風窗.2009(4)
[5]王建國.試論民營企業發展的策略[J].經濟師.2008(5)
[6]李紅.民營企業的發展障礙與對策[J].商場現代化.2008(4)
[7]遲到,張磊.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相應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2009(2)
[8]琳,史鳳陽.試論經濟危機背景下民營企業發展動力機制[J].中國商界.2009(1)
［關鍵詞］ 非流通股；凈資產；證券市場
一、凈資產是非流通股定價的基礎
非流通股與非公開發行的股權的交易市場由于交易的大宗性和不連續性而不存在莊家和散戶，因而非流通股也就不會存在像流通股那樣的莊散博弈定價機制。那么股權在非公開股權市場上的定價是不是符合成熟市場中的股權定價一般理論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還是在于監管當局對公開的股票市場的發行管制，禁止非流通股拆細交易，因而廣大中小投資者被排除在非流通股交易之外，加之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實力對比懸殊等原因形成了非公開股權市場上股權供給遠大于股權投資需求。
對國有資產定價而言，國資管理部門在國有股權委托人的虛擬性和人交易制度條件下不得不硬性規定國有股權定價的主要依據是凈資產價值。這一定價原則在國有股權轉讓過程中因國家政策明文規定而成為唯一的定價基礎。并且，在國有股權轉讓的示范效應和股權價格聯動效應作用下，使得凈資產定價原則成為風險投資市場和企業并購市場上的非國有股權交易的定價基礎。
從國家國資委公布的相關規定來看，國資委對非上市國有企業改制中涉及的國有資產定價的意見是：“向非國有投資者轉讓國有產權的底價，或者以存量國有資產吸收非國有投資者投資時國有產權的折股價格，由依照有關規定批準國有企業改制和轉讓國有產權的單位決定。底價的確定主要依據資產評估的結果，同時要考慮產權交易市場的供求狀況、同類資產的市場價格、職工安置、引進先進技術等因素”。國資委對上市公司的非流通定價的原則是：“上市公司國有股轉讓價格在不低于每股凈資產的基礎上，參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場表現合理定價。”
從國資委監管的角度上看，國資委在國有資產定價上只控制底限，只要轉讓價不低于凈資產，具體實施就是買賣雙方的市場行為，國資委并沒有硬性規定。由于國資委在確定國有股轉讓定價時的權威性，因而每股凈資產成為國退民進實踐中占主導地位的定價方法，并且成為所有非流通股定價的主流方法。
二、凈資產定價原則是國有資產轉讓的權宜之計與次優選擇
雖然實踐中以凈資產定價是普遍現象，但是從股權市場上流行的觀點來看，與國有股減持大辯論中占主導地位的“要求國有股按凈資產流通，反對市場化減持國有股”的觀點相反，在非公開股權市場上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國有資產轉讓定價呼聲最高的觀點是讓市場來定價。
對國有資產轉讓和折股的“底價的確定依據是資產評估結果”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和官員提出國有資產轉讓應該在過程公平的條件下，實現市場化定價。他們認為評估值由會計賬面價值計算得出，它不會等于國有資產的內在價值（真實價值）,不會得到市場的認可。因此，以評估值作為國有資產轉讓的底價阻礙了國有資產的流動。為打消人們對市場成交價遠低于評估值和凈資產的會計賬面價值是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疑慮，他們提出兩點理由：一是通過在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保證了交易行為的過程公平與程序公正，而過程公平將保證國有資產轉讓與退出的實質公平，因而市場化定價不會造成大規模的國有資產流失；二是提出所謂“冰棍原理”，即如果國有資本不能迅速退出競爭性行業，那么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所造成的經營虧損會使國有資產像冰棍一樣，時間越長融化得越多。因而，應該“樹立國有資產只有流動才能保值的觀念”，實行國有資產市場化定價以推動國有資產流動。
應該說在當前的國有經濟調整中，頻繁出現的不規范現象說明過程公平做的還很不夠。推行過程公平有利于糾正或減緩國有企業改制過程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以及改制過程中發生的內外勾結、隱匿轉移、侵占私吞國有資產的違紀違法行為。但是也應該注意到，如果國資委放任以實現退出為目標的市場化定價，那么供大于求的市場因素很可能造成國有資本轉讓的市場價格遠低于其內在價值。因而，在當前國有資本退出的市場環境中，推行市場化定價的實質是在過程公平的名義下，將原來掠奪國有資產的違紀違法行為轉變成攫取國有資產的合法程序。
我們認為“冰棍原理”只能說明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而不能證明在當前條件下實行市場化定價的公平性。以交易的程序公正和過程公平保證交易價格的實質性公平需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
