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2-11 06:35: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逐漸懂得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時，道德就產生了。同時，道德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道德與經濟學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講道德并不是不言利，正是出于利益的考慮才有道德要求，因此，有的學者把道德看作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犧牲自己一時利益的一種行為規范”。
可持續發展首先面臨的制約，來自于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人們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能否以“非零—和”代替“零—和”的博弈模型，從而實現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從一定意義上講，可持續發展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確立一定的倫理規范，去調節人類的經濟活動。這就要求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新的道德倫理觀基礎上。因此，探討經濟發展的理論和道德，呼喚新的倫理道德標準，建立一種為人類持續發展而約束自己的新道德精神，對于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倫理道德是傳統的倫理道德的放大和延伸，二者的分界和區別只是體現在涉及范圍、內容和評判坐標上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合作博弈的復雜性等方面。如果說，傳統道德把凡是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就看成是道德的話，那么，可持續發展所持的倫理道德，則要求在實現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人類構建的道德規范主要有：第一是平衡原則，即人們進行一切經濟活動決不能局限于局部利益，而應考慮到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全局性的長遠的生態后果，努力保持生態系統的平衡狀態。第二是恒久原則，即克服對待自然資源唯利是圖的態度，在對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上，做到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第三是潔凈原則，即要求任何個人和群體，為了全社會的利益，停止污染環境的行為，對已造成污染要盡快治理，恢復大自然潔凈的面目。第四是群體原則，即要求人們要有一種反映群體生態環境利益的道德意識，在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使個人利益服從群體利益。其目的在于把價值觀、權利觀、倫理觀推廣到自然界中，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規則和規范。
2人自身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出發點和歸宿
可持續發展尤其突出強調的是發展，解決貧困問題，是我們提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出發點和歸宿，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條件。可持續發展的人文含義就是以提高全體人民的能力為主旨，而特別關注那些迄今為止缺乏這種能力的人群。
對于貧困，不僅要認識到貧困的表現，而且要重視貧困的成因，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貧困的本質，才能有解決貧困的有效途徑，才能真正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貧困和環境惡化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我國尚未解決溫飽而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自然資源貧乏、生產生活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在我國貧困和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中，貧困實際上是起作用的主要方面。實際上，貧困地區的人對于環境與貧困之間的惡性循環關系是相當清楚的，他們對當地生態系統中有限的生物量竭澤而漁的行為，不是出于無知和不顧后果，而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本能反應。然而，這種行為對環境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只能便原本貧窮的地區和人口進一步貧困化。這就是貧困導致環境破壞，環境又進一步造成貧困的惡性循環的本質。
雖然貧困的原因與相對不利的資源環境稟賦有密切關系，但貧困的本質原因還在于人本身的貧困，在于人的能力的貧困，即人文貧困。具體表現為：①與人力資本相關聯的體力因素和智力因素都陷入極端的缺乏狀態。②參與政治經濟生活的程度低、缺乏安全感、社會性歧視。③生態系統遭受破壞和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這樣一種含義中，貧困意味著一些基本能力的缺乏，使得陷入這種狀況的群體不能很好地履行必要的生產、生活職能。其含義是包括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發明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選擇。因此，要想使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和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根本的策略在于注重對貧困地區人力資本的培育，注重人的發展能力。
法國學者佩魯于1983年發表的《新發展觀》一書中，通過對“增長”與“發展”這兩個概念的區分，也展現了對人的關注。他認為，增長應該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而發展則包含著更為廣泛的內容。其含義有：關注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是可持續的；強調結構的變革和演進，而結構的這種演進過程，又表現為“各種形式的人力資源都有機遇獲得效力和能力”；把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作為其終極目的。應當說，這種發展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3哲學觀念的更新——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永恒話題之一。可持續發展作為當代人類得以長期存在的現實選擇，在哲學理念上體現了理性與價值雙重尺度的整合。所謂理性原則，就是人類必須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它追求的是“是”，它側重于客體性原則，是人在活動中的條件性原則，它更多地關注什么是“能做的”。而所謂價值的原則就是人類必須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適合人的生存和發展，它所追求的是“世界應是什么樣的”，它所側重的是主體性原則，是人在活動中的目的性原則，更注重的是什么是“該做的”。
就傳統發展觀而言，更多的是堅持了理性的原則。在近代機械世界觀和二元論的基礎上，近代哲學認為：主體與客體是分離的、對立的；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界的掠奪者和征服者，自然是人的奴仆，是僵死的、機械的，可以還原為數宇，毫無內在價值可言；凡是人們所期望的，就是能夠實現的，這種理解雖然是基于以人為中心的原則，并且驅使著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但也造成了人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忽視了潛在的、影響未來的危機。可以說，人類今天所普遍面臨的生態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和從前未曾有過的人文危機，就其直接原因來講都與人類理性的過分張揚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或者說，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忽視了價值原則，忽視了什么是“能做的”和“不應該做的”。它給人類帶來的深刻的反面效應，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在從事理性及其對象化活動時所作的價值預測和期望，這是人類始料未及的。因此，實現理性原則和價值原則的整合已經不可避免，可持續發展體現的正是這一整合趨勢在現實中的反映。
如果說，哥白尼發現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那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承認，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樣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曲格平，1995）。生態學理論告訴我們，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能動的因素，但是人作為自然的人，它只能在生態規律的制約之中生存，恩格斯指出：“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如果不順乎自然規律，人就會成為對地球生態系統造成破壞的因素。目前出現生態危機的責任在于人，而且需要強調的是責任不在哪一個人或哪一個地區，責任在全人類。因此，我們解決生態危機的態度就應該是：樹立全球生態意識，共同承擔責任，共同解決危機。這是可持續發展得以確立的思想根基。
4經濟制度的安排——有效的生態轉移支付體制的建立
實現可持續發展要解決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個人決策與公共選擇之間的安排問題。一方面，個人決策與市場機制不能保證資源可持續利用，這是因為，人們更關心資源的現在價值而容易忽視其未來價值，加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不是始終具備的，以及資源的產權界定比較困難（資源如此，對生物圈、大氣層這樣的整體資源來說尤甚）。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集體行動和公共選擇；另一方面，在政府參與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受利益集團的影響作出的決策可能不會反映公眾的根本長遠利益，并且政府與私人相比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執行政策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也難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甚至會造成比個人決策的場合更大的損失。在這兩種情況下，為矯正市場機制和政府職能各自的不足，就需要一系列機制，把兩個決策主體的缺陷抵消，同時將兩者的優勢互補。
人類今天所面臨的資源被過度開發和消費以及環境污染日益加重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從外部性那里找到經濟學原因。經濟學中所說的外部性的存在，會造成資源與環境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和沖突。所謂外部性，簡單地說，就是指特定的經濟行為影響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簡單地說，就是指特定的經濟行為影響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部性之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缺乏對這些外部性進行交易的市場。無論是外部負效益還是正效益，都是一種超出交易之外的外部效應。如果某種被人們關心的東西不能通過市場的時候，市場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會造成一定的社會福利損失。比如，草原的下風向，河流的下游一般是發達地區，卻未對上游賜予的生態效益進行補償。經濟落后亟待脫貧的上游不得不將產權不明晰的自然資源以不計后果的方式使用，以降低生產成本，才可能與發達地區通過高效生產管理和完備的資源配置體系降低了成本的產品競爭。換言之，由于生產效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市場結算做得不好，所以，上游地區為了不吃虧，為了發展一定會以資源的過度開發為代價，結果，處于經濟高位勢的發達地區因為同時處于生態低位勢，不得不飽受環境之苦。
現展是整個現代社會的生態、經濟、社會諸方面都得到發展,可以概括為生態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三個方面。因此,可持續發展不是指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三種可持續性相互聯系、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系統整體。這個統一體中,是以生態可持續性為基礎、經濟可持續性為主導、社會可持續性為根本目的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三種可持續性的高度統一與協調發展。經濟可持續性是可持續性的經濟定義,也就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可持續發展,這主要是指發展不以傷害后代人的利益為前提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保障人類發展的長期利益或后代人的持續收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可持續發展經濟可以定義為:“當發展能夠保證當代人的福利增加時,也不會使后代人的福利減少。”〔戴維•皮爾斯,1996〕
