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1 10:06:4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勞動力流動的形式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文/王東
酗酒、愛吃甜食、缺乏鍛煉是肝臟發生脂肪沉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脂肪肝發生的主要原因。
的確，輕度脂肪肝一般沒有什么不適的癥狀，以至于讓不少人忽視。但如果脂肪肝發展到了中度或重度，就會出現肝區腫大、疼痛、肝功能異常及肝纖維化等癥狀，同時患者身體的抵抗力也不如正常人，容易患上多種疾病。
想不得脂肪肝的話，就要做到以下8點：①控制飲酒，如果要喝，最好選擇紅酒；②飽餐后別馬上喝茶，以免抑制腸道蠕動和增加毒素對肝臟的損傷；③飲食定時定量，尤其控制晚餐別吃太多；④營養均衡，多吃蔬菜、水果、魚、禽、蛋、奶及豆制品，少吃肥肉和動物脂肪；⑤多飲水，減少在外吃飯次數，盡量少吃自助餐；⑥堅持體育鍛煉，增加脂肪分解消耗；⑦保持大便通暢，保持合適體重；⑧如果血脂、血糖升高，要用藥物控制。
對于那些已經患上脂肪肝的人，生活方式則要改變一下：①戒酒戒煙，多飲水，忌食辛辣和刺激食物如辣椒、胡椒、咖喱等；②重視早餐，避免“早飯損失午飯補”，少食肉湯、雞湯等含氮類浸出物高的食物；③不要長時間坐或躺著看書、看電視；④堅持每天進行有氧健身運動，包括爬樓梯、散步、跑步和騎車。
老年人心房顫動須預防栓塞并發癥
文/王和平
心房顫動（房顫）是老年人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房顫時由于心房無收縮力，血流淤滯，易于發生心房內附壁血栓，導致體、肺循環栓塞，其中，以腦栓塞和肢體動脈栓塞為多見。其危險性甚大，嚴重者可危及生命。非瓣膜性心臟病（即，無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或關閉不全等瓣膜病變的心臟病，如心肌病、冠心病等）合并房顫，發生腦卒中的機會較無房顫者高出5～7倍。而老年人持續性房顫有較高的栓塞發生率。因此，有栓塞史、瓣膜病、高血壓、冠心病、左心房擴大等病史的老年人，發生栓塞的危險性更大，應及時到醫院就診，在醫生的指導下接受長期抗凝治療。對于房顫發作頻繁、心室率很快、藥物治療無效者，可行射頻消融術，此外，亦可施行房室結阻斷消融術，并同時安置按需或雙腔起搏器。
反流性食管炎的自我康復
文/伏新順
1.反流性食管炎病人的穿戴要以寬松舒適為原則，切忌穿緊身衣褲、扎緊腰帶等，以免增加腹內壓，加重胃食管反流。
2.少食多餐、低脂飲食，可減少進食后反流癥狀的頻率。對于肥胖病人而言，要注意減肥。因為過度肥胖者腹腔壓力增高，可促進胃液反流，特別是平臥位尤甚，故應積極減輕體重以改善反流癥狀。至于減肥方法，要以節食（特別是高脂肪、高糖飲食）、體育鍛煉和腹部按摩為主，切忌濫用減肥用的瀉藥。另外，要忌酒戒煙。由于煙草中的尼古丁和酒中的乙醇均能使食管下段括約肌松弛，可誘發或加重胃食管反流。
3.睡眠時可將頭側的床腳用木塊墊高15～20厘米，對減輕平臥反流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必要時睡前加服一片嗎叮啉以防治反流。胃食管反流之所以好發于平臥狀態，是因為：一是平臥時的反流是水平運動，比坐立位自下而上的垂直運動要容易得多；二是當人們處于睡眠狀態時，胃上下口的兩道門括約肌處于松弛狀態，抑制胃食管反流的作用減弱。另外，要改變不良睡姿。有人睡眠時喜歡將兩上臂上舉或枕于頭下，這樣可引起膈肌抬高，胃內壓力隨之增加，易使胃液逆流而上。
【關鍵詞】有限理性 勞動力流動 幸福效用最大化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大國，尤其是現在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我國失業問題嚴重，研究勞動力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我國具有積極的意義。國內外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發現現有理論并不能有效解釋當前我國存在的一些勞動力流動問題，勞動力流動的理論與現實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勞動力流動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有效解決了現有理論的不足，并結合國家的就業政策和指導方針提出相關建議，為大中小企業、城市建設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一、勞動力流動異象分析
目前，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理論都是基于合理的勞動力流動研究。但是，在我國存在著一些與合理流動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動，他們與理論中所闡述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離的，我們將其稱為“勞動力流動的異象”。“勞動力流動的異象”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在預期不合理的情況下，預期凈收益現值小于零即實際是凈收益現值大于零。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判斷預期凈收益現值會小于零，所以勞動力會選擇不流動，這種情況在中國農村比比皆是。近年來，政府通過多種形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再就業。但是，部分農民在決定是否向城市遷移時，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對遷移是否有利的判斷錯誤，做出不愿意遷移的決策。這與發展經濟學提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會向城市轉移是相悖的。
第二，預期不合理的情況下預期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即實際是凈收益現值小于零。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判斷凈收益現值會大于零，勞動力選擇流動，也就是“盲流”。20世紀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農村人口因貧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選擇以流浪乞討為生。勞動力流動在完全理性的假設前提下，做出的決策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因此現有理論暗含的含義是實際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動”這一現象。
第三，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動，在發現自身決策出現失誤以后，選擇及時糾正失誤，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說的“在短時間內迅速從一個地方流走又流回”。媒體報道，一年以后，“逃離北上廣深”的浪潮還未散去，大學畢業生“重返北上廣深”的話題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議。目前相關學者的理論都隱含著一個條件就是，當勞動者預期經濟地位能夠改善就會選擇流動，并且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內，這種流動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大學畢業生短時間內的“逃離”又“返回”與實際存在矛盾。
我國存在的勞動力流動現象與傳統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應的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的政策缺乏理論依據，同時勞動者也無法清楚地了解如何盡量正確的規避不合理流動，會造成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異象長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制定新的勞動力流動模型，解決當前理論與實際相悖理的現象勢在必行。
二、勞動力流動模型的修正
西方經濟學假設的理性人，就是能夠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資源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個人、企業、社會團體和政府機構。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來，這種理性的定義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備選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勞動者在判定凈收益現值時存在“預期幻覺”。由于“預期幻覺”的存在，勞動者在決策是否流動時出現差錯是難免的。在相關研究學者的基礎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慮，我們可以把勞動力流動模型的關于勞動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設更改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內容保持不變。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預期分為合理預期和非合理預期。當預期合理時，如果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勞動者選擇流動來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此時的勞動力流動為“合理的勞動力流動”。當預期不合理時判斷凈收益現值小于零，勞動力選擇不流動，即 “異象一”。當預期不合理時判斷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勞動力選擇流動，這種流動是“不合理流動”，即 “異象二”，現實生活中勞動者的“盲流”情況。由于“盲目性流動”勞動者的預期與實際不符，勞動者選擇是否回歸。對于一部分勞動者來說，再次遷移的經濟成本和心理成本過大，選擇不回歸。對于另一部分勞動者來說，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崗位工作效用更大，選擇回歸，他們在短時間內“流走”又“返回”，也就是“異象三”。決定勞動力流動是否合理的關鍵因素是預期是否合理，而預期是否合理主要與人的有限理性有關。因此，規避勞動力的非合理流動，主要從影響預期合理的因素出發。
三、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合理的勞動力流動不僅可以改善勞動者本人的經濟地位，還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筆者認為在制定相應的政策時主要從避免不合理勞動力流動和促進合理的勞動力流動兩個方面出發，本模型隱含的政策建議為以下幾點：第一，建立系統的勞動力供求信息機制。第二，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
參考文獻
[1]威廉·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145-149.
[2]費景漢，拉尼斯.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M].耶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出版，1964:43-52.
[3]Harris J R，Todaro M.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01):126-142.