1. 交易發生在競爭性市場內。在充分競爭的資本市場中，市場價格就是對資產的內在價值的最好估計，買方的競爭保證市場價格至少是買方對資產價值的最大估計，從而實現資產的優化配置。因而在競爭性市場中的程序公正能保證實質性公正。但是當前國有資本退出市場的買方市場特征明顯。在這種市場條件下，如果國有資產的持有人為實現退出而推出競爭性的市場化定價，則定價基礎不再取決于交易雙方對國有資產盈利能力或內在價值的估計，而僅取決于買方（民營企業與外資）的資本實力及投資意愿。在這種條件下，由買方的資本實力和投資意愿決定的市場價格將遠低于資產的內在價值。
2. 交易主體具備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能力。當對方出價低于自己的保留價格（底價）時，交易者有能力行使終止交易的權利。由于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主體虛擬性，國有資本退出不滿足這個條件。所有者的虛擬性使國有資產的轉讓只能依賴人進行，而人目標的多重性使之在國資退出時很難與所有者的目標保持一致。所有者的虛擬性又使所有者無法有效地約束人行為以減少成本。在這種條件下，推行所謂過程公平的市場化定價，會使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中已經存在的委托問題由于以下原因在國資退出中表現得更加突出：（1）國有資產轉讓的人強調會計信息的無效性，極大地增強了委托人和人之間，以及各級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2）強調會計信息的無效性，將導致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指標無法成為國資轉讓過程中的考核指標，這一做法降低甚至取消了委托人對人的約束機制；（3）在缺乏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各級人與委托人之間的效用函數不一致問題更加突出；（4）委托人的虛擬性，使之無法覺察市場交易價格的不公平性，或者即使覺察也無能為力。過程公平保證實質公平的兩個條件，在國有經濟調整中一個也不能滿足，這使得以過程公平無法保證國有資產轉讓的實質性公平。因而，在競爭性國資退出市場建立之前，推行國資退出的市場化定價雖有過程公平之名，卻無公平之實。
綜上所述，國有資產按評估值定價存在嚴重的缺陷——資產的內在價值本質上是無法評估的。由會計的歷史成本計價原則導出的資產評估值往往使優質資產的內在價值高于其評估值，因而按評估值轉讓表面實現了國有資產保值，實際卻是國有資產流失；劣質資產的內在價值低于評估值，因而按評估值定價將無法實現轉讓，國有資產將在經營性虧損中流失。但是，放棄評估值定價的實質是在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沒有設定保留價格的條件下，放棄對人的約束，由此將造成更大規模的國有資產流失。這可能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在現階段沒有取消國有資產評估定價原則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快實現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當務之急是建立競爭性的國有資本退出市場。
三、非流通股定價與證券市場計劃經濟監管的關系
我們知道非流通股按凈資產定價只是迫于國有企業改制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形勢的次優選擇。如果監管當局能夠放松對證券市場的管制，允許非流通股拆細出售，那么一般中小投資者就可以受讓非流通股權，從而有利于形成競爭性的股權市場。從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來說，政府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國際上最為通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方式——國有股份發行（share issue privatization, sip）無法在國內的國有經濟調整中運用，因而，國有資本退出只能采取協議轉讓的方式。由于中小投資者無力整體受讓國有企業產權，而且非上市股權投資機構（如私人股權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沒有合法便利的籌資渠道去募集股權資本，所以我國的國有資本退出市場形成了這樣一種狀況：資金的主要提供者——社會公眾投資者被排除在市場之外，參與國有企業重組的投資者只有民營資本和外資，而他們在總體上又不具備承接國資退出的實力和愿望。這使得國有資本退出難成為必然，國有資本也就無法按內在價值轉讓了。因而，要使非流通股能夠按照內在價值進行交易就必須放松對股票市場的發行管制，建立多層次股票市場，以期建立競爭性股權交易市場。
主要參考文獻
［1］ 約翰·內利斯. 轉軌國家如何進行國企改革［j］. 世界銀行轉軌通訊，2002，(1):48-63.
［2］ 王曙光.中國經濟轉軌中的金融自由化［j］. 經濟科學，2003，(5): 69-78.
