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30 10:27: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環境考古概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考古學；數字技術；教學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考古學多學科發展趨勢的加強，信息化、數字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等為主的3S技術，現代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在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興技術的引領下，考古學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豐碩成果。[1]與此同時，考古學科本身也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轉型。這種轉型突出地表現在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質文化史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逐漸轉向對古代人和社會的全面研究。不僅如此，考古學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經成為一門精細化操作的學科。從研究資料、獲取資料的技術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闡釋理論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等不同層面，考古學逐漸從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的科學體系。[2]研究內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轉變必然要求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應的，在專業教學領域也必須適應這種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考古學新理論新方法不斷引入，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學實踐也不斷推陳出新。所有這些，都對新時期考古專業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空間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空間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學科的轉型和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教學方式的轉變，同時，考古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新時期的考古學必須著眼于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許多高校和研究單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課堂、田野和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成立實驗教學中心和教學實踐基地等，近幾年一些單位大力推行的實驗室考古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重要特色之一，著眼于新時期考古學科的發展，教學觀念、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要進行適當的改變。教學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考古專業教學的各個環節，無論是課堂、實驗室還是時間基地，要將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理念貫穿到專科教學的整個過程。專業課的教學必須緊緊把握住當前學科發展的趨勢，從課堂教授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夯實基礎，將學科發展的新應用和新實踐及時引入課堂教學。同時，在教學的同時也要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采用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學生大膽接受和嘗試新興技術和新事物，引導大家動手參與實踐，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在實驗室教學中，伴隨著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事業的迅猛發展，一些單位成立數字考古實驗室或者GIS考古實驗室，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引入實驗室教學，通過動手操作和實景展示來培養學生的興趣，推動專業教學方式的轉變。在傳統的教學中，文科實驗室的發展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僅經費缺乏，師資力量也是嚴重不足，這既與學科的設置有關，也跟教學理念密不可分。數字考古實驗室的建立，為專業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此外，在數字考古教學的推廣過程中，一些公司與考古文化遺產機構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娛樂中體驗考古學的魅力，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特色所在，新時期的考古專業教學，除注重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也要大力引進新興技術和手段，將日益精密的考古學研究落到實處。無論是勘探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后期的資料整理，都要將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同新時期的新趨勢結合，普及和推動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在數字化發展方面，數字化采集已經發展成為新時期考古學的主流，包括調查、鉆探和發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遺址和遺跡成圖、三維掃描與虛擬重建等技術已經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由于新興技術的復雜性和知識儲備的不足，實踐教學中已經出現了部分學生對新興技術不適應、理解和掌握難度大的現象，這既與傳統的學科設置和劃分有關，也同現行的田野工作狀況有關。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術的運用上，多數采取了聘請專業公司的方式，學生缺少實踐和操作機會，這也是以后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劉建國.考古測繪、遙感與GIS[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楊瑞霞.數字環境考古理論與實踐[M].科學出版社，2013.
[2]《考古學概論》編寫組.考古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關鍵詞】湖南 先秦時期 湖湘文化 時空結構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當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內（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過的人群所創造的包括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和制度層面的一切成就。在這種含義之下，湖南地區先秦時期的文化不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階段，也是湖湘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顯的階段。因此，本文對于湖南先秦文化時空結構及成因的考察，無疑是有意義的。筆者才疏學淺，難免以管窺豹、坐井觀天，拙陋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發展歷程與階段劃分
傳世文獻中關于湖南先秦時期的記載極少，我們對湖南先秦文化的認識主要來自考古學。建國六十年來湖南的考古發現及研究成果斐然，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寶貴材料。雖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質文化層面的內容，但在文獻資料匱乏的條件下，它是我們唯一所能依據的素材和研究對象。不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獻記載較豐富的中原地區，研究先秦時期特別是史前時期的歷史和文化同樣離不開考古學。因此，湖南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是本文討論的基礎。
到目前為止，湖南境內發現或確認的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已達30余種，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為“某某文化”，有的因為相關材料較少而未正式命名，僅暫稱為某某“遺存”或“類型”。下面先作一個簡要介紹：
湖南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類群”和“潕水類群”兩大系統[1]，均分布于雪峰山脈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區。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區，包含了舊石器時代早期偏晚階段（距今約40萬年）、舊石器時代中期、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末期連續發展的四個文化——虎爪山文化、雞公垱文化、烏鴉山文化和十里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區，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為集中，故稱“潕水類群”。目前該類群還未正式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此外，在東部地區的長沙、瀏陽、益陽、安化等地點也發現有舊石器地點，因材料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發現較多，幾乎分布于境內各個地區。具體來說：
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縣八十垱遺址下層為代表的“八十垱下層遺存” 和南嶺山區的玉蟾巖遺存（發現于永州市道縣壽雁鎮一名“玉蟾巖”的石灰巖洞穴中）。
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區的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區的高廟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東岸及湘江、資水下游地區的黃家園類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區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區的高廟上層文化、屈家嶺文化高坎垅類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資水下游和洞庭湖東岸地區的堆子嶺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類型；湘江中、上游地區的“望子崗一期遺存” 等。
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區的皂市文化（或稱“皂市中層文化”，年代相當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側武陵山區的朱家臺類型；洞庭湖東岸地區的銅鼓山一期遺存（商代早、中期）、費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資水下游的樟樹塘類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時期）；湘江中、上游地區的坐果山類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等。以上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多為商代至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澧水下游、洞庭湖區及洞庭湖東岸地區出現楚文化遺存，洞庭湖東南的湘江、資水流域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區。戰國時期，湖南大部分地區為楚文化所占據。