[4]熊軍紅.勞動力流動模型的演化[J].天中學刊，2008(08):38-41.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生存分析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來，我國在經濟轉軌時期產生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現象受到社會各界與學者的長期關注。2009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2978億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已占到60%以上，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作為上世紀80年代誕生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對于生活的追求與其父母輩間存在差異與聯系，為此，中央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進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響其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關鍵因素？不同性別與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對其進城遷移決策有何影響差異？從實證研究的視角，上述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廣泛一致認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這些問題對于找到促進新生代農民市民化的路徑與政策有著積極作用。本文就以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省為例，基于詳實的問卷調查與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主要影響因素，這對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合理流動，分類有序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2 文獻回顧
勞動力遷移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長期受到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及政治學學者的長期關注[1]，但經濟學家的貢獻尤為突出。西方學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論，一是以劉易斯[2]、托達羅[3～5]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論（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們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勞動力遷移的決定因素，提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農業與工業部門邊際生產力差異等影響了勞動力流動。二是被稱為基于歷史—結構方法的移民理論（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經濟發達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6～7]、雙重勞動力市場等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結構性因素[8～9]。三是新勞動力遷移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將分析單元從個體擴展到家庭層面，強調了相對貧困感、分散家庭風險等是勞動力流動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10～12]。上述經典理論為我們研究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理論與方法。
關于我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我國學者從理論與經驗兩個角度研究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總體特征、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宏觀與微觀因素等，從而揭示了中國特定背景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系列特征。蔡昉對我國二元經濟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進行了系統研究[13]，并指出相對貧困感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4]。李強應用“推拉”模型研究發現，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是戶籍制度[15]。李實通過建立勞動力流動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場主導部門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落差所引起的勞動力遷移[16]。朱農在湖北省抽樣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應用非參數模型和半參數模型研究了婚姻與勞動力流動的互動關系，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對流動的影響[17]。王莉運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訓情況等因素與農村勞動力流動間的關系，發現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參加培訓及社會關系網絡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顯著性因素[18]。還有學者關注到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所引起的農村社會分層現象[19]。
在諸多經驗研究中，除對預期收入差距、相對貧困度、年齡、婚姻、社會網絡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外，關于性別、人力資本、家庭撫養人口、土地面積等的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運用不同地區、更有代表性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目前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學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成長經歷、個人訴求、文化素質、社會心態、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邏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21]。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動機從解決生存問題向追求生活轉變[22]，那么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有何差異？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實證研究中尚未達成一致結論的影響因素著手，從人口特征、人力資本、家庭經濟特征及社會地位等維度選取了7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運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討各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的影響機理，進而提出其政策啟示。
3 數據來源、研究方法與數據分析
3.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對四川省農村勞動力遷移與就業的問卷調查，四川省是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其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具有代表性。本次調查采用分層配額抽樣方法，共調查了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農村勞動力350個，歷時三個月（2010年10～12月），樣本具體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區、地（市）縣級郊區（樂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農村地區。最后回收有效樣本318個，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個，女性156個。25歲以上的有113人，20～25歲的有166人，20歲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關注事件在什么時間發生的一種事件數據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壞，但在生存分析中我們統稱事件的發生為“failure”，所以“failure”發生之前的時間就是所謂“生存時間”。生存分析法在醫學、生物學、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等學科中應用廣泛，它是一種既考慮結果又考慮隨訪時間的處理生存數據的方法。生存數據包含生存時間、觀測結果以及相關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調查時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為觀測時間，在觀測時間內調查樣本是否發生遷移（這里的“遷移”定義為進城務工）是本文所關注的事件，勞動力離開學校和農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時的年齡即為生存時間。在觀測時間內，進城務工事件發生“failure”值為1，若沒有發生其值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種分析方法，即非參數分析法、半參數分析法和參數分析法。非參數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積限法；半參數分析法有Cox比例風險模型等；參數分析法有Weibull回歸、指數回歸、對數正態模型等。非參數分析法沒有外生變量，從本研究中來看即只與非遷移時間長度相關；半參數分析法部分與外生變量相關，但不依賴于特定的分布假設；參數分析法則會依賴于特定分布的假設。本文運用3種方法分別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1）非參數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狀況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數表示，如圖1～圖6所示，橫軸為樣本年齡，縱軸為新生代非流動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圖1可知，15～25歲之間新生代農村勞動力非流動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自15歲開始（義務教育剛結束后）即大量發生流動，說明被調查者幾乎全部進城務工。
圖2為分性別的勞動力存活函數分布。反映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女性在流動時間上雖然較男性稍遲一些，但兩者間差別不大。
圖3顯示了技能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本研究中將技能劃分為無技術或低技術、中級技術、高級技術、基層管理和中層管理五類來分別觀測，從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數曲線。由圖3可知，具有技術的農民工更容易流動，同樣時間下，具有高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更強，而管理類的流動發生時間較技術類更遲些。
圖4和圖5分別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農民工流動情況相近，“高中及以上”類別由于受教育年限較長，所以流動發生時間相應延后。從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流動的影響來看，認為土地收入對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也會越遲選擇流動。圖6表示健康狀況對流動的影響。本次調查采用健康評價中廣泛應用的健康自評法得到健康狀況評價，分析結果表明：認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趨勢最為緩慢。
從非參數分析結果可以直觀地看出單個因素對新生代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趨勢。在非參數分析法中，勞動力遷移的風險函數只與時間相關，而實際生活中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往往是多種因素影響遷移發生。為更好地了解多個變量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下面采取半參數分析法，對其影響因素的作用進行量化分析。
（2）半參數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為：λ（t）=λ0（t）exp（X′β）。X為外生變量，λ0（t）為所有外生變量X均為0時的基準風險函數。運用Stata10.0軟件得到Cox風險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結果顯示：①在95%置信區間下，性別、健康和家庭供養人口數的P>|Z|值均大于0.05，即對流動沒有顯著性影響。②由于調查設計中“土地重要性”選項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處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對流動起正向作用（Z值為正）的實際意義是相反的，即認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發生流動的趨勢也越緩，這與非參數法存活函數分析結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對流動呈負向影響，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學習時間越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延后的事實。④再分性別來看，除“教育”外，其他幾個影響因素則體現了性別差異。“技能”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作用（其P>|Z|值為0.016，小于0.05），但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影響不顯著（P>|Z|值為0.619）。“土地收入對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養人口數”對女性流動的影響強于男性。⑤“所處社會地位”越低，則越可能發生流動。
為進一步驗證半參數分析結果，本文運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參數分析，以求得到更為精確的結果。
（3）參數分析
經Weibull分布擬合驗證，圖形基本呈直線狀，即樣本數據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選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狀參數，當σ>1時，風險率隨時間遞增；σ
表2給出了參數分析Weibull回歸對流動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同半參數分析原理類似，通過P>|Z|值來判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否顯著。從表2可以得到與半參數分析相同的結果是：“技能”對男性流動影響顯著，而對女性流動作用不明顯。“供養人數”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對女性流動呈現出比男性更為顯著的影響。與半參數法分析結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顯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數”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均有顯著影響。
一般來說，對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數據，利用參數法的分析結果比非參數法或半參數法的結果更精確。
通過上述變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口數”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遷移影響較男性更強；“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遷移影響顯著，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性別、健康狀況與社會地位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沒有顯著影響。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高發年齡段為義務教育剛結束后（15歲開始），在流動時間上基本上沒有性別差異。這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普遍畢業即主動流向城市尋求發展機會的現實特征是一致的。同時，與第一代農民工女性較男性流動性差，女性更多選擇留在家鄉照顧家庭或務農的群體特征有顯著區別。所以，進城務工已成為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共同的選擇。
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發生流動，反映了人力資本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就業的促進作用；“技能”因素對女性流動沒有顯著作用的原因，可能與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所從事行業主要集中于普遍沒有技能分級或要求的餐飲服務、美容美發、零售等服務業有關。以往也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對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影響，但對女性影響不顯著[24]。說明人力資本對勞動力流動影響的強度有一定性別差異。
一般來說，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農民工留在農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養人口數越多，則進城務工的動機越強。同時，這兩個因素對女性流動性的影響要強于男性。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觀流動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學者指出：村莊農業、非農業發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顯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幾點政策啟示：
第一，應積極倡導契約精神，培育新生代農民工正確的擇業觀。
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一個開放的社會具有遠遠高于其父母輩的認同感，外部環境諸因素對其個體和群體價值觀乃至流動去向將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穩定有賴于我國社會環境中構建起利于其穩定的新的價值觀與擇業觀，那種讓無形的市場調節手段去驅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純自由主義的做法應當有所節制，建議在全社會倡導契約精神，倡導對職業的忠誠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職業技能培訓結構，并健全中小企業技術職稱評定制度，從而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空間的拓展與提升。
應改善我國教育體制中現行不合理的培養結構，加大職業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資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廣東等，大幅度提升職業教育受眾面的廣度與深度，有針對性地開辦機械、電氣、電子、土木工程等基礎產業中各短缺工種的短期技能培訓；加大在中小企業中專業技術崗位上崗資格證制度與技術職稱評定制度的實施推進，是穩定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農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農民，從而提高農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適宜于當地農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勞動力外出務工而導致承包地撂荒的現象，努力提高農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與收益，鼓勵有志于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的新生代農民能立足于本鄉本土，以利于當前農村人力資源的改善和農業、農村的穩定。
第四，健全勞動者社會保護政策，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條件。
完善勞動者勞動條件、工資待遇及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勞動條件與勞動保護的法律約束，提高執行的監管力度，使我國農民工整體工作環境有明顯提升，從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身體健康狀況。
參考文獻：
[1]Alexandure Abreu.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Beware of Neoclassicals Bearing Gifts[J].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2012，41（70）：46-67.
[2]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139-191.
[3]Todaro M.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4]Harris J，Todaro M.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1）：126-142.
[5]Todaro M.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76.
[6]Castles S，Kosack G.The Function of Labour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apitalism[J].New Left Review，1973，73（1），3-21.
[7]Nikolinakos M.Not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Migration in Late Capitalism[J].Race and Class，1975，17（1）：5-17.
[8]Piore M.Birds of Passage：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9]Berger S，Piore M.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0]Stark O.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LDCs：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4，32（3）：475-486.
[11]Stark O，Taylor J.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1（408）：1163-1178.
[12]Katz E，Stark O.Labor Migration and Risk Avers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6，4（1）：134-149.
[13]蔡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14]蔡昉，都陽.遷移的雙重動因及其政策含義——檢驗相對貧困假說[J].中國人口科學，2002，（4）：1-7.
[15]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125-136.
[16]李實.中國經濟轉軌中勞動力流動模型[J].經濟研究，1997，（1）：23-30.
[17]朱農.人口流動與婚姻的歷史關系回顧——兼談生命史數據處理[J].中國人口科學，1991，（3）：51-56.
[18]王莉.基于logistic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分析[J].商業時代，2005，（20）：4-5.
[19]侯麟科.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社會分層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0，1：41-49
[20]杜鑫.勞動力流動決策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述評[J].社會科學戰線，2008，4：70-77.
[21]符平，唐有財.倒“U”型軌跡與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流動—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史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09，12：12-20.
[22]羅霞，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外出動因與行動選擇[J].浙江社會科學，2003，1：111.