關鍵詞:公用事業改革市場化民營化
公用事業改革問題在近兩年多來討論的很多,有研究者認為民營化是公用事業變革的世界潮流,中國也應當走這條路。筆者不能茍同。
公用事業改革的市場化依據
傳統理論認為類似公用事業等自然壟斷領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過市場經營的。這些領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邊際消費成本為零的特點。非排斥性是指面對同一消費品,一個人的享受不會影響也無法排斥另一個人享受;邊際消費成本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內,增加一定數量的消費者享受公共產品的益處無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產品無法通過等價交換機制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聯系;邊際消費成本為零則使得,如果對公共品采取市場方式進行供應,就會限制產品效益的最大發揮,背離經濟原則。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場之所以無法發揮作用,只是因為產權無法界定或界定成本過高,凡是無法明確界定產權的領域都是無法或不宜引入市場機制的。市場機制的根本要求是等價交換,交換的內容是產權,交換價格是人們對權力的評價,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權力的最佳利用。因此,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沒有產權界定就無法進行交換。自然壟斷性產品之所以無法通過市場進行配置,是因為產權不明或產權不能確定使得價格機制失去了對交易產品進行合理定價的作用,無法實現對等的權利交換。事實上這些行業并非完全無法界定產權,有的是可以界定產權的,問題是產權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結果無論從社會還是從個人來看都不經濟。一般說的市場失靈,與其說是市場缺陷還不如說是市場運行條件不成熟。也就是說,只要能創作出界定產權的經濟辦法,從理論上講所有事項都可以交給市場去完成。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和組織機構的變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壟斷的程度和范圍,另一方面創造了新的競爭領域,如路網的建造維護和運輸服務的提供、電網建設和電力的生產、通信網的建設運營與信息服務提供商的服務等均可以分開進行,使這些以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經濟活動,具有了競爭的性質和特點,為多元化的企業進入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同時,技術的發展也使原來的一些公共物品越來越多地成為準公共物品,可以通過“產權界定”和價格機制來實現其消費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費者的“搭便車”現象。例如通訊技術的進步,使電視收視付費成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責任者與生產者的分離,即政府有責任組織相關設施的生產,但不一定親自建設和運營,可以交由市場完成。與此同時,技術發展也使公共物品的產權實施成本降低。所以,許多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具有了某種程度市場競爭的條件,且現有營運及管理模式日漸無法滿足新的社會需求,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場化與民營化的區別
“化”是指一種發展趨勢,一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民營化應當可以理解為在某個領域民營資本逐步進入并最終成為主體或占據支配地位。民營化的支持者認為,民營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場競爭,提高公用事業領域經營效率。筆者認為,放開大門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公用事業領域從事經營和民營化是有根本區別的,公用事業改革的實質是市場化而非民營化。造成誤區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對市場化的認識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確實是懂市場化,但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有意對市場化進行曲解。曲解跟誤解是不一樣的。
毫無疑問,民營資本參與公用事業建設會發揮積極的作用,一則大量民營資本的進入將會解決資金不足、產品或服務短缺問題。二則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產權主體或競爭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該領域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提高效率,改進產品和服務質量。然而,民營資本進入雖有助于市場化形成,但決不是唯一的路徑。
首先,市場化就是按照市場規則去運行,不排除任何國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營或外資的成分,但是必須要有一個原則: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資人或者是運營者,或者是消費者的責權和義務的關系,只要把權力和義務劃分清楚就是市場化。市場化一定要轉變原來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有些人比成父子關系,就是沒有一個清楚的責任和權力,只要把父子關系改變成合同關系,實際上就是市場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學者主張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公用事業的模式,在我國實行公用事業民營化。但他們忽略了西方國家公用事業領域實行私有化或民營化是在國有資本占有相當比重的前提下進行的。