通過以上考古學文化，我們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時期歷史的大致過程為：距今約40萬年左右，湖南境內開始有人類活動；在距今1萬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商周之際，由于中原文化的傳入，湖南被帶入了青銅時代；戰國時期，楚文化占據湖南后，進入早期鐵器時代；秦帝國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納入以中原華夏文化為主體的歷史體系，成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當然，這是從人類社會發展水平來區分的。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湖南先秦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是從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區域文化（長江文化）的過程，秦代開始成為中華文化一員。在具體論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區域文化”等的涵義進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內（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現過的人類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個層面或各種性質的判定。一個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人類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個部分。但在比較嚴格的意義上，地域文化應該是一個大的文化系統或文化區內不同地理區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區，這個分支或小區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一定具有獨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傳統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該共同特性為相鄰地區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見。湖湘文化應該是這種意義上的概念，如果這個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范疇內的一種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湖南境內自古至今生存的人類文化是否具備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傳統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則“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現代行政區劃稱“湖南文化”更合適。當然，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內起源或以本地文化傳統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間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區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間包括湖南但必須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該文化的中心區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內也可以為境外地區，而實際上湖南在先秦時期未曾成為過區域文化的中心區。在區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組成部分。從世界范圍來看，任何地區人類文化的發展都經歷了由本土文化到區域文化的過程，且總的趨勢是“區域”范圍不斷由小變大，國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區域文化不斷擴展的結果，其動力機制就是文化之間的互動。但是，不同地區從本土文化到區域文化的具體過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現為發展階段性、演變節奏、文化互動方式等多方面的差異。
與長江流域多數地區一樣，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發展為區域文化、最后成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過程中經歷了由本土文化到區域文化、又回歸到本土文化再到區域文化的反復而曲折的道路，這一點與中原文化的發展過程是不同的。本文將其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分別稱為“史前時期”和“原史時期”。
史前時期是湖南先秦文化從本土文化到區域文化的第一個階段，時間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偏晚階段到新石器時代末，結束年代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邊緣地區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為前、后兩段。前段為本土文化階段，后段為區域文化階段，前、后兩段的時間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時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種。其中舊石器時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區的“澧水類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區的“潕水類群”文化及湘江、資水下游地區的舊石器群；新、舊石器過渡時期及新石器時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區的八十垱下層遺存和南嶺山區的玉蟾巖遺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有洞庭湖區的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區的高廟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區的黃家園類型、大塘文化等。這一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強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傳統為核心；分布區均未超出湖南境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在與周鄰地區同期文化的互動中處于主導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輸出或傳播。例如，江漢平原西部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頭山文化的一支向北遷徙形成的；高廟文化、皂市下層文化開始出現、湯家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東、南、北三個方向分別傳到長江下游、嶺南珠三角、江漢平原和漢水上游地區，鄂東皖西地區的黃鱔嘴文化、江西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區的咸頭嶺文化、大黃沙文化、江漢平原地區的大溪文化等均發現了白陶器，器型和裝飾風格與洞庭湖區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階段湖南地域文化的發展水平之所以相對較高并處于文化傳播的主體地位，應與湖南境內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和發展有密切關系。
史前時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類型、岱子坪·舵上坪類型、高廟上層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嶺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崗一期遺存等。這些地域文化多數已開始具備上述區域文化的特征，雖然本地文化傳統仍占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尤其是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中、北部地區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區而成為了以境外為中心的區域文化的邊緣區，文化的演變節奏也與境外的文化中心區同步。洞庭湖區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類型之一。高廟上層文化與洞庭湖區的大溪文化關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實際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區的擴展；其后的高坎垅類型就是屈家嶺文化在該地區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資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嶺文化一改本地從黃家園類型到大塘文化以釜為核心的炊器傳統，代之以鼎為核心的來自長江下游或東方的文化傳統，雖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嶺文化的中心區，但因堆子嶺文化從更加宏觀的視角來看屬于東方文化系統，故實際上已是以境外為中心的文化邊緣區。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個較短的過渡時期，到岱子坪·舵上坪類型時期，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東方文化將湘江、資水下游地區納入了其政治版圖。從大溪文化開始，以境外為中心區的區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內陸地區挺進，到石家河文化時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區都被納入了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區域文化體系。僅湘南、湘西部分地區還處于以自身傳統為核心的本土文化階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崗一期遺存等，這并不妨礙湖南大部分地區所呈現的區域文化特征。
原史時期（亦稱原史時代）是湖南先秦文化發展歷程中第二個大的階段。此前筆者已專文就包括湖南在內的整個長江流域的“原史”時期進行了首倡和概論性闡述[2]。該文認為，長江流域從新石器時代末至秦帝國建立前這一段歷史既不屬于史前時期，也不屬于歷史時期，而是一個獨立的階段，并建議借用西方史學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時期”這一概念稱之。
理由是：長江流域的整個歷史過程很明顯分為三個階段。秦帝國建立后，長江流域被納入以中原地區或黃河流域為主體的歷史體系，應與先秦時期分開；而先秦時期又須分為兩個階段，其分界點應在新石器時代末。因為從目前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來看，長江流域相當于中原地區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學文化與新石器時代文化明顯表現出一種文化傳統的斷裂。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末期高度發達的幾個大的區域文化集團（可稱為早期國家或酋邦）幾乎同時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當地再次興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區域文化的遺裔，也就是說，長江流域各個地區先秦時期歷史文化的過程在文化傳統層面上是斷裂而非連續的。與這種斷裂特征相匹配，再次興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現，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圍的區域文化圈不復存在，而各小地理區域間的文化獨立性和差異成為主流。關于長江流域歷史時期的起點，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吳越和巴蜀已屬歷史時期，但按照“歷史時期”的涵義即“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時期”這一點來衡量，它們均未進入歷史時期。傳世文獻中確有不少相關記載，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歷史記載而是來自它族（華夏族），如《越絕書》、《吳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銅器銘文、簡帛文字等不過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紀念性文字、日常記錄或專類文書而非“史”書，也沒有較完備的編年系統，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時期”的概念屬性。所以，本文亦將湖南新石器時代末至秦這一時段稱為“原史時期”并以楚進駐和統治湖南為界分為前、后兩段。
原史時期前段，年代上限為新石器時代末，下限為楚國統治湖南之前（約當春、戰之際）。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側武陵山區的朱家臺類型，洞庭湖東岸地區的銅鼓山一期遺存、費家河文化，湘江、資水下游地區的樟樹塘類型、炭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區的坐果山類型 等。本階段楚文化已傳入湖南境內，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東岸地區春秋中、晚期已見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戰國以前并未大規模進駐湖南，春秋時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區仍為當地土著文化所占據，東部湘江、資水流域為百越文化分布區，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應為苗蠻文化分布區。從總體上看，本階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復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區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時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傳統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區，但較史前時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點。例如：外來文化傳統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區內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間文化傳統的繼承性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為外因且基本跟隨境外文化的演變節奏。這種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顯優勢使其時刻對長江流域文化產生直接或間接的牽制作用，以致在兩湖地區難以自發形成分布范圍稍大的區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無力完全征服和控制這一地區，沒有可能將其直接變為中原文化的分布區。因此，這一階段湖南的本土文化傳統反復出現突變、復歸的循環過程，不過每次復歸后的本土文化傳統又加入了新的區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簡單重復而是一種向新的區域化不斷邁進的過程。