[23]陳家鼎.生存分析與可靠性[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摘要: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呈上升趨勢，促使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勞動力城鄉流動會影響農戶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繼而影響土地利用變化過程。為理解這一過程對于農地利用變化的影響，文章首先綜述了城鄉勞動力流動理論研究的歷史脈絡，并總結了國內外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進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學術問題，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勞動力流動-農戶土地利用決策模型，重視農戶尺度研究，注重區域差異。
關 鍵 詞:土地利用;城鄉勞動力流動;農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p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當前經濟轉型的時期，中國土地資源正經受著沉重的壓力。主要表現為糧食生產、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生態保護三者之間對土地需求的激烈沖突。這些沖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驅動力[1]。同時，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一樣[2-4]，中國正經歷著農業勞動力的快速轉移過程[5];且近年來，隨著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和政府對農民工流動政策的改變，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在不斷上升[6]，使得農業勞動力流動規模進一步擴大;另外，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低端勞動力正由相對過剩向相對短缺轉變[7]。雖然學術界對中國勞動力短缺機制的認識存在分歧[8-10]，但勞動力的短缺無疑會使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進一步上升。
作為農業的主要生產要素，大量勞動力的析出會直接造成農地利用的變化，例如勞動力的短缺造成某種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經濟優勢而退耕或轉為他用。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的上升，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也會間接影響農地利用，例如農戶或農場因此調整資金和勞動力的配置，使農地利用的集約度或生產率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通過改變土地生產率進而影響到糧食安全，也會通過退耕或集約度的升降影響到土地利用對于生態的壓力。
總之，有必要將勞動力流動與農地利用結合起來開展研究，以把握中國土地利用變化乃至人地關系的發展趨勢。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脈絡，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理論支持。為此，本文首先總結了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理論，旨在認識城鄉勞動力流動或農地利用變化的驅動機制;在此基礎上綜述勞動力流出對于農業發展和農地利用影響相關研究的進展。
1 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脈絡
1·1 早期勞動力流動的經驗假說英國統計學家Ravenstein被認為是最早比較系統地研究勞動力遷移現象的學者[11]，并提出了人口遷移法則[12-13]。他的人口遷移法則也可以解釋城鄉勞動力流動。如根據他的理論，農村男勞動力比女勞動力更容易流動。
后來，Lee在Ravenstein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人口空間流動的“推-拉理論”[14]。雖然Lee的理論是基于區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釋城鄉勞動力流動。根據Lee的理論，城鄉勞動力流動受兩種不同力的影響，一是促進勞動力流動的力即推力，另一個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力即阻力。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動過程中的障礙和個體特征。在以上四類影響因素的作用下，對城鄉勞動力流動行為的解釋為:①每一個既定區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較多，凈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間的條件差別不大，農業勞動力流動率低;②特定地區勞動力流動數量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對人口需求的行業有關，后者決定能否克服流動過程中的困難;③勞動力流動過程具有人口選擇特性，一般來說高素質和年輕勞動力更容易流動。Lee的理論和假設直觀、簡單，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經驗觀察基礎上，缺乏科學推斷和假設檢驗，且在政策應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勞動力流動理論
從時間上看，上述勞動力流動理論的提出是在二戰以前。二戰以后的勞動力流動理論，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勞動力理論得到快速發展。勞動力流動理論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則，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最為著名，代表性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有劉易斯的城鄉勞動力流動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模型[16]。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維持生計部門(主要指傳統農業部門)，另一個是現代資本主義部門(主要指城市工業部門)，兩個部門之間存在收入差別;且在維持生計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過剩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唯一推動力。資本主義部門將剩余用于投資，并且以固定工資吸引維持生計部門的勞動力，隨著投資的增加，維持生計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向資本主義部門，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為止。
劉易斯勞動力流動模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流動機制，是發展經濟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但是，該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①忽略了農業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到農業生產率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17];②不能解釋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勞動力失業時農村勞動力仍向城市流動的現象[15];③沒有考慮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就業競爭和農村勞動力構成的影響;④認為資本積累是城市和工業擴張的唯一動力，忽略技術進步的作用;⑤認為人口增長落后于資本積累，不應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
針對上述缺陷，Ranis和Fei對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進和完善[18]。他們在接受勞動力無限供給假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農業生產率和人口增長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認為只有在農業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力轉移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才可能進入劉易斯模型的第二階段。他們提出了勞動力轉移的三個階段，一是劉易斯模型中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無限供給、工資率固定不變階段;二是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正，劉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資率開始提升的階段，即出現“第一轉折點”;三是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工資率相當的階段，農業和工業開始競爭勞動力的階段，即出現“第二轉折點”。修正后的模型被稱為Lewis-Ranis-Fei二元經濟模型，簡稱LRF模型。
LRF模型雖然考慮了劉易斯所忽略的技術進步、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等因素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但也存在不完善之處。主要表現為:仍假設城市工業部門不存在失業問題，這與現實不相符;農業工資是常數的假設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農業工資變動的情況[19];認為城市工資水平由農業勞動力收入水平決定，現實情況卻表明發展中國家城市工資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個二元經濟模型[22]，同樣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分為現代部門和農業部門。與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棄了勞動力無限供給和農業、工業工資不變的假設。其模型建立的假設條件為:①農業沒有資本積累，土地數量不變，農業產值的增加依賴勞動力投入;②工業產值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函數;③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兩個部門的產出隨時間的推移而上升。根據Jorgenson模型，糧食供給超過人口增長時出現農業剩余，農業剩余是勞動力轉移的充分和必要條件。隨著農業剩余的增加，農業勞動力開始向工業部門轉移，促進工業發展。勞動力轉移的規模與農業剩余的多少有關。與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將人口因素內部化，重視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充分考慮了城鄉勞動力轉移的農業內部因素。
上述二元經濟模型認為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但是不能解釋在城市存在大量失業的前提下，農村勞動力仍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的現象。美國經濟學家Todaro放棄了二元模型的假設，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流動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的差異;流動過程存在兩個階段，而非一個階段，即技術素質較低的農村勞動力首先在“城市傳統”部門就業，然后再在現代經濟部門就業，并提出了依據這一判斷的勞動力流動模型[15]。該模型的主要觀點為:①城鄉預期收入差異是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動力，而不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城鄉預期收入取決于城鄉實際工資差別和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鄉預期收入差別越大，人口流動得就越多;在任一時期，遷入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成正比，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③流動人口在城市待得時間越長，他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大，預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釋了城鄉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失業現象，能較好地說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19]。
無論是二元經濟模型還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鄉和部門等宏觀視角去解釋勞動力流動機制，都假設流動者是理性的決策者，會依據城鄉的收入差(實際或預期)考慮是否流動。城鄉收入差導致勞動力流動的結論已被其他學者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也是宏觀層面解釋勞動力流動的主要依據。但是，忽略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其它關鍵的非經濟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齡、性別等個體差異[23]。
1·3 新經濟學勞動力流動理論
1980年代以來，很多學者開始質疑城鄉收入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唯一動力，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勞動力理論對農業生產的特殊性關注很少。如否定了勞動力流動是相關眾人決策的事實，沒有考慮家庭規模、人口構成、習俗、人際關系等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24-26];沒有考慮風險和其它限制因素(資本、保險、勞動力等市場的不完善)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27-28]。另外，農村勞動力外出行為不是隨機過程，外出人群與教育、家庭特征、經驗、年齡、性別等有關，用計量經濟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不能滿足計量經濟學的經典假設[23]。
可見，勞動力流動理論的基本假設和方法都需要進一步拓展。以Stark為代表的新經濟學勞動力流動理論(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試圖彌補上述缺陷[29]。
新經濟學勞動力理論認為勞動力流動是相關的眾人決策過程，而非個人決策，強調家庭是決策的主體，認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策過程。在新經濟學流動理論的框架下，學者就勞動力流動決策機制進行了一定的實證研究。
該理論主要觀點有:①認為農業勞動力外出是一種規避風險的行為。農業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農業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災害和較高的市場價格波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為規避風險，家庭會依據其成員的比較優勢，讓部分勞動力外出，盡可能地降低風險程度[30]。②該理論認為資金約束也是勞動力流動的動力之一。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和保險市場失靈，農民融資困難。因此，家庭派部分勞動力外出，外出收入或匯款可以彌補農業生產中的資金短缺問題。③“相對貧困”也是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設人們將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與周圍的人群進行比較，所處地位較好的人群會產生滿足感，所處地位不好的人會產生擺脫貧困的愿望，這種相對貧困會導致流動發生;而且，匯款在遷出地導致的物價上漲進而引起的相對貧困也能促進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為代表人物的人力資本流動理論強調了個體差異在勞動力流動中的決定作用[30， 33]。
該理論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人力資本的函數，受過教育、具有特殊專長和年輕的勞動力最早流動，勞動力素質不僅影響收入高低，也影響就業機會的大小。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持續的勞動力流動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擴大城鄉發展差距，導致進一步勞動力流動。⑤累計效應理論。該觀點將流動作為內生變量，考慮流動本身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累計效應理論由一系列流派或觀點構成，主要包括流動網絡理論、文化流動理論、社會標簽理論等[34]。
新經濟學勞動力理論將勞動力流動的解釋因素由經濟因素擴展到非經濟因素。更強調家庭內部成員的比較優勢和環境差異。該理論將研究內容進一步細化，更注重從農戶層面分析勞動力流動機制及其影響。但從農戶層面看，農戶差異的復雜性使得研究過程更復雜，導致研究結論的解釋存在空間范圍上的局限性。
2 勞動力流動的土地利用效應研究就農業勞動力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響而言，學者們更多地研究勞動力流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產生了大量的文獻[35-36]。直接研究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文獻相對比較少，且已有研究多側重解釋勞動力流動對遷出地農業發展的影響，土地利用被視為這種影響的表現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討論勞動力流動與農業之間的關系。
2·1 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影響的研究自馬爾薩斯開始，人口變化與農業增長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倍受關注的學術問題，也產生了一些解釋性假說。有影響的假說有:馬爾薩斯的土地面積持續擴張假說、Boserup的需求誘發型集約化假說、Geetz的集約度彈性假說、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說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說”直接針對勞動力持續流出的情況，認為當人口不再是農業的壓力或者競爭性行業吸收了大量農業勞動力的時候，勞動力價格上升，農業就會萎縮。土地利用上，表現為要么集約度下降即粗放化經營，要么面積收縮，即退出生產(邊際化)。
這里應該根據勞動力的供需分成兩種情況: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力外出對農業的影響不顯著;在勞動力有限供給時，勞動力流動就會對農業發展產生影響。
實證研究表明，即使在勞動力稀缺時，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也存在明顯差異[37]。總結已有研究，對這一問題大致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有促進作用[38-39]。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勞動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彌補農業發展的資金不足問題，有利于農業發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看勞動力流動對流出區的農業生產起促進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證實，匯款可以減輕農業生產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農業勞動力流動對農民選擇高產種子的影響，認為具有高收入的勞動力流動行為(如國際間流動)，能促使農民更好地利用農業先進技術[42];Grau等駁斥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對山區農業利用有負面效應的觀點，認為勞動力外出和山區可持續發展能相互促進[38]。另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農業有負面影響，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導致農村勞動力資源流失，影響農業生產，農村因依賴匯款而喪失糧食自給，勞動力流失影響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43-45]。