事實上,時至今日那些國家公用事業領域國有資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現在我們的開放程度超過了美國、德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再次,目前公用事業經營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襲了舊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經營的模式,政企不分,沒有進行真正意義的企業化經營,而不是國有資本太多,也不意味著國有企業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實表明,國有企業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機制轉變,也將成為充滿活力、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改革提升其競爭力,在公用事業領域應當也能做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問題,不在于有多少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或民營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業真正建立了符合現代企業標準的權力制衡制度。
民營化的消極影響
民營化期望通過促進個人利益最大化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并非十分可靠。因為公用事業本身的自然壟斷性,民營化往往只能改動“經營”而無法改變“壟斷”這種經營方式——民營化的結果只是將壟斷權由政府交給私人組織。如果缺乏健全的監管體制,民營經濟控制公共事業就極有可能造成對公共利益的危害。這種危害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爭奪政府授予特許權和簽訂承包合同階段的腐敗問題;二是合同簽訂之后公共服務生產過程中的數量短缺、質量低劣和價格不公平問題;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務義務,或者提供歧視。由于諸如自來水、電力等公用事業產品的需求彈性很小,經營者完全可能通過任意提高價格以獲取壟斷利潤。一旦政府介入實行價格監管,有可能造成企業因不能滿足其利潤目標而選擇放棄或提供低質量的產品和服務。
通過分析,筆者認為不能過分相信政府對私人企業進行監管、引導的能力和有效性,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業對政府調控做出反應的積極性以及反應能力。一個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東區海底隧道(東隧)不顧香港特區政府和市民的強烈反對,堅持自五月份開始對公路隧道收費大幅加價超過六成,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對香港過海隧道車流量將會更加分布不均的擔憂,以及公用事業民營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脹,許多城市近年來相繼有大量公用事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所謂“民營化”模式進行運營。如采用BOT方式建設的深圳梧桐山隧道,專營商對隧道的高額收費早已成為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經營權,但是專營商卻拋出高價令政府難以接受,在多年談判未果的情況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興建梧桐山新隧道解決交通瓶頸,但卻很可能面臨新舊隧道車流量不均、資源浪費的新問題。
關鍵詞：公用事業改革市場化民營化
公用事業改革問題在近兩年多來討論的很多，有研究者認為民營化是公用事業變革的世界潮流，中國也應當走這條路。筆者不能茍同。
公用事業改革的市場化依據
傳統理論認為類似公用事業等自然壟斷領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過市場經營的。這些領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邊際消費成本為零的特點。非排斥性是指面對同一消費品，一個人的享受不會影響也無法排斥另一個人享受；邊際消費成本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內，增加一定數量的消費者享受公共產品的益處無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產品無法通過等價交換機制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聯系；邊際消費成本為零則使得，如果對公共品采取市場方式進行供應，就會限制產品效益的最大發揮，背離經濟原則。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場之所以無法發揮作用，只是因為產權無法界定或界定成本過高，凡是無法明確界定產權的領域都是無法或不宜引入市場機制的。市場機制的根本要求是等價交換，交換的內容是產權，交換價格是人們對權力的評價，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權力的最佳利用。因此，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沒有產權界定就無法進行交換。自然壟斷性產品之所以無法通過市場進行配置，是因為產權不明或產權不能確定使得價格機制失去了對交易產品進行合理定價的作用，無法實現對等的權利交換。事實上這些行業并非完全無法界定產權，有的是可以界定產權的，問題是產權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結果無論從社會還是從個人來看都不經濟。一般說的市場失靈，與其說是市場缺陷還不如說是市場運行條件不成熟。也就是說，只要能創作出界定產權的經濟辦法，從理論上講所有事項都可以交給市場去完成。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和組織機構的變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壟斷的程度和范圍，另一方面創造了新的競爭領域，如路網的建造維護和運輸服務的提供、電網建設和電力的生產、通信網的建設運營與信息服務提供商的服務等均可以分開進行，使這些以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經濟活動，具有了競爭的性質和特點，為多元化的企業進入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同時，技術的發展也使原來的一些公共物品越來越多地成為準公共物品，可以通過“產權界定”和價格機制來實現其消費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費者的“搭便車”現象。例如通訊技術的進步，使電視收視付費成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責任者與生產者的分離，即政府有責任組織相關設施的生產，但不一定親自建設和運營，可以交由市場完成。與此同時，技術發展也使公共物品的產權實施成本降低。所以，許多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具有了某種程度市場競爭的條件，且現有營運及管理模式日漸無法滿足新的社會需求，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場化與民營化的區別