然而,在我國的實際工作中,對這個定義產生了一種誤解,譬如,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只注重人類發展未來的長期利益,而不關心當代人的目前利益或經濟當事人自身的利益。事實絕非如此。可持續經濟發展,雖然說著眼是要解決當代的發展與后代的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保障子孫后代的利益;但要從這個基本立足點出發,優化社會總資源配置,從而解決好當展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改善之間的協調關系,并形成相互適應的良性循環,不斷提高保證人民群眾目前需要和長遠需要的供給能力,這就把人類發展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以便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因此,經濟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們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增長和可獲利性,它要求國民經濟系統保持它的產出水平等于或大于它的歷史平均值的能力,是個產出沒有負增長趨勢的系統,而且經濟增長既重視數量增加,又重視質量改善,還要降低消耗,節約資源,減少廢物,提高效率,增進效益,力求經濟增長和經濟收益的變異性較低或最低,從而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以生態的可持續為基礎。因為按照生態經濟學的觀點,現代經濟社會系統是建立在自然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運動都是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都要有作為主體的人,作為客體的環境,這兩者都是以生態系統運行與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的。
同時任何社會生產,不論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以至人類自身生產,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生態系統。所以,在生態系統和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中,生態系統是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生態環境改變對社會經濟的決定作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必須以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及其生態資源的持久、穩定的供給能力為基礎,使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對建立在它的生態基礎上,并確保這種基礎受到絕對保護和健全發展,使其能夠長期地、穩定地支撐現代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可見,生態可持續性不僅是經濟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的基礎,而且是人類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是現展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實踐也已證明,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實質上是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性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既不以犧性生態環境為代價片面強調經濟發展;也不以犧性經濟增長為代價片面強調生態發展,而是強調生態可持續性和經濟可持續性必須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建立起協調互促型生態與經濟相協調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現代經濟在生態與經濟兩個良性循環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又必須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所謂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即指這種發展既能保障當今社會多因素、多結構的全面協調發展,又能為未來社會多因素、多結構的全面協調發展提供基本條件,至少不削弱這種發展能力。這是一種長時期促進社會公正、文明、健康發展的社會全面進步過程。社會可持續性問題的中心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它強調人的全面發展,人類物質、精神生活多種需要的滿足,生存與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和社會公正的實現。這些正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標,而且,這些也只有通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逐步實現。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經濟發展是三種可持續性相互適應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在可持續發展系統整體中,可持續經濟發展處于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是建立在它與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的。三種可持續性相互適應、相互作用、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生態可持續性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起基礎性的決定作用,社會可持續性對經濟和生態的可持續性起動力和保證作用,這種作用的發揮,人類經濟活動才能在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進行,從而保證經濟良性循環,推動經濟系統持續發展和不斷前進。當然,經濟可持續性對生態和社會的可持續性起著主導性的調節作用,它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為實現和保持生態和社會的可持續性創造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從而促進自身的發展。因此,只有在三種可持續性相互作用的協調互促過程中,才能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持經濟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
二、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最佳模式是物質、人力、生態三種資本共同增殖
可持續經濟發展,顧名思義包含二層意義:一是要經濟發展,二是經濟可持續。所以從財富的角度來理解可持續經濟發展,就是社會的總財富隨著時間推移有所增加,至少不減少,也就是保護社會總資本存量的非減性,那么這種經濟發展可以認為是可持續的。因此,從社會總體上,保持總資本存量非減或有所增殖,這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但這只是必要條件,并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這里所說的社會總資本是指包括人們通常所說的經濟資本即實物資本或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的總和。其中,強調生態資本存量保持非減或有所增殖方才構成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生態之間協調發展,保持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必須確立三種資本相互轉化與相互增殖的基礎上保持社會總資本存量增加的觀點。
(一)三種資本的劃分是現代經濟學發展上一次質的飛躍
長期以來,傳統經濟學只是從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現象和過程來研究人類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性,把經濟發展過程看成純粹是由社會經濟系統本身的規律支配的,而不受那些支配著自然生態系統進化和發展規律所制約的封閉體系,不重視經濟活動和自然界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因而將生態發展過程排除在社會再生產運動過程之外。這種傳統的、狹義的、不完全的經濟發展觀,突出表現在它沒有把人類社會經濟體系看成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把人們經濟活動和生態環境作為有機整體來研究社會資本運動及其規律性;而是將社會再生產過程看成是和生態資本運動過程毫不相關的、甚至對立的純粹的經濟資本運動過程。因而生態資本運動過程就被排除在社會總資本運動過程之外。
和傳統經濟學相比較,作為現代經濟學的生態經濟學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把自然生態系統包括進來,把作為人類公共財富的自然生態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從而把現代經濟運動看成是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作為有機整體來研究經濟運動的規律性。80年代后期以來,對于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擴大了許多原有的概念,提出可持續發展。從探討生態與經濟一般的協調發展關系,深入到研究不考慮生態的經濟帶來極不經濟的后果,尤其是脫離生態資本運動的社會總資本運動帶來的非可持續性的惡果。這是生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轉變。現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把生態資本作為社會總資本的重要內容,納入社會總資本運動研究的范圍,確立三種資本相互轉化與相應增殖的基礎上保持社會總資本存量隨時間推移有所增加的理論。這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對生態經濟學理論的新發展。傳統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也是把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看成為物質資本積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雖然說也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看到,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僅是經濟因素,而且有非經濟因素,除物質資本外,還有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自然因素等。
尤其是柯林•克拉克認為,物質資本積累只是經濟增長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而且不是一個關鍵因素。他曾明確指出:“我相信,種種情況已經摧毀了一個至今流行甚廣的觀點,即經濟增長速度主要取決于資本能夠積累的速度”。(1937)但是,從總的來看,西方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是崇尚“物質至上”,把物質資本的作用估計過高。因此,從18世紀中葉以后,物質資本決定論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處于主導地位。直到本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現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使經濟增長的傳統因素作用逐漸削弱,而其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不斷增加,特別是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高質量勞動力的作用日趨突出,使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開始同忽視活勞動作用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決裂,從物質資本決定論,轉向重視人力資本,甚至提出了人力資本決定論的觀點。其中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為創始人的人力資本學派,論證了人力資本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人力資本的形成、特征、投資和收益等問題,為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人力資本學說所提出的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決定性因素的理論,使經濟增長理論實現了由“物”到“人”的轉變,是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向現代經濟發展理論轉變的重要標志。與此同時,本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現代人類面臨著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的全球性尖銳問題,其中資源和環境等生態問題已構成現代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制約因素。尤其是80年代以來,全球生態危機標志著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今后人類的經濟活動,發展現代生產力,必須走以生態生產力為基礎與經濟生產力相適應的協調發展之路。因此,現代經濟發展必須與自然生態發展的狀況相協調,已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