2·2 勞動力流動對土地利用的影響研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義，農民是理性的(舒爾茨)，且部分參與投入和產出市場
[46]。
也就是說隨著勞動力要素的變化，農民會改變其農業生產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來綜述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
從宏觀視角看，引入勞動力和糧食市場，農戶的生產決策就會獨立于消費決策，農戶對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的反應就可以預見[47]。如果用社會價格表示①，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的社會價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資本的社會價格相對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逐漸成為影響農戶決策行為的關鍵因素[46]。而勞動力流動也直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包括面積變化(或稱用途轉移)和集約度變化[48]。有關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宏觀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1)農戶將用資金替代勞動力，即土地利用的勞動力集約度下降;同時，以役畜為主的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漸被擯棄。應該說，現實中有很多案例支持這一推斷。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農村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業勞動投入和畜力投入減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馬拉維的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外流會使農民對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別是規模比較小的農戶[50-51];Clay等在盧旺達的研究發現，由于不斷增長的非農就業與作物生產的競爭，導致在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斷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濤等[55]在亞洲部分國家的實證研究也發現，隨勞動力外流，農戶的勞動投入在減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將資本投入分為增產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隨著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會快速增加。陳瑜琦等[56]通過分析1980—2006年間中國糧食作物的資本投入構成，發現省工性投入(機械)的比重明顯增加，而增產性資本投入(種子、化肥和農藥等)的比重在減小。
(2)勞動力外流會導致土地被撂荒，特別是那些低投入、低產出的農地將會首先被拋荒[57]。土地拋荒有兩種形式，一是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民放棄土地種植，即真正意義上的拋荒。有許多實證研究結果支持這一推斷。根據在歐洲[58]、地中海國家[59]、日本[60]、中國臺灣[61]等地區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外出會導致耕地撂荒。在中國很多研究結論也說明勞動力外出會導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種是勞動力外流致使土地復種指數下降，而引起的季節性拋荒。中國南方大范圍的雙季稻改單季稻[66]可視為這種拋荒。
從微觀視角(農戶尺度)看，流動勞動力及其對農地利用的影響具有農戶尺度上的個體差異。但基于微觀尺度的直接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只能通過對已有的研究進行推論，得出相關研究的結論。其中Low在非洲諸國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經濟學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南部非洲各國1970年代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停滯和衰退現象。
認為城市現代部門吸收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雖然Low的重點是解釋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的影響，但他的模型的一個直接推論就是農業勞動力的外流鼓勵了勞動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婦女、兒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勞動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農業生產，致使那些耗勞動力多、產出低且不穩定的土地(一般是偏遠的坡地)被粗放經營或拋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農戶并不是將全部土地撂荒，以婦女、兒童及老年人為主的多數農戶仍有一定的農業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就土地利用變化而言，需要關注的是留守勞動力是否從事農業生產?如果從事農業生產，對土地利用，特別是土地利用類型產生怎樣的影響?根據農業生產理論和農業家庭理論，當勞動力成為稀缺資源時，農戶會根據各種農作物的單位勞動產出最大化進行作物選擇[6]，繼而影響土地利用類型。但這個結論未得到其它實證研究的支持，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黃季琨、陳瑜琦、鄭有貴等在不同地區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農作物種植的影響，但都未進一步分析農戶是否根據勞動生產率進行作物選擇[67-69]。
(2)就中國當前的現實而言，Low對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關注。這是因為:首先， 1970年代，隨城市化、現代部門的快速發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國際援助和農業新技術應用的條件下，南部非洲各國的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出現停滯。當時，對農業停滯的一般解釋是政策、制度上對小農經濟的忽視。因此，政府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小農發展。但結果農業生產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產條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當時的情況與中國近年的發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國正經歷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大范圍的耕地撂荒[63]、復種指數下降[70]、農業種植結構轉變(農業種植結構轉變存在區域差異，在西北和東部發達地區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增加[6， 70]，在中部地區小麥播種面積增加[68])等現象。為確保糧食安全，中國政府也采取了許多和南非當時一樣的措施，如減免農業稅、施行農業補貼等。而政府旨在確保糧食安全的鼓勵農業發展政策是否會出現類似南非諸國的情況，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3 結論和討論
縱觀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發展歷程，研究視角由宏觀向微觀(城鄉-部門-群體-家庭)發展;流動動力由經濟決定因素擴展到非經濟因素;更強調個體和環境的差異性，甚至有學者主張應在真實的環境研究真實的人[71]。“二元經濟”模型及其經濟發展階段論觀點，有助于人們把握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總體趨勢;而新經濟理論則有助于理解勞動力流動的地理差異性;新家庭經濟學及其家庭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和家庭勞動力分工假說把城市現代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的發展聯系起來，有助于理解勞動力流動對于農業和農地利用的影響。
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的影響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國內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獲得系統性的結論。從宏觀層面看，有許多研究支持勞動力流動導致土地勞動力集約度下降、粗放化經營、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觀點，但宏觀研究往往忽略了農戶之間的差異和勞動力本身的素質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從農戶層面看，往往是機會成本高的勞動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變化，這種變化在區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觀層面的結論。但是，農戶尺度的研究因農戶之間及其內部差異的復雜性，使得勞動力對土地利用類型的影響還需進一步研究;同時，研究結論的解釋存在空間范圍上的局限性。因此，關于這一命題還需進一步研究。特別是當前中國土地需求沖突激烈，大量勞動力外出的情況下，更需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學術問題為:(1)需要加強從農戶層面對勞動力流動土地利用效應的實證研究，尤其要重視這種效應的區域差異性。即研究勞動力流動對糧食主產區農戶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的影響以及對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啟示;勞動力流動對生態脆弱區、山區的農戶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的影響，并分析這種影響對生態安全的政策啟示。
(2)在深入分析農戶對勞動力流動響應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勞動力流動-農戶土地利用決策模型。并利用模型進行農業勞動力流動的土地利用效應的情景分析。
(3)勞動力流動對土地規模經營的政策啟示。一般來說，勞動力流動促使機械替代勞動力，加速土地規模經營，但據我們在中國糧食主產區(河南)和生態環境脆弱山區(寧夏南部山區)的實地調查，發現勞動力流動并沒有導致大范圍規模經營趨勢。部分地區以“服務集中”的形式出現。農業規模經營的區域差異值得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李秀彬.農地利用變化假說與相關的環境效應命題[J].地球科學進展， 2008， 23(11): 1124-1129. [LIXiu-bin.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bout 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 relevant propositions about environmental impacts.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8， 23 (11): 1124-1129. ][2] 杜恒波.英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啟示[J].農村經濟， 2004， (3): 95-97. [DUHeng-bo. The enlightenment of agri-cultura
lmigration inU. K.RuralEconomic， 2004， (3): 95-97. ][3] 劉志楊.美國農業新經濟[M].青島:青島出版社， 2003. [LIU Zhi-yang. American New Agricultural Economic.
Qingdao: Qingdao Press， 2003. ][4] 倪心一.日本農業的兼業化[J].世界農業， 1998， (11): 6-8. [NIXin-y.i Part-time farming in Japan.WordAgricul-ture， 1998， (11): 6-8. ][5] 程名望.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機理、動因與障礙[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 2007. [CHENG Ming-wang. ChinaRuralLaborMigrations: Mechanism， Motivation and Obstacles.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University， 2007. ][6] 田玉軍，李秀彬，辛良杰，等.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對農地利用的影響———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J].
自然資源學報， 2009， 24(3): 369-377. [TIANYu-jun， LIXiu-bin， XIN Liang-jie，etal. Impacts of the rise laborop-portunity cost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s—A case study ofNingxiaHuiAutonomousRegion.Journal ofNaturalRe-sources， 2009， 24 (3): 369-377. ][7] 蔡昉，王美艷.“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J].開放導報， 2006， (1): 31-39. [CAI Fang， WANG Mei-yan. Laborshortage in an aging butnot affluent society.China OpeningHerald， 2006， (1): 31-39. ][8] 謝培秀.關于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的估計[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4， (1): 45-49. [XIE Pei-xiu.
Estimate forChina’s agriculture surplus labor.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4， (1): 45-49. ][9] 唐平.農村勞動力現狀、就業結構及問題[C]∥2005中國農村勞動力調研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6.
[TANG P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ssues of farm labor∥A Research Report ofChina’s FarmLabor in 2005. Beijing: Chinese StatisticsPress， 2006. ][10] 張敬文，鄧愛秀.“民工荒”現象的成因及應對策略[J].求實， 2005， (7): 46-847. [ZHANG Jing-wen， DENG Ai-xiu. The reas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ofMingonghuang (shortage of farm laborers) inChina.Truth Seeking， 2005， (7):46-47. ][11] 盛來運.流動還是遷移———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山海華東出版社， 2008.
[SHENG Lai-yun. Mobility orMigration—Economic Analysis ofAgriculturalMigration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EastChina Press， 2008. ][12]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migration [J].Journal ofthe StatisticalSociety ofLondon， 1885， 48(2): 167-235.
[13] Ravenstein EG. The lawsofmigration: Second paper[J].JournaloftheRoyalStatisticalSociety， 1889， 52(2): 241-305.
[14] Lee E S. A theory ofmigration [J].Demography， 1966， 3(1): 47-57.
[15] TodaroM P. Amodelof labor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developed counties [J].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69， 21: 157-170.
[16] 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89. [LewisAW. DualEconomy. Beijing: Beijing Eco-nomic College Press， 1989. ][17] 張煥蕊，呂慶豐.簡評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J].當代經濟. 2008， (2): 94-96. [ZHANGHuan-ru，i LüQing-feng.
A capsule review on Lewis dual economicmode.lContemporaryEconomics， 2008， (2): 94-96. ][18] RanisG， Fei JC.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The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61， 51(9): 533-565.
[19] 朱農.中國勞動力遷移與“三農”問題[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5. [ZHUNong. LaborMigration and Issuesof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Area in China. Wuhan: WuhanUniversity Press， 2005. ][20] 斯托林斯·芭芭拉，威爾遜·佩雷斯.經濟增長、就業與公正———拉美國家改革開放的影響及其經驗教訓[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Barbara Stallings， W ilson Peres. Growth， EmploymentandEquity: The Impactofthe Economic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ijing: China SocialScience Press， 2002. ][21] 胡景北.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工資上升運動的解釋[J].經濟研究， 1994， (3): 32-43. [HU Jing-be.i Interpretationof rising ofwage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Research Journal， 1994， (3): 32-43.
[22] Jorgenson DW. The development ofdual economic [J].Economic Journal， 1961， 71(6): 309-334.
[23] Azam JP， GubertF. Those inKayes. The ImpactofRemittances on theirRecipients inAfrica [Z]. DocumentdeTravail11， DIAL， 2002.
[24] SanaM， Massey D S. Household composition， family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Migrant remittances in fourcountries [J].SocialScienceQuarterly， 2005， 86(2): 509-528.
[25] GubertF. Domigrants insure thosewho stay behind? Evidence from the kayes area (WesternMali) [J].OxfordDevelop-mentStudies， 2002， 30(3): 267-287.