原史時期后段，即楚國統治湖南時期，具體年代為戰國時期。本階段湖南全境基本上為楚文化所占據，僅雪峰山高原山區情況不明（目前邵陽地區尚未發現戰國楚墓），也有可能仍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區。楚文化是以江漢平原地區為核心、以長江中游為主要分布區的區域文化，戰國時期擴展到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為“地廣千里、帶甲百萬”的泱泱大國，湖南遂成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稱“南楚”。湖南境內戰國時期的楚文化面貌上與江漢平原核心區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將湖南境內古代越人的某些傳統（如越式銅鼎）融合吸收并傳播到其它地區。關于楚人大規模入駐即統治湖南的年代問題，學術界仍存在爭議，傳統意見認為當始于春秋晚期，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應為戰國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內考古發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過50座，戰國早期楚墓數量也不多。這一現象與楚國公元前四世紀初吳起變法后“南平百越”的歷史記載基本吻合。
以上就是湖南先秦文化的時間框架和文化傳統演進的總體趨勢。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間格局及其變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間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這樣一個相對較大的自然空間內，“先秦”這樣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間分布上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一個文化生存的空間范圍在其不同發展階段是有變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間范圍又是相對穩定的，否則該文化就不存在或演變成為另一種文化。所以說，文化的生存空間，變化是絕對的，穩定是相對的，但相對穩定是主要的，變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間格局及其變化規律的探索，對于一定區域內人類文化史演進模式、動力機制及其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意義重大。
通過對湖南先秦時期不同階段地域文化的內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圍、興亡時間以及相互間交流融合、更替傳承關系等的考察，我們發現其在空間布局上一個總的特征就是：在每一個不同的時間段內，大體同時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間在南北方向上聯系緊密，而在東西方向上有所隔離，很明顯地可以先劃分成東、西兩區而不是南、北兩區，而且從歷時角度來看，在大多數時間段之間，東、西兩大區的空間范圍也是基本穩定的；同時，在東、西兩區內，大體同時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間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時期這種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區空間位置經常發生變化。本文將這一特征用八個字概括為“東西分野、南北進退”。下文進行具體闡述：
從字面上理解，“東西分野、南北進退”的首要特征是東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進退，而且分野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進退則表示有變化。統而觀之，這八個字非常貼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間格局。
東、西兩區的分野情況，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因為東部地區材料太少還難以看出，但新石器時代中期已經成形，新石器時代晚期直至戰國前都十分明顯和典型，戰國時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強勢，致使湖南東、西兩區的文化面貌逐漸趨同，東、西分野才漸趨模糊，但東、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較大的差別，且有研究表明，楚人進入湖南東、西部的路線和經營策略也是不同的。東、西分野的具體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脈為分水嶺，北端沿洞庭湖南緣東行、再北折沿洞庭湖東岸直至城陵磯，略呈東北—西南走向。那么，東區范圍涵蓋湘江、資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東岸地區，即今行政區劃的岳陽（除華容）、長沙、益陽（除南縣）、湘潭、株洲、婁底、衡陽、永州、郴州、邵陽十市所轄地區；西區范圍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區，含今常德、張家界、湘西自治州、懷化四州市所轄地區。
在東、西兩區內一般又可分為南、北小區，但不同時期南、北兩小區的界限會有差別，總的趨勢是從北向南移動，但也有反復。西區的南、北小區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縣五強溪一帶為界限，北小區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區，南小區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來南移至麻陽、懷化市一線。東區的南、北小區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線為界，北小區包含湘江、資水下游和洞庭湖東岸區，有時（如原史時期前段）洞庭湖東岸地區與湘江下游地區分開形成單獨的文化區；南小區總體為湘江中、上游地區。為后文敘述之便，筆者將西區北、南小區分別簡稱湘北區、湘西區，東區北、南小區分別簡稱湘東區、湘南區。
舊石器時代，由于東部地區考古材料太少，情況不明，但西部地區可以明確地區分為北（澧水類型）、南（潕水類群）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新石器時代早期地域文化發現太少，難以對比。
新石器時代中期，湘北區先后出現的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繼承關系明顯，分布區東抵南縣、華容一帶，南至石門、慈利、桃源一線；湘東區先后有黃家園類型、大塘文化。在存續年代上，黃家園類型文化跨彭頭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層文化時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層文化晚期和湯家崗文化時期。雖然兩區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處，但文化的興亡時間完全不同步。湘西區先后出現的高廟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傳統有傳承關系，年代與湘北區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相當，但主體面貌差別較大。湘南區的情況目前不明。
新石器時代晚期，湘北區先后為長江中游區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區。而湘東區首先是屬于東方系統的堆子嶺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區，其后為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類型所替代，本區的石家河文化與湘北區差別甚大，并非由湘北區傳播而來，而是來自漢東地區。湘西區高廟上層文化雖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較多影響，表明外來的區域文化開始向沅水中游地區滲透，接下來屈家嶺文化高坎垅類型和石家河文化進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區，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傳統。湘南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崗一期遺存仍屬于本土文化。
原史時期前段，湘北區商代至西周晚期為本土傳統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圍包括沅水中游在內，春秋時期早、中期楚文化進入該區北部澧水下游一帶。湘東區又可細分為兩個小區，北部洞庭湖東岸地區先后有銅鼓山一期遺存、費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銅鼓山一期遺存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內的分布，范圍僅為岳陽市以北的長江沿岸一帶，費家河文化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時期情況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進入該區。南部湘江、資水下游地區先后有樟樹潭類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樹潭類型文化面貌與湘江中、上游望子崗一期遺存有共同之處，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傳統曾經北傳；炭河里文化雖是以商末周初殷遺民南遷為契機形成的，文化構成中也包含有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傳統為主的地方青銅文化，與此前的樟樹潭類型及春秋時期以“越人墓”為代表的遺存同屬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區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時期為皂市文化分布區，春秋時期有可能為楚文化分布區，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區商代至西周時期有朱家臺類型，春秋時期情況不明；沅水上游地區商代仍為斗篷坡文化延續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時期情況不明。湘南區坐果山類型繼承了新石器時代末期望子崗一期遺存的土著文化傳統，并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亦屬百越文化，戰國時期逐漸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時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個小區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異，其中湘北區與湘西區、湘東區與湘南區相對較為接近，亦可看出東、西分區的格局。隨著楚文化從北向南一步步推進，東區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區的本土文化苗蠻文化逐漸向南及東西邊遠山區退卻，前者主要向嶺南地區和雪峰山高原遷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區。
我們相信，以上所論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間分布——“東西分野、南北進退”之格局，將會隨著考古資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顯現和完善。以往多數學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時期或某一階段文化相關問題的討論中，一般也是首先將它們分為與本文基本相同的四個小區來展開的，但尚沒有人注意到這四個區之間空間層次的差別，本文指出的其在東西方向上相對穩定而南北方向上時有變化的現象，對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當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時空結構成因探索
前文關于湖南先秦文化發展歷程及空間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發展的時間框架可明顯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史前時期和原史時期，每期又分為前、后兩段。而從文化發展空間規模和文化傳統演變趨勢來看，在史前時期和原史時期都經歷了由本土文化到區域文化基本相同的過程，而且兩個時期的地域文化之間缺乏明顯的傳承關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間布局表現為“東西分野、南北進退”的特征，即整個先秦時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間分布的東、西分區具有相對穩定性，而在東、西兩大區內文化的空間變化呈南北向移動，且總體趨勢是從北往南推進。