這就使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生態資本或環境資本對現代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從不同角度闡述了生態資本是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制約因素和基礎性決定作用,從而形成了社會總資本由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三種資本構成的可持續發展資本理論模式。這是現代經濟發展理論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的重要表現。如果說,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社會資本就是物質資本的傳統資本理論模式,是理論上的一種前進。但這種進步仍然沒有克服傳統經濟學只是從社會經濟體系內部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現象與經濟過程來研究社會資本運動及其規律的缺陷。而生態資本理論的提出并把它納入社會總資本之中,形成為可持續經濟發展資本理論,則是將人們經濟活動和自然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研究社會總資本運動及其規律性,這就完全克服傳統經濟學缺乏生態觀念,基本上不考慮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與生態環境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的根本缺陷,正確地、如實地反映了現代經濟運動的實際狀況和社會再生產運動的真實全貌。這是現代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為21世紀現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三種資本的基本內容及其相互轉移
1•物質資本是通過人在經濟活動的投資由人類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從它的實物形態來看,物質資本的形成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對機器設備、庫存及工廠的經營投資,居民住房建筑投資,對道路、機場和城市與農村的其他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等。
2•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們經濟社會活動的投資所形成的人的素質的提高,即對人力的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主要表現在:一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資本;二是人力資源的質量表現為勞動者的知識、智力、技能、經驗、健康、組織、管理水平及綜合各種生產要素、創新技術的能力等;三是人力投資的產物,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投資主要依賴五個方面的支出: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勞動力流動及其家屬遷徒的支出、在職工人的培訓費用支出、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支付的科研和技術推廣費用支出。其中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核心,它對現代經濟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所以人力資本理論把人力資源視為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看作現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和決定性因素,成為一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
3•生態資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類社會活動的自然資產,但這樣說并不能理解為人們通常所說的自然資產是“大自然的恩賜”。這是因為,在現代生態系統中的生態環境已經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種沒有經過人類勞動改變的“天然的自然”,在當代的世界里可以說已經是為數不多了。因此,只有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類勞動,才能再生產出達到維持生態環境具有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使用價值,這樣,在多數情況下,生態資本實質上是人造自然資產。所以,生態資本主要包括四個方面:能夠直接進入當前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資源環境,即自然資源的總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環境消納并轉化廢物的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自然資源(及環境)的質量變化和再生量變化即生態潛力;生態環境質量,這是指生態系統的水環境質量、大氣環境質量等各種生態因子為人類生命和社會生產消費所必需的環境資源;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使用價值,這是呈現出來的各環境要素的總體狀態對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有用性,如美麗的風景向人們提供美感、娛樂休息、以至滿足人類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態服務功能。現代經濟社會越發展,人類就越要求優美生態環境質量,生態系統的整體有用性也就越來越重要。因而生態資本存量的增加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就日益重要。
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不管經濟社會形態如何,任何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生態環境系統。因此,經濟社會系統的社會物質財富來源于自然生態財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是人類經濟活動將自然物質變換成適合人們需要的經濟物質,這既是物質財富不斷形成和增加的自然過程,又是價值不斷形成和增殖的社會過程。所以,人類經濟活動把生態資本變換成物質資本,增強人類經濟社會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才能使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得以維持并不斷發展。然而,物質資本不斷增加,就要消耗生態資本,生態環境質量也會下降,尤其是枯竭性的資源存量就會減少。但是,這些生態資本存量的減少,可能還沒有全部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所消費掉。這就是說所消耗生態資本的一部分可能以利潤或投資轉化為物質資本積累起來了。這種積累包括用于職工培訓、技術革新、科學研究等方面的智力投資,形成人力資本;或用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方面的經營投資,形成物質資本;或用于恢復維護生態環境具有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的投資,轉化生態資本,以及用于替代石油、森林等人造自然資產如水能、風能開發和人工森林營造等方面。還有,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人力資本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推動物質財富的不斷增長;同時,人力資本用于生態環境建設,對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恢復和維護生態資本存量起著重大作用。很明顯,三種資本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轉化的。
(三)三種資本共同增殖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
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全人類的共同選擇,但由于各國的國情和發展背景各有差異,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就有所不同,因而三類資本組合的狀態也各不相同。從發展中國家來說,基本上都是在經濟基礎薄弱、科學技術水平低的條件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在正常情況下,一些國家必然大力發展經濟,推動科技進步,盡快增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是毫無疑義的。尤其是象我國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使我國進入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歷史時期,因而將長期面臨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和尖銳矛盾。為了有效解決這種矛盾,我們黨和國家制定和實行兩個根本轉變戰略、科教興國戰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實現我國跨世紀建設藍圖的基本國策與關鍵措施。實行兩個根本轉變的直接目標是驅動經濟增長,加快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實力;實施科教興國就是要切實地把我國現代化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上,增加發展的科技支撐能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就是合理分配和利用資源,保護與改善生態環境,增強發展的生態支撐能力。因此,認真實施這三大戰略,從發展目標和發展趨勢來看,應該說是能夠保證三種資本共同增殖的。但是,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我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三類資本組合狀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1)物質資本(km)增殖,人力資本(kh)增加,生態資本(kn)增殖,這樣三種資本共同增殖就會使總資本(k)的存量隨時間保持一定的增長,即實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社會總資本存量可表示為:k′=lm′+kh′+kn′([′]表示資本增加,[-′]表示資本減少)。這是三種資本組合的理想模式和最佳形態,也是我們經濟活動所追求的高強度經濟可持續性。
(2)物質資本增長,人力資本增加,生態資本持平,社會總資本存量也是隨時間有所增長,也可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社會總資本存量可表示為:k′=km′+kh′+kn,這是三種資本組合的低級形態,是我們經濟活動所必需達到的三類資本組合的目標模式,可以稱為弱強度經濟可持續性。
(3)物質資本增長,人力資本增加,而生態資本減少;但前二者增加量多于后者減少量,那么,社會總資本存量是增加的,至少不減少,保持總量持平或增加,可以表示為:k′或k=km′+kh′+kn-′,這是三類資本組合的失調形態,是我們經濟活動要盡力防止和避免的不能確保可持續性的狀態。然而,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生態資本轉換為物質資本,使社會總量資本持平或增加,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并稱為“弱可持續性”。我們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社會總資本持平或增加,這只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并不是充分條件。有人說得好:“財富總量在替代意義上的持衡或增加并不等于可持續發展,或者更確切地說,并不能確保可持續發展。”(潘家華,1996)