[26] HoddinottJ. Amodelof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applied towesternKenya [J].OxfordEconomic， 1994， (46): 459-476.
[27] StarkQ. Urban-to-rural remitta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DevelopmentStudies， 1980， 16(3): 369-374.
[28] StarkQ， LevhariD. Onmigration and risk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s，1982， 31(1): 191-196.
[29] StarkQ. Rural-to-urbanmigr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EconomicDevelopmentand CulturalChanges， 1984，32(3): 475-486.
[30] 加里·斯坦福·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 [Becker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Beijing:CommercialPress， 2007. ][31] StarkQ， Taylor J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migration [J].Demography， 1989， 26(1): 1-14.
[32] StarkQ， Taylor JE， Yitzhaki S. Remittance and inequality [J].Economic Journal， 1996， 383: 722-740.
[33] Sjaastad LarryA. The cost and return ofhumanmigration [J].Journal ofPoliticalEconomicy， 1962， 70(5): 80-93.
[34] MasseyD S， Arango J， HugoG，et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migration: An integration and appraisal [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 1993， 19(3): 431-466.
[35] BhattacharyyaA， ParkerE. Labor productivity andmigra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J].
China EconomicReview， 1999， 10: 59-74.
[36] Alan de Brauw， Taylor JE， Rozelle S.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 of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R].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DavisWorking Paper， 2002.
[37] PastorR. The Policy Challenge in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ribbean: TheUnexplored Connection [M]. WestView Press， BoulderCO1-40， 1985.
[38] GrauHR， AideTM. Are rural-urban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mpatible inmountain systems? [J]Moun-tain Research andDevelopment， 2007， 27(2): 119-123.
[39] IshemoA， SempleH，etal. Populationmobility and the survivalofsmall farming in theRioGrandeValley， Jamaica [J].
GeographicalJournal， 2006， 172: 318-330.
[40] LucasRobertE B. Emigration to SouthAfrica’smines [J].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87， 77(3): 313-330.
[41] Taylor J E， WyattT J. The shadow value ofmigrant remittances，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a household-farm economy[J].Journal ofDevelopmentStudies， 1996， 32: 899-912.
[42] MendolaMariapola.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rural household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R]WorkingPaper， University ofMilan， 2005.
[43] MochebeleleM T， W inter-Nelson A. Migrant labor and farm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Lesotho [ J].World Development，2000， 28(1): 143
-153.
[44] LiptonM.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of poor countries: The impact on r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 J].
WorldDevelopment， 1980， 8: 1-24.
[45] Low A.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 Farm Household-economics and the Food Crisis [M]. London:JamesCurrey， 1986.
[46] 弗蘭克·艾利思.農民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EllisF. PeasantEconomics. Shangha:i Shang-haiPeople’sPress， 2006. ][47] Barnum H N， Squire L. A model of a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Theory and evidence [R]. Word BankOccasionalPaperNo. 27， Washington DC: Word Bank， 1979.
[48] 李秀彬.土地利用變化的解釋[J].地理科學進展， 2002， 21(3): 195-203. [LIXiu-bin. Explanation of land usechanges.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2， 21(3): 195-203. ][49] Hatirlia SA， Ozkan B， FertC. An econometric analysisofenergy input-output inTurkish agriculture [J].Renewable 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 2005， 9(6): 608-623.
[50] PetersP E. Maize and Burley in the Income and Food Security Strategies ofSmallholderFamilies in the Southern RegionofMalawi [M].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1993.
[51] Alwang J， SiegelP B. Labor shortageson small landholdings inMalaw:i Implications forpolicy reforms [J].WorldDevel-opment， 1999， 27(8): 1461-1475.
[52] ClayD C， Reardon T， Kangasniemi J.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highland tropics: Rwandan farmer’s investmentsin land conservation and soil fertility [J].EconomicDevelopmentand CulturalChange， 1998， 46(2): 351-378.
[53] Alan de Brauw. Seasonalmigr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Vietnam [R]. ESAWorking Paper， 2007， No. 4.
[54] Rozelle S， TaylorE， DeBrauw A.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J].The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99， 89(2): 287-291.
[55] 梁流濤，劉濤.城市郊區農戶兼業問題研究———以南京市江寧區為例[J].農村經濟， 2006， (4): 96-98. [LI-ANG Liu-tao， LIU Tao. Study on part-time farming in suburb—A case study in JiangningRegion ofNanjing.RuralEco-nomic， 2006， (4): 96-98. ][56] 陳瑜琦，李秀彬. 1980年以來中國耕地利用集約度的結構特征[J].地理學報， 2009， 64(4): 469-479. [CHENYu-q，i LIXiu-bin. Structural change ofagricultural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regionaldisparity in China.ActaGeographi-ca Sinica，2009， 64(4): 469-479. ][57] StrijkerD. Marginal lands in Europe-causes ofdecline [J].Basic andApplied Ecology， 2005， 6: 99-106.
[58] MacDonald D， Crabtree JR， W iesingerG. Agricultural abandonment inmountain areas ofEurop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response [J].Journal 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 2000， (59): 47-69.
[59] Tzanopoulos J， Mitchley J， Pantis JD. Vegetation dynamics in abandoned crop fieldson aMediterranean island: Develop-ment of successionmodel and estimation of disturbance thresholds [J].Agriculture， Ecosystems& Environment， 2007，120: 370-376.
[60] Yamada S， Okubo S， Kitagawa Y. Restoration ofweed communities in abandoned rice paddy fields in the TamaHills，central Japan [J].Agriculture， Ecosystems& Environment， 2007， 119: 88-102.
[61] 王征南.臺灣農業集約經營的模式及啟示[J].經濟縱橫， 2003， (2): 56-58. [WANG Zheng-nan. Taiwan’s agri-cultural intensivemanagementmode and the implication.EconomicReview， 2003， (2): 56-58. ][62] 黃國勤.論提高我國南方耕地復種指數[J].資源科學， 1995， (1): 30-37. [HUANG Guo-qin. On the increase ofmultiple cropping index of cultivated land in southern china.ResourcesScience， 1995， (1): 30-37. ][63] 劉成武，李秀彬.對中國農地邊際化現象的診斷———以三大糧食作物生產的平均狀況為例[J].地理研究， 2006，25(5): 895-903. [LIU Cheng-wu， LIXiu-bin. Diagnosis on themarginalization ofarable land use in China.Geograph-icalResearch， 2006， 25(5): 895-903. ][64] 谷中原，吳師法.山區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村發展的負面影響與消解———以湘西花垣縣團結鎮為例[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 2007， 25(5): 65-69. [GU Zhong-yuan， WU Shi-fa. Negative part on themove developing torural area affects and dispelsmountain area rural area labor.Journal ofZhengzhou Institute ofAeronauticalIndustryMan-agement， 2007， 25(5): 65-69. ][65] 楊濤，朱博文，雷海章，等.對農村耕地拋荒現象的透視[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2， 12(2): 133-134.
[YANG Tao， ZHU Bo-wen， LEIHai-zhang，etal. Perspective on phenomena ofabandonment in ruralarea.China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2， 12(2): 133-134. ][66] 辛良杰，李秀彬.近年來我國南方雙季稻區復種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J].自然資源學報， 2009， 24(1): 58-65.
[XIN Liang-jie， LIXiu-bin. Changes ofmultiple cropping in double cropping rice area of southern China and its policyimplications.Journal ofNaturalResources， 2009， 24(1): 58-65. ][67] Huang JK， Wu YH，etal. Moving off the farm and intensifying agriculturalproduction in Shandong: A case study of ru-ral labormarket linkages in China [J].AgriculturalEconomics， 2009， 40(2): 203-218.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資本流動；技術流動；產業轉移
生產要素是指在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時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主要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生產要素作為一個經濟時代的范疇，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隨著科技進步的迅猛發展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生產要素的內涵日益豐富，技術、信息、制度也作為相對獨立的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在現代化大生產中發揮各自的重大作用，而生產力越發達，這些因素的作用越大。
產業轉移作為一種世界性和區域性經濟活動。從微觀角度而言是企業遷移，企業將產品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產地轉移到其他地區。企業遷移涉及到企業地址再選擇、成本收益比較等諸多方面，企業遷移的主要動機是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主要取決于要素成本最小化。從宏觀角度而言產業轉移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達地區的部分企業由于各種原因特別是比較優勢變化，把部分產業的生產活動轉移到欠發達地區，從而在產業空間分布上表現出該產業由發達區域向相對落后地區轉移的現象。因此，產業轉移定義為產業或產業的載體企業在空間上的移動。