關于第一點，我們認為與整個長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大背景有關。這一特點不僅僅為湖南先秦文化所獨有，長江流域其它地區的先秦文化同樣具備。大量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經發展到了高水平的區域文化階段，不僅空間分布范圍很大，文明社會的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禮儀性建筑、禮器、社會的等級分化等都已出現或達到相應水平，與同時期的中原文化比較，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些“準文明社會”卻幾乎同時衰落并消失了，長江流域相當于中原地區夏商時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現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區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階段。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學術界提出過多種假設，或以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過度侈靡奢華，耗盡了大量社會財富，加劇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制約了社會自我調節功能的發揮，而對自然界的無節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環境的破壞終致盛極而衰；或以為洪水泛濫直接所致；也有人認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筆者曾提出，洪水泛濫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濫對長江文化造成巨大沖擊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終導致了長江文化的消亡。許多線索告訴我們，距今4000年左右的長江和黃河流域大范圍內，可能的確經歷了一個洪水泛濫的高發期。如：大禹父子兩代治水的故事；當今西南地區許多少數民族創始神話都有洪水傳說，他們的祖先可能就是當時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來才遷到了西南地區；文獻記載堯、舜、禹在征討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災害并歸咎于其所編造的三苗的種種劣行，這當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長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說明當時自然環境的異常。另外，長江下游地區不少考古遺址發現了年代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與商周時期之間的洪水淤積層。試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濫（包括接踵而來的瘟疫等）已經讓長江流域區域文化大傷元氣，中原文化（顯然因為治水工程卓見成效而受洪水災害影響較小）也不敢如此隨意編造借口、無端用兵南下。考古證據表明，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原文化確已開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或稱中原龍山文化）經南陽盆地、過隨棗走廊，深入到了江漢平原腹地，江漢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區“白廟文化”的形成與此直接相關。夏商時期，江漢平原地區先后為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長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馬橋文化包括湖南境內的皂市文化、銅鼓山一期遺存、樟樹塘類型、費家河文化等無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跡。中原文化的南侵無疑打破了長江流域區域文化的原有體系，從而導致了包括湖南在內的長江中游區域文化傳統的斷裂，但是，外來的中原文化又無力在本地再建一種新的秩序，原區域文化各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復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狀態。此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時期與原史時期兩大階段形成及發展道路重復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關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間格局形成的原因，我們認為主要與湖南的自然地理環境相關，其次為境外文化對湖南的影響。
湖南地處長江中游南岸，北臨長江，東、西、南三面以羅霄山脈、云貴高原和南嶺山脈為屏障，地勢南高北低、西高東低，大體形狀呈開口朝北的簸箕形，它與長江以北的江漢平原共同構成了兩湖盆地，成為長江中游的主體。簸箕形的開口處、長江南岸為洞庭湖所在，它與長江對岸被稱為“云夢澤”的大片低濕地通過長江連為一體，實際上構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來，湖南確為一個較為獨立的地理空間。更為獨特的是，在湖南中部從南到北隆起著一條雪峰山脈，向南穿過南嶺、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與洞庭湖水網濕地一起將湖南分開為東、西兩半，且雪峰山脈峰峰相連，從北至南幾無缺口，完全阻斷了東、西兩側的交通。在無現代化交通工具的時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與雪峰山脈北端之間的狹窄地帶。故此，在歷史上多數時期，東、西部對外交流的主要對象不是彼此之間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區，即使在當代，湖南東、西兩部在語言、飲食、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仍存在明顯的差別。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間格局“東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間范圍在東西分野的大框架內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為地理環境所致。境內湘、資、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從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內中央為雪峰山脈，東、西兩面又有羅霄山脈和武陵山脈，湖南的東、西兩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狹長形，東西方向上縱深很短，不可能為人類文化提供較大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最適宜古代人類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寬谷地帶，這些宜居地與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這就決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東西分野”總框架下“南北進退”的格局。
除地理環境外，文化之間的交流當然也是影響文化空間分布的因素，有時還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對于周鄰其它文化的優勢特別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環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為決定文化相互間空間布局的主體，這種情況在秦漢以后已屢見不鮮。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與境外文化之間的互動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進入固然對境內文化空間格局的形成及演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總體上不僅未能突破地理環境的局限，且多數時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條件的制約。例如：整個先秦時期，湖南東、西部地區的對外交流主要通過自然障礙較少的洞庭湖兩側往北進入江漢平原地區，其次是由南嶺山區的河谷地帶通往珠江流域。正因為如此，從史前時期后段開始，來自江漢平原或中原地區的強勢文化從北邊進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進，此為湖南先秦文化空間格局“南北進退”的又一原因。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方言；語法；研究；趨勢；
山東方言的研究，目前成就最大的應該是由錢曾怡、張樹錚和羅福騰教授合編的《山東方言研究》(齊魯書社，2001年)。全書分為概論編、現代編和歷史編三卷。概論編，論述了山東方言的產生、地位和影響，介紹了山東方言的特點、分區以及研究概況，對建國以來山東方言研究在內容的擴展、方法的更新等方面都有簡略的評介，并且最后附有一九四九年以來山東方言研究的論著目錄。作者在文中歸納了山東方言研究的幾個發展趨勢:由以語音為主到語音、詞匯、語法的全面鋪開，從單點調查到成片的特點比較，從共時的方言研究出發進而探索漢語演變的歷史，方言研究與地域文化相結合。
現代編，分別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具體描寫了山東方言的特點和內部差異。第一章，語音部分，包括聲母、韻母、聲調，還附有24幅山東方言語音地圖。在介紹各區片基本情況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兩字組連調和輕聲變調的特點、類型及其地域分布。第二章，詞匯部分，選擇山東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詞語分類說明，如“與獨特的社會歷史文化有關的特殊詞語”、“與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的特殊詞語”、“與生活習慣、民俗有關的特殊詞語”等。第三章，語法部分，扼要分析了山東方言的語法現象。
歷史編，從韻文、韻圖等概括探討清代的語音系統，從山東地方作家的文學作品或筆記、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記錄的語料，分析清代山東方言詞匯語法的使用情況，有的還和現代山東方言作了對比。
山東方言在地域上跨度很大，各個地方在語音、詞匯、語法上都有差異，因此山東方言的分區研究成果也很豐富，山東方言分區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分區，著名語言學家李榮先生從全國漢語方言的角度出發,按照古代入聲字在今天山東方言里的演變情況，把山東話分為三區：
1.冀魯官話區：大致相當于第一種分區的西齊小區的全部區縣市，再加上東濰區的壽光、濰坊、昌樂、沂源、蒙陰、沂南、日照、東港、莒縣，約63個區縣市。
2.中原官話區：相當于第一種分區的西魯小區，共37個區縣市。
3.膠遼官話區：大致相當于第一種分區中的東區的大部分區縣市(但壽光、濰城、奎文、昌樂、沂源、蒙陰、沂南、日照、東港、莒縣除外)，約38個區縣市。
第二種分區：《山東方言的分區》（1985年錢曾怡、高文達、張志靜）中，根據古知莊章三組字聲母的異同，把山東方言的分區分化為兩個層次，首先分為東西兩大片，其次東西又共各分為兩片，又以膠萊河為界分為東萊片和東濰片，西區又分為西齊片和西魯片。這種分區從語音特點上顯現了山東方言的內部差異，奠定了山東方言分區研究的基礎，這對山東方言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這種標準雖然是探索性質的研究，但這是基于大量的事實和嚴謹的理論根據的，是頗有建樹的前瞻性研究。
錢曾怡、蔡鳳書的《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與山東方言分區》首開了考古學與方言學研究相結合的先例，對山東方言的分區提供了很多考古學上的證據。
山東方言在調查方面有著豐富的材料，自建國以來山東省展開了全省范圍的方言大調查,現已出版了山東省志、方言志，出版的《山東省方言志叢書》有二十幾種之多，這些方言志叢書為各個方言點的語音、詞匯、語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語音上是研究最成熟的方面，成果也比較顯著，如《山東諸城、五蓮方言的聲韻特點》（錢曾怡、1984）《山東肥城方言的語音特點》（錢曾怡、1992）《膠遼官話研究》（羅福騰、1998），各地的語音研究都比較成熟。
詞匯方面，最主要的是第一部省級政區性方言分類詞典——《山東方言詞典》（董紹克、張家芝）。全書64萬字，分29類編排，詞目后列國際音標注音、釋義、例句和分布特點，書后附各方言點音系和音序索引。另外兩部地方性方言詞典《濟南方言詞典》（錢曾怡）、《牟平方言詞典》（羅福騰）。這兩部詞典都已被收入《現代漢語方言詞典》，他們對于研究這兩地的詞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還有一些研究各地方言詞匯的文章，如《曲阜話的詞匯語氣系統》（高麗君）《濟南方言詞綴研究》（錢曾怡），《博山方言詞匯》（錢曾怡、劉聿鑫、太田·齋）。
方言語法是山東方言研究的弱勢,筆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論文，如《論兒化》（錢曾怡），《山東諸城方言的語法特點》（錢曾怡、羅福騰、曹志耘），沒有系統性。
山東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山東方言的研究已取得的成績中大多為靜態的描寫，如各種音系中聲母韻母聲調的語音記錄而缺少歷史淵源方面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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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錢曾怡.《濟南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4]董紹克.張家芝.《山東方言詞典》語文出版社.1997
[5]錢曾怡. 《濟南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關鍵詞：遺址博物館；物聯網技術應用
遺址博物館是在古文化遺址上建立針對該遺址文化進行發掘、保護、研究、陳列的專門性博物館。[1]遺址博物館的任務是對該遺址及其出土文物進行考古研究、保護、展示和宣傳教育，其工作涉及的對象有“人”，又有“物”。其中，“人”，主要指游客和博物館工作人員，有些散落在外部的遺址，可能還涉及當地百姓等遺址周邊人員。“物”，主要是館藏文物、設施設備，以及遺址。在現代博物館中，“物”與“人”以同等地位相互聯系著，博物館通過“物”與“人”的結合，發揮其社會職能。
物聯網技術，是利用通信技術，將各種傳感設備的信息進行交互，實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相互間通信和協同作業。將物聯網技術應用在遺址博物館，是采用物聯網技術，集安全控制、跟蹤定位、日常實時偵查管理、電子商務等一體的綜合性運用系統。對提升藏品搜集、清點、登記、管理、保護、修復、研究和展示的工作能力，提高遺址的保護管理水平，加強博物館辦公運營、公眾開放管理等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此，筆者拋磚引玉，探討物聯網技術在遺址博物館應用的適用性方案，主要是以下幾大方面：
1 遺址的監測管理
1.1 環境監測系統
實時監控遺址的環境，對本體及其周邊的氣候溫濕度、土壤溫濕度、降雨量、風力風向、紫外光強度、空氣中的有害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含氮的化合物）等危害文物本體及周邊的情況進行監測。
1.2 防入侵系統
針對遺址本體的防入侵實時監測，采用電子圍欄與物理圍欄合二為一的方式進行布設。電子圍欄通過視頻監控、地下傳感等形式實現。
1.3 巡查管理
遺址巡查人員，通過智能手持終端設備，對遺址進行定位、檢測數據采集、現狀拍攝、填寫巡查記錄等工作，最終通過電腦數據中心匯總。
2 遺址博物館的內部管理
2.1 文物保存環境監測
對展廳、庫房文物的保存環境進行實時監測，主要針對空氣成分、溫濕度、光照度等情況的實時記錄分析，在超出正常范圍值后報警。
2.2 文物管理
在博物館藏品登帳工作完善、建立數據庫的前提下，開展物聯網技術的文物管理工作。主要是對文物的保管位置、出入庫、文物修復等信息進行跟蹤記錄。
2.3 內部安防的監控管理
主要是對遺址博物館進行安防系統的建設完善、加強文物監控，采用物聯網技術實現博物館電力、消防、安防和暖通系統的控制與管理，采用物聯網技術實現區域進入權限的設置與管理等。
2.4 辦公自動化
主要實現博物館公文管理的收、發、辦管一體化，實現信息內部、提升各部門和全單位的日常事務審批功能。
2.5 停車場管理
利用物聯網技術實現停車場管理，可提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3 文化產業旅游服務
3.1 綜合門戶信息
建立綜合門戶，成為對外展示的窗口、聯系游客的紐帶。提供信息展示、互動交流、電子購物、虛擬展示等。
3.2 呼叫中心
建立統一的呼叫中心，提供咨詢服務、導覽服務、投訴建議服務等。
3.3 電子門票