“化”是指一種發展趨勢，一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民營化應當可以理解為在某個領域民營資本逐步進入并最終成為主體或占據支配地位。民營化的支持者認為，民營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場競爭，提高公用事業領域經營效率。筆者認為，放開大門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公用事業領域從事經營和民營化是有根本區別的，公用事業改革的實質是市場化而非民營化。造成誤區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對市場化的認識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確實是懂市場化，但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有意對市場化進行曲解。曲解跟誤解是不一樣的。
毫無疑問，民營資本參與公用事業建設會發揮積極的作用，一則大量民營資本的進入將會解決資金不足、產品或服務短缺問題。二則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產權主體或競爭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該領域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提高效率，改進產品和服務質量。然而，民營資本進入雖有助于市場化形成，但決不是唯一的路徑。
首先，市場化就是按照市場規則去運行，不排除任何國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營或外資的成分，但是必須要有一個原則：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資人或者是運營者，或者是消費者的責權和義務的關系，只要把權力和義務劃分清楚就是市場化。市場化一定要轉變原來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有些人比成父子關系，就是沒有一個清楚的責任和權力，只要把父子關系改變成合同關系，實際上就是市場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學者主張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公用事業的模式，在我國實行公用事業民營化。但他們忽略了西方國家公用事業領域實行私有化或民營化是在國有資本占有相當比重的前提下進行的。事實上，時至今日那些國家公用事業領域國有資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現在我們的開放程度超過了美國、德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再次，目前公用事業經營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襲了舊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經營的模式，政企不分，沒有進行真正意義的企業化經營，而不是國有資本太多，也不意味著國有企業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實表明，國有企業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機制轉變，也將成為充滿活力、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改革提升其競爭力，在公用事業領域應當也能做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問題，不在于有多少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或民營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業真正建立了符合現代企業標準的權力制衡制度。
民營化的消極影響
民營化期望通過促進個人利益最大化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并非十分可靠。因為公用事業本身的自然壟斷性，民營化往往只能改動“經營”而無法改變“壟斷”這種經營方式——民營化的結果只是將壟斷權由政府交給私人組織。如果缺乏健全的監管體制，民營經濟控制公共事業就極有可能造成對公共利益的危害。這種危害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爭奪政府授予特許權和簽訂承包合同階段的腐敗問題；二是合同簽訂之后公共服務生產過程中的數量短缺、質量低劣和價格不公平問題；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務義務，或者提供歧視。由于諸如自來水、電力等公用事業產品的需求彈性很小，經營者完全可能通過任意提高價格以獲取壟斷利潤。一旦政府介入實行價格監管，有可能造成企業因不能滿足其利潤目標而選擇放棄或提供低質量的產品和服務。
通過分析，筆者認為不能過分相信政府對私人企業進行監管、引導的能力和有效性，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業對政府調控做出反應的積極性以及反應能力。一個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東區海底隧道(東隧)不顧香港特區政府和市民的強烈反對，堅持自五月份開始對公路隧道收費大幅加價超過六成，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對香港過海隧道車流量將會更加分布不均的擔憂，以及公用事業民營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脹，許多城市近年來相繼有大量公用事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所謂“民營化”模式進行運營。如采用BOT方式建設的深圳梧桐山隧道，專營商對隧道的高額收費早已成為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經營權，但是專營商卻拋出高價令政府難以接受，在多年談判未果的情況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興建梧桐山新隧道解決交通瓶頸，但卻很可能面臨新舊隧道車流量不均、資源浪費的新問題。