生產要素流動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從要素國際間流動和要素國內流動兩個區域層次展開，對要素流動的研究一般從微觀企業區位選擇和中觀產業轉移兩個角度開展。從西方經濟學基本原理角度而言，一般是假定在一個國家內部生產要素是完全流動的，假定不存在流動障礙，將要素完全流動作為資源帕累托配置的前置條件。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信息不對稱會導致要素流動存在粘性。絕對優勢、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等經典理論是基于要素國內流動，通過分工協作、貿易交換，貿易雙方都獲得利益，本質上都是產業間貿易，同一產業產品基本上是單向流動，體現了要素的單向流動。產業內貿易理論表明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也稱為雙向貿易，由于產品差異性、規模經濟和消費者偏好差別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出口同時進口同類產品，本質上是兩國生產要素的置換。中間產品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產業分工垂直化、生產要素價值鏈配置與生產國際化的產物，本質上是以零部件、配件、組件及中間投入品等為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也是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直接流動。
根據要素均等化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區域間由于生產要素稟賦差異等各種原因導致生產要素價格相對差異通過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或商品流動趨于直接或間接均等，在此過程中伴隨著企業遷移和產業轉移。而要素流動與產業轉移的相互關系又是如何，國內外學者作出豐富的相關研究。
一、 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相互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流動基本判斷是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入，而產業則由東部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形成“勞動力―產業”互為反向流動趨勢。隨著國家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和發揮作用，進一步加快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流向趨于多元化，或返回家鄉或省市內流動，回流型、創業型、培訓型勞動力轉移數量將不斷增加（周麗萍，2013）。一般而言，產業在區域間轉移時，與之相聯系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會進行相應的流動，但是反過來說，勞動力流動并不意味著一定有產業轉移現象。因此，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的相互關系主要有三種觀點：
1. 勞動力流動決定產業轉移。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方向決定產業轉移的方向。從2011年東部沿海地區“民工荒”進一步加劇以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回流”趨勢，即中西部地區改變了向東部地區輸出勞動力，逐漸以就地流動為主，金融危機以后“民工荒”多次出現反映了我國勞動力要素比較優勢在地區間的動態轉化，這與2004年的“民工荒”有著本質區別和趨勢：提高勞動力價格未能從根本三消除“民工荒”，新生代勞動力正成為跨省流動的主要力量。劉新爭（2012）認為勞動力流動對產業轉移具有“倒逼”推動作用，農民工群體的代際更替是勞動力流動去向形勢發生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欠發達地區充分利用新舊兩代農民工流動動機和特征，積極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本區域內就業，勞動力比較優勢在區域間的動態變化決定了產業轉移需要適應這個趨勢。
另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阻礙產業轉移。勞動異質性是普遍客觀存在的，勞動力流動與勞動異（同）質性有關聯。勞動異質性是相對于勞動同質性對比而言的，勞動同質性是指所有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都相同，而勞動異質性是指所有勞動者在其他因素相同前提下由于勞動者個人平均熟練程度的高低導致勞動生產率不相同。樊士德（2015）認為勞動力轉移剛性阻礙產業區際轉移，不僅降低產業轉移規模而且容易形成較低勞動密集度的生產安排。普遍的看法是我國中西部地區名義工資形式的勞動力成本比東部地區低，會促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在生產成本中具有較高勞動力成本比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進行轉移，但是實際產業轉移情況與預期相違背，即使是從2014年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產量角度而言，布、機制紙及紙板兩種工業產品產量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廣東、山東、浙江、江蘇四省產量占全國產量的比重為61%，可能的解釋與相對勞動力成本有關，按照克魯格曼（2002）觀點，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相同產業的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該制造業部門的工資率，還取決于兩個地區的產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比較。用勞動力名義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定義為相對勞動力成本（許正松，2011），相對勞動力成本越低，越容易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反之，相對勞動力成本越高，勞動密集型由于不具有成本比較優勢，不容易進行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獲得要素比較優勢，從而有利于產業轉移。
2. 產業轉移決定勞動力流動。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由于本地市場效應，處于中心或核心的制造業部門在地理上傾向于選擇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進行生產而促使產業部門趨于集聚，在勞動力市場“蓄水池效應”作用下，吸引更多的勞動力流入，這就決定了勞動力向產業轉移集聚區域集中。某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并集聚有利于勞動力流動進而吸納剩余勞動力（陳甬軍，2007），而對于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并集聚發展更有利于勞動力流動吸納。鄭江淮（2009）認為由于勞動力等成本的提高導致區域產業競爭力下降，從而引起產業轉移，欠發達地區由于產業轉移帶動了剩余勞動力就業，形成勞動力區域內流動的本地就業，表明產業轉移改變了勞動力流動的空間選擇，并導致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流動，實現從“外地轉移”向“本地轉移”轉變。
3. 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互為影響關系。范劍勇（20014）認為跨省勞動力流動主要流向工業和建筑行業，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產業集聚又吸引了中西部勞動力流入，反過來中西部勞動力流入進一步提高了沿海地區的產業集聚，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形成正反饋機制。這與廣東省2008年《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提出的“雙轉移”戰略具有邏輯一致性，本質上是異質性產業轉移和異質性勞動力的強強聯合與深度融合發展。
二、 資本流動與產業轉移相互關系
資本流動與勞動力流動不一樣，資本要素與其相伴的產業構成產業資本，資本是以產業資本的形式參與到產業轉移，產業資本的跨區域流動和產業轉移的目的是跨區域整合優勢生產要素（張為付，2005）。資本流動對區域消費、投資和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響（Nagayasu Jun，2013），如果資本市場是開放的且資本完全流動下，一個區域的資本與相鄰區域的資本是密切相關的（Obstfeld，1994）。關于資本與產業轉移之間的相互關系有兩種觀點：
1. 資本要素流動促進產業轉移。De Simone（2012）關于歐盟和歐盟新成員國的跨國生產模型估計結果表明歐盟15國在新成員國的經濟活動規模與新成員國在歐盟15國的資本總量是顯著性相關，且促進了歐盟15國與新成員國之間的國際產業轉移。國際制造業產業資本向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進行產業轉移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產業配套（鄭江淮，2005）。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漂流型產業，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作為配套性和服務型產業（周勇，2008），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伴生轉移關系，需要地方政府和企業積極培養本土優勢產業，避免陷入“配套陷阱”（趙亞娟，2009）。欠發達地區能否成功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資本轉移需要把握好耦合性和產業升級兩個階段（韓晶，2006），在耦合性階段承接產業轉移并形成產業協作分工體系，在產業升級階段避免路徑鎖定效應，分離和外包非核心和低附加值業務，向價值鏈中高端環節延伸。但是資本結構的地域特征及其地域關系對產業轉移產生不同性質的影響，需要根據資本結構的本地化、區域化實施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或區域抱團轉移，從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羅兵，2012）。
2. 產業轉移帶動資本要素流動。資本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網絡化社會關系資本、人力資本。傳統的產業轉移理論假設認為產業轉移是單個廠商的獨立自主行為，而忽視了現代化生產體系中，客觀存在的地方相親血緣、地方企業網絡和政企關系都是嵌入企業社會網絡關系的組成要素（楊玲麗，2012），因此單個企業的產業轉移具有某種程度的“不易流動”特性，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產業間“共生―競爭”機制下，進行“組團式”外遷，發達地區在欠發達地區進行產業控股、市場化共建園區是一個有效的模式。從人力資本角度而言，人力資本具有空間外部性，是產業集聚向心力（Theodore Palivos，1996），在技術進步條件下，產業轉移對產業承接地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取決與人力資本積累（李強，2011），人力資本積累對于產業轉移的影響取決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補償和企業規模，對于受過培訓的勞動力需求，企業之間競爭使得勞動者更容易補償特定行業人力資本的培訓成本。當企業規模大于最低有效規模且當地需求不足以支持多家企業規模時，生產技術更有效率（Julio J. Rotemberg，2000）。人力資本對產業轉移的影響是雙向的，具有較高技能型的勞動力流動向發達地區流入并聚集，促使經濟發達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并引致對非技能勞動力需求增加，帶動較低技能勞動力也流向發達地區，形成勞動力流動雙重外部效應（白彥，2010）。
三、 技術流動與產業轉移相互關系
技術與資本相似，在產業轉移過程中也伴隨著技術流動，技術創新、知識服務引起產業革命，技術擴散和技術創新是產業發展和升級的動力和引擎，而產業梯度推移加快了技術要素流動，欠發達地區利用產業轉移的技術擴散機制（黃衛平，2008），有助于欠發達地區的技術知識儲備和創新積極承接產業轉移（王炳才，2008）。技術要素流動與產業轉移的關系類似于勞動力與產業轉移的關系有三種觀點：
1. 技術要素擴散決定產業轉移。技術擴散溢出效應通過替代效應、相對成本效應等路徑，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并且改變了傳統的資本追逐勞動的要素指向，促進各個生產要素的空間重置（衛穎，2015），產業轉移中技術要素溢出效應的顯著與否及其正負效應是技術在供體、受體和渠道之間流動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與流通網絡、距離條件、外部環境等因素共同決定了技術溢出效應是一種深受產業特征、區域條件和外部環境影響的或有效應（潘少奇，2015）。王曉東（2014）認為技術轉移渠道（技術源）共生和互補性資產配置格局有助于消除不同類型的技術源間合作壁壘。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技術擴散效應促進產業轉移和產業集聚需要一些條件，在產業轉移過程中，技術擴散溢出效應的釋放與其前后向產業關聯度相關，欠發達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時應偏重于引進同已有產業相垂直的產業（廖文龍，2009）。產業轉移的承接地區的產業技術擴散溢出的正向發揮存在門檻效應，主要取決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和企業間技術差距（關愛萍，2014）。
2. 產業轉移決定技術要素流動。嵌入產業鏈分工的后向關聯有助于提升技術進步，反之嵌入產業鏈分工的前向關聯不利于技術溢出和擴散（多淑杰，2012）。在東道國企業技術能力不足情況下，上下游FDI一體化產業轉移流入過程中加快了東道國先進技術擴散（邢斐，2015），但是更多的有利于FDI自身競爭優勢的提升，并會通過FDI輸出國消除、東道國加劇“雙重邊際化”，進而減少東道國、提高輸出國的產業利潤。
3. 技術流動與產業轉移相互促進。技術擴散對于技術流出方而言，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相反產業承接地是產業技術的提升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化，雙方是一個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合作共生關系（司春林，1995）。在要素流動促進產業轉移的效應程度上，中小企業技術擴散及協同創新的主要影響因素中，網絡關系要素最顯著（項桂娥，2014），技術要素流動促進欠發達地區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帶動欠發達地區產業技術水平提高，但是欠發達地區不能忽視技術學習和自主創新能力培養（戴慶華，2005）。欠發達地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處于技術領先的發達地區通過產業轉移在技術擴散過程中更有利于提高發達地區的產出（王亞星，周方，2015），因此欠發達地區需要進一步提高自主技術創新能力的培育，通過產業轉移提高技術學習能力，進而在產業鏈分工中占據有利位置。
四、 結論
上述不同形式的要素流動與產業轉移關系的文獻觀點表明，要素流動需遵循需求、價格、利潤、產權、分配和限度五大原則，且要素流動在空間形態上趨于網絡化配置，表現為聚積效應、擴散效應、極化效應、均衡效應和固化效應，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化起飛階段、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有不同演進規律，通過產業化、效益改善、權屬轉移、功能轉移、空間轉移的有機組合，引起要素價格動態變化，通過要素有序流動形成區域之間合作、分工及競爭，實現生產要素在區域整體上的最優配置。
產業轉移能否實現取決于部分前置條件，從產業國際轉移角度而言，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產業轉移在我國三大地帶之間能否實現取決于兩地商務成本結構的對比，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從國際間產業轉移競爭角度而言，中國需要構建國內價值鏈，擺脫低端鎖定和區域發展失衡的雙重困境。從產業國內轉移角度來說，如果存在區域間勞動力自由流動、產業集群粘性、地方政府GDP競爭、發達地區創新主導產業尚未形成等因素，容易形成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產業梯度推移陷阱。
參考文獻：
[1] Paul 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83-99.
[2] Nagayasu Jun.A Dynamic Factor Approach to Domestic Capital Mobility[J].Empirical Economics，2013，（44）：685-700.