基于手機支付的電子門票系統，游客可以直接通過手機進行支付，并可以通過彩信獲得二維碼，來到旅游景點后可直接通過掃描手機調出的信息進行驗證通過。
3.4 導覽設備
游客通過智能手機或智能手持終端設備，實現自動語音講解、游覽線路導覽、展覽的相關信息介紹，以及公共服務等。
3.5 游客定位系統
智能手機或智能手持終端設備的應用，不但使游客獲得導覽服務，還能使博物館實現游客定位，達到實時監控、了解游客的分布、運動軌跡等效果，同時游客有任何需求提出，服務人員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尋找到這名游客，并提供相應服務。
3.6 旅游交通工具的發放與回收
游客通過市民卡、手機、電子門票等可在遺址博物館景區內實現自行車、小電瓶車、輪椅等旅游交通工具的自的發放與回收工作。
物聯網技術應用在遺址博物館，是遺址博物館加強管理、提高服務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文初步探討了物聯網技術在遺址博物館的適用性方案，具體技術性方案，需要物聯網設計單位與博物館系統進行充分的溝通與磨合，特別是在頂層設計架構標準化、有效降低成本等問題上，如能有效解決，將使遺址博物館事業走上一個嶄新的臺階。
【摘 要】中國史學的傳統是既講究史學的經世致用，又追求史學的求真。同時，求真與致用也是我們要遵循的學術精神。乾嘉學派是一個以考據為主的學術流派，追求史學之真是其重要特色。本文從求真與致用的角度來簡要分析乾嘉學派的治學特點及其歷史貢獻。
【關鍵詞】乾嘉學派；求真；致用
中國古代史學發達，有著優良的史學傳統，即兼重史學的求真與致用。“求真”從根本上決定了歷史記述乃至史學的價值。基于“求真”關乎史學價值的根本認識，劉知幾把秉筆直書的典型--董狐列為史學的最高典范。而經世致用則是中國史學得以源遠流長的重要因素。“求真”與“致用”在多數情況下是統一的，相得益彰、相互促進的。用真實的歷史為現實提供有益的借鑒從而產生積極的社會作用，是一種理想的史學局面。但是，由于“求真”與“致用”分別具有不同的內涵和要求，加之各方面的因素，它們之間也會出現矛盾與沖突。作為我國最后一個朝代的清朝，隨著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經濟、文化的蓬勃發展，史學的學術風尚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晚明時的知識界對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已經由于清朝統治的日益穩固和經濟社會狀況的好轉而失去了緊迫性；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人為的民族鴻溝和高壓政策，妨礙了知識界去作推動經濟發展以及政治清明的努力。一時學術界為適應業已變化的客觀環境，將清初的經世之風加以改造，以考據求實的風尚，向窮經考古一路走去。
一、乾嘉學派占據清代學壇的主要原因
乾嘉學派占據清代學壇的主要原因，章太炎先生在《訄書》中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多忌，故歌詩之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 [1]章太炎先生在這里提到了三個原因。第一，“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指學術原因：經過宋明百年之后，理學在理論上已告枯竭，很難再有發展空間，只得另辟他徑；第二，“多忌”指政治原因：清朝是由滿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前期為維護其統治多實行政治高壓，避忌太多，使得學術失去了生機與活力；第三，“愚民”指清朝統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不希望有經世致用的學問來開啟民智。正是以上這些原因，造成了“治經以紓死”的局面。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出“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流行，也不外這種原則罷了。” [2]一方面肯定了章太炎先生的觀點，同時又提出了社會穩定對學術發展的影響。綜上所述，乾嘉學派之所以在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之后，拋開了經世致用，一頭扎進故紙堆中尋求“歷史之真”的原因，不僅在于清代統治者實行的政治高壓和愚民文化政策，還在于清朝康乾年間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使得學者們能安心的做考據，而這一時段的考據成果，大多成了盛世的點綴。
二、求真：治學的精粹與泥古不化
求真可以說是乾嘉學派的治學靈魂。第一，乾嘉學派所樹立的一種讀書務實的學風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印證了“求真”的要求。乾嘉學派提倡無征不信，反對鑿空，主張“無一事無出處，無一事無來歷” [3]，其代表人物戴震曾言，“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二，守訛傳繆也。” [4]錢大昕也說“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 [5]。第二，乾嘉學派提倡寧詳勿略，通過搜集詳盡的資料，考訂材料的真實，來實現“求真”所求的事實之真。例如閻若璩為證明梅頤的《古文尚書》之偽，引證了128條材料；另一位學者王念孫也是“一字之證，博及萬卷”。[6]正是由于乾嘉學派以嚴格的考據之功，考訂史事，對全部經典重新進行一字一音的考訂，使得今天的治學變得方便。第三，乾嘉學派善于“疑古”的思維，反復考訂以求史料之真，疑古之風曾在宋代達到鼎盛，但又導致了宋學妄義臆斷之弊，認為偽書遠多于不偽之書，幾無真書可言。而乾嘉學派的疑古之風與宋代大有不同：乾嘉學派的疑古，不是迷信經典，而是更加擅于從史料中發現問題，然后以嚴密的推理得出正確的結論。例如錢大昕在考訂原本，洞徹歷代傳注疏義原委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正本求源的見解。當然也有人為考證而考證，往往“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 [7]，使得考據學走進了死胡同。
“求真”是乾嘉學派治學的精粹，但乾嘉學派的“求真”多著眼于書中的史實、書的真偽，卻沒有和現實相聯系。有些學者的過度求真而導致泥古不化，乾嘉學派日益固步自封，舉步維艱。
三、致用：盛世的點綴與曇花一現
乾嘉學派產生于太平盛世，與盛世相呼應，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才能獲取豐富的養料而蓬勃生長，并作為盛世的點綴，發揮著些許作用。例如參與纂修《四庫全書》等許多大部頭的叢書和類書，為豐富和充實我國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當時政策和環境的影響，使乾嘉學派達到了學術上的高峰，同時也給后世的學者研究古籍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由于乾嘉學派的治學宗旨和治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考證的問題幾乎全是書本上的，缺乏新鮮、實際的內容，脫離了現實。隨著清王朝的落日的余暉漸漸沉寂，經濟衰敗、政治腐敗，國內矛盾日益尖銳，世界資本主義各國虎視眈眈，面對形勢的急劇惡化，歷史進程要求學者將視線由古籍轉到現實生活，從學術思想的角度對社會變革及發展趨勢作出必要的解釋和論證時，乾嘉學派則捉襟見肘，無能為力。他既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也無法回應人們的期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乾嘉學派像康乾盛世一樣的曇花一現，很快的歸于沉寂。繼而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新的經世致用思潮興起，乾嘉學派因其不具有的“致用”性，連同那些古舊的經書一起，走進歷史的角落。
四、求真與致用：史學中雙生子
求真是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無求真的信念與追求，史學就會失去其科學性。歷史證明，任何階級的學術工作，離開了踏實的學風和必要的科學方法，光靠政治思想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績。至今，乾嘉學派所被人津津樂道的，仍然是學者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踏實勤奮的工作。建立在求真基礎上的致用是史學的必然結果和歸宿，沒有了致用性，史學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就無法符合時代的發展而停滯不前。乾嘉學者們只將自己埋在故紙堆里皓首窮經，卻不能學以致用，當盛世不再時，他們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終歸于沉寂。
在我們的治學過程中要學習乾嘉學者們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踏實的學風，同時也要學以致用，為當今社會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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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A].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摘 要：音樂學已形成門類龐大而復雜的學科體系。正確認識音樂學的體系構成和門類劃分，了解音樂學學科三大分類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探索音樂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也有助于認識音樂領域更深的層次和復雜現象。
關鍵詞：音樂學；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民族音樂學；關系
一、音樂學學科的由來
音樂學這一名稱最早是在1829年由德國學者J.R.羅基爾首次使用的。1863年德國學者F.克里桑德在《音樂學年鑒》的前言中對這門學科的具體研究內容作了較詳細的論述，因此人們現在通常把克里桑德作為這一學科名稱的提出者和學科的創建者之一。1885年奧地利音樂G阿德勒發表了《音樂學范圍、方法和目的》，對這門學科的定義和任務做了更加明確的規定，從此這個名稱被作為音樂學術研究的總稱而確定下來。
二、音樂學學科分類體系
遠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人對音樂的理論部門做了比較細致的劃分，它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對當時音樂學術領域狀況的一種概括。隨著19世紀中期做為一個整體學科的音樂學的建立和許多新學科的產生，有必要對其中諸領域的關系重新加以系統化。G.阿德勒于1885年在《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把音樂學分為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兩大門類。其后因民族學方面的音樂研究越來越受重視，德國著名音樂學家維奧拉提出了三分類法，即音樂史；體系音樂學；音樂民族學和民俗學。目前一般對于音樂學的分類采取此三大領域分法較為普遍。
三、音樂學學科三大部類
（一）歷史的音樂學
歷史音樂學是音樂學領域中的一個分支學科，是音樂學的歷史研究領域。它以音樂史學為主體，同時包括與此相關的一些學科，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研究：（1）音樂史學：是從歷史觀點出發研究音樂及與它相關聯的現象的學科，是音樂學最主要的、中心性的領域。（2）音樂考古學：既是歷史音樂學的一個領域, 又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其觀察對象主要是有關音樂的實物材料。（3）音樂圖像學：是一門對各種有關音樂圖像的內容和形式以及其中的各種符號、題材等加以鑒定、描述、分類和解釋的專門學科。它可以彌補文字記載不足或缺乏，有助于了解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樂器學, 表演方式, 音樂家生平, 文化史。
2、音樂史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音樂史學與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音樂考古學的目的在于為音樂史研究, 特別是無文字記錄或缺少文獻的時代和社會的音樂史研究,提供盡可能客觀、準確的實物資料。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價值在于可以彌補文字記載之不足或缺乏。一方面它可以使音樂史學的研究變得更為豐富,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圖像來了解如下四方面的問題: 樂器學；表演方式；音樂家生平；文化史。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史學已不再滿足于僅僅以史實去敘述和解釋音樂發展的進程,而且還擴展到人文科學的其他學科。
（二）體系的音樂學
1、什么是體系音樂學
體系音樂學也是音樂學中的一個大的分支，這類學科與歷史的音樂學正好相反，它不受時間或歷史順序的限制，僅從學科自身的性質和結構來分類。它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1）音樂音響學：它以運用于音樂中的音響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2）音樂美學：是一門具有雙重屬性的學科，主要從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用美學角度對它們進行總結和概括。（3）音樂心理學：是由心理學和體系音樂學二者相結合而產生的一門歷史不長的邊緣學科。它既有其客觀的、自然科學的依據, 同時又受社會環境、審美趣味的制約，所以介于兩者之間。（4）音樂社會學：是一門具有雙重屬性的學科, 既屬于社會學, 又屬于音樂學的邊緣學科。音樂社會學是研究與音樂有關的人的行為與社會、音樂作品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學科。
2、體系音樂學中各學科的關系
體系音樂學是對音樂的產生、傳達、音樂審美、音樂傳達到大腦人們所做的心理反映，以及音樂的社會作用進行研究。體系音樂學所涉及兩個層面: 第一是有關音樂的自然科學基礎和原理的學科――音樂音響學; 第二是有關精神科學層面的學科――音樂美學與音樂社會學。而音樂心理學則處于二者之間。音樂心理學介于兩者之間因為心理問題既有其客觀的、自然科學的依據、同時又受社會環境、審美趣味的制約。
（三）文化的民族音樂學
1、什么叫民族音樂學
民族音樂學是由民族學與音樂學兩個方面構成的，它也是音樂學的一大分支。從目前來看，這類學科的研究范圍如下：（1）對自然民族的音樂的研究；（2）對非歐洲的高級文化中的藝術音樂的研究；（3）對世界各地包括歐洲民間音樂的研究；（4）對樂器和樂器分類學的研究。這類學科強調與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等的橫向聯系，以便比較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各民族音樂的特征和共同規律。民族音樂學具有兩重性, 即它是既具有音樂學, 同時又具有民族學的性質。
2、民族音樂學與音樂學其他學科的關系