敏感的經濟界人士嗅到了先機：文化產業將進入戰略性大發展、大繁榮的階段，或許在未來十年，它將取代房地產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
文化確實到了該大發展、大繁榮的時候了。五千年的文化傳承、十三億人民對文化的巨大需求，按理來說應該孕育出強盛的文化及其相關產業，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恰恰是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短板。
美國憑借其發達的文化產業，在價值觀傳播上形成了全球的文化霸主地位，我國文化產業不管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與美國都相距較遠。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發展文化產業潛力巨大，另一方面則說明了文化產業發展任重道遠，當前阻礙文化大發展的桎梏尚未掃除，文化大發展依然困難重重。
作為文化名城的北京，匯聚了國內最豐富的文化資源。早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就正式提出了大力發展文創產業的戰略，并率先出臺了一系列文創產業的扶持政策。
“十一五”期間，北京文創產業迅猛發展，增加值從2005年的674.1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697.7億元，現價增長152%，比全市GDP增幅高48.5個百分點，占全市GDP 比重達12%，成為服務業中的第三大支柱產業。
雖然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區，但北京文創產業的發展與其所擁有的豐厚文化資源相比，在產出規模、產出結構和產出質量等方面，難以令人滿意。尤其是結構上呈現的問題，著實令人深思。
我們通過對2009年、2010年北京規模以上文創產業收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北京文化創意產業九大領域中，最能體現創意性和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領域收入占比較小（前三項合計僅為16%左右），而且發展速度緩慢，遠落后于整體的平均增速，
2010年，北京文化藝術領域收入與2009年相比出現了負增長，增長率為-4.35%（其中國有增長率為-8.12%，民營為-5.2%），在九大領域中增速倒數第一；新聞出版領域增長率為10.26%，倒數第二；廣播影視領域增長率為12.16%，倒數第三。與整個文化產業超過20%的增長率相比，這三個行業增速緩慢。
與之相反，那些文化相關性較弱的領域，如軟件、網絡與計算機服務，廣告會展及其他輔助服務等領域，收入占比較大（三項合計將近70%），而且發展速度較快：2010年軟件、網絡與計算機服務行業增速為22.61%；廣告會展增速為24.91%；其他輔助服務更是達到了32.94%的高增長率。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文化性較強的行業，幾乎都為國有資本所壟斷。由于文化資源集中在國資手里，最終造成了國有、民營在這些領域發展緩慢的“雙輸”局面。而那些文化性較弱的行業，市場開放性較好，民營資本占據主導地位，這些行業出現各種經濟成分皆快速增長的態勢。
這樣的情況不得不引人深思。記者在對文化企業的走訪和調研中發現，在文化性強的行業，雖然民營企業在內容創意上占優勢，但由于文化、金融等資源占有方面的弱勢，長期處于比較艱難的發展狀態，最終導致內容產業青黃不接、精品缺位。
事實上，只有在那些文化性強的相關領域形成開放競爭的行業環境，內容創意產業才能得到大發展；只有這些文化性強的行業得到大發展，一個城市才能形成很強的文化輻射力和影響力――這是文化產業大發展的核心。
“創意在民間”。一位著名的文化專家指出，我國民間早就擁有讓文化軟實力走出去的潛質。中國文化大發展，關鍵在于如何使民間的力量能在一個開放包容的環境充分發揮自身的文化自覺與創新。
一個特殊行業和
一群另類商人
一部作品帶活了一座城市，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2009年末，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視劇《大秦帝國》播出后，《大秦帝國》同名小說出現熱銷；到古都西安旅游人數明顯增長，突破了5000萬人次，是歷年最高；隨著隨后幾部的創作緊鑼密鼓，“大秦系列產品”也呼之欲出，舞臺劇、遺址公園、影視基地、網絡游戲、連環畫叢書，由此延伸的秦文化全產業鏈將逐步形成。
在這些輝煌面前，很少有人知道，為了這部多達六冊的鴻篇巨制面世，作者孫皓輝前后花了16年時間；僅寫作就費時8年。他辭掉工作，隱居海南專事寫作，忍受孤獨、精神和經濟上的多重壓力，最終才有這部曠世奇作的問世。
“出精品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文化學者周宣臣對記者說，當前社會的浮夸之風無疑不利于需要沉心靜氣的文化創作。
2007年，廳堂版《牡丹亭》發起人王翔巧妙地借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東風，應時推出同樣青春風格的“廳堂版”《牡丹亭》。“600年糧倉與600年昆曲結合”的賣點以及對應現代人觀看習慣的縮減版，讓《牡丹亭》很快成為北京高檔文化演出的一個亮點，至今已經演出近500場。
從投資角度來看，這并不是一個理想的投資項目：巨額的租賃及修繕費，以及日常運營費，直到四年后的今天，也才基本做到現金流的平衡。要想收回當初的投資，還需要有一個更長的過程。
因為喜歡古文化，熱愛昆曲，漫長的投資回收期對王翔來說就不會顯得那么難捱了。在他看來，文化這個行業很特殊，當今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有一群喜歡文化的人，真正懂文化的人，帶著誠意去尋找過去的文脈和文化，并基于對當代生活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好傳承和發展。
北京天龍源文化投資公司董事長史晨源是一個文化人，原先經營著一個盈利能力不錯的溫泉度假村。賺錢后，他渴望實現自己的理想――打造一臺精品大型主題演出。與其他民營公司為租場地犯愁不同的是，他的 “圣水觀音”擁有自己的的演出場地――劇場就建在溫泉度假村內。
當演出與溫泉出現沖突時，史晨源最終選擇關閉了溫泉業務，專心做演出。并追加9000多萬人民幣的投資進行各種硬件改造，使得可以容納近三千人的演出場地盡善盡美。
即便演出場地不用花錢租，史晨源為硬件所投的9000多萬元完全收回投資，也得等到5年以后了。據記者了解，像天龍源這樣大投入的情況在演出行業只是少數，更多的公司還是采取租賃的形式減少投入規模。
“做文化并不暴利，它需要專業人士作專業的運營，投資回報期比較長。” 史晨源指出，在目前投機盛行的環境中，大資金很少愿意介入真正的文化項目。“但是沒有大的長期投入，想出大的品牌是很難的。”