[3] 范劍勇，王立軍，沈林潔.產業集聚與農村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J].管理世界，2004，（4）：22-29，155.
[4] 鄭江淮，高春亮.國際制造業資本轉移、最優產業配套與政策轉變[J].中國工業經濟，2005，（2）：29-36.
[5] 周麗萍.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征與趨勢[J].江蘇社會科學，2013，（1）：43-49.
[6] 劉新爭.比較優勢、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J].經濟學家，2012，（2）：45-50.
[7] 蔡繼明，李亞鵬.勞動異質性與價值決定[J].經濟學動態，2011，（4）：50-55.
[8] 樊士德，沈坤榮，朱克朋.中國制造業勞動力轉移剛性與產業區際轉移[J].中國工業經濟，2015，（11）：94-108.
[9] 許正松，萬青.相對勞動力成本對產業梯度轉移的影響研究[J].經濟經緯，2011，（5）：22-27.
[10] 徐杰，楊建龍.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方法述評[J].現代管理科學，2010，（10）：3-5.
人力資本是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流動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從微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受勞動力接受教育的程度、年齡、收入、成本和工作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的逐利性必然流向回報更高的地方。從宏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產出，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因而，人力資源流動具有自己的動力機制，并且能增加社會總福利。因此，建立統一的人力資源流動市場將會降低人力資源流動成本，促進人力資本優化配置，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促進社會的全面制度創新。因此，應采取相應的人力資源流動管理對策，促進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關鍵詞：人力資源；人力資本；流動
中圖分類號： F540.5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3）04-0045-05
人力資源在市場價格機制作用下通過自由流動達到優化配置，實現人力資源與其他各種資源的最佳組合，完成商品或勞務的生產轉換過程，發揮著人力資源獨特的效能。目前，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加入WTO以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全面地融為一體，市場機制得以在更為廣泛的領域里發揮作用，對人力資源流動的限制性措施將逐步減少，一套規范的、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將逐步建立，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一、人力資源配置的傳統體制分析
資源配置是指相對稀缺的資源在各種可能用途之間進行重新組合，以獲得最佳效率的過程。因為資源的稀缺性，導致其在多種效用中的取舍而產生機會成本；而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則導致其在價格杠桿作用下自由流動[1，2]。人力資源配置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計劃配置，即通過行政命令或計劃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另一種是市場配置，即通過市場機制，以價格信號為引導，通過競爭滿足供需關系，從而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這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條件下起著不同的作用。目前，人力資源流動概念包含三層含義：（1）個人在不同類型的工作組織（單位）之間以及不同的職業和行業之間的流動，即工作變動；（2）個人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即農村流動人口及城市間移民：（3）個人在不同在業狀態之間的流動，即就業、下崗或失業以及再就業等。這三種形式的人力資源流動都有利于人力資源與資本、技術和土地資源的匹配組合，實現高效、低成本的經濟選擇行為，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3]。
以1958年頒布的《中國人民戶籍登記條例》為標志，人力資源配置采取了集中統一的計劃配置方式，發揮了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控制作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力資源與戶籍之間是一一對應的靜止關系，基本上沒有流動，其特征是：（1）低工資高就業；（2）勞動力供需雙方都無自；（3）就流動量和頻率而言，人力資源具有較小的流動性；（4）不存在勞動力市場或人才市場；（5）隱性失業嚴重；（6）農村人口、城市人口就業嚴重隔離；（7）城鄉沒有統一的社保制度。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每個勞動者都和一定的生產資料相對應，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形成了低工資、低效率的全面就業狀況，人力資源完全由國家各級行政部門決策與控制，企業、事業單位沒有選擇、裁減勞動者的權力，勞動者也沒有選擇職業、崗位的權利，勞動者自身的人力資本優勢和實際工作所需技能往往不匹配。因此，人力資源專業、技能不對口，而且被牢牢地束縛在固定的崗位上，流動性極差，不存在勞動力市場或人才市場，人力資源供需由政府控制，實行全面就業政策，這實際上把外部勞動滯存轉化為了內部滯存，形成了隱性失業和嚴重的高就業、低效率的局面[4]。同時，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村與城市就業模式完全不同，農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不享有任何福利、醫療費、住房等權利，只有在貧困、天災等災難發生時才能享受有限的救助，而城市人口享受與生俱來的就業、福利、醫療、住房等權利，城市與農村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二元就業模式，并且這兩種模式之間是不可轉化的，農村與城市人口就業被嚴重隔離[5，6]。
二、人力資源流動的系統分析
（一） 人力資源流動的影響因素
人力資源流動取決于預期收益現值與預期成本現值的對比，只有當預期收益現值高于預期成本現值時，人力資源才發生流動[7]。其影響因素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力資源的基本特征
人力資源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大小。
工作流動性會隨著就業時間的長度而遞減，兩者呈現反向變化關系。假定人力資源的退休年齡一定并且從三歲開始就接受幼兒教育，退休前接受教育的時間與退休前的就業時間之和等于退休年齡。因此，年齡越小，就業時間會越長，從人力資本投資中獲得收益的時間就越長，其現值就越大。人力資源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從人力資本投資中所能獲得的潛在收益就會越高，工作的機會越多，工作的環境會比較好，社會地位也會比較高。
2.人力資源流動的收益與成本高低
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可以分為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8]。貨幣成本指遷移費用、終止原來的就業關系和尋找新的工作的費用。心理成本指離開了自己已經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而造成的心理損失。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條件是新的工作環境中獲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原來工作中的收益與流動成本之和。
3.工作環境對人力資源流動的影響
根據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激勵因素是以工作為中心的，這些因素具備時可以對員工起到明顯的激勵作用；保健因素是與工作的外部環境有關的，這類因素具備時，員工的不滿情緒就會消除。因此，人力資源與工作環境（包括工作本身與外部環境）的和諧狀態影響到人力資源的流動，兩者越和諧，人力資源流動的可能性越小；兩者越不和諧，人力資源流動的可能性越大[9]。
（二）人力資源流動的微觀模型
按人力資本成分的大小和用途的專業性來劃分，可分為通用性人力資本、專用性人力資本和準專用性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以人力資源作為載體的。但是，無論是哪種類型的人力資本，都必須與一定的資本存量相結合才能發揮作用[10]。
一般地，人力資源流動與資本存量分布不均勻有關，如果人力資源利用時的生產力較低，較低的生產力則對應著較低的報酬率，那么人力資本在價格杠桿作用下就具有追求高報酬率的沖動，從而向要素稟賦豐富的高收入地區流動。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原因在于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人力資本報酬的差異，流動引起的心理感覺變化程度以及其他各種福利損失和遷移成本共同作用。下面以這三個因素作為變量建立數學模型：
假設人力資源從流出地A向流入地B流動，A、B兩地有要素報酬率的差異，由于流入地B的生產力水平較高，從而各種福利，比如醫療、社會保障和各種地方補貼也較好。因此，人力資源流動的主要條件為：
（三） 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效應
若A、B兩地建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時允許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由于A、B兩地人力資本的價格不同，因此引起人力資源從低工資的A地向高工資的B地流動，流出數量為LM，兩地的工資水平趨于一致，經濟平衡點為G。
三、促進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對策
當前，我國已經加入了WTO，但是由于我國現階段的許多管理制度與方法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延續，仍然包含著許多計劃的成分，思想觀念還停留在計劃的狀態中，因而距離市場化要求較高的WTO準則還有一定距離。同時，我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農業人口最多，但是我國農業的產業優勢并不明顯，相反還由于耕作技術落后、規模化程度低等，使得大量的農業人力資源被束縛在生產率較低的土地上，這樣既是我國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又缺乏對沿海許多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人力資源支持，只有通過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才能有效地解決結構性矛盾并釋放出被束縛的生產力，與國際市場進一步接軌，以滿足WTO關于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要求。因此，要漸進有序地推進與WTO要求的市場化進程，減少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建立信息暢通、流動自由的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配置市場。
從微觀經濟的視角分析，人力資源的流動有利于其主體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因而解決了人力資源流動的微觀動力機制問題。從宏觀經濟的視角分析，人力資源的自由合理流動有利于區域或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促進社會資本的高效運用，因而解決了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動力機制問題，促使政府積極地進行制度創新，創造有利于人力資源流動的制度環境。同時，從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需求來看，我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其供給量非常大，而人力資源需求往往成為制約人力資源流動的瓶頸。因此，我國處于一個典型的人力資源買方市場狀態。從就業存量的角度來看，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因素則主要是就業機會不足、流動成本高昂以及搜尋信息成本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促進人力資源流動的對策[11-14]。
一是加快人力資源配置機制從雙軌制向單軌制的轉變，讓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部分政府機構人員進入勞動力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人力資源流動中的基礎性作用。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人員冗余嚴重，許多能力低下的員工占據著職位，缺乏一定的退出機制，還有許多長期處于非工作狀態但仍然屬于在業身份的員工，甚至更有一些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員工被繼續延聘、返聘，因而就剝奪了許多優秀的年輕就業者的潛在機會。因此，應采用市場化的手段，引進充分競爭的機制，保持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員工的職業信息公開，同時引入更大的社會監督力量，依據以能為本的原則，讓人力資源市場處于更開放、透明的狀態，使人力資源進入和退出自由，減少制度與觀念的障礙，保持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的活力。
二是國家可采用財政、法律手段調節人力資源的供需關系，使之結構均衡化、協調化。
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對失業率高的不景氣地區提供就業補貼，刺激人力資源需求方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源自由流向需求方。同時，國家要加大監督與檢查力度，對于使用童工的用人單位要予以處罰，規范就業市場秩序。
三是國家應加強人力資源流動立法，使勞動力市場規范化，實行全國統一的信息化與網絡化管理，清除各種地域性較強的管理措施，使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建立全國性的人力資源數據庫，而人力資源流入地可以采用登記制，從而可以進一步消除人力資源流動的障礙，降低人力資源流動的成本，促進人力資源有序流動。
四是國家應取消對人力資源流動所設置的障礙（包括受教育的權利也可以流動），加強人力資源需求的信息管理，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指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
國家應逐步放開戶籍管理制度，剝離附加在戶籍之上的教育權利，讓教育權利與社會保障等可以隨人力資源流動而流動，取消對人力資源流動設置的種種障礙，為人力資源流動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
五是國家應搭建一個全國性的就業信息綜合服務平臺，同時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咨詢，并隨情況變化而實時更新，為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參考，降低失業者尋求信息的成本，消除就業信息不對稱的狀況。
失業者往往在獲得人力資源需求信息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因而就業移動時往往處于盲目狀態，缺乏對自身的就業特性與需求目標之間差異的了解，流動時針對性比較差，搜尋信息成本比較高，因而阻礙了合理的人力資源流動。因此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四、結語
人力資本是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流動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從微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受勞動力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本和工作環境、受教育者的年齡、收入等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的逐利性必然使人力資源流向回報更高的地方。從宏觀層面來看，人力資源流動會增加整個社會的產出，產生正的溢出效應。無論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人力資源流動都具有自己的動力機制。另外，就我國人力資源供需矛盾中的買方市場特點來說，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關鍵在于就業機會不足、流動成本與搜尋成本高等，應著力解決與促進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畢竟，對整個國家來說，促進人力資源流動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發展方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參考文獻：
[1]涂云海.人才流動的經濟學分析[J].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5（3）：13-16.