歷史音樂學專門研究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音樂史。而民族音樂學則研究音樂發展的兩端,史前與現狀,也包括西方城市音樂的現狀,與體系音樂學中幾個分支學科的關系。在民族音樂學發展早期, 特別是在比較音樂學創建的頭40年間,處于對非歐洲諸民族那些非平均律、非五度相生律音階進行比較研究的需要,學者們表現出從樂律學角度研究東方音樂的強烈興趣。
民族音樂學與屬于體系音樂學的音響學也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它與音樂社會學的區別恐怕僅在于某些方法的運用和歷史形成的學術分工上。在過去民族音樂學的重點主要放在非歐洲地區, 特別是非工業化的社會。現在這門學科的研究方位已經擴展到人類的各種類型的社會音樂活動，盡管當前兩者在研究的重點上還不是完全一樣，但是在實踐上已經出現了相互融合補充的趨勢。
四、音樂學三大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
從音樂學學科的基本構成來看, 由于音樂的特殊性, 音樂學諸種學科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體,很難從中分離出獨立的學科門類。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分支學科都具有“邊緣”或“中間”學科的性質。它們要求進行多學科的合作,各學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持，是一種互動的關系。
從音樂學的三大體系即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的各自特點來看，先是音樂歷史學有了理論基礎和資料的占有，音樂史學的發展由通史到專史， 再到通俗史。歷史是縱向的講究時間的先后的。體系音樂學則是橫向的、平面的,它的研究較為完備，對有關音樂的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進行研究。但其缺點卻在于看不到整體。民族音樂學是將音樂作為對象，從這一個特殊的角度來認識人自己、他的社會和他創造的文化的研究。從音樂藝術的發展來看，歷史音樂學則將這一發展系統的記錄下來，向世人展現這一發展演變的全過程。體系音樂學則對音樂載體的聲音的產生、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以及音樂傳入大腦后人們所產生的生理與心理反應進行研究。
五、小結
音樂學三大學科互相區別而又互相補充。人們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具體的音樂實踐和經驗的總結，是研究體系的音樂學的基礎，而體系的音樂學的研究成果又會對歷史音樂學及民族音樂學產生不同程度的制約和影響。正確認識音樂學的體系構成和門類劃分，了解音樂學學科三大分類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我們探索音樂學本身的發展規律，也有助于我們認識音樂領域中更深的層次和更復雜的現象。（作者單位：西南大學音樂學院）
參考文獻：
［1］ 俞人豪《音樂學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
為了全面評價我國傳統農業，還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對它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的水者，把傳統農業作為它的土壤或基礎，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農史界，從文化角度審視農業史的，已故石聲漢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是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近年來，注意研究農業文化史的人多了起來。王利華《農業文化—農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概述了農業文化的內容和范圍，農業文化史研究的層次和功能，并能中國農業文化作了宏觀的評估。[6]鄒德秀的《中國農業文化》，對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和影響，作了相當全面的論述，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我國農業文化史和農業文化理論的專著。[32d]李根蟠《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一文，也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立論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煙文化等的專門研究，就不一一列舉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這自然是對的。但從文化的基礎看，西歐中世紀文化難道就不是農業文化嗎？在歐洲語言中“文化”（Culture）一詞，原來就是指“耕耘”.“栽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反映了不同時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區別。因此，籠統說農業文化，并不能確切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問題應歸結為：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觀察中國傳統農業，它究竟有什么特點；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傳統農業究竟給予中國傳統文化什么影響，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哪些特性。
關于第一問題，除了廣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實行精耕細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國傳統農業包含著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如古非認為中國存在三大文化圈（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經濟區，長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帶農業經濟區.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和農耕游牧二元對峙格局。[15]湯曉芳也有類似觀點[18]。鄒德秀把我國農業文化劃分為平原農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獵文化.江湖漁業文化等類型。[32d]李根蟠將我國農業文化區分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兩大系統，在農區中包含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水田農業兩種主要類型，從東北西到南則存在廣闊的農牧交錯地帶，并把這些不同類型農業文化的關系概括為“多元交匯”[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認為傳統農業文化是封閉的保守的。從傳統農業具有自然經濟性質看，它比之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化，確有封閉保守的一面。但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多元格局盾，則不盡然。臺灣學者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并不封閉，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響，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鄒德秀指出中國農業文化發生在遼闊的地域內，內部有較大異質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一個地方來說，經常有新因素的出現和新文化的引進和創造。但對中國農業文化是否封閉系統的問題，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開拓.開放到保守封閉的過程。[32a]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農業在多元交匯的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異質文化，具有發展和創新的內在動力。并以作物的馴化.引種為例，論證我國古代農業存在著兩種文化交流，即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中國農業文化在這兩種交流中不斷提高，并對世界農業做出貢獻。[29e]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或褒或貶，見仁見智。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強調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義華等認為，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文化.自然經濟型文化。中國傳統的整合意識，本質上乃是極端的分散的個別主義與高度集中的權威主義的結合。它植根于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的單一性，植根于這種經濟結構的運動所固有的喜一（單一化）不喜多（多樣化.多元化），喜靜不喜動，喜定不喜變.喜穩不喜亂等秉性。所謂‘天人合一’，所謂‘大一統’，所謂‘內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過是這嚴峻的社會實際的美學再現。[37]陳學凱認為中國農業文化是以農耕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氏族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家族文化，其內在特征是永恒不變的基調——奉天法古：統一的天道.人倫.宇宙.社會模式論——一體主義精神，理論背離現實的傳統觀念意識——重體輕用[36]。至于視傳統文化為封閉.停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視傳統農業為禍根者，就不必說了。有些人沒有也不愿意對傳統農業作深入研究，而侈談農業文化，僅僅根據某些先驗的概念加以推導，不能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馮天瑜的立論比較持中。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可以歸結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過程周而復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的農業文明禮貌范疇”。這種農業文明的特性，被概括為：“求實精神；循環論.恒久意識.變易觀；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節奏；尚農.重農；集權主義與民本主義相反相成；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強調了傳統農業對傳統文化影響的積極一面。石聲漢指出：“我們祖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在有歷史記載的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了這一科學知識體系的優越性。可以自豪地說，農業技術知識的這一優良傳統，是我們的祖先為人類創造的寶貴遺產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經過多次嚴峻考驗，始終沒有中斷過，正是由于農業基礎穩定的緣故。[10a]這種觀點，在農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42a]王利華認為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和使它具有極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鄒德秀認為中國早熟先進的農業技術導致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雖有起伏跌宕，但始終沒有中斷過的。以多元交匯.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古代農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正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火炬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29f]所有這些，都是以石聲漢的論述為基礎的。
傳統農業影響到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個方面，這方面石聲漢也有很好的論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形態，尤其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特點，而這也正是傳統農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之所在。有的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例如張立文指出，中國人重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渾然與物同體”，“萬物與吾一體”；西方重人對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強調人與物的異體或異在。這種差異根源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不同。中國具有大陸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政治體制。農業生產較之羅馬的工商業更容易受風雨霜雪等自然現象的制約，五谷的播種.生長.收獲都要與天時節氣相適應，農民們在長期與大自然的接觸中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著自然的生命力，人與自然培育了一種相親.相近.相合.相融的關系。使客體與主體，自然與人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整體形態。古代希臘，土地貧瘠，農業衰敗，人們只得離開土地另謀生路。希臘人對土地失望，對海洋不可預測，人們對土地和海洋是恐懼而疏遠的。人和自然產生一種相對.相斥.相離.相仇的關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戰勝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并無絕對優劣之分。中國物我一體的價值觀念，與宋元以前文明發展相適應，能對自然的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元明以后在自然與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失去成功回應的能力，因為這種觀念缺乏科學的求索精神。一體化導致渾沌.模糊的思維。凡此種種使中國仍處于農業社會。西方工業社會雖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創造了奇跡，但只講主體人對客體自然索取，不講主體人同客體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導致資源危機.能源缺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應從中國的物我一體中得到啟示，縮合東西方文化之長。[40]許蘇民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與自然界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相適應。[17]