因此,我們必須加上保持生態資本的非減性,才構成可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這里至少有兩個不可改變的客觀事實:第一,生態的不可逆轉性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許多自然資產的開發利用都具有不可逆轉性,如物種消失、濕地開發對原有生態系統的破壞、環境功能發生了不可恢復的損害等,這就使得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殖,在實際上不可能補償這類自然資產的減少。因此,我們的經濟活動就應該盡量避免對生態資本存量的不可逆轉性的破壞。同時,生態的不可逆轉性還使某些至關重要的生態資本無法或至少是很困難通過建立其它資本形成來補償。第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來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實現,一方面給現代人類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和這些國家勞動者素質的極大提高;另一方面卻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嚴重生態惡果,使全球性生態資本急劇減少,造成當代人類靠挪用后代人的生態資本過活。然而,從發達國家的社會總資本來說,卻是在不斷增加,至少沒有下降。但是,這種靠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性的,或至少是持續性不夠的,因而才產生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和戰略。現在,人們對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期以來所走過的道路進行認真反思,明智地選擇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道路,其核心問題就是使社會總資本持衡或增加的條件下,保持生態資本的非減性,力爭達到三類資本共同增殖,從而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可持續發展經濟要求體制、技術和生態的創新
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下,影響社會總資本增殖、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很多,分析起來又很復雜。但在諸因素中起直接的、長期的、主要的作用因素,應該是勞動、資本、體制、技術、生態。這些因素是通過體制創新、技術創新和生態創新三種創新相互作用與相互推動著社會總資本存量增殖,確保經濟及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
(一)制度創新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指能夠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從而產生一種更有效益的制度的變遷過程。制度創新之所以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就在于: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夠減少交易成本,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活動,使勞動、資本、技術等因素得以發揮其功能,從而極大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這種制度創新理論,無論是對歷史上的美國、英國、荷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還是對當今中國近十幾年來的經濟增長的實踐,都有很強的解釋力。近十幾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這么快,主要就是由于實行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制度創新,即變革現存計劃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這就說明了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制度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還要指出的是,從可持續發展來說,能夠保證經濟可持續性的經濟制度,不僅僅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而且包括精神生產、人類自身生產和生態生產等領域的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的變革,使之都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制之中。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物質再生產、精神再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的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才能促進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生態資本共同增殖,從而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技術創新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技術創新不僅僅是指技術系統本身的創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產過程所導致的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并使它轉化為能在市場上銷售的商品或工藝的全過程。它包括市場調查、研究開發、工程設計、試制和生產過程、規模生產、技術擴散、市場營銷等環節的全過程。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完整過程,也是新技術與經濟發展的有效結合與協調發展,它是一種經濟行為,在本質上是經濟創新。只有在預期收益超過預期成本時,技術創新才得以實現。所以,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動科技發明創造成果在生產中的應用,促進新市場的開拓,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取得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科學技術是知識形態的生產力,即是潛在的生產力,它只有通過技術創新及其擴散而進入生產過程,使它和生產緊密結合,才會轉化為現實的直接生產力。因此,技術創新是科學技術進入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運動的基本方式,也是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技術創新不斷出現,就不斷引起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擴大與發展,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從實踐上看,科技進步與創新確實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已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支柱。而技術創新則能夠不斷地、長期地推動經濟發展,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三)生態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
生態創新是指包括生態系統本身的變革,創造新的人工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生態化,即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再生產各個環節生態化過程。這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完整過程。它的內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態創新是人們有目的改變人與環境的生態關系,建立高質量、高水平的良性循環的生態環境系統,使生態環境系統愈來愈社會化,越來越顯示其經濟社會的特點和功能。在當代,人類符合自然規律要求的經濟活動,雖能夠按照預期的目標去改變自身與環境的生態關系,即不僅改變無生命的環境,而且改變生命有機體,還能改變生物與環境的生態關系,使生態系統的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更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第二,人類的經濟活動,在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指導下,不僅是能夠改變自然生態,而且能夠創造新的自然界,引起環境變遷,使大自然不斷增添它原來沒有的東西,即將原來純粹的自然界或稱第一自然界越來越多地變成“人工的自然界”或稱第二自然界。這樣,一個個人工生態系統遍布大地,使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不斷地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地進化與發展。
第三,生態創新還越來越是經濟社會生態化運動,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這就是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再生產各個環節愈來愈生態化,越來越顯示其生態環境的特點和功能。在當代,人類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廣泛采用清潔工藝、少廢無廢工藝、生態工藝,進行無公害生產,并能使用“無廢料化設備”裝備國民經濟各部門,在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上使社會生產過程生態化;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綠色市場、綠色營銷;實施綠色戰略,開拓綠色科技,建立綠色銀行;加強綠色教育、發揮綠色法律的作用,推動綠色消費運動的迅速發展等都是生態革命即生態創新的內容。
第四,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現代經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和能量,歸根到底還是來自生態環境系統的自然物質和自然能量,使之發生形態的變化,生產出適合人們需要的各種經濟產品。因此,生態創新的本質特征就是研究生態環境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的關系,創造更多的物質和能量,促進生態與經濟良性循環,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有機結合與協調發展,確保現代經濟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而,生態創新的根本目標是要增加生態環境系統運轉的生態資本,增強生態環境系統的轉化功能,提高自然物質和經濟物質轉化效率,從而提高生態環境系統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供給能力及其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因此,生態創新是實現現代經濟與生態環境有機統一與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是推動現代經濟及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
(四)三種創新相互作用推動著現代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們把生態創新納入現代經濟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式,就很自然提出了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生態創新各自在這個模式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并運用它建立制度、技術、生態創新的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經濟運行理論。在這個三位一體的有機統一體中,三種創新相互作用與相互推動著現代經濟健康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這是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準確地揭示了現代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制度演變———科技進步———生態改善之間的必然的、內在的、本質的的聯系,它不僅強調了制度在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保障作用和科技的主導作用,而且突出了生態在現代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作用。對此,有必要作以下幾點說明:
第一,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制度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技術屬于生產力的范疇。這就從哲學高度上解決了當代科技進步與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揭示了科學技術對當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第一位的變革作用。根據科學技術對現代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變革作用的理論,我們完全可以說,技術創新較之制度創新對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具有第一位的推動作用,有更深層次的重要意義。所以,從長期來看,技術創新會推動制度創新,制度創新保障技術創新的功能得以發揮與實現,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源泉。
[關鍵詞]耗散結構理論 可持續發展 科學技術
1.可持續發展的科學內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戰略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就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包括兩層含義：“可持續”和“發展”。持續性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能源，能源消耗產生環境污染，所以二者在概念上是統一的，但在現實資源或環境范疇上又是對立的。持續的發展要保證社會不斷進步，涉及當代，也涉及可以預見的未來。可持續發展應以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均衡的經濟發展為條件，科學技術的進步為動力，綜合的社會效益為目標。