[2]張秀艷，姜徐立本.人才流動的經濟學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5）：118-123.
[3]丁靜.建立和發展我國人才市場的條件分析[J].軟科學，1999，（2）：56-58.
[4]朱冬梅.我國目前人力資源配置機制研究[J].軟科學，1999，（3）：63-65.
[5]侯風云.農民流動行為的制度創新效應[J].管理現代化，1999，（3）：38-41.
[6]楊風祿.戶籍制度改革：成本與收益[J].經濟學家，2002，（2）：33-37.
[7][美]薩爾.D.霍夫曼.勞動力市場經濟學[M].崔偉，張志強，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8]金在喜，徐向龍，胡小凡.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探析[J].經濟縱橫，2002，（3）：13-17.
[9]朱磊，和丕禪，秦江萍.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外流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2，（11）：49-52.
[10]劉芳.政府部門人力資本理論初探[J].財貿經濟，2006，（2）：83-85.
[11]陳秀山，張巖.異質型人力資本在區域經濟差異中的貢獻研究[J].經濟學動態，2006，（3）：36-41.
[12]蔣宇俊，王宇欽.職業選擇、人力資本流動與地區發展差異[J].財經問題研究，2008，（2）：106-111.
一、人口流動對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分析
人口流動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方式,在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的同時,也對流動者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自身能力等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流動有利于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當廣大農民從封閉性及自我發展狀態中走出來之后,面對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全新生活方式,必然會促使其逐漸產生一種新的生存觀念、生存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生價值觀。
流動是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質的一個有效途徑。我國農村由于長期處于一種封閉、半封閉狀態,人們的通婚半徑較小,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則可能帶來婚姻上的變化,通婚范圍的明顯擴大,異地通婚數量的增多,這從長遠來看對改善我國人口素質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流動中人們所感受到的自身能力的缺乏將促進部分流動者為提高自身及子女素質而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在市場競爭中,勞動者文化層次、勞動技能越高,發展潛力越大,工資報酬也越高,失業的風險相對越小。而從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情況來看,他們往往在城鎮從事臟、累、重活,打工的艱辛使他們比其他農民更深刻體會到知識、技能的重要性。不少農民工在重視自身素質提高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孩子的教育投入。
流動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人力資本在生產中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力資本擁有者對工作的態度。當勞動力從原有的工作崗位流動到一個自己感覺滿意的新崗位之后,由于工資收入的增加,或非工資因素的心理滿足的提高,容易形成較強的的工作激勵,并充分發揮其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勞動力流動通過示范效應能有力促進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一些素質相對較高的農村勞動者在轉移中發揮自身優勢所獲得的經濟效益不但比留在農村的農民主高得多,也比那些處于流動中但無一技之長的勞動者高。這種經濟效益差異形成了一種示范效應,客觀上刺激著農村勞動者注重文化程度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培養等。另一方面,在流出和回歸的動態循環中,流動者把諸多生活新理念、經濟發展的新信息、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的新經驗、新體會帶回家鄉,啟迪、影響著農村中未外出的人。
二、深化改革,創造有利于人口流動的和諧環境
人口流動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已經深深融入到我國的社會生活中,我們也切實感受到了人口流動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帶來的影響。當前,應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強宏觀調控,為人口合理流動創造和諧的社會制度環境。
加強宏觀調控,促進人口流動的有序進行。固然,人口是否流動是根據比較利益進行決策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人們的行為常常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和從眾性。為減少流動成本,保證人口流動的有序性,必須加強對人口流動的宏觀調控。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中介機構應對人口流動的數量、方向、途徑等采取及時合理的引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要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的勞動力區域性協作網絡;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建立健全就業服務、就業信息收集、處理和傳遞信息的網絡體系及勞動力宏觀調控體系,使人們在流動前就能獲得相關的用工信息,以減少盲目流動及流動成本。
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減少人為障礙。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關鍵在于淡化戶籍的控制功能,強化其服務功能,并對所有公民實行平等待遇。
改革不平等的就業政策,為流動人口創建一個平等的就業平臺。各級政府應站在全國一盤棋的戰略高度來對待流動人口,認真清理并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簡化進城務工的各種手續,完善特殊行業就業準入制度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同時逐步建立健全全面向城鎮非農產業就業人口的住房、就業、失業、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改善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促進農民工的轉移和流動。
加大勞動保障執法力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由于農民工絕大多數是非正規就業,由此導致的勞動雇傭關系大多不規范,致使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容易受到侵犯。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加大勞動保險執法力度,切實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關鍵詞：人力資本；國際流動；動因；影響
一、引言
人力資本的內涵，至今為止都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不同的學者試圖從微觀、宏觀或從內容、形式等不同的角度出發解釋，比較權威的是舒爾茨的觀點，他認為，人力資本是凝結在人民體內的能夠作為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并能夠帶來預期未來收益的知識技能。
由于人力資本的特殊性，與其他非人力資本相比，它具有周期性、主體性、社會性、非經濟價值性、邊際報酬的不減性等特征，其中，人力資本的生命性是區別于其他資本的本質特征，主體能動性和非經濟價值性可以通過人們的主觀判斷或決定對社會文化、風俗、制度等精神文明建設有所裨益，同時，人力資本不受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不易復制、替代。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人力資本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顯現，使得各個企業在國際間爭奪人才，不同利益集團向不同領域的精英拋出“橄欖枝”，進而推動了人力資本的國際間流動。
追溯歷史會發現，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16世紀至19世紀的西歐殖民統治時期，有致富欲望的歐洲人涌入新大陸，受奴役的非洲黑人被販賣到美洲。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屬于第二階段，西方國家大力發展工業化和開發殖民地，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呈現出新的特征。在西方國家內部，大批的農民從鄉村向城市轉移；在國際上，大批的歐洲本土居民向殖民地遷移。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中葉至今。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推動了商品、要素、信息等的全球化，促進了人力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并且在流動的人力資本中，高素質人才所占的比重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移民政策、制度、文化、宗教等非經濟因素阻礙了國際間人力資本的流動。兩種反向流動共同作用是現階段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的顯著特征。
隨著國際間人力資本的流動，應運而生的是國際間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國際間人力資本的流動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起著促進還是阻礙作用，還有待考究。本文從當前時代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的原因及其現狀出發，分析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力或不利影響。
二、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的原因分析
對于我國而言，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分為向外流出和向內流入兩個方向，導致我國人力資本流動的因素相應地分為國內推力、國內拉力、國外推力、國外拉力4種，國內推力和國外拉力共同使得國內高素質人才外流，國內拉力和國外推力對優秀人才的回流起到了積極作用。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共同促進了新經濟格局的形成，進而形成了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的現狀。以下從上述角度分析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的原因及其現狀。
（一）國內推力和國外拉力
雖然我國的經濟、社會等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是仍然和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從國內來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資源的嚴重消耗和浪費為代價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勞動力市場長期的供大于求的現狀，并且出現了勞動力的知識水平和就業結構嚴重不匹配的現狀；國內教育體系相對于國外的不完善，有條件的家庭為了讓孩子接收到更好的教育，或移居國外或送孩子到國外留學。從國外來看，發達國家頒布的“高薪”、低稅收等優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高素質人才，同時，發達國家良好的綠化環境、學術氛圍、投資環境和較大的開放程度，成為推動國內人力資本外流的重要力量。
（二）國內拉力和國外推力
近年來，一方面，過多的人才遷移，使得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容納量接近甚至達到飽和狀態，發達國家相繼出臺了關于移民數量管制的政策，阻礙了移民的流入。另一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縮小，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經濟上，我國維持了持續的高速增長率，較之以前取得了顯著地成就，國內的創業環境、投資環境得到了極大地改善，新興的商業模式和國際企業層出不窮；在人才戰略上，我國實施科教興國，重視了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同時加大了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國內拉力和國外推力這兩種力量的交織，促進了高素質人才的回流。
三、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選擇來中國發展，同時出國留學深造的大學生、研究生等知識分子，畢業后回到祖國的懷抱，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呈現雙向的交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認為，對勞動力的國際流動起主導作用的是經濟因素，但是勞動力的國際流動對經濟的影響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人力資本的國際流動通過勞動力市場引起生產要素的數量變化，進而影響要素價格，從而影響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水平、經濟發展狀況甚至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對于我國而言，雖然近年來出現了人力資本回流的現象，但是由于資金、技術、環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仍舊是人力資本流出國，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有利和不利的雙重影響。
（一）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
雖然說，我國現在還是人力資本的流出國，但是仍舊可以通過國際資本的流動獲得相應的好處。第一，借助于人力資本的國際流動，引進高科技，同時培養大批的高層次人才。第二，基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嚴重不均衡，一方面高技術人才的向外遷移可以挖掘潛在勞動力的優勢，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外流，減緩了國內的就業壓力，提高了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第三，人力資本國際流動改變人們固有的認知，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二）國際間人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第一，人力資本流出阻礙了我國完整的人才體系建設。人力資本外流使我國高科技人才大幅度減少，降低了本來就很低的知識分子比例，加劇了人才結構的不合理。第二，損失了大量的教育成本。國家對教育注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高素質人才的外流特別是例如航空航天、核能等高端技術人才的外流，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作為補充，而且還為外國的經濟發展、國防建設做了嫁衣。第三，削弱了本國的創新能力。高層次人才的外流，直接影響我國的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科研崗位空缺、核心競爭力喪失，不僅阻礙了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將喪失未來的科技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魏浩，趙春明，申廣祝.全球人才跨國流動的動因、效應與中國的政策選擇[J].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9，（6）：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