在這里還應提出的是臺灣著名學者錢穆《農業與中國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文化是一極深厚的農業文化，其許多特點根源于農業。農業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賴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國古人所稱之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農村觀念，實有純真不可顛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樂天知命”.“盡其在我”的農業人生觀念。農業的另一特征是農業人生要從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檔。中國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一體.一視同仁。中國文化首先極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別看重生命。“仁”指生命與生命之間呼吸相通.痛癢相關的極深微的情感，是中華文化精義所在。耶穌教把人類生命看作上帝對罪惡的一種懲罰，佛教主張四大皆空，要超脫生命。近代科學注重講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無生命一邊講。中國講理也講性，把無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邊講，主張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是中國文化中一項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由此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成為其一個主要的基礎與中心。作者極力推崇中國“大農人生的文化傳統”，認為它可以領導世界人類前進。[55]
最近季羨林先生再三論及東方文化體系（包括中國.印度.伊斯蘭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體系（歐美文化）的區別。他在錢穆天人合一論基礎上寫了《“天人合一”新解》，認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在于思維模式。與西方重分析的思維模式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承認整體觀念和普遍聯系，視人與自然萬物為一整體。[45]這也就是李約瑟說的“有機統一的自然觀”。[67]劉志一則稱之為唯物辨證的宏觀觀控的有機統一觀。[22]但他們所舉的例證中很少涉及農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種思維模式正是根源于傳統農業，并在傳統學中獲得其典型的表現，“三才”理論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結晶。
最先強調“三才”觀念在中國古代農學中突出地位的是石聲漢。他指出，人們喜聞樂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因時制宜”一類話，實質是我們祖先在農業生產和自然斗爭中，所認識和總結出來的自然哲學宇宙觀。它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知識中最中心的內蘊。[10b]此后農史界一些學者如范楚玉.郭文韜.梁家勉等對“三才”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均有所論述。[42b.50.7c]在此基礎上，李根蟠明確地把“三才”理論與有機統一觀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現，他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這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的升華。”鑒于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有唯物主義的理解，也有唯心主義的理解，他用“精耕細作.天人相參”概括中國傳統農學體系。他又指出：“在有機統一觀指導下的中國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符合農業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使用和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在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農業的發展方向。”[29f]
轉貼于 六.“有機農業”.“石油農業”與“持續農業”
在分別介紹了對中國傳統農業認識與評價的討論的各個方面以后，現在再回到傳統農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關系的問題上來。
上文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曾被一些人大張撻伐，也正是在這時候，西方的現代化農業也正在受到批評。
1982年第1期的《世界農業》轉載了旅美華裔學者任覺民.孔一士的文章，認為西方現代化農業，或稱工業式農業，已暴露了許多破綻，嚴重的有如定時炸彈，將成為人類未來許多災難的主要潛在因素。如化肥農藥的使用使環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蟲災愈加難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鴉片。農業以至社會的不穩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換來的，如從能量的投入產出比例，它的效率比舊式農業低，等等。歐美農業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農業”（它主要采用有機肥.輪作間作等傳統技術，同時對現代化科技作選擇性應用）過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的“缺點”已成為“優點”，符合“超工農業”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選擇“超工農業”，而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彎路。[66]接著，《世界農業》又連載了美國農業部指定的一個有機農業考察小組的考察報告的摘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有機農業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文章在大陸的一些學者中引起共鳴。下面的介紹著重在農史界的反應。1983年第二期《中國農史》發表了郭文韜等人《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該文修改后收入《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化》一書中，該書曾被譯成日文），其基本觀點和思路與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稱，西方現代的“無機農業”已危機四伏，走投無路；“有機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是“有機農業之母”，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把現代科學研究成果同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相結合。[54]李鳳岐.鄒德秀也認為近三百年發達國家現代農業走的是工業化道路，雖取得很大成績，也存在環境污染和高能消耗兩大問題。他們強調農業自然資源是可更新的資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斷消耗，又不斷恢復，形志良性循環，持續為人類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工業式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忽視農業的這一特點，因此作為一個普遍的體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問題也不是這個體系本身所能解決，因此必須轉移到“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上來。用生態農業的觀點看，中國農業有許多值得發揚的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中國農業不應走工業式農業的彎路，而應該直接過渡到新的農業階段；這種過渡不是拋棄傳統農業，而是包含著使傳統農業科學化的任務。[31]鄧宏海對此有論述。[9]
在生態農業熱中，有的同志認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精華正是生態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從思想上和技術模式上探索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53]俞榮梁對《補農書》和《農桑經》進行了會析，認為明清時代已存在以多種經營構成生物間良性循環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的特色的“生態農業”雛形，在經過三四百年考驗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為中國未來農業提供了頗堪稱道的模式。他把生態農業視為有機農業和無機農業的結合，認為一方面要總結發揚我國傳統農業的優點，同時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裝備農業，建立兼有古今農業特點的“生態型農業”。[47]孫聲如總結了我國傳統農業間套混作的經驗，指出它不但是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立體農業的核心和基石。而立體農業則可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精華的結合部和生長點。[24]
從有關文章看，各人對生態農業宣傳的出發點并不相同。部分同志著眼于對傳統農業（包括解放后三十年農業）破壞生態環境的批判，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否定傳統農業相聯系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傳統農業科技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肯定傳統農業相一致的。同是肯定傳統農業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對“生態農業”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滿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風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認為，農業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舊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歷史；不應把所謂“生態平衡”的要求，駕凌于農業發展之上。他批評某些生態學者無視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它描寫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態平衡之說與其說是一科學.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股厭惡城市生活的緊張枯燥.企圖返回恬適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對借“有機農業”的洋風來爭傳統農業的地位。“石油農業”與“有機農業”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應結合我國國情，發揚傳統，合理利用先進技術（機械.化學），不用這些是難以前進的。[8c]劉巽浩指出，西方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的制度”。我國有高度重視有機肥.豆科綠肥，廣泛實行精耕細作和間套復種的傳統，在目前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有機能投入在農田總能量中占居多數。但中外農業歷史表明，單靠“有機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農業難以有較大發展。他反對單提“有機農業”的口號，主張“以無機促有機，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尤其強調要增加化肥的生產和使用。[20a.b]佟屏亞分析了西方生態農業思潮的緣起，是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對石油農業的反思和否定。它把農業看成封閉的自然生態系統，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絕對化。西方生態農業一類農揚能量投入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十分緩慢。我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確立有機農業戰略，而是要擴大無機農業的基本物質條件。生態農業的宣傳客觀上導致了忽視農業基本建設和削弱物質能量的投入。中國農業要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國各地涌現的噸糧田，正是傳統精耕細作農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產物。[38abc]