我們再來看一個民營出版商的例子，以便進一步了解這個特殊的行業和這個行業里的特殊從業人群。
29歲就已經是一家大型國有出版社最年輕的副社長，張業宏如果不辭職創業，原可不必生活得這么辛苦。
2009年，他以10萬元起家成立蜜蜂出版，專做文化藝術類有收藏價值的圖書出版，從創意入手。18個月后的2011年6月，當初的10萬元已經能撬動3000萬碼洋，實現資產總額已經超過630萬，凈利潤中大多數來自于創意所得。如今蜜蜂出版每年出版圖書近200種，在專業圖書市場上已經相當于國內中小型出版社的規模了。
蜜蜂可以說是在出版資源處于國有壟斷下，民營資本頑強生長的一個最好樣本。
當前出版行業資源主要掌握在國有出版社手里，民營企業生存空間極為有限。整個產業鏈中，只有內容策劃環節主要以民營企業或專業機構為主，通過文化創意等方式向各大出版社提供內容服務，并收取固定的稿酬或按圖書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版稅。
目前民營出版產品主要集中在三大領域：教輔圖書、大眾出版和專業出版。雖然體量不大，掌握的資源也較少，但是他們滿懷活力和發展沖動，在一些最具價值的創意領域顯示了很強的生命力，日積月累便也形成了獨有的高文化積累。
由于民營出版公司掌握了最有價值的創意環節，一批民營書商正在崛起。在專業出版領域甚至還出現了“國退民進”的狀況：無論是企業個體還是產業總量，民營公司的實力都大于國有出版；近年來，大眾出版領域崛起一批1-5億元的民營公司，而國有單個大出版社單純大眾出版的實力很少有超過2億元的。
據一家大眾類圖書經銷商反映，從供貨商數量來看，他們的業務中，國有出版與民營出版的比例是55:45；而從產品銷量來看，國有與民營之比可能是30：70，甚至20：80。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文化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產業，第一，做文化的人需要耐得住寂寞，創意從來不是流水線能夠打出來的，它需要資金的持續投入，更需要心靈的悉心釀造；第二，需要有大批喜歡文化的人長時間耕耘。創意的迸發需要長期的文化積累，沒有長時期的孕育，很難打造令人震撼的作品出現；第三，文化絕不是一個暴利的行業，它的投資回收期很長；第四，一個成功的文化產品能產生巨大的爆發式增長，不僅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也是人類精神的寶貴財富。
這幅圖景或許是中國文化產業的最真實處境：當創意人士坐在工作室里潛心創作的時候，門口徘徊著的是等待政績的官員或者著急獲取回報的投資家。
“文化這個行業呼喚那些有責任心、有追求的文化人，這樣的文化人潛心創作才能出精品。”文化學者周宣臣稱，無論是政府還是投資人，都需要認清這個行業的本質。
戴著鐐銬跳舞
因資金鏈斷裂，號稱中國最大的民營連鎖書店“光合作用”面臨倒閉。
這一消息在網上商城步步緊逼、實體書店節節敗退的大背景下并不顯得突兀；可是，當把這則消息和“全國上下文化大發展”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時，它又顯得頗為觸目驚心。
據說，在消息見報后，廈門政府專門成立了“光合作用企業重組協調小組”，多家企業家也有意向光合作用注資。但記者采訪的某專家表示，“光合作用”這樣的企業命運應該更多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夠像新華書店那樣一視同仁對待民營書店，不歧視，不袒護，維護好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民營書店自有它的前途。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北京的幾個文化性較強的行業中，混合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快，而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單純的所有制企業發展速度均較慢。2010年文化藝術行業中，混合經濟增長率為22.97%，同年國有和民營均為負增長，其中國有增長率為-8.12%，民營為-5.2%。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奇怪的現象呢？
上述專家指出，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目前文化資源過多集中在政府或國有資本手里，由于缺乏競爭機制，這些資源運營效率低下，有的資源甚至荒廢”。民營企業雖然有很強的發展沖動，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即便是那些被國有企業荒廢的資源，他們也很難夠著，只能望洋興嘆。
以2010年北京規模以上文創企業收入為例：在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這三類處于文化核心位置的行業，國有資本占比分別為81.5%、72.6%、70.1%；而同期民營分別只占4.9%、8.2%、3.5%！
“混合所有制企業則有效地實現了資源和效率的對接。因此，當民企和國企均出現負增長時，它們仍能保持較高的增速。”該專家表示，如果能逐步放開各種限制，取消橫亙在民營企業面前的森嚴壁壘，使這些資源得到有效對接，則一定能夠促進文化繁榮。
文化資源擁有的不對稱，使得民資在發展中遭遇許多尷尬。即便是在市場開放程度相對較高，民營與國有各領的的電視劇行業也是如此。
某電視制作公司老總告訴記者，“在政策限定和行業壁壘面前，民營企業發展，就像帶著鐐銬跳舞。”
雖然這幾年市場上最受追捧的電視劇80%為民營公司出品，在電視劇產業鏈中，最具話語權的不是上游的編劇或制作，而是下游的電視臺。“目前國內電視劇90%以上的收入都是通過向電視臺銷售來實現的。”電視臺都是國有的，電視劇發行價格主要取決于電視臺的購買和播出需求。因此，要想有好的發行，那些民營制作公司都必須與電視臺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反之則難以生存和發展。
一般來說，品牌電視制作公司為了加速公司資金周轉、緩解資金壓力，在電視劇攝制階段就通過協議的方式將未來電視劇的版權（主要是播映權）提前銷售給電視臺，一般在預售時可回籠50%的資金甚至更高。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除非制作公司和電視臺領導有著比較好的個人關系，或者把發行交給與電視臺有著很深人脈關系的發行公司做。
當然，有些制作公司也在走“聯合經營”的捷徑，與電視臺進行深度合作：讓電視臺從劇本策劃階段就開始介入，以前期投資或買斷的方式把控購劇前端。
“現在好的電視劇毛利率水平基本在30%左右。”他告訴記者，如果和電視臺關系不錯，能夠進入黃金時段播出，毛利水平會略高于平均水平，非黃金時段播出的一般電視劇則低很多，有的甚至不能盈利。
如影隨形的生存壓力使得民營制作公司不僅需要劇本上下功夫，還要在與電視臺搞好關系上下功夫。
“好關系和好劇本一樣重要。”
出版行業的壟斷顯然比電視劇行業又高出了許多。