2.耗散結構理論。普利高津指出，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體系(不管是力學的、物理的，還是化學的、生物的)，當外界條件達到某一閾值時，量變可能引起質變，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能量和分子，會自動出現一種自組織現象，組成系統的各子系統會形成一種互相協調的作用，從而可能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變為一種時間、空間和功能的有序結構，這種非平衡狀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就是耗散結構。
在耗散結構理論中，普利高津為了說明系統是如何與外界相互作用從無序轉變為有序的，因而引入了熵的概念，熵在熱力學中是作為系統有序程度大小的量度，熵越大，系統的無序程度越高，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對于一個非平衡的孤立系統，它的熵總是自發地趨于極大，最終達到一個具有最大熵值的平衡態。
熵變化dS出兩項構成：第一項dse是通過系統邊界的熵的傳輸，第二項dsi是系統內的熵產，因此有關系式：
ds=dse+dsi (1)
所以，由式(1)不難看出：開放系統的熵不僅可以增加而且亦可減小，有了一定的負熵流后，才會有負熵產生。這意味著只要給系統以足夠的負熵流，系統將維持有序而不趨向更混亂；如果繼續增大負熵流則系統的熵變dS還會小于零，即產生負熵。負熵是作為系統有序度的一種量度，其物理含義是：負熵增加，意味著事物向著有序的方向發展，是進化的標志。
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結構，是研究系統有序化問題的重要理論，它不僅在自然科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而且也被運用于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研究。對于地球這個系統，它是一個開發的系統，與太陽和其它星系無時不在地進行能量交換。為了維持現在的有序結構或者發展成為更為有序的結構，需要大量的負熵流，這些負熵流一部分來自太陽能和其它星系，來自其它星系的能量很少，可以忽略，以后只提太陽能；另一部分自來地球自己，就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這部分能量是地球千百萬年儲存的化石能源，像煤、石油、天然氣等。還有核能和地熱能。
2.可持續發展與自然資源的關系
2.1 地球上可用的自然能源。按文獻提供的資料，地球大氣層上界接收到的太陽輻射功率約為1.73×1017W，此能量的30％左右以原來的波長(短波)反射回去，約有47％的太陽輻射能被大氣層和地表而所吸收，使其溫度升高，然后以長波輻射的形式重新輻射回宇宙空間。只有剩下的23％的太陽輻射能達到地球表面，成為風、氣流和水波的原動力，形成氣候，并造成水文循環。只有總量的0.02％(4×1013W)的能量通過植物和其他的“生產者”機體中的光合作用進入生物系統。另外還有一小部分作為化學能儲存在植物和動物的機體內，在有利的地理條件下經過數百萬年轉變成煤、天然氣、礦物油等，構成石油等礦物燃料的儲備。因此，不難算出人類賴以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能源有多少，以現在的開采速度，煤、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能開采多長時間。
2.2 自然資源利用與熱力學定律的關系。地球是一個開放的自然系統，在其內部的物質運動和轉換都要受到熱力學定律的制約。植物和其他的“生產者”機體吸收太陽能，通過光合作用進入生物系統，把光能轉變為化學能。這些化學能量的大小，依靠地球上的生物系統的大小和種類。人類可以通過大量種植植物等實現這一過程，當然也可以通過砍伐植物等減少這一過程。另外地球上經過數百萬年轉變成煤、天然氣、礦物油等自然資源，這些都是負熵流。
人類社會的發展可看作耗散結構的自組織系統，這個系統的發展依賴于持續不斷的物質和能量的輸出輸入來維持其有序結構。輸入的是負熵流dse，輸出的是熵產dsi。當輸入與輸出相等時，系統的行為保持不變，處于相對穩定狀態；社會經濟維持原態；當輸入大于輸出時，自組織系統便自發地形成新結構，新結構的形成，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當輸入小于輸出時，系統的部分結構便會遭到破壞，自組織系統便會減少輸出，從而進入負平衡穩定態，社會經濟倒退；如果系統的輸入遠小于系統的輸出以至使負平衡穩定態難以維繼，或者輸入輸出停止，自組織便會死亡，其原有的物質和能量的聚集形態將消失于周圍環境中，即走向與周圍環境相平衡的狀態，社會經濟將士崩瓦解。
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文明的同時，也制造了大量的污染。比如蒸汽發電過程，鍋爐燃燒燃料(煤、油、或者天然氣)放出熱量，同時放出二氧化碳CO2、水蒸氣H2O、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等，熱量被水吸收，鍋爐中水被加熱變成水蒸氣，水蒸氣繼續加熱成過熱蒸汽，過熱蒸汽推動汽輪機做功，將熱能轉變為動能(電能)。我們看到在利用能源的同時，電是排放廢物產生廢熱的過程。發電用于工業化大生產的各個方面。在工業化時代之前，社會發展緩慢，資源相對豐富，較小的污染，對社會發展影響較少。而現在高度的工業化社會，大量廢物對環境極大的危害，比如二氧化碳CO2在大氣層內是產生溫室效應的氣體之一。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的火量排放形成酸雨，嚴重的危害著自然資源，造成現在看到的環境污染。而環境治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為了可持續性發展，在自然資源這些負熵流逐漸減少的情況下，勢必要減少環境污染和一些消耗這些帶來的熵產。
3.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3.1 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減少污染。為了能夠長期實現可持續發展，人們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發展新技術提高可再生資源的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要利用的能源總量不變。通過減少利用過程中的不必要的浪費，從而能源轉換的最大效率。科學進步的歷史說明，每次遇到能源危機，都是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解決的。現在面臨的問題比過去更困難，如果說以往的技術進步建立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層而，現在可改造的技術越來越少了，這樣也對科學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現在的任務是找到不可再生資源的特代能源，或者提高低能質資源的利用率。比如太陽能的利用技術，太陽能具有很多優點：儲量豐富：分布普遍：無污染等。缺點就是能流密度低。隨季節、氣候、晝夜的變化而變化等。
3.2 廢棄物的可再生性和可處置性。減少排放，對排放的物質和高熵能源再利用，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現在人們采取很多的措施，像采用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比如：熔融還原煉鐵新工藝。煉鐵需要大量的焦炭提取鐵水中的氧，焦炭被氧化變成一氧化碳CO，若一氧化碳CO直接排放到火氣中，造成環境污染。可利用化工過程將之轉化為甲醇或二甲醚清潔燃料，可使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能耗下降，噸鋼成本下降。這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輕環境污染的可行途徑。
關鍵詞：旅游系統；草原旅游；草原文化；可持續發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F592文獻標識碼：A
草原旅游是指依托草原自然資源、草原文化作為核心旅游吸引物而開展的旅游活動。由于草原自然資源的極端脆弱性，草原旅游發展過程中極易造成對草原生態環境的破壞；由于市場短期利益驅使和外來人動增加，也極易造成對草原民族文化生態的破壞。只有從系統的視角去剖析草原旅游發展的特性，才能夠發現影響其可持續發展的根源所在，進而探索到其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而這正是本文要努力做的一點嘗試。
一、草原旅游系統及其內部關系
任何事物都具有系統性特征，系統各組成要素或子系統之間的作用關系構成了系統內部矛盾，使其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做自組織演化。旅游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其基本功能是發揮各構成要素作用，使旅游活動得以實現，使旅游系統得以存續和發展。旅游地復雜系統演化的非線性導致其演化過程具有不確定性，但是旅游系統發展演進的系統特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應在確定具體研究對象的基礎上，運用系統科學理論對其進行系統結構分析，認清構成要素的客觀屬性和作用關系，以便找到影響旅游系統演化的外生變量和內在邏輯，從而探究促進其健康發展的思路和對策。
（一）草原旅游系統的構成
草原旅游系統是指以草原生態和草原文化為核心吸引物，以各類相關旅游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主體為構成要素而形成的具有旅游功能的有機整體，其核心構成要素包括企業、居民和游客，它們是系統內經濟社會活動主體；其五類核心子系統包括草原生態系統、旅游供給系統、旅游需求系統、旅游居落系統和社會制度系統，它們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并因旅游活動而產生利益交匯，共同組成了復雜的草原旅游系統（如圖1所示）。其中，企業是指在草原旅游地從事旅游經營活動的各類經濟組織，包括草原旅游景區（點）企業、旅行社、旅游購物店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草原旅游的市場供給系統；居民指草原旅游地的常住居民，主要是草原原著民，他們多屬少數民族與草原有最深的經濟、文化聯系，是草原文化和少數民族民俗的傳承者，也是草原旅游發展的核心要素，居民及其居住環境構成了草原旅游的居落系統；游客是到草原旅游地從事旅游活動的旅游者，他們構成了促使草原旅游存在和發展的需求系統。草原生態系統屬于自然生態系統，是草原旅游發展的基本自然條件，沒有草原就沒有草原旅游，沒有草原生態系統的完好與可持續性，就沒有草原旅游的可持續性。社會制度系統包括與草原旅游活動相關的各類法律法規、產權關系、產業政策以及思想觀念等，它們對草原旅游系統內各活動主體產生了約束與激勵作用。
（二）草原旅游系統內部關系
草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在本質上要求草原旅游系統各活動主體和子系統之間，在草原生態系統和社會制度系統約束下，實現目標相容與彼此協調，并保持草原生態系統的完好穩定，以實現旅游活動與草原生態的良性互動關系。因此，草原旅游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取決于草原旅游系統內部關系是否協調。所以，草原旅游系統內部關系包括企業-居民、企業-游客和居民-游客三類核心關系。
1.企業-居民關系。企業是以追求經濟效益為核心目標的經濟組織，草原旅游地的各類旅游企業都是在旅游經營活動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或者以此為主要發展目標，這是由企業屬性決定的。當然，這些企業的發展既依賴草原生態系統，又對草原生態造成直接的影響。所以，企業經營目標和行為方式是草原旅游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
居民與草原之間經濟文化聯系緊密，如果依靠牧業生存，居民是草原的“依附者”，并對草原有最強烈的利用或保護意愿；如果不依靠牧業生存，居民是草原的“相關者”，彼此存在或多或少的聯系。當企業在草原旅游地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就與當地居民產生了直接的利益關系。一方面，企業為游客提供旅游服務，會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居民為旅游企業提供草場、原材料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支持，雙方會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共同目標下形成“利益共同體”關系；另一方面，企業經營活動會產生廢棄物、噪音，以及因不當開發而對草原生態系統造成破壞，進而損害當地居民切身利益，由此造成彼此利益沖突。
2.企業-游客關系。企業與游客之間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關系，二者并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只是追求的目標不同：企業追求經營利潤最大化，而游客追求旅游體驗價值最大化。當然，如果雙方不信守合同，也會在旅游活動中發生利益沖突。企業和游客因為草原旅游活動而產生經濟關系，并且都對草原生態系統產生影響。總體來說，在草原作為公共資源或者為當地居民所有的情況下，企業和游客都沒有關心和保護草原的直接動機。如果社會制度系統約束不利，就極易發生企業和游客在追求各自效益（效用）最大化的過程中，過度開發利用草原資源，使草原資源不斷遭到破壞，即發生所謂的“公地悲劇”。
3.居民-游客關系。對草原旅游地居民來說，游客是短暫的外來者，二者之間是“主客關系”。一般情況下，如果旅游活動組織得當，居民與游客之間不會存在利益沖突，居民還會在此過程中增加收入、開闊眼界，游客也會獲得深刻的民俗文化體驗。但是，如果居民從短期經濟利益出發，將民俗文化過度商業化，就容易失去本民族原有的民俗文化魅力，而變得功利至上，乃至會粗制濫造、欺客宰客；同時，如果游客過多，致使生活資源緊張、物價上漲、環境惡化，或不顧當地居民禁忌等都會造成“主客”矛盾，這些對當地經濟文化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此可見草原旅游系統涉及到各活動主體間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多方面復雜的內部關系，企業、居民和游客彼此之間既有可能目標相容、利益一致，也可能目標沖突、彼此矛盾。所以，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使草原旅游系統內部各活動主體目標相容，惟其這樣才可能使草原旅游所依賴的草原生態和草原文化得到良好保護。