關于這個問題，梁樹春的意見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物質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產出的半封閉式的循環，雖然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內部循環機制，但這種優點是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雙重外部不經濟性為代價的。石油農業則是“高投入.高產出的開放式循環”，從總體上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缺點.把農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級。它雖然在一些產業中帶來能耗過高和環境食品污染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正在改進之中，石油農業不會走進死胡同，它的主體地位不會改變，有機農業不能大規模取代常規農業。他雖然主張以生態農業為未來農業的模式，但這種生態農業是經過重新定義的，是以石油農業為基礎，吸收傳統農業優點，在現代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的新模式。[51ab]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等，是由于作為西方現代農業表現形態的“石油農業”暴露出高能耗和環境污染等種種弊端，引起人們的反思，從而提出的一些替代辦法，故又被統稱為“替代農業”。它的引進和關于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討論相激蕩，引出了種種議論.理論和方案。其中關于“生態農業”的宣傳聲勢很大，其為中國現代化農業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認可；但反對的聲音也始終未斷；事實上，我國一些學者的“生態農業”概念與西方差別頗大，并不斷改變其形態。靳百根有專文論述《中國生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古今農業》91.2）。中國學術界內部對“生態農業”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開概念的爭議，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我國傳統農法中確定有不少珍貴品，可以構成未來農業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棄。其中最可寶貴的，是在經“三才”理論為標志的有機統一自然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套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各因素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注意對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永續利用，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和諧。二.傳統農業物質技術基礎落后，再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系統內部能量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量的進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因而，西方現代農業以現代化機械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大量投入外源能來打破傳統農業半封閉式的循環，使農業獲得飛躍發展，這一歷史功績和發展方向不容否定。對有機農業與石油農業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精耕細作“天人相參”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裝備現代科技相結合.有機農法與無機農法相結合。
在西方，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實驗，由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廣不開。近年來，一種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興起。1989年11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25屆大會通過了有關持續性農業發展活動的第3/89號決議。1991年4月，糧農組織又在荷蘭召開國際會議，初步提出持續性農業發展的合作計劃。對“持續農業”也有各種理解，而且整個理論和實踐均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確的，即，既注意產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不同于只強調資源與環境的“生態農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出現，表明“石油農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靠取消現代科技成果，放棄滿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倒退到傳統農業來解決。在我國，對“持續農業”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持續農業”的提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鑒于歷史經驗，對外來思潮應有分析，要根據我國國情決定取舍，從而確定我們的方針。有人認為，根據我國特點，似用“集約持續農業”或“精（精致）久（持久）農業”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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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青海夯土建筑；材料美；文化與美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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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土建筑的材料美
德國建筑大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曾經說過：“所有的材料，不管是人工的或是天然的，都有其本身的性格。而我們在利用這些材料之前，必須了解其性格。”每一種建筑材料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質感則是其最重要的藝術表現手段之一。所謂質感，大多是指物體表面的經緯排列，構成成分的排列，或者物體外觀經過視覺或觸覺所得的疏松、稠密、粗糙、精細等程度，通常可用肌理、紋樣、光澤等描述。從另一方面看，質感也是人類對于材料外表面特征與結構的感受。不過，由于人類長期的觸覺經驗積淀，大部分的“觸覺質感”已經轉化為來自視覺的間接感受。因此，研究“視覺質感”更為現實與直觀。對于自然界中的物質材料，人類有出自天性的親和感，生物性材料往往成為人類優先選擇的建筑材料對象，而隨處可見、簡便易得的泥土顯然是這樣一種建筑材料對象。粗糲與樸素是夯土建筑材料的最大特點，夯土的材料主要是當地的黃土，為了增加強度，常在泥土里摻植物纖維、紅糖水、石灰和糯米漿等。紅泥、粗砂、石灰三者以一定的比例組合而成三合土，其強度非常好。此外，還需要使用重物對這種“三合土”進行夯實去除其中的空隙，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夯土。在古代，夯土常用于構建城墻和宮室，我們所熟知的萬里長城、客家土樓正是夯土建筑的代表作。在夯土建筑中，材料作為夯土建筑最基本的物質構成，決定了建造和構成的方式，進而決定了該建筑在更大尺度上的結構形式。材料的特質、細部構造，以及由其力學性能所決定的結構，三者相互影響、共同作用，書寫出了建筑最終的完整形象。除了材料所固有的特性，在不同的氣候以及社會環境下，材料在外觀上也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在中國多緯度和多經度的廣闊區域和環境下，夯土建筑雖然本質的技術原理未變，卻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外貌與質感。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概括為兩點：其一，它作為一種可持續的材料，具有極大的可塑性和潛力，不同地域的百姓根據自己的審美特點與需要對其進行加工與再創造；其二，夯土的材料隨處可得、因地制宜，可以良好適應當地的氣候和環境，用料和配方可做調整，具有極大的適應性。因此呈現出豐富多樣的材料美學特征，比如我國北方與南方、西部與東部的夯土建筑在材料外觀上就有很大區別。從這幾點上來講，夯土的材料特性充分展現了技術與藝術的高度統一。
二、青海夯土建筑的文化與美學內涵
夯土建筑是青海傳統村落建筑中最有特色的一種建筑形式，它作為歷史悠久的建筑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以其因地制宜、綠色環保的特點，具有古代與現代的雙重價值，符合現代生態建筑的理念。夯土建筑親近自然，避免開山采石、采煤燒磚，可以將建筑與環境完美結合，形成樸素和諧的原生態建筑外觀。由于、民族和文化等思想意識與社會背景的不同，直接影響著各個少數民族的建筑選址理念，比如村落的整體景觀、建筑形式和建筑文化等。青海的少數民族人民在創造生活、生產的環境空間時，非常注重自然的景觀形象與其所信仰的宗教文化相結合，這樣就營造出了不同村落環境的精神意象。傳統的村落布局與高山、草原、流水等自然因素緊密結合、相得益彰，這些建筑有效借助山水自然之勢，把建筑與自然有機結合，使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充分體現了當地百姓“贊天地之化育”的樸素美學觀。而夯土建筑就地取材，與地域氣候相適應，建造方法經濟、簡潔，成為古代勞動人民首選的建筑形式。經濟社會發展總是會在建筑上留下深刻的時代烙印，不同時期的建筑也一定會留下那個時代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多的歷史資料。弗•勞•賴特曾說過：“建筑基本上是全人類文獻中最偉大的記錄，也是時代、地域和人的最忠實的記錄。”淤青海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也是一個多種文化聚集和融合的地區。在這個以少數民族居住為主的區域，大都保持和延續著各民族鮮明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習俗，從而構成青海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和融合的歷史文化現象。在歷史上，青海各族人民的勤勞、豪放、粗獷的品格代表了各民族優良的民族素質，各種生活習俗尤其是居住的建筑環境構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傳統文化，而傳統的夯土建筑則是最能體現這一地方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是一種傳統文化的積淀。這種文化現象反映在夯土建筑上，便是各民族在繼承了本民族的建筑藝術的同時吸收和融合他民族的建筑藝術，從而表現為歷史上青海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互相影響和融合。因此，如果想要研究青海的地方歷史文化、民俗民風和人民的審美風格，就一定要了解并研究青海的傳統夯土建筑。
三、青海典型夯土建筑審美分析
青海最典型的夯土建筑是明代修建的古長城遺址。其主線東起樂都縣，西經土族自治縣、大通，南經湟中縣、西寧市的城中區、湟源縣，東經平安縣，最后止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此外還有數條各自獨立的長城壕塹或墻體，分別分布在西寧市城北區、化隆回族自治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湟中縣、貴德縣等地。這些長城多為夯土筑成，有少數部分為石塊壘砌，不僅集中了眾多的烽火臺、營城、關城和衛所，更巧妙地與當地險峻巍峨的自然山體結為一體，從而形成了易守難攻的氣勢，更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的明長城遺址更被有關專家譽為“青海八達嶺”。此外，青海比較有代表性的夯土建筑還有夯土古城，準確地說青海地區古城的出現是與漢軍進入河湟地區緊密聯系的。自漢代以來，歷代的中原王朝不斷開辟疆土、戍邊屯田、置縣設郡，不斷地開發河湟地區以至更廣闊的區域。由此，在青海的湟水流域地區、黃河河曲以東的地區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古城遺址。這些遺址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見證，也是青海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料。比較典型的有青海最早的古城———西漢所建西平亭古城、唐蕃之戰的見證唐代柏林嘴古城、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黑城子古城，以及見證了西北民族融合始建于明代的保安古城等。青海這些為數眾多的古城遺址，有的作為軍事要塞和驛站，有的作為邊關重鎮各自見證著我國古代各民族的遷徙與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歷史。那些殘垣斷壁，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內在精神，是少有的天然歷史博物館與資料館。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以鋼筋混凝土為代表的各種新型的建筑材料及建筑技術成為建筑的主流，無數摩天大樓、跨海大橋拔地而起，而“夯土”這一傳統材料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成為經濟落后的代表與考古學的專有名詞。反觀國外，夯土以及夯土建筑技術成為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詞匯。夯土建筑因其低能耗、低污染且綠色環保重新得到了世人的關注，尤其在國外建筑領域取得許多創新和研究成果。在環保節能的呼聲日漸高漲的今日，建筑過程的能耗及建筑本身對能源的使用效率成為建筑的關鍵點，因而各國建筑師們也在不斷尋求一種既不破壞生態環境又可持續的建筑技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夯土建筑重新煥發了活力。我們通過重新審視夯土建筑獨特的材料美學價值與現代意義，可以促進其在我國傳統村落的保護與新農村建設中的材料應用，以及擴展到現代建筑的外立面及內飾材料的設計和應用。此外，夯土建筑藝術也是青海民族民間藝術的一個縮影，是地域文化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夯土建筑作為青海地域文化的物質載體，在工藝、造型等方面體現了多元性、民族性與地方性的特點，是了解青海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加強青海夯土建筑的保護與創新工作是保護、傳承青海民族民間文化的重要舉措，對于青海新農村建設與傳統村落保護也具有深遠而又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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