國有出版社一般擁有較多的政策資源，除了擁有象征出版權的書號，還有稅收優惠，以及國家和地方的保護，如教材出版和租型，各種名目的政府出版，各地也將多銷版本書作為考核當地新華書店的重要指標。
據記者了解，目前國有出版社的利潤來源，總體可分為五大部分：一是各種教材，二是系統教輔，三是與民營公司合作出版，四是黨政用書與政府項目，五是自帶經費的出版，還有少量的自主策劃圖書。這些利潤來源中，很多利潤的獲得都與專有出版權和政策保護密切相關，其中教材與教輔利潤就占約70%-80%份額。
因為有政策保護和書號資源，國有出版社一旦成立，縱使經營再糟糕，也沒有一家倒閉或破產。除了政府給予的資源和項目，最差的出版社，只要有書號，他們也可以靠自助出書和買賣書號生存，生存狀態穩定而持久。
民營出版公司的狀態則是產業內，體制外。北京主流的民營出版公司，大多是從90年代開始從事出版，21世紀之后正式注冊的出版公司，也就是說，目前經營時間最長的民營出版企業，也才10余年。此外還有大量隨時進入隨時準備退出的小公司。
這些公司沒有出版權，也幾乎沒有什么政策資源，活躍的領域也多是市場競爭較為競爭的地方，比如市場化教輔和大眾出版領域，或者其他更具創新精神的領域。他們的利潤大部分通過市場競爭獲得的，市場化利潤約占民營書業利潤95%以上。據說即使是最優秀的民營企業，也只是三五年風水輪流轉，經營風險很大。
“由于政策壁壘的限制，同樣出版一本書，民營成本要比國有高很多。”張業宏表示，其實進入出版行業的民營公司都有意愿做好書，但殘酷的生存壓力逼得他們只能先找產品研發費低的作品維持生計。“即使他們想做高文化積累的項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化資源需要從政府和國企手里釋放出來。” 王翔告訴記者，《牡丹亭》的成功模式其實是可以復制的，這也是他們一直致力的事情。但由于符合他們定位的演出場所都在政府手里，跟政府談這樣的合作太難了。
文化繁榮呼喚“文化資本”
一個月前，宋莊“第七屆文化藝術節”盛大開幕。借著“文化改革”的東風，這個早已聲名遠播的文化產業集聚區有了更遠大的抱負。在畫家栗憲庭看來，宋莊也許將來會成功，但那并不會是屬于文化藝術的成功，只屬于地產的輝煌。
這個北京郊區普通的村莊因為藝術家們的聚集，變成了中國社會一個罕見的自發形成的當代藝術群落，并且為當地政府和農民都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
在栗憲庭看來，今天的宋莊已經不再是藝術的宋莊了，不管是眾多潦倒的畫家、村民還是政府，都更相信資本的力量。一個又一個大項目落戶，宋莊的土地飛速增值，使得他最初希望通過政府與在宋莊的基層組織合作，建立一個良性藝術產業環境的實驗最終灰飛煙滅。
“不關心藝術創作，心不在藝術上，必然不會成功。”政府要政績、村民要效益，當藝術遭遇生存，宋莊的藝術變得蒼白無力了。
這是文化與資本的急利性相遇的尷尬。
文化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投入，但這個資本必須有文化資本的屬性：它要懂得文化，起碼尊重文化，它不能急功近利，它追求的是合理的投資回報率，沒有暴利的奢望，甚而至于，它有一種期望文化精品出現的沖動⋯⋯
在當前“快速發展、快速掙錢”的大環境下，要找這樣的資本與文化對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涌入文化領域的投資大軍，投機者眾，沉下心做事者寡。” 北京龍鳳之邦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小童認為，當前很多打著文化旗號落地的項目，其實并不是文化項目；而真正的文化項目，資本鮮有問津。
馬小童告訴記者，幾年前她從事一個跨文化的培訓項目，面臨資金瓶頸，四處找錢，幾乎每見一個人都要解釋自己公司所作的事，就是為走進中國的外企員工進行中國文化的普及與培訓，讓他們準確地理解中華文化，以便更好地適應和融入當地的工作和生活。
很多投資人初聽都表現出濃厚興趣，但進一步了解后發現，每次培訓課只能收幾十美元之后，都笑著搖頭走了。
“都認為這是個好事，但誰會為掙這種辛苦小錢投資呢？”
文化這個行當，沒錢做不了，有錢沒文化也做不了；一般來說，這個行業不是一個暴利行業，而且往往需要一個長期投入才能獲取回報。目前國內的資本均較為投機，他們往往需要短期內獲得豐厚回報，這使得文化與資本的對接出現比較大的障礙。
缺乏“文化資本”，文化產業大發展就有些遙不可及了。
顯然，如何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投資領域，成為真正的“文化資本”，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政府在文化管理上恐怕需要具有更為開放和包容的胸懷，讓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在獲取文化資源上處于比較公平的地位，以便于營造一種更加寬松的文化發展環境，讓民營資本對文化產業有穩定的政策預期，這樣社會資本才會放心進來。
其次，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購買者和提供者，需要向民營文化企業釋放市場，讓民營企業有更多從事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創作的機會。
“市場供給往往比資本供給更有效。” 張業宏告訴記者，他們公司正在做一個文化主題的動漫制作項目，“這個項目已經列為文化部的項目，但卻是以國有出版社的名義接的，雖然我們能干，但沒有資格。”
“政府有必要制定文化的精品戰略。”周宣臣指出，社會是浮躁的，資本也是浮躁的，但政府不能浮躁。政府擬應做一些引導，采取一些政策支持措施，鼓勵那些真正潛心于精品文化藝術創作的項目。
此外，針對文化與資本對接的障礙，政府需要創新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方式，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文化領域。
記者了解到，文化企業大多是輕資產公司，一般沒有固定資產抵押，這使得他們在獲取銀行貸款時遭遇種種困難。雖然目前已有銀行推出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或版權質押貸款，但真正通過銀行評審的企業鳳毛麟角。由于第三方獨立的評估機構的大量缺位，使得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通道不通暢，銀行在執行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不得不需要企業提供反擔保，而這種現狀在短期之內很難解決。
“比較有效的做法是成立文化企業貸款擔保的風險補償金。”某商業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門的老總表示，銀行資金比較適合文化企業對資金的要求，關鍵是如何降低銀行對文化企業的信貸風險。政府成立風險補償金，可幫助擔保公司和銀行適當降低擔保條件，讓信貸資金以市場化的手段向更多文化企業項目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