二、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模式
基于以上對草原旅游系統及其內部關系的分析，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建立，必須在認清草原旅游系統各活動主體本質屬性、追求目標和內部關系的基礎上，通過社會制度系統進行約束與激勵，惟有協調彼此關系才能引導其實現“相容性”發展。
（一）制度模式
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模式，包括基本產權關系和經營組織形式，這是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核心問題。
第一，必須擴大企業與居民利益共同點，通過產權制度建立具有草原生態保護目標的穩定的“利益共同體”，這就要求企業和居民必須對草原擁有長期產權。（1）草原為居民所有，居民亦是企業所有者，居民即可以直接經營旅游企業，也可以入股的形式組建股份公司來經營。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和企業屬于利益共同體，都有最強烈的草原保護意愿，彼此之間具有最大共同利益。（2）草原為居民所有，企業向居民長期承包草原經營權，雙方的草原保護意愿也比較強。但是，企業意愿明顯弱于居民，容易產生矛盾。如果居民入股企業就會增進共同利益、減少彼此矛盾。除此之外，如果居民和企業對草原不擁有長期所有權或經營權，就不可能存在保護草原的穩定動機，旅游經營活動也不可能充分考慮對草原生態系統的保護，而所有關于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號召和理念宣傳都顯得蒼白無力。
第二，建立完善的草原旅游監督管理制度體系，發揮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這一制度體系包括《草原法》《旅游法》《產權法》《環境保護法》等各項相關法規和政策，它們以對企業、居民和游客在短期利益驅使下發生的不當行為進行約束和處罰，以保護各方合法利益，避免造成草原生態破壞，維護公共秩序。在現實生活中，如果缺少有力的監管制度系統，就會使產權保護不力，短期逐利行為必然造成大量“公地悲劇”現象，激化草原旅游系統內部矛盾。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草原旅游法規不健全、缺乏系統性，且草原產權制度不合理等，已經成為引發草原旅游外部不經濟現象的重要制度性原因”（李文杰，2013）。
第三，草原旅游必須有當地居民（牧民）的參與，否則將失去草原旅游的文化之魂。居民的參與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最理想的方式是居民將草原所有者、旅游經營者和文化傳承者角色集于一身，這樣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旅游地居民（牧民）權益，避免使其喪失草原“主人”地位，草原生態才有最忠實的守護者，草原文化才有最穩固的傳承者。
在我國草原集體所有、牧民承包經營的制度安排下，因為承包期足夠長，牧民實際擁有草原經營權、收益權等產權，完全可以實現“三位一體”經營模式。這種模式的實現需要當地居民（牧民）在擁有草原經營、收益等產權前提下，具備足夠的資金和管理經驗。但是，產權、資金和管理條件不成熟，是內蒙古等草原旅游地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政府應該發揮引導職能，通過法規和規劃鼓勵牧民將草原長期承包給企業，并以入股企業的形式參與經營，這樣可以解決牧民缺乏資金和管理經驗的問題，可以看做一種次優的“三位一體”模式。除此之外，任何模式都難以實現草原旅游系統要素目標相容、彼此協調，也難以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開發模式
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開發模式，是指旅游活動中食、住、行、游、購、娛等旅游功能的分區和空間布局方式問題，可以根據草原資源特點分為依托城市型開發模式、規模集聚型開發模式和獨立點狀型開發模式。依托城市型以草原景觀為宏觀背景，將游客主要活動限制在城鎮，最大限度減少對草原的破壞；規模集聚型在遠離城鎮、生態較好的草原，開展規模化經營的草原度假旅游；獨立點狀型是在草原核心區以分散的接待點形式，開展旅游經營活動。
有的學者認為前兩種模式比較好，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草原生態破壞，降低開發經營成本，第三種模式雖然在內蒙古等地最為常見，但由于成本高、破壞大、監管難，只能作為補充（鐘林生等，2005）。事實上，三種開發模式本質上是旅游功能布局和規模不同。從對草原生態影響角度看，并不能簡單地斷定哪種方式先進或者落后。因為無論哪種方式，游客都要與草原接觸，都要在草原開展旅游活動，即便是依托城市型開發模式，雖然游客食宿等活動集中在城鎮，但是在開展草原觀光、娛樂等活動時，如果旅游企業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而致使游客超載，也會造成草原生態惡化。
不論哪種開發模式，能否有效保護草原生態的關鍵在于，草原旅游系統內各活動主體的行為模式，在于居民（牧民）、企業和游客是否在保護草原的前提下目標相容，而這取決于草原旅游的制度模式。只有建立“三位一體”的草原旅游制度模式，旅游企業與當地居民才能共同關心和保護草原生態，才能保持草原牧民正常的生產生活，才能使其民族文化得以傳承，游客看到的才是美麗真實的草原，領略到的才是最純正的民俗文化。因此，在“三位一體”的草原旅游制度模式下，根據草原資源特點采取適宜的開發模式，才是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
三、結論
草原旅游屬于由草原、旅游企業、當地居民、旅游者等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包括草原生態系統、旅游供給系統、旅游需求系統、社會制度系統等子系統，它們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推動整個系統進行著動態演化發展。草原旅游能否可持續發展主要取決于草原旅游系統內部各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的活動目標是否相容。居民（牧民）集草原所有者、企業經營者和文化傳承者于一體的制度模式，是最理想和可行的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路徑。旅游地政府應該根據草原整體開發規劃要求，利用社會制度監管系統，在適宜發展旅游的草原旅游地積極引導和監管草原旅游系統各活動主體，建立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三位一體”制度模式，因地制宜就一定能走出一條多種開發模式并存的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李文杰.旅游開發視角下的草原生態環境保護與管理――以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區為例[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
[2]鐘林生，牛亞菲，劉家明.內蒙古草原旅游資源及其開發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5（2）.
Research on the Grassland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WANG Han-xiang1， ZHAO Hai-dong2
（1. 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ur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China）
1.1單一林權模式我國森林資源的控制權基本上屬于國有或集體所有，這種林業產權結構的單一性，造成了部分森林資源的低利用率。
1.2采育不平衡，利用率低近年來，我國雖在森林覆蓋率及森林積蓄量上采取多種措施,但我國的人均綠化面積還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部分地區數據顯示森林的面積還在不斷減少。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年采伐量遠遠高于森林年更新量；另一方面是采伐森林的利用效率低下。
1.3缺乏有力監管林業資源管理不夠和不到位，也造成了森林資源的浪費。在林業資源的使用上，法律法規不夠完善，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在森林使用上鉆了法律空子，造成大量的人為破壞。
2做好林業管理的措施
2.1轉變林業觀念，發展生態林業首先需要轉變舊的林業發展思想，把安全林業建設、文明林業建設和生態林業建設統籌為發展林業的戰略思想。其次需要宣傳保護森林資源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改變傳統的“林業發展經濟”的舊思想，改變傳統的“靠山吃山”的陳舊觀念，全面樹立人類發展生態林業建設新觀念。
2.2增強監護力度，完善監管制度完善的林業建設監管制度是實施可持續林業發展的有力保障。首先實行全面的管理責任制度，采取限額采伐管理責任制度,依靠憑證采伐，憑證運輸，憑證加工，完善林業部門的監管制度；其次依法嚴厲打擊非法占用林地、采伐超限額、毀林造房屋等行為，堅決杜絕亂砍濫伐現象，走林業建設的可持續性發展的道路。完善管護制度，明確管理人員的職責,并且責任到人,達到對林區監督和管理的目的。
2.3加強林業資源培育森林資源是發展當代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源。林木生產的周期長、易破壞、恢復難的特點，對森林資源的管理和保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森林資源是發展林業的基礎和物質基礎，如果想要保證林業健康穩定地進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及時對采伐后的林區進行規范的林苗培育，及時擴大森林資源的覆蓋率，并且提高林業的質量。
3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3.1優化林業結構，發展生態林業林業產業結構能否優化，極大關系著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它在滿足當代人類林業資源需求的同時，也能保護好現有的森林生態系統，有針對性的開展林業工作。如采用科學管理模式，以林為主，同時結合農業，多種經營的林業發展管理模式。又如建立經濟果林或苗木基地、采用林花結合、苗草結合和果林結合以及其他多種形式，使造林規模化和多樣化，同時有效提高林業的經濟效益。
3.2科技興林，提高林業競爭力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要實現林業資源的永續發展，就必須依靠高科技。利用高新科技，開展對良種壯苗和優良樹種結構培育，提高培育造林的質量，以信息技術和現代的生物技術為主導，充分運用先進的高新技術，著重改善現有的林業資源技術，并且改進與之相關的技術整合、集成和配套等。充分全面地利用科技的進步，轉變傳統的利用自然資源與環境，來發展經濟模式觀念，提高林業科技總體水平和林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依靠科技，達到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環境再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3.3不斷深化林業的體制改革對林權制度進行深化改革時，必須堅持“誰有、誰造、誰受益、誰管理”的原則，制定一定的獎懲制度，充分激發和調動林權所有者的熱情和積極性，精簡程序從而促進林權證的辦理和發放工作。同時在林權明確的的基礎上，盡量地放寬樹木、森林和林地的使用權，允許人們依法進行對其合理的轉讓和流轉。以科技為核心，通過實踐對舊林業體制進行改革，并建立全新的林業科技體制，使林業的管理工作更合理、現代、精確和科學，不斷促進林業工作的規范化進行和順利開展，進而不斷提高林業的生產力。
4結語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循環經濟；理論框架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1
財務管理工作在20世紀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各種管理理論層出不窮，探討重點在于企業資金的籌集、周轉、控制等等微觀層次問題。而現代財務理論則著重于企業價值與企業的投資決策、融資決策關系問題的定量分析。在企業中，經濟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的基礎，而財務管理則是企業通過對投資、融資的決策，實現企業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使企業獲得更多的效益。
一、財務管理的內容框架
財務管理主要內容，包括財務決策，主要由投資決策、 籌資決策、特殊財務業務決策等。
1.財務總體決策理論
財務總體決策顧名思義，是從財務管理全局出發，對企業的投資、資金籌資以及企業的利潤分配（股利分配）等問題的總體決策，確保企業的這三大重要問題互相配合，實現企業資金的可持續發展、業主財富的最大化。其中，由于企業的投資以及籌資存在著互動關系，因此是目前研究的重點之一。
2.投資決策理論
投資決策理論可以分為長期、短期投資決策理論。長期投資決策一般是指以固定資產進行投資的決策，主要實現方式是凈現值法。這種方法需要對資金的成本率進行估算，而資金成本率的估算工作又涉及到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證券組合投資理論以及有效市場理論，所以說，籌資決策與長期投資決策是有著緊密聯系的。而短期投資決策，是指一個企業流動資產投資的決策，其中包括企業存貨、應收賬款、現金以及有價證券等。
3.籌資決策理論
狹義籌資決策只是指長期、短期籌資決策。在企業的長期資金來源上來看，股利（利潤）分配之后盈余公積金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可以把股利分配看做是企業的長期籌資決策。而廣義的籌資決策不僅包括長期、短期的籌資決策，還包括資本結構決策、股利（利潤）分配決策。其中，籌資決策最容易受到外部因素，例如金融市場的影響，而籌資決策也直接關系著股東財富。就目前研究熱點來看，資本結構決策、股利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
4.企業財務管理特殊業務決策理論
企業財務管理的特殊業務決策是指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一些財務管理工作上沒有經常發生的業務，例如企業的重組、并購、破產以及清算等等工作。
二、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本質
“活動論”、“關系論”、“活動+關系論”，是目前財務學界關于財務本質的三種主要認識。其中，“活動 +關系論”不僅包含了“活動論”的有益內核，也吸取了“關系論”的合理性，是一種全面的、本質的觀點。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理念，實際上是一種對進入了生產領域的原始資源、可回收資源的在時間、空間上的優化配置，而可持續發展中經濟財務管理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經濟資本和生態資本之間的錯誤配置。所以說，無論是經濟資本，還是生態資本，其投入與收益，都往往是在投資者之間的相互合作的基礎上完成的，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經濟利益關系、資金權利以及責任得以形成。因此，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的實質，是投資者以未來的經濟資本、生態資本的合理跨期配置作為基礎，以追求企業價值實現最大化的目標。從投資主體上看，是投資者，從資本的配置特點來看，是跨期配置。因此，無論是資本配置對象、還是資本配置活動、配置主體，都是在價值網絡內進行活動。
三、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框架的構建
企業價值的創造，主要是經濟資產以及生態資產的驅動，而循環經濟財務管理則是在此背景下，通過價值網絡的分析，以及核心資本價值創造模型的分析，利用公司財務理論，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態，并在狀態分析的基礎之上，對企業的財務行為進行規劃以及評價，以最終實現企業的價值最大化的追求目標。因此，就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框架來說，其基本理論框架包括了經濟資本、生態資本的涵義、財務本質、財務目標、財務假設、財務原則、財務職能以及財務內容；而其應用理論結構，則包括了財務行為選擇、財務狀態評析以及財務評價三部分。
以循環經濟財務本質的要求以及其機制原理作為依據，進行財務系統設計。
首先，對循環經濟的財務目標進行界定；其次，根據確定的財務目標，進一步確定財務內容以及財務職能。在設計中，我們必須認識到，由于財務系統進行運行工作的環境是相對復雜的，因此，我們應該結合財務系統進行運行的規律，以及財務目標要求、財務環境，對財務運行的基本前提進行提煉，也就是財務假設和財務原則。由此，循環經濟的基本理論結構得以構造。
從循環經濟的財務基本理論結構的順次來看，還應該以技術角度作為切入點，對財務狀態評析、投資以及融資行為選擇進行研究。在這里，財務狀態評析是作為財務評價以及財務行為選擇的基本前提而存在的。如果企業的價值網絡發生變動，將會直接導致資本系統跟著發生變動。由于經濟資本、生態資本兩者本身就具有資本轉換規律，因此資本系統出現了變動，也勢必對經濟資本以及生態資本的價值創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從整體上看，對循環經濟的財務狀態進行評析，也就意味著對企業價值網絡、經濟資本以及生態資本的價值創造模型進行評價、判斷、分析。其中，財務狀態的評析，對財務行為的選擇起著指導性的作用，而不同的財務行為將會導致不同結果的產生。循環經濟財務評價，作為一種提供反饋信息、確保財務系統運行良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完成了循環經濟財務應用理論結構的構造。
四、結束語
可持續發展中經濟財務管理理論，國內外的學者研究成果不計其數。而可持續發展中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框架的構造，應該在結合自身企業實際情況以及國情的前提下，選擇合適的進行運用，以其科學性、實效性、合理性，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關鍵詞】 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依據
一、引言
專業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高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整體性、相關性、相對獨立性和區域差異性等特點。為了促進專業持續均衡和全面發展，必須從理論上進行深入探討。論文構建了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框架。
二、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依據
1、人力資本論
人力資本論是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即對生產者進行教育和職業培訓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史的機會成本的綜合，表現為蘊含在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先進的生產力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勞動者的智力水平和生產能力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人力資本的積累必然帶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深刻變革。從社會經濟結構角度來看，提高人力資本的含金量，能夠加快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均衡和調整社會產業結構與就業發展。人力資本的激勵制度也能激發人的最大潛能，激勵勞動者積極工作、創新，接受各類職業教育和培訓，努力改善自身的薪資待遇和社會地位。職業教育作為對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可以有效促進人的知識和生產技能的提高，促進個人能力的全面提高。當前，我國正在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需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不斷促進高職專業全面、協調、持續發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2、可持續發展理論
1987年布倫特蘭夫人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即“既滿足于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他需求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種以社會、經濟、生態和自然的持續發展為前提，追求社會經濟、人文環境、社會資源和人的協調發展為目標的一種全新世界觀和價值觀。可持續發展是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和創新。職業教育作為經濟、科技、生態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擔負著培養服務于社會生產生活第一線人才的重任。
高等職業院校專業發展，面臨著很多機遇和挑戰。在專業建設中，要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要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帶動社會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在高職專業發展中引入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高職教育的一次重大變革，是教育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深化。高職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需要綜合考慮影響高職教育的環境因素、內在因素、專業發展規律及其關聯性，是現在與未來、局部與整體、質量與效益以及職業教育與國家、社會、家庭等關系的協調統一。促進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是高職院校適應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3、教育學和職業技術教育學理論
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教育學和職業技術教育學理論為高職專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如我國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有教無類，教學相長”。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則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明確教亦多術的原則。我國職業教育的開創者黃炎培先生指出，職業教育政策應著重“充分發揮民主精神，普及全民，與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注重實用科學。”
許多國外教育家的理論也為高等職業院校專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如蘇聯教育家巴班斯基 “教學過程最優化”的精辟闡述；法國教育家朗格朗“終身教育”的科學論斷等。這些重要的教學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4、系統論
1968年，貝塔朗菲在專著《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中總結了一般系統論的概念、規律和方法。系統是許多要素的集合，是客觀事物的整體反映，但又不是所有客觀事物的總和。因為系統除了從整體上反映客觀事物的全貌之外，它還體現了系統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系統動力學是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福瑞斯特教授提出的一門基于系統論，涉及信息論和控制學的綜合性學科。系統動力學認為系統內的各個要素之間存在著互相作用、互為因果、積累反復的關系，這是系統的組成部分，也決定著系統工作過程和結果，體現了結構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協調統一。
高等職業院校專業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集合體，在專業建設過程中，我們要從高職教育全局出發，綜合考慮影響其發展的各個因素，實現專業的整體功能。如要提升高職院校專業人才培養質量，需要動態跟蹤不同行業發展對崗位人才的需求現狀，建立凸顯高職院校特色的人才培養體系，不斷完善人才培養目標，從高職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模式改革、教材建設、課程考核評價模式、師資隊伍建設和實現基地建設等方面全盤考慮，多渠道齊頭并進，在高職院校和企事業單位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才能促進專業的可持續發展。
5、績效論
1987年Richard Swanson提出人力資源開發就是一個不斷通過雇員的能力提高組織績效的過程。Benefit和Tate認為“績效技術是一種系統程序或過程，以此來識別績效改進的機會，設定績效標準，確認績效改進的策略，進行投入產出分析，選擇改進方案，保證對現存系統進行整合，評估績效改進方案或策略的有效性，以及該方案的執行情況。”環境、工作任務、人員和動機都是影響績效的重要因素。
高等職業院校發展必然要求提高其運行效率，實現成本和效益的協調統一。績效技術具有整體性、目的性、有序性、實踐性和效益性等特點，與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建設的理念剛好不謀而合。由于很多高職院校都是事業單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高職辦學效益不太重視，導致大量資源浪費，專業建設效果欠佳。將績效技術引入高等職業院校專業建設，有助于促進高職院校為專業制定可行的優化策略，提高高職專業的整體水平和效益，促進專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高職院校必須樹立科學的績效觀，研究專業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和不足，建立健全高等職業院校專業評估制度，尋求專業建設效果的最優化，其評價結果也可以作為專業調整和實施的參考依據。
三、結語
論文研究的理論成果將成為今后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重要依據。高職院校專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路，將為促進我國職業院校專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保證，對全省高等職業教育實踐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起到良好的引領示范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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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夏淑華（1978-）女，湖南常德人，工學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網絡教學系統，信息隱藏，數據加密技術.
近年來中國旅游業蓬勃發展。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和第四大客源輸出國。一方面，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旅游目的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收入的提高等正面效應，另外一方面伴隨著森林植被破壞、旅游地垃圾、文物古跡破壞、景觀污染等外部一系列負外部性問題，嚴重阻礙著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究其根源在于旅游資源的產權制度的不合理。
2外部性理論內涵及其歷史沿革
外部性又稱為溢出效應、外部影響或外差效應，是環境經濟學中的一個基礎性概念，它指的是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的現象[1]。按影響效果分，外部性分為負外部性以及正外部性，負外部性指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外部不經濟的人卻沒有為此承擔成本，正外部性則反之。
本文主要研究旅游業的負外部性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旅游負外部性是指旅游生產者和消費者在旅游活動過程中給他人帶來不利影響而未付出任何補償[2]。
2.1國外研究歷史沿革
外部性理論是經濟學家基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若干外部性問題的理論思考。國外方面，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首提外部性理論[3]；馬歇爾（1890）提出“內部經濟”、“外部經濟”的概念[4]；后來，庇古在馬歇爾的基礎上提出“內部不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的概念和內容，指出外部性理論的實質及其解決方法即“庇古稅”[5]；科斯認為在經濟活動中的外部性問題無需政府干預經濟交易，市場是最有效的，形成了科斯定理[6]；此外，鮑默爾和奧茨于1988對“外部性”進行了全面的概括[7]。
國外基于外部性理論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研究很少，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出現相關研究，代表有Peter Johnson and Barry Thomas在《旅游研究與政策回顧》中闡述旅游業環境破壞問題，涉及外部性和其中的公共物品理論；William等的《簡介：旅游業替代形式的出現》、Emanuel的《推動替代形式走向可持續：旅游開發的教訓》也提及了外部性或旅游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綜上研究，主要是以結論性的判斷為主，沒有深入展開論述。
2.2國內研究歷史沿革
國內關于外部性的文章主要是對其理論和概念的闡述和研究評介，最深入的也只是對外部性內在化提供建議[8～11]。在旅游外部性研究中，魏小安，馮宗蘇（1993）[12]《中國旅游業：產業政策與協調發展》、匡林（2001）[13]《旅游業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研究》，分別提及了外部性或旅游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以及旅游經濟外部性的表現、特征等內容。
3旅游業發展的外部性及其危害
對經濟的影響，旅游業發展的負外部性集中變現為產業過度依賴旅游業、旅游業盲目擴張與超前發展以及旅游外匯的漏損[14]。
對社會的影響，以古鎮古村為代表的歷史文化旅游資源商業化嚴重（比如世界文化遺產地――麗江現在面臨過度商業化帶來的傳統文化的喪失）、旅游目的地社會道德的污染。
對環境的影響，負外部性對環境的影響是其最突出的表現，可以分為生產的外部性與消費的外部性，生產外部性主要指開發者與建設者進行旅游開發所帶來環境的破壞、景觀的污染、目的地文物的破壞；消費的外部性則表現在旅游者在從事旅游活動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比如游客對景區環境的污染（比如以初期形式――燒烤出現的農家樂對旅游資源破壞大、對文物古跡的破壞）、流量大（由于一個旅游景區的基本容量是恒定的，人流量過大會造成環境的污染、基礎設施的破壞）造成景區擁擠等問題。
4旅游業發展的外部性及其危害的原因
4.1根本原因：產權的不清晰
經濟學認為：無論正外部性還是負外部性，都可歸結為對以外部性形式表現出來的新的產權界定問題。而一旦確定誰是新權利的擁有者，即對外部性設置產權，那么就不再有所謂的外部性，外部性也就被內在化了[2]。
產生外部性的根源在于對旅游資源產權的不清導致了市場運作的失靈；作為一種稀缺性的資源，旅游資源本身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這導致了旅游資源又是一種公共資源及物品；旅游資源的稀缺性以及公共性的特質必然導致旅游主體對旅游資源的濫用，這樣旅游生產和消費的外部不經濟性就產生了。對于旅游者來說，需要支付才能欣賞到美景，但他們買到的只是觀賞權，而不是所有權。因此，濫用公共物品招致了擁擠、污染等外部不經濟性的產生。
4.2其他原因
4.2.1旅游開發與規劃的不合理
每年的黃金周各個景區都是人山人海，這除了節日人們集中出游之外，還與旅游生產者對景區開發與規劃不合理有關。多數景區以“游客”為中心，簡單的依靠人流的增加推動其門票收入的提高，但是在人流量集中的時間，人流量的過度集中會造成對旅游資源和旅游基礎設施的破壞，這就帶來景區的整體體驗感與可看性下降，隨之而來的就是旅游活動的外部不經濟。
4.2.2可持續發展觀需要深入人心
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方式，可持續發展觀摒棄了傳統的依靠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的方式，具有深遠的意義。但是許多生產者與消費者不愿從舊的生活方式走出來，無法改變環境意識的淺薄，以生態旅游為例，一般消費者所認為的生態旅游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不考慮對環境的保護，以至于出現隨手扔垃圾，亂涂亂畫等行為，這些行為都阻礙了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5旅游業發展外部性內化的措施
5.1根本措施――對旅游產權制度進行創新
我國目前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這是我國初級階段的國情，鑒于此，旅游資源產權也應該多樣化，這是促進旅游資源高效利用的必然要求。2001年四川省將四姑娘山、三星堆遺址、碧峰峽等旅游地經營權有償出讓，使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這位旅游地的發展注入了活力。筆者認為比較核心的世界自然或文化資源，應歸國家所有，其他旅游資源可以安排私有權。同時要注意對私有權的約束，以免其帶來負面影響，這種多種形式并存，產權主體之間互相促進，既實現旅游資源的合力開發與保護，又最大化了經濟效益[14]。
5.2其他措施
5.2.1準確量化旅游環境容量
在轉讓旅游資源的經營權之前需要科學地測算旅游地環境容量，因為在許多生態比較脆弱的旅游資源地，由于開發者旅游驅使，其追求游客在量上的擴大，后果是脆弱的旅游資源遭到破壞，旅游地的環境退化，旅游體驗的質量下降，可持續發展難以實現。
近年來出現了許多關于旅游地旅游容量測算的方法以及模型，但是這些方法與模型缺少透徹的理論解釋以及相關經驗數據作為支撐，致使對旅游地地域容量研究較多，對旅游地生態環境容量較少，構建合理的現代產權制度，必須科學地對旅游地環境容量進行測算，推動我國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5.2.2國家干預
國家政府通過法律、經濟等手段對外部性行為進行干預，使得外部性問題內在化到發生負外部性行為的經濟主體的成本和效益中，從而解決市場在旅游資源有效配置方面的失靈問題[14]。國家干預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政策干預。這一政策主要是按照市場規律，通過稅收、收費制度、補貼等政策，調整相關行為人的行為，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價格方面的變化，將外部費用計入他們的實際成本，實現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一致，促使他們改變行為方式。
（2）行業管制。通過制定相關的行業規范來約束旅游企業的經營行為，比如：實行發放牌照制度，即旅游經營企業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在政府發放牌照后方可進行經營；對于污染比較嚴重的旅游企業可勒令進行改造，如未及時改造可吊銷其牌照。
（3）法律手段干預。政府應加強旅游環境和旅游資源保護的立法。首先，對旅游企業而言，需要建立嚴格的旅游開發許可證制度、對旅游區內的環境標準量化、旅游區土地利用的區域管制；對旅游區而言，可以規定最多提供的床位數、最多的旅館客房數和旅館建筑高度、根據環境容量確定日最高游客數量、限制進入旅游區的車輛數額等。其次，對消費者而言，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有義務，對于隨意破壞景區環境和資源的游客，除了教育外，還要進行一定的處罰，以約束其不文明行為。
5.2.3社會道德約束
無論是現代產權制度創新下的市場交易還是公共支出的制度，都難以完全克服針對外部性的客觀存在，為彌補制度作用的不足進行社會道德教育以提高人們在道德上的自律對于負外部性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通過道德的力量來強化旅游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市場解決負外部性的能力；社會道德約束不僅是約束自己，而且教育人們超越個人利益講究社